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09 14:35:19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减什么，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教育包括课后服务等全部回归学校。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我们就要大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并且逐步优化作业布置和课后服务方面的工作，更好地让学校所拥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回归校内教育就是回归教育本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校老师的教学中心是需要摆在校内的。要想有效实现“双减”，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在学校内学足学好，这样才能够缓解家长焦虑。“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时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7月24日中央发布了双减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执行。双减又称“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目标：1、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将负担提升到未成年保护法的高度。2、减轻家庭教育负担。3、将教育回归到学校。4、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并规定，理调控作业结构，确保难度不超国家课标，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加强质量监督，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对于学生作业量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要求教师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
对于课余时间，鼓励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保护好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家长要积极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政治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国之大计。作为一线教师，更是站在了“双减”工作的主阵地上，更要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到学习工作中去。
在我看来，“双减”不是让学生远离学习，虚度光阴，轻视教育，更不是在教育质量上做减法，不是在教育责任上撂挑子。而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我们要认真备课，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提出问题，发现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要健全作业模式和形式，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同时转变教育评价方式等。
我认为具体的做法有：
一、学习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有新的认识，更新教学理念，明白减负并不是单纯的削减作业数量，关键是如何在“减负”的同时提高质效。
二、增强集体备课，仔细钻研教材，使各单元的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依据单元目标制定合理地课时教学目标，并依据各班的实际情况，修改教案，有针对性地对语文知识和能力进行训练。
三、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创设情境，培育学习兴趣，以“学生发展为本”，精讲简练，给学生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从而提高40分钟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
四、精心设计课堂练习，围绕听说读写相结合进行。有目标，避开随意性。在讲解课文中完成。如：每篇课文中的生字，对容易写错的，在检查预习时重点强调，采用集体书空或抄写或形近字等方式牢固掌握。课文中的关键词语，运用各种办法或近、反义词，或联络上下文理解。找出本篇课文中想像说话的训练点，进行说话练习。课后及时写下。有了课堂上说的基础，回家完成写的任务就轻而易举。对文中的重点段落指导朗读，熟读成诵。减轻了学生业余负担。
五、课外作业，细心筛选，仔细编排，如在教学中总结出经典基础性作业和练习，作为常规试题仔细练习。让学生作业负担小，又得到最大的训练，做到及时高效。每周针对单元目标出好周周练，进行一些操练。
六、设计分层作业：对各班级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一些必做题和选做题，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做作业。同时还注意作业的趣味性和实践性，让中差生把完成老师的作业当作一件乐事。避免作业中的重复现象，尽量设计精而简的作业，作业的布置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逐渐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总之，练习只是手段，让学生在课后获得巩固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教师要精细设计每一个课堂作业，做到少而精，让学生在乐中获得学习，获得巩固，增强练习的有效性。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减什么，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教育包括课后服务等全部回归学校。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我们就要大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并且逐步优化作业布置和课后服务方面的工作，更好地让学校所拥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回归校内教育就是回归教育本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校老师的教学中心是需要摆在校内的。要想有效实现“双减”，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在学校内学足学好，这样才能够缓解家长焦虑。“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时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最近关于政府下来的双减政策，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将波澜壮阔的培训行业，炸出底部。而关于双减政策对于教培行业影响的解读，更是铺天盖地的来袭。拍手叫好声，异义声，痛苦挣扎声。。。这一切，其实无论是众意沸腾还是探讨为什么发布这个政策，都是无用的，与其纠结于这些，还不如，想想未来的影响。因为这是国家政策，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站在国家的角度：
2021年的人口普查，让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放开三胎。但是二胎都不敢生，何况三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国家一调研，奥，原来是民众负担也太重，不敢生，都被房子和校外培训给压怕了，所以房地产存在问题，所以培训机构也存在问题。那好办了，解决掉。先一刀切，解决掉民众最疾苦的问题，不让周末 节假日和寒暑假补课，这样就解放了大多数。至于造成的少数问题，再慢慢解决就是，反正不影响国家的战略性布局。比如，一个地方100个学生，只有60个能上普高，其它去职业类院校。对国家而言，谁能去上都一样，反正就那么些数，所以直接对培训机构釜底抽薪没有关系。
所以，国家发布这一政策之后，知道会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也必然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的方案，笔者也尝试着预测如下：
1、在一刀切培训机构之后，会让这部分原来学校满足不了的职责，再转移到现有的公办学校，比如现在开始的晚托，后面将会完善晚托的内容，引入素质类和特长类课程，满足不同的需求;
2、治理素质类课程，取消各种考级的乱像，优化升学加分内容;
3、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引导留存下来的社会培训青少年机构，加入到公益社区和公益课程中来，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最终实现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目标;
4、改革现有的教师工资评价体系，教师资格证审核体系，师范体系，师范类老师实习体系，通过这些的改变，实现教师职责的重构，社会对教师的认知。
5、在这里单独提一个是：结合公立学校，建立公益社区，实现青少年可以在 文化 素质 体育方面在寒暑假得到更好的锻炼，而这些实现的参与者，可以让师范类大学生在正式入职前为主体参与，即能得到锻炼和实习的机会，也能赚点收入。当然，退休的老教师也可以发挥余热了。
站在社会的角度：
有拍手叫好的，觉得国家终于要治理这个造成父母辛苦的罪魁祸首了;有忧愁未来孩子怎么办的;也有无所谓后面再看情况的。以上的看法不一而论，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总规是要面对的：1、那些拍手叫好的基本上是觉得上学上到什么程度，靠自己孩子就好，不需要太多费心，原来都报，也不得不给孩子报，现在好了，都不报，所以也就不用假装关心孩子，为孩子报了，说到底这样的家长基本上是读书无所谓论，并且本身绝对教育不了孩子的。他们不懂得再优秀的孩子是需要给引导的，是需要从课本之外给予人生的体验和认知的，这些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2、那些因为双减政策而过于忧心的家长，也没有必要焦虑过多，等待国家政策更明晰的配套办法，看看依靠学校的力量可否达成，如果实在达不成，办法总是会有。
站在培训机构的角度：
现在是重新洗牌的时候，无所谓冤枉不冤枉，是成功的急流勇退还是刚入行赔的血本无归，这些都是这阶段造成的一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出台。那么学科类培训机构还可以营业吗，具体有哪些要求呢？以下是小编和大家分享的教育部：“双减”试点学科类培训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以供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
中新经纬10月19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19日消息，近日，教育部召开会议，要求落实好“双减”政策要求，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非”“备改审”、实行政府指导价。
据悉，教育部召开全国“双减”试点地区工作推进会，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神，系统总结试点工作成效及经验做法，全面分析问题与挑战，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党中央对“双减”工作作出决策部署以来，各试点地区迅速行动，采取有力举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对照中央要求和试点目标任务，还存在一定差距，各试点地区要充分认识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坚持目标导向，加大工作力度，加强改革创新，务必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要求，各试点地区思想认识要有新高度，“双减”试点工作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中央选择九地作为试点地区，就是要针对治理中的难题，率先试验，进行突破，试点地区必须提高认识、担起使命、扛起责任、勇于探索，为全国“双减”工作提供经验、做好示范。把握政策要有新提升，要真正吃透“双减”文件精神，深刻理解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的配套文件，要立足当地实际，针对需要，抓紧研究出台相关细化政策，为基层抓落实做好保障。
同时，会议强调，攻坚克难要有新突破，落实好“双减”政策要求，做好学科类培训机构“营改非”“备改审”、实行政府指导价，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长，课后服务经费保障等工作，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联合治理要有新起色，充分发挥“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作用，教育部门要做好上传下达、左通右联的协调工作，推动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强大治理合力。
一、“噪音”干扰
把香农――信佛的传播模式中的“噪音”概念结合到国家农业政策这样一个社会传播过程中，同样适用。我们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即“技术噪音”和“人为噪音”。
1.技术噪音：
以广播电视传播手段为例，还存在技术上达不到的地方，比如偏远山区，收不到电视信号或广播信号。又以组织传播为例，国家政策的下达需要通过许多层级，层级越多，损耗的信息就越多，比如我们发电站发出来的电压都是几千几万伏的，但送到用户的家中都是220伏，这是因为要考虑路途远近及电线的损耗，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技术上的“噪音”。
2.人为噪音：
所谓人为噪音是指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为故意错误地传达、歪曲传播者的意图，或受传者故意错误的理解传播者的意图。农业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有人会为了私己的利益，故意扭曲中央政府政令。国家三令五申对农村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减免贫困家庭的学杂费，但事实上有很多真正贫困的学生得不到这样的优待，被减免学杂费的学生往往是村干部的子女。
3.“噪音”与“冗余”
社会传播中消除噪音干扰的主要做法有加大正面信息的传播量和传播次数、这样就会增加“冗余”，也就是对重要信息进行反复传播，但需要传播者做到一个综合平衡，以免“渠道超载”，使信息被当成“噪音”屏蔽掉。
二、传播符号的歧义
符号是人类社会交际、思想传达、情感沟通的文化工具，它包括声音、语言、文字、图像等传播信息的载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传播符号发出以后是离开传播双方独立存在的，特别是在传受双方没有共同的经验基础的时候，它就不能使传受双方产生共同的含义时，就会产生传播的障碍。也就是说，传播者要把―种思想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受众，首先得把思想、观念编码，转换成双方都能理解的清晰的符号。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非语言符号的场景附着性带来的误差。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 非语言符号的意义不亚于语言符号。在政策传播过程中，常伴随着非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是短暂即逝，无法保存与复制的，是与当时的传播场景紧密结合的，离开了当时的场景，非语言符号也就离开了特定意义的空间，这也使得传播过程中出现对符号理解的误差。
三、传受双方的差别障碍
差别障碍是指由于传播双方的各种差别而造成的障碍。差别内容很丰富，主要包括生活经验、教育背景以及心理因素等。
对农政策传播是一种下行传播，受众对政策作出的反应不仅受传播者意图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农村受众本身的综合媒介素养。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全国8507万文盲人口中，城镇文盲有1842万，占城镇人口的4.04%；有6665万文盲在农村，占农村人口的8.25%。文化知识的匮乏，限制了农村受众接受现代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怪圈。因为文化素质的不足导致农村受众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的劣势，也使用得农民在接收国家颁布的政策的信息时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这也导致了政府与农村受众在共同的意义空间上存在障碍。
四、传播渠道不够完善
“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
在此我们可把农业政策类信息传播分为组织传播渠道和非组织传播渠道，可用以下图来表示。
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传播是国家农村政策信息传达的主要途径，是各级党政部门从上往下逐级传达。其传播效果失真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1）信道网络不健全。由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缺陷,我们的信道模式基本上还只是以层层传达最高领导层的指示为主, 并没有真正建构成一个科学的信道网络。（2）信道经常受阻。受利益驱动, 政策执行者对某些政策不贯彻不执行, 造成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肠梗阻”和“走样”。（3）信道不规范。政府决策者没有必要的参照标识, 政治权力就极有可能陷入过分迷信自我或无所适从状态, 更多地导致“唯长官意志”。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构成了非组织传播。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大众传播方式，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5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4%。尽管大众媒体机构在报道农村信息方面有一定成绩，但在大众传媒的报道对象中，“农民”基本处于“边缘”状态。
