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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茶文化特征;壮族饮茶习俗;傣族饮茶习俗;发展建议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2-0177-03
前言
少数民族茶文化不仅体现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且很大程度将少数民族精神充分反映出来。云南少数民族茶除了作为本民族的必需品,还扮演向中国乃至世界提供茶的重要角色,为我国茶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从饮茶习俗角度看,不同民族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以壮族与傣族为例,其不仅在饮茶习俗中将民间社会传统反映出来,而且致力于传递民族文化内涵。因此,对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少数民族茶文化的整体特征概述
(一)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
从云南地域文化看,其本身具有复杂的地貌特征,且容纳较多少数民族,整个地区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小聚居、大分散等特征。因此,在饮茶习俗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例如,在傣族饮茶文化中,由于其居住环境主要以湿润、炎热为主,且在生产活动中不宜将器皿带在身边,这样饮茶过程中便直接将青竹筒砍下,用其煮茶。而其它少数民族如生活于热带炎热区域的基诺族,为消除解热往往将酸味极浓的调料置于茶水中。这些都充分说明云南少数民族饮茶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
(二)变异性特征
饮茶习俗是在长期饮食生活中形成的,许多少数民族在耳濡目染与互相交流沟通中使该习俗得到传承。但事实上,饮茶习俗在传承过程中受社会因素影响也发生一定的变迁,如传统傣族饮茶习俗中更注重就地取材,但当前竹林减少、人口数量上涨很难继续用传统饮茶方式,便开始引入现代茶具。再如传统火塘边的烤茶方式也被现代“开水冲茶”而替代。这些都说明饮茶习俗在传承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变异特点。
(三)宗教性特征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婚礼、葬礼、祭祀中常常看得到茶的影子,可以说茶是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部分民族认为茶是整个民族发展的希望,如开展的“茶灵”祭献活动,旨在祈求茶树赐予百姓更多好茶。即使现代人们对大自然认识程度加深,许多茶神、茶树祭拜等活动逐渐减少,但这种茶文化体现的宗教性特征仍不容忽视。
二、壮族饮茶习俗的研究
不同生活方式、居住环境造就了民俗文化的差异,如壮族在饮茶习俗中更倾向于选择咸油茶、打油茶等,两种茶品在功效、品饮以及制作等方法的上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具体介绍如下。
(一)壮族成油茶的介绍
咸油茶是壮族饮茶中的主要茶品,据研究发现,咸油茶在功效上更表现为可开胃生津、祛邪去湿等方面,对身体抵抗力的提高可起到明显的作用,因此咸油茶对于山区少数民族,实质为健身饮料。从咸油茶制作方面看,其主要需做好原料与佐料的选择。其中在原料上,要求将茶树上较为嫩的的茶叶进行采集,再置于沸水中煮烫几分,然后拿出待用。而在配料选择方面,通常以米花、花生米、大豆等为主,并在制作时将其他如炒猪肝、炸鸡块等配入其中。事实上,佐料选择中其他常见的饮食佐料如葱、姜、盐、食油等在咸油茶内都可发现。
咸油茶对于壮族地区,其更可作为一道菜品。实际饮茶活动中,许多壮族人民在招待贵宾时,为保证咸油茶可赢得贵宾赞赏,多将邻居或周边咸油茶制作高手请到家中,确保咸油茶具有咸里显爽、香中透鲜之感才可为客人享用。而且需注意在饮茶过程中,咸油茶往往是高规格礼仪的一种体现,客人在饮茶过程中至少应保证三碗,这样才可体现出对茶、主人的尊重。
(二)壮族打油茶的介绍
打油茶又称为吃豆茶,从其做法上看,主要以茶叶、山茶油为主料,而配料包括葱、花生、糯米饭以及酥黄豆等。制作过程中首先需晒干糯米饭,并通过山茶油使其以米花的形式存在,然后将茶叶置入其中进行翻炒,在此基础上将适量水填入,直至煮沸后便可滤出茶叶,最后将花生、米花等放入油茶中,便成为打油茶。从其功效上看,由于打油茶本身较为甘甜且充满浓香,可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在壮族人民眼中其更可作为治病补身的良药。如壮族地区流传的“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其便说明打油茶享用过程中需细细品尝,这样才可使油茶功效得到发挥。
从壮族饮茶习俗看,当完成打油茶制作时,便需进入奉茶环节。该环节中主人为保证打油茶新鲜之感,会将许多食料放人碗中,饮用时较为不便,需向客人提供筷子。而客人自身在饮茶过程中应注意给予一定的回敬,可在饮用过程中给出赞美性语言。另外客人在饮用过程中还需注意到在主人说出“请”字时,才能开始饮用,且至少喝三碗,若饮后要离开应等到主人收拾完毕才可。打油茶作为壮族地区的一种饮食习惯,其与咸油茶相同,都是早餐与饭前享用的食品,通常许多壮族妇女在闲暇时会聚于一起共同制作打油茶。由此可见,壮族打油茶不仅在制作过程中有较多要求,而且饮茶中主人、客人都有不同的表现,充分体现出壮族整体饮食文化特征。
三、傣族饮茶习俗的研究
关于傣族饮茶习俗,其更倾向于竹筒香茶。这种饮茶习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体现,现行大多旅游活动中多将竹筒香茶的品尝作为重要活动之一,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得到更多人的青睐。
(一)竹筒香茶的介绍
傣族饮茶习俗中,将竹筒香茶称作姑娘茶,用傣语又叫做腊跺。从竹筒香茶的特性上看,其约为2-20cm长,3-8cm直径,整体以圆柱外形为主,食用中可发现有香气从圆柱中飘出,而且茶叶主要以嫩黄为主。因利用竹筒将茶、糯米等盛装,形成香味极为浓厚,茶水也表现出黄绿清澈颜色。另外,傣族饮茶习俗中,竹筒香茶往往被作为强身健体的食物之一。有相关学者曾专门对竹筒香茶进行成分分析,发现竹筒香茶具有极多的功效,包括:①醒神功效。因竹筒香茶总包含咖啡碱成分,其可使的疲劳状态得缓解的,振奋精神的效果极为显著;②对于动脉硬化具有抑制作用。竹筒香茶中存在的维生素c、茶多酚等很大程度可进行化瘀活血,如典型的冠心病或血压较高等症状都能得到缓解;③减肥功效。除咖啡碱外,竹筒香茶中的如叶酸或肌醇等能够分解脂肪、蛋白质等,长时间引用可起到一定效果;④抗菌功效。许多细菌蛋白质在鞣酸作用下都可能被凝固,由此可将竹筒香茶用于较多肠道疾病治疗或其他杀菌消炎等方面。除此之外,竹筒香茶在功效上也包括如牙齿抗龋能力提高、癌细胞抑制等方面。由此可见,竹筒香茶能够被傣族人民乃至其他大多品茶群众青睐,便不足为奇了。
(二)竹筒香茶品饮方式
傣族在品茶方面总结出一规律,即:“一泡渣、再泡汤、三泡四泡为精华。”该规律是傣族在长期采茶、制茶、品茶等过程中形成,竹筒香茶品饮中遵循该规律能够享受别样的情趣。事实上,对于竹筒香茶品饮,传统傣族人多将其用于外宾招待或敬奉给佛寺长老、土司等,直到后期竹筒香茶制作较为熟练且产量较多,才成为群众的普通茶饮。一般傣族人外出劳作中往往将竹筒香茶随身携带,若感觉饥渴便可利用甜竹盛满泉水,在煮沸过程中放入竹筒香茶。当竹筒温度降低后,便可进行品饮。
(三)傣族制茶习俗
傣族人饮茶习俗中,其在采茶中需进行茶树的祭祀活动。如在夏历正月时期,各家男主人需将公鸡带到茶树下进行宰杀,并使血、鸡毛等都撒在树干上,同时将进行祈祷茶树给自家带来好收成。对于未祭祀茶树的民户,通常意味其在制茶过程中不会取得较好的茶品。完成祭祀活动后,便可进行竹筒香茶的制作,其往往作为待客的重要食物,制茶方式也极为不同,综合来看可细化为两种制茶方式。第一种主要利用小饭甑作为载体,将糯米放入载体最底层,然后将纱布铺设在饭甑心上,此时便可置人春茶。完成该环节后便需进行火蒸,直至糯米香气完全被茶叶吸收后便可利用竹筒盛装。这种制茶方式主要可使其中糯米、甜竹以及茶自身的清香散发出来,而且将竹筒香茶存储于竹筒内,可将牛皮纸对竹筒外部进行包裹,可使竹筒香茶的品质得以长时间维持。另外一种方法也需准备好甜竹筒,但应注意其长度与口径上应达到一定标准,分别为25cm与6cm。同时需通过铁锅对采摘的嫩叶进行揉捻、杀青等,完成后便需向竹筒内注入。
四、壮族和傣族的茶俗的异同
从壮族与傣族茶俗看,由于两族在发展历史以及地域文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其茶俗也表现出不同,如壮族人民在祭祀茶树过程中往往需唱祭祀歌,而傣族在茶树祭祀时需利用较多吉利语言进行祈祷。而从茶制作习俗上看,傣族制茶中为保证茶品清香,注重利用竹筒作为材料,即使在饮茶中将用竹筒盛茶也体现出对客人的尊敬,但相比之下,壮族制茶饮茶习俗较为简单。另外,从壮族与傣族茶俗相同之处,可发现饮茶与制茶习俗都是经过长期传承与发展而得以形成,不仅将产品作为自身日常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常用于招待贵宾。如壮族饮茶文化中,客人喝三碗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同样傣族饮茶习俗中,通常要求客人长饮四碗,以此表示对茶与主人的尊敬。事实上,无论茶俗存在差异或相同,都是两族发展中的重要文化体现,应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予以保护。
五、少数民族茶文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无论壮族、傣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都体现出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且在茶业方面本身便为大多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来源,需要在传承这种饮茶习俗的同时利用茶业带动民族的经济发展。具体茶文化发展建议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扶持力度的增强和宣传力度的加大
少数民族茶文化作为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传承过程中面临极多的难题,特别当前市场经济环境影响下,大多少数民族传统饮茶习俗也发生一定的改变,易造成传统优秀文化出现消亡问题。对此,政府部门应立足于少数民族饮茶习俗特征,采取茶文化基地构建、互联网引入或与旅游产业保持连通,这样既可达到茶文化传承发展的目标,且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但需注意单纯依托于政府扶持,仍难以达到实质性的传承、保护与发展效果,需族中采取更多外资引入或集资等方式,使茶文化以产业的形式存在,确保其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与茶文化建设总的重要产业之一。
(二)开发茶文化旅游产品
近年来,国内大多游客为体验少数民族地区的亲切朴实、清丽古朴等,更青睐于云南少数民族区域。对此便可采取茶文化产品开发的形式,如现代红茶、绿茶等展示的形态,都可作为少数民族茶文化产品开发的借鉴,尤其如壮族咸油茶、傣族竹筒香茶等茶品本身在品饮上能够得到消费者喜爱,同时其自身涵盖极多功效,值得在茶文化产品开发中进行推广。少数民族人民可直接将制好的茶以袋装形式存储,这样可便于游客携带,并注意将相关的茶谚语或茶故事如壮族、傣族等饮茶规律直接设计其中,使游客品茶的同时便可体会到少数民族的茶文化。
(三)民族茶艺馆的构建
为使少数民族茶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除选取旅游作为传承载体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可考虑自行创设相应的载体,如茶艺馆,使其融合不同民族的饮茶风俗。茶艺馆既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日常休闲娱乐场所,同时也可用于外宾招待,自身传承与发展茶文化的同时,可使茶文化被外界所熟知。事实上,除这种茶艺馆外,少数民族地区也可考虑进行茶博物馆的开发,我国现行关于茶博物馆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而少数民族地区自身却缺少类似的博物馆,因此可考虑构建特色博物馆,将珍稀茶品以及茶史学文化存储其中,达到传承与发展的目标。
(四)依托于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茶文化
茶文化实质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传承中极易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实质性的变迁,不利于对茶文化的保护。对此,在茶文化传承过程中应考虑将其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关联保护,如利用文字形式对少数民族饮茶习俗进行记载,并附加于相关文物或实物资料中,或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制品等与茶文化相关联,使人们通过对手工艺品的观察鉴赏便可体会其中的涵盖的文化内容。
一.满族茶文化概述
1.满族的茶饮历史及茶俗
满族,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起源于古代肃慎族,东汉称挹娄,魏晋称勿吉,隋唐称靺鞨,五代以后及至明朝一直称女真,1635年皇太极废“女真”族号,改称“满洲”,满族自此形成。满族茶饮历史悠久。早在唐代,茶叶作为贸易产品之一已经引入北方。辽金时期的女真人已有饮茶习惯。据宋人所作《松漠纪闻》记载:当时的女真族男女相爱可自由相携而去,然后才回女家拜门,执妇婿之礼,谓之“纳彩”。女婿登门之时,女方无论大小皆坐于炕上,任凭女婿来拜,谓之“男下女”。但女方要盛情招待,食品中茶是必备物,另有酒、乳酪与蜜饯等。而在婚嫁之日,饮酒之后,仅留上等客人饮茶。所以,女真人称节日食品和待客食品为“茶食”,说明了茶在当时女真人生活中具有一定重要地位。清入关前,茶仍是满族人生活中必不或缺的商品之一,天聪崇德年间,凡有掳掠、赏赐、陪嫁中,均有茶。清入关后,满族茶俗受汉文化影响,内涵更加丰富。尤其是宫廷茶宴,精致、富贵,规模更是超越以往朝代。康熙、乾隆两朝,宫廷共举办四次规模巨大的“千叟宴”,宴席程序即先饮茶,后饮酒,再饮茶,讲究皇家气派,具有特定的饮茶礼仪。乾隆还始创“三清茶宴”,于每年正月初二至初十间择日在重华宫举行,受邀参加茶宴的文臣学士人数有限,席间饮“三清茶”,并择宫廷时事为题联句吟咏。近、现代以来,满族人饮茶在保留传统饮茶习俗基础上,吸收关内的一些饮茶方式,并传承了宫廷的一些奉茶礼仪,例如,日常饮茶中,满族人习惯水平端着茶杯示意客人,不碰客人茶杯,主人先喝为敬。水平表示“平等相待”,先喝表示“茶里没有毒”。
2.满族的饮茶器具
满族茶饮器具以瓷器为主,至于清皇室,更有用黄金和玉器制作的茶具使用,据《清稗类钞》载,“宫中茗眊,以羒金为托,白玉为眊”。
3.满族的饮茶种类
