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3 11:40:57
12月18日上午，“网络空间治理”论坛在浙江乌镇枕水酒店华美宫举行，近20位嘉宾发表演讲。论坛聚合了国内外网络空间治理各方专家力量，分享不同国家、社群的互联网治理最佳实践，共同探讨如何共建包容、互信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法迪·切哈德ICAN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不要把数码空间变为“角斗场”
谈到网络治理，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打口水战。现在不要再和过去纠缠，我们要看未来，要进行真正的相互合作。我们要把外套脱掉，挽起袖子来干活，真正进行努力。
互联网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们治理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基础设施，也就是网络本身。现在全球网络可能有七八万个，但还没有专门治理的机构。
再看逻辑层面，也就是ICANN所做的工作。逻辑层面就是让8万个网络能够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唯一的网络，比如说有域名，有协议。在第一层的设施就知道它们在互联网上的位置在哪里，这是一个有逻辑的网络，使得数以亿计的设施能够联系起来。
过去几年，ICANN所做的工作就是要保证网络域名的稳定，然后很好地治理，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能够有问责。要结束长期由美国来管理的局面，使得ICANN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为全球人民服务的机构。
网络是跨国界的，这对现有的体系提出了挑战。建立网络的人是将其作为一个跨国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边界。同时，我们现在的体系制度都分为国际、国内，所以这产生了一些问题，也正是世界主要解决的。
我们不要把数码空间变为一个角斗场，而应成为一种合作开放的空间，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空间，就像习主席所说的，要有民主和开放，一个互联互享共治的空间。
王秀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
推动规则制定维护网络秩序
我下面谈几点建议：第一，推进互联网的发展治理，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是大势所趋。1994年以来，中国网民已经接近7亿，全球第一。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治理之道，并取得显著成效，网络治理更加法制化，网络空间也更加晴朗。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治理，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可以说因为有了互联网，世界变得更精彩，因为有了互联网，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交流也更加紧密。
第二，同心协力全力维护网络安全，我们应共同应对挑战，加强合作，尊重彼此的关系。依法打击网络犯罪和恐怖活动，做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积极主动开展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尊重国家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保护网络空间及关键信息基础建设免受威胁、干扰、攻击和破坏，保护个人隐私和知识产权。
第三，国际社会应该增进合作交流，加快网络设施建设步伐，鼓励互联网技术和应用创新，推进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的研发，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互联网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网络资源共用共享，努力实现互联网资源均衡、安全、可持续发展，确保互联网技术能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第四，求同存异，积极推进网络空间的治理。国际社会应求同存异，共同推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维护网络空间公共秩序，让互联网成为人类社会的保护，造福世界人民。
赵厚麟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
所有利益相关方紧密合作很重要
互联网治理不是一个新话题，我们也不停在寻求如何来更好地进行互联网的治理，这是一个涉及公共福祉的问题。在国际电信联盟的大会上，当时是在1998年，也是ICANN建立的年份，国际电信联盟的成员们要求进行全面对话，要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提供指导。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普世性的、可信的互联网。作为从事关于网络和信息社会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个事业的国际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也是在不断与其他各个方面进行紧密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签订协议打击网上欺诈，还进行了加强亚太地区网络能力建设的相关合作。
我在这里呼吁ICANN尽早加入国际电信联盟。1998年到2006年，在国际电信联盟有关机构工作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网络治理的问题。网络安全和治理一直是国际电信联盟所关注的领域，作为秘书长，我也会推动我们的组织来不断地就这个领域做出工作。
网络治理和网络安全之间还是有不同的，不应该混淆。我们呼吁每一位都能积极地参与网络治理的工作。但安全是更具体的，主要涉及网络空间的安全。
当然这两点之间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关于网络安全，我们的合作和努力时间也是非常久的。未来我们面临很多的工作，可以看到有很多相关部门，都在参与当中。我今年在总部还与有关国家的国防部长进行过会面，因为网络空间对于一国的国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紧密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霍华德·米歇尔IEEE(电子和电气工程师协会)主席
建立网络的初衷是实现互联互通
全球都在探讨互联网问题，这也反映了互联网的一种迫切需求，它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安全、自由以及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我本人而言，我想提三个观点。首先，技术创造了互联网，而技术将继续塑造互联网的未来。技术创新同时也可以打开新的大门，找到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性的、完全不同的一些解决方案，帮助我们直接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有一些敏感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方式来解决，也可以积累一些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技术的生命在于变革和创新，这就意味着技术界，包括来自于各个利益相关方应该和衷共济，携手努力，为了整个人类的福祉共同找到解决方案。
第二点，在发展过程中，要把社会利益考虑到技术发展过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和社会融合，让社会更好地能够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政策桥梁，要认识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更好地和技术界进行沟通。
第三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体现价值。比如说像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些重要的互联网技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优势。我们要确保在应用所有数据计算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守最根本的原则，也就是我们建立网络的初衷是实现互联互通，任何的治理如果限制互联互通就是违背了互联网的初衷。
陈肇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支持不同主体参与网络管理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合作，共同建设“更美丽、更干净、更安全”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新体系。
第一，夯实行业发展基础，提升信息惠民水平。全面推进全光纤网络城市和4G网络建设，提升宽带用户普及率、降低宽带使用性价比。推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大力支持基于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相关产业发展。
第二，完善协同治理体制，提升行业管理水平。鼓励支持不同主体参与互联网管理，形成政府监管和多方协同相结合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加强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完善网站备案管理制度，深入推进信息网络实名制。加快发展国家顶级域名和中文域名。推动国际互联网治理新体制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治理规则制定、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ICANN改革进程、IGF组织活动等。
第三，强化支撑体系建设，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加快《网络安全法》立法进程，建立健全网络空间治理法律体系。完善防护标准和管理规范，强化网络设施安全防护工作。实施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发展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促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
数说
6.68亿
截至2015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达6.68亿，网民规模全球第一；网站总数达413.7万余个，域名总数超过2230万个，在全球国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
第77个
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成为互联网大家庭的第77个成员。
4.1%
中国互联网协会为治理垃圾邮件作出了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垃圾邮件占全球垃圾邮件的比例从2002年的23%下降到2009年的4.1%。
100多万
中国是世界上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IP地址达100多万个；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4.2万个；被“飞客”蠕虫网络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每月达1，800万台，约占全球感染主机数量的30%。
声音
地球村越来越来越小，与此同时分工越来越精，这种技术和部门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个情况下如何弥合这种分歧。一方面要相互尊重，一定要努力尝试换位思考，要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
——全球创新治理委员会副主席戈登·史密斯
互联网的负能量，一个是安全，一个是行为放纵。安全大家都知道，有哪些环节不安全。放纵是什么意思呢？互联网世界缺少监管，有的人的行为很放纵，比如欺诈、攻击别人、造谣。互联网的监管，政府应该起大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研究员钱华林
我希望能够看到继续推动一个广泛的、民主的、合作的、多方参与的这样一个进程，不仅仅在互联网领域。我不愿意叫它互联网治理，而更愿意叫做互联网合作，只要互联网不断得到发展，我们就有无限的前景和未来。
——APNIC秘书长保罗·威尔逊
直播
三色图展示互联网治理层级
“我最喜欢图片，图片最能说明问题。”国际组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首席执行官法迪·切哈德对新京报记者说，昨日，在议题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分论坛上，法迪·切哈德在大屏幕上展示出来的一张网络空间治理的层级图吸引听众拿出手机拍照，并成为此后被议论的热点。
关键词:新意见阶层;网络政治参与;广场效应;群体极化;参与的非理性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063-0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把关注新闻时事、在网上直抒胸臆的网民称为“新意见阶层”。虽然它的构成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社会学意义上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中,不像知识分子阶层那样具有严格的属性,相对的独立性,但它是基于个人立场,尤其是公民立场,为了公民利益,在公共领域独立发表意见的群体。这部分“新意见阶层”通过互联网参与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看法,加强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改变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使中国公共政策中“政府主体”的特征逐渐呈现出以“个体的公民”为主体的迹象,并开始大力培育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进一步扩大中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参与。
同时,“新意见阶层”的兴起又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公民政治参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带来消极影响,甚至将其引入困境,这必将成为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新的情境。
1 转型期社会的网络政治参与
1.1 网络政治参与的内涵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政治参与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因素之中,一是政治参与的主体,二是政治参与的目标,三是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手段。网络成为政治参与内涵第三个因素的体现,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手段。顾名思义,网络政治参与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团体借助互联网络表达利益、参与决策从而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其表现形态为网络政治交流、网络政治谣言、网络政治传播、网络政治宣泄、网络政治选举、网络政治结社等等。与传统的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具有平等性、隐蔽性、离散性、交互性、便捷性等特征。近几年来随着网络的出现及其发展,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时空界限,为政治信息的输入和输出提供了宽敞的通渠,网络政治参与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操作方式,是一种崭新的政治参与类型。
1.2 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
首先,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一直以来,政府是把媒体作为创造国家统一和政治认可的核心工具,对媒体有着高度的垄断性,而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不能完全垄断的媒介,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公民知情能力在提升,不再是简单的“管理者说,老百姓听”,而是转变为“管理者边说边听,老百姓边听边说”。
其次,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在技术上突破传统政治参与中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途径等一些障碍性因素,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BBS、聊天室等方式在网上直接对政府的公共决策和政策发表自己的意见。
最后,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互联网的虚拟性掩盖了参与主体的真实身份、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热情。另外,中国网民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现象日益增多,有些已经对公共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 “新意见阶层”的兴起
2.1 “新意见阶层”兴起的背景
“新意见阶层” 出现的背景就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并获得迅猛发展,在此之前,中国是无所谓“新意见阶层”的,它的兴起的进程与互联网在我国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在21世纪之前,互联网尚未在中国发展起来,当时的网民人数较少,比较精英化,对社会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有政府力量的干预。现如今,我国网民人数规模今非昔比,与当时的网络言论相比自由空间要大的多且广泛的多,但更重要的不在于“新意见阶层”的规模,而在于他们的社会影响与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最主流的意见群体之一。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存在这样强大的意见群体,这股新力量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2.2 “新意见阶层”的特点
2.2.1 是一种新的声音集合
“新意见阶层”具有群体性,在网络空间由于政治利益的表达和诉求更加自由,兴趣爱好相投或价值观趋近的人更容易集结起来,使原本广为分散的个体会因共同的兴趣或对某一特别事务共同关往而迅即发出“群体”的声音。这部分声音越来越能影响现实,转换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影响高层以及公共政策。
2.2.2 是一种新的对接
原来有很多网民、很多“新意见阶层”只说不做,在网上发表言论只是为了发泄,但现在不同,是说与做的对接,即虚拟网络中的言论与现实行动中的对接。有着相同目的,相同公共关怀的一群自由的“新意见阶层”聚合在一起,定点起作用,“精确打击”,比如“人肉搜索”就是利用了信息技术整合出来的一种社会集体力量。
2.2.3 是一种新的舆论监督利器
在社会转型期内,有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它们总需要一个有效的出口排遣发泄,以舒缓客观存在的社会躁动不安,互联网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有效的平台,“新意见阶层”活跃在互联网上,互联网便成为他们的声音广场,例如网络舆论是有助于反贪防腐工作的开展,“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的落马,就是这部分“新意见阶层”和舆论的力量,也彰显了党和政府尊重民意、保障人民的监督权。