在农业政策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人际传播渠道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传播形式上主要是口头传播，我们知道，它有许多优点，比如方便简单、随时可传；亲近生动，富于人情味。但口头传播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那就信息无法固定，容易产生扭曲，总是有意无意地被变形，它最容易使政策的传播完全走样，也最容易产生谣传。此时，适时适量的正确舆论导向显得格外重要。
五、社会舆论环境对传播障碍的扬抑
传播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舆论是相关的。舆论的形成与大众媒介是分不开的。舆论，即在社会变动中产生的某种信息从信源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扩散开来，获得一定范围的信息接受者，形成大多数人所公认的意见，并对社会事件产生影响。以三农问题为例，自从政府传达要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问题来解决的精神之后，媒体便加大报道力度，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三农问题，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比如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由于政府、媒体都一条心去解决问题，使得对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所以，好的社会传播环境会抑制障碍的产生，相反，差的社会传播环境会滋生传播的障碍。媒体的舆论导向是利于培养好的社会传播环境，也利于减少传播障碍的。
六、对策：构建良好的对农政策传播体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关于对农政策传播障碍的原因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找到能够消除这些障碍的方法，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传者、信息、传播媒介和受众四个要素的作用，可以针对上述的分析采取：①减少传播层级，使传播渠道更畅通；②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宣传，使传播信息的透明度更强；③传播符号更规范，语义更明确；④加强农村基层的文化教育；⑤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⑥改进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水平等微观方面的措施。
在宏观上：①充分发挥政府在建立良好的对农政策传播体系的引导作用；②发挥大众传媒在对农政策传播中的纽带作用；③引导农村受众的主体认同感，提高农民朋友的媒介素养。以此来弥合农村信息传播鸿沟，打通农村舆论，合力建设农村信息交互传播体系。
参考文献：
[1] 赵晓春主编.农业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一、和谐征纳，互利双赢
（一）和谐征纳关系的主要特征
和谐征纳关系是指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积极配合、平等互信、协调融洽、互动双赢的状态。和谐征纳关系是征纳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各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一种法制、规范、科学的新型税收关系。一是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征纳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清晰。二是税务机关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提供规范、周到、高效、优质的纳税服务，做到依法征税与诚信服务相结合。三是纳税人要严格履行纳税义务，不断提高诚信纳税水平。四是征纳双方加强沟通协调，增进互信互助，共同营造规范、和谐的征纳环境。五是征收方以最低的成本、最优质的服务，实现税款征收目标；纳税人以最少的费用、最高的诚信和税收遵从度缴纳自己应承担的税款。
（二）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要求。我国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最终还是要通过国家财政预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式用之于纳税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和税收、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增强政府提供公务服务的能力。但是由于征纳双方所处的角度不同、利益不同，征纳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如果不及时化解这些矛盾，势必会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正确地处理好征纳关系，不仅是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的物质保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要求。二是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和谐征纳关系，有利于正确处理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把征纳双方的利益统一到税收政策法律的原则上来，对建设和谐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三是有利于促进征税任务的完成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和谐征纳关系，围绕纳税人的利益要求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动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充分调动纳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有利于提升税收执法水平。从法律的角度看，税收征纳关系是一种税收法律关系，具有法律强制性。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使得征税人和纳税人，都能增强执法守法观念，树立依法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法定义务，提升税收执法水平。五是有利于降低税收运行成本。税收运行成本包括征税成本（税制执行成本）和纳税成本（税制遵从成本）。由于它是税收征纳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费用支出，因此税收运行成本与征纳关系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谐征纳关系的构建，营造了诚信纳税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样就不需要税务机关增加更多的征管人员和稽查人员去“征、管、查”，减少了管理程序，有助于税务机关精减机构，减员增效，降低税收成本。同时，能大大提高纳税人学税法、懂税法、守税法的意识，有效减低纳税人的逃税心理，减少偷逃税现象，促进纳税人诚实申报，诚信纳税，主动配合税务机关的征管，也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
二、知责思为，创新服务
（一）抓好政策服务
契税征管工作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很强，关系到税法的威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做好政策服务是契税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一是抓好内部培训，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契税征管工作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到深刻理解、熟练掌握、准确运用，不断提高执行政策能力，确保政策实施到位。既坚持依法治税，维护国家税法和税收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也保障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对纳税人的政策宣传和业务辅导，针对纳税人不清楚、不了解、不明白的有关政策问题，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使广大纳税人了解政策的精神，支持和配合纳税工作。三是积极推进政务公开，主动为纳税人提供信息服务，使纳税人在缴纳工作中少走弯路，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二）抓好管理服务
围绕构建和谐征纳关系，抓好管理服务。一是强化服务意识，在提升服务质量上求突破。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不断创新服务理念，尊重纳税人，方便纳税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将纳税服务工作融入到办税的各个环节，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专设导税员为纳税人提供政策和业务咨询服务；全面推广机打纳税申报表，以此简化办事程序，压缩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二是强化管理意识、在提升管理水平上求突破。优化办税流程，在受理岗位、审核岗位、征收岗位、管理岗位和纳税服务岗位各个环节明确责任分工，按照衔接有序、制约高效、方便纳税人的原则，积极优化税收征管流程，合理调配人员，力求实现办税流程无障碍，管理无漏洞，服务无死角，达到税收执法规范、征管效能提高、纳税人满意的目标；推行规范管理，做到规范工作流程、规范服务行为、规范服务标准。三是强化环境意识，在提升纳税服务环境水平上有所突破。优化纳税服务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是保障契税征收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在改善办税服务硬环境、运用现代化办公手段的同时，积极改进申报受理和审核流程，设立导税服务流程提示牌，专门安排导税员，为纳税人开展全方位服务；及时受理契税的缴纳事宜，熟练掌握各系统操作，快速解答纳税人的咨询疑问，减少纳税人等候的时间；取消了实行多年的契证发放环节，优化了办税流程。
（三）抓好职能服务
良好稳定的征纳关系，促进了契税税收任务圆满完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契税是一种重要的地方税种，已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固定来源。目前，郑州正处于加快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建设郑州都市区的重要时期，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契税收入也呈迅速上升态势，为全市保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民生改善、实现富民强市目标提供了可靠和充足的财力保障，较好地履行了税务 “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神圣职能。
三、深化改革，提升质效
（一）坚持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也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公平公正的法制保障。契税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责，从依法治税、规范行政的高度抓好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各项工作。全面提高税收执法水平，严格税收执法责任制。规范岗位设置、统一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做到程序规范、手续完备、定性准确、处理得当，杜绝执法不公正、执法不文明、执法不作为的现象。加大宣传力度，为征纳双方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二）强化纳税服务
一是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牢固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理念，满足纳税人的合法合理需求，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切实做好纳税服务，用健康文明的纳税意识引导纳税人自觉主动依法纳税，筑牢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基石。二是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推进纳税服务标准化建设，从办税咨询、纳税申报、办税流程、办税时限、纳税评估、纳税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纳税服务。三是进一步改进服务手段。加强办税窗口建设，进一步完善服务手段，继续推行和完善“一窗式”服务、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等多种服务方式，为纳税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纳税服务。四是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优化办税环境，简化办税程序，降低征纳成本；建立内部协调机制，加强各岗位之间的衔接，按程序运转、按岗责落实，对符合规定的涉税事项要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质量、最短的时间办结，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强化纳税服务，实现征纳沟通零距离，服务质量零差错，纳税全程零障碍。
（三）提高业务素质
税务队伍建设是影响征纳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执法公正、服务规范的税收征管队伍。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勤政廉政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税务干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强化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强烈事业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确立服务纳税人，维护纳税人的各项权利的公仆意识；加强法纪教育，引导税务干部弘扬正气，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形成制度化。进行有计划、有目标、有针对性的税收业务培训，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使契税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造就一支具备较高层次的科学知识结构，有较强的专业技能的税务队伍。
（四）严格执法监督
一是实施纳税服务质量评价制度。根据征管服务标准，制定岗位服务职责，开展服务质量评定，加强监督制约，确保监督措施到位。二是强化外部税收执法监督。把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之于众，邀请社会各界监督，并及时处理举报、投诉。
（五）加大宣传力度
关键词：契税；政策；纳税人权利；税收法定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134-03
“契税”是以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向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作为国家行使征税权的手段之一，契税集中体现着国家与产权承受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上海契税纠纷第一案”，本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那一纸委托纳税合同的效力认定或最后的均担责任判决，更在于其反映出了税收征收过程中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冲突，思考和分析这些实际冲突，既有利于权力部门改进政策实践，完善财税体制，也有助于纳税人培养公民精神，强化权利主体意识。
一、问题及其界定
“上海契税第一案”肇始于2001年7月。本案当事人方某于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奥林匹克花园购置了一套商品房，并与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2002年6月，开发商按约交房，方某于当日填写购房契税纳税申报单，按房价的0.75%将契税交由开发商代为缴纳；此外，开发商还以办理产权证的名义收取了方先生300元手续费。
然而，2002年9月1日，上海市政府宣布取消契税补贴政策。
2002年10月，开发商要求购房业主补交房价0.75%的契税，因上海市政府自2002年9月1日起取消了市民购买商品房的契税补贴，恢复按照房价的1.5%交纳契税。对此，方先生认为自己在6月就已将契税款交给开发商，开发商也许诺代其缴税并收取了手续费，因其拖延缴税导致需补交的税款应由开发商承担。在多次交涉未果后，方先生将开发商上海奥林匹克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1978.11元。松江法院一审判决奥林匹克置业公司赔偿方先生经济损失1987.11元。2003年4月，上海奥林匹克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由于业主在法定期限内并未履行申报及缴税义务，且在该法定期限后，业主委托开发商代缴契税时，并未约定交纳契税的期限，所以在缴税过程中，契税政策调整的风险首先应由业主承担。但是，由于业主和开发商之间存在有偿委托合同关系，开发商在完成该委托事项时，要注意诚信、谨慎和勤勉义务；而开发商在接受业主委托后，明知业主的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却未及时缴税，且在此期间未尽充分注意义务，以致业主未能享受到契税补贴政策，因此对业主遭受的损失存在过错，这部分损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上海市一中院撤销原审法院松江法院的判决，判决补交的契税由奥林匹克公司和业主方先生平均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也由双方平均负担。