由于生存环境和生活层次的不同,历史上满族人饮茶种类多样。茶:由于满族祖先长期居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属于畜牧游猎民族。因此,传统满族人喜饮马奶、牛奶、羊奶。后来随着与汉族的交流融合,茶叶输入后开始出现奶茶,将茶叶泡好后加入奶一起饮用。在《中国民俗大系•黑龙江民俗》一书中曾记载:女真以畜牧经济为主,长期以来,就形成了饮牲畜乳的习俗。这种习俗无论身份如何都饮用,甚至满族入关之后,王公大臣们还要定时饮用奶茶,称其健身强体。另据《清稗类钞》载:每宴客,客坐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曰“茶”。花茶:清入关后,清宫廷专设御茶房,所收茶之种类很多,但在宫廷茶宴和民间,除传统习饮的奶茶外,花茶也是日常喜饮品种之一。据《清稗类钞》载,“孝钦后饮茶,喜以金银花少许入之,甚香”。而乾隆所创之“三清茶”系采用梅花、佛手、松实入茶,以雪水烹而成,实为花茶之一。各种土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历史上满族农村人大多饮用自己制作的土茶。具体有如下几种:柳蕾茶,用春天嫩柳芽焙制的,常用来待客,喝了能清火明目,有一定健身疗效。糊米茶,女真时期,百姓在饭糊中加入开水饮用,可以养胃助消化。到了清代,使用粟,俗称大黄米在锅里炒糊之后冲水,可以当茶饮用,后来又发展成用铃铛麦(大麦)炒糊了就成了现在的大麦茶。酸茶,依兰、双城一带的满族用黄米面加豆面发酵后,煎沸饮用,味带酸甜,十分好喝。还有一种土茶,用野玫瑰叶(间或有少量的花)、黄芪、达子香(一种山杜鹃花)叶晒干泡饮,也十分清香;另外相传满族人还有饮用小青草之说,就是将蒲公英的根挖出来之后,晒干切片当茶来饮。也有人将中药黄芪的叶子采回来晒干后当茶饮。
二.满族茶文化形成的影响因素从满族茶礼茶俗可以看出,满族茶文化除具备自身民族特色外,也吸纳融合了诸多外来营养成分,具体看来有如下几方面影响因素:
1.地理环境的影响
“文化从一开始就存在于人类在懂得利用环境提供的机会上所进行的开发之中。”(俄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诞生与成长中的自由》)茶本南方温和潮湿地理环境所产,所谓“满族茶文化”必定是在南茶北进后才具真正内涵。这一点毋庸置疑。历史上的满族祖居黑龙江以北与松辽的广大地区,生存环境偏僻,气候寒冷,使满族饮食风格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从饮料种类来看,女真人喜饮马奶、牛奶、羊奶等畜奶,至茶传入北方,与奶结合成奶茶。此外,由于居住山林,林中果品成为补充身体水分和养分的天然来源,南茶北进后,金女真人虽有喜好但非生活必用之物,他们常把茶与糕点、果品、汤药结合在”一起,作为饮宴中的“茶食”出现,而不单列一项,并沿袭至今,而金宋贸易中,南茶北进耗资巨大也迫使金曾下令禁茶。甚至清代方拱乾的《绝域纪略》“饮食”一章中说当地人“不饮茶”。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因素使得茶饮在早期女真人生活中不具备、至少是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氛围,是早期满族茶文化内涵缺失的重要因素之一。
2.满族历史演进的影响
作为祖居东北的少数民族之一,满族历史上几度兴衰。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十年后灭辽定都中都(北京),后又灭北宋,与南宋及西夏并立,期间部分女真人移居辽东、华北、中原地区。1234年金被蒙古国所灭,先前徙居中原、华北和辽东的女真族迅速被同化。而那些留居在故地的女真族,重又分散为众多的部落,“各仍旧俗,无市并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接受来自元朝新政权的统治。明朝初期,“女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依接近汉化程度及活动区域南北:南境者为熟女真,多汉化程度;北境者为生女真,少汉化程度。1583—1593年,努尔哈赤起兵后11年,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为中心,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满洲”,满族自此形成。清入关后开始统一全国。满族历史演进中民族地位的几度变化使其民族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并具有高度融合性和内在层次性的特点。就茶文化看,一方面,满族茶俗形成和发展无疑与其民族政权建立及南下扩张有关,从而吸纳了汉族的茶饮文化。这其中,金建国和清朝建立是满族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两个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伴随满族南移纬度的不断延展,满族茶文化自身也呈现出内在的层次性变化,茶的清饮习惯更多地被“熟女真”间或满族上层贵族所吸纳接受,而留居东北的“生女真”间或下层平民由于生活环境所困更多保留有饮茶、各种土茶甚至少饮茶的习惯。
关键词: 云南独有少数民族 饮食文化 口译策略
一、导言
饮食能直接体现一个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的发展过程,是长期适应生存环境的结果。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该民族的饮食文化展现出来,同时,生产方式和自然环境也影响和决定着这个民族的主要食物种类和加工制作。因为云南独有少数民族生存的环境、气候、民俗民风等存在差异,所以云南拥有旖旎多姿、奇特多彩的饮食文化。
二、云南独有少数民族多彩的饮食文化
1.白族
白族主要聚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拥有人口约430万。饮食以酸辣麻甜为主,种类和烹饪技艺在少数民族中遥遥领先,有许多风味独特的小吃和菜肴,如乳扇、凉粉、粑粑等。白族信仰佛教,因此,食物以素食为主,还配以各种腌菜。制作腌菜是白族妇女的特长,除了腌制新鲜蔬菜外,还做各种酱类、肉类,如腌火腿、腊肠、香肠、饭肠(将糯米填入肠煮熟即成)等风味美食。酒是白族人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酿酒就成为白族家庭的一项副业。酿酒的种类根据所用的原料和配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窑酒、干酒、糯米酒等。白族妇女喜欢喝糯米酒,据说该酒对孕妇有滋补和催奶的作用。茶是白族人的另一种重要饮品。主要分早茶和午茶,清晨起床,白族人就开始烤茶,全家人都享用。午茶又叫休息茶,原料与早茶稍有不同,放入乳扇、米花等食物,连小孩都喜欢喝。此外,白族人很讲究就餐礼仪,就餐时,长辈要上座,小辈坐在两旁,随时给长辈添酒夹菜,这也反映出白族人民尊老的传统美德。
2.傣族
傣族大都居住在热带河谷和坝子地带,这些地方地势平坦,炎热潮湿。由于居住地区水利条件便利,傣族以水田耕作为主。由于其特殊的气候条件、耕作条件,以及较高的生产技术,这些地区的水稻产量较高。傣族人最爱吃软米和糯米,这两种食物柔软香甜,可以捏成团,适应傣族手抓食的饮食习惯。在糯食中,“毫甩”(米线)是傣族人最喜爱的美食,它柔软细长,有韧性,是傣族食而不腻的早点之一。“酸”是傣族饮食的一大特点,由于气候炎热,酸味可以消暑解热,心旷神怡,还有助于消化,因此,傣味佳肴以酸为主,如酸笋、水腌菜、树番茄、木瓜、柠檬等。“辣”是傣族饮食中的另一种主要的口味,因为辣可以使人出汗散热,增加食欲,还能预防感冒。在傣族的各种烹饪方法,如煮、烤、蒸、凉拌中,辣是主味之一。“苦”味菜肴在傣族中最受欢迎,这些苦味菜能帮助人体消炎解毒,对居住在热带地区的人们来说是难得的原生态保健品。苦味菜通常包括植物和动物的内脏,如马蹄菜、苦瓜、莫吉利花,以及鸡、鱼、猪、羊等消化系统的苦汁。傣族人最喜欢的凉拌菜“撒丕”就是用这些苦水拌“毫甩”和生牛肉末烹调而成。此外,傣族人还视野菜和昆虫为佳肴。云南德宏位于亚热带,植被丰富,野菜的种类繁多,如:鱼腥草、马蹄菜、水蕨菜、芹菜、芫荽、青苔、竹笋、野生菌等,这些都是傣菜中的山珍,美味可口。昆虫入菜也是傣族饮食的特色,能入菜的昆虫有蜂蛹、蚂蚱、蝉等,具有高蛋白的营养价值。傣族一直延续着饮酒的习俗,这是傣族男子的普遍嗜好,有两种类型:由紫米、糯米制作而成的米酒,由糯米饭发酵未蒸馏的水酒。这两种都是傣族人盛情款待宾客时的席上饮品。可见,傣族菜肴丰富独特,营养丰富,是云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哈尼族
梯田是哈尼族赖以生存的土地,梯田里产出的稻米是他们的主食。这种稻米大部分是红色的,俗称“红米”,这种稻米很抗饿,非常适应哈尼族离家较远的梯田农耕生活。除了主食外,哈尼人还特别喜欢吃蔬菜,如茄子、辣椒、苤菜、韭菜、西红柿、白菜、萝卜、芫荽、薄荷、魔芋、四季豆、竹笋等。在这些蔬菜中野生植物是非常多的,如:水芹菜、车前草、鱼腥草、鸡脚菜、蕨菜、鸭舌草、甜菜等。很多可以用来做蘸水的佐料,其味道独特鲜美,可称一绝。哈尼豆豉是哈尼族桌上的必不可少的一道下饭菜,没有它,哈尼族人会感觉这顿饭不够完美。生食是哈尼族的另一种饮食习惯,通常用于生食的食物都是野生植物,如:韭菜、苤菜、薄荷、芫荽、刺芫荽、葱、蒜、草果芽等,可以用它们做成凉拌菜,此外,动物的血也是哈尼人生食食物之一。酒和茶是哈尼人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两种饮料。他们将采集的新鲜茶叶洗净后放在锅里翻炒,然后晒干,茶叶就加工好了。纯粹原生态制作的茶叶,清香怡神,是最健康的生态饮品。焖锅酒又称“小锅酒”,是哈尼族自制的一种清酒,由于气候寒冷潮湿,梯田耕作又大多在水中进行,这种酒可以暖身提神,是劳作一天后哈尼男子放松解乏的最佳酒水。哈尼族丰富多彩的食物类型,独特的烹饪方法,健康的植物生态食品是云南少数民族饮食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4.德昂族
由于受到特有的生产方式、自然环境和生产力等因素的影响,德昂族形成了特有的饮食文化和习俗。他们聚居的地方气候炎热潮湿,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种植谷物和瓜果。德昂族以大米为主食,杂粮为辅食,还喜欢糯食,如粑粑、汤圆等。野生蔬菜、竹类、菌类等如香菜、鱼腥草、茶叶菜,也是德昂族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佳肴。受诸多因素和不够发达的烹调技术的制约,德昂族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烹制方法:舂、烤、煮、剁、腌。食物鲜美可口,为周围其他民族所不及。被誉为“古老的茶农”的德昂族以种茶、制茶出名。他们的茶分为烤茶和泡茶两种。烤茶是最具特色的一种饮品。把茶叶放在茶罐内,在火塘边烤,然后用开水冲,香气扑鼻,香味浓郁,是一道健康佳饮。而泡茶则是用清甜的泉水放入竹筒冲泡茶叶而成,是德昂人在田间劳作后必喝的饮料。这些独特的饮食文化随着德昂族经济发展、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完善和丰富。
5.佤族
佤族的食物以农作物为主,如:稻谷、玉米、小麦等,以狩猎物、采集物为辅。狩猎是佤族一种主要的食物补充手段,由于居住地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狩猎,猎物资源丰富,因此狩猎一直是佤族最喜爱的活动,猎到的山鸡、野鸭、野猪等是佤族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另外,采集物也是佤族另一种食物补充的方式,其中食虫习俗是佤族食俗中的一大特色,这是佤族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如:蟋蟀、蚂蚱、蝉、飞蚂蚁、土蜂等。佤族还爱捕捉水生动物,如:鱼、泥鳅、鳝鱼、螃蟹、石蚌等。除了其他民族经常吃的蔬菜:南瓜、冬瓜、黄瓜、青瓜、青白菜等以外,南瓜尖是佤族爱吃的一种特有的蔬菜。另外,佤族也吃诸如山药、野薯、野韭菜、野芹菜、蕨菜、野芭蕉等野菜。野竹笋是佤族人经常食用的一种野菜,采集后进行加工,制成笋片、笋丝等美食。菌苔类植物是佤族饮食中另一道独特的风景,如:鸡枞、黄鸡棕、奶浆菌、马屁泡、木耳等,为人们的身体提供必要的维生素。佤族饮食的制作方法主要有煮、烤、煨三种。其中,烂饭和稀饭是最有特色的。根据不同的食物原料,可分为鸡肉烂饭、老鼠烂饭、昆虫烂饭几类。“鸡肉烂饭”,佤语叫“馍尼亚布绕”,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取鲜嫩乌骨仔鸡和新谷米一起放入锅中煮,然后放茴香叶、青辣椒、辣料、阿佤芫荽、葱、蒜、香子、薄荷等佐料稍煮即可,色泽鲜艳,味道鲜香。“老鼠稀饭”是取野生鼠类,先用火将毛燎光,再将肚杂除去,然后同大米一起煮食,拌上盐、辣子等佐料。苦茶和水酒是佤族民间传统的一种散热解渴的清凉饮料,闻名于阿瓦山。苦茶的汁越浓、味越苦,越受到佤族人们的喜爱。水酒是佤族人酿制的一种低度酒,营养丰富,口感舒适,是佤族庆典、婚、丧、送鬼做祭、修盖房子等民间活动必备的饮品。
三、口译策略
1.解释性音译
由于云南少数民族饮食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的烙印,而少数民族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在口译时,经常直接音译出该食物的名称,然后加上对这一食物总体的介绍。如:哈尼族的白旺是用猪、羊、狗的鲜血制作成的剁生。根据这一内容,译员可英译加上简洁的解释:“Baiwang”(a typical Hani food)。拉祜族的“俄朴”是拉祜族的特色食物之一,根据该传统食品的材料和做法可简单口译为“Epu”(Sticky Rice Cake)。佤族的食品“麦雅”是佤语,意为“鸡肉烂饭”,所以也可用音译加注的处理方式:“Maiya”(Chicken Porridge)。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让听者很快了解这些少数民族节日活动的主要内容,简洁明了,言简意赅。
2.根据做法和味道
云南少数民族食物因其做法独到,味道鲜美而出名。因此,在对外交流中,口译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在口译这些食品时,尽量能译出食物的材料、做法和味道。如:傣族的“炸牛皮”、“酸肉”是傣族人喜爱的传统食物。在交流时,可根据这些食物的做法和味道来进行口译:“Fried Oxhide”,“Sour Meat”。佤族的“酸耙菜”,纳西族的“猪膘肉”,怒族的“荞砂饭”都可以采用这一口译方法来传达这些独特的传统食物的做法和味道:“Sour Vegetable”,“Preserved Pork”,“Rice Fried with Buckwheat”。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让外来客人迅速明了地了解和接受少数民族食物,进而更加了解这些少数民族饮食有的传统文化。
3.根据食物材料
云南少数民族食物以山珍物品为主,都是这些少数民族生活环境中经常接触的植物、昆虫等。在对外交流中,要介绍这些食物,让其他人能更清楚地了解和接受这些食物,口译员就必须翻译出这些食物的材料。如:傣族的“菠萝紫米饭”,纳西族的“丽江鸡豆凉粉”和“虫草鸭”,怒族的“肉拌饭”,等等,就可以根据食物的原材料来翻译这些食物:“Purple Rice Cooked in Pineapple”,“Lijiang Bean Jelly”,“Duck Cooked with Chinese Caterpillar Fungus”,“Glutinous Rice with Minced Meat”。这样能在对外交流中把云南少数民族饮食中的色、香、味传达出来。
四、结语
云南少数民族饮食种类多种多样,饮食文化独特鲜明,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云南少数民族的饮食是对外交流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云南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准确口译出这些传统食物及其文化意义是口译活动的最终目的和任务。
参考文献:
[1]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2]王子华.彩云深处的炊烟(云南民族饮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3]杨丽.云南民族饮食文化与旅游餐饮业发展浅议[J].经济问题探索,2002.
