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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为了贯彻十六大关于经济特区要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加快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步骤实施,厦门市委、市政府于2003年5月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设立翔安区。在新修编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拓展时序安排上,翔安区的发展设计是:翔安区作为厦门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辅城,远景发展为城市副中心。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翔安区已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区域生态系统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正处在全方位的改造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面临着更多压力和挑战。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是促进翔安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厦门市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生态城市的需要,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2生态安全格局问题辨识
目前存在的主要威胁翔安区生态安全的问题包括:
首先,林地和农业用地不断减少,使这两种组分所担负的生态功能被削弱。随着城市化过程,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移的趋势仍将延续,生态稳定性维护用地总量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区域生态系统就会变成一个稳定性维护机制非常脆弱的系统。
第二,城镇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线型景观,建成区逐渐连成片,割裂了原有大片的生态空间,导致了区域景观破碎化趋势,影响到了区域生态稳定性。就目前发展趋势看,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干扰改造活动还会继续下去,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区域的植被覆盖度,也使得各自然景观组分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受到阻碍,降低自然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安全性的维护功能。
第三,养殖业的旧有规模,使得滨海滩涂和浅海水域集中分布区分隔,降低了自然湿地景观的连通性和整体性,显著增加了海岸带生态脆弱性程度。
第四,由于现代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安静的田园气氛被彻底打破。大量土地被开发利用,致使绿色空间不断下降,生物保障能力损失严重,形成了上述各种生态安全问题,再加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全区环境的舒适性和美学价值已大打折扣。
第五,随着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进行,未来翔安区的经济和社会也会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对于区域生态系统的改造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幅度。这会使本区在进行土地开发建设以前缺乏必要的生态可行性论证,建设的同时又大都没有考虑必要的生态恢复和补偿建设,如此的强度和速度致使其对局部生态系统的影响己经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忍耐限度,使局部的生态系统往往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生态安全性极低。
3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资源基础分析
安全格局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全面了解自然本底状况和现状景观组成及空间布局的基础上。生态景观组分及可利用土地的现状分布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前提。区域的自然骨架包括大的植被地带、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水体廊道、小的块状绿地等人为廊道。它们构成了区域性与局部人工环境的保护体系与保护屏障,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条件。
3.1植被带
全区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五块地区,即东北部的溪园内区、大帽山林场区以及东部的白云飞-锄山林区、鸿渐山、香山。但是由于周围地区土地开发活动的蚕食,使得大片的植被区逐渐被道路或城镇建设用地所隔断,呈孤岛状分布。林地的覆盖率偏低,树种单调,林相结构单一,缺乏观赏价值。
3.2土地资源
翔安区仍有大量适建用地可供城市发展,土地的可塑性很大。区内目前仍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农田,其面积占总面积的44%,从空间分布上看,全区农业耕作地的集中分布区已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而逐渐缩小。翔安的工业用地分布比较散乱,存在规模小、土地浪费严重的现象。翔安区的滩涂资源丰富,目前有49.73km2,集中分布在翔安区南部,沿着海岸分布大量的养殖池塘,近些年来盐田也不断转为他用。
3.3绿地
城区目前公共绿地严重缺乏,无成规模的社区绿地及街头绿地。
3.4水库坑塘
区内仅有曾溪水库和古宅水库等小型水库,地表水和地下水缺乏。就近期供水基本满足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但从长远来看,水资源缺乏将成为本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区内散布大大小小的坑塘,也受到人工干扰影响及自然因素影响,不稳定而变化明显。东坑湾已经成为区内最大的人工围堰内湾水域,作为区域开发的重点,应对东坑湾进行大规模的水域环境整治工程。
3.5河流水系
区内较大的河流为九溪,它作为翔安难得的生态开敞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价值。多年来九溪水质污染严重,农业、养殖业等侵占河道现象明显;河流的连续性较差,河流的保护宽度很窄;部分河段被人工固化,水陆交界带的自然生态过程被破坏。
3.6交通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路网结构不成系统。整个区域的交通道路,仍然在完善建设中。
4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策略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的建设过程,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应形成生态走廊,使得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良好的结构和功能联结,从而为研究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建立维护城市人居环境、维护景观生态过程安全的有效生态网络。网络通常由廊道、节点、廊道效应区组成。
4.1区域关键地段的辨识和生态建设
所谓关键地段,是指这些维持景观的连续性具有战略意义或者瓶颈作用的景观地段。通过这些关键地段的景观保护和建设,有效提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并使人类为保护生态系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降到最低。通过生态健康格局评价,来辨识整个区域的关键区。
4.1.1生态健康关键区
①翔安东北溪园内-大帽山林区、白云飞林场、香山风景旅游区:在这些区域植被集中覆盖区,要严格约束其内部的开发活动,以避免自然植被破坏和损失。
②曾溪水库、古宅水库:它们是翔安区重要的水源地,加大植被覆盖度,发挥涵养水源的作用。
4.1.2生态亚健康关键区
翔安区发展的空间结构为“一心、五片”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十字形”轴线分布的产业空间结构(“一心”指城市中心区,“五片”指新圩农业保护片区、马巷工贸片区、东坑湾高档居住片区、刘五店-澳头港口物流园区、大嶝-莲河对台特色产业园区)。分布格局正好处于目前生态亚健康状态区域。这些生态亚健康状态的点和局部,包括:
①崎头-下潭尾-琼头地段、下后滨,澳头,莲河等滨海岸段:这些岸段目前以水产养殖功能为主,今后应对养殖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规范养殖;局部地段可以用恢复沿海防护林和红树林等植被来改善和恢复岸线的自然属性。
②马巷、新店、大嶝等城市组团。
通过合理的规划手段,约束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方向和空间分布,对城市建设区形成良好的分割。尽量利用现有的生态基础建立组团之间的生态隔离带,可以利用人工林地、园地和农田等生态空间构架这样一些组团隔离带。在适合地段引入适量的绿地类型景观。注重居住区和工业园区的绿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景观形象。通过建成区内部的土地调整,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开放空间和绿地覆盖。要合理选择持久、稳定存在的林种、树种,一般以乡土植被为宜。
4.2生态节点建设
生态节点又称踏脚石(steppingstone),是整个区域生态体系或者景观格局中,一些面积较小但至关重要的区域。这些节点一方面形成区域安全网络的关键保护点,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控制点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改善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①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节点。农业面对快速扩展城区空间的压力,农业土地资源消耗很快。保留一些重要的基本农田,一则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则可与城市绿化隔离带相结合,成为城市绿色的开敞空间,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②东坑湾水域、澳头滩涂节点,这些区域作为重要的湿地鸟类物种栖息地加以保护。
③鳄鱼屿、刘五店海域,作为重要海洋珍稀物种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的栖息地保护区。
④下谭尾、九溪入海口的红树林恢复区,作为重要生态系统恢复区加以保护,防止填海造地等开发活动对其破坏。
⑤区域内面积大于1km2的坑塘水体。
⑥生态廊道网络的节点,主要指生态空间网络系统的交叉点处形成的生态节点,特别是大型立交桥周边地区形成的绿化空间节点,也包括与绿色通道相连的公园、湿地等;
⑦建成区内独立的开敞空间,主要指是一些建成区内集中分布区的大型城市公园或绿化广场。这些节点也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建设的有益补充。
区域生态节点的保护和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区域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区域植被覆盖度的增加,有效地约束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展,减少局部地段的景观破碎度和城市化速率。
4.3生态廊道的建设
自然生境之间的生态连通性是衡量区域生态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而生态廊道则是实现和维持生态连通性的主要手段。廊道的结构是影响廊道生态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河流廊道还是道路廊道,都应该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植物的配置以乡土树种为主,最好是将周围的植物群落引入到廊道结构之中,在树种搭配上乔、灌木结合,使廊道结构趋向于自然状态或者半自然状态。
4.3.1河流廊道的建设
针对九溪展开生态与景观综合整治十分必要,主要措施包括:
①保持河道的自然地貌特征,保护自然形成的浅滩、沼地;
②满足物种栖息地的多样性植被群落;
③水质治理,严格控制河流的水污染;