这本是一起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发生的委托纳税合同纠纷案件，从一审到二审，案件的焦点集中于：开发商与业主之间的关系性质、双方的主观过错程度以及该契税的纳税义务具体承担。然而，本案争议因地方政府临时取消契税补贴之举而起，地方政府政策忽变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纳税人财产的减损，因而归根结底体现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着的紧张关系。探讨本案，必须首先界定问题及其切入点。在此，笔者从纳税人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针对两个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完全没有提及的视角，即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及税收法律法规溯及效力在本案中对纳税人微观层面权利的影响进行分析。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在本案中的适用视角揭示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调整内容违法、调整程序不确定隐含的弊端，具体而言，涉及违背作为税法基本原则的税收法定主义；而广义的税收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溯及效力以及溯及的具体时点，也极大影响到纳税人的具体权利。两方面问题在目前的实践中都有着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税收领域法律规范是否具有溯及效力，目前学界并未进行成熟细致的探讨并达成共识。若这些法理学上最根本的原则无法践行，则必将极大地损害纳税人的权利，建设法治国家，完善财税体制，切实保障纳税人权利的目标也将成为一纸空谈。
二、政策与信赖利益
上海市政府原先为刺激房市而实行契税补贴政策，实际上是对其与购房者之间征纳关系内容的调整，是向购房者提供减免税负义务的可信预期，且不论地方政府是否违反税收法定主义，具有变相减免契税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的有效性，然而市政府为预防房市泡沫又临时取消契税补贴政策，无疑会影响政策取消之前已经购房而未及时纳税的购房者的信赖利益。
该购房者在延期纳税情况下，可合理预计的唯一经济利益损失是因逾期缴纳税款而按滞纳天数多交的滞纳金或罚金，并无法预测到政策忽然调整带来的财产损失。
这则关涉本案的、载于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网站的《关于本市对个人购买商品住房按照国家规定征收契税的通知》，右下角赫然标注其落款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而契税补贴取消的实施日期是9月1日，政策公布与施行时间仅一天之隔，如此，将没有预测到政策的变化归咎于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实在有失偏颇。
[关键词] 美国 布什 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70-07
2000年在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成功时，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发展降速的时候：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上任伊始，布什不得不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大张旗鼓地游说其庞大的减税计划和打击公司犯罪。此时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说，其基本点是降赋税、促投资、减开支、重市场、增就业。但“9.11”的恐怖袭击，使布什成了地地道道的“战争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变成其头等大事，也迫使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调整。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并直接导致了布什总统的连任。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特点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
1.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扩大政府财政支出
(1)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布什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其大选的承诺，着手进行大规模减税。2001年夏季，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教育改革措施。以减税为内容的财政扩张政策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消费空间。减税措施从心理上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减税刺激了就业，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消费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而随着以“反恐”为名，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投入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大量失业和达到高峰退休人口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让布什政府捉襟见肘。这两个矛盾式的政策走向，造成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严重的财政赤字。
与克林顿在任时的“增收节支”财政政策相比，布什总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恰恰与克林顿相反，他实施的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减税而不是增支，即主要运用税收杠杆，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突出表现在其10年内减税16 447亿美元的计划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减税要优于增加政府开支。”[1]但这种减税，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劫贫济富。降低税收，仅仅是降低了富人的税收。布什也没能精简机构，相反，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他增设了国土安全部。这个机构在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即“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却并不起作用。
美国政府的开支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上升了1/3，而同期政府的收入只增加了8%。受减税刺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填补这个窟窿。由于经济繁荣而增加的税收，也不足以弥补开支的增加。因此，布什留给后人的将是一座巨大的“债山”。
(2)布什财政政策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问题，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布什总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社会福利。克林顿时期经济的中心是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赤字，社会保障等福利领域并不是其政策的重心，甚至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还会因此减少部分社会福利。而布什的经济政策中则强调了福利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在政策上将此作为一个重心外，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如于2001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项为期4年、拨款4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最贫困的老年人购买处方药等。[1]
这些政策体现出的是一种改良主义，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政府虽为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供财政帮助，但6亿美元仅能支付1%的账户，对现有体系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医疗改革中，政府的补贴范围太窄，也体现出政策的局限性。
布什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继承了里根的供应学派理论，即藏富于民，以增加和扩大私人投资与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3)事实证明，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更有利于最富有阶层。与克林顿增税计划不同，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布什的立场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将税率等级由原来的五个变为四个后，每个阶层都获得了3～6个百分点不等的减税。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减税计划实施后，仍有近1 200万的美国家庭及他们的2 400万的孩子，即有1/3的孩子无法获得减税。而遗产税的废除，将使4 500个富豪获得的减税与1.4亿美国人获得的减税水平相当。总体而言，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整个减税政策中获得44%的好处，人均减税可达54 480美元，而60%的最低收入阶层却只能获得12.7%的减税收益，人均减税水平仅为每年256美元。若将所有联邦税收考虑在内，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中获得比其他任何收入阶层都更大的达5个百分点的减税幅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布什的这项减税计划首先是为富人服务的，它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令人质疑。
2.为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布什政府的货币政策由紧缩到宽松，收放自如
(1)货币政策从格林斯潘时代过渡到伯南克时代，都奉行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则。当处于保卫国家安全和对付经济衰退的非常时期，布什政府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振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阻止经济陷入衰退，实施了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1.75%，而2002年11月6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25%，同期的欧元区短期利率分别为3.25%和2.5%，这就抑制了国际资本流入美国。
而同时低利率货币政策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如2001年由于利率下降，美国企业和个人便节约了500多亿美元的借贷成本，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资金条件。2001年，美国全年个人消费开支增长了3.7%，大大高于当年GDP的增速，为经济的回暖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美联储以利率微调的中性货币政策刺激上扬，来满足高新技术发展的资金需求。利率水平保持这种“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起不到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较低的利率降低了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刺激了企业在股市的直接融资，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得到较快的发展。有效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筹集到科技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能使投资的风险分散。由于金融业的发展，股民和消费者的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而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第17次以相同幅度即0.25个百分点提息，联邦基金利率总计上升了4.25个百分点，达到最近的5.25%，是过去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为今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2)在汇率政策上，以强势美元为“虚”、弱势美元为“实”，刺激出口的增长。布什在2001年推出弱势美元的最主要意图是通过刺激出口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当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非常大，2000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4%，美元贬值也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一箭双雕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2004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
布什总统任内，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其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虽都重申执行强势美元政策，但无任何支撑美元强势的举措。2006年8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发表了就职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宣称强势美元基本就是美国的政策，它符合美国利益，“币值应当在公开和竞争性的市场中决定，反映出经济基本面”。由于保尔森支持美国经济将放缓的观点，因此美元前景黯淡。
总体而言，布什的宏观经济政策思想中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小政府”的思想与里根总统类似，而与克林顿主张政府应加强政府干预的思想恰好相反。
执政6年的布什政府，在国内经济上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保持在较高水平，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布什政府现在处于第二任的中期，该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对在任总统已经出现了厌倦感，而目前美国内政麻烦不断，不管是社会福利体制、国内政治两极化，还是飓风灾后重建，对布什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较大成绩。最近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布什的支持度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仍是健康、强劲的。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软着陆”的过程中，2006年将保持3.25%的稳健增长，这无疑是对布什总统的最大褒奖。
布什政府采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
2005年2月2日晚，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第二任期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该咨文显示了美国政府稳定和繁荣经济的政策新走向。它宣称：“在各主要工业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最快的。在过去4年中，我们减轻了所有纳税人的所得税负担，克服了经济衰退，开拓了新的国外市场”，“将住房拥有率提高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仅在去年一年，美国就增加了2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布什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逐一开列了一份期望获得国会支持的14项经济和社会对策清单。其中，涉及美国经济政策的有：“将减税措施永久化，并朝着到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方向努力”、奖励“创业者的努力和梦想”、“使小型企业摆脱繁琐规章的束缚”、促进小型企业发展、实现“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改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的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资金问题”。布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经济主张，执行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呢?