[4]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本报讯“茶为国饮,国剧《茶颂》,边茶风云,震惊世界”。一部揭秘中国百年茶政风云的电视剧,将于10月15日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该剧讲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同胞用茶叶支援抵御外辱,维护祖国统一的故事,展示了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恢弘历史和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并且首次向观众展现鲜为人知的“万国茶宴”、“贡茶大典”、“贡茶大赛”,和中国历史上“以茶治边”的民族政策和边茶政治,揭秘茶叶起源于中国的神秘往事。
编剧历经七年打磨剧本
为了全面、准确展现中国茶历史、茶文化、茶传奇,以景宜为核心的编剧团队历时七年创作、打磨《茶颂》剧本。从中国茶历史的演变到普洱茶最完整的制作工序再到多民族融合下的边茶传奇,包括难得一见的万国茶宴和“贡茶大赛”,“编剧铁三角”景宜、周葵、段瑾都一一刨根问底,做了最细致的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走访,从历史、文化、经济角度宏大呈现了一部极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堪称茶叶百科全书的文化巨制。出品方表示:“《茶颂》有跌宕起伏的英雄传奇,也有具有历史人文厚良的茶精神和茶文化。观众不仅从中能了解最全面的茶知识,更能深切体验一片茶叶中的人生哲理。”
导演自称“茶痴”
由国家一级导演王文杰执导,罗钢、王力可、杨紫彤、陈逸恒等实力派演员加盟的该剧不仅以宏大的史诗叙事,纵览了从鸦片战争爆发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茶政百年的风云;更是在原始茶山取景、斥巨资原地搭建实景,真实重现了古老部落建筑群的巍峨雄壮,带领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普洱茶千年变革的波澜壮阔。
作为导演中有名的“茶痴”,王文杰曾发挥专业优势,拍过热播剧《茶马古道》;作为茶客,他爱茶如命,一日三餐都不离茶。同时,曾在待过多年的他更了解西南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对茶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和价值有着最切身的体会。他坦言:“我当过干部,我了解藏族同胞们在生活、心理上都有很深的茶情结。藏族有句话叫‘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正是这种对于茶和其背后茶文化的推崇,才有了《茶颂》。换句话说,《茶颂》颂的不仅仅是茶精神,更歌颂了茶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团结上的价值与贡献。”戏里如此,戏外的王文杰亦然。据剧组人员透露,爱喝茶的王文杰导演拍《茶颂》这部戏,居然买了一吨茶,而此前一身病的他,也因为长期饮茶,很多病痛都奇迹般消失了。
关键词:明朝;茶马互市
一、明朝茶马互市贸易发展概况
(一)明朝茶马互市的类型
在明代,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一方面,政府开始对茶马互市贸易进行统一的管理,为茶马互市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提供了一些积极的发展政策;另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深知战马的重要性,导致对马匹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再加上由于内地茶叶产量的逐年增多,茶马互市贸易迅速的发展了起来。
明朝时,由于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不同,茶马互市贸易的类型也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代表明政府利益的官营茶马互市;代表民间利益的民营茶马互市和走私茶马互市,这就出现以官茶为代表的官营茶马互市和以走私茶为代表的走私茶马互市及以商 茶为代表的民营茶马互市三足鼎立的局面。
(二)明朝茶马互市贸易的经营管理机制
1.管理机构:明代的茶马互市机构较以前更加完备 , 设置了官营茶马互市的专门机构 ―――茶马司 , 以管理内地与西北各族之间的茶马互市。
2.茶马比价:关于茶马比价,虽然各个时期的数值不同,但总体上明朝的茶马比价政策基本上是“ 贱马贵茶” ,随着明朝政权的稳固和国力的日益强盛 ,易马的比例不断减少。
3.茶叶运输:明初的茶叶运输以官运为主,洪武五年设置四川茶盐都转运司输送川茶。为了方便茶叶运输,洪武年间在陕西境内设四个茶运所。弘治三年茶叶运输改官运为商运,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商运官茶成为边境茶叶运输的主要形式。
二、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贸易逐渐衰亡的原因
进入明代中后期后,民间的茶马互市逐渐发展起来而官营茶马互市逐渐衰亡,其中的原因主要可以分为以下2个方面。
(一)根本原因:明政府规定的不平等的茶马交易的比价。明政府茶马比价的基本政策是贵茶贱马,官茶的价格过于昂贵,导致边境的少数民族更多地倾向于和民间的私茶作交换,并且明代各个时期实际的茶马比价,介于同时期明政府规定的茶马交易比价的中、下马水平,也就是说需要用比原来更多的马匹数量来换取同等数量的茶叶而这种长期的不平等的比价政策也导致了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贸易的最终衰亡。
(二)内在原因:明政府对官茶经营管理不善制约了官茶在茶马互市市场的竞争力。由于私茶的大量出现和官茶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竞争,而私茶大多是质优价廉,使得官茶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来缓解挽救这种不利局面,而是继续实施贱马贵茶的政策,并且进一步的提高了茶叶的价格,很多的边境民族转而和私茶作交换,造成了官茶的大量积压,甚至腐坏。
三、茶马互市贸易的历史作用
(一)政治上:加强了中央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联系,有效地巩固了祖国西北的边防
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西北地区的互市尤其茶马互市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明代政府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视作内地同维吾尔、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商贸的重要场所,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交流,在当时确实成了维系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物质基础。同时西北系祖国边陲,历来为民族角逐和兵家必争之地。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畅通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
(二)经济上,促进政府税收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贸易而设立的榷场所得的商税是国家财政中一项重要的收入通过茶叶贸易,每年所收税息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很大比例,同时在社会发展上,一方面,茶马互市有利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为了取得内地生产的茶叶和其他产品 , 藏族等少数民族必须首先发展畜牧业,这对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曾经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茶马贸易促进了游牧民族畜牧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茶马互市有利于南方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西北茶马互市的发展, 为历代盛产茶叶的南方地区的茶叶的销路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有利于产茶区对茶叶生产的高度重视,推动南方茶叶种植业及其加工制造业的发展。
四、总结
茶马互市是我国少数民族特有的一种贸易活动,在我国民族贸易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当代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具有着重大借鉴意义。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朝年末的茶马贸易不仅促进了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我国历代以来的中央政府的税收和商贸发展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茶马贸易还加强了少得褡搴秃好褡逯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间人民的交往活动,有利于增强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增进民族和睦,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由“茶马互市”贸易衍生出来的可以媲美于“丝绸之路”的“茶马古道”,也为中华文明的多样化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敏政 《明代茶马互市若干问题研究》.
[2]王平平 《明代茶马互市研究》.
[3]王连连、王平平 《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11年第1期第13卷.
[4]吕维新 《明代茶马贸易研究》 茶叶机械杂志 ,1995年第4期.
[5]陈一石,《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
[6]施由民 《明代茶马互市述论》.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土家族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1
一、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的历史与现状
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属宜昌市宜都市,是湖北省12个民族乡镇之一,位于宜都市西南部,地处鄂西山区门户,与五峰、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县交界。全乡国土面积142平方公里,辖9个村,1个社区,62个村民小组,5364户,15522人,少数民族人口6278人,占全乡总人口的40%。2000年6月经湖北省政府批准,撤销潘家湾乡设立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
新中国成立前,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外界沟通只有几条崎岖小路,运输工具只有少量的马匹,因此与外界接触较少,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对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的发展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不断加大扶持力度,特别是2000年设立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之后,潘家湾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建国前相比,如今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全乡土家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临近乡镇相比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经济总量偏小、自主发展后劲不强、村级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等困难。
二、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发展滞后的因素分析
1.地理环境差。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因处于宜昌的边区,离中心城市远,不能感受大城市的辐射效应。同时地处内陆山区不具备沿江、沿边、沿海的口岸优势,不利于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极难,严重地制约了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2.人才匮乏。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农村劳动力总数8988人,年龄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为主,文化以中小学为主。全乡学校2所,其中初中1所,小学1所。全乡无一所高中,初中毕业后需到宜都主城区等地继续学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口素质较为低下,教育滞后,随着学生教育培养费用急剧增加,地区文化科技素质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很大提高。
3.地方财力拮据。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集老、少、边、穷于一身。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以来,虽然财政收入有所增长,农民收入有所提高,但仍属“吃饭财政”,本乡几乎没有机动财力可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
4.思想观念落后。潘家湾土家族人祖辈生长在深山,由于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与外界接触不多,信息闭塞,传统的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这是造成不少土家族人安于现状,缺乏积极进取精神,懒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发展的有利条件
1.丰富的自然资源。一是水能资源。境内共有大小溪流近21条,有多处小河流可开发水能资源。二是森林资源。境内林业用地166549亩,草地2050亩,森林覆盖率达75.5%,境内林木资源丰富。三是旅游资源。境内有梁山、渔洋河等适于开发旅游的景区,且全乡民风淳朴,这些都是发展旅游业的有利条件。
2.政策优势。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特殊照顾。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作为宜昌市唯一的民族乡,能够享有比非民族地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其在发展生产、建设新农村过程中能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这正是其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经济社会发展思路
1.招商引资,提升经济实力。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说,结合本地实际大力招商引资,重点做好带动强、投资优的项目引进工作极为必要。针对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交通区位上的先天劣势,通过异地招商、发展“飞地经济”,与先进乡镇共谋发展、与本地优势产业紧密对接,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优惠政策助推工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2.加大投入,发展现代农业。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是一个典型的山区乡,第一产业仍是全乡的主导产业,茶叶是本乡的优势产业,全乡共有茶园30000亩。因此,在茶叶产业发展上,首先政府部门要主动投入农业项目资金,进一步强化茶叶产业主导地位,扩大茶叶产业受益覆盖面积;其次重点扶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茶叶加工企业做大做强,鼓励其积极开创茶叶品牌,提升茶叶的附加值;再次根据茶叶市场需求,积极引导全乡茶叶加工企业进行茶叶品质提档升级,使全乡茶叶产量和品质进一步提升。
3.提升品牌,发展特色旅游。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旅游业发展上政府部门一是继续规划建设好梁山景区,完善配套功能,加强宗教管理,打造具有宗教文化特色的旅游景点;二是发展具有土家特色的餐饮业,支持在陆渔一级路沿线新建一批土家乐,推出土家蒸菜、茶叶餐点等特色食品,把土家特色餐饮培育成为一个支柱产业;三是培育观光农业,力争建设示范点3-4个,建成一条集茶厂观光旅游、茶园观光采摘、茶叶手工炒制、茶艺展示促销于一体的观光农业带;四是大力发掘文化旅游资源,积极探索开展“女儿会”、“过赶年”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通过不懈努力,力争把潘家湾打造成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4.强化教育、转变群众观念。在潘家湾土家族自治乡,生活困难的家庭,多为文盲、半文盲。比较富裕的,均是受过一定程度文化教育的人。许多民族经济的落后,不在于先天因素和所谓懒惰等因素,而在于他们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而科技的落后又在于教育的落后。改变潘家湾山区的贫穷落后面貌,根本的出路还是在教育,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因此,政府在全乡的教育扶持上应加大力度,一是确保土家族学生能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二是提高教师待遇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四、结语
赵金锁认为,藏族茶文化起源于吐蕃时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藏族茶文化兴起的初期(吐蕃之知茶)、形成期(吐蕃之需茶)和成熟期(吐蕃之嗜茶)。在知茶阶段,中原地区与吐蕃没有茶叶贸易的发生,饮茶未成风气。需茶阶段中,官方组织了大量的茶叶运销活动,使饮茶的习俗广泛传播,意味着藏区内饮茶习俗的形成。第三阶段,藏族社会对茶的需求已经达到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程度。他认为,藏区与内地经济交流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地饮茶习俗的形成。而这三个阶段都与茶马贸易的形成发展有关[4]131。因茶马贸易形成的商路被称作“茶马古道”,或“边茶古路”、“茶马官道”等等,“与唐蕃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是目前已知亚洲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贸易通道。”[5]23自唐朝后的历朝历代都对茶马贸易极为重视,相应的茶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13世纪,元朝在藏区建立了大量驿站,促进了茶叶贸易在藏区的进一步发展。清朝初期藏汉茶马贸易仍兴旺,但在多种原因作用下,至清雍正13年,延续700多年的官营的茶马贸易停止[6],但茶马贸易一直以其它形式得以延续,贸易内容有所增加,影响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定点生产制度,列入民族特需用品继续加强管理,边销茶又有政治茶、民族茶、团结茶、友谊茶之称。”[5]2420世纪50年代末期,茶在藏区种植成功,1971年,军区先后从四川、云南等地调进茶籽,在察隅、林芝等地种植,在青藏高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产茶区。针对藏区人民饮用茶的质量问题,国家多次强调加大对“低氟砖茶”的研制,并拨专项资金予以支持。1998年,朱镕基总理作出:“赶紧组织低氟砖茶的生产”的批示。1999年,四川省经贸委拨专项资金给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低氟砖茶研制及生产工艺研究”项目。现在,拉萨市的茶馆已经很多,与茶相关的消费链条不断完善。
