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9 11:48:16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的构成
（一）认知环境
认知是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过程，包括知觉、感觉、记忆、表象、注意、想象和思维等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交互的过程，也是大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对思想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认知过程。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认知环境对整个心理环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大学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文化素质以及教育情况等从主观上引导自己的认知过程，从而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环境。
（二）感情环境
感情就是情绪、情感。感情在人们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既有对事物的态度，也有一定的感情在里面。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物让人高兴快乐，也有事物让人忧愁、悲伤。这些都来自主观感受或者的态度体验，这就是感情。可见，感情是一种主观的体现，源于客观事物的刺激和主体自身的生理机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感情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内心感受的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三）意志环境
意志是意识的能动作用，是人们根据目标进行的支配、调节自己行动，克服各种困难，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意志活动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具有自觉性、坚韧性、自制性等特点。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意志环境指对大学生是否自觉遵照教育目标，是否积极主动克服困难难以实现教育目的产生影响的因素。在意志环境中，大学生能够更好的审视自己的情况，并且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逐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四）个性环境
个性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特征。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对个性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人的个性是社会关系的交往中逐渐磨练形成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环境是建立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认知、情感以及意志等心理过程基础之上的，是影响大学生参与教育活动的个体倾向和心理特征因素，包括大学生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性格、教育经历等。
二、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的优化
（一）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
要想使学生群体始终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就必须要满足学生的合理需求。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先了解学生有哪些需求，只有了解了才能更合理的利用这些内驱力推动学生积极的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也才能采取一定措施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当前，大学生的需求是多样的，对于无法获得满足的同学，教育工作者要及时进行疏导，做好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概念的内涵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概念的内涵是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需要。只有完善了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的概念才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研究的进一步进行，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的研究奠定科学的概念基础。首先，要避免片面倾向的出现，其次要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环境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两个概念进行科学区分，从而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理解的过于宽泛化。
（三）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环境
良好的校园精神环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力量，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良好的校园精神环境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积极向桑的校园精神是一个学校至关重要的软环境，包括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政治思维等多个方面。因此，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环境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生态安全也可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绿色安全等，1977 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最早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考虑。2000 年我国国务院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首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但到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概念涵义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生态安全应该主要指人类生态安全，即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是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危险的状态。可以说，生态系统健康是生态安全的前提，生态安全是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因素。生态安全概念区别于传统安全概念，具有许多鲜明的与传统安全概念不同的特征。
(1)整体性与全球性。传统安全概念主要是一种区域性概念。现实世界是一个人社会自然综合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一种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地球，人和其它生命共同享用同一个地球，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所有的人和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戚戚相关，表现了生态安全的共同性。事实也表明，生态安全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避开生态危机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地解决全球范围的生态安全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边主义地保护自己的生态安全。生态安全的表现和性质、本质和产生的根源和后果、解决途径等都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所有生态安全问题的性质都这样。因此，生态安全已经是全球性事务。(2)自然性和社会性。传统安全主要是社会性概念。生态安全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状态的好坏表示，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表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的实质是人的问题，具有社会性。自然灾害成为安全问题，虽然它起源于自然因素，是自然规律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由于它对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评价，由人的利益来定义;人和社会的活动又对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和控制，以减轻它造成的损失，人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变现了它的社会性，也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3)综合性和根本性。在国家安全网络中，其他安全多表现单一性特点，生态安全则具有综合性和根本性。生态安全是全部生态安全要素森林、海洋、草原和农田四大生命系统，大气、水源和能源等矿产资源三大环境系统安全性的综合，而不仅是指其单个要素的安全性。同时，生态安全是最深层次的安全，人类和其他生命必须依赖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这种依赖具有根本性和绝对性。(4)滞后性和动态性。传统安全大多是立刻和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生态安全则常表现了滞后性和动态性。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方面是由于人和社会活动引起的，与这种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相比较，它的不良的环境后果会在过了很久才表现出来。问题的滞后性是普遍的，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慢慢地出现，森林慢慢地消失，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出现有一个过程。生态安全问题的形成也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的因素是单独起作用，更多是叠加地起作用，任何层次或区域的生态安全及其程度都会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