1.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代表着大垄断财团的利益
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信仰为执政基础的总统，他所仰仗的是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的支持。他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得到了石油、军工大垄断财团的坚定支持。布什首席政治顾问罗夫说：“保守主义是当今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以其保守主义政纲重振了美国经济，重新树立起超级大国的世界地位，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代。而今天以小布什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当权派都把自己视为里根的衣钵传人，小布什甚至把里根当作政治导师。因此，在经济政策的制定筹划上，小布什政府吸收了里根执政时期的措施，大举减税的旗帜，并以此为基点，推进其他经济复兴计划。
事实上，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依靠供应学派的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问题，即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布什总统作为冷战之后最保守的政治家，其面临的经济困境与里根当年有异曲同工之处。里根政府的繁荣是以两大高赤字为代价的：年度1 500亿美元以上的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债。布什总统第一任期恰恰正是将克林顿政府留给他的1 270亿美元财政赢余花了个精光，而且在2004年初给美国人民增加了3 7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创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之最。[2]
2.美国经济发展的形势造成小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采取减税、赤字财政等措施
小布什2001年初上台时，正值美国经济由繁荣期急转直下，2001年和2002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3%。[3]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导致联邦政府的税收大为减少。
小布什采取减税增支的举措，目的也在于摆脱衰退。虽然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但由于财政政策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赢余或赤字的状况来衡量，而是看它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此，随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被证明是成功的。
3.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美国采取“弱美元”的战略和政策，是摆脱危机的捷径
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据统计，从2002年2月1日到2003年5月27日，美元对欧元贬值27.3%，美元对日元贬值13%，它有一箭三雕的作用：打压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减轻了债务负担；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而时光到了2005年时，美元除了对中国人民币保持弱势外，对西方其他货币保持了坚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美国布什政府因“金融恐怖平衡”业已形成而在“双赤字”问题上愈发肆无忌惮。正是由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才可以无限地继续扩大。美国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对于其所欠3万亿美元债务，美国早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但由于拥有美元霸权，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布什政府也就听之任之，乐享其成了。
4.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布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对医疗改革则进退两难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是布什第二任期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头戏， 布什将“退休保障”和“存在的资金问题”列为重中之重，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布什明确指出，70年前制定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布什预测到“2018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支出额将大于收入额。2027年，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额外提供2 000亿美元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维持”。到2042年，整个制度将消耗殆尽，乃至崩溃。
布什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逐步有效地解决资金缺口。布什坚决否认了通过提高工资税的方式来危及美国的经济实力。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建立自愿性的个人退休账户”。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专门负责社会保障系列改革，允许职工将其工资税的16%存入个人新开设的银行社会保障账户，政府还将从工薪税收中拨出6亿美元用于支持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高收益率。[4]事实上，围绕着资金问题，不会善罢甘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步展现，这场大辩论将会旷日持久，而且将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政治前景。
而在医疗改革问题上，由于克林顿政府未能通过医改方案，布什政府采取了回避策略，不将其作为任期的突破点，只是在几项枝节改革上谋求改进。
5.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迫使布什政府维持其一贯的政策主张，以防经济运行出现隐患
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的房地产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美国房价的飚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股市下跌形成的负面经济影响和心理影响。房地产业的兴旺，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2001年，美国房地产相关行业产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住宅财富效应代替了2000年之前的股市财富效应，继续刺激着美国人的消费增长，最终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衰退深渊。
因此，如果曾拯救美国经济于水火之中的房地产业出现泡沫并最终破灭，那就会对美国的消费信心形成比股市暴跌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进而可能逆转稳步上升的美国经济。所以，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也要将房地产业的不断兴旺局面维持下去，避免出现因泡沫破灭而造成对经济的巨大破坏。
6.为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布什政府不得不在能源政策上加以调整
2006年4月25日，布什宣布从现在起至秋天，暂停增加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使更多的石油能流向市场，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他保证，未来数月内，美国拥有的68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足够应对任何供应中断的情况。
布什说，高油价就好像对所有消费者和国民经济征收“隐性”税。他要求国会取消为鼓励能源企业而减免部分税收的政策。他建议在未来10年内取消对能源公司数十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同时他要求这些企业加大对替代能源的开发。
布什政府之所以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上伊拉克战事久拖不决，伊朗、朝鲜核危机悬而未决；国内的中产阶级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受惠，一系列决策失误给布什政府造成负面影响，油价上涨更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油价飙升再次导致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和旅行成本不断上升，对航空业、汽车产业等行业的打击尤其突出。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由于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坚信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因此在其第二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将继续在布什总统的理念中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政策却不可能完全依从新保守主义的设计。它必然是一种带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糅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主张的东西。
因此，今后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与其第一任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在政策取舍和轻重缓急上有些许改变。展望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
1.“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目标很难兑现
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布什政府将在今后10年里减税1.2万亿美元。如果布什提倡的减税政策得以永久化，2001―2014年美国因减税将丧失3.3万亿美元，占GDP的1.7%。美国传统基金会预计，布什经济政策将使国债至其第二任期结束前的2009年增加9 870亿美元。事实上，布什政府又要大幅度减税，又要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再加上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高达2万亿美元的启动保障资金，仅仅依靠“大幅缩小或取消150多个没有功效、重复性或不急需的政府项目”的承诺，“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无疑是空头支票。
美国政府2004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为4 120亿美元，原先估计2005财政年度将再创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新高，但实际仅为3 190亿美元。2006年8月10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报告显示，美国政府2006财政年度前10个月(2005年10月―2006年7月)的财政赤字为2 397亿美元，比2005财年同期下降20.8%)，预计2006财年财政赤字将达2 960亿美元。这反映出美国经济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商品销售和消费需求都呈良性态势，虽然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整体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这就为美国经济走势打下了好的伏笔。
2.税制改革也不可能缩小贫富悬殊的现象
布什的国情咨文宣称要继续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为我国制定一个有助于经济增长、易于理解、对所有人公平合理的税制”。由于减税受惠的纳税等级和对象不同，表面上是人人受惠，实际上是有利于富有集团的税制改革，例如占有重要比重的取消对企业的股息征收双重税规定则凸显了有利于富豪阶层的减税政策的真实企图。自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贫富悬殊呈现扩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恐怕只能是愈演愈烈。
3.在能源政策上，布什政府将始终一贯地维护美国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布什提出了“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的承诺，并一再声称“洁净天空”法案将有助于减少发电站造成的污染，改善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然而，布什却一直拒绝其前任总统于1998年11月业已签署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种对待洁净能源的双重标准，裸地反映出布什眼里只有美国利益，罔顾世界人民权益。
受伊朗核危机的影响，2006年4月中旬以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石油价格接连刷新历史记录。高昂的油价迫使布什政府暂停战略储备，以遏制能源价格飙升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4.为解决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问题，布什政府将以汇率政策为底牌，获取最大利益
布什政府首个任期内，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伴随着财政赤字，两项作用的结果是美元持续疲软。而这种趋势在布什连任后，仍在延续着。布什将继续执行其自由贸易政策，他和其经济智囊团并不认为贸易赤字代表着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弱势，相反，美元汇率的下跌反而有助于改善贸易形势，不过这种下跌是逐步而有序的。
摩根・斯坦利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经认为，美元有序且缓和的贬值是调整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需要，假如美元不贬值，中国也不调整人民币币值，那么世界经济的调整将只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实现。随着布什连任成功，维护美元强势地位的呼声又起，但终归是“雷声大，雨点小”。布什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通过美元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和就业进一步增长的经济政策。[5]
5.布什政府将利用世贸组织多哈议程谈判，争取获得最大的利益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时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称“多哈发展议程”或“多哈回合”。这是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首个就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和工业品等范畴展开的新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完成，但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未能推进“多哈回合”谈判。2004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致通过了农业改革的框架协议。为了实现布什总统所展望的零关税和零补贴的理想，2005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提出了一个分两阶段走的改革计划――先大幅削减关税和补贴，然后逐步废除所有扭曲贸易的措施。他表示，美国准备采取相应措施，削减对农产品的国内补贴。第一阶段建议在今后5年内将约定的补贴上限减半，在第二阶段，一切扭曲贸易的补贴可能都要取消。美国不仅将尽其应尽之责，而且还会做得更多。
但2006年7月24日，已进行了近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被无限期中止了。核心分歧是富国在多大程度上取消农产品补贴和开放市场。布什政府坚持只有在欧盟和其他成员先做出让步的基础上才考虑进一步削减农产品补贴。双方互不让步，僵持的结果是无果而终。此事的后果是：业已在发达国家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大行其道，世贸组织本身也会面临生存考验，因为成员可能从此疏远多边贸易体系，而更多地转向双边或地区贸易协议。
6.在区域经济领域，布什政府将继续在各大洲发挥主要作用
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呈现衰退之势。尤其是希望借助日本这一亚洲的经济大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尽管美日间贸易摩擦也会时有发生，但出于战略需要，美日间的问题一般在双方妥协下能够迎刃而解。