赖功欧认为,中国茶文化,自始便与人生哲学紧密关联,并从茶格、茶境和茶蕴三大方面进行了论述[7]。赵丽娟也认为,茶文化有利于培养人生价值,体现于重德、尚和、崇俭、贵真等四个方面[8]。在藏区,茶也成为了藏族的核心生活方式之一,并通过茶语言、茶消费、茶贸易与茶的文化观表现于外,成为一种生活的哲学(周晶,2004)。藏族同胞把茶作为日常生活必备之物,《明史》卷八十有:“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所以无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摄入大量茶叶,甚至有的人家终日熬煮,以便随时饮用。这就为茶及其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打下了基础。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有王妃珠牡向凯旋英雄们敬茶的情节,并以歌曲的形式唱出茶的起源、酥油茶的制作等内容。足见茶在藏族精神世界中的极高地位。
潮汕地区以茶礼之重而声名于外,藏族同胞同样如此。通过酥油茶的制作与使用展现了一种藏族同胞把“俭”与“礼”相结合的人生价值理念:重勤俭,强调物为人所用,去浮华而享其真。制作酥油茶的器具是家中重要的器物,打酥油茶用的“董莫”(茶筒)多为铜质,甚至有用银制的。饮茶的茶具多为木碗,破损的茶碗一般不会再用,以阿里和达旺地区出产的木碗为佳,均十分珍贵,有的还用贵重的金属镶边。上层喇嘛中流行印有云纹等图案的瓷碗,在少数大活佛和大贵族中则备有银碗、金碗和玉碗。这些不同等级的茶具除了被视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外,更重要的是向客人表达高度的尊重。虽然传统的一些茶陶壶、配套的火盆以及厨房里酥油桶已经逐渐被搅拌机和各类保温瓶所取代,但茶所代表的礼仪元素依然。因为一直以来,藏族同胞把忽视茶礼往来视作败坏家门的事,藏谚“想要败坏家名,就会淡化茶酒”正是指的这一理念。客人喝茶时,不能把茶碗中的茶汤全部喝掉,而应剩余少许,这被视为是对主人手艺的一种赞许,主人会再向碗中注汤,客人喝足时,应把少量茶汤有礼貌地泼于地上,这样主人才会停止注汤。在山南洛扎县嘎布乡还有唱茶歌的习俗,表达到客人的欢迎之情。在送别亲友与朋友时要敬茶,婚丧嫁娶中,也要有必要的茶礼仪。
茶在藏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还表现在它的实用性。藏族同胞多居住于偏远高寒地区,茶中富含的茶多酚等多种成份可以充分补充身体所需微量元素,滋润肠胃,促进对牛羊肉的消化吸收,增强体质,从而弥补高原高寒地区蔬菜缺乏带来的影响。所以茶对他们的生活更是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藏族谚语说:“汉族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藏区人民把用来做酥油茶的黑茶称为“雪域黑金”。茶的社会地位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茶在藏族社会生活中也扮演着社会交往纽带的角色,从而连接起大范围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互动。段继业认为,中国边茶(以砖共为主)的消费范围可达千万平方公里以上,而不仅局限于传统认为的“茶马古道”[9]。仅以“茶马古道”为例,学术界已有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研究,以“川藏道”与“滇藏道”为主。“茶马互市”出现后,促进了“茶马古道”的产生与发展[10]。“马帮”是茶马贸易中的主要参与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不仅仅有冒险精神(应对土匪强盗的威胁)还有勤勉精神(战胜艰苦的自然条件)、宽容亲和精神(相互忍让帮助)以及创新意识(勇于尝试)(伍皓、王妍、刘娟,2005),这些精神对茶道沿边各民族与社会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茶马古道的存在不仅加大了藏区内人民的贸易互动与生活互动,也促进了与沿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推进了更大泛围的社会互动的发生。如段继业指出,砖茶向边疆地区的渗透与贸易产生了以下几个主要结果:改变了少数民族的人口结构、缔造了少数民族的城镇、创造了一种边疆治理之途等[9]。由于藏区恰多为茶马古道的目的地,所以这股文化交流与社会互动的风潮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构成了其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煮茶、敬茶是藏族同胞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寺院佛事活动中,茶是必备之物,在一些教派中,佛事活动中的敬茶还要颂经,以表虔诚。正月里佛事活动较多,也是寺院集体饮茶次数较多的时期。通常情况下,寺院中每日要集体饮茶三次,一般早上为酥油茶,晚上为清茶。饮茶时,僧侣们在大殿内依僧职高低、修习等级,按序而坐,由司茶者斟茶,若想再喝,须将碗略向前伸静候司茶者再来倒满,饮时须保持安静与坐姿。在拉萨大昭寺内珍藏的上百年的陈年康砖,被视为护寺之宝。僧侣们向求医拜佛的百姓发放的灵药中多有茶的成份。通过茶在寺院中的显赫地位及僧侣们用茶的正规与虔诚性,向包括藏族百姓在内的广大佛教信徒传达了一种茶的礼仪化信息,并逐渐融入到藏族同胞的精神世界之中,从而深刻影响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方式。
在藏区的许多地方,酥油茶是青年男女恋爱的有效媒介,红色的茶汤象征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在川滇藏区流行的“茶会”就是对这一习俗高度认可的象征。一些家庭中有了孩子之后,同村的人和亲戚都要带上茶、酒、酥油等前来祝贺,向产妇敬茶、献酒表示慰问。在孩子满月前,先用茶锅上的锅烟子抹到婴儿的鼻子上,以防止被恶魔发现,此时熬的茶,茶汁要鲜艳,象征儿女相貌英俊。办丧事时熬的茶,茶色要暗淡,不能过于鲜艳,以示哀悼。在煨桑祭祀中,以茶叶熏烟,称为“槚酥”,以获得佛祖的保佑。藏族的丧俗一般要做很长的法事,每天都要以酥油茶款待做法事的僧侣和来客,款待用的茶具必须是专门购置的,其他人不能使用。另外,一些家庭中要放置些砖茶随时备用,除了做茶汤外,还用于临时应急,如压东西,砌屋子;看望病人时,除了要带上水果、点心外,提上一壶浓浓的酥油茶也是很多地方的风俗;许多牧民还用熬过的茶渣喂牛马,因为他们相信茶叶能够催膘催奶,等等。“茶渣如油,给孩子吃”的谚语又表明了鼓励孩子饮茶的习俗被藏族同胞广泛接受。
可见,茶已经融入了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他们生活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茶在藏区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与重要的媒介作用。
茶连接起了藏区、云南与四川等广大地区,不仅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周云水,2008),也加强了藏族与其它多个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王丽萍,秦树才,2010)。藏文《甘露之海》(据有关学者考证作者为元明时期的藏族僧人)是在藏区传播和发展茶文化的第一部茶学经书,专门介绍与鉴别内地茶叶。表明了藏族文化界已经较深入地学习与研习内地饮茶及茶文化。这一过程主要以“茶马古道”形式表现出来。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古道带来的文化互动做出梳理,主要有茶马古道编辑部(2003)、李旭(2005)、王缉东(2006)、杨海潮(2006)、赵金锁(2008)、王丽萍(2010)等。“茶马古道”不仅连接了中国版图内的许多地方,而且远通至境外许多国家。仅以最古老的茶园:西双版纳产茶区为起点的滇藏古道而言,所产之茶除了销至地区外,还远销至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老挝等国家。在清朝乾隆年间,每年跋涉在滇藏线上运茶的驮马已达5万匹之多同,可见规模之大。正是这种长途的大规模的茶马贸易沟通了不同民族与地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反之,长久以来,茶马古道沿线的各民族间存在的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则又是茶马古道形成的历史基础。主要体现为藏传佛教向云南的传入(沿滇藏茶马古道),在丽江、维西、永宁等纳西族聚居区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地区的社会、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影响[11]。可见,以茶为媒产生的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流动与传播,而是一种社会互动的过程,茶扮演了和平与文化的使者角色。
自茶传入藏区,其社会经济功能得到不断加强。唐政权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多采取怀柔、和亲、互市、册封、招抚等亲善政策,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使深入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唐蕃的联姻则加速了这一进程。据史书载,茶马古道可追溯到唐朝玄宗时期藏汉间的“茶马互市”,当时唐朝统治者开设了“茶马交换所”从事茶马贸易的管理[12]。至宋朝时,向藏区运茶之路逐渐明朗化,且呈不断增加趋势。在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实行茶马贸易,中心为黎州和雅州。开辟了由川西经甘孜、昌都至乌斯藏的长约5000公里的茶道。宋朝改唐朝“榷茶制”为“茶引制”,管理输藏茶叶。此时,茶叶不但成为宋王朝与藏族地区间的主要贸易商品,同时也扮演着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角色。元代承袭宋制,并增加“茶由”(零售茶税)。据《元史•食货志》载:元六年(1270年),包括输藏茶叶在内的全国茶税收银1500万锭[13]。此时,元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藏区的治理,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著名的“土官治土民”制度,开创了因地制宜,“放权式”管理与边区茶贸易的先河。使“茶马古道”经济与政治地位更加突显。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样评价茶:“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朝主要设立了四个茶马司,管理输藏茶叶的13个市场,以实现“以茶治边”的政治目的;同时实行与“朝贡制度”相配合的“贡马赐茶制”,以此来推动向藏区的茶叶供应。洪武五年(1372年),输藏茶叶约500多万斤。清朝雍正年间,仅四川输入藏区的茶叶就达1200多万斤[13]。逐渐形成以“商帮”、“四大茶号”、“两大香号”、“两大庄会”为主的市场规模,贸易繁荣。但官营茶马贸易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官营资本难以为继。雍正13年,延续700多年的官营茶马贸易停止;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被“边茶贸易”制度取代,商营取代官营成为与边区茶贸易的主流,商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一步加大了茶贸易量,同时也带动了其它商品的贸易额。至民国时期,通过川藏、滇藏贸易,输入的茶叶量继续攀升,虽然受到印茶及英印轻工产品在侵销的影响,边茶贸易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并未阻断总体贸易形势。据有关统计,每年从康定输到拉萨一带的茶叶达20多万包;从云南输到的茶叶约2.6万多包。
1911-1950年前后,由于英国向大量倾销印度茶及官僚资本的垄断与剥削,输往藏区的茶叶呈衰减状态。50年代后,国家十分重视对藏区的茶叶供应,扩大了输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仅雅安地区1986年茶的种植面积就比解放前增加了三倍半,制茶加工能力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四倍。藏区群众的茶叶消费量也呈逐渐增长的态势,由1955年的人均3.2斤到2008年的近10斤。1956年藏区试种茶树成功,后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几乎遍及南部28个区县。1988年时,的茶园面积已达3000多亩,1993年自制茶叶26万多斤。
通过对藏区茶的社会经济发展简史的概括,可以发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对藏族与汉族产生的经济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现代社会中,茶在藏族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基于茶对农村地区藏族同胞生活的重要性,我们选取农村地区为例展开分析。在下文我们以多方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统计描述与相关分析法开展相关探讨。首先选取自治区内主要实物消费量作为研究对象。其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各项指标均按定距变量处理,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考查各指标与茶叶消费量之间的关系(表2)。发现,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时,茶叶的消费量与肉类消费量、家禽消费量成显著关系,证明了茶作为藏族同胞核心生活方式之一的实用性原因:与饮食结构、健康需求紧密相关。在前文我们已做了相关讨论。从表2可见,茶叶与肉类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86,P=0.019<0.05,系数解释力较强;与家禽的相关系数为0.863(P=0.027)。肉类的消费量均值(按所列年份)远大于家禽的消费量均值(16.2567>0.0250),所以,茶消费与肉类消费的显著关系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肉类价格在列表中处于高水平,由此我们可得到以下假设命题:茶对居民收入水平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即收入增加,肉类消费才有机会增加,茶的消费量也随之增加,反之,收入降低,肉类消费减少,茶的消费量也随之减少。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农村地区茶平均消费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关系。由于关于茶的统计数据并不完善,国家统计系统的指标设计中并没有人均茶消费量的相关指标,所以我们只能利用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开展讨论。由于茶叶进口在国家统计中以“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指标出现,且茶叶的比重很小,我们将此项指标设为缺省。1990年和1995年的出口量也并未出现在相关统计资料中,设为缺省,我们得到全国人均茶消费量(见表3)。表中,根据需要对“出口量”采用了一定的数据简化处理。
摘 要:维吾尔族被称作\"嗜茶\"的民族,其内容涵盖维吾尔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时间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茶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维吾尔族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盲肠的历史过程,并渗透到维吾尔族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维吾尔族茶文化的内涵积极丰富,因此维吾尔族茶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功能也必然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维吾尔族;茶;茶文化的社会功能
维吾尔族是我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维吾尔人民乐老勇敢,热情奔放,性格豪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维吾尔族不仅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精神财富。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和天山以北的一些地区。是维吾尔族是中国仅次于壮族,回族,满足,人口总数居第五位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
维吾尔族茶文化,绚丽灿烂,博大精深。随着茶叶进入维吾尔族人民的生活,维吾尔族茶文化也逐渐萌芽,发展,成为维吾尔族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并通过维吾尔族与饮茶相关的各个社会生活层面,表现出她多姿多彩的形态。维吾尔族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喜欢喝茶,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茶。维吾尔族喜欢喝伏茶、红茶、奶茶、奶油茶等。在维吾尔族家庭里家家户户都有茶壶和茶碗等茶具。维吾尔族茶文化发展至至现代,茶的社会功能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以茶养性,以茶制药,以茶文情,以茶歌舞,以茶会友,以茶示礼,以茶祭祀。
以茶养性,以茶制药:17世纪英国的诗人内厄姆?塔特就已经称茶为"健康之液,灵魂之饮"。茶含有咖啡碱。可兴奋中枢神经,促进新陈代谢;茶含有单宁,能降低毛细血管的渗透性,防止血管破裂,对伤、霍乱、痢疾等细菌性传染病有抑制作用;茶含有芳香类化合物,可以分解肉类脂肪,帮助消化。传统的维吾尔医学擅长饮食疗法,饮用药茶防病健身,历史悠久,以成民间习俗。尤其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各地,不仅在家庭,就连餐厅,宾馆和街头的风味小吃店,署夏寒冬都有热气腾腾的药茶免费供应。维吾尔药茶由新疆地产的高良姜,丁香,枙子,芹菜籽等药菜混合粉碎制成。维吾尔医认为药茶能够解除疲劳,保肝健胃,驱风祛寒,提神壮身和利尿的功能。维吾尔族人在长期的饮茶生活习俗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如喝清茶有助于治疗腹泻、缓解头疼;喝茶冬季可增加热量驱寒,夏季则消暑解渴;喝茶能消除油腻,放松身心,缓解疲劳。
以茶文情:茶存在于维吾尔族生活中的细节中,也就被富与创作力的人们信手掂来,以茶喻事。在维吾尔族民间歌谣中,更有大量涉及茶的歌,述说与茶有关的种种故事,优美动听的各类民歌将饮茶待客习俗唱得清楚明了。茶叶在维吾尔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自然会朴实,生动并不失情趣地放映到文艺作品中去。维吾尔族的茶文化就这样寄身于谚语,歌谣,民间故事中,口口相传,散发出它特有的光彩。