(一)我国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限于立法方面)。我国已经颁布的关于生态安全的法律大致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土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森林法》、《气象法》、《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从现有这些法律看，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有着重污染防治，轻资源保护;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特点，具体存在这样一些缺陷：(1)生态安全立法缺乏预见性。从1989 年的《环境保护法》颁布至今，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拓展的过程。但是，在我国生态安全保护工作中起基本法作用的《环境保护法》主要围绕环境污染防治角度进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则留给了其他单行法规定，给人一种只是污染防治法的不完善印象。(2)生态安全立法的手段单一。生态安全法的涵盖综合性要求采用多种手段方法来实现生态保护目标，但目前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中央、地方、部门及个人的权利(权力)义务，导致开发者为争夺资源开发的利益而不顾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严峻局面，对生态安全造成客观威胁。从而生态立法应注重生态学、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等多学科、多种方法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国外或者国际上生态安全理论的介绍，对生态安全的概念、价值、制度体系的研究，对生态安全的某一部分内容生物安全、环境安全、遗传资源、物种入侵、国际贸易中的生态安全、西部开发中的生态安全等等，没有深入的具体制度研究，尤其是能够对现行法律的解释、修改与完善直接发挥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客观而言，生态安全作为生态保护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对其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意义都不容否定。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目前这种仅仅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远离中国实际与司法实践现实的研究也是令人忧虑的，中国这些年来环境立法的理想化与执法环境、执法效果之间的距离，已经对理论研究的某些倾向敲响了警钟。
(二)可以借鉴的国外生态安全法律保护状态(限于俄罗斯)。(1)俄罗斯关于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现状。俄罗斯对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确立了生态安全法调整的对象及其在生态领域和生态法中的地位问题;②确立了生态安全法律保障的制度和方法;③确立了对生态安全保障进行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在俄罗斯有关学者起草的《俄罗斯生态立法发展构想》中指出，现有的有关生态安全的立法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过于抽象，多半是宣言式的，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其他领域的相关法律文件不一致，国内缺少生态安全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并提出了生态安全法律关系应作为法律关系调整的优先方面加以考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关于创建俄罗斯生态法的特别法体系以及实现俄罗斯其他法律部门的生态化将是保障生态安全的主要任务和终极目标。有关生态安全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方面，有关学者提出应该制定并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生态安全学说，认为以先前已经通过的有关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然后再由各联邦主体制定各自的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的做法将会对生态安全造成损害，应该制定实用于全国的、直接生效的联邦生态安全法，可在一些领域中给各联邦主体留有一定的余地。(2)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构建。俄罗斯生态立法概括起来有四部分构成，即：宪政意义上的立法、经济意义上的立法、社会意义上的立法和国际意义上的立法。为了保障生态安全立法能够在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地方自治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俄罗斯制定了《关于生态安全法律信息实用的分类方法》，作为推荐性的实用标准在立法实践中加以采用。宪政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首先体现为生态安全保障被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为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权利。经济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立法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中，对生态安全机制的广泛采用，通常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在立法的层面上将生态安全的保障确定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将生态安全保障视为环境保护活动和环境利用行为的具体要求;在经济立法中确定了生态安全保护的客体、技术参数以及独立的追诉程序。社会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现在企业和员工社会生态责任的明确。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可以理解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性生态灾难和技术灾难对各国生态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加，促使各国必须面对全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俄罗斯生态安全的国际立法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开展是在独联体国家之间进行的。
三、生态安全法治化的初步设想
(一)关于生态安全法治理念的问题。从发展趋势来看，生态安全立法必须从法的规范主义占主导地位向自然权利至上传承与转换;从利用刑事惩罚手段与生态犯罪作斗争向预防生态犯罪这一首要的国家政治任务的法治理念转型。这样，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必须加大对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生态安全等问题的关注力度。理想和实际中，都应该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再生利用作为生态安全保障的目标和基础，将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再生和质量提高纳入生态安全范畴，以此促进将自然资源利用制度体系看作是保障生态安全的手段。
(二)关于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设想。完善的生态立法体系可以包括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四个方面的立法。相对而言，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两方面的法律规则较为全面，而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两方面的立法需要引起重视，并尽快用生态安全的观念指导自然资源的相关立法。
(三)关于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设想。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至少必须首先在宪政意义上明确立法保障，建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形式，在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生态权。建议在生态安全保障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中，对公民及生态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公共参与的权利及义务作出详尽规定，以此推动公众参与生态安全保护的实践。建议主动参与国际环境事务，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安全的国际合作，通过参加多边协定等形式的国际法律规范，健全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
(四)关于相关配套制度的设想。必须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来实现对生态安全的保障。一是建立相应调节制度，规定生态审计、生态保险、生态认证、生态许可、生态税征收、生态警察制等经济的和行政的调节制度，进行一定的制度整合与创新。二是开展对经济决策的生态影响评价，从经济决策与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关系进行考虑。三是通过政府和市场对生态效益受损害的地区给予补偿，例如对林地的生态效益的补偿;江河上游地区环境保护与下游地区资源开发或减灾受益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四是进行生态安全教育，在生态安全基本法中明确生态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形式，确立以普及生态知识和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为目标、多层次的生态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文化 行政文化 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着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关键词 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税费