2.3 “新意见阶层”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首先,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格局。“新意见阶层”通过互联网提供了新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弥补了现实政治参与渠道不足之处。就像上访――现实政治参与渠道之一,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不受理,就变得没那么容易了,“新意见阶层”就某社会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的热议,不能不说是给各级地方政府形成亟需科学执政的强大压力。
其次,他们成为“下情上达”、“民情普达”主要桥梁。“新意见阶层”成为汇集民意的新团体。他们通过博客、论坛等方式将民情、民心、民意及时,有了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对待社会公共事务的观点,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而且党和政府也能通过互联网及时听到他们的声音,了解民意趋向,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民主进程。
第三,他们日益成长为扑灭“政治谣言”的重要力量。网络虽然会给谣言的滋生与盛行提供机会,但如果利用的好,“新意见阶层”也能成为扑灭谣言的有效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如果群体、社会或国家的政治信息垄断,言论自由受阻,就很容易产生和传播谣言,但如果社会开放,信息畅通,“政治谣言”便会不攻自破。
最后,他们能和政府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在互联网时代,公民只要拥有入网的计算机就可以轻易介入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新意见阶层”介入社会议题是受到政府鼓励的。比如“汶川地震”的救灾行动中,网民与门户网站利用博客来救灾信息,组织救援行动,发动捐款等,为救灾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新意见阶层”兴起的挑战与应对
3.1 “新意见阶层”面临的挑战
3.1.1 “广场效应”
互联网其实就是一个言论广场,它的效应主要就是广场效应,它指的是处在广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互相感染的情景。虽然广场上的“聚集”看起来只是一些陌生人“自主”地游荡在广场上,他们似乎互相都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一种看不见的情绪关联:他们处在同一个时刻和同一个空间,他们有不同的主张,但无形中又按照同一种方式和同一种情绪“主张”。这样就容易导致“新意见阶层”这部分群体本身视野狭隘或者强化本身的信念、态度等,对于积极的网络政治群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消极的网络政治群体来说,则会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由此可见,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可管理性和可控性是不大的,尽管有些部门强调实行所谓的实名制,但也只是有威慑作用,而起不到实际控制作用。
3.1.2 群体极化
“新意见阶层”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特点聚集,志同道合的“新意见阶层”出现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他们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网上通过交往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正如有学者说,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成为了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而听不进不同的看法。如果这样持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从而使社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3.1.3 参与的非理性
由于网络成员的身份具有匿名性和虚拟性,“新意见阶层” 就能以隐性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发表言论,很容易摆脱现实社会规范,放纵自己的行为。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个人、恐怖组织、极端宗教组织等就可以利用互联网散布政治谣言,进行政治煽动,制造混乱,攻击和诋毁政府。这种消极的新意见群体不但在网络空间活动,而且还抓住机会在网下开展分裂国家、的活动,扩大其消极影响。
3.2 应对之道
第一,是要尊重和善待公民。这是处于转型期的现代政府必须具备的素质,首先是尊重和善待 “新意见阶层”。因为“新意见阶层”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他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对“新意见阶层”最大的期待,应该是希望他们理性地发言,而不是硬要他们站到政府这一边来,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存异求同。
第二,是要允许平面媒体跟互联网言论竞争。相对而言,传统媒体的言论是一种负责任的、可管理的言论。而互联网则是匿名发言,有些网民纯粹就是为了发泄,因此需要分流,就得用传统媒体来分流。允许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展开竞争,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在言论空间上的落差要尽可能缩小,传统媒体才有竞争力可言,也才可能起到分流作用;否则,互联网言论那种畸形的繁荣也就无从遏制,起到正面作用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可能很难削减,对互联网管制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互联网言论失控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广场效应的负面效应也就越来越大。
第三点,就是国家的基础性的制度设施要起作用。如果国家的基础制度设施正常运转,该起作用的部门、渠道都起了作用,就能够把那些上访、上街、上网发泄的人拉回法制的轨道上去解决问题。
4 “新意见阶层”的前景
虽然新意见阶层的存在有着暂时的困境,但这不能让我们对这部分新兴力量失去信心,正如网络时代的发展给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无法预知这种冲击是好是坏,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出现的漏洞是可以被弥补的。所以我们要重视“新意见阶层”的兴起,他们的理性言论必定代替非理性言论,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新兴力量,必将成为中国转型期顺利过渡的重要支持力量。但是如何在政府管制和私人自治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契合点,建立一套民意的互动机制,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
参考文献
[1]相清平.述略与建议:近年来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研究[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4).
关键词：互联网+；基层党组织；党的建设
一、互联网+对加强基层党建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保持和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利用互联网建立网上的党组织，更好实现党的基层组织交流，更好实现党组织之间的资源共享，拓宽党组织的覆盖面。通过网络即时统计，有效整合资源，将现实党组织和网上党组织结合起来，突破了因空间产生的局限，使组织的信息第一时间传递至党员，及时将党员的思想、参加组织的活动汇报至组织，从而使现实党员、网络党员创造了一个更便捷的精神家园。
（二）有利于把握党情、民情，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及时把握基层群众的情绪，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利益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1]。随着社会成员利益要求、精神要求等各种要求的多元化，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利用互联网+为广大党员搭建便捷的意见表达平台，一方面可以帮助基层党组织及时把握基层党员群众的思想动态、基础社会矛盾、党内矛盾，及时了解基层广大党员群众的个在开展状况；另一方面可以把各个领域的党员有效地组织起来，并通过这些党员代表影响其所属阶级阶层的其他成员，加大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完善基层党组织的决策，推动基层党组织自身的不断发展。
（三）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创造力。利用互联网+开展基层网络党建，利用网络的灵活性、及时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性，促进横向、纵向及内外多维互动，减少不利因素，增长有利因素，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网络信息是用户驱动型的传播，用户的能力和愿望直接决定成功与否。网络用户不仅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性的接受信息，同时可以上传评述信息，党组织可以接受到真实、及时的信息反馈。此种互动模式有效加强基层党组织内外的联系，促进内外的沟通，增进党员之间的互相了解，深化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感情，使网络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新纽带。
二、互联网+给加强基层党建带来的机遇和提出的挑战
互联网+给加强基层党建带来的机遇。（1）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平台。拓宽了思想理论宣传的空间，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全球化的特点。人们通过新媒体可迅速接收到共享的信息而不受空间限制。现在，无论是城市还在农村，在东部还是西部，也无论你是工人还是农民，是专家还是学生，只要愿意，你都可以从网络窗口上获得知识和信息。党的思想理论能够借助互联网这个媒介最广泛地深入到每个社会细胞，深入到千家万户，走向广大群众。（2）提升了思想理论的影响力。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交流并非像传统媒介那样传播具有单向性，而是一对多、多对多的相互交流和讨论。新媒体时代互动性的特点提升了党的思想理论宣传的效果及影响力。党通过新媒体开展思想理论的宣传、引导工作，可彻底改变传统的“你讲我听”的单向强制性方式，变为互动的、广泛的、及时的传播方式。
三、互联网+时代下加强基层党建的基本对策
（一）开辟思想理论建设的新阵地。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培训功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种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其特有的信息数据库管理技术和多维性，有效的实现了资源共享。所以，开展基层党建要发挥访谈、直播和视频的载体作用，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灵活性、及时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点，利用多媒体现代化技术手段，结合基层党员的实际性特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基层群众成为内在动力，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
（二）开拓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境界。增强网络意识。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影响力播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网络信息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处不在。因此，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树立正确积极的网络意识。
（三）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树立信息源权威性。民众面对网络各路信息时，往往不知所措，难以辨别真伪。而党政机关是社会各界中最大的信息资源占有者，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掌握着大量基层经济、文化信息。因此各个阶层的党组织均应该在各种信息源中树立信息源权威性。因此，针对网络中出现的误导公众的虚假信息和掩盖事实真相的政治信息，基层党组织要及时并详细地掌握信息调查真相，然后采取相应措施抑制虚假信息的传播，以确保网络环境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认识“互联网+”与地方政府治理关系的两个维度
探索分析“互联网+”与地方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回答和说明地方政府与信息化融合之间的关系。这里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自身的“互联网+”，二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经济、社会领域的“互联网+”。
对于第一个层面而言，“互联网+”是条件和环境，地方政府是被改造或变革的对象，其要说明的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升级和改造地方政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而对后一个层面而言，地方政府在前，是主体，突出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领域的“互联网+”信息化融合浪潮中的定位和作用。后一层面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化约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问题，即在推动“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和社会发展中，政府应当如何定位自身角色，进而发挥好市场和社会的作用问题。
“互联网+”下地方政府自身的治理变革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技术发展与政府自身治理过程碰撞、融合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推动网络技术设施的发展。几乎同时，美国国会也通过《政府绩效产出和结果法案》，提出用信息技术再造政府业务流程，提高政府绩效。有所不同的是，当前以移动互联、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幅度更大、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更新地方政府治理的价值理念。互联网具有平等、开放、协作和分享等基本特点，“互联网+”下的思维方式更是一整套强调“客户至上”和“服务极致化”的理念体系。在这一思维方式推动下，“互动、开放、协同和共享”等基本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普遍提出了基于“开放、透明和协作”的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方式，其基本目的就在于通过互联网再造政府决策、管理和服务的模式，进而提供让居民和企业满意的公共服务质量、效率及供给模式的创新。重塑地方政府治理的运行过程。
一是促进政府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公平化。“互联网+”通过在线化和数据化，产生大量实时、可供分析的数据。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在地方政府治理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跨部门、跨领域数据进行分析，使政府决策更具超前性、准确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动态地收集民众需求，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提高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度，使政府决策更加满足社会关切。不仅如此，政府还可以充分汇聚和利用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实时数据资源，对决策执行效果及时作出评估、调整，使政府决策更加公平、公正。
二是促进政策执行和业务流程的再造。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管理一直存在着管理者思维定式，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也往往以管理者为出发点而忽视民众的需求。技术应用不仅没有有效推动制度变革，反而固化了政府部门的信息权力，给政府部门间的信息融合和协作带来困难，其直接后果往往就是便民、利民的目标无法有效实现。因此，利用“互联网+”创新地方政府治理，就要推动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审批门槛；就要实现数据和信息的跨部门共享，减少办理环节、压缩办理时限，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三是促进政府执行监督的外部化。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公开的成本大幅降低，公众参与和监督地方政府运作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发展加速了各类信息在公众之间的传播，来自外部的舆论监督力量会日益壮大。
北京市某政府网站政民互动平台
变革地方政府治理的方式手段。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政府治理方式和手段也获得极大的拓展和更新。一方面，政府可以自觉利用“互联网+”浪潮和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政府市场监管水平，实行“互联网+监管”模式。加快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探索建设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体制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和诚信档案制度、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度等系列管理机制。以数据流动层面的变革带动市场监管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变革，改变传统的“以批代管”“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方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有效推动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互联网+”所带来的在线化、数据化优势，综合利用大数据等各种技术手段，加强“互联网+”在服务民生、社会安全、灾害预测、抗灾减灾、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实现公共服务的高效化和社会安全保证的精准化。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和社会“互联网+”的角色定位
“互联网+”所带动的经济和社会的升级改造，使整个产业的生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云曾说：“人类正在从IT走向DT，只有让别人成功，你才会成功！”不论其观点是否正确，其至少说明“互联网+”的产业生态环境已经与传统产业生态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创新和市场力量的憧憬会更加强烈。这种不同，既表现在商业模式上，也表现在产业组织和方式上，市场的决定作用会更加凸显，社会的力量会得到更大激发。与此相应政府的角色与定位要作出调整，特别是在战略定位、制度安排和推动措施等方面必须与之相适应。