以茶歌舞:维吾尔族舞蹈艺术含蓄、优美、女性姿态柔软、舒展、男子则奔放、矫健。维吾尔族民间舞蹈《顶碗舞》是一个集民族性,民间性,技巧性和欣赏性为一体的女子集体舞。它表现了在节日里年轻美丽的维吾尔族姑娘头顶茶碗,载歌载舞,喜迎宾客,欢庆节日的庆典场景,抒发了维吾尔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好客的真挚情感。舞蹈开始,每人头顶六只茶碗的姑娘迈着舒缓而端正的舞步,用手上的顶针和小碟敲击着节奏,续而,姑娘逐渐加快了步伐,不停地插变换着队形。在维吾尔族悠久文化传统之中,有一种艺术形式深深地渗入人民的生活里,这就是风格独特的麦西莱甫。它是由歌舞、各种民间娱乐和风俗习惯相结合的一种娱乐形式。它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又具有传播艺术和道德风尚的社会作用。麦西莱甫除了歌舞以外,还包括了民间的各种游戏娱乐形式。比较著名的有献茶和唱民歌。献茶和唱歌、联句的娱乐,就是用一对盛水的小碗在全场中众手相传,每个递碗,接碗的人都要唱一首民歌或联句。如果传递动作失措或将水洒倒,都被"罚"唱歌儿或说一则笑话。这种娱乐形式,要求麦西莱甫的参加者,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娴熟的技巧和对答如流的才华。,客观上也起了繁荣维吾尔族茶文化的作用。
以茶会友:维吾尔族是一个十分热情而好客的民族,每当友人来到家里作客时,都会受到热情的招待。维吾尔族招待客人的第一个程序是首先请客人喝茶。在喝茶时,要端出馕,方块糖,冰糖,葡萄干,杏干,果酱及自己制作的各种小点心和饼干。在招待喝茶时,从来不用过夜茶和剩茶,而是重新烧茶。一般由女主人将茶碗放在托盘里端上,并双手敬上,客人也要双手接过,单手接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客人也补应该抢过主人的茶壶自己倒茶。客人中年纪最大的坐首席,递茶时也要先递给他。按照维吾尔族的礼俗,倒茶时并不倒满,只多剩多半碗,是为了倒得次数多,让客人多喝。茶水不能溢出,茶具要清洁,不能有裂纹和缺口。维吾尔族的待客茶碗讲究造型优美、质地精良,且注重样式、花色统一,一般以简单'暖色调的花形常见。茶壶也由过去颜色和品种较单一的瓷壶向种类多样、外观设计更加美观的方向发展。如果客人不想喝了,可用手捂一下碗口,主人就不倒了,否则,主人会不断地加茶。条件好的人家还用大碗奶茶招待客人,并喜欢把馕掰成小块放在茶碗里,让客人吃好喝好。喝过茶之后,维吾尔人还要做饭食来招待客人。客人吃过饭后,最后一道程序还是要烧茶。维吾尔族的这种待客方式表达了他们热情而好客的性格。
以茶示礼:茶是联系人际关系的纽带。在新疆有的地方,结婚前男女双方提亲时,亲家之间要敬茶。维吾尔族也称茶为"恰依"。实际上,"恰依"这个词,在维吾尔人的生活里已经不仅仅是茶的意思了。茶成为维吾尔人生活用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请客说成"给一碗茶",参加定亲宴会叫"让喝茶",吃早饭时间说成"喝茶时间"。现在维吾尔人把大大小小的聚会都称做"恰依"。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在城市居住的维吾尔族更多地选择在外面的"茶吧"、"奶茶馆"及饭店等休闲娱乐场所招待朋友。
茶作为维吾尔族饮食文化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体现了维吾尔族的历史对茶的钟情。茶香不止,茶文化传承不止。
【关键词】普洱 茶文化旅游 开发
茶文化是包括茶园林、茶制作工艺、茶艺、茶道、茶礼仪及与茶有关的众多文化现象的综合体。茶文化旅游是利用茶叶的美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保健实用价值吸引旅游者进行休闲体验的一种新型旅游形式。其产品形式是以优美的环境为条件,以茶产业为基础,以茶区多样性的自然景观和特定历史文化景观为依托,以茶为文化载体,以丰富的茶文化内涵和绚丽多彩的民风民俗为内容而开展的,涵盖观光、求知、体验、习艺、娱乐、购物、度假等多种旅游功能的新型旅游产品。茶文化旅游具有休闲性、自然生态性、文化性、参与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近年来,普洱茶热的持续升温,带动了普洱市茶产业的迅速发展。普洱市自古就是普洱茶的主要生产、加工、集散地,在长期的种茶、制茶、饮茶和贩茶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茶文化,发展茶文化旅游具有突出的优势。从1993年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起,普洱市就一直致力于打造“中国茶城”的形象,并在“十一五”旅游规划中把发展普洱茶文化旅游作为旅游开发的八大旅游产品之一。因此,对普洱茶文化进行深度开发和合理整合,使之成为具有高度吸引力的系列旅游产品,不但能够加快茶产业的发展,也将大大促进普洱市的旅游业发展,进而拉动该地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普洱市茶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
普洱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地,是古今中外闻名的普洱茶乡,普洱茶文化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是中华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洱市发展茶文化旅游具有明显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普洱市具有得天独厚的“一市连三国,一江通五邻”的地理区位;是发展边境旅游的理想之地;第二,普洱市自然生态环境十分优美,境内哀牢山、无量山群峰云集、云雾缭绕,苍茫无际,层峦叠嶂,区内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森林覆盖面积占总面积的62.9%;各种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众多,素有“绿海明珠”之美誉;第三,普洱是古今中外闻名的普洱茶乡,茶树资源丰富,野生型、过度型、栽培型三种茶树类型齐全,是“天然的茶叶博物馆”,当之无愧的“世界茶乡”。到2005年底,全市茶叶总面积达到134.1万亩,其中古茶树(园)60万亩,现代茶园74.1万亩,总产量3.55万吨,实现茶叶总产值10.2亿元;第四,普洱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分布有14种世居民族,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首先发现、驯化和利用了茶树,开创了人类种茶的历史。在长期的种植、采制、饮食、贩运普洱茶的过程中,积淀了厚重而丰富的普洱茶园艺文化、普洱茶采收与加工文化、茶马古道与马帮文化、饮茶习俗与茶道文化和普洱茶收藏与鉴赏文化等,以及由各少数民族种茶、采茶、制茶、饮茶的传统习俗演义出来的民间歌舞等。普洱茶文化以其自然、清幽、恬静的文化魅力,对喜爱茶文化的人们构成了独特的吸引力。
二、普洱市茶文化旅游开发现状和问题
普洱市旅游近年来有了一定发展,2005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205.56万人次,其中国外游客3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300万美元,国内旅游收入60469.47万元,实现旅游总收入71298.47万元;随着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以茶产业为基础,以普洱茶文化为核心的一批茶文化旅游产品正在形成。目前已推出的茶文化旅游产品主要有:镇元千家寨野生古茶树及万亩野生古茶林生态旅游、澜沧景迈芒景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生态旅游、营盘山万亩现代茶园及中华普洱茶博览苑、茶马古道旅游等。计划推出的有:天下普洱茶国、普洱古茶都等。普洱市力图打造的城市形象是“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其意图显然是要凸现茶文化旅游在普洱市旅游中的主打地位。但是,普洱的旅游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经过多年开发以后依然处于“冷点”状态。普洱的茶文化旅游产品并未在旅游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其应有的强势,这与其优美的自然环境优势、丰富的人文资源和雄厚的茶产业优势不相称。经过分析和调研,笔者认为普洱市发展茶文化旅游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起步晚,开发程度低。普洱市发展茶文化旅游发展起步晚,旅游项目开发程度低,产业规模小,发展缓慢,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品牌,市场知名度较低,缺乏市场开拓经验和旅游经营管理经验,而且没有明确的市场目标定位,因而,在市场竞争中暂时处于劣势。
2、旅游产品整合度低。普洱地区茶旅游资源呈零散分布,整合度低,茶产品的组合度较低,主要以茶园观光作为茶文化旅游产品,其市场需求局限较大。茶文化旅游本身就是以闲静、淡泊为特征的“冷”休闲活动,缺乏强刺激性,如不提高组合度,就难于构成触动大量游客出游的专门动机。
3、产品的文化含量不够,特色不鲜明。目前普洱已推出的茶文化旅游产品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其文化含量明显不足。由于茶文化旅游内容不丰富、不饱满,大大地影响了普洱茶文化旅游产品的整体形象,因而没有在市场上形成自己独有的闪亮卖点,形不成市场竞争力。
4、普洱市茶文化旅游缺少必要的旅游活动内容和旅游业态支撑。旅游的过程要有丰富的旅游活动内容来填充,而旅游活动内容又需要一定的旅游业态的支撑。普洱茶文化旅游产品目前大多还停留在以观光为主的形式化层面上,缺少必要的旅游活动内容和旅游业态支撑。因此,如何丰富茶文化旅游的活动内容,培育一批与茶文化旅游相关的旅游业态就成为发展普洱茶文化旅游值得进一步探究的课题。
5、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低,旅游项目开发资金不足,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由于经济总量小,自身财力弱,引资规模小,投资环境差等问题,使普洱市发展休闲旅游的步伐受到严重的制约,2004年普洱市人均固定资产投入为1910.85元,仅为云南省平均水平的60%。由于普洱的经济基础较薄弱,导致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在:(1)通往古茶树园区的道路条件较差;(2)景区规划及建设级别较低(目前仅有a和aa景区8个);(3)城市休闲娱乐设施规模小而散,尤其缺少集中的茶文化休闲业态和园区;(4)城市园林化程度不高,达不到生态休闲旅游的要求。
三、加快普洱市茶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普洱市现有茶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应把普洱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雄厚的茶产业基础、厚重的普洱茶文化及丰富的民族文化等进行空间、内容和形式的整合开发,尽快形成普洱市旅游核心吸引力。
(1)空间组合——通过点线连接,对旅游资源(自然风光、茶园林景区、民族文化示范村落、茶马古道、茶文化娱乐园、人造景观等)进行组合。点与点之间的线不宜长,布点不宜少,同时应注意整治线路沿途的视觉景观,以提高空间整合度。
(2)旅游活动内容组合——通过打造一批吸引力较强、特色鲜明、影响大的大型旅游节会和特色民族节庆(如中国普洱茶叶节、普洱茶博览会、茶马会、民族鼓舞节、泼水节、葫芦节、双胞胎节、芒果节等),把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展示出来,并把旅游茶园林观光、自然风景观光与民族茶艺表演、民族特色歌舞表演、原生态民俗体检、农家乐等多种旅游活动捆绑起来,以形成闪亮卖点。
(3)旅游活动形式组合——通过精心安排时段,把观光、观赏、参与、娱乐、休闲合理地组合起来,以强化旅游清新感,增强体验度。
2、认真分析和研究市场可能性,进行科学合理的市场定位,积极主动地开拓旅游市场。虽然普洱旅游更广泛的市场是港、澳、台地区和欧美一些国家以及国内沿海城市,但一段时期内普洱旅游的第一市场应该是省城昆明,或者说昆明是普洱旅游首先要开发的市场。通过打开并培育昆明旅游市场,向省外、国外拓展。只有吸引了大量的昆明游客到普洱旅游,才能对省外和国外的游客产生影响。普洱市应通过大型茶事节庆,着力打造普洱旅游形象,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及各种营销手段开拓旅游市场,使普洱市真正成为云南旅游的新热点。
3、创新思路,着力建立有文化含量的旅游业态。适应新的普洱旅游发展趋势和变化,以新的思路重新定位和谋划未来普洱市旅游业发展。以普洱茶文化来提升核心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深度开发系列整合产品。通过对普洱茶文化和区内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提炼和整合,凸现普洱茶古朴、厚重、丰满的文化特色。只有深入挖掘普洱茶文化及原生态民族文化,打造出一批文化旅游产品,才能实现茶文化旅游的优势组合,形成具有特色的卖点。积极培育文化含量高的旅游业态,如:茶叶交易市、茶道饮食市、制茶工艺展示所、茶艺表演队、茶歌舞表演场、大型民族歌舞专场、民间少数民族杂艺表演场、茶文化博物馆、茶鉴赏会所等。将目前已经整理排练的一批大型民族歌舞如《茶之魂》、《茶乡春潮》、《普洱茶之歌》、《茶韵古乐》等大型歌舞和音乐会形成专场,以业态形式提供给游客消费。
4、多渠道融集资金,着力改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是茶文化休闲旅游的必备的条件。应多渠道融集资金对通往景迈、芒景万亩栽培型古茶树园区和镇沅千家寨野生古茶树园的道路进行拓宽、铺油,以提高通达性和舒适性;对茶马古道必要的修复性建设;完善景区规划及建设,提高景区级别,力争创建数个4a或3a级景区;加强建设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相对集中的城市休闲娱乐设施,尤其是集中的茶文化休闲业态和园区;加快城市园林化建设,加紧推进“满城绿色,满城水”项目设计实施,规划建设时应注意应用借景的方法,把城市园林延伸至自然背景,并逐步与自然生态背景融为一体,着力营造和谐生态城市休闲环境。
【参考文献】
[1] 汝百乐:云南茶文化旅游开发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 2。
[2] 周红杰:云南普洱茶,[m]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
[3] 思茅市旅游局:(内部资料)思茅市“十一五”旅游发展规划,2006。
关键词:德昂族;茶文化;民俗风情;文化资源
旅游资源开发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旅游资源开发不仅是对各种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开发,还带动了旅游地相关产业的开发。
一、族旅游资源的文化特性
首先,它对旅游者来说应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能激发人们的旅游动机,能使旅游者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是吸引力因素”,同时,吸引力也是评判旅游资源质量高低的关键性指标。其次,旅游资源具有可利用性,对旅游业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即旅游资源的开发能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后,旅游资源(现在的某些人造景观除外)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实在物,有的表现为具体的实物形态,如自然风景、历史文物等,有的则为不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因素,如地区民俗风情等。绝大多数旅游资源都是先旅游业而存在,并不以人们的开发利用为转移,即使是现代形成的旅游资源,如城市风貌等,也是在其形成之后,被人们所认识,并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因受文化特殊性的影响,一个民族在理解一种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时,可能会产生明显不同于另一民族的判断。一种自然存在或社会现象是否会成为旅游按,会因民族文化的差异而不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旅游资源而言,与旅游者通常的生活习俗、文化背景、和居住环境差异越大,特色越鲜明,内容越丰富,影响越广泛,对旅游这来说,就越感到独特,对他们就越具有吸引力。
二、德宏州德昂族旅游资源的民族文化性
德昂族是我国云南省与缅甸的跨境而居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芒市三台山乡是德昂族居住最集中的地方,被列为德昂族乡。德昂族有自己的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昂(前称佤崩)语支 。德昂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们的诗歌、民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音乐、舞蹈等都是人文旅游资源文化内涵中最让人着迷的一部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的茶文化,茶文化主要体现了德昂族的文化精神以及社会影响力,这点从他们的社交礼仪中便可看出。从以上这些不难看出德昂族旅游资源的文化特性。旅游活动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的差异是旅游资源吸引力的源泉,也正是有文化的介入,旅游资源才更具魅力。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可以满足人们对美的事物的观赏,又可以使人们通过旅游获得丰富的知识;既可以满足人们休闲疗养,松弛身心的需要,也可以给人以猎奇探险、发现自身潜能的经历;既可以从辉煌的古代建筑、历史遗存中追寻古老的文化,又可以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平凡生活中体验民风民俗等。开发德昂族地区的旅游资源不仅可以让人们体验到少数民族的民风民俗,还可以让德昂族传统文化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
旅游资源文化内涵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自然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另一个是人文旅游资源文化内涵。从德昂族旅游资源来看既融合了自然旅游资源文化内涵又有人文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因素在里面。德昂族居住于山区或半山区,村村寨寨无一例外都种茶,故随处都可看到一片片郁郁葱葱的茶林。有的村寨,至今还能看到几百年树龄的老茶树,它们被称为“茶王”,德昂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体现了自然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而德昂族透过茶体现出的那种已经渗透到社会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的一道绚丽的人文景观――德昂族独特的民俗文化,更是民俗爱好者所向往的。把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很好的开发德昂族旅游资源。
三、德昂族茶文化在德宏州民俗风情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中的重要性