美国希望通过东盟倡议，寻求与目标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继续推进与该地区国家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并与一些成员重新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02年10月27日，布什总统承诺，东盟成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该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在亚洲的自由贸易方案，是所谓“东盟事业计划”，目标是建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网络，促进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未来关系。美国与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与亚洲国家首次签署类似协议。
2003年5月，布什总统还首次提出，要在10年内逐步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逐渐缓和，美国成为印度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
欧盟多年来维持着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手法：它更愿意同每个欧洲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这样它就可以根据同这个国家的远近亲疏来区别对待，从而决定是施加压力、提高身价还是予以制裁。而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由于伊拉克问题久拖不决、国际原油市场起伏不定、《欧盟宪法条约》屡遭挫折，美国在对欧问题上赢得了更大的机动权。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庞大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以及共同的意识形态还是将美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布什政府十分重视建设它与世界各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例如，布什政府提出了所谓“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走向除古巴以外的全美洲地区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步骤。2003年12月17日，美国就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南延伸。但美国在拉丁美洲这个“后院”问题上又碰了壁，2005年11月5日结束的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对于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仍分歧严重，无法达成一致。
总之，布什政府虽然在第二任期内将经济重心放在国内，但为了维护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布什政府将不遗余力。美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依旧。美国企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比以往更加紧密。在美国、中国、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地之间的资金流动、贸易流动与旅游流动，正持续扩张发展。可以想见，布什政府在今后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虽然不会无往而不胜，但凭借其雄厚的积淀和灵活的市场机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006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5.3%，属于稳健增长，主要原因是内外需求旺盛及企业投资强劲。处于经济霸权地位的美国，在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都利用其强势占尽了先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经济并非一枝独秀。依托美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百花齐放的盛况就在眼前。当下，全球60个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无一出现衰退，这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经济和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正确把握其发展脉络，更好地加以应对。
注释：
[1]李云珠.评布什经济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2001(3)
[2]黄安年.从国情咨文看布什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走向.人民网.省略，2005-02-21
[3]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41
在学校，老师不能给中小学生布置过多的家庭作业，尽量让学生在课后延时服务内完成。保证学生有个充足的睡眠，熬夜通宵写作业是不被允许的。
虽说双减对学校和补课班都做出了要求，总体看来，学校的影响并不大。老师们只需调整一下授课方式，修改课程进度，大方向由学校来把控。
市面上的教育机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寒冬。大大小小的补习班开始寻找自救之法，不求赚取多少收入，只希望能够存活下来。
双减政策威力巨大，教育机构纷纷转型
补课班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语数外为主的学科类班次，二是以培养课余爱好为主的兴趣辅导班。受到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兴趣班可以不报，学科类班次一个都不能少。
这类补课班是块大肥肉，只要抓住家长们攀比成风的心理，就能够收获一大笔课时费。某些培训班靠着这样的理念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料到会有如此凄惨的结局。
双减政策将补课班打入寒冬，规模小一些的机构只能被迫关停。和赚钱比起来，自保更加重要。新东方、猿辅导、高徒课堂这些连锁教育品牌，开始探索转型之路。
众多教育界大佬转换思路，不甘心转型却又无可奈何。猿辅导转行卖羽绒服，高徒开起咖啡馆。新东方先是改为体育辅导，后试图培训家长。 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
实行双减后，新东方带头捐出8万套桌椅
双减已成定局，教培机构很难再掀起浪花。新东方转型之路愈发困难，各地新建校区纷纷关停或是正在退租。大量教学专用桌椅被限制，都是全新的。
这些桌椅价格比较昂贵，每套至少能卖到700元。若是将它们卖掉，用换来的5600万元继续维持集团运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CEO俞敏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将这8万套新桌椅，全部捐给了乡村学校，且自掏腰包承担运送过程中的费用。一辆辆红色卡车，给学生们带去的不仅是课桌，也是人生的希望。
在无条件捐献课桌的过程中，俞敏洪顺便承认了教培机构逐渐没落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东方还能做出善举，实在令人感动。不少网友开始担心新东方的未来。
中小学教育受限，教培时代真的结束了？
双减政策对于众多教培机构而言，确实是灭顶之灾。大众同样没有想到，叱咤市场已久的培训班走向下坡路。新东方此次损失不小，不过也不是没有活路。
K12教育被堵死，还可以发展其他方面。新东方有比较雄厚的家底，丢掉一个项目，也还会在别的领域有所成就。中小学生不再是目标人群，那就可以换一换。
高等教育这条路依然可行，像是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考试。围绕就业难这一现状也可以拓展目标，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都是不错的方向。
我们能想到的解决之法，或许俞敏洪早已着手准备。不久前召开的大学生发展品牌会议，就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而来。教育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每一个分支都可延伸。
不仅是新东方，其他规模小一些的教育机构同样可以探探路。如果还是想继续从事学科类教育，也可以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开班。收入不会很多，至少能维持现状。
除此之外，也可以考虑教授高中课程。双减仅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未对高中生做出限制。很多高中生都愿意通过补课来提高成绩，这块市场还是很大的。
减负是好事，但不等于躺平
为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终于在今年看到了成效。早已习惯通过补课来提高成绩的学生，对此很没有安全感。双轨教学实行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调整回来的。
美国的农业政策直接影响美国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影响农产品贸易，因此，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包含着农业政策。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首先从分析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关系的基础上，认识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再从贸易协定的视角看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改变。 一、美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框架 美国农业政策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1930年，美国农场在美国就业和GDP等方面都占据相当的比重，但农场的人均收益仅仅是全国平均收益水平的1／3。1920年代的农业萧条在1930年代的大危机时变得更加深化。1932年，农产品产量比1929年有所增加.但农产品价格指数却从100降低到44，农场主的可支配收入也在减少。1929年，农场的平均净收入为962美元，1932年下降到288美元。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加上1948年的“商品信贷公司特权法”和1949年的“农业法案”，这三个法律构成了美国永久性的支持农产品价格和支持农民收入的法律框架。之后的美国农业政策都是在这三个法律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一般每隔四五年制定一个农业法来调整农业政策。农业调整法的主要内容有价格支持和收入支持。这些政策通过以下措施实施： （1）限制生产耕地，实施休耕补贴。美国农场的耕地面积大，一些农产品因为产量过高、供给过多而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农场主收入减少。因此，为了控制农产品供给，保护农产品价格.美国对部分农产品实行休耕，由政府对休耕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2）制订目标价格，提高无追索权贷款，对农产品实施差额补贴。无追索权贷款是一种抵押性贷款，即农场主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抵押，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贷款。目标价格由生产成本和生产者利润组成。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农场主可按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用现款还本付息。如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农场主可把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政府按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差给予差额补贴，补贴对象主要是小麦、玉米、棉花及乳制品等主要农产品。 （3）实施农产品储备计划。农产品储备包括联邦储备和农场主储备。政府通过提供储存费以及无追索权贷款，鼓励自愿参加计划的农场主将部分谷物储存起来，使市场保持供需平衡。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支付储存费保护农场主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调节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稳定农产品价格。 2002年5月的“2002年农业法案”，是美国国会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的调整而通过的新法案。美国农业部必须按照新的农业法案实施农业政策。该法案的特点是推翻了“1996年农业法案”关于停止补贴和将农场主推向市场的方针，再次规定对农业实行补贴。1996年迫于财政负担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需要，美国制定了被称之为“农业自由化法案”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已经执行了60多年的农业补贴政策。这个法案规定：从2002年开始取消政府对农场主提供的全部直接补贴；法律制订了一个7年内向农场主提供总额为356.26亿美元的农业市场过渡计划；取消对作物耕种面积限制的农场主有完全的自由来耕种他们的土地；仅保留无追索权贷款和农产品销售贷款，但利率上调1个百分点。 “2002年农业法案”推翻了1996年农业法关于停止农业补贴和将农场主推向市场的既定方针，决定在今后继续向农场主提供各种补贴。该法案决定在继续补贴的前提下，对补贴的方法做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新农业法案继续沿用原来法律实行的直接补贴计划，但以固定的直接补贴代替1996年农业法案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新农业法案新增加了反周期收入支持补贴计划.用以代替1998－2001年向农场主提供的销售亏损援助补贴计划。新农业法案对花生补贴计划进行了重大修改。推出新的乳品计划。 二、美国农业政策与美国农产品贸易 美国农业在法律框架支持下.政府对农民支付了大量的资金。2011年，美国政府对农民的支付为133亿美元，2005年为200亿美元，2006年估计为210亿美元。这笔支出占美国2005年联邦财政赤字3190亿美元的6%。美国政府对农民的财政支付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这导致了市场扭曲。政府的支付往往与生产和价格联系。生产的越多，政府支付得越多：价格越低，政府支付得越多。这样的机制向农民发出的信号是。他们不需要按市场运作的方式从事生产。这种条件下的生产导致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美国政府的支持政策和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美国农业生产产量提高，生产过剩。在国内市场无法调节过剩的产量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解决。美国农产品的出口又压低了世界农产品的价格。引起了主要依靠农产品出口获得外汇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不满。 美国农产品出口对美国农民和美国经济的意义重大，出口不仅支撑了美国农产品产量。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还增加了就业。因为美国农产品产量的1／3用于出口，具体而言，43.5%的小麦、53.3%的大米、43.1%的大豆、20.1%的玉米和45.3%的棉花用于出口。美国是世界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国。25%的农业总收入来自出口。这就意味着美国农业比工业更依赖国外市场。出口还会产生非农经济活动，按照美国农业部的说法，每1美元产生的出口收入，会带来价值1.48美元的附加经济活动。美国农产品出口给美国提供了91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包括46个非农岗位。这就是说，2005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额为629亿美元，而由此产生的附加经济活动的价值达930亿美元。从1950年以来，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增加了8倍。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为世界之最，2005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为8926亿美元，进口为16743亿美元，逆差为7817亿美元。但美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从表1近4年美国农产品贸易统计可以看到这点。农产品贸易顺差为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减少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样，美国的农业政策与农产品贸易联系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美国农产品的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主要是大宗产品，诸如小麦、大米、油菜籽、棉花和烟草。原因在于美国的土地优势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美国大宗作物的比较优势显著。这也导致了美国农产品出口以大宗产品为主的格局。但在过去10年里，美国向发达国家出口大宗产品的比重下降了，由原来占出口比重的43%，下降为34%。而美国大宗农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加了，比如，中国已超过欧盟成为美国大豆出口最大的市场。