④建设生态驳岸,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间的交换与调节,具有一定的抗洪强度;
⑤划定河岸两侧100m范围为河流的缓冲区,限制人类活动;河岸两侧30m内的范围作为河流廊道必要保留的宽度,其范围内必须保证良好的植被覆盖度,保持和恢复生态群落的完整性。
4.3.2交通廊道的建设
交通廊道对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或者特定区域来说,是一种干扰型的廊道,在廊道设置方面,要有意识地减少这些干扰,尽可能避开生态系统完整且脆弱的区域;尽量避开野生动物的生态廊道,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在道路两旁建设一定宽度的绿色植被廊道。
4.4区域安全格局的生态网络及其建设
4.4.1生态网络构架
整体生态空间格局的连续性程度是衡量城市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网络的增加被认为是提升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生态价值较适宜的方法。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趋势分析基础上,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生态纽带,使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结,从而形成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就翔安区而言,就是利用组团分隔带、山地林地和滨海自然保护区,形成相互联系的生态空间构架,以增强防灾(台风、虫灾)、消除热岛效应、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功能。
因此,合理组合全区现有的以生物生产过程为主的生态系统类型,并结合上述关键点与关键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改造,建设具有区域意义的大型生态轴线,实现对全区现有以及未来城市建成区的有效生态分隔。生态轴线的具体构成如下:
①溪园内-大帽山林场-白云飞轴线;
②澳头-刘五店-鳄鱼屿滨海滩涂轴线;
③小嶝-大嶝-澳头浅海滩涂轴线;
④香山-东坑湾轴线;
⑤九溪及其生态缓冲区轴线。
4.4.2区域生态轴建设
山地林区轴线是生态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对于维护全区生态稳定性具有其他景观类型无法替代的作用。完善林地组分结构和功能,建立未来景观舒适性。增加各生境斑块的完整性和连接度,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并通过溪流廊道和交通廊道,将自然引入城区。
对于滨海滩涂浅海轴线,应科学确定岸线和海域功能分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总体效益最优化。尽可能保留和恢复自然景观和自然生态岸线,如珍稀海洋物种栖息地和红树林、滩涂湿地等特殊生境。控制海域污染,适合地段恢复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
以九溪两侧绿带为竖轴,以香山-东坑湾绿化渗透空间为横轴,构成翔安城区十字形的绿化主轴。
5结语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和规律比较合理地运用于实践。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规范无序的超强度的城市建设行为,使其对区域的生态安全不致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以经济和高效的景观要素的配置状态,使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实现区域经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从翔安区目前的景观组分比例和空间分布形势来看,基于现存的生态景观,以有限的土地资源来进行安全格局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海湾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趋势,最终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
参考文献:
[1]陈鹏.基于遥感和GIS的景观尺度的区域生态健康评价——以海湾城市新区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07,27(10):1744-1752.
[2]陈志鸿,陈鹏.厦门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述[J].厦门科技,2005,(4):4-7.
[论文摘要]语言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生态语言系统与其他系统一样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藏语作为藏族人民的主要交际工具。在传承和发展藏文化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等种种原因,藏语的社会功能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保护民族语言。保存其所负载的历史文化遗产,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实践证明,双语教育是一条有效的可行之路。实行双语教育,既能达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目的,又不影响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沟通,从而可以实现语言和文化的良性循环。
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e.odum为生态学下的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科学。生态系统,是指地球上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换言之,即生物(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因素之间以及生物因素与非生物(如阳光、空气、水分、土壤等)因素之间存在着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自然界中构成各种有机联系的整体,即所谓“生态系统”,如江、河、湖、海、草原、森林、农田等均为不同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各因素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进行着正常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此种现象即为“生态平衡”。
从传统意义上讲,生态学属于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当时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跃,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和幸福,但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人们逐渐用生态学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从而导致了许多学科的生态学化。这样,生态学的原理就被广泛应用于人类活动领域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艺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等新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语言生态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生态语言学认为,世界上任何语言系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都与自然、社会、文化、人群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语言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生态语言系统。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两部分,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组成,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
外生态系统的前3个子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合称为自在环境系统,人群系统称为自为环境系统(如图)。自为环境系统处于自在环境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是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能动结构。一方面,它从自在环境系统中摄取能量信息,同时自身也不断产生新信息,而且把吸收到的各种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处理,输入语言系统;另一方面,人群系统又运用语言系统传播信息功能,反作用于人群自身,重新调整能量信息在人群的不同层次、不同集团中的分布,不断推动人群的进步。
语言系统和其他系统一样,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能动性。语言系统一旦在某一文化结构中形成,该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的各层次之间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整体。同时,语言系统又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系统不断与各环境因素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系统某一环节出现了故障,那么整个语言系统就会受到破坏。
语言学的基本任务是认识语言的结构、功能及其演变规律。语言工作者可以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为语言的运用确立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规范。语言规范化就是根据语言发展的各方面标准,把那些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新成分、新用法固定下来,加以推广;把那些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成分和用法,妥善地加以处理,以使语言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当生态系统达到动态平衡的最稳定状态时,它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维持自己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来的干扰,保持自身的稳定。为达到语言生态的这一“理想状态”,各国使用者都在努力推行本国或本民族语言的共同语,如汉民族推行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汉语普通话,英吉利民族推行以伦敦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英吉利共同语,意大利民族推行以多斯岗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意大利共同语等,目的都是使语言实现良性循环。
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藏族人民主要的交际工具。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等种种原因,藏语形成了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藏文据传是公元7世纪前叶,吐蕃王朝的第三十三代王松赞干布派大臣图弥·桑布扎等人到印度留学,图弥·桑布扎返藏后统一、规范原始藏文而形成的。随着藏文的推广使用,藏族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博学多才之士,他们撰写了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从数量上说,仅次于汉文典籍。这些文献涵括了语言文字、宗教经典、历史文献、逻辑哲学、天文历算、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然而,面对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藏语文的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藏语与汉语、英语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汉语普通话的作用日益增大,英语的学习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藏语文的使用和学习受到了巨大冲击,藏语文的社会功能有弱化的趋势。面对这样的事实,一些藏族群众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学习本民族的语言,藏族年轻人也从眼前的利益出发(如考试、升学、就业等)而忽视母语的学习。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母语危机”。