战略定位方面，地方政府应当将“互联网+”视为现代化政府治理客观环境和现实的基础。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受制于认识、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政府和部门对“互联网+”也存在着几种可能不同的态度和治理定位。一是将“互联网+”视为一种挑战和威胁。持这种观点的地方政府对“互联网+”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和方式，其治理过程往往包含着既希望“互联网+”带动经济发展，又害怕“互联网+”带来“麻烦”的复杂心态，对“互联网+”的态度也表现出极强的选择性和投机性，无法从根本上推动良好的互联网生态的形成。另外一种态度就是将“互联网+”定位成一种工具和手段，忽视“互联网+”对政府自身的升级和改造作用。这种定位仅仅是将“互联网+”作为产业发展的推动工具，政府自身的治理和服务理念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变和更新。
在具体做法上往往是用新技术来做一些“旧的事情”。“服务导向”“顾客至上”等“互联网+”所突出强调的价值和方式并没有真正体现在政府的治理过程中，也不利于产业发展的升级转换。最后一种观点是将“互联网+”视为现代化政府治理客观环境和现实的基础。这种观点充分认识到“互联网+”下政府治理与传统治理方式的差异，自觉分析和利用互联网生态的作用机理，以积极的心态推动“互联网+”在政府管理、产业发展、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融合和扩散。在这种治理模式和定位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得到较为恰当的处理，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责任更加分散，治理机制更加协作化，多元主体间形成合作共赢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和生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社会生活更加智能、和谐。
制度安排方面，要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和处理“互联网+”浪潮下出现的新事物和新产品，营造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互联网+”作为一个对传统模式升级改造的过程，其深化发展势必涉及一些利益格局和管理模式的深度调整。一方面，它可能打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总体有利，局部阵痛”的再分配效应。另一方面，又因为其生产方式的创新性，也往往会产生新的管理问题，从而给地方政府的治理带来许多新的“不适应”和挑战。
但是应该看到，“互联网+”所具有的扁平化、数据化、在线化等低成本运作特点，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个体创造和创新的热情，带动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对于这种新的变化政府应该以宽容的态度积极引导其发展。如“滴滴打车”“专车服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应在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发挥和利用法律所赋予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为“互联网+”提供一个积极宽松的社会环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有利于“互联网+”的试点和试验，探索“互联网+”产业运作规律，并适时推动制度和政策调整。
推动措施方面，要树立数据观和平台观，以数据开放为契机，营造良好产业生态和业态。“互联网+”的时代，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将广泛存在并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府各项业务职能的各个领域，对数据的挖掘和运用不仅意味着政府决策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开发利用。“数据治国”的理念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
它一方面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要善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以数据分析的结果作为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树立数据开放和共享的基本理念。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并不是要求政府将掌握的一切数据资源无偿、无条件地向社会公开。对于政府而言，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开放概念，即政府的信息公开、政府数据的内部开放共享和政府数据的对社会开放。其中，信息公开是对静态的、加工过的数据的公开；数据的内部开放则强调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数据，政府内部的共享和利用；数据的社会开放则强调在维护公民隐私的基础上，以机器可读、源文件开放的方式公开数据，供企业和社会大众的开发和利用。就当前的法律、法规等现实条件而言，应重点推动政府政务信息和静态文件信息的公开，促进政府内部的信息共享交换。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组织结构;治理
一、引言
互联网经济是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企业电子信息化及网络化为核心，以网络交易为主要手段而从事商业活动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它通过网络技术，快速地实施企业内部人力资源规划、材料采购、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活动，同时高效地实现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活动，从而提高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经营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获利水平。
企业组织结构是企业组织内部各个有机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形式，以求有效、合理地把组织成员组织起来，为实现共同目标和履行、承担社会责任而协同努力。面对互联网经济企业快速高效的特点，企业组织结构与治理方式的转变成为传统企业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 互联网时代企业治理特征
（一）中小股东易于参与公司治理，公司管理成本降低
互联网时代企业治理克服了传统上时间、地点、信息、渠道的交流瓶颈，使得原来因为各种限制对公司治理缺乏积极性的中小股东可以通过社群表达个人观点，以网络投票、手机选举等方式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到企业治理的重大决策中。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更加精准，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中小股东更加易于相互沟通交流，通过一些专门的社交网络群体传递相关信息，从而成为企业外部治理中重要的群体。
（二）大数据的应用，使得互联网时代企业治理更加精准化
随着中小股东通过微信、博客、微博、日志等网络社交群体表达个人观点，传播企业信息形成的大数据使得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些大量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效益，而这些在以往的企业治理中处于被动或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可能成为最后左右公司决策的重要一环。一些顾客的投诉意见与投资者的意见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改善企业治理参考的重要“大数据”，分析这些数据，便于管理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决策，进而对症下药，使得互联网时代企业治理更加精准化。
（三）信息共享减少了企业治理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披露与共享渠道具有多元化、互动性的特征，同时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这些都成为企业信息公开中重要的补充内容。这一方面有利于市场中的投资者更加快捷精准地获得有利的投资信息，从而实现资本的合理投资;另一方面，企业管理层通过移动互联网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和共享公司信息，从而避免信息的层层传递，从而降低成本。从而弱化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
（四）扁平化的企业组织结构成为互联网时代企业治理模式改革的方向
互联网经济的显著特征是技术革新快，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不利于团队的写作，对于技术导向的企业不能发挥其主动的创造性，同时忽视员工之间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不利于技术的自由流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用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治理的需要，因此，企业治理必将构建以技术为核心的更加灵活的“扁平化”治理模式。
三、 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结构构建
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是，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没有特别明晰的边界，生产经营弹性化，因此，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节奏、竞争环境及市场实际情况，这使得互联网时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改变传统的等级组织，转向扁平的组织结构，实现多向互动的组织形式。其主要特征有以下几方面。
（一）信息流通多元化
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各主体之间借助移动互联网能够更加快捷、高效地沟通。管理人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更加普遍，克服了信息之间多纵向交流的弊病。扁平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减少企业管理层的数量，通过高效率的运营水平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从而提升企业效益。
（二）决策过程大众化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利益相关各方的主体都能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避免了传统组织决策高度集中而无法克服的造成的沟通壁垒。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的经营决策将由各个部门，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增强员工参与企业管理活动，因此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及决策水平。
（三）组织运营虚拟化
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的运营打破了传统企业组织运营中时间、空间的限制，借助移动互联网集合现有各种资源构建一种虚拟的经营综合体。虚拟的组织形式可以是统一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要素组合，也可以是利益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通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同担，利益共享。
四、总结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各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因此企业面对市场状况的变化，必须要迅速地做出合理决策，这就要求企业组织结构运营更加灵活、高效。企业只有高效率地适应市场变化，高质量地满足客户需求，企业才能在激烈地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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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互联网；生态治理；“人文科技”；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93-05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科技问题上都主张科技要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但人自身不能在此过程中被科技束缚。而推动“互联网+”行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促使互联网不再是作为最初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科学技术，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像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伟大科学技术一样，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为改进生态治理思路，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创见。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人类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马克思有关科技的思想对解决现实问题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以科技的发展和创新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马克思的这种“人文科技”思想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巧妙融合，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下，科技不再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脱离人的单纯工具，互联网时代下的生态治理就不是单纯地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生态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用马克思的科技观点分析当下互联网技术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对未来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法，对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尤其是在对技术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为深刻，提出了许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对科技“控制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既反对单纯依靠科技的进步就能够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也反对认为科技进步是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态危机发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就激烈批评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3]科学技术不能再被视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发展一种理智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环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学技术，而是必须改变人类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质上仍然要从人自身找到生态问题的原因。
2.主张科技的“生态化”需要发挥科技的多重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技应该建立在对人的自利和自然应有的价值权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观点的安德瑞・高兹也认为，科技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高度评价了当时还处在发展萌芽阶段的计算机网络化和机器人技术，认为这是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经济需求为主要特征。[5]高兹所主张的“经济理性”和生态观念的普及，这也正是可以通过当今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来实现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只看到并运用了科技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科技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就会导致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多重价值，让经济价值的实现以科技的“生态化”为前提，即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努力实现科技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之间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科技发展中，这种多重价值也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都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3.认为科技必须遵循“人类尺度”，核心是实现“人的解放”。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侧重于从生态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詹姆斯・奥康纳就认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应该向科技发展的“分散化”与“民主化”转型，使生产过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经济组织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稳态经济”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l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直接阐明技术在“某种特定生产和积累方式”中是无法为我们独自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要结合“人民和社会”的需求。[6]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质任务就是必须遵循“人类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让每个个体参与其中，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维・佩珀也强调了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以前的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至于中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这实际上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即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二、互联网科技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视角下的重新考量