不仅如此，美国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稳步上升，这些产品主要是肉类、禽类、粗磨粉、活动物、油、水果、蔬菜和饮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已超过大宗农产品的出口。 三、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实施情况 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是WTO《农业协定》的“三大支柱”，因此认识美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也从可这三方面入手。 1、市场准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2011年，美国农产品最惠国平均税率为9.7%。这是非农产品关税税率的2.5倍。有195个税目采用关税配额。2011年超过配额的进口产品被征收平均49%的税率，配额以内的税率为9%。配额之外的税目91%采用从量计征，配额以内的税目28%采用从量计征。关税配额应用于特殊产品，包括牛肉、奶制品、花生和花生油和烟草。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美国采用的关税配额被列入减让表受到约束。美国在与贸易伙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也对部分农产品使用关税配额。 2、国内支持 2011年.美国政府对农业生产者支付了133亿美元，几乎占农业净收入的16%。美国农业部估计，2005年直接支付为214亿美元。根据美国2011年向WTO通知的内容，按当前的“综合支持总量”的计算，2000年美国为168亿美元，2001年为144亿美元。而美国在WTO做出的削减“综合支持总量”的承诺规定，美国每年支持的上限可达到191亿美元。2000年和2001年，美国在“绿箱”名义下的支持达到了500亿美元。“绿箱”支持是免于削减的。按“2002年农业法案”的规定，美国国内支持主要的手段是直接支付、反周期支付和贷款计划。这三项占政府对农业生产者支付的62%。此外，还有紧急援助和作物保险这两项支付计划。 3、出口竞争 出口竞争涉及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出口保险、出口担保。根据美国在WTO作出的承诺，美国对13类产品组进行出口补贴。2000年以后，美国每年对出口补贴的支付上限为5.94亿美元。根据美国2011年向WTO作出的通知，2002年美国的出口补贴为3150万美元。接受出口补贴的产品主要是奶制品。美国实施出口补贴按“出口促进计划”和“奶制品出口刺激计划”执行。按“2002年农业法案”的规定，这两个计划执行到2007年为此。出口补贴以现金支付，以出口量为计算依据。美国有三个主要的出口信贷担保计划：“出口信贷担保计划 ”（GSM102）、“中间出口信贷担保计划”（GSM103）和“供应方信贷担保计划”。美国“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负责执行“出口信贷担保计划”和“供应方信贷担保计划”。公司并不提供生产融资但对出口产品提供支付担保，符合信贷条件的产品能取得商品信贷公司资金贷款。2011年，美国这种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额达到了37亿美元。 此外，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中还有一个“食品援助”。根据“1949年农业法案”，美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用于采购美国的食品，或直接向发展中国家捐增食品。“食品援助”实际上构成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一部分，但是它体现着美国的外交政策意图。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食品援助国家，2004.年美国的食品援助占全球食品援助的56%。2005年，美国的食品援助金额为21亿美元。 四、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国际比较 1、关税税率的比较 世界农产品关税结构基本特点是发达成员的约束税率要普遍高于发展中成员，由表2可知，美国的农产品关税约束税率比其他发达国家低。而中国农产品关税约束税率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低的。 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农产品关税约束机制，因此，目前许多成员对农产品进口管理，既建立了约束关税，也制定了实施关税。关税削减淡判是对成员关税上限水平的约束，削减的对象是约束关税而不是实施关税。约束关税和实施关税之间的差额被称为关税“水分”。若成员关税水分越大，说明成员方实施关税比约束关税更低。从表3可以看到美国的水分并不大。 2、国内支持的比较 WTO《农业协定》对国内支持分为5种情况并加以区别对待：“黄箱”、“绿箱”、“蓝箱”、微量许可和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其中“黄箱”支持是各成员方要承担削减的主要义务。因为这种国内支持与扭曲贸易有关，被列入“综合支持量”，并规定，以1986年至1988年为基期的“综合支持量”（AMS），在1995年至2000年的6年中，发达国家削减基期支持的20%，发展中国家在l0年内（到2011年）削减基期支持的13%。各成员方削减的承诺列入减让表第四部分。各成员方按年度计算的AMS及削减承诺都要向WTO农业委员会通报。由于“绿箱”支持被认为对贸易不扭曲或扭曲很小而被免于削减。“蓝箱”支持也被免于削减承诺.不列入“综合支持量”。 世界上对农业国内支持投入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欧盟（WTO中欧盟为一个成员方）和日本。因此，比较美国的国内支持只需在这三个经济体之间比较就能说明问题。根据成员方对WTO的承诺，2000年，美国“综合支持量”的上限为191亿美元，欧盟（15国）为598亿美元。日本为359亿美元。2000年这三个成员方的“综合支持量”上限占整个WTO成员方“综合支持量”上限的80%。上限是约束水平的规定，各国在实施时是都会根据本国具体情况进行支付。根据这三个成员方向WTO作出的通报，2000年，欧盟的国内支持为389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65%。日本的国内支持为64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17.8%。美国的国内支持为168亿美元，占上限的比重为87%。因此，从绝对额看，欧盟的国内支持比美国高出许多。 3、出口补贴的比较 与国内支持一样，出口补贴也主要是发达国家使用的政策措施，目前在149个WTO成员方中只有25个国家使用出口补贴（欧盟为作为一个国家）。从1995－2000年，WTO成员方每年平均使用了62亿美元的出口补贴。而其中欧盟出口补贴每年的平均数额为55亿美元，占整个WTO成员方出口补贴90%的比重。这一数额美国为8360万美元，名列第4。从以上“三大支柱”的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农产品贸易政策措施与货物贸易政策措施相比，美国对农产品实行了贸易保护主义，但与欧盟、日本等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比较，美国的保护主义并不十分严重，欧盟是世界上农产品保护主义最严重的经济体。从WTO角度看，美国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理所当然地要削减自己的保护主义措施。 五、自由贸易协定促进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 自由贸易是美国对外贸易的基本理念，或者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美国通过多边贸易体系、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实现贸易自由化战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美国积极发起了“多哈议程”的谈判。美国认为通过农产品贸易的谈判.削减或取消 农产品贸易堡垒，扩大美国农产品的海外市场，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认为，如果全球取消各种扭曲农产品贸易的政策措施，将使全球农产品价格上升12%，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增加12%，美国会继续保持农产品的贸易顺差，农业生产的产量还会增加。因此。美国在谈判中确实作出了许多减少壁垒的承诺，由于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僵硬立场，导致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严重，以致“多哈议程”的前景暗淡，预计成果不大。但如果“多哈议程”最终达成了协定，意味着美国在谈判中也肯定作出了削减贸易壁垒的承诺。因此，多边贸易在给美国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美国贸易政策的改变。 “竞争性自由化”战略就是为了弥补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的缺陷，美国从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中能获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不能得到的利益。美国除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以色列和约旦的自由贸易协定外，目前又达成了若干个自由贸易协定。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获得了新的市场准入条件。2011年1月，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005年1月，美国与澳大利亚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新加坡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对所有的美国产品取消关税。美国对新加坡的大部分产品取消关税，其余的部分在3至10年内全部取消。智利在协定的生效后的4年内给予美国3／4的农产品免除关税，12年内分阶段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所有关税。美国分阶段取消对智利农产品的关税。两国取消对彼此间农产品贸易的出口补贴。澳大利亚在协定生效后对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立即取消关税。美国对来自澳大利亚20%的农产品立即取消关税。对牛肉、奶制品和糖产品三个敏感产品，美国仍维持配额。随着美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增加，美国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领域中的收益还会增加。同样，美国在3个贸易协定中，也对这3国作出了承诺。如果多边贸易体制谈判进展不大的话，美国会更加注重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六、结论 农业占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很低，但对美国经济仍具有意义。美国维持着对农业的保护，农业保护政策扭曲了农业生产，大量的农产品只能通过出口予以消化产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但与欧盟和日本比较，美国的保护主义并不严重。保护主义可以通过美国在多边、区域和双边3个领域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予以改变
关键词: 税收优惠 税式支出 双刃剑效应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入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一、税收优惠与税式支出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税式支出与税收优惠间也存在差别。首先,税收优惠可以是不确定的量,而税收支出要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因而是可以计量的;其次,由于各国税法的规定不同,税收优惠可以包含在基准税制中,也可以在之外,而税式支出是基准税制之外的部分,一国的税收优惠有可能是另一国的税式支出。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
5.对企业招收下岗工人的优惠政策,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
税收优惠中,鼓励企业积极录用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三、税收优惠的消极作用
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双方农产品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 一、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处理方式 (一)欧盟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欧盟采取的对策比较温和，逐步调整自己的农业政策，使之有利于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1.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根据WTO规定，出口价格补贴的“黄箱”政策是世贸组织的规定。“蓝箱”补贴原本也无须承担削减义务，但多哈回合谈判框架明确指出，各国的“蓝箱”支持量不得超过该国某一历史时期内农业总产值的5％，农业总产值的5％意味着目前使用“蓝箱”政策的国家将面临“蓝箱”补贴的调整乃至削减。由表1可见，欧盟“蓝箱”补贴远超过多哈回合谈判框架规定的5％的封顶限额。按多哈回合谈判框架中“蓝箱”政策的要求，欧盟将面临“蓝箱”政策的大幅度削减。因此，转而使用WTO允许的“绿箱”补贴政策是欧盟较为可行的方法。由表2可见，“黄箱”和“蓝箱”补贴相对较多，这是“黄箱”和“蓝箱”补贴引致的直接利益使然。比较而言，“绿箱”补贴使用较少，因此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欧盟拥有充足的资金，完全可在WTO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绿箱”政策大力支持欧盟内部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公共基金或财政开支提供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般性农业生产服务，扶持和促进农产品生产。另一方面，利用单亲家庭农场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一般性农业收入保障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源储备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保障农产品的生产和生产者的收入。 2.推进多功能农业建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就提出“多功能农业”概念，并在1998年对“多功能农业”做出定义。欧盟认为，除生产功能外，农业还包括水土保持、田园风光的管理与加强、环境保护、灾害预防及农村地区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农业产品不仅包括商品，而且还包括一些诸如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维持生物多样性、良好的田园风光等公共物品。因此，农业应是多功能的。多功能农业可使农业与其它产业(包括环境)得以更好的匹配，使农业发展可持续，继续发挥其在各产业中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从而成为保证其他产业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之一。农业提供的多功能公共物品不属于《农业协议》所管辖的可贸易的商品范畴，而应属于“非贸易关注”，应得到政府的补偿。否则，公共物品将由于市场的失灵而供给不足。这样，欧盟就可对属于“非贸易关注”的多功能农业进行名正言顺的补贴。事实上，“多功能农业”正是为维持农民补贴而另立的名目。同时，多功能农业的补贴有助于解决农业政策实施鼓励集约型农业所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有利于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有所保障。 3.发展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 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是欧盟委员会1999年1月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在欧盟范围内制定协调一致的一系列贸易促进政策，以推动欧盟农产品的出口，并为出口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及开展诸如宣传、调研、产品推广等各类商业活动提供每年约为1 500万欧元的经费支持。同年12月，欧盟理事会批准了此项建议。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为帮助欧盟出口企业占领非欧盟市场提供政策、信息服务及资金上更充分的保障，巩固和扩大欧盟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欧盟农产品贸易促进项目分批执行，与美国相比规模较小，但针对性和延续性很强，从每批和单个产品看，欧盟投入的经费不高，但从其项目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来看，欧盟对农产品出口支持是有相当大力度的。 (二)美国处理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方式。美国更多地选择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手段迫使欧盟作出妥协和让步，并愈来愈多地采用双边、地区甚至单边方式向对方施压。 1.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方式。随着欧盟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许多问题上美国很难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因此，除多边方式外，美国愈来愈多地采取双边、地区和单边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同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农业竞争力较强，欧盟无法与其展开竞争，只能走保护的路子。