濒危语言现象全球存在,同时濒危语言问题也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1992年国际语言学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语言大会上,濒危语言问题被定为这次年会的主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濒危语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国,濒危语言问题也引起了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部分学者开始对少数民族语言转用、语言濒危现象进行研究,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共同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一些刊物发表了有关濒危语言的论文。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语言的数量在不断减少。据一些学者的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语言,而在21世纪,其中有一半行将消失,也就是平均每两周消失一种语言。这些统计数字也许有不确切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全世界现有的语言在不断减少,很多语言面临着消亡的威胁。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在有一定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了53种语言,但根据民族语文工作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实际上不少于100种,这些语言中有的使用人13很少,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31不到千人,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13超过千人的语言,也并不表明它们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语言由于外部或内部的种种原因而消亡了,这些语言后来或者是融合了,或者是被替代了,乃至一些在历史舞台上有过重大表演的民族的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后来也无影无踪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世界上的语言多达6000多种,一些消亡了,就让它消亡吧,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但是说这些话的人没有看到,语言不仅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总体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种语言的消亡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损失,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或珍稀生物物种消亡所造成的损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领域内“生态平衡”的破坏。而且,“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某种意义而言,比物种资源、文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更为重要。”
实际上,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德国著名理论语言学家洪保特(humboldt)说:“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可以认为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看法,或者是对世界认识和把握的某种“偏好”。比如,藏民族倾向于形象思维,表现在构词上常常是“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如词语somang(梳子),直译为“多齿”;ngolta(镜子),直译为“看脸的”;shingbe(棉花),直译为“树上的羊毛”;vgokhrid(领导),直译为“牵头”等。又如,藏语的基本句式是“主一宾一动”,它与行为的先后次序不完全一致,如calagnyos(东西买),bodyigvbri(藏文写),dpechavdon(书读)等,这种语言结构,反映出藏族人民更看重结果、强调行为的施事对象这一特点。“假定人类只有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人类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性和片面性的泥潭。语言一多,就可以防止这种危险,因为语言多,就等于认识现实的途径和方法多,为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可供选择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张公瑾教授也指出:“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际能力,多一种文化体验,多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为在语言中凝聚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一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化财富,最主要的部分都保存在自己的语言中,母语与其他文化成分和谐地构成民族文化的总体,这就是语言的文化价值。语言的文化特质,使其对于一个民族尤为重要,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丧失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失去一种思维方式,失去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语言生态共生的关系角度来看,多语种的和谐发展对整个人类都有好处,人类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出多样的语言和文化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正如阿拉斯加土著民族语言中心的米凯尔·克劳斯所说:“多种语言并存有诸多好处,例如保存了某种语言,就可以将其社会的历史、文化以及科学知识传给下一代。在现代医学知识里。不少是从使用动植物的传统治疗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土著民族的语言不存在的话,那么有关当地的动植物的重要信息也就无从得到了。”
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同时又保持母语的活力,可行之道便是推行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引导人们在母语之外,学习和掌握另一种语言。中国人学习英语,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学习民族语,都属于双语教育的范畴。“双语化”是当前突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语言障碍”,掌握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大力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
在我国,实行双语制有其合理性。第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千百年来,汉族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有着悠久历史,双语现象由来已久。第二,从双语、双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因此学习一种语言,就意味着学习一种文化,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双语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双语、双文化人,在双语的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吸收、融汇并传播两种文化。因此双语教育既担负着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又担负着吸取人类所有先进科学文化,用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重任。
当然双语教学必须主次分明,母语教学应放在首要地位。对藏族来说,藏语是母语,藏文是本民族的文字,藏语和藏文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腾飞的翅膀。一般来说,母语是开发民族智力的资源,是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工具,是学习先进文化的先导。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以母语为教学工具的专家会议上指出:“母语是入门教育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对于维持一个土著集团的文化,母语教育是最好的向导和工具。”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严学窘也指出:“母语是教育的最好手段,是继承文化的最好工具,是促进人民参加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标志,是消灭文盲、愚昧、歧视和贫困的有力斗争武器。”人的一生,通常都离不开母语,母语一般是人们最容易理解和掌握的,它记载了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智慧、知识和经验,其思维方式为人们所熟悉。实践证明,学校教育采用与学生思维一致的母语以及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进行教学,不仅顺应了思维发展的规律,有助于学生智力的进一步开发与提高,而且有助于第二语言的学习与掌握。
当然,一个民族的发展,单靠母语教育是不够的,特别是当今社会经济一体化和大众媒介(电影、电视、互联网等)的传播,民族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民族地区的本土文化和语言必将受到外来文化和外来语言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民族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既要学习本国、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又要掌握世界其他先进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而学习他们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双语教学的实质,就在于文化之间的互动、借鉴和吸收,对外民族语言的学习,其目的是对外民族文化有用成分的吸收、引进和消化。
由于各民族双语发展进程不统一、文化背景和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等特点,双语教学的类型也有不同。在四川省的彝藏地区,中小学校主要实行了两种模式的双语教学计划:第一种是以民族语文为主的教学,同时开设汉语文。旨在既能继承、弘扬和发展本民族传统语言与文化,又能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从而更有利于直接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信息。第二种是以汉语文为主的教学,同时开设民族语文。旨在保护民族语言文字,使本民族学生不因学习主体民族语言文字而失去或降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能力。尽管两种模式方法各异,效果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把学生培养成民(语)汉(语)兼通的双语人,既能达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目的,又不影响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沟通。