从马克思主义及生态马克思对待科技问题的观点来看，以生态与人文视角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生态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将当下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置于生态治理之中进行重新考量，对于实现生态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层的内容和意义。
1.互联网自身具有“人性的技术”特点。互联网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类似，虽然在基础设备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环节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在自身环节并不产生环境问题，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术”， 或者是一种“软技术”。首先，互联网具备“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入网络，使在生态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极为通常，每个地方、每个个人的诉求也能得到充分表达。其次，互联网渗透多领域的特点使科技的多重价值得到深刻体现。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渗透到生态环境领域，从改造制造业到环保产业趋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阶段对不同国家、地方环境数据的监控与整合，又可以减少生态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互联网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特点就是“大众化”和“去中心化”，这同样符合生态马克思主义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与实质的丧失，而是多核心多实质的“共治”。互联网技术在一开始的发展仅仅是“小众拥有”，是社会精英们娱乐的工具，还谈不上网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当互联网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态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来，互联网的共享共治精神也会逐渐趋向理性，对改善生态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2.对互联网的认识过程体现“人类尺度”与“人的解放”。马克思论述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经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而人类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科技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从“他人依赖”到“工具依赖”到“人的解放”三个层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大致需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即在一开始的“原始阶段”，人们利用互联网仅H是把其作为传递生态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实际上还是处在互联网最初的应用阶段。而在其后发展到较高一层次后，人们开始把互联网当作自己达成生态治理目的某种“渠道”和“基础设施”，[7]这时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治理工具，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审视利用科技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片面强调科技的作用而导致缺乏人文关怀、过分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从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动性等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就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类单纯利用进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础设施，它已经不是处于某一层次的发展之中，而是整个层次的包含之中。此时人们已经习惯社会治理活动中网络工具的存在，互联网科技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人们在利用科技中寻找到了人的本质，而科技是实实在在地已经融入到整个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联网的发展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紧密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就是人借之将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转移至劳动对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技术，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无疑是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8]阐发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的生态维度是很有价值的，利用科技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选择。也只有真正把互联网的发展融合到生态治理之中，实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在生态层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摆脱“科技异化”，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所以，我们重视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互联网科技也不例外，最终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去。不单单是把互联网技术作为参与生态治理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工具，而是让互联网真正融入到生态治理本身之中，让科技也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们未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态治理也能“互联互通”，实现生态治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融合，达到“共享共治”，即每个人都是生态治理的主体，这也就达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最高一层。
三、互联网科技在生态治理中的路径转变
现阶段互联网已经广泛进入了世界以及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网民已达30亿，人类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而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9]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互联网科技运用到环境治理已经有了雄厚的群体基础。互联网虽然不是中国的原创发明，但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能够造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创新生态治理模式，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当前，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代表着信息技术最新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增强生态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念融入到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网科技不仅可以发挥提高相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维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率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完善和发展生态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的“互联网+”行动，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就是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10]整个生态治理动态过程中的“互联互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此过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人的解放”。
1.纳态治理区域个体决策到“互联互通”。互联网表现出来的科技形态几乎是无形的，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却是有形的。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再次通过发明互联网以及越来越廉价的接入设备为解决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马克思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样，互联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简单地让其成员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无用的，而且这种努力不是靠强制、义务、物质激励或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们知道有些任务和成就只能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来完成。[11]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如同互联网一样，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随着接入互联网地区和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互联网科技在国家生态治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无视地域、没有边界的特点使得每个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环境问题，整个“地球村”中的“一个村落”中的“一个人”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真正实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在自然地理领域，而且还可以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政策改革，同时也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生态治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对生态治理的相关决策不会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区域性行动，同时，人们在网络上也自发形成了环保型组织共同监督不同地区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互联互通”。
2.从生态治理政府组织主导到“共享共治”。互联网科技虽然使社会更加多样化，但社会成员因为使用互联网仍然要共同遵守规则，仍然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政府转型与 “共享共治”成为可能。[12]在未来，永不下线的互联网将对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大多数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人们自身创造性和自主性的潜力将得到极大的挖掘和发展，以自身智慧汇聚集体智慧，将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13]个人自发的努力也可以汇聚成庞大的体系，最后形成“受启发的个人结成的集体网络”和“智慧型的共同体”，这就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础。这种“共治共享”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动机与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极大拓宽了人的交往空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互联网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许成就，也会让人很有“获得感”。此时，经济利益的满足已经不再是人们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动目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生态治理的热情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生态治理的主体也不再只是以传统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使每个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环保群体可以表达意愿，创新了进行环保活动的平台，大大降低了形成环保组织的门槛和开展保护环境活动的宣传成本，同时一些互联网最新的创新成果――“互联网众筹”模式与“环保”相结合，其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使环境保护运动更加透明和高效，给了生态治理以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人们在互联网条件下环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3.从生态治理的科学技术依赖到“人的解放”。生态污染、传统意义上“美”的丧失，这些从来都不是科技与生俱来的问题，科技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更加奇妙的东西，这需要我们用新的文化重新塑造技术。技术本身不会创造需要，但我们可以强化与我们真正想要的所对应的目标，从而决定我们真正想要到达何处。[14]在当今时代，由于人们的这种科技式生存方式，各种问题无论缘由如何，其改善和解决都不可能再离开科技的影响。但也绝非简单地依赖科技，互联网科技也不再仅仅是人类进入网络领域的工具，而是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各个系统造成的整体性效果和价值取向。[15]无论在哪个系统中，其价值取向的根本是指向“人的解放”，这是未来利用互联网改造生态治理体系所应采取的最根本路径。
互联网创造的和而不同的局面可以让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生态治理三者良性互动。这种生态科技文明可以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中心”，不再被互联网科技本身所束缚，而是能够掌握其中，充分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互联网也将真正融入人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马克思所论述的“人文科技”那样，与科学的人道主义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实践中，并可以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程度的积极作用。每个治理的主体可以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社会成员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就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感知力、洞察力，最终达到治理过程中的自我驱动、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提升的理想状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人生的真正价值。
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看待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阶段，科学技术始终都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充斥着运算法则或者简单工具的冰冷世界，[16]最终人类自身还是要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的生态治理过程就是要让其融合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去，真正实现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基础上的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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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是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目前移动互联网已经完成从3G到4G的变迁，正在经历从4G到5G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提供语音、多媒体图像、数据等高品质电信服务，它们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对各行各业都产生重要的冲击和变革。对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的党建者来说，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迎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开拓创新，勇于变革，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移动互联网的特征
移动互联网是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从终端到业务融合之下的产物，它不仅继承了传统互联网的开放协作特性，还具有移动网的实时性、隐私性、便捷性、可定位等特点。移动网络取代固定网络是一个产品对另一个产品的颠覆，“行业颠覆的背后，其实是科技的换代和时代的变换。”[1]移动互联网有着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用场景的随意性
传统互联网具有固定的使用场景，以电脑为载体，主要出现在办公室、家里、网吧等地点，需要电脑才能使用网络，具有较难变动的特点。相较传统互联网而言，移动互联网就可移动和变动。利用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可以在马路、厕所、学校、公司、商场等公共场所、娱乐场所等各个场景进行使用，这样突破了传统互联网的固定场景模式，极大地丰富了移动互联网的适用范围，吸引了大量的用?羧禾逄逖槭褂谩?