欧盟的农业政策是设置种种障碍，如配额、卫生检疫标准、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等办法来维护贸易的进行。这些做法阻碍了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出口，引起诸多不满。尤其从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在欧共体加速建立统一大市场后咄咄逼人的压力下 ，美国开始交替采取多边、双边和地区谈判的方式与欧共体等国家展开市场争夺战。美国也不放弃利用一年一度的美、英、德、法、意、日和加拿大七国首脑会议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2.运用贸易立法手段实施保护。美国在1974年贸易法的301节中专门制定了实施贸易歧视的报复措施，1979年的《贸易协定法》增加了反补贴和反倾销的内容，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抛弃了美国一直坚持的自由贸易口号，追求所谓的“公平贸易”。可见，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规范化和法律化，实施贸易政策的行动和措施都能从法律中找到依据。 3.建立复杂繁多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美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具有与欧盟一样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也有各种经常变化和复杂的技术标准和规定，如对包装、标签、品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美国颁布的限制农产品进口的《食品、药品、及化妆品管理法》十分苛刻，是打着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幌子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 二、启示 欧美农产品贸易摩擦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存在，甚至可能会激化。但合作和谈判已成为主要的解决方式，各国都会以理性的态度加以处理。对中国而言，立足于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利用贸易摩擦、以摩擦作为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契机和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应是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最佳选择。 (一)不轻易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当中国面临国外贸易壁垒时，更多的应是反省自身的出口产品结构或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不可动辄指责贸易伙伴施加贸易限制或壁垒。必须看到，美国在处理对欧盟的贸易争端时所采取的贸易报复与经济制裁的措施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只会恶化对外贸易环境，遭遇更多、更严厉的反报复。中国在处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矛盾时，应尽可能地使用磋商、谈判的手段，必要时才诉诸单边贸易报复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温和的政策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争端的化解。 (二)加强立法，使国际贸易争端有法可依。欧美间的贸易实践表明，政府代表所有商业机构的利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所代表的不仅是国营经济，同时也代表其他各类经济成分。因此，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能够接受的相关法律制度。 (三)调整农业补贴方式。欧盟农业政策虽然不断改革，但对农业支持的趋势一直没变，甚至保护的力度也没有减少。与欧盟相比，我国耕地少、农业人口多、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对农业的支持更有必要。目前，我国农业支持明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支持水平明显偏低，二是流通环节补贴过高。我国应借鉴欧盟的经验，不断加大“绿箱”补贴投入，重点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引进。同时，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价格补助，增加生产环节的直接补贴，以增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摘 要：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全面而深入。会计管理方面、央企高管薪酬方面、教育考试科目方面、绩效工资方面、养老保险缴纳政策改革方面等都有措施。改革促进社会的发展。财政体制和税制体制改革也都有措施。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又是税务体制改革的一次探索。分析产生税收事先裁定的原因、影响和意义。试以分析税收事先裁定可运用于钢铁、石油、能源产业；运用于汽车销售、房地产销售行业；运用于职工个人所得税交纳事项等等。其有效运用，能更好解决征纳双方间存在的问题，完善征纳体制和税收形式。总结之所以提出税收事先裁定的税收改革形式，也是本着解决征纳双方核算税额差异的矛盾出发，本着解决事后税收清算的复杂性繁琐性出发，本着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重复工作的目的出发，希望把问题同税收事先裁定的征税优势和合理性相统一，使存在的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使工作效率更高，完善税制工作。
关键词 ：税制体制改革 税收事先裁定 原因 影响 运用
一、当前改革的形式与意义
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全面而深入。财政部会计管理的改革举措；央企高管薪酬改革；高考文理科及英语科目的改革；事业机关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养老保险缴纳政策改革等等。从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常言道：改革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动力。从国家大刀阔斧地正确改革中，民众更加坚信：改革后的社会分配将更加合理；财经监督将更加合理有效；教育改革将更有利于促进素质教育；社会养老分配趋于更公平公正等等。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是从国家层面向社会传递的改革正能量和积极态式。
二、财政体制和税制体制改革的意义
当前改革中，财政体制和税制体制改革都有动作。政府预算改革、政府报表权责发生制的运用改革、政府债务管理等都是当前改革的热点及民众所广泛关注的。当前“营改增”就是税收改革的一大亮点，它减轻了企业负担，为经济发展提速，是税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正确的改革都促进体制的完善，使之与社会发展更和谐，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等。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既是税务体制改革的一次探索，又是改革的一次尝试。把税收事先裁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征纳双方存在的各种问题矛盾结合起来，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更好地完善税务工作、为社会发展服务。
三、分析税收事先裁定的原因、影响
过去存在税收事先裁定是由于企业兼并重组之后，征纳双方对于税收征收标准、核算依据、抵扣情况、税务政策等的理解存在差异，事后应纳税额的认定又较为复杂繁琐、工作量大，使得征纳双方事后各自对税额认定意见分歧较大，不利于税款有效及时征收。一定程度上使国家机关与企业之间产生税务矛盾，这本身就是不和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产生了税收事先裁定，在企业兼并重组之前，企业与税务部门就统一核定应纳税额，确定税额。税收事先裁定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缓解税额差异存在的矛盾，缓和征纳双方的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的征纳氛围。
四、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与意义
（一）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涉及范围不因只是上述所说的情况，不仅只是因为事后税额难算，征纳双方税额差异较大上才得以运用。原因可以扩大到：怎样提高纳税效率，怎样减少企业相应成本，怎样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同时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税目数量也是可以先少再逐渐增多，可以先在改革中运用部分或少数税目，待成熟完善时，可以再增加税目、扩大范围等。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对象，也可以从机关单位、优质企业向一般中小企业、单位过渡。在试点企业中完善征收，提高增收效率。
（二）税收事先裁定可以扩大到效益好、产品质量优、产品热销的企业中。比如石油产业、钢铁产业、能源产业等。该行业产品性质较为集中，产销量较大较好，一般都能很好地完成预算指标或利润指标。通过税收事先裁定，先把其历年纳税数据与产量、销量、利润进行比较，结合当年预算指标，通过预算当年的产量、销量可以预计出其税收数额。通过预算数据进行合理科学评估得到的税收数额。企业也可以在大批量销售合同方面先实现税收事先裁定。企业按其纳税可以减少其纳税成本和核算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三）税收事先裁定也可以运用到汽车销售行业、房地产行业等。众所周知，汽车与房产的销售量在我国始终是呈上升趋势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都考虑买房产，买更多的房产以获得安稳平稳的生活状态。汽车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这同样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也知道，房地产行业项目清算结算内容多样、工作量大、工作繁琐。就这点而言，把其放入税收事先裁定的范围也是可以的，同时房地产销售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可以先树立核算样本；把销售收入、利润作为重点核查项目，加以确定税收部分税目的数额。可在优质楼盘中试运用，通过销售价格和利润水平核定其税额。企业也可以通过大额销售定单先进行税收事先裁定的试行。这样一来，税收事先裁定减少了必要的税收核算，减少了事后繁琐复杂的税务清查等工作，节约了企业和税局工作资源，减少了部分人力财力物力的支出。
（四）税收事先裁定也可以运用到职工个人所得税的交纳中。在现有的财务体制改革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机关单位都要按全面预算进行管理，严格按预算指标合理使用资金。首先，机关单位职工个人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财政供养的机关单位更受预算数额的影响，通过当年预算个人收入数据分析，和历年个人收入数据分析，就可以得到当年其收入水平和纳税水平。可以先在收入稳定的机关单位试以税收事先裁定。这样可以避免机关单位每月都重复交纳职工个税。本身税额差别就不大的机关单位，重复性的单一工作，没有很好地提高效率。把其问题之处同税收事先裁定的合理性结合分析，这是值得尝试和运用的。
五、总结
【关键词】 中欧合作 气候变化 多层治理 地方政府 城市气候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 康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P467/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1-0090-19
【DOI编号】 10.13851/ki.gjzw.201701006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苏格兰威胁退出英国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逆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证明，一股“再国家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国家乃至更小的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欧盟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关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盟内部。但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具有国家属性，尤其在国际合作领域；在成员国中，法国、德国等大国及其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在欧盟对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同时关注欧盟内部多层治理体系在国际合作中如何运行及其面临的问题。有鉴于此，作为促进双方四大伙伴关系 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中欧气候合作不能只从欧盟层面考察，必须深入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关系中，并继续向下延伸，将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体纳入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内部存在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但在国际合作中是以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相比之下，欧盟则是一个在发展程度上由现代、后现代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但其在气候政策领域则主要反映了积极减排成员国和社会主体的诉求。这导致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的中国与欧盟多层行为体气候合作之间的非对称性，并由此产生了在治理目标、能力和机制上的严重摩擦。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非对称性，中欧双方应当大力推进多层气候合作，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合作层面探索应对这种非对称性的途径。
一、中欧气候合作困境与非对称性分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盟就减排的量化指标和谈判机制问题持续向中国施压。 会后，时任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Edward Miliband）更是指责中国阻碍了大会达成在2050年前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矛盾只是双方气候合作总体矛盾的集中反映，其根源在于表面上宏大、全面、精巧，实际上却复杂、脆弱，且具有非对称性的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架构，而这种合作架构根本上是由欧盟的多层治理结构所形成的。
多层治理是欧洲一体化实践中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决策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果，本质上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诸多超国家机构，这与各成员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行为体形成了至少三个层次的多层治理结构。马克斯（Gary Marks）和胡格（Liesbet Hooghe）等学者认为，多层治理不同于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而是在超国家机构、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及能力重叠的独特决策机制。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决策能力被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分享，而非被国家垄断；第二，集体决策使单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决策权的控制；第三，多层治理在政治领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嵌套的。 这一结构是欧盟在一体化的同一性与各成员国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目的是在获得一体化收益的同时，利用各种治理手段应对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不是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政府和社会行为体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平等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使某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行为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比如在欧盟气候治理过程中，技术专家始终是气候变化治理的权威来源。在欧盟气候决策机制中，“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小组”（Working Party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ssues， Climate Change， WPIEI-CC）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个由成员国气候官员与专家组成的机构在欧盟对外气候决策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首先，成员国环境部长们将WPIEI-CC作为协调成员国利益的预热平台，避免直接在部长理事会上的正面冲突。其次，WPIEI-CC本质上是一个在欧盟内部凝聚气候政策共识的机构，参与其中的官员和专家都具有使欧盟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共同意愿，因此是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制定的主要推动者。 WPIEI-CC的意见最终将交由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进行决策，这一机制起到连接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将成员国利益诉求反映到欧盟理事会的决策中。根据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欧盟决策基于成员国的国家偏好，它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动态性， 即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平台间接影响欧盟决策。穆拉弗切克（Andrew Moravcsik）认为，这一过程中单边选择能力、建立替代联盟能力、议程联系能力更强的国家将更可能影响欧盟决策方向。 因此，欧盟对外气候政策首先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政府层面的利益整合，然后由WPIEI-CC反映到欧盟层面，实现各成员国利益的第二次整合。但欧盟层面的最终决策是由在气候问题上较为积极且影响决策力量较强的国家主导。