作者简介 刘世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江西南昌330063
中图分类号 X1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9)11-0022-03
生态补偿是当前环境保护领域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于建立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框架都具有迫切的需求。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矿区恢复等实践探索中逐步演化并发展，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迄今为止，在理论界及政策制定领域对生态补偿的内涵仍没有统一认识，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理解，形成生态环境建设就是生态补偿、政府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支出都属于生态补偿、环境税费属于生态补偿的手段、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同义等认识上的误区，进而导致生态补偿政策因与传统环境保护政策与手段没有明确的政策边界而纠缠在一起难以贯彻实施，影响生态补偿政策目标的实现。生态补偿体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公平理念，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不是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而是针对现有环境政策无法解决的因生态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引起的利益矛盾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在于通过生态补偿实现对利益受损者所受损失的弥补，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生态补偿是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的完善，而不是替代，更不是全盘否定。要准确理解生态补偿的内涵，有必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生态补偿到底应该补偿谁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概念界定中的核心问题――对谁补偿的认识存在明显分岐，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方向性的理解和认识。第一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就是对自然主体即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是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应集中体现为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和法规、行政措施，对已在人类活动影响下丧失自我反馈与恢复能力的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的反哺和调节机能的修复。第二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是对包括居民、农户、企业和区域政府在内的社会主体的补偿，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和激励手段，通过借助一定的经济补偿手段在生态服务消费者和提供者之间进行利益调节和再分配。第三种理解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生态补偿是一个包含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概念，是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与治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采取的惩罚性措施，对因保护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的社会群体进行经济补偿，既包括对自然的补偿，又包括对人的补偿。
第一种理解从物的角度分析生态补偿的原因和目的，进而认为生态补偿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补偿。毫无疑问，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是生态补偿产生的背景之一，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生态补偿并不是直接对自然生态进行建设和修复，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补偿具有本质的区别。生态补偿的终极结果是维护和促进自然资本或生态服务功能增殖，但是其政策机理是调节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策直接作用于人，而不是直接作用于物，如森林、水源等生态要素。如果把生态补偿理解为对自然生态的补偿则与生态建设与污染治理同义，生态补偿将失去应有的政策含义和存在的价值，成为可有可无的概念；生态补偿不是对生态环境建设污染治理的替代。第二种理解是从人的角度来分析生态补偿产生的背景、原因，从而确定生态补偿应是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损耗过巨和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造成财富在不同的环境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少数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当地众多居民却承受环境破坏的恶果，可能导致，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应通过生态补偿政策使享有财富的一端承担环境破坏的责任，使生态保护者和生态环境恶化受害者的利益和损失得到应有的补偿，从而使权利与责任对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因此把生态补偿的补偿对象定位于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是科学合理的，既对生态保护者和环境破坏者产生激励和约束，又与传统的生态建设与污染治理政策相区别。第三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是通过社会属性的生态补偿实现自然属性的生态补偿，通过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实现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目的与经济手段的统一。这种理解表面看似乎很正确，但实际上是赋予生态补偿两种不同的本质属性，生态环境建设仍被纳人生态补偿内涵的范畴之中，结果必然会造成思维上的混乱、政策上的偏离，生态补偿成了无所不包的环保利器。同时也把生态补偿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混淆起来，生态补偿的直接目的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自然生态自我补偿功能的恢复只是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而不是直接目的。退一步讲，在人类社会中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当然任何一项针对自然的生态环境建设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群体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都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态环境建设也不例外。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本身就是生态补偿。
因此，应当明确生态补偿是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是对因环境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利益受损的农户、城市居民、企业及地方政府给予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补偿，而不是对自然主体的补偿，生态建设、环境工程及污染治理本身都不属于生态补偿概念及政策范畴之内。
二、生态环境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否属于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主要应由政府提供并无太多争议，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却因此多把公共物品理论视作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之一，进而认为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财政投入自然属于生态补偿。这显然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把公共物品理论当作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并不合适，生态补偿并不是解决生态环境由谁提供的问题，而是解决环境利益上的公平性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主导方式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支付，但并不等于所有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公共支付都属于生态补偿。判断一项公共财政支付是否具有生态补偿的属性，关键还在于其是否符合生态补偿的内涵，即是否包含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调整的性质，是否对因环境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利益受损者实施了补偿。符合则属于生态补偿；反之