（二）时间的碎片化
当前，智能手机不断普及，其强大的功能应用，不高的使用门槛为大众所喜爱，从而促成了手机上网用户的不断普及，相关调查显示：上下班途中、外出旅行、等候、休闲娱乐等“碎片化”时间段是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频率最集中的所在，使用的时间较短，一般以3～5分钟为多数，不难关注到，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碎片时间，短时长高频率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移动运营商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特质，为迎合人们碎片化的时间而设计出诸如微信、微博、QQ等受到大众热烈欢迎的业务。
（三）实时交互性
移动互联化实现了信息的实时传递和沟通，任何人只要通过下载的软件，可以实时进行聊天、交谈、买卖，每个人成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使个体之间可以自由平等地交流、表达自我，同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语音、视频的交互，达到了信息传播及时有效的效果。
（四）“私人订制”的个性化服务
移动互联网一对一的传播途径，具有信息定制、个性传播的特点。一方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软件、信息，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另一方面，一个终端代表一个受众，通过对用户的身份识别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依据用户使用特点进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如聊天、音乐共享、视频通话、购物理财、摄影摄像美化、游戏微博等“私人订制”项目。
（五）智能性
手机等终端设备具有定位，采集周边事物、声音、画面的信息功能，移动互联网很好地结合了此特点，实现了智能定位的强大功能，基于这一功能产生出许多衍生服务：智能定位，可以实时锁定自己和他人所在的位置，可以进行驾驶、步行、交通导航，也可以进行定位追踪等等。位置知晓，展示周边的人物、事件、店铺进行交友、评论、订餐等。此外，一些设备还在进行更新的感受温度、各种感觉的功能，因此，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性还将继续更新和扩展。
二、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冲击
移动互联网承载着丰富的资源信息，其中包括思想品德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作为网络互动主力军中精英的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他们思想和行为极易受到移动互联网的影响，这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巨大的挑战，高校党建工作者需要足够重视，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理论建设。这种冲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思想冲击主流价值理论体系
正如固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里的内容也不全是积极向上的，网络上各种社会思潮、观点无处不在，虚假信息、网络诈骗、一些低级庸俗的色情信息经常污染网络环境，影响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移动互联网上海量的、复杂信息对大学生道德价值的发展造成挑战，比如：多元文化价值观会淡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民族意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受到冲击，会使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遗忘自己申请入党的初衷，基层党支部建设趋于平淡化、庸俗化、功利化；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大学生国家意识、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使人们对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产生怀疑，影响文化自信；网络的虚拟性冲击现实的真实性，使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减弱，虚拟世界的道德发展影响现实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支撑。
（二）低俗内容占据过多时间，影响身心健康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特别是4G时代下，移动互联网更加便捷高效，加速了“低头族”的壮大，“低头族”们在公交、地铁、路上，几乎都是低着头看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上网、聊天、看视频的群体。这群人中相当一大部分是大学生或大学生党员。过度低头玩手机会造成颈椎病，智能辐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如头疼、恶心、记忆力的减退、免疫功能降低等现象，甚至导致肿瘤。玩手机大量占用了体育锻炼的时间，锻炼的减少必然导致身体素质降低，从而引发一系列疾病。此外，沉溺于手机，过度依赖移动互联网会导致一离开手机就无所适从，产生焦虑、自闭等心理问题，引发心理疾病。4G时代网速的加快更加加剧了对大学生身心的危害。
（三）便捷诱惑影响学生的生活方式
2014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环境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许多刺激点吸引大学生注意。在美团、大众点评等团购风潮之后，出现大量的手机订餐软件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如美团外卖、淘点点、饿了么等外卖软件瞬间席卷了大学校园。由于外卖软件具备的优惠、定位、订餐、分享等功能极大地适应和满足了大学生的需求，大学生开始习惯使用手机订餐，导致大量的学生可以蜗居在寝室。此外，一些软件如微信、微博会根据节假日，定期推出抢红包、扫描二维码等优惠活动，如2015年“双十二”支付宝的半价活动，有些活动则与电视节目合作，推出扫描赢大奖，刺激了广大大学生使用手机抢红包、赢大奖。消费刺激点增多的同时使得更多的大学生更?酚谑褂靡贫?互联网，无形中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有有利的一面，但是也无形中养成了慵懒的作风。
三、移动互联网下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的对策
（一）创新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思想理论教育内容，提高吸引力
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思想理论建设要取得实效，就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裂变式的巨大能量，就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在网络上把思想阵地激活。移动互联网的入网门槛较低，用户只需要通过数据或无线网络连接就可以进行网络访问，但是建立在庞大的网络信息基数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我们结合移动互联网的特点，继承已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果，吸收合理成分汇编成专题系列，并根据最新时事发展，及时增添切合时展的内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武装学生党员的头脑。内容需要贴近现实、贴近学生，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二）善用移动互联网，创新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思想理论教育形式
移动终端已经进入几乎每个学生的手里，这些设备占据学生每天自由时间的大学70%。以微信为例，目前，微信以8亿活跃用户位居榜首。不论是人均月使用次数或月使用时长都位列第一，其生活化的功能（语音、图片、文字、视频、表情等）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亲密，表达更加符合内心。对于基层学生党支部思想理论建设而言，必须善用移动互联网，“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2]，人在哪里，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大学生，包括党员学生，每天都有大量时间沉浸其中。基层思想理论建设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朋友圈、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拇指之间。当前，不少高校都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用以传达最新的校园动态、师生近况、发表对于时事的态度与见解，这些推送消息都是经过发送者筛选后呈现在大学生群体面前的，既具系统性又具导向性，有利于增强基层支部思想理论建设的实效性。
（三）提高高校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但是，梧桐新区的快速发展和高速运行所带来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利益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也使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社会治理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人口更密集了，但服务群众的力量还不足。随着居民大量入住新区，逐步实现了农村向社区转变，农民向居民转变，其维护自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意识也随之提高。作为单纯管理模式的乡村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力量分散，服务缺位，在组织、制度等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二是诉求更多样了，但引导群众本领还不强。伴随着企业向园区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使得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阶层分化加速，而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教育、引导、服务不同诉求群众的能力不足，导致其认同感、归属感不强。三是利益分配方式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还不够。由于群众诉求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尤其是在村级民主决策、村企矛盾、征地拆迁、社区服务、就业保障等方面更为突出。但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手段单一、观念陈旧，有时甚至办好事得不到好效果。
作为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先行者和引领者，梧桐新区面临的瓶颈和问题，决不能成为未来发展中绕不开、躲不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此，我们在举措路径上搞创新，在成果实效上求突破，使社会治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新区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千家万户。
（一）以综治责任体系为根本，立体化夯实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以综治“三基建设”为引领，层层夯实综治基层基础，层层落实综治工作责任，为维护基层平安、稳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工作保障和能力保障。
一是明确综治工作责任体系。按照全国综治工作创新南昌会议、全国综治中心建设报告视频会议、全国“雪亮工程”建设推进会议精神要求，我们吸取了“枫桥经验”，全方位、高规格构建“1+10”综治工作体系，“1”就是按照规范化标准建设的综治中心，由党委副书记兼任综治中心主任，1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副主任，明确7名专职工作人员，高标准配置综治办公场所，60项版面制度全部上墙，下辖综合治理大队，配备队员22名，巡逻摩托10辆、巡逻车3辆，落实综治经费25万元。“10”就是内设综合协调办公室、监控研判室、矛盾纠纷调处室、网格化管理办公室、片村联调室、村情研判室等10个功能室，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具体主抓社会治理工作。在“1+10”工作体系架构下，梧桐新区划分为103个网格，其中村和社区网格39个，企业网格64个，明确网格长、网格协管员、监督员、宣传员、警务员和信息采集员618名，从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两个方面层层压实综治责任。横向到边，就是以网格长和网格员为主体，通过开展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这一基础性综治工作，用横扫千军之势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纵向到底，就是以镇、村（社区）两级综治组织为主体，对综治基层基础工作由镇党委书记亲自抓，镇长统筹协调，党委副书记带领“1+10”工作机构具体抓，班子成员包片抓，各站所、各村（社区）“一把手”直接抓，用立体化综治工作和责任体系确保平安稳定。
二是建立“五联”大调解责任机制。针对梧桐新区城镇化程度较高、居民居住较为集中等特点，进一步加大责任机制创新力度，将20个村（社区）划分为5个片区，建立了包村干部、“两委”主干、民情调解员定期研判和以片为单位进行感情联谊、机制联防、力量联动、处理联调、问题联治的“五联”机制。感情联谊：通过每年的文化艺术节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加深了各村尤其是相邻各片区村民的感情，而且让他们懂得了梧桐镇作为一个整体，充分认识团结的重要意义；治安联防：镇、村分别建立巡防队伍，每日开展联合巡防；力量联动：通过新区“智慧梧桐”平台的视频监控系统，各村新区、主干道路、商业社区的视线尽收眼底，治安情况一目了然，有紧急事情全体联动，快速出击，防范于未然；处理联调：实行矛盾纠纷统一受理、统一分流、片村联调、统一督办、统一归档；问题联治：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上级要求，协同相关部门开展扫黑除恶、禁毒、禁赌、反邪教等专项整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调处矛盾，解决问题，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片，重大事项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确保所有综治问题都能在制度框架内找到解决的途径、依据和办法。
三是狠抓综治责任落实。从严落实《孝义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实施细则》规定，扭住问题发生、发现、化解、稳控、处置、督查、问责等关键环节不放松，抓住通报批评、约谈、挂牌督办、重点管理、一票否决等综治惩戒措施不动摇，对因决策失误损害群众利益，导致治安事项发生，以及对苗头性治安问题发生、报告、处置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主要领导责任者、重要领导责任者视情节给予问责；对综治工作中出现的重特大事件，实行严格的责任倒查，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截至目前，共对5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3名科级干部进行约谈，党政纪处分21人。
（二）以创新社会治理为重点，精细化推进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一是创新内涵，网格管理治隐患。根据“地理布局、区域属性、人员相熟、便于管理”的原则，划分出39个大网格，64个企业小网格，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设岗定责，为每名大网格长配备一台手机专用收集，实时采集、上报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做到全面监控、及时处置。企业网格落实“六定”措施。1、定责任区域。明确每一个企业网格具体监管的对象和范围。2、定责任人。明确每一个企业网格的负责人员。3、定监管任务：明确每一个企业网格年度、季度和月度的监督检查（巡查）数量、内容和检查（巡查）频次。4、定处置流程：明确企业网格内对本级发现或下级网格报送的事故隐患的处置程序。5、定信息报送方法：企业网格随时发现重大问题随时报送大网格长，平常采用“月报月送”，以事故隐患月查月报表的形式，每月一次向镇级网格报送巡查工作开展情况，同步实时输入到孝义市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对巡查中发现的难以当场整改的事故隐患在劝阻的基础上，应及时向镇级网格报告，并填写《村级网格事故隐患报告单》。6、定应急预案：镇级网格均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落实人员、装备、物资，强化演练，快速、妥善处置事故。通过对每一个企业网格落实“六定”措施，努力实现“企业网格化管理工作规范有序”的运行目标。