20世纪70年代末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全国所有藏区都相继根据本地区语言使用情况,有计划地实施了两种模式的双语教学,使学生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明显上升,双语教育面逐年扩大,正从小学向初中、高中、中师、职高、专科、本科延伸。据2002年统计,四川省彝藏地区双语教学一类模式小学327所,在校学生10954人,中学13所,在校生1879人;双语教学二类模式小学1650所,在校生124098人,初中102所,在校生20040人,高中19所,在校生2560人。两种模式在校生数占彝藏地区民族学生总人数的33.22%和43.2%[加]。四川省的双语教育教学已取得了突破性、阶段性的重大进展,两种模式并行的双语教育已基本形成。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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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闫廷娟.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草原;现状;保护与建设;效益;建议;甘肃迭部
迭部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秦岭西部岷迭山系之间,东邻舟曲县,北靠卓尼县,东北与定西市及陇南市的岷县、宕昌县接壤,西南分别与四川省的若尔盖县、九寨县毗邻。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02°55′~104°05′,北纬33°39′~34°20′,海拔1600~4920m。东西长110km,南北宽75km。迭部县地处大陆性气候与海洋性气候的过渡带上,气候特点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春季少雨多风,秋季阴雨连绵;年平均气温3~11℃,全年日照时数为2242h;年降水量450~800mm,7—9月降雨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0%,年均蒸发量为1640mm,无霜期126~180d。由于高山与谷地高差较大,气候垂直变化明显,界于寒、温带之间,气候差异大,因此涝、旱、雹灾及低温灾害较为频繁。全县草原面积15.69万hm2,占总面积的32.5%。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13.92万hm2,占草地总面积的88.75%。草场分为亚高山草甸草原、亚高山灌丛草甸草原、山地草原3类,4个草场组,5个草场型;牧草植被有75科,291属,573种,其中饲用植物31科、287种;在饲用植物中禾本科76种,豆科38种。
1草原利用现状
由于畜牧业发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还处于相对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牧区经济发展缓慢。伴随牲畜数量的增加、草地放牧强度的加大,在盲目垦荒、不合理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草地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突出表现在草地“三化”进程加快,鼠虫害泛滥,草地生物量减少,使草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1]。
2005年天然草地产草量为4125kg/hm2,比1986年的6375kg/hm2下降了2250kg/hm2。草地植物群落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导致优良牧草所占的比例由55%下降至35%,杂毒草由30%上升至65%,草层高度平均由35cm下降至10cm,植被平均盖度由80%左右下降至目前的46%左右。大面积的草场退化,已严重影响了草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能力,造成沿江流域农田被冲刷,时常发生草山滑坡等地质灾害现象,已严重影响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据统计,目前迭部县草原退化面积已达到12.67万hm2,草场产草量比20世纪80年代平均下降40%,优良牧草比例减少30%,鼠虫害面积达4.8万hm2,占草场总面积的28.8%;干旱缺水草场2.4万hm2,占草地总面积的15%,仅当地农牧民开垦草地、挖药材、采石料等人为因素,造成草场退化面积达8000hm2以上,占草地总面积的4.8%。
2草原保护与建设的主要做法
近几年,全县加快了“三化”草地的治理步伐,共治理“三化”草场面积逾2万hm2,治理鼠虫害面积5333.33hm2,有效改善了草地“三化”现象。2003—2008年退牧还草工程围栏建设累计完成9.33万hm2,其中禁牧2.67万hm2,休牧6.67万hm2,补播改良4.13万hm2。在迭部县11个乡(镇)的52个行政村实施,涉及农牧民3.69万人。其主要做法:一是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工作力度,积极推行草畜平衡制度。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实施草原退牧还草工作积累了经验。通过项目建设,使项目区草原生态明显得到改善,产草量和植被盖度有了显著提高,有效促进了草地畜牧业发展。二是退牧还草项目区采取利用现有暖棚转移一部分、利用饲料粮折现资金修建暖棚转移一部分、出栏一部分和往其他草场转移一部分的方法转移牲畜;同时加大对这部分牲畜饲草料补饲力度,缓解了草场压力,帮助农牧民优化畜群结构,改良牲畜品种,提高畜牧业生产效益,实现草原生态改善与农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双赢目标。三是完善草原动态监测体系,与项目支撑单位联合建立退牧还草项目区生态监测体系,对草原面积、生产能力、植被演替状况、生态环境状况、草原自然灾害及人类对草原的影响进行监测。四是加强技术培训。通过聘请相关专家举办培训班、现场指导等途径,加强对项目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培训,使其掌握围栏牧休、退耕还草、舍饲养殖、饲草加工等技术,努力提高农牧民的养殖效益,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实施退牧还草工程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
3退牧还草效益分析
3.1生态效益
退牧还草工程建设把生态保护与草原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了草地生态环境,使匮乏的草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通过对项目区退化及沙化草地进行禁牧休牧和补播改良,使项目区牧草高度平均提高了30%左右,草地植被盖度平均提高了6.2个百分点,休牧草场牧草植被恢复明显,补播改良草场补播的老芒麦等牧草生长发育基本良好,株高达10~40cm,部分补播区已形成较明显的群落优势,生物多样性增加。通过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草原涵养水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水土流失现象明显减少,同时探索出了一条保护草地生态、促进高寒牧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以此推动全县畜牧业经济快速发展。项目建设以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环境为目标,把生态保护与草原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建立起草地畜牧业生产动态平衡系统,优化草地生态环境,促进草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使匮乏的草地资源在充分合理利用的同时,做到持续平衡、永续利用。通过对项目区严重退化及沙化草地进行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及实施配套建设,将使天然草地植被盖度提高25%,平均达到80%以上,牧草高度达到15cm以上,杂草比例下降,优良牧草比例增加至50%以上。
3.2社会效益
项目建设以恢复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环境为目标,把生态保护与草原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建立起草地畜牧业生产动态平衡系统,优化草地生态环境,促进草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使匮乏的草地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做到持续平衡。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提高干部群众建设草原、保护草原和合理利用草原的意识,促使其充分认识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使建设草原、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得到提高。项目区广大贫困牧户通过项目实施,能够掌握一定的草原改良技术、畜种养殖技术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草原利用方式和畜牧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养殖经济效益,增加牧民收入,进而提高生活质量,达到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目的[3]。
4存在的问题
一是鼠虫害防治任务重,防治资金缺口大,难以控制鼠虫害的蔓延。由于迭部县财政匮乏,地方政府和农牧民的财力、物力有限,防治中自筹资金困难,防治资金缺口较大,难以开展大面积的防治工作,只能对重点草原和粮草交界处的鼠虫害进行防治,致使防治面积小,防治比例低,不能做到全面治理草原鼠虫害。二是随着牲畜数量的增加、草地放牧强度的加大,加上盲目垦荒、不合理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草地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草地“三化”进程加快,草地生物量减少,使草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三是草原防火体系建设滞后,设备老化,难以适应草原防火工作需要。迭部县的草原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方面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缺乏物资储备,在应急灭火物资如灭火机、灭火服、指挥车、野外宿营车、发电机、对讲机、GPS卫星定位仪以及后勤保障物资等的储备严重不足,难以保证草原火灾的快速扑灭;另一方面是现有灭火器械陈旧落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差。四是草原执法队伍及预警监测软、硬件设施和监测技术落后。迭部县至今还没有一支专门的草原执法队伍,给草原监理、保护等工作带来被动。草原执法、草原监测所需的交通工具、野外采样工具、通讯设备及数据分析设备缺乏;没有乡级草原部门,缺乏必要的工作条件和足够的技术力量,从而使监测数据的连续性、代表性、时效性和准确性受到严重影响。五是由于迭部县经济欠发达,技术设备差,科技培训措施跟不上,草原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群众不能及时掌握新技术。科技培训基础设施、科技培训网络欠缺。
5建议
一是迭部县属半农半牧县,人均草原面积小,主要以林间草场为主,草场分散,治理难度大,围栏成本高,为巩固草原建设成果,需转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人工草地,种植多年生优质牧草及相应配套项目建设。通过种草养畜,解决禁牧后饲草料短缺等困难和问题,有效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为发展草产业及舍饲养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4]。二是加大草原鼠虫害防治力度和“无鼠害示范区”项目建设,加强“三化”草场的治理投入,通过围栏封育、毒杂草清除、补播等措施有效改善草地“三化”现象,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维持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加强草原防火体系与草原监测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县、乡2级草原防火、监测,监理队伍。尽快完善农牧民科技培训基础设施及县、乡、村草原畜牧科技培训网络建设,切实加强对农牧民的科技培训。四是加强草原法制化管理,认真实行草原3项基本制度,以草原类型、等级核定载畜量,合理利用草原,将草原管护责任制落实到人,积极开展草原生态演替规律研究,加快配套技术和推广应用,全面增强草原管理和执法力度,坚决制止草原滥垦、滥挖药材等违法行为。
6参考文献
[1]梁伟.甘肃省草食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10(10):22-26.