一个地区想要真正的把旅游业发展起来,除了自身独特的旅游资源外还必须要有品牌效应做支撑。比如说:一提起石林我们的脑海中就自然会浮现出那些形状各异的石头;一提起元阳,一层层的梯田仿佛已经印入了我们的眼帘;一提起楚雄,热情如火的彝族姑娘似乎已经围绕在我们周围;一提起西双版纳,那温柔似水的傣族女子已翩翩跳起了傣家舞蹈。这就是所谓的品牌效应。德宏州想要把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上去就必须要开创属于自己的旅游品牌而不是一味的模仿和“炒冷饭”。然而为什么说开发德昂族茶文化可以对德宏州旅游业带来影响,那是因为德昂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这些优良道德传统,虽然古朴,具有原始的韵味,但却闪耀着古老的文明,反映着现代文化的光辉,是当今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道德基础。其次,在德昂族的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茶才可能意到。所以,德昂人在生活中不论办什么事都离不开茶,探亲访友茶叶是必不可少的见面礼。宾客所至,首先煨茶招待,认为这比招待家宴更为重要。男青年求婚:首先送女方的礼物也是茶。婚丧嫁娶,邀请亲友光临,一小包茶叶就是主人的请柬。做错事欲求得到对方的谅解,送去的也是一包茶叶,以表示其悔改的诚意;若是送钱或物反而会把事情弄糟,会被对方认为是无诚意,不懂得德昂人的礼节。德昂人的这些风俗习惯,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内容丰富,能给旅游者带来独特、新颖的感觉。能够把德昂族茶文化真正的做起来并做好,对德宏州旅游业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打造了德宏州的旅游品牌,一说起民族特色的茶,人们就会想到德宏州三台山来逛逛,不仅品尝一下这里的茶还可以感受这里浓郁的民风民俗。当然这样的发展肯定是有个过程的。只有对德宏的民俗风情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分析,比较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抓住机遇,做出科学正确的战略决策,打出旅游品牌,才能使德宏旅游业得到新的发展,真正走出旅游冷区域。
四、德昂族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进一步设想
(一)提高德昂族茶文化的知名度
前面的一些例子证明德宏州三台山德昂族茶文化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但知名度为什么不能与之相般配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发掘不够,发掘不深;二是宣传不够,流于表层。对茶文化进行的研究总体看来投入的力度是有限的,对这一领域也没有给予足够的观注。这可能与人们对德昂族的茶的认识不足有关。针对这一不足,可以让当地旅游局和电视合起来专门给三台山德昂族茶文化做一期或连续几期介绍,通过电视广播宣传和报纸杂志的报道这些渠道来提高德昂族茶文化的知名度,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二)建立三台山德昂族茶文化展馆
德昂族茶文化是以其深厚的神话传说和独特的民族风俗为基础来衬托它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如果光凭导游的叙述和旅游小册子里的介绍,游客肯定不能全方面的了解德昂族茶文化。我们可在三台山乡政府旁建一个德昂族茶文化展馆,展馆里不仅展示和德昂族茶文化有关的古诗歌、用老茶树干雕刻而成的佛像还有不同风俗茶泡制过程的展示区,如:择偶茶、提亲茶、定亲茶等。这样一个茶文化展馆对促进当地旅游经济,增进人们对少数民族茶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茶文化旅游商品开发
文化旅游产品是指以文化旅游资源为支撑,旅游者以获取文化印象、增智为目的的旅游产品。开发茶文化旅游商品必须要以市场为标准,结合文化旅游资源特征,以文化为导向,开发出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化旅游产品。拿茶文化旅游商品来说,我们可以在茶文化展馆的一角另辟一区域,把茶叶按不同的风俗装包,把其风俗特征写好放在茶包里。待游客参观完所有和茶文化有关的资料、佛像和表演后,既可到这一区域来购买自己喜欢的茶。
(四)游客体验服务
游客体验不仅可以带动游览氛围还可以让游客对此次旅游记忆犹新。游客来到三台山首先由当地导游带领其参观德昂族的茶园,参观的同时解说制茶过程,特别是德昂族最有特色的酸茶。参观完毕到指定的德昂人家中游客开始自己制作酸茶。该景点不仅负责保存游客制作的酸茶,制作完最后一个步骤是在发酵酸茶的坑旁,写上此坑酸茶是由谁制作的。这样你就有可能吃到亲朋好友制作的酸茶,可以刺激游客故地重游的愿望,从而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峻 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泰勒 原始文化 [M] 1871
[3]余接成, 借旅游之力壮茶业经济 [J].中国茶叶,2005,5: 10.11
(一) 藏族的茶文化,在祖国的茶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它是由茶叶本身与祖国内地直接的渊源关系,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交往,以及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所共同构成的。 据民间传说,茶叶未传入藏区以前(大约公元3-4世纪),藏族的先民已开始饮用加汁的水,这种汁是用一种树木的皮所熬制的。输入茶叶的最早时间,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但在具体时间上,则又众说纷坛。 第一种看法是主《政教史鉴》“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之说,认为茶叶自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开始传入;第二种看法认为始于吐蕃强盛时期(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李肇著《唐国史补》中记载的“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时与吐蕃赞普著名的对话说明,茶叶当时传入吐蕃的品种不少。 除此而外,这里将藏文文献中有关茶叶来源的一些记载例引如下: “芒松芒赞的儿子都松莽布支龙南木神变之王,生于阴水鸡年,二十九岁去世。他在位期间,吐蕃有大量茶叶、器乐,并有七名武艺高强的人出世。” “某一个时候,国王都松莽布支得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精通医道的医生,国王只能注意饮食行动,加以调理。当国王安心静养时,王宫屋顶的栏杆角上,飞来一只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美丽的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枝上有几片叶子,在屋顶上婉转啼叫。国王看见了小鸟,开初并没有注意它。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时,小鸟又飞来了,还和前一天,一样啼叫。国王对此情景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收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放到卧榻之上。国王发现这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树,于是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国王召集众大臣及百姓说:“诸位大臣及平民请听,我在这次病中对其它饮食一概不思,唯独小鸟携来的树叶作为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对我尽忠尽力的大臣们,请你们去寻找这样的树长在何地,对找到的人我一定加以重赏。”吐蕃的臣民们遵命在吐蕃的各个地方寻找,俱末找到。大臣中有一名最为忠心、一切只为国王着想之人,沿着吐蕃边境寻找,看见汉地一片密林笼罩紫烟,就前往该处。他心想,那边密林之中,必定有这样的树木。密林的这一边,有一条大河,渡不过去,却隔着河望见那种树就长在对岸林中。大臣想起国王之病,决心冒险过河。此时忽然有一条大鱼在他面前出现,游过河去,使大臣看到河面虽然宽阔,但水深并不足以淹没人,心中大喜,就沿着鱼游过的路线涉过大河。大臣到达密林之中,只见大多数都是小鸟带来树枝的那种树,心想,这必定是鱼王显现,为我引路。他欢喜不尽,采集此树树枝一捆。又思量道,此物对我王之病大有效用,中间道路如此遥远,若有人来帮助背负,或有一头驮畜岂不更好。想到此处时,忽然有一白色母鹿,不避生人,跪到身前,大臣想:此鹿或者可以驮载。乃试验之,果然如愿。于是收此树枝让母鹿驮上一捆,大臣自己背上一捆返回。路上跋涉,非止一日。一月之间,母鹿驮载,直送大臣到达能望见王宫之处,吐蕃大臣在此处召集民夫,收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此大臣重加赏赐。国王疗养病休,亦大获效益。” 笔者认为,仅就而言,上述记载不无道理,但如果就全国藏区而言,茶叶最早传入的地区,当为今四川藏区,也不排除云南藏区的可能性;最早传入的时间则应为汉代。 其理由如下: (1)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样地,各国茶种、茶叶栽培技术及茶道皆源于我国。在国内,又以四川为早。据贾大泉、陈一石先生考证,“我国最早饮茶种茶的地区是四川东部的巴国境内。巴族人民至迟在周代已把茶作为一种重要的珍贵作物,并且是向周王朝缴纳的贡物之一”。汉代,四川产茶地区逐渐增多,“司马相如《凡将篇》就记载西汉前期蜀郡有茶。杨雄《方言》则说:‘蜀西南人谓茶为?J(she)’,说明蜀地出产茶叶。《华阳国志》则更明确记载汉时广汉郡的什部‘山出好茶’;键为郡‘汉有盐井、南安、武阳皆出茗茶’;滇黔边区的平夷郡‘出山茶、蜜’。此外,名山县的蒙顶山亦是盛产茶叶的地方”。四川的茶叶市场此时已经形成。“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所写的《僵约》就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规定?E?的任务之一是‘烹茶尽具,铺以盖藏’,‘牵犬贩鹅,武阳买茶’。武阳即今彭山县,从资中到武阳买茶,那里必定是一个著名的菜市。”四川甘孜、阿坝、木里藏区,其时为西南夷地,紧邻上述茶叶生产地和茶叶市场,这就给其提供了一个输入茶叶的良好外部环境。 (2)汉初,蜀郡北、西、南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着若干大大小小的部落,这些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华阳国志》等史籍中都有记述。邻近蜀郡的主要部落有徒、笮、冉、??(mang)、斯揄等,今川西大部分产茶地区如雅安、名山、天全、荣经等地在汉时均为徒、笮之地,再西还有白狼、??木、唐??(z6u)等百余部。而川西北产茶地及菜市彭山、什邡等又与冉、??相邻。汉武帝时开西南夷,在上述地方设置郡县。大量记载充分证明,今四川藏区的大部分地区在汉代就己形成了与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些地方的首领向汉朝“奉贡”、各郡县与汉王朝的频繁往来,都为茶叶向上述地区的输入提供了政治保证。 (3)汉武帝建元年间,唐蒙开南夷道,通往夜郎,司马相如趁势请开通耶、笮等西夷之路,被称之为耗牛道,后来又被称之为茶马古道。牦牛道通后,汉族同西南夷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日益繁盛。“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k(b6)、?!Ⅶ郑ê呐#?,以此巴蜀殷富。”交通是促进当时民间经济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巴蜀商人与西南夷少数民族通过交换,不仅可获得笮马、耗牛等土特产品,从当时茶叶生产的状况分析,把茶叶作为产品交换的可能性也极大的。(4)汉代居住在今阿坝州境内的冉、??等部少数民族,由于那里“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尔于冬季便到蜀中“庸赁自食”。他们在蜀中,必然会受到蜀文化的熏陶,茶文化的影响自然会在其中。 这里顺便提及一下,除四川外,云南也是种植茶叶较早的地区,据《普洱府志》记载,云南少数民族在汉代已经开始栽培茶树,可见滇西北地区饮茶的历史也是较早的。 从汉代历各朝代及至唐初,今四川藏区正处于西南夷各部落(部族)的发展阶段,其地各部落(部族)的兴衰变化较大,但从史籍中可以窥见与内地的联系屡见不鲜,而与吐蕃的关系则不甚明显,所以当时茶叶的传播和使用是局部的,范围并不广泛。到了唐代,吐蕃势强,随着藏族与内地各民族关系的不断发展,茶叶分别从西北唐蕃古道和西南茶马古道向西纵深辐射,直至覆盖全藏区。 可以揭示藏族的茶文化与祖国内地的渊源关系的另一基本线索,就是茶叶名称和饮茶之法。 在汉地,茶最早叫“荼”,直到唐中叶以后茶业兴盛,才易“荼”为茶。随着产茶地区的增多,各地对茶的称呼也逐渐增多,除茶以外,还有??、茗、?F(chuаn)、?J、搽以及葭茶、苦茶、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名。《尔雅》中说:“??,古茶”;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名一曰茶,二曰??”。藏族从古到今。均称茶若“甲”,不少学者认为,此系汉语“??”的译音,是个汉语借词。藏区的茶均从内地输入,引物并名的事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了。“甲”是藏族对茶的统称,对于内地不同产地、不同特点的茶叶又各有称谓。《汉藏史集》的作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曾详细介绍了重要的十六种茶,各称分别是:札那普达、乌苏南达、郭乌马底、阿米巴罗、哈拉扎、阿古达玛、哈鲁巴达、朱古巴拉、萨日巴利、阿梨跋孤、穆班底、黑底古、居那达鲁、拔拉米达、呼?:??!⒃?那扎都。其中,“生长在农田中的茶树,被称为哈拉扎的茶,色黄,叶大而粗,枝干粗,汁色如血,味道大苦,气味如甲明树气味,适速煎,饮之去痴愚”;“被称为居那达鲁的烘焙制成的茶,茶树枝叶缠绕一起,虽然没有香味和光华,但一经熬煮即生效力,色如红花,又如犊牛奶提取的酥油,饮之能调养身体无病,使人容光焕发”等。上述茶的名称多数是依茶的不同药物功能,并根据《四部医典》中的相关名称来命名的,也有以引进该茶者之名来称呼的,目前还难以指出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名称来。《汉藏史集》成书于公元1434年,正值明代,我们至少可以说,藏族此时已经对汉地的茶有了全面的了解,或者可以说藏区至少贵族中已经接触并饮用过上述茶叶。 汉地在唐代以前,人们饮茶的方法均为煎制。温庭箔在《采茶录》中对茶的煎制作了细致的记述:“茶须缓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素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回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此谓煎茶三沸。陆羽在《茶经》中还提及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说当茶煮到一沸时,还要加盐调味。藏族饮茶,惯于煎制并放盐,通常称之为“熬茶”。这显然是沿袭了汉地古老的饮茶方法。据《神农本草》记载,古人对茶的认识最初是从其药用功能开始的,认为茶性苦寒,可以清热解毒,治疗疾病。随着人们长期饮茶,不断体验总结,逐步认识到茶能清热解毒,生津提神。前引《汉藏史集》中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因得茶而病愈的记述,证实了藏族对茶的上述认识。藏区地处世界屋脊,“雪雨风雹雪,每隔日有之,夏节气如中土,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其草细,不过三寸,地有冷瘴,令人气息”。海拔高、气候恶劣是最基本的地理特征。再则,藏族饮食多为牛羊肉、糌耙、奶制品,油脂重,不易消化,因而茶的作用便显主要。正如《滴露漫录》所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藏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的特殊依赖由此而生。 藏族熬茶之法得以长期沿袭的重要因素在于:(1)古代藏族社会发展十分缓慢,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加之本地又不产茶,全凭内地供应,交通不便,道路艰难,茶的确来之不易,故尔爱茶惜茶。放一次茶叶,要反复熬许多次,直到茶色清淡,茶味渐尽时,还常加一些自制的碱与茶同熬,以追茶色,最后连茶叶渣都舍不得扔掉,物尽其用,喂养牲畜。(2)海拔高,气压低,水的沸点低,茶叶非熬制不能出色出味。(3)饮食中的肉食,奶制品、糌耙等,无浓茶不易消化。 (二) 以茶为中心的内地与藏区间的贸易旷日持久,经千余年历唐、宋、元、明、清、民国六个时期,从未间断。它在汉藏关系史以及我国民族经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是我国茶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自开元十八年以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马市,虽然茶马贸易在当时并末形成一种专门制度,但为宋代以后茶马贸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宋代是茶马贸易的兴盛时期,它形成的条件,首先是我国西部吐蕃等少数民族客观上对茶叶的需求迫切;其二,以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夏政权,与宋长期对峙,宋王朝为加紧战备,战马的需求量增大,但其时“宋王朝的实力还未控制到产马地区,契丹、西夏政权又与宋朝对峙,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轻易地将战马输入宋朝……宋初虽在河东、陕西等地设置了不少买马场,市马招马,保征战马来源,但自西夏‘赵德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鳞、府、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德军’”,使宋朝的战马来源大为减少。元昊建国后,“西夏战马亦很少流入宋朝,战马来源主要靠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其三,因宋王朝财政十分困难,经费拮据,而马价十分昂贵,其中由蕃部自费运至京师的券马,价格“自七十五千至二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其价更高,“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凡三等”;沿边州郡买马场购买的省马,其价“以婚钱计之,为十等,自三千八百千至十八千”。“在嘉?v之际,宋朝多以银、绢、茶等支付马价,虽以茶易马并不占主要,但绢价又贱,大约需三十匹绢才能换回一匹马,这就刺激以茶易马的兴盛。其四,当时东南地区和四川省盛产茶叶,年总计产茶在五千万斤左右,给茶叶的外销提供了良好条件。 四川茶叶在当时的茶马贸易中为大宗,年产量在三千万斤左右。宋神宗采纳王韶建议,将川茶榷禁用于博马,实行官营,贱买贵卖,获利甚优。“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卖出三十贯或四十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朝廷明令,“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博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当时在陕西诸州所设之市,绝大部分以四川茶叶作易。“在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茶]二万驮。” 四川的茶马贸易在宋代渐为兴盛。其市主要有黎、雅、嘉、威、茂、文、益、泸、叙、夔和南平、长宁、永康等地,中心为黎州和雅州。这些地区实行的羁縻买马制,有别于其他地区易马性质,是出于对沿边少数民族实现以羁縻为政治目的的易马制度。 为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廷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朝廷,奏陈榷制之害,提出大更茶马之法。大更茶马之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官买官卖,革除官商弊病,实行商买商卖,建立茶引制度;(2)精减茶马管理机构及冗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3)增设易马市场。其增设市场主要在四川。 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统治者的根据地大草原骊?b(huang)成群,战马云集,已不必依赖藏区输入战马,故对汉藏荼马贸易管理松弛。“元初由政府统购茶叶,销于藏羌地区。由于加价过多,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几乎酿成骚乱,成都路总管张廷瑞乃变更茶法,政府停止经营,由商人按引纳二缗,自行购运,汉藏之间,听其民间自由互市”。 