2017年1—6月份，共上报事件4038件，有效处置事件数3800余件。同时，优化、拓宽网格设置，将各类社会单位，特别是将企业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每个企业都建立了村企矛盾联调室，大型企业按照80—100名保安和400万元经费标准予以落实，小型企业按照10—30名保安和100万元经费标准予以落实。截至目前，梧桐新区共调解村企矛盾纠纷296件，没有发生重特大恶性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二是创新模式，便民服务解民忧。根据“变楼上为楼下、变分散为集中、变封闭为开放”的原则，开展镇、村两个“三集中”便民服务管理新模式，即：镇级事务“三集中”：所有驻镇站所的办公场所向镇综合服务大楼集中、服务事项向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公共服务单位办公集中；村级事务“三集中”：便民服务大厅实施村级便民代办点集中、村级公章管理集中、村会计和计生助理员办公集中。通过开展两个“三集中”，实现了“一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畅通了民意、连接了民情、赢得了民心，创造出了综治便民服务在基层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由派出所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各类人员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开启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保障流动人口在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无差别待遇，促进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三是创新机制，“五议两公开”解心结。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两委班子不团结、矛盾多发等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村务、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不够所引发。为有效化解此类矛盾纠纷，梧桐新区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打破了以往村内大小事务“不公开、不民主”都由村干部“说了算”的惯例，减少了村干部因情况掌握不全面、考虑不周到、急功近利或者带有私心等原因引起的群众不满。农村党员群众在充分享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建议权的同时，也成为了决策的最佳宣传员、推动员和协调员。这样一来，不仅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用解心结的方式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而且进一步正风肃纪，推动了农村组织的建设和干部的廉洁发展，得到群众普遍认可。
（三）以“智慧梧桐”平台为支撑，信息化管理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投资700余万元建立“智慧梧桐”信息平台，集警用地理信息平台、视频监控系统、卫星定位系统、数字图传、网格GIS地图、电台等信息化手段于一体，直观可视化展示辖区所有人口居住信息，不断加强以“智慧梧桐”平台为支撑的综治基层基础工作信息化管理。
一是综治功能全面集中。实行综治、司法、信访、公安、检察五位一体办公模式，形成集中高效的工作机制。特别是按照“四个一”模式和“六联”机制相关要求，统一受理群众来访、统一组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统一组织开展平安建设，形成了党政领导、中心牵头、部门协调、村居联动、群众参与的联勤联动综治工作格局。
二是视频监控全面覆盖。根据“雪亮工程”建设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打造“智慧梧桐”这个目标，以构建社会动态监控系统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平安梧桐视频管理机制，增强治安防控综合能力。先后在镇域内各个路口、重点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终端630个，安装高清卡口系统375套，高清摄像系统121套，覆盖率达100%，实现了24小时全方位无死角巡查监控。强化“智慧梧桐”功能应用，实时掌握各级巡逻力量分布、工作状态和运行轨迹，依托大数据开展情报信息综合研判，及时调整巡控重点和警力投向，实行“点对点”精确指挥，确保第一时间出警、第一时间处置，为建设平安梧桐提供了强大的科技保障。
梧桐新区在新型工业化、特色城镇化的大发展环境下，面对征地拆迁、村企纠纷等矛盾，流动人口、治安防控等治理难点，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从强化综治基层基础，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为全市的综治工作做了表率，立了标杆，创造出了可复制、可借鉴的蓝图和范本。
启示一：综治“1+10”模式创新工作责任体系。“1+10”模式的提出和实行，不仅是落实省委、吕梁市委政法委关于综治中心和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的有力抓手，而且进一步细化了分工，明确了责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平安稳定的有效载体。例如片村联调，既没有镇一级的大而全，也没有村一级的小而杂，而是连村成片，连片成区，利用5个片区中村与村地理相近，人员感情相熟，机制互联相通，力量联防互动的优势，既保证从各个环节防范化解矛盾纠纷，又将责任层层分解压实在基层干部头上，成为梧桐新区矛调工作的创新之举。又如村情研判，将分析研判工作一竿子插到底，把责任直接落实到最基层的村级组织，将各种矛盾问题和风险隐患的排查发现、整治化解提前了一大步，用“接地气”的方式把“问题发现、解决、处置、稳控在基层”的工作要求直接变为现实。实践证明，综治“1+10”体系是符合基层社会治理实际的有效模式。
启示二：两个“三集中”直接便民服务。孝义市市民服务中心是我市近年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智慧城市、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新成果，代表着市委、市政府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推进权力高效、科学、廉洁运行的能力和水平。梧桐新区的两个“三集中”，是市委、市政府便民为民决策在基层的延伸和发展，是保障梧桐大发展、大建设、大平安、大稳定的基石。例如村级公章管理集中的实行，不仅规范了公章的使用，加强了权力运行的监督，杜绝了暗箱操作、假公济私、厚此薄彼所带来的违纪问题和不稳定因素，而且消除了群众对村干部的误解，为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办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实践证明，两个“三集中”是社会治理从单纯治理向治理服务并重转变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互联网 政治 权力 解构 促进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科技促进社会的发展，也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家的约束，获得进一步的自由，实现人自身的回归。互联网带来了信息产业和技术的革命，并改变着世界，它给国家政治权力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宏观和微观上解构着国家政治权力。这给当下正在实施改革的中国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化挑战为机遇，结合国情，审视互联网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解构内容，发挥互联网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积极推进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建设。
互联网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解构
互联网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络的迅速扩张对人类政治民主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学者刘文富在《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中所述“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虚拟政治将对国家、政治体制、政府管理和政治文化造成相互交织的重大影响”。①目前“解构”一词在学术界、文艺界等颇受青睐，被广泛应用到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工业设计等领域。解构主义者主张反权威，反传统，其目标是打破现实社会的结构与秩序，反对理性崇拜，追求多元化与差异。“解构”就意味着对现实的颠覆。②可见，“解构”有破坏、挑战、分解、冲击与影响等内涵。
政治权力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一种控制和支配能力，政治主体凭借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势来实现这种对政治客体的控制和支配。③阶级社会中，人将政治权力让渡给了国家，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要让政治权力慢慢回归社会，回归人自身。而互联网的出现，从宏观和微观解构着国家政治权力，实现着政治权力的回归。
从宏观层面看，互联网冲击着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消弱国家政治权力执行力，显著扩大国家政治权力客体参与面。一是冲击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建设初期借鉴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模式，使得国家政治权力结构具有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官僚科层等级制特征。虽然历经不断完善，实行人民民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烙印依然存在。
互联网倾向于水平延伸，具有“扁平化”特征，有利于实现人人平等，对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产生冲击。学者方朋钦认为，与传统民主相比，网络民主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传统权威的消解。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指出：“只有在网络出现以后，传统的中央集权才会真正解体。”学者刘少杰指出，互联网不仅是使原有权力结构中各方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信息权力在成长、壮大，使得传统权力结构中由此而注入了一种导致内部持续紧张、变动的新权力。而这种信息权力不仅能冲击传统的实体权力，而且还能助燃“蝴蝶效应”，瞬间成倍放大。
二是消弱国家政治权力执行力。互联网作为一项技术成果，本身不具有价值属性，它以使用者的价值导向而确定。互联网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如现在网上反动、违法、侵权、虚假、色情信息泛滥，尤其是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大量、频繁报道，给人们内心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有网友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
人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它能够指导人们去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正确的意识和错误的意识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对于政府的政策、办法，如果人们内心对政府有信心，支持拥护政府工作，那么就会按照政府的规定要求，认真配合，努力完成，这样国家的政治权力就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反之，人们如果因互联网负面信息所影响，质疑政府执政理念和目的，肯定会影响到国家政治权力的真正执行。
三是显著扩大国家政治权力客体参与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产生使政治权力的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出现了代表全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公共权力机关，而对于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而言，他们成为了权力的客体。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权力最终将重新完全回归社会，即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再度合一。可见，公民参与政治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的发展进步。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深受封建社会、前苏联体制、工业化运行模式的影响，尤其是公民参政素质不高、意识不强，导致公民参政积极性不高，参政公民与国民比例不高。
互联网的出现显著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的开放、互动、跨时空、即时性、低门槛、趣味性等特征，使其成为人们日常讨论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影响着个人、群体乃至我们整个社会思想与行为的潜在力量。公民可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发表意见。学者方朋钦认为，网络民主具有许多明显优势，它突破了传统地理空间、信息沟通方式和获取途径的限制，使得民主能以较低的代价，即时间、金钱成本较低，而在较大范围内实现。
从微观层面看，互联网带来了“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网民个体之间的快捷互动，出现折射式反射和向网民倾斜。一是“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话语权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它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现实社会中政府掌管着舆论媒体，作为中间层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大多听命于政府。从话语权上讲，政府有最高的话语权，呈现出政府―中间层―普通民众的金字塔式结构。而在虚拟网络社会中，信息权力的最大主体已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掌握者，而是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由广大普通社会成员组成的网民群体。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基本使社会成员都具备了信息、表达观点、参与交流和抨击时弊的条件和能力，都成为信息权力的掌握者和施行者。加之网络的开放性，任何人均可上网注册，基层民众人数众多，他们形成强大的网络话语权。而政府虽然享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由于网络自身的开放性、平等性，使得自身的优势在虚拟网络环境中大打折扣，加之网络社会中政府工作人员又少，政府的声音常常消失在基层网民大军声音的“海洋”中。这样就形成了与传统社会不相对等的“倒金字塔”话语权结构。