[2]李月辉,肖俭,张小勤.宁夏固原市原州区草原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思考[J].畜牧与饲料科学,2010,31(3):49-50.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1.坚持依法办矿
依法办矿是煤矿企业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前提,也是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底线。煤矿企业的建立不仅需要符合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还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规划以及矿产资源开发规划相吻合。必须证照齐全,有一套完善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在煤矿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坚持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动摇,做到不违规、不违法。
2.推进规范管理
一套规范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为绿色矿山建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因此,为了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矿山,需要企业首先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方面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实现管理程序、指标体系以及作业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一步步建立起适应企业绿色发展需要的长效机制,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公司组织架构。
3.争取资源的综合利用
积极应用最新的科研成果,采用先进的开采工艺和开采设备,争取实现对资源的综合利用。例如,可以通过引进“采区化水力机械化采煤”新工艺,完成水利机械化采煤技术的改造,在改造完成后不仅可以显著的提高煤矿的产量,也使得矿井回采率达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从而满足了矿产资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也使三率指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此外,还可以引进煤矸石井下分选充填技术,以实现煤矿企业“来自与地下,再还给地下”的绿色开采理念。最终,通过一整套先进的开采工艺和开采机械的运用,达到建设一个绿色矿山生态体系的目的。
4.大力执行节能减排
大力推行节能减排工作,坚持走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实际进行开采的过程中,需要对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施标准化的处理。在对废水进行处理时,需要努力提高废水的二次利用率,可以利用矿井涌水补充洗煤厂用水,使洗煤废水在管道内形成一个闭路循环,严禁发生意外排放。在对废弃进行处理时,可以在锅炉内安装麻石高效除尘器,用湿法除尘的原理提高除尘效率。经过净化处理后的锅炉烟气应当满足国家颁布的《锅炉大气污染排放标准》中二类区II时段的标准要求。在对噪声进行处理时,需要根据噪声的来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治理。比如购置噪声设备,从源头上控制高噪声的产生;针对噪声比较大的设备,应当采取设置隔离间的方式,降低噪声对工作人员以及周围环境的危害。在对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面,可以对矿井实施煤研石井下分选充填项目,以减小地面对方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
5.做好土地复垦工作
土地复垦是保护矿区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手段。煤矿企业可以根据当地的地质条件以及企业的实际情况,编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矿山土地复垦方案,严格根据国家的要求贯彻落实土地复垦工作,保障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坚决避免因为不科学的开采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永久性破坏,以保障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矸石山,企业应该因地制宜,通过加工改造变废为宝,实现煤矸石的综合开发与应用。利用煤矸石的可燃性,可以与附近的煤矸石发电厂进行联系,将煤矸石用于发电的过程,还可以与当今的砖厂进行沟通,将煤矸石作为制作建材的原材料出手卖给对方。剩下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固体废弃物可以用来进行坍塌区的回填,为覆土造田工程做贡献。在进行土地复垦工作时,需要严格依据以下的流程进行:规划表土层剥离回填煤矸石推平压实垫土回填表土层复垦。
二、严格矿山生态环境的监管
加强矿山生态环境及治理工作,不仅需要煤矿企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落实自己的监管职责,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加强矿山生态环境的监管工作。根据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对新建矿山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三同时制度,以便从源头上预防矿山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对于已投入使用的矿山加强过程控制,实时做好在煤矿企业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监察与检测工作,贯彻落实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以提高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对于已经停产的矿山,要加强闭坑后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工作。此外,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明确各自的职责,加强政策的协调整合工作,把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编制出台生态环境监管与评价能力建设标准,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制度,强化政策的贯彻落实力度,为煤矿企业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结语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1.1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
传统农业重视的是要利用自然的生产力并且要提高生物转化的效率,而生态农业正是传承了这两个优点,并在这基础上增加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效果,将现代农业建设成为了基于酶工程、发酵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以及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1.2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
农业能够在保持为社会提供高质、高量的产品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住最佳平衡状态的农业生态。农业环境保护是通过科学的农业管理,来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保护大气、水体、土壤等公益环境,实现农业自然环境和农业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防止环境污染。
2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2.1合理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还湿地,并且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的恶性发展趋势严格控制,努力实现中国自然资源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大力造林护林,改造农业自然环境,森林是陆地表面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改造自然、保证农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增加植被,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村生态环境朝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2.2应用农业技术,改造农业土壤环境
首先要在田地与水系统适当隔离,如设置一定宽度的植被缓冲带,要在田地景观中增加湿地所占的比例,还在地形改变的过渡带设置一定宽度的树墙或水沟等设施。还可利用农地的立体空间实行轮作、套种等方式,这样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对地下水系统的污染。
2.3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发展农业生产
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实现资源的多级利用,使农业生产逐步走上生态平衡、生态良性循环的道路。
2.4应采取多种措施
防止工业及其他行业污染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特别要减少“三废”的排放。要将农业环境保护与农村小城镇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实行种养一条龙,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提高经济效益,改善农村居住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2.5重视科技创新
让科学技术支持保护着农业生态环境的进步,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不断提出新理论,研究新型科技。
3发展生态农业的措施
3.1依靠新兴能源
沼气能源结合养殖与种植业,将禽畜所、沼气池、排泄处还有阳光温室等在封闭的条件下结合一体化。这十分有利于充分合理、多层次利用生物能资源、加速能流与物流运转、保护林草植被和自然环境、改善农业环卫情况。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化学农药和肥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提高农作物、食品的质量并且保障食品安全。
3.2治理有害生物
治理有害生物即是利用天然因素,保持有害生物天敌的数量是增强和保持自然控制的方法。在每年农业生产时,粮食的产量常常因为杂草、病虫害等而造成大量损失,平均要达到25%左右。直到现在,要预防、治疗这些病虫害更多的还是利用化学农药,而大量的化学农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是造成环境污染、禽畜中毒、天敌灭亡的重要原因,而且农药过量还会增加这些农业有害物的抗药性,使得来年病虫害更会来势汹汹。只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用方法才会将杂草、害虫等有效控制住,减少经济损失。
3.3合理发展养殖业及污水的灌溉管理
只有科学、合理地规划控制养殖业的规模,成立生态养殖农场,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殖业污染问题。污水灌溉问题与农业、水利、城建和环保等多个部门息息相关,所以,眼前最重要的是第一时间建立治理污水灌溉的机构组织,尤其是农业、水利部门要加强水质的监测指标与手段,提倡利用灌溉污水预处理技术。
3.4利用天然生态优势,提高农作物品质
1.1经营理念趋于雷同特色和品牌是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目前大部分活动内容基本停留在观光、采摘、品尝、垂钓等农家体验层面,忽视了游客的多元需求和追求健康雅致型消费方式的潜在需要,季节性明显,空间分布不均,重游率较低,呈现快进快出的浅层旅游状态和少人问津的尴尬局面,有的甚至无法维持正常运转,连正常的农业耕作都无法进行,直至荒废。许多景点在原有的农业生产基础上自发形成,各家各户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科学规划和详尽的市场调查,对生态文化、乡土文化等内涵挖掘不够,从提供的服务到推出的活动乃至出售的商品大同小异,特色不明。
1.2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农业生态旅游开发是一个涉及面广、内容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农业、林业、环保、建设、国土、水利和旅游等多个管理部门。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关于农业生态旅游开发管理的专门法律和法规。现行《自然保护区条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对生态旅游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规范和指导意义,但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各相关管辖对象的特点制定的,已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各部门往往只考虑部门要求甚至利益,权责不明,多头管理,管理交叉,助长了农业旅游市场的无序。甚至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开展旅游活动,将生活服务环节引入环境敏感区,破坏保护区生态系统,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2农业生态旅游的提出