明朝把茶法和马政视为军国要政,故加强了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明成祖朱元障十分重视茶政,他在谕蜀王椿时说:“夫物之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茶、马,国之要政。都御史杨一清言:“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彼欲亦遂。前代曰互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代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在具体制度上,明朝一改宋制,于1393年(洪武二十年)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它虽然保留以茶易马的经济关系,但己不是平等自由商品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是皇帝对臣民的‘差发’,‘不信者斩’,具有强制性。在经济上它是国家征调臣民马匹,并确定其征调数量和偿付的价格,具有以马代赋的性质”。“在茶马比价上,采取贱马贵茶的政策,通过官方法定茶马比价,强制藏族人民接受不等价交换。”到永乐时,金牌制度停止施行。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又力图恢复旧制,变通采取颁发“勘合”之制,但已名存实亡。明廷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实行接引收税、招商经营的引岸制度。引岸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为了进一步笼络藏族僧俗首领,施行朝贡制度,发展了唐宋时期的贡马赐茶制度。“藏族各部的贡物,一般称为‘贡马及方物’,其数量均无明确的规定,以表示对王朝的拥戴而已。明廷对贡使的赏赐则较优厚,‘务令远人得沾实惠’。明廷对贡马则按级给赏,赐予优厚的钞锭、丝红,俨如对等贸易;对贡使则按人赏赐优厚的彩缎、丝衣、钞锭、靴袜。此外,由于贡使都要‘专讨食茶’,故又规定按朝贡路线,每人赐给食茶五十至六十斤。”藏族朝贡使除按例得到食茶外,还有其它种种办法获取茶叶运回藏区。贡马赐茶实际上是明代茶马贸易和政治统治的一个必要补充。 清朝开国,“踵前朝故事”,于顺治三年宣布恢复茶马互市,其主要市场设于西北地区,先设立西宁、洮州、庄浪、河州、甘州等茶马司;其茶叶来源,一是甘肃南部及陕西汉中一带所产茶叶,二是来自四川等省的商运荼。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世祖还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从顺治到乾隆初年,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至乾隆中期,茶马互市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起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但贸易范围更加广泛、基本形式有较大变革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制度的核心是改官营为商营;以引岸制完全取代榷茶制;内地仍以茶叶为主要商品,其它与藏族人民相关的生产、生活资料进入市场的比例增大,而藏区输出的交换产品已不再仅限于马,还包括皮革、药材、黄金等土特畜产品。 因边茶商贸的兴起,四川引岸制度发展迅速,致使内地与的贸易中心南移,四川便成为其中心。明嘉靖时,“四川年例茶引五万道,欲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之腹里”,腹引数远远大于边引数。“到雍、乾时期,嘉庆《四川通志?茶法》对川省推行茶引州县有一较全面的统计,总计全川共颁行引票十四万六干七百一十三张,其中边引十万零一千三百一十七张,土引三干一百二十张,腹引为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六张。这一数字是清代川茶引额文献记载的最高额”。其边引数与明嘉靖时期相比增加了五倍多。与此同时,边茶贸易有了一些新特点:(1)藏区商贸集市口岸不断增多,包括最负盛名的打箭炉和松潘等;(2)除了以往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外,货币参与市场交换的趋势日渐明显;(3)各种茶票,如“照票”、“飞票”应运而生;(4)四川边引、土引、腹引形成定制,成为国内一种独特的引岸制度。清末光绪初,四川总督丁葆祯针对当时课税积欠以及茶业时受梗阻的情况上奏,建议免除茶商历年积欠的课税和茶息银;将以往由州县领票征收的茶课,转解省盐茶道;增加边茶的采购范围,增加边引,以扩大对藏区茶叶的经营;保护茶商的专利。经过整顿,边茶贸易又出现生机。 1893年(光绪十九年),随着英帝国主义对侵略的加剧,《中英印藏条约》的签定,英印在亚东开埠通商,英印茶叶开始源源不断地倾销,这不仅严重冲击了汉藏边茶贸易,对四川的茶叶生产也造成威胁,并造成土特畜产品的大量外流。英印茶叶在充斥的状况,遭到了僧俗各界的抵制和反对。在《中英印藏条约》签定之前,僧俗人民就已经洞察到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各寺庙及僧俗人士在呈给驻藏大臣衙门的公禀中称:“该外藩人等利欲薰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虫蚁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言……现在大吉岭地方,小的番民与该昧良狂妄之徒往来交涉买卖之事,实难放心”。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哲布尊丹巴向清廷陈述藏事道:“荼系内地四川茶人大利,原有交康茶税,交藏地税.,兼之藏众欲饮此茶,若令英人贩卖,必贫易售,且于税收一项,诸多窒碍,应请一律禁止。 1873年(光绪三十二年),张荫棠出任驻藏帮办大臣,他态度鲜明,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抵制印茶入藏。(1)从外交上周旋,使印茶入藏无法取得合法手续;并试图以重税印茶来保障川茶之利权。(2)提倡在藏区试种茶树,就地发展茶叶生产。(3)主张减少川茶课税,改善运输条件和经营管理,以降低川荼成本,提高川茶的竞争能力。(4)拟设“官运茶局”,署理川茶在藏区的运销业务。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为抵制印茶入藏,振兴荼业,力挽利权,亦采取了如下措施:“(1)派遣巡检郭士材赴、印度调查茶务。(2)以川茶种子输入藏地,教民自种。(3)严禁假茶,以为着政……(4)组织边茶公司,宣统二年(1910年)在雅州城内成立‘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打箭炉、理搪、巴塘、昌都、界姑五处设立售茶分号……”。“但因清王朝覆灭,赵氏抵制印茶诸举搁浅。民间初,云南商人在拉萨十分活跃,滇茶在与印茶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帝国主义对进行经济侵略的步伐。辛亥革命后,印茶大量侵销,川茶在的市场日渐缩小。在政治上,康藏数度发生纠纷,使传统的康藏贸易受到阻碍,这一时期,地区的川茶紧俏,广大藏族人民不愿饮用“有机油味”的印茶,而滇茶则大量通过滇藏山道和滇缅道等运至,压制了印茶在的影响。“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间佛海县销藏茶量……在一万担以上。每担合六十三点四公斤,即年运销紧茶六十三万四千多公斤。其中比较著名的‘云南恒盛公商号’为贩运滇茶入藏,于猛海设立茶厂,在拉萨设分号,并与‘热振昌’合作开设了康定至拉萨的茶叶运销业务,年运茶入藏达一万包。” 民国时期,印茶继续在侵销,英印轻工产品亦随之入藏,对川藏边茶贸易影响较大,加之康区多事,政局混乱,康藏交通不时受阻,尽管汉藏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边茶贸易始终不振,呈衰退趋势。“1939年以前,边茶最高年产量达六十五万包,到1949年下跌二十万包。” 清、民国的边茶贸易,历史地看,应归结为边茶贸易阶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较之茶马贸易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纵观从公元8世纪初至解放前长达一千二百多年的内地与的贸易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政策和措施也各有所异,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脱离不了各朝当时的政治、经济态势,以及对民族地区的施政方略的限制和制约。故尔历史上的贸易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与经济双重复合体。无论是茶马贸易阶段,或是边茶贸易阶段,均反映和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历史上内地与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内地与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政治上为中华民族的团结、为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一千多年来,藏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之间,通过民间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格局的形成,特别是汉藏关系发展不断紧密的总趋势,与内地与间的贸易所产生的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内地与贸易的实质和主流。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历代中央政权过于强调茶叶对藏区的羁縻作用,在“以茶奴番”和“谓茶乃番人之命,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的思想指导下,这种“基于政治目的而强化行政调节的经济关系,必然使藏族人民在互市中处于附庸地位”。 内地与间以茶为中心的贸易在经济上的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1)不仅促进了内地产茶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藏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藏族地区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不断扩大,刺激了内地茶业兴盛、产量增加;服务于茶叶贸易的机构、人员以及运输力量等逐渐加大,服从于茶叶加工的其它行业得到发展。“茶马贸易是以事畜牧业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马有销路,就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茶有来源,保证了肉食乳饮民族的健康……更重要的是茶马贸易带动了汉藏各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使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清代因内地名马甚多,马匹销路不广,停止了茶马贸易后,汉藏民间的商业贸易却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产生活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酒肉、铁器、瓷器等商品都源源不断地运往藏区,藏区的土特产品,特别是药材和黄金都大批销往内地,双方交换的数额远远超过历史上茶马贸易的规模和水平,从而使藏汉民族经济更牢固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2)带动了高原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明代以前,茶马贸易的互市市场均不在藏区,各地藏族到互市市场进行交换,需经长途跋涉,加之藏族长期生活在气候高寒的青藏高原,难于适应内地的盛夏酷暑,互市时节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明代以来,随着贸易的增加,互市市场开始向藏区纵深发展。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在碉门设茶马司。1387年(洪武二十年),在岩州(今泸定岚安)设互市市场,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悉蠲其徭役,专今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川西北的威、茂等州,宋代就已为互市市场。据《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威、松、茂州三卫以茶、姜、布、纸易马送京师。”在滇西北藏区,嘉靖年间丽江木氏土司攻取滇西北藏区以及昌都地区的盐井一带后,滇西北藏区的房东制贸易得到发展。 清代以来,藏区高原市镇的发展规模和范围都有扩大。明末,岩州市废,打箭炉市兴。入清后,打箭炉成为藏区盛极一时的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年),置打箭炉厅,‘为番夷汇总,因山为城,市井辐揍’,商务繁盛,为边茶转输、青海各蒙藏地区‘出口总路,是以四方茶商俱聚于此’。藏汉贸易间交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年间,打箭炉由十三家锅庄发展到四十八家……锅庄由待贡向行栈职能的转化,表明雍乾时期打箭炉商务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汇集于打箭炉的藏商集团除了今甘孜州内的土司商、寺庙商,还有今、青海、云南和四川木里的藏商集团;汇集于打箭炉的汉、回等民族的商业行帮也不少,按地区分类有陕帮、云南帮、川帮等,川帮中又分川北帮、邛蒲帮、雅州帮等。据乾隆年间统计,四川的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销往打箭炉的边茶总引额数达十万零三百四道,计约一干万斤以上。民间时期,每年引票销售量均在十万张左右,其中最低额年份亦在六万九千多张。在今甘孜州藏区,除打箭炉外,还有泸定、理塘、巴塘、道字、炉霍等县的集市不同程度得到发展。在川西北地区,集市首数松潘,“在明代松潘已是烟火万家,俯视即见城镇;到了清代县城扩大,偏街小巷约四十道,城外东北亦有附廓,人烟稠密,商贾辐揍。松潘所辖地域辽阔,包有今之南坪、黑水、若尔盖、阿坝、红原等县。辛亥革命后商业发展迅速,成了甘、青、川三省边境藏汉商人与内地物资交流中心,藏汉贸易最大的交易市场”。明嘉靖年间,四川茶引年例为五万道,其中派往松潘茶引为二千引。隆庆年间,川茶引额调整后,松潘一直维持在四千引左右。清嘉庆年间,行销于松潘等地引额达到一万八干余张,清末为三万六干张。民国时期,随着漳腊金矿的发现和开采,松潘的贸易又得到发展。 “随着滇藏关系的密切,清代地区历次发生政治军事事件中,滇军均派兵进驻,事件平息后,滇军常驻昌都……滇军的驻防进一步开拓了滇藏交通,促进了商人的往来。滇西北的丽江、中甸、德钦等地变成了滇藏贸易的重要城市和物资交流集散市场。”在滇西北迪庆藏区,“至清末民初,因中旬‘为滇、康、藏三省区商业交通要道’,县城东外本寨,有大商号五十余家;归化寺前的小街于有‘大堆店三十余所’,两地每年货财出入最少在七百万元以上”。 从明代到民国的数百年间,藏区兴起的贸易集市逐渐由小变大,由少增多。这些集市,是由汉、藏、回、纳西等民族携手共同创造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和经营范围的扩大,参与经营的民族不断增多。贸易的发展,不仅带动了旅店、饮食、金银器制品和皮革等业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川、滇、藏茶马古道的拓展。 民族间经济的交往,交通既是条件,又是保证。唐宋时期,汉藏茶马互市市场主要在西北一带,故唐蕃古道为主要贸易孔道。“内地差旅主要取道西宁越当拉岭沿乌苏大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沿此道。”’通往川西北藏羌地区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三条:一条为松茂大道,又称西山道、西路,从灌县溯岷江而上,经汉川、茂汉、松潘、南坪,然后辐射甘肃、青海部分藏区。该道前身为湔氐道,秦汉时已通,“唐宋时期,这条西山道是四川盆地与川西北和西北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其时,西山道上松、茂、文、永康军等为茶马市场。“宋元时代,曾着力于西山古道的修整。”明洪武年间,为确保川西北道路畅通,曾经对其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整。“明洪武十一年(1294年),四川都司遣人从灌县修西山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曹震派茂州卫指挥同知余胜组织修治松驿铺桥道,‘作驿舍邮亭,架桥立栈,自茂州,一道至松潘’。据现在可考,明代松茂驿站共有十个驿站”。自明代茶马贸易中心南移,并实行引岸制度以来,“西山道便是边茶运销的重要道路。到了清代,以灌县为中心制造的边茶行销松、理、茂一带,称为‘西路边引’。”除西山道外,另外两条茶道,一条即历史上的“灌汶通金川道”,又称小路,“从灌县经卧龙翻越巴射小山、牛头山到懋功(今小金),被称为小路”;另一条“从威州经理番(今理县)越鹧鸪山到刚金寺再进入牧区,也是一条较大的支线”。从川西通往康、藏的茶马古道主要有两条:一条从邛崃经名山、雅安、荣经、汶源、泸定、康定,然后出关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进入的江达、昌都至拉萨。从邛崃至康定段俗称“大路”,由此道入康定的茶,称之为大路茶。明际,黎、雅、碉门成为边茶的最大市场,“秦蜀之茶,自碉门、黎、稚,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明洪武年间,还因岩州设市,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通往泸定岚安的茶道,该道俗称“小路”,沿此道运往打箭炉的茶称“小路茶”。清康熙年间,泸定桥建成,这条路线亦相应改变。前述从打箭炉至昌都的一段茶道俗称康北道,清初又开通了康南道,即从康定出发,经稚江、理塘、义敦、巴塘、芒康、察稚,至昌都与康北道合,此道开通后,从打箭炉入藏多取此道。“滇藏贸易的主要交通线,历来以滇藏和滇康为主要干线。滇藏线,一是经普洱、景东、丽江、昌都至拉萨。另一条是从澜沧、双江、临沧、丽江、昌都到拉萨。此外,滇康线是由昆明、元谋、会理转运至康定。” 汉区运往藏区集市口岸的茶叶,基本靠人力背运,俗称“脚夫”,均系汉地贫苦农民,有的农闲时才从事茶叶背运,有的是祖祖辈辈操此业,长期在茶马古道上辗转,十分艰辛。西路边茶分大茶和小茶,均呈方扁形,故又称“桌茶”;大茶一包重一百二十斤,小茶一包重六十斤。南路边茶,每包十六斤或十八斤,呈条形。南路边茶运往打箭炉销给藏商后,藏商需招引“贾卓娃”(缝茶工)用牛皮将茶叶重新打包缝制,若运距短就缝“花包”,若运至则需缝“满包”,一是防备途中损坏,二是便于驮运。每驮六包茶。茶包需从中对开,然后折迭打包。 (三) 边茶,是内地销往藏区的专供茶,其叫法很多,或谓“西番茶”、“乌茶”、“马茶”等,民间最普遍的叫法为“藏茶”。“在元代,松、潘、黎、雅地区藏族所需的茶叶已单独形成一个种,叫‘西番茶’,以别于腹地所饮的各种川茶。”“明代,“腹茶与边茶不仅销售范围、对象有区别,而且在采摘季节、制法和包装均不相同。腹茶又称‘细茶’、‘芽茶’,它来自清明前后的嫩芽绿叶,经过烘焙、搓揉等工序制成,味香但不经泡。边茶又称‘剪刀茶’、‘刀子茶’,系在秋季采摘。茶农用小刀连枝带叶.制成粗茶,此茶色味俱浓,经煮耐泡,故颇适藏区市场需要”。云南销往藏区的“紧茶”则与腹茶类似,以绿叶制成,价格较腹茶低,而用量又比川边茶少,且耐熬煮,亦为藏族人民所喜爱。“由于边茶需要长途运输,加以民族地区‘番人不辨权衡’,在计量上容易发生争执。将茶叶蒸压成块,既有利于统一重量,又便于运输。”“清代以来,各路边茶的制作形状、包装、品种都基本有各自的定式,并承袭下来,有的一直延续到今天。 南路边茶主要产于四川邛崃、名山、雅安、荣经、天全等县,其品种主要有以下七种“(1)芽茶:雅安产,每包十六斤,每包值二十元左右,品质最佳,行销拉萨,非贵族、大喇嘛不购也。(2)砖茶:雅安、荥经均产,每包十六斤,每斤作砖形,值十元左右。品质较次,行销康藏各地。(3)金尖:各县均产,每包四甑,共重十八斤。品质较次,价格亦较低,行销康藏各地。(4)金玉:各县均产,每包十八斤,价二元左右,粗细掺合,行销关外各县。(5)小路茶:天全产,纯以粗叶制成,价值均次于金玉,牛厂牧民多饮此。(6)红茶:荥经产,粗叶制成。价值较小路为高,亦销牛厂。(7)散茶:各县均产,价无一定标准,零整均售,行销各地”。 西路边茶产于灌县、什邡、北川、大邑、绵竹、安县等地,以灌县为制作中心。包装与南路边茶迥然不同,呈方扁形,形同桌子,故称“桌茶”,大包一百二十斤,小包六十斤。