则不属于生态补偿，只是体现了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应尽的责任。如中央政府针对重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重要生态功能区、江河源头保护区建设中因承担额外环境责任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居民、企业和当地政府而给予的公共财政支出属于生态补偿。而中央对三北防护林工程的财政投入因不包含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而不属于生态补偿。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生态补偿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中的补偿主体与补偿客体应是不同的。如果受益者与受损者属于同一主体，自己补偿自己，则不属于生态补偿。如地方政府对在当地植树造林及建设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管网的财政支出则属于自我补偿类型而不应纳人生态补偿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政府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支出都属于生态补偿，应以生态补偿是调整环境经济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这一本质属性作为判断的标准。
三、环境税费是否属于生态补偿
在2007年9月举行的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概念作出界定，阐述其政策框架具体包括七个方面：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但在目前生态补偿的研究及实践中，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等环境税费政策被纳入生态补偿概念之中，认为目前国内外实施的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环境税、生态税、矿产资源开发税、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都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是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尽管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在征收排污费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将生态补偿的重点主要放在生态服务领域”，但其本质上仍是认为排污收费属于生态补偿。只是不作为目前的重点而已。
毫无疑问，生态补偿是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环境经济政策应有明确的政策边界；环境税费和生态补偿应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运行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税费强调的是通过征收一定的费用以内化社会主体经济行为的环境成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成本，最终通过价格机制引起产品消费和生产的减少或增加而减弱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和破坏；环境税费制度有专门的征收目的、原则、功能、征收对象与范围、征收方式、理论依据，在我国已实施运行并不断完善。而生态补偿则是强调通过对因保护环境或环境破坏而遭受损失利益进行补偿，缓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实现对环境保护的激励和对环境破坏的制约；生态补偿在我国还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更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另外在资金流向方面，环境税费更多的体现为资金流人政府财政，其在支付方面具有多元性，可以用于相应的生态补偿，但并没有硬性约束，从目前我国环境税费的使用来看，用于生态补偿的比例非常小；而生态补偿则强调的是对环境经济利益受损者的资金支付，其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可能部分来自环境税费。因此尽管环境税费可以成为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之一，但其本身并不是生态补偿。
四、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是否同义
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概念在现实中被广泛运用。然而学界对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较多而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却鲜提及，且没有明确区分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很多情况把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视为同义而合为一体。甚至出现相同作者在两篇文章中分别界定的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实为同一含义的事实，其认为无论是生态补偿或是生态补偿机制都是外部性内部化、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制度安排。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包括生态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两个方面的内涵，经济学意义上生态补偿就是生态补偿机制。实际上仍然是将生态补偿混同于生态补偿机制。
关键词 文化 行政文化 政治文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第一种观点是从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的,台湾着名学者张金鉴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应共同信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2]”。这种观点揭示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官吏和公务人员所表现的环境主体的行政文化,不过对于行政文化的内涵却没有明确的指出来。
(二)第二种观点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就广义而言,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从狭义来说,行政文化仅指行政意识形态,即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3]”。这种观点突出了行政文化的观念形态,却没有明确指出行政文化的主体。
(三)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的整体[4]”这是从文化与行政的关系揭示了行政文化的内涵,但这里的文化是包含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的大文化的概念。不符合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在行政这一特殊领域内的表现这一说法。
(四)第四种观点从心理层面定义的,“行政文化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产生的并反映行政实践的观念意识,是客观行政进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获得的关于行政的态度、道德、思想、价值观等观念[5]。”行政文化是“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社会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系统的普遍性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心理活动的总和,是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稳定反映与沉淀[6]。”从心理层面定义行政文化比较准确地突出了它的本质,也与政治文化的概念相一致,都是狭义方面的定义。但这两个概念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社会大众,显然扩大了其狭义的范围。
三、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
我们认为,合理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弄清它与文化、政治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准确定位,从而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合理的定义。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理论前提。
1、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性行为的心理动力,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要清楚的是,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将文化引入行政的领域是为了行政学领域开拓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要知道,行政文化首先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领域或者是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视角。对行政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揭示社会文化对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作用的。所以绝对不能文化全能论的倾向,行政文化也不是万能的工具。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主要是人们界定的角度不同。对于文化这样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概念来讲,只能用哲学抽象的方法给文化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一般包括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文化观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文化观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为了便于对行政文化下定义,不使概念过于宽泛,我们从狭义文化观的角度对进行分析。因此,分析行政文化的概念我们也主张狭义的角度。