二是网民个体之间的快捷互动。在互联网网状传播模式下，任何一个信息源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中心从而使网络传播没有了中心，这样政府就丧失了对信息的垄断能力。网民和网民之间可以实现信息交流、共享等。和传统时代的传播相比，网络传播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使传播模式中受众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可能”十分方便快捷。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民众是单个的个体，在强大国家政府的影响下，个体思想易受国家政府的主导。但网络社会中，单个个体之间可进行信息交流，形成一个大的集体，大大消解了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还以强大的集体力量反作用于政府。
三是出现折射式反射。通常情况下，排除人为因素，现实社会中政治权力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可触及到社会任何一个地方。在整个执行过程中，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弱化。网络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社会关系结构，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具有中观的技术性结构特征，它不同于传统宏观和微观的社会结构。这一中观的技术性结构特征弱化了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文化。④当政治权力触及到网络社会中，针对政府的政策、规定，网民可直接在网络发表看法，提出质疑，有一部分权力将被反射回来，只有剩余的部分权力在网络社会中起作用。
四是向网民倾斜。网络社会中，权力的天平倾向了受众的一边，而所谓意识形态的传播也许会被当成一个笑话。⑤在网络社会中，一些商业网站、网络媒体为追求经济利益，吸引网络民众眼球，在没有弄清事件真伪之前，就早早爆料敏感事件，喜欢用一些极具诱惑、噱头的词语来报道，上传“标题党”新闻，迎合网络民众内心需要。有些网络“意见领袖”、“大V”、网络达人、网络技术精英等与网络企业相互利用，有些网络精英本身就是网络企业工作人员，他们为追求物质利益，利用自身特殊的网络地位，与商业网站、网络媒体合作，有时甚至不惜利用造谣等非法手段，迎合网民需要，获取网民支持和关注。
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认清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提到了“集权制和政治文明”。他认为，无产阶级只存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理论上讲，不存在无产阶级。从社会形态发展的分析中得知，原始的民主制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落内部的一种议事制，而不是一种政治形式。私有制产生后，国家政治权力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分别以贵族制、王权、现代民主的形式出现。马克思在对政治体制的分析中，把现代国家的政治文明看作是与集权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或一种执政权力形式。⑥我们要深刻吸取“”的沉痛教训，吸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宗教解放”、“政治解放”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人类解放”思想，但毋庸置疑，“政治解放”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当然政治解放也是“一次解放”，即马克思所说由“政治动物世界”向“民主的人类世界”的转化。此时虽然不是“自由的人”，但毕竟是人，是巨大的进步。⑦中国是在“前现代化”的贫穷落后的情况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迫切的任务不是立即去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的那个“人类解放”，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别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的现代化以及“政治解放”。⑧
前苏联的解体深刻印证了不能“跳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前苏联虽然创造了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实力，但它没有实现“政治解放”，也更谈不上“人类解放”。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可见，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当下的必然选择。
稳定是前提，互联网的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发扬实干精神。在以互联网为抓手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稳定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互联网是社会的“晴雨表”。网上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现实社会中突发事件的发生。更可怕的是，网络是没有国界的，理论上你可以浏览世界任何一个接入Internet国家的网络信息，而这个互动是彼此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以往任何媒体都不能达到的，它就像一个通道，实现海量信息的跨国界自由流动。互联网以一种虚拟的方式推进全球化，且这样方式具有隐蔽性和不可测性。不可否认，网络充斥着各种思想观念、负面信息，长期接触负面信息肯定会对思想观念带来不利影响。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国外“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国家更是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网络成为他们的重要渠道，散播不利于中国发展的负面信息，对人权等进行攻击，而背后针对的就是国家。
在互联网管理上，更加尊重互联网的内在本质特性，注重互联网的扁平化、去中心化、自由性特点，少生搬硬套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做法，而是结合这些本质特征，着眼长远，从制定互联网的技术规则入手，从技术源头管理互联网。现实中，对于网络的监管，不仅仅是删帖，抓一些在网上散播谣言的人，而是要力求找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网民为什么会在网上造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心态。如果党的各级领导、政府官员能够发扬为民服务的实干精神，积极关注网络行为，参与网民交流互动，党和政府不仅能增强同群众的联系，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而且还能获得更多直接源自现实生活的新思想、新做法，那么有助于克服任何的挑战。
利用互联网优势，借鉴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基于以上对互联网带来巨变的分析，我们得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体、新技术，它的推广应用对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网络的出现，极大地强化了大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都市研究的权威学者之一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指出，互联网可以变成由下而上的参与、交流、控制、影响决策的工具，具有民主化潜能。当下，公民实际上是可以运用互联网去监督政府，而非独政府监督公民。人们可通过互联网与政府工作人员互动，评价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对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发表评论，持续对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起作用。
卡斯特尔认为，集权必然导致国家政权、意识形态及军事力量的强大，个体的关注和创新驱动受到抑制。前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其集权的思维模式和“工业主义”的发展方式不适应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要求所致。面对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党、国家该如何适应它，并充分利用好这些技术革命带来的成果。借鉴前苏联的教训，我们要积极推进政治民主进程，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人民代表的选举办法，扩大基层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同时，把教育作为推进民主政治的支柱，切实重视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营造自由、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为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交通大学讲师；本文系重庆交通大学党建工作专题项目“大学生党员党性教育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刘峥：“网络空间中的政府治理研究―基于我国政府网络管理与网络发展的关系视角”，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第5页。
②程曼丽：“从历史角度看新媒体对传统社会的解构”，《现代传播》，2007年第6期，第95页。
③莫坷，魏维：“浅析互联网的应用对政治权力社会化的影响”，《前沿》，2011年第20期，第128页。
④戚攻：“网络社会的本质：一种数字化社会关系结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150页。
⑤苏颖：“网络乌托邦、网络帝国与网络共和国”，《研究生法学》，2009年第5期，第146页。
⑥戴圣鹏：“政治文明与现代民主―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文明思想研究”，《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第38页。
一、互联网+时代使当今社会呈现新特点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新发展模式的推陈出新，更使互联网在生态法治建设中得到广泛地推广应用，由此而产生的环境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大数据时代具有4V特点：一是数据量巨大（Volume），一般在10TB规模左右，但在实际应用中，很多企业用户把多个数据集放在一起，已经形成了PB级的数据量（1PB=1024TB）；二是数据类型多样化（Variety），数据来自多种数据源，数据种类和格式日渐丰富，不仅含有文本形式，更多的是图片、视频、音频、地理位置信息等多类型的数据；三是处理速度快（Velocity），数据处理遵循“1秒定律”，可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高价值的信息，使得环境数据资源越来越充分、环保管理越来越科学；四是数据真实性高（Veracity），目前全国范围内的一万多家国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基本上都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四大类需减排的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环境数据的真实性。
二、互联网+时代对我国环境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一）立法层面：法律及监管障碍突破
“互联网+”未知大于已知。这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未来无限的空间和机遇，但是对于法律及监管机构而言则是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大数据以及“互联网+”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暂时处于盲点，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新的业态刚刚萌芽，其未来的发展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如果贸然规制，则可能极大地限制其发展。如何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中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对监管机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政府环保部门在完善环境监管体制的同时，要给予大数据、“互联网+”环境领域适度空间。
（二）执法层面：推动环境监管模式创新
新法赋予了环保部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等新监管手段，这是对环境监察机构的肯定，也对环境执法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互联网的加入，为重点污染源监控提供了新的手段。蔚蓝地图是阿里巴巴作出的使互联网和环保行业结合的尝试，通过这款App，用户可以点击获得全国各个地区水、空气、土壤的参数和指标。App既能提升公众参与度，推进政府处理一些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还能提高企业的研发和技术能力，最终三位一体地做一些社会关注的事件，为客户、为企业、为社会带来一些贡献。
（三）司法层面：大数据在规制环境污染犯罪等严重污染行为中的运用
大数据技术对于预测及打击犯罪同样具有不错的效果，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社会化分析和预测性分析将会是大数据警务的两个热门领域，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犯罪预防领域的预测型分析能够显著降低犯罪率。大数据应用于环境刑事责任领域，可以有效地降低环境资源犯罪的概率，实现惩罚犯罪与环境权保护的相结合之目标，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互联网+时代环境治理转型的推进
在当前时代，作为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无论对于政府、社会，还是市场领域，都可以以“互联网+”为依托，将大数据技术、服务应用在现代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时，推动环境治理模式的变革，从而促进社会治理转型的，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
（一）政府层面：拓展政府环境监管义务履行方式
第一，用微博、微信及搜索数据进行环境舆情监测。每天在这些平台上传播的数据量高达百亿甚至千亿条，这些数据对于政府收集民意动态，监测社会环境舆情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发挥政府监管义务在环境领域的履行途径。一是数据收集与数据公开。推动我国大数据的发展，重点在于改变政府理念，由政府牵头带到社会各行各业公开数据，然后收集整理数据。二是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充分利用气象数据、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得到的数据、污染源自动监控得到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达到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的目的。三是利用大数据采集技术分析环境污染成因。将各种不同种类的环境指标信息和污染源排放信息相互结合，通过科学的分析合理预测企业排污强度、污染源分布情况及其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四是构建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江苏省环保系统“1831平台”，常州市开发的“生态常州”，都属于环保大数据共享平台。
（二）社会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积极性
移动互联平台正成为撬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杠杆，让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其中，提高环境保护的效果和水平。“互联网+”不仅能创新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和途径，更能在许多环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市场层面：“共享经济”模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从需求来看，消费者从以往无止境的对商品和服务的“占有”欲，转变为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权。从供给来看，生产者也必须由提供数量巨大的商品和服务转向提供“使用价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务。利用“互联网+”而在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共享经济”模式，正是对此的积极回应。