农业生态旅游是指在利用农业资源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环境美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相结合,通过规划、设计、施工,把农田建设、农艺管理、产品生产、原料加工和游客参与融为一体的新型旅游活动形式。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农业生态旅游是第一产业的诸多资源及产品结合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经营模式,二者之间互为促进,相辅相成。与传统的乡村旅游相比,农业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它不仅满足人们欣赏、研究和探索的需求,更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模式具有“生态”当先的含义与特征,是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苏农村地区的山、水、林、果、野生资源种类齐全,低山丘陵连绵起伏,水系河网纵横交错,地域广阔,景点分布自然,为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农业生产历史悠久,农耕文化底蕴深厚,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有着明显的差异,相关资源也极为丰富;由于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产业发展均衡、交通便利,具有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央提出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战略及江苏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强调,农业发展由注重农业的一产向促进农业的一、二、三产协调发展转变,农业功能由以农产品生产为主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并重转变,适度开发生态旅游,可以促进城乡居民友善交往,成为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3发展农业生态旅游的思路和对策
江苏省农业旅游的发展总体成果丰硕,并显示出巨大的潜力,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正进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期,前景十分看好。要抓住机遇,趁势而为,围绕“水秀山灵、古韵今辉———美好江苏”的定位,发挥农业旅游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水平,实现江苏农业现代化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双赢”目标。
3.1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夯实农业生态旅游基础严格遵循“开发服从于保护”的原则,立足生态环境承受力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确保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一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重视现有设施栽培、生态养殖、立体种养、种养加一体化、有机农业等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的功能拓展,结合荒山、荒坡、河道、池塘等综合整治,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改变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化肥和农药的农业投入品的替代使用,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二是加大“三清两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以“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为重点,“村庄绿化、环境美化”为目标,构建农村环境长效管理机制。重点控制农家乐型餐饮污水的直排,建立统一的垃圾收集处理系统、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三是鼓励建设低碳循环利用工程。充分利用沼气、秸秆能源、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采用生态田埂、生态沟渠、旱地系统生态隔离带、生态型湿地处理以及农区自然塘池缓冲与截留等技术,建立新型面源氮磷流失生态拦截系统,拦截吸附氮磷污染物,净化、美化沟渠、河塘。
3.2坚持以农为本理念,展现乡村原生态魅力不同于普通观光旅游,农业旅游对象应该是自然景物,规划设计时不能脱离农业主导产业,通过生态设计、生态补偿、生态产品及生态管理措施,真正实现农业生态旅游,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协同进化。强化农业景观的特色和差异性,充分体现乡土本色,突出田园特色,从“土”字上出发,从“新”字上下工夫。突出天趣、闲趣、野趣,以自然意趣、诗画田园为灵魂,本着“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保持人与自然接触过程中形成的优美独特气息,谱一曲宁静祥和的原生态田园牧歌;基础设施布局应与自然景观相协调,兼顾美学要求,尊重农民意愿,在设计构思上有别于城市公园,积极扩大乡土、适生植物的应用,严格控制规模、数量、造型、色彩、用料和风格等,展现农业的天然风貌和本地特色,真正做到人工建筑的斑块、廊道和天然景观相协调。
3.3建立健全法规,规范农业生态旅游发展开发生态游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严格保护、合理开发和科学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促进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国外生态旅游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并有专门的机构来监督这些法规的执行,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制定生态农业标准规程和认证制度,设立管理机构,成立“农业生态旅游协会”,协调好相关部门、行业及农户之间的关系,建立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一是严格控制活动范围。严格划分农业生态旅游功能区,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控制,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农业资源要慎重开发。严禁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开展任何旅游活动,由于农业旅游时间的相对集中性,当游人过多超出其生态容量时,生态环境就容易遭到破坏。一般情况下,各景点的游客数量不超过其生态容量的30%~50%,还应避开生态敏感期,如植物的发芽期、野生动物的繁殖期等。二是严格限制开发强度。开发项目坚持“五不”,即不上破坏保护对象的项目,不上有碍保护管理的项目,不上破环生态环境的项目,不上与自然景观不协调的项目,不大兴土木、广建人文景观。景区内的奇花异草、中草药材、土特产品、野生动物等都会成为商品,应适度开发,限制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三是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和监测制度。评价内容包括以环境污染影响为主的自然质量影响评价、以生态系统影响为主的生态影响评价和以视觉为主的景观影响评价等,设置指标体系,量化生态旅游带来的环境影响,为管理提供依据。除大气、水等常规监测项目外,应增加人类活动对植被、野生动物、自然生态系统、景观等影响的长期动态监测,建立“生态定位站”,加强对旅游者行为的引导和监控。
3.4加强生态文化融合,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田园风光外,农村地方拥有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特定的乡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独具魅力,也是生态游活动的原动力。一个村落,一棵古木,一个习俗,都让游客感到仿佛年轮倒退,光阴不再。不能只停留在观赏、采摘的表面繁荣上,必须走生态与文化相结合的道路,在原有的地貌、气候与生物等自然属性的基础上,挖掘民族文化中丰富的营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协调,才能兴旺持久发展。农村地区生态安全格局往往和乡土文化遗产景观相叠加而存在,如民宅临水而建,村落背后的“龙山”,村落前面和边上的“风水池”和“水口”,都是关键的生态景观。江苏省农村别有情致的传统制造加工活动(如烹调、舂米、编织、雕刻等)、传统服饰、农具、民间工艺品、礼仪等有形文化活动,以及世代相传民俗、民歌、口头传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这更增加了江苏农业生态旅游的吸引力。
论文关键词:生态河道;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保护型河道;浙江省
浙江省濒临东海,水网密布,河道总长度为6万多km。独特的浙江水乡风貌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河道建设主要侧重于考虑工程的安全和人类需求,较少考虑河道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河道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河道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综合应用环境科学、生态水工学、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的构建体系,以指导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传承河道水文化。
1现状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历史保护型河道进行调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荡新河;嘉兴杭州塘、平湖塘、苏州塘、长水塘、老环城河、九里溪;宁波西塘河;温州温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台州、丽水等22条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积、水系分布、水生态状况、人文水景观资源、驳岸情况。
通过调查与分析,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1)人文水景观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以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城镇大多时过境迁。如衢州的鹿溪渠,嘉兴的杭州塘,台州的始丰溪等,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缺乏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单一,缺乏生物多样性。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态要素的标准“对以上河道进行生态评估,评优河道只有2条。(3)景观工程方面,传统方式造价高。在随机调查的22条河道中,有19条河道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为现浇混凝土、浆砌或干砌石块、抛石等硬质不透水材料,施工及养护成本较高。(4)缺少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加强河道生态建设,制定一个在河道建设中加强生态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应涉及面广泛、内容全面,符合科学性、操作性、经济性要求,并且满足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
2构建生态河道管理体系的措施
2.1保护性措施
由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遭到破坏。作为文化遗产的城镇河道不仅仅包括古城镇、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包括历史上因河道发展而形成的船闸、河埠头、桥梁、堰等水利设施。对于这些已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应作为古代水文化的载体,通过综合整治加以维护与保护。