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必须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行政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治主导行政,行政反作用于政治,与行政活动有关的行政文化以及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政治文化主导行政文化,政治文化的改变必将带动行政文化的改变,行政文化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政治文化引导着行政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二战后,随着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兴起,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方国家极力向新兴民族国家输出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但西方模式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有的甚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于是,部分学者将研究眼光深入到制度背后的文化因素,研究文化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定的制度必须建立在相应的文化基础之上,必须不断培育相应的社会文化氛围,并提出了“政治文化”这一崭新的概念,开启了比较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最具权威性,他给政治文化下的定义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7]。”我们认为,政治文化从狭义角度即从观念形态来界定可理解为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对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形式及自身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那么作为和政治文化如出一辙的行政文化也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从观念形态、心理倾向等精神意识的角度去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二)行政文化内容的合理界定。
1、行政文化主体的确定。对于行政文化的主体,我比较认同台湾学者张金鉴的看法,把行政文化的主体界定为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有的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和人民大众相互认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所以行政文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行政系统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行政文化的概念,是在行政人员之间的相互活动之间即行政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系统外的人民大众是被影响者,他们虽然也参与了行政活动,但最终是通过行政人员来界入行政过程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不属于行政文化的主体。
2、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社会公共行政管理工作,从文化深层次来探讨行政管理高效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规律性,从文化底蕴角度来研究如何全面提高国家公务员整体素质的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一种精神文化的复合体,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把握行政文化的本质。行政文化是文化的下位概念,是社会文化中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形式,它与社会行政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文化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方面,是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文化,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行政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包括行政人员对行政系统的态度、感情、信仰、价值等。所以把握行政文化,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既要把握行政中的文化,又要看到行政文化中的行政,从文化的角度看行政,把握行政中的文化,这才是行政文化的本质。
其次,要充分认识行政文化的特征。行政文化同文化一样,是人的后天实践的产物,是通过学习、传递而被社会成员接受掌握。具体来说,行政文化有三个特征:①时代性。行政文化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②继承性。任何行政文化都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相互渗透。新的行政文化总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③模式性。行政文化是客观行政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和积淀,表现出模式性的特征。具体反映在因为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不同,各国行政系统所反映和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和特色,即不同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
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对象本质的同时,也要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行政文化的外延包括行政价值,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以及行政习俗。
行政价值是行政文化核心的价值观。行政价值观是价值观在行政领域内的具体化,是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及其目标、结果的稳定的心理取向、评价标准和行为定势,实质是行政主体需要和利益的内化。行政价值观是人的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是一定社会行政管理的整体化、意志化、个体化的群体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活动的走向。
行政态度、行政道德、行政思想是行政文化外延的骨架。行政态度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突出表现为行政情感,即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如好恶、爱憎等。行政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并以一定的善恶标准调整行政关系、指导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行政思想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精神活动。它是对行政活动的一种本质的、自觉的反映,并通过一系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
行政习俗是行政文化的行为样式 和载体,是行政主体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习惯和风俗。
四、结论
基于以上对行政文化的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定义行政文化:所谓行政文化是指行政人员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对行政体系行政活动的态度、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观念,以及行政人员中行政实践中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1.胡格韦尔特.发展社会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38
2.张金鉴.行政学新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2.292
3.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4.郭济主.行政哲学导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吕元礼.行政文化概念浅析[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生态; 完善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4-0058-05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低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本身的问题,仅在教育系统内是无法求解的。现实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和现象,很难用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解释清楚,单一的因果或矛盾关系的原则也无法解决。但生态学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却对上述问题现象的解释、解决,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这就意味着“生态”已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理念、研究方法和文明观,成为一种观照人、自然、社会的观点的学说,并为相关学科提供理论指导”。[1]
用生态论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把人的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新的内涵,是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发展中的一次突破与进步。建构合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促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的构建、逐步完善与成熟。
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现状述评