无可否认，三位作者将社会语境引入有关互联网影响的研究之中，并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之进行了批判，这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社会影响研究的视野。不过，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那就是他们虽然认为是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技术的积极社会影响的发挥，但是却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富有理想色彩的国家和机制上。然而，现有的政治经济机制以及建立于此上的国家又恰是作者要批判的对象，它们显然不会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作者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家与机制，这或许是连作者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一个悖论。唯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思考互联网到底能够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互联网祛魅
恰如作者在书中开头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因应于互联网技术的互动性、共享性、全球性、丰富性和个性化等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当时已经为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互联网将改变世界的观点一时间风起云涌。在这些观点看来，在政治上，互联网将振兴民主，通过电子投票，直接的电子治理将成为可能，同时它还将赋予弱者和边缘人以力量，从而实现权力的重组;在经济上，互联网将产生创新和增长的高潮，促进经济和生产力的爆发，并为每个人创造财富和繁荣;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互联网这种全球媒介将使宇宙收缩，促进国家之间的全球理解……
但在20年后的今天，面对互联网发展的现实以及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某些不利影响，三位作者以重新解释互联网和重新思考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技术决定论者在浪漫主义情怀下误读和夸大了互联网改变世界的潜力和能力。这是因为，互联网促进经济转型、全球理解、民主振兴以及新闻业的复兴四大革命预言都没成为现实――作者通过翔实的材料和极其丰富的征引告诉我们，互联网改造政治和经济的潜能受社会语境的影响。
比如，在反驳互联网具有促进政治变革和民主化的解放潜能方面，作者专门用一章的篇幅针对当下颇为流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来进行阐述。在他们眼里，社交媒体固然代表了多样性和多中心性，其传播方式也能使用户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并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讲述方式，但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依然掌握着更多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能够使社交媒体对自己有利。同时，社交媒体产生的交流行为也有助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对个人的跟踪和审查。因此，作者认为，“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的媒介（常常在消费者或者个人意义上），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是精英和大公司形塑社会议程的媒介，而不是激进政治的媒介。”
而在重新思考互联网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则发现，虽然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美国军方赞助的产物，但随着科学家与反文化价值观对互联网发展理念的介入，互联网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曾一度张扬，并试图把互联网打造成一个去集中化的、多元化的互动空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商业化最终使互联网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损害了互联网开放与合作的传统。此外，监控技术和对数据的分析又被用来进行市场营销，并促成了巨无霸互联网企业的产生，如苹果、微软、谷歌以及甲骨文等，这也影响了互联网的自由和多元化。因此，尼葛洛庞帝等人宣扬的那种“小作坊产业”式的互联网新经济并没有出现，它也没有为我们带来一场从消费方式到商业模式都产生巨变的商业革命。
由是观之，三位作者试图通过对互联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对技术决定论者那种宗教迷狂式的互联网情结进行祛魅。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社会，而不是电脑芯片――这句话可谓是他们对互联网变革潜力最为形象和精辟的概括。
二、政治经济自我革新的悖论
诚如上文所言，作者认为，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制约了互联网这一技术社会变革潜力的实现。换句话说，所有的问题都隐藏在社会之中，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如何才能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呢？
在这一问题上，与那些相信用技术的力量来改变目前社会问题的人不同，作者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担当民主责任、富有代表性的国家”上，并声称，“也许，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这样的规制不是我们现有的机制，但是，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渴望的国家和机制。”
在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中，作者提倡一种旨在复活公共利益的公共干预手段。这一手段包括两大指向，即 “否定国家的规制”以及“否定市场的规制”。“否定国家的规制”主要涉及政治层面，“它不应该导致政府（无论其是否为民选）的垄断，政府不能垄断数字空间，也不能用其权力为数字空间里的活动指定方向。”“否定市场的规制”则涉及经济层面，提倡对公共资源的监管，目的是要推进“对社会有益”的结果。
具体来说，这个理想的国家和机制应具有建设性、可以践行的干预手段，并具备深思熟虑的、含有公众意志的公共政策来进行干预，为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互联网而创造条件。为此，它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1）网络新闻。使互联网能突出更多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把读者和新闻联系起来。（2）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公民需求的宽带公共设施而不是私营的“收费公路”。（3）保护公共空间。不要圈占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不要建构商品化的关系。（4）培育国内外公民交流的能力。向关注公益的网站提供经费，而不是培育打上商标烙印的虚假的国际社区。（5）保证网络内容（无论是娱乐、新闻、信息还是教育）的流通。流通的规则需要以公众的名义来制定，而不是由谷歌、Facebook等大型网络运营商来制定。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在论述该如何解决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时，作者们同技术决定论者产生了分歧。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就整体行文而言，作者试图在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间采取折中的观点，也曾对互联网技术改变社会的潜力做过较为客观的描述，但就他们的主要立论观点而言，技术依然无法担当变革社会的任务，或者至少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也就是作者所强调的，网络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解放功能，网络开放性并不直接产生民主，新媒体的使用虽然可能赋予用户解放的功能，但新媒体未必就能使社会民主化，如果要了解网络的功能，我们就必须将之置于大的社会环境里去考察。就此而言，在作者看来，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途径仍主要在于自我革新。无疑，在技术驱动社会变革论者看来，这似乎进入了政治经济自我变革的怪圈，从某种程度来说也体现了作者立论的一种悖论。
三、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基础论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30年原则”，其大致意思是说，一项重大的技术发明运用于社会时，在第一个10年往往备受好评;在第二个10年却又会饱受诟病，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希望所在;只有到了第三个10年，它才会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并真正地融入公众的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到现在，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恰恰处在第三个10年的开端。与菲德勒的“30年原则”相对应，互联网也是在其第一个10年里被寄予了很大期望，在第二个10年里则开始受到广泛质疑，而在当下这个第三个10年的开端，它也正在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对我们起着润物无声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互联网的误读》的出版体现了作者试图调和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努力。不过，就整本书而言，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建构主义者，对互联网技术变革社会的可能性也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遗憾。
那么， 技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变革呢？或许，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理论能够给我们某些思考。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这一理论主张，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而是带有某种偏向性，具体包括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认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因此，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这也正是麦克卢汉强调“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的真正用意所在，可以说，“媒介即文化”是麦克卢汉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
然而，诚如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媒介环境学派尤其是其代表人物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往往被冠之以技术决定论者，他们也正是《互联网的误读》一书所着力批判的对象。因此，这就涉及如何评价媒介环境学理论这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也颇具争议的问题。或许，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争议，即无论技术是否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进程，但无疑技术尤其是重大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化又决定着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对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比如，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偏重单向传播因而往往具有控制倾向的传统媒介而言，互联网的交互性、参与性、去中心化的传播特征可以促成一种自由、平等以及理解文化的形成，它也的确与去中心化的、参与性的政治形式有一种天然契合的关系。
当然，社会是复杂的，它是由形形的个人和政治经济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总会保持着一种张力，这也就决定了某一种技术和它所代表的文化并不必然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变革。但我们依然可以说，这种技术及其文化为改变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奠定了基础，使社会变革具备了某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文化往往决定了个人和集体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印刷术、电子技术等重大技术的出现及广泛应用的确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互联网技术也终将如它们一样成为社会基础性的底层结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施加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或许，互联网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已经能够让我们瞧出这一端倪。
[关键词]网络信息技术;公共治理;公民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代理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 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 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应用不断扩大,网络信息技术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外,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的治理中的应用也逐步扩大。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回应而产生的,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务有效改变科层制的行政流程,缩减政府的层次和规模,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改变科层制的工作方式、办事方法以及决策程序、服务形态。如美国总统选举通过电视或网络展开竞选,有政治专家认为,通过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进行大选投票,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将由现在的50%-55%上升到65%~75%。正如信息学专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市场、网络、个人和战略组织所构成的世界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