在设计时要注重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考虑具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和物种,体现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将国家历史公园中的四个历史街区相互联系起来。在南段德埃斯帕达水坝附近,修复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为文化和教育场所。对于南部河段的4处建于18世纪的教会遗址,规划将教会遗址现有的道路系统与滨河步行道相连接,以避免局部过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促进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构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异质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种异质性很强的生态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这种条件对于生物群落的性质、优势种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产生重大影响。(2)营造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在河道治理规划中,构建深潭和浅滩,营造多样性水域栖息地环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场和流速,适于不同生物发育和生长需求。(3)构建生态驳岸时,要考虑生物栖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或者采用新的结构型式,如石笼、鱼巢砖、生态砖等。岸坡砌护尽可能采用透气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长,为鱼类、两栖类、昆虫、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栖息提供从水域到陆地的连续空间。
2.3低成本景观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如何权衡短期投资和长期收益,如何不以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态为代价。在设计时尽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筋、水泥等硬体传统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态条件。
2.4制定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
对于历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强立法,各地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以建立新型长效的生态河道管理体系。
3整治案例
3.1项目概况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处于仙霞岭腹地,由浔里、枫溪、花桥三个自然村构成。廿八都镇历史上是军事要冲,是商贸集镇,留有丰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穿镇而过的廿八都溪在境内流程10km,流域面积73km,承担沿河地区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补充的功能(现状图见图l~3)。
3.2生态河道规划
组景序列是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续“枫溪八景”这一文脉,借鉴传统中国画长卷做法,根据现状把枫溪沿河景观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桥、百花涧、青溪坊、秋霞圃、枫影滩。分别以山、路、水、村居、田园、植物景观为名,构成全景山水长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园画卷,突出枫溪之美。具体措施如下:
3.2.1保护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种类多、数量大,其风格融浙、皖、闽、赣干一体,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枫溪村的水安亭桥,原为木结构跨桥,清康熙五年毁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桥,桥上原有亭阁18问,现尚存14间,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浔里村的清文昌阁,也是保留下来的重要古亭阁。除此之外,还有枫溪桥、河埠头等古建筑物,在枫溪河水道设计中都应给予保护,现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特色。另外,从依存古镇空问构成来分析,枫溪如腰带,其急缓开合的动态恰和古镇人文景观耦合,构成古镇景观意象(规划图见图4~6)。
3.2.2景观工程与生物措施结合(1)构建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上游有潭,主静,文昌阁高耸潭西。下游为滩,主动,关帝庙动峙滩头。中间两弯是村落居处,缓急适中。由此,营造出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丰富水域生物多样性。(2)在中游清溪坊两湾处,保护当地条石砌石驳岸,加砌水下种植池,种植水生植物。在岸坡防护工程上,选用具有良好反滤和垫层结构的条石块石和当地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为植物生长及鱼类、两栖类动物和昆虫的栖息与繁殖创造条件。(3)在下游枫影滩处,利用具有透水性能的卵石、砾石等构成河床材料,为生物提供栖息地。
关键词:濒危物种,保护,生态破坏
一、濒危物种的概念
什么是濒危物种?从字义理解,是指接近危险状态的那些物种。科学上说,是指种群小,野外数量不增的生物类群,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种群小,是指组成该物种种群总量的个体数量少,或者数量有限。但如果要问种群数量要低于多少才能认为是数量少呢?我们认为,不同的生物种类应有不同的准则。近年来有人提出最小有效种群的概念,有助于对此的理解。其二是野外数量不增。对有的长期适应进化,处于自然平衡状态的种群,其数量可能是不增的,对于有的受环境胁迫和人类干扰而处于退化状态的种群,其数量也可能是不增的;野外数量不增,可能意味着数量平衡,也可能意味着下降,如果这样的种又是上面所指的小种群,那么,就可称之为濒危物种。但真正要确定濒危物种,还要靠相关领域的专家集体完成。目前,确定一个物种是否是濒危物种的依据主要有,一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编制的濒危物种红皮书(Red Data Book)及其相关的红色名录。二是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制定的濒危物种名录;三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该名录是国内有关专家,参考IUCN红皮书的内容,制定国内的红皮书,而后,以此为基础,根据我国有吴生物保护的法律而制定。在上述几种不同的名录中,对濒危物种又各自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我国出版的动物红皮书使用了灭绝、濒危、易危等级别(解众,汪松,1995;解众,陈焰,1997),不同濒危等级的制定可用于不同的场合。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物种的濒危状况处在经常的变化状况,上述濒危物种名录需要不定期更新,这要有相应的专家组织来完成,表1是我国红皮书中选定的濒危动植物种类。通过与我国现存各类生物物种相比较(钱迎倩,1994),大致反映出不同类群生物的濒危状况。
二、濒危物种的保护
物种的保护,一般有三种主要类型,即自养保护、圈养保护和基因保护。
自养保护,即保护区保护,是指自然生态系统状态下保持物种的自然生长状态,使之不受环境及人为活动的干扰。建国以来,我国的保护区事业有很大的发展。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类型主要有四大类,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珍贵植物及各种植被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历史遗迹保护区。从1956年开始建立我国第一处自然保护区,截至1992年9月,中国已建立保护区708处,总面积5609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5.84%(李渤生,1994);截至1996年底,中国已建立保护区7”处,总面积718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7.19%(政府白皮书,1996)。《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的颁布为物种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圈养保护,即公园保护,指利用动物园、植物园以及相关的国家公园将动植物限制在特定范围内进行保护。以动物园的发展为例,1985年中国动物园协会成立以来,我国动物园发展很快,目前全国动物园和公园动物展区有170多处,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动物园有28个(李渤生,1994)。动物园的建设和发展为濒危动物设立了避难所,对动物的饲养、繁育、实验动物的研究、动物保护和动物学知识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论文发表,生态破坏。
基因保护,即基因库保护,指利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技术将生物的遗传基因保存下来的方法。例如,中国农科院系统的作物种质资源库和在青海省建立的国家作物种子资源库等等。
三、濒危物种的研究
九五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系列调研报告陆续出版,如《植物科学》、《动物科学》、《生态学》发展战略等,发展战略对生命科学的项目申请起宏观调控作用。生命科学部在九五期间支持的重点项目中,包括“原生动物进化和多样性”、“川、滇、藏交界地区陆栖脊椎动物系统演化的研究”、“重要植物类群区系演化的研究”、“重要生物类群的分子系统与基因进化规律的研究”、“中国珍稀濒危鸟类的生态适应机制及保护对策”等等。上述项目与我国涉危动植物的保护有着密切的联系。论文发表,生态破坏。这些项目的实施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我国保护生物学的研究,有赖于项目组主持人及相关单位科研处的共同努力,同时也关系到下个世纪初我国生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九五期间,重大项目“中国关键地区生物多样性保育的研究”也已开始批准实施,本项目将对生物多样性、物种濒危机制与保护开展研究,其研究结果对我国濒危物种的保护、生态系统的持续维护提供理论支持。“三志”在九五期间被基金委特批为重大项目继续给予支持。
四、分析与讨论
一般来说,濒危物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物种不是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进入濒危的,而是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另外,有的濒危物种也不一定总是处在濒危状态,也可能从濒危状态转向正常。因此,确定一个物种是否为濒危物种,除了上文提出的野外种群小,且数量不增两个必要条件外,还要对物种产生濒危的外在原因和内部条件进行全面分析,这样,才能给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我们清楚,虽说IUCN确定了红皮书和红色名录,我国也制定了重点保护动植物名录。这些名录也是需要不断修订的。论文发表,生态破坏。不仅应该关注名录内的物种,那在名录边缘的物种,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论文发表,生态破坏。
在已经确定的濒危物种名录里面,那些物种是否得到有效保护,还有什么科学问题值得探索,是当前的紧迫问题。论文发表,生态破坏。我国保护区建设虽说已有很大发展,但不可能把所有的濒危物种都划入保护区内。论文发表,生态破坏。而且,保护区建设,保护区管理的研究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已经划入保护区的物种,其保护状况如何,有无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跟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区理论研究有多少差距,是需要关注的。对没有划入保护区的圈养生物,既要开展其生物学、保育繁殖的研究,有条件的,还可能移栽或放归野外。对有的物种,可以使用野外保护和圈养保护相结合的办法。东北虎、朱鹤的研究可称为两个特例。
本文重点分析了濒危物种的确定准则,濒危物种保护的三种主要类型,即自养保护、圈养保护和基因保护。对自养保护的物种、保护区理论的研究、保护名录的编制、物种濒危状况和机制的研究是主要的研究领域。圈养保护的物种,有条件的可以开展保育和繁殖的研究、实验动物的研究、以及各种实验生理学和实验生态学的研究。对基因保护的物种,要开展保护方法、保护种类和保护机制的研究,要健全完善的法规,并争取跟国际接轨。中国的环境状况要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善,中国应当有能力改善环境状况,也同样有能力保护濒危物种。使物种保护和研究工作早日赶上国际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加连,刘忠权.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与对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5).
[2]安慧,崔萍,覃勇荣.关于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教育模式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2010,(15).