具体来看，欧盟成员国关于气候问题的态度基本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丹麦、荷兰、德国、芬兰和瑞典等，这些国家都倡导积极的环保政策，国内绿党和环保利益集团强大，并且经济结构上已经具备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良好基础；第二类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国家在气候政策的制定上较为被动，国内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和环境立法，大多被动接受欧盟层面的相关政策和立法；第三类国家以法国为代表，对以核能等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表现积极，但本质上属于现代国家，相对于接近后现展水平的北欧等国在低碳转型的态度和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显得逊色，因此居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 可见，法国、德国是应对气候变化较为积极的成员国。同时，按照穆拉弗切克影响欧盟决策能力的单边选择、建立替代联盟、议程联系三个变量，这两国由于人口、经济总量位居欧盟前两位，所以不依赖联盟单边行动的能力、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替代联盟的能力和联系其他议程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也是影响欧盟决策能力较强的成员国，这使得欧盟最终的气候政策更容易反映这两国的偏好。
除成员国层面以外，欧盟多层气候治理机制还直接将绿党、环境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纳入欧盟决策程序的参考中。比如，1989年绿党所做的欧盟晴雨表调查在议会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并成为第四大党。长期以来，欧盟还特别注重引导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参与气候治理。比如，欧洲环境局、世界自然基金、交通与环境、国际鸟类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地球之友、欧洲气候网络等影响力较大的环境组织，常常通过倡议、聚焦公众注意力、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价值与规范，逐步成为地方民众实现环境治理的一股黏合剂。 同时，欧盟内部多样化的环境组织还可以通过参与专家委员会的方式直接影响欧盟决策。 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丹麦、荷兰、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靠前，但由于绿党和环境组织势力强大，同样可以直接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最后，欧盟层面的气候政策必然主要反映这些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够且愿意承担应对成本的国家的偏好，表现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就是过于超前的减排目标。
中国与欧盟多层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表现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时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整体参与，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绝对优势。而欧盟是一个多层治理结构，决策的主导权主要依赖成员国博弈。因此欧盟内部虽然也有发展中成员国，但作为一个整体，其气候政策却更多代表了经济水平接近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成员国利益，这些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消费习惯，还是低碳经济转型的条件都远远优于中国。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都低于2%，而中国则占到50.6%。从目标看，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而欧盟制定的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单位GDP能效提升20%，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上下浮动，除荷兰外其他国家都高于中国（见表1）。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公布的2030年应对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 而2015年欧盟制定的2030年目标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7%。 可见，无论是碳减排目标，还是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都远低于欧盟，更低于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为实现能源体系转型付出了不小代价。例如，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省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处于全国各省区市的最后几位。2015年，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负债率达到81.79%，全省煤炭行业亏损94.25亿元。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进而导致山西省工业经济增长疲软，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8%。 由此可见，中国由于后发国家的性质，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必须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而以煤炭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就占据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发展方式长期存在，一方面带来了煤炭生产大省的短期富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对煤炭产业的高度路径依赖。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中国经济在向低碳经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中国从整体上需要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低碳化的过程又必须淘汰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这又必然降低某些行业和省份的经济增速。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新产业的难度远远大于维持一个旧产业的难度。后者在人才、需求、市场主体的培育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如果在此过程中无法保持淘汰落后产业与保持必要增速之间的平衡，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新老产业更替青黄不接的困境。
表1 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与中国能源结构比较
行为体 煤炭消费占世界比重（2014年） 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例的目标（2020年）
丹麦 0.1% 30%
芬兰 0.1% 38%
法国 0.2% 23%
德国 2.0% 18%
荷兰 0.2% 14%
瑞典 0.1% 50%
中国 50.6% 15%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6月，http：/// content/dam/bp-country/zhcn/Publications/2015SR/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5%20CN%20Final%2020150617.pdf， 第32-33页；European Commission， “EU Climate Action， National Action Plans，” http：//ec.europa.eu/energy/node/71。
山西在能源产业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速方面的两难困境，进一步反映出中欧双方在减排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上的差异，也是中欧多层气候合作非对称性的写照。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非对称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严重分歧还会出现在未来的中欧气候合作中。比如，在2015年6月中欧领导人峰会上达成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各自在减排方面的自主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对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实际上是对双方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设置减排目标的共识，体现了中欧对各自发展的尊重，将减排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权交还给减排主体，避免了国际机制强制性为其设定目标的模式，因此将从根本上激发中国和欧盟进一步减排的动力。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欧盟仍然不满足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非常高的减排目标，还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明确表示，“我们的减排目标是比1990年减少40%，我非常欢迎中国能够对同样的目标承担起责任。” 从根本上看，这是在用欧盟内部已经进入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标准来要求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二、中欧多层气候合作的进展
中欧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能力的非对称性，根本上源于中欧制度的非对称性，即欧盟以多层结构与中国的单层结构合作。因此，中国应促进中欧气候变化合作向多层次合作方向发展，特别是将气候合作的主体充分向下延伸，提升地方政府在中欧气候合作中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多层次合作已经具备了相当扎实的现实基础，中欧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中国与欧盟的单一层次合作。具体而言，中欧多层气候合作主要在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及双方社会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这一层面的气候合作主要体现在几份重要的双边文件中。2005年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立了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标志着气候变化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合作也逐渐突破单向援助，演变为环境、能源、低碳经济等多领域的双向合作”。 因此，该宣言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的正式开端。2010年的《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建立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以推进务实合作并交流意见， 意味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段，为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是中欧面向未来战略合作规划的重要文件，其中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部分指出，中欧要“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绿色产业合作。通过开展中欧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 可见，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已被纳入中欧长期关系的战略规划之中，成为双方战略层面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正值中欧建立气候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又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既是对双方十年气候合作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气候合作的新规划。声明中不仅提出要提升气候变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在保持传统合作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并在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相关机制方面协调气候立场，加强双方国内气候政策协调等新内容， 由此使得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内容更加充实。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开始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这得益于双方在冷战后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多层治理结构下，推进中国与欧盟的气候治理合作，最终还必须依靠欧盟成员国。
第二，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气候合作。在中欧气候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法国、德国两个欧盟主要成员国也开展了积极的双边气候合作。总体来看，虽然已建立起中法、中德双边气候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初期，由于气候与能源体系转型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战略议题是相分离的，气候合作只是环境合作的一部分，尚未上升到双边合作的战略层面。以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为标志，气候合作在中国与法、德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中国与法、德先后发表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或宣言，就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并最终落实表达了坚定的政治决心。由此，气候合作已经进入中国与法、德双边关系的战略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