云南的边茶产于普洱、佛海、景谷、缅宁一带,其品种主要有紧茶、圆茶、方茶和散茶等,除销本省藏区和外,今甘孜州康南也有一定市场。 销往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边茶,除部分系四川西路边茶外,多系湖南、湖北的黑茶和老青茶。 藏族人民由于饮食结构特殊,所处自然环境也特殊,故饮茶习俗十分浓厚,风格独特,丰富多彩。茶在藏族的饮食文化和其它习俗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管是集镇、农村、牧区或是寺庙,人们早炊的首要任务便是熬茶。藏区泛称早餐为“喝早茶”,早茶的食品多为糌粑;牧区除糌耙外,还有干奶渣,都是与茶相配的干食品。糌粑或用手捏成团吃,边吃边喝茶;或是先在碗内先放糌粑,然后倒上茶,直至舔尽喝足,这种吃法叫舔“卡的”;若吃干奶渣,则先在碗里放上一些干奶渣后,再倒入茶泡奶渣,食尽奶渣。早茶中,茶为主,食为辅,故管早餐称“喝早茶”。一日三餐,餐餐都离不开茶。无论是吃饭还是平时饮茶,无论是主人或是客人,都有个习惯,可谓不成文的规矩:饮茶时,不能一次饮尽,喝一点,掺一点,再喝再掺,如果不想喝了,方能一饮而尽,不然被视为不懂规矩,不礼貌。凡外出,除了带干粮外,茶叶、盐巴和熬茶的饮具必须齐备。 藏区饮茶的花样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清茶: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一类。在锅内掺入适量的冷水后,即放入茶叶,待开锅时,用铜瓢在锅中舀起茶水,高高扬入锅中,反复几次后,掺入少许冷水,继续熬煮,再沸,再扬,再加冷水,一般三次左右,待茶色转浓,茶香溢出即可。然后用藤制的圆锥形漏斗将茶叶滤尽,再加盐即成。也有在熬制过程中先加盐的。已熬过的茶叶需盛放好,下次熬茶时还可继续使用,一般要使用三次左右,茶色方尽。 清茶的另一种熬制方法是,熬制茶卤。是在锅中或壶中放入过量三至四倍的茶叶,加长熬制时间,有的为了追尽茶色,加入土制的灰碱或白碱,将茶汁浓缩为卤汁,存放起来,需要时,只需在开水中放入适量卤汁即可。这种方法节省燃料又省事,比较方便。清茶色鲜、可口、清醇,是农牧区家庭常饮的方便茶。 (2)酥油茶:是享有盛名、风格突出、营养丰富的饮茶。其原料有清茶、酥油和盐。制作时,先将酥油和盐放入专门制作酥油茶的“浆桶”内,掺入小半“浆捅”热清茶,用木制带柄的活塞(藏语称“甲洛”)上下反复用力提按,并发出阵阵铿锵有力的“咕都、咕都”声,一般大约提按五六十下,酥油、盐、茶搅合均匀,成为粉乳色液体。之后再加清茶,直到“浆桶”装满,再放慢速度,提按“甲洛”若干次,酥油茶便制作完农。现代,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家,酥油茶的原料又有所增加,如加核桃仁、加奶粉,或是芝麻酱等,如此酥油茶既浓、又香,更为诱人。 (3)奶茶:夏秋季节,在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奶茶最为流行。奶茶制作一般为两种。一种是事先将茶叶捣成细沫,放入锅中与水同熬煮,待茶色、茶味熬出后,放入适量鲜奶和盐,用藏式茶瓢搅匀后即成,喝时连茶带沫一道饮。另一种是用熬好的清茶,用茶罐或茶壶盛装,再放入适量鲜奶和盐,摇动茶罐或茶壶,待奶、茶、盐均匀后,即可饮用。 (4)面茶:这种茶在农区比较普遍。先在锅中放入少许面粉,进行干炒,炒熟后,边掺清茶边用锅铲搅拌,并放上盐,待搅拌均匀、浓度适宜后即可饮用。 (5)油茶:主要在农区流行。将牛油(或肥牛肉)、猪油(肥猪肉)用刀切成小丁,然后放入锅中炸炒,待油熟后,放入少许面粉或糌粑,再掺入清茶并加盐,边掺茶边用锅铲搅拌,待搅拌均匀后即成。 (6)甜菜:甜茶在拉萨一带比较流行。其茶叶系较为高级的红茶,加奶和糖熬制。本为西方饮料,传入时间不长,最早在上层贵族中饮用。现已在民众中盛行,并已进入市场,拉萨城内有专门的甜茶馆接待顾客。 藏族无论喝哪种茶,都喜欢热饮,特别是带油的酥油茶和面茶。所以藏族家庭中,火盆或灶塘内总常备灰火,并将茶罐或茶壶置于灰火上,以保持茶温,随时饮用方便。 藏族对茶具是十分讲究的,特别是茶碗、酥油茶桶和茶罐。 关于碗的种类和来历,《汉藏史集》中有专门的记叙,提及茶碗的制作最早在,但是制作工匠和技术来自内地。书中记载:“藏王(指都松芒布支)说:‘此种树叶乃上等饮料,饮用它的器具,不能用以前有的玛瑙杯、金银等珍宝制成的瓢勺,需要找一种以前没有的器具。听说汉地的皇帝有一种叫做碗的器具,可派人前去要来’。于是吐蕃派出使臣前往汉地。汉皇帝说:‘我们汉地与吐蕃双方多次交战和会盟,为利益吐蕃,我已送去医药历算,各种工匠,各种乐师……若吐蕃自己有制作的原料,我可派一名制造碗的工匠前去’。吐蕃使臣将汉地造碗的工匠请回,并向藏王奏闻出使经过。藏王说:‘如此我们还是自己制造,只是不知道需要些什么材料和工具?工匠回答说:‘原料上等的用宝石,中等的用石疖,次等的用白石头也可以。’藏王说:‘如此,这三种原料都可供给。’工匠问:‘碗的种类很多,不知要造什么样的?’藏王说:‘我想要造的碗,应该是以前汉地没有兴盛过的。对形状的要求是,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这种碗的名字因为是以前吐蕃没时兴的东西,依靠它又可以长寿富足,所以就叫做兴寿碗,碗上的图案,第一应是鸟类,因为是鸟将茶树枝带来的。上等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中等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下等的碗应绘鹿在草山上。比这三种再差一些的碗,由工匠自己随意决定。’于是工匠按原料的优劣清浊,制成兴寿等六种碗。按照藏王的吩咐制成的三种分别起名为夏布策、南策、襄策;普通的三种起名为特策、额策、朵策。”据以上资料分析,当时吐蕃请来的汉族工匠极少,故制造出来的碗,只能供吐蕃王室及贵族使用。 其时,民间的制陶技术已经较为普遍,民间广泛使用的应是陶碗。此外就是用木头制作的木碗。藏区多森林,制作木碗的原料充足,工艺也简单。木碗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无盖木碗,这种碗的碗口向外翻,呈喇叭口形。第二种为扣合木碗,是由两个大小相同,形同钵状,一碗口有内切圈,一碗口有外切圈,二者可以扣合的木碗构成。多为外出时使用,打开后一碗可盛物,一碗可饮茶,携带方便。第三种是将无盖木碗内壁和碗座用银皮镶嵌,既珍贵又精美,有的还配以银质宝盖,或作珍藏,或敬神用,或有最尊敬的客人来时以待客用。木碗至今还在民间广泛使用。 当今藏族最喜爱的磁碗是内地制作的绘有龙图案的白磁龙碗和绘有八吉祥图案的白磁八宝碗。关于藏族喜爱绘有上述图案的碗的历史,《汉藏史集》中也有一些零星记载,可见由来已久。 酥油茶捅是藏族用来打酥油茶的专门用具,是由一个口小腹深的圆柱形小捅和一个带柄的木活塞构成。因使用原材料不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木质的,所取木材质地较松软,纤维伸直.直径一般在15�25cm之间的小圆木。制作时先对剖,并将中部挖空,然后对合,对合时配制木制桶底,用柳、藤等类木条作箍,约四至五道。另一种是用竹作原料的竹桶,一般竹质桶的直径和高度都比木质桶小,小巧易携带。精制酥油茶桶,其箍均用铜制,甚至外表全用铜、银包裹。 盛装各类茶的茶罐最古朴的是产于本地的陶制茶罐,造形别致高雅,形似内地古代鼓腰高颈酒壶,罐表雕有简单线条图案,或是嵌碎磁片。解放后内地工厂仿藏族陶罐式样,生产糖瓷、铝合金茶罐销往藏区,极受欢迎。 藏族十分重视礼节,茶叶在民间礼仪中,常有与哈达相配的用场和作用。凡婚嫁之事,请客送礼,哈达和茶叶是最为普遍的礼品;走亲串戚,时常以茶相馈;如宾至客来,请人帮忙,相待饮食中,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少的。在节日活动中,如赛马、摔狡等比赛,尚以茶叶作奖品,奖励优胜者。在家中,人若有不适,便将茶叶或糌粑放入火中,以烟熏之,认为可以驱邪;到寺庙念经,须熬茶布施。…… 茶叶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形影不离,自然会反映到作为文化的一个视角的文艺作品中去,在藏族的民间故事、民歌、谚语,以及作家诗中得到体现。 在藏族民间故事中,与茶有关的代表性作品,一个是《藏王赤都松和茶》,另一个则是妇孺皆知的《盐和茶的故事》。盐和茶的故事描述了一对藏族青年男女文登巴和麦美措之间爱情的悲惨遭遇。他们死后;灵魂相商,“咱们到内地和羌塘,变成盐和茶相会吧”。“后来文登巴到羌塘变成了盐湖里的盐,而麦美措却到内地变成了茶树上的茶叶,尽管他们二人灵魂相距很远,但最终相会到人们的茶碗里,每当人们饮茶时,就会想起这一对忠贞不渝的恋人。 在藏族民间歌谣中,有大量涉及茶的歌,在此略举几首,以见端倪: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茶叶最先出在南方/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山的铜锅烘出的茶/商人洛布桑布买来的茶/汉白大洋换来的茶/驮夫道桑翁姆驮来的茶/渡过了大江小河的茶/翻过了高山峻岭的茶/用黄金白银换来的茶/种在家乡土地上的茶/将茶放在锅力熬/好像空中黑鹫飞/茶在锅中开三遍/好像大海波涛翻/金黄酥油放其中/好像黄鸭湖中游/白盐放入茶水中/好像草原降冰雹/将茶倒入茶桶里/恰如喇嘛带黄帽/头道茶香敬贵客/二道茶香敬朋友/最后共饮如意茶。 多么清新、朴实的歌:读了这首歌,关天茶叶的来历、茶的熬制、饮茶待客习俗等就一目了然。 还有描绘茶具的民歌,如: 酥油茶桶铜丝边边/阵阵香茶浓郁扑鼻/茶灌闪光荷花彩绘/碗破奶茶奶香醉人。 藏族民间谚语中,有关以茶喻物的佳句府拾即是。例如: 慢慢熬茶味道好,慢慢说话意思明。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巴。 茶越熬越酽,书越读越精。 无谚之语难听,无盐之茶难喝。 近人贺觉非,民国时期曾任理塘县长,他对康藏史地有所研究,也写丁关于康藏民族风情的一些旧体诗,其中有关于茶的诗句。如《南路边茶之消长》中这样写道: 绿叶丛中笑语哗/山头园户一家家/提笼相顾遥相知/四月清和好采茶// 道路络绎负茶过/西出炉关今若何/七碗卢同风雨夜/此行惟见浆桶多// 诗中,上阕写川西农户茶园小景,下阕描述了藏区有关茶的所见所闻。 最后,有必要叙及藏区茶叶的种植问题。在历史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印茶还未侵销藏区以前,历代统治者不仅严禁茶叶走私藏区,而且“素禁茶种入藏”,是为有效地发挥边茶的羁縻功能。故藏区无种茶历史。前已叙及,清光绪年间,张荫棠在藏期间,因印茶侵销,严重冲击边茶市场,力主抵制印茶,在其一系列抵制措施中,在藏区试种茶叶为其一举。他在《电陈治藏当议》中提出:“宜破除故见,以川茶子输藏,教民自种”;着手在拉萨地区试种各类树木,且育苗植茶;并“派员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宜种茶天气暖热之地。山坳岩间,当先以工布、巴塘毗连野人一带和熙之地试种”。1906年(光绪三十一年),川督赵巽令金川地区屯兵就地种植茶树,“先求多栽多活,次求采制得法”。后因政局鼎革,亦再无人间津。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藏区种茶变为现实。新晨 “(1956年)当时驻守在察隅县的部队,用云南的大叶种和小叶种菜籽在下察隅区日马乡播种,最后竟成活2000多株,这2000多株茶树不仅生长发育良好,而且所结茶籽还繁育了后代。1964年有关部门用这些所采的茶叶制成了红茶、绿茶等7个花色,经中国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评茶专家审定,认为‘嫩度良好,外形紧结肥壮,香气纯正,滋味浓’,符合优质红绿茶品质标准,从而开创了本土生产茶叶的新纪元……从1971年开始,自治区农牧厅,军区生产部队先后从四川、云南、湖南、浙江等省。调进茶籽10多万公斤,分别在海拔1570-3700米的20多个县试种,虽有一些地区因气候条件限制未试种成功,但在察隅、米林、林芝、墨脱、波密等县逐步形成了一片世界屋脊新茶区”。新茶区的出现,结束了藏区不能种茶、藏族饮茶而不种茶的历史,为藏族的茶文化又增添了新的篇章。
[关键词]康县;北茶马古道;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40-02
一、康县茶马古道概况及其主要路线
康县位于秦岭山脉以南,巴山以北,嘉陵江上游,处在陕甘川交界的“金三角”地带。地域环境相对闭塞,由于境内的石质高山森林地貌,多大山、丘陵、河谷、盆地,山大沟深,羊肠小道,蜿蜒陡峭,沟溪纵横,险潭众多。历史上是人口迁徙频繁、多民族分布的山林地区。当地居民为了满足自己生存的物质需要,商品运输只有借助绵延盘旋在山区的茶马古道。但是,康县境内的山间小道,有些地方依靠马帮驼队运输货物,牲口根本无法通过。因此,在康县境内的北茶马古道上,除了马帮驮队运输货物之外,还活动着一支人数相当庞大的运输队伍脚户(当地人俗称背脚子)。这些脚户将当地出产的药材、生漆、土布、土纸等物品输出山林的同时,又将陕西资阳、汉中一带的陕茶、四川的巴茶和湖北的湖茶等贩运到康县境内,少部分销售给当地居民,更多的疏散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康县境内的茶马古道全长300余公里,途经16个乡镇。线路主要分中线、北线、南线三条。中线自陕西略阳D口进入康县大南峪窑坪,经七防关(今云台大三岔)、白马关(今云台)、大堡镇古洞流泓桥、长坝镇,到达望关。一路向西,过武都去往甘南、青海。自望关往西北为北线,过平洛龙凤桥、三功桥、太石巩家山廊桥,沿西汉水向北过昌河坝进入西和,从打船坝渡口往东,过成县西狭,到达天水、西安。南线从长坝经黑马关、咀台、铜钱、阳坝与嘉陵道连接。
二、北茶马古道地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原因
康县地理位置特殊,是北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据《康县志》记载,东汉建宁五年(172),武都郡太守李翕整修了甘肃省成县的西狭栈道和陕西省略阳县的M阁栈道,同时派员督修康县云台镇大三岔(古代称七防关、散关)至大南峪乡窑坪段的毛路小道,改造为驮道,形成了康县茶马古道的雏形。唐景福元年(892),土蕃进入武都郡,唐王朝改武都郡为阶州,迁州治于兰皋(今康县大南峪乡境内)。《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有 “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的记载,说明当时开始出现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
北宋时期,康县是“陕青茶”和“巴茶”进入吐蕃的主要通道。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元丰五年(1082),茶场大提举陆师闵上奏朝廷:“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
《武都县志》记载,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御史刘良卿言:“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勿得夹带,令茶价踊贵。番人受制,良马将不可胜用。且多开商茶,通行内地,官榷其半以备军饷,而河(临夏)、兰(兰州)、阶(武都)、岷(临潭)诸近番地,禁卖如故。更重通番之刑为律例。”这段文字说明了明世宗嘉靖年间阶州属地康县茶马交易的真实状况。康县望关西南连接川藏茶马古道,经甘南到青藏高原,东接陕西,南通巴蜀,是北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通志》记载:“望贼关(今望关乡石猫梁隘口),在州(阶州)北一百七十里,道出秦州要路,为州境险隘,有兵把守。”望关东北是明朝洪武年间官方设置在平洛古镇的茶马驿站,也是汉藏茶马贸易的中心、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场所。清朝诗人李宗堂曾描写到:“山名明月(位于今天的平洛镇)几何年!云锁峰峦林万千。滚滚嘉陵潮足底,巍巍铁笼到眉端。眼观陇右十余县,势压终南万里山……” 铁笼关(今太石山)位于平洛镇的东北部10公里处。《康县要览》记载:“铁笼关扼文、武、成、康交通要冲。”由此可见,官方沿康县茶马古道由陕入甘大规模运输茶叶的壮观场面,使其他地区的茶马古道黯然失色。据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记载,欧阳伦从四川走私茶叶用的运输工具是马拉大车,而且一次走私就是50辆。《武阶备志》记载,水洞寺“西源出打茶沟。宋明奸商偷贩私茶之道,望贼关(今望关乡石猫梁隘口)有示禁碑”。示禁碑现存半块,刻有 “察院明文”、“巡按陕西监察(御史)”、“茶马贩通番捷路”等碑文,它是康县茶马古道历史的重要佐证,是中国茶马古道上遗存的一块“活化石”。云台古镇(古代称白马关)更是北茶马古道文化发达之地,它的东面有明政府设在七防关(又称散关,今康县大山岔)的茶马巡检司。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认为:“在明代后期,散关道因其较为平坦易行,沿途人口密集,其繁荣程度已超过略阳至徽县、秦州商道。”清朝诗人齐赐履在《白马关》一诗中写道:“白马关前路正斜,离亭一望已无涯。云连栈道三千里,烟锁层城百万家。”商贸繁荣,促进了造币业的发展。据《康县志》记载, 1510年(明朝武宗正德五年),铜钱坝(今铜钱乡)曾设铜钱铸造所,铸行铜钱。今铜钱坝即由此得名。
许多地方学者认为,康县的过境“古道”繁荣于清朝至解放以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略武、江武、康阳等公路的开通和宝成铁路的通车,古老的商道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走向了衰落。但是康县的北茶马古道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的历史课题。笔者认为,早在秦汉时期康县境内的道路即已成型,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著名的“汉三颂”中的《西狭颂》、《M阁颂》就是有力证据。民间与北茶马古道有关的文物、有关古道的遗址都比较丰富。尤其在茶文化习俗方面,至今保留着丰富多彩的饮(吃)茶方式和与茶有关婚嫁、丧葬礼节,具有浓厚的茶文化底蕴。
三、北茶马古道地域文化生成的生活习俗特征原因
康县山区,地势起伏,差异较大,在东汉时期已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官方就注重古道的修复。但是在饮茶之风日盛的唐末,就遭到了嗜茶如命的少数民族吐蕃的进入,而且吐蕃定居长达一百多年。随后历代封建王朝政权的更替,官方管理也比较松散,一直到明朝中期才有所加强。
据《康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在七防关(今康县云台小山岔)设巡检司一员。可是在明末以后,古道就受到李自成起义等战事冲击,官方管理经常失控,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李自成率军走西川之苗成,又出没阶州,途经康县平洛镇。次年九月,再次经过今天康县的望关乡、长坝镇、云台镇、大山岔、窑平等地进入汉中。
由于山大沟深,许多地方一直被原始森林覆盖,康县的“古道”虽然难以行走,但比较隐蔽,适宜避难、迁移人口、定居藏身。这些定居下来的外来人口与当地民族融合后,便形成了具有区域自然特征的文化习俗,而这种习俗受到茶马古道文化的熏染,茶文化习俗将少数民族的嗜茶爱茶之风变异、发展和传承了下来。罐罐茶是康县劳动人民对传统茶文化饮食习俗的发展,尤其面茶,可以说是康县茶文化习俗的名片。
四、北茶马古道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遗风
近代以前的康县,位于川甘茶马古道和陕甘茶马古道的线性网络上,今天称之为北茶马古道。从线性路线的外延来看,它以今天康县望乡的石猫梁隘口为枢纽,北线外延与阴平道蜀道相接,可能形成于唐朝末年,完善于宋朝,历史久远,沿途物质文化遗产比较丰富。中线到达汉中,通往陕南、湖北产茶区。南线与陕南进川的剑昭蜀道相接,其形成时间可追溯到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沉淀醇厚。这两条路线一直到康县解放以前仍然十分繁荣。今天,康县茶文化的生活习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茶是康县劳动人民的主要饮食内容
小罐清茶:一年四季,康县境内的乡下百姓普遍早上、中午、晚上喝冷水煮沸的小罐儿酽茶,春夏解渴。秋冬季节,将少量的茶叶用食用油微炒,装入小罐,煮沸调上盐,喝着驱寒。
面茶:一种罐罐面茶,另一种大锅面茶。做法基本相同,将老叶茶和带根须的红葱皮、生姜、香豆、茴香、藿香等配料一同油炒,装进大罐,或放入锅中,加水调面熬煮,再将备好的油渣、豆腐丁、洋芋丁、核桃仁、鸡蛋等调料,调入即可,每日早餐必喝这样的面茶,红白喜事宵夜大多也是面茶。
泡茶:家里来客,或乡里串门,主人都会沏出浓郁的茶水献上招待客人。
(二)茶文化与婚姻嫁娶密切相关
在康县乡下,婚嫁礼仪中流行着“三茶”之说。媒婆说成婚姻后,一般男方要到女方家中进行“茶访”,喝茶聊天,彼此了解家族背景、家庭经济状况,增进情感。结婚之前,男方要送去六色聘礼:茶、糖、烟、酒、布、饰,订婚也有“定茶”之称。完婚三天之后,女方回娘家小住,个别地方有“回茶”之称。
(三)茶文化与祭丧密切相关
茶在康县的祭丧礼仪中尤为重要。祭祀神灵,首先要向神像献茶(小罐清茶),叫奠茶。人去世之后,乡下常有“背茶”之说。给逝者陪葬,棺材下面要铺一层茶叶。下葬时,还必须用茶水暖墓穴。
(四)茶文化习俗相关的礼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