论文关键词:职业院校;原生态民歌;保护与传承
一、原生态民歌保护与传承的现实镜像
(一)传统文化根基与现代文明间的冲突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原生态民歌的文化根基正在逐渐丧失,有学者指出,“原生态民歌本是为‘用’而唱,它与为表演而唱的民歌,在文化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用”,即实用,我国原生态民歌主要为农业社会的各种民俗生活所用,用于生产、信仰、节令岁时、人生礼仪、商业贸易、文艺游艺等各种民俗事项中,具有促生产、促婚配、促交往、促娱乐、促教育等实用功能。”[1]然而随着各种现代科技不断介入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原生态民歌赖以依存的生产与生活秩序正在逐步被打乱,“一定的民俗文化模式形成于相对稳定的生活形态,归根是受制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主要体现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如果经济结构根本改变,引起的传统民俗文化的突变和原生态民歌的衰落,更具无可挽回的颠覆性。”
(二)多样化的需要与价值选择的无奈
从理想的角度而言,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多样化的,但是现实的做法却是一种选择性的保护和传承。wWw.133229.cOm2005年以来我国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一批原生态民歌,如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蒙古族长调等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也相继播出原生态音乐元素的节目,这一切很是令人欣慰和振奋。
但不管是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好,还是经主流媒体的展示也好,这其中都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有入选的就有被淘汰的,这其中的标准是什么?论历史,大部分的原生态音乐都有着悠久历史,历经时间的洗礼;论内涵,无论哪种原生态音乐都含有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论表演技艺,恐怕很难说,那一种民歌的唱法就更好一些,原生态民歌因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异,是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系的。由此看来,不管怎样选择,都是不甚公平的。
(三)“传人”的需求扩大与现实供给的日渐衰微
原生态民歌的传承需要一代代传人,但是,目前原生态民歌的“传人”整体呈现逐渐衰微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是老一辈“传人”的逝去。老一辈的传人经历了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他们是原生态民歌最忠实的护卫者和最精湛的表演者,但他们终究敌不过岁月的流逝,已步入迟暮之年。其二,是中年“传人”的离去。中年“传人”经历了新旧时代的更迭,他们感受到外面世界的美好,并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在这样一种迁移、奋斗的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开始向多样化转换。其三,是青年“准传人”的不屑。青年传人是原生态民歌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但现代化社会所影响青年人的价值观与原生态民歌所传递的似乎格格不入,他们不喜欢听也不愿意学,因此,民歌传承的代际障碍无法避免。
(四)理论与实践间的相互漠然
在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中,理论与实践应该达成一种理想的沟通状态,即科学的思索来源于艺术实践,而艺术实践又进一步受益于科学研究成果,将研究中所发掘音乐文化的内涵恰当地反映到表演中来,将研究中所探索的关于音乐表演的创新型发展,在实践中予以尝试,并加以革新,使原生态民歌获得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但遗憾的是,当前的研究和实践基本上是脱节的,研究虽来源于实践,却并没有很好的地回馈实践。“20世纪以来我们所开展的各种规模的传统文化收集、记录、整理工作,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它们都属于文献的记录整理,且带有很强烈的中国古代整理文化的特征。从文化保存的角度看,也以“静态”的、“博物馆式”的保存为主要取向。”理论研究被束之高阁,实践却日渐衰微,无疑理论与实践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实际上研究无论如何攀爬到理论的高峰,没有实践的依托,终是海市蜃楼。
在专业的音乐教育中,面对强势的西方音乐,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与保护常常被专业音乐教育所怠慢。“专业的音乐教育对传统音乐起到了资源的保护作用,但是西方的体系是非常顽固的,由于传统音乐的内容在不断萎缩,因此现在有了恢复的观念但基础还是薄弱的”。实际上,专业音乐院校除了受到西方体系的桎梏之外,还有很无奈的一点是相对于多元的原生态民歌而言,真正有所作为或者愿意有所作为的高等学府实在太少。
二、职业院校何以保护与传承原生态民歌的应然分析
(一)职业教育“实用性”与原生态民歌的“情景性”的耦合
职业院校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旨在培养有较强动手操作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在教学中重视职业情境的介入,让学生在模拟的职业场景中获得实践操作的能力,这种方法恰好满足了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的要求。
相对于学院派的音乐而言,原生态民歌生于自然、长于自然,它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概念用于传授,没有系统的发声训练以做基础,它的歌与舞完全来源于对生活情境、生命体验的一种自然抒发,舞蹈家杨丽萍就说:“原生态的东西是无法教的,只能去体会。”这句话虽有点绝对,但道出了原生态音乐中的精髓,唯有在实践中去体会和顿悟,仅靠课堂的理论讲述和机械的重复训练,恐难以学有所成。另外,除了表演要从实践中学习以外,深入实践的田野调查也是保护原生态民歌资源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
(二)职业教育的“地方性”与原生态民歌的“本土性”相契合
职业院校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地方性办学定位。职业院校大部分分布在不同的地级市,面向地方、服务地方、立足地方是学校基本的定位;其二是培养对象的地方性价值取向。学校要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需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三是学生来源的本土性。
我国灿烂而丰富的原生态民歌艺术,具有巨大的地域差异性和明显的本土性的特征。“我国原生态民歌构建的绚烂多姿的传统文化景观,实际上大多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文化孤岛”拼接组成的。这里所说的‘文化孤岛’就是指的由于封闭而形成的自给自足、自娱自乐的封闭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生活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们把其视为音乐图腾,成为获得音乐美感的惟一来源,它以其厚重的文化积淀,成为本地区或本民族的一种象征和相互亲善的纽带。
由此可见,封闭的地域性特质,反而成就了原生态民歌的独特美感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它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要得以延续,唯有保持它的本土性特质。
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推论,本土化的特质使原生态民歌能持久拥有瑰丽的色彩,成为当地的一种文化标识,也是当地的一种地域标示,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而这种文化的力量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一个重要驱动力。也理应成为当地职业院校“本土化”专业设置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职业院校教师结构的“多元性”与原生态民歌传人的“草根性”的融合
目前,我国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在用人机制上相比普通院校显得更为灵活,尤其是一些传统的民间工艺和艺术的传授,必须特聘一些民间艺人来校授艺。
原生态民歌在传承上有别于其他的音乐形式,即“口传心授”——“人民性和民间性,决定了她的传播方式要显现出较为突出的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凡是具备‘口头性和非物质性的无形文化特征’的艺术形式,都必然会选择与之适应的‘口头文化传播’方式,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与相关文化类型对应而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最佳选择。”而这种口头文化传播的方式,决定了当地的原生态民歌的“传人”是传授原生态民歌最好的老师,无疑,立足于当地的职业院校在聘用原生态民歌的“草根”传人较之其他专业音乐院校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职业院校如何保护与传承原生态民歌的策略分析
(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方面,诉诸于实践的教学,并非不重视理论学习,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在其文化语境逐渐隐退的时候,它更需要一种能够对其文化内涵有所阐释的理论,来保证其传承的完整性和原样性。另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职业院校要培养的,主要还是实践层面的人才,能将理论切实运用于实践,而不是专门进行理论研究的人才,我们要让学生具备基本的理论素养,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扎根于实践的大地。
(二)保守与开放的关系
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需要一种保守的态度,这是原生态民歌传承正宗性的基本保证。原生态民歌在演唱方法、伴奏和表现形式等等方面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这是职业院校原生态民歌表演专业设置相关课程,进行有针对性教学的依据,也是其有别于其他院校音乐专业的重要特征。
学生在坚守原生态音乐正宗性的同时,还要以一种开放的眼界,吸纳多元的音乐文化。能够更睿智地处理原生态民歌与其他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不盲目追从迷失自我,既彰显所有音乐诉诸于人类感觉体验的审美共性,又能保证以其独立的个性价值成为多元音乐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经济与文化的关系
职业教育秉承“实用主义”原则,以服务地方经济为要旨之一,故而原生态民歌表演专业所培养的学生,也要能准确地把握经济与原生态民歌之间的关系,使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经济的发展和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构成了天平的两端,一端是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可以促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大力发展,另一端是经济的大力发展促成了原生态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之所以这两端要保持平衡,是因为这两个要素无论哪一个被破坏,都会造成另一个发展遭遇阻滞。
事实上,经济的发展终归是为了人的幸福,而人类的幸福终归来源于精神的极大满足,人们听原生态音乐终归会从直观的听觉满足中走向更深入。我们应该教会学生尊重市场机制,熟悉市场的运作方式,依托新的良好的经济基础,保护和传承一种原始的、丰富的、整体的、富有文化语境的原生态民歌,这样的原生态民歌,才能更好地反作用于经济,两者产生一种长效持久的互动。
(四)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原生态民歌表演专业旨在培养合格的“传人”,切忌急功近利,因为相对于数量而言,质量更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