生态(Ecology)一词来自于希腊语Oikos(即房子、住所)和Logos(即学科或讨论),生态的原始含义即指生物(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生态学也即研究生物与其所存在的环境关系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生态”这一概念时,它只是一个生物学的范畴,是研究生物与其所存在环境关系的科学。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问世,生态论突破了自然环境的范围,被运用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上,在生态概念发展中实现了从生物学的概念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次飞跃。可以说,当生态发展到人和自然的普遍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已经有了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当生态作为一种新的方法逐渐从自然科学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生态概念实现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与理念到向整个文明的渗透与提升的第二次飞跃。并成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文明价值与文化价值,以至于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曾预言,后现代文明时代应是“生态时代”。
1.国外教育生态研究现状
20世纪初,生态论已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独立科学。教育生态最初以“教育环境”的研究出现,例如1932年美国学者沃勒(Waller,W)在《教育社会》中提出的课堂生态学生态论概念。“生态学”一词在教育研究中的正式使用,始于英国学者阿什比(Ashby,E)在1966年提出的“高等教育生态学”(Ecologyof higher education)的概念。随着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克雷明在《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 education),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已经渗透到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Eggleeston,J)的《学校生态论》(Theecologyof theschool)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
20世纪下半叶,教育生态研究的重点是将教育放在日益被重视的环境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中来考察。这时期最杰出的生态学家当属鲍尔斯(Bowers,A.C.),他主张建立一个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强调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相处,培育学生的生态意识。微观学校生态学研究的代表约翰・I・古德莱德(John I・Goodlad)从管理入手,统筹各生态因子,将学校看成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尽管西方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一词,但其在道德教育中注重后现代思潮对道德教育的影响,致力于引导学生接受道德的差异性。如鲍尔斯(Bowers,C.A.)强调文化与社会环境和谐相处,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则主张建立各种社会责任感。现代西方女性教育学的杰出代表马丁(Martin,JR)在《未来内部平和的教育》一文中,提出道德教育目标不是从自我发展出发,而是从社会从发,在于整个社会充满和谐。这意味着西方道德研究集中在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社会因素上。[2]
2.国内教育生态研究综述
教育生态学的胚芽早就根植于古代的教育之中,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话语,说明他当时已经意识到环境因素对教育的作用与影响。“孟母三迁”更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教育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生态研究始于台湾师范大学的方炳林。方炳林在《生态环境与教育》(1975)中试图通过社会、文化、家庭等各种生态因子与教育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影响的考察来建构教育生态体系。李聪则在《教育生态学导论》中则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对台湾教育的诸现实关系进行反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教育学界的主体性理论则站在新的时代高度,肯定师生都是主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90年吴鼎福与诸文蔚合编的大陆第一本《教育生态学》,其生态色彩比较浓,借用了很多生态理论概念和术语。1992年,任凯和白燕的《教育生态》两部专著,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深入地分析了教育的现象。2000年,范国睿的《教育生态》着墨于文化、人口、教育资源等因素对教育的影响。这三部专著多从理论层面研究教育生态,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背景。但就目前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德育生态的研究进程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形成集中、系统的规模。国内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的研究。易连云、张敏德在《德育生态环境研究》(1996年)把德育生态分为物理、生物、社会和主体环境,旨在建构德育大环境。高正荣的《论道德教育生态环境》(2002年),把从属于文化生态环境的道德教育生态划分为道德理念生态环境、道德教育生态环境、道德行为生态环境。邱柏生在《充分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关系》、《高校政治理论课建设要有生态观点》等文中,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主体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方法,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问题,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依社会活动形态来分可分为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和文化――心理生态环境;依政治文化结构来分,可分为主流意识形态生态环境和亚文化生态环境;依意识形态的运作状况分,又分为导向生态环境和取向生态环境;依教育过程的生态环境来分,可分为社会方面的生态环境、心理方面的生态环境和控制方面的生态环境,等等”[3]。
第二,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生态”差异,提出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化。邱柏生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研究,既不是指现今人们通常所指‘生态文明’中的自然生态,也不是指这一学科原先对社会环境组成要素的一般研究,而是突出全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协调整合关系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交互作用之分析”[4]。正如戴锐所说:“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相比,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的考察更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5]。这种对思维方式转换的关注,触及了生态问题的核心。因此,“如果能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将会对环境有一种新的理解”[6]。即“以生态论而不是环境观点审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换”[5]。思维方式的转换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
第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德育生态自身系统,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间的耦合。戴锐把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分为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宏观圈层和组织内部生态微观圈层来研究其内在逻辑关系及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 [5]宣仕钱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互动与耦合》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它既是诸要素互动的过程,又是诸要素相互耦合的过程。
在德育生态系统中注重对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内容、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生态规律进行研究,从道德理念与教育模式的生态视域来研究德育社会生态规律。如,樊浩的《‘德’――‘育’生态论》将德育生态分解为‘德’的生态和‘育’的生态以及德育生态,他将现代德育环境的无力感的根源看作是德育生态危机所致,即现代德育理念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矛盾是导致“德的无奈,育的无力”的根源。德育模式必须与德育理念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要素的适应,而是生态的适应。华中师范大学朱家安的博士论文《德育生态论》以德育主体的主体性演变历程为切入点,对德育生态性进行探索,论述了德育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过程和功能,建立德育生态理论体系及德育生态实践模式。
第四,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研究基本局限于国家“原生态”的逻辑框架内构建的,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仍然无法改变“上下脱节”、理论与实践“断裂”的现象。为了让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深入到“草根”――这个厚重的基层,增强其实效性。学术界拓宽了研究视域,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拓展到社会生态。
首先,重新厘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概念,以增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涵容量。笔者曾在《反思与重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界定与价值》、《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论》、《社会生态环境优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等文中,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观点,论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可通过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彼此消长之中,来改写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垄断的“原生态”的以政府、学校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重构一种新型的、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衍生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体系,以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单一现状。它坚持以人为本、解放思想、重视民生、持续发展的原则,走国家与草根上下勾连的路径,有目的地加强草根建设,达到社会稳定和谐。使思想政治教育最终成为民族强盛的无形资产,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
其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草根性建设,丰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内涵。马克思指出,“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7],“由于理解是主体的一种创造性活动”[8]。所以,从不同的视阈出发研究同一命题,就会形成新的理解,发现不同的问题,获得多种的解释,使原理论得到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草根性研究就是基于上述原理而进行的尝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草根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变化,更要求注入新的内容,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通过正视现实,体察人的灵魂结构,找寻真理,发现真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草根化的过程就是对主流文化的收集、增值、传播、再生产的自组织演化过程。
笔者曾在《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草根性》、《论思想政治教育草根性的学理基础》、《草根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等文中认为,草根性的提出,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在《风险社会与草根建设》等文中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草根之间和谐共荣的理想生态模式。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寻找到新的理论突破口,使思想政治教育从上层转到下层,渗透到社会最基层,渗透到群众生活中,使两者成为有机结合体,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和智慧。对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建设现代化国家铺平道路。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使命。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存在的问题
透过目前的研究现象不难发现,教育生态研究还未切入生态的本质,简单套用“生态”之名者较多。所以,国内外这些研究成果中也明显存在以下缺陷:
1.概念界定不精确、不规范、不系统
首先,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概念界定的科学内涵概括还不够精确、规范、系统。尽管在其外延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加以区分,但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还局限在国家“原生态”范畴内,没有充分的理论支撑,对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原生态”与草根世界断裂的原因分析,大都陷于经验层面,缺乏本体论证明与哲学阐释。这势必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悬浮于上,不能深入到社会最基层,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上下脱节、无的放矢、流于形式的低质低效的问题。
其次,教育主体不仅仅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简化关系,它包含着各级政府组织部门以其行政职能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校组织以其教育职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还包含着社会以其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功能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即“草根教育”两个方面的内容。只有使前后两者达到上领下随、上行下效、互动互补、浑然一体的完美结合,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形成以思想政治教育者为主的共同关心、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氛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家与“草根”之间任意穿行、协调发展的“光缆”。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应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中人的思想、道德、信仰、价值、传统风俗习惯、风气等相互关系的总和。它强调了“环境系统各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以及功能上的统一,含有系统、整体、联系、和谐、共生和动态平衡之意”[9]。
2.研究方法单一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存在方法单一问题,未能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划分,使得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网络简单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研究,缺乏从静态横切角度与动态纵剖角度两个方面进行整体思维方式来阐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视角和价值取向。笔者曾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结构的研究及划分,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自下而上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但缺乏对这两者之间的全面联系认识,也就没有能够对生态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如何协同进化进行科学论述。当然也就无法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动态发展的认识。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其生存与发展是和整体性社会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的。但却很难同时对各种社会生态现象进行全面地描述和分析,无法穷尽所有影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各种生态因素。只能从特定的视角进行概括和把握。但这并不等于孤立或静止地看待社会生态现象。因此,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整体价值,即强调静态横切和动态总剖的多种方法进行剖析。强调各部分的地位、价值的平衡,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
3.理论创新不够
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如何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单一走向复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其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在多元化、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建立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充实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是立体多维的,人们可以沿着各种思路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在一种和谐、互动的理论争鸣氛围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繁荣与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无新的突破。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的意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诱发出的一种新思路、新策略,是当代信息革命以及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因此,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也是一个创新性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实践意义。
1.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
如果说从环境到生态是思维方式的现代跃迁,那么从生态到社会生态则是新的研究视角。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生态不是零散的、互不关联的状态存在的,它是一个关系网络、活动网络,存在于其中的是多主体、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互动,是一个复杂系统。必须建构整体综合、动态生成、富有自主品质的复杂性思维方式,才能正确、全面地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正是基于这种目的,才在国家――社会的基本分析框架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进行扩展和具体化,即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建构中的理论创新,并将其更进一步具体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理论。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一个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空间的开发。它通过解放思想、转变思维和不断创新、构建理论新范式;通过关注基层,关注“草根”,做到真正面向人和现实社会。从诠释历史的合理性到关注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与立场,借助社会各方面力量,努力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氛围,来确保草根阶层的正常发展与尊严,开拓个人思想意识领域的和谐局面,弘扬公平和正义的价值取向,绘制真实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图景,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2.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社会秩序不是终极的道德价值诉求,其合理性需要人来确证,即人的尊严、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人性潜能的全面挖掘和充分发挥,而且是人性整体的自由发展,就是人性对自然整体本质的占有,并且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关系基础上对人自身本质的充分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研究,旨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中国的“草根”的问题,中国的事情有了“草根”的参与,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很好解决,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才能得以实现。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注重“草根”与社会生态的关系研究。草根阶层既是人才的来源,又是监督政府的最有效的保证。刘易斯认为,人们的思想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力资源的重要一环。木桶(短板)原理告诉我们,劣势决定优势。因此,将基层民众(草根阶层)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相联系,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民众、社区组织、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与社会、精英与草根之间的断裂现状,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穿越底层社会屏障的内在机制,是保证草根正常发展的有效方法、措施。“草根”这个底层的最短板没有被补齐,经济再高速发展也不能解决社会和谐问题。相反只会进一步撕裂、扭曲这个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草根”建设,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穿越底层道德,打通影响广泛的民间生活常识的屏障,沟通说服、宣传引导人们。只有“草根”得到健康发展,才能保证社会健康持续发展,才能有效地、高质量地监督政府,促进社会进步。
其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厘清了“草根”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任何一种革命都是由现有关系与需要决定的。”[10]同时,这种需求永远不会停止。现实社会中,个体化进程实际上导致了社会性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而对于个体问题形式出现的社会问题,人们不再到社会领域中去寻找他们的根源,而是到个体心理中去寻找解释。这就把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人问题。“只有把人对人的关系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我对你的关系加以考察,才能谈得上道德,只有他对自己的义务认为是对他人的直接义务,只有承认我对自己有义务是因为我对他人(对我的家庭、对我的乡村、对我的民族、对我的祖国)有义务时,对自己的义务才具有道德的价值。”[11]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笼统的关注人,而具体到一个人的利益与发展时又不关心他,这种宏观承认而具体上不作为,是虚伪的。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价值就在于,跳出主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道德伦理和精神视野关注社会和生活,扎根于民众生活中。将现实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正确处理草根阶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草根”与精英发展的不可缺的相互关系。发挥草根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为他们搭建平台,创造机会,放低门坎,积极鼓励他们参与文化建设,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真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开放式的讨论,释放心扉。民众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参与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以实践自身创造性的精神需求,克服人们心理偏差和模糊认识,使利益矛盾得到缓和乃至最终解决。这是和谐社会建构的理想路径。
有人说, “生态”在“生”字,而不在“态”字。这“生”字使我们感悟到了教育生态圈中滚滚流动的血液。什么样的生态,养育什么样的生命。在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环境中,受教育者接受的不应是知识的堆砌,而是心灵相互沟通,是真诚与真诚、实话与实话互动。这种生态的营造更是思想者的责任。人类之所以不断地寻求构建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结构的路径,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1]张洪春,胡凯.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观[J].河北学刊,2009(2):165-167.
[2]李金宝.德育生态论――当代德育生态危机与重构[D].沈阳:东北大学,2009(6):3-11.
[3]邱柏生.要重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环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5):7-10.
[4]邱柏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
[5]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J].理论与改革,2007(2):150-153.
[6]郑葳.学习共同体――文化生态学习环境的理想架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
[8]王金福.解释学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J].江海学刊,1997(4):103-10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39.
[关键词]帝国式生活方式；全球环境政治；支配权；化石燃料支撑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危机政治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12-09
[作者简介]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马尔库斯·威森（Markus Wissen），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助教。
[译者简介]李 庆（1989—），男，云南昭通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环境政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政治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新自由资本主义遭遇着严重的危机，这加速了向一些所谓半边缘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国际权力转移。这些重大变化和生态危机的恶化，与全球环境政治中危机管理的危机密切相关。对此，最明显的表现是达成一项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面临着的挑战，以及2011年12月加拿大政府宣称将要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事实。当前的权力转移发生在一种强烈的全球妥协情境中，那就是加大开发自然资源和过度利用“污水池”，从而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这后面隐藏的是一个全球性共识，就像梅尔斯（N. Myers）和肯特（J. Kent）在关于半边缘国家的“新兴消费者”的研究中，与撒切斯（W. Sachs）和桑塔瑞尔斯（T. Santarius）在关于“跨国消费者阶级”概念中所提到的，①即现代资本主义日常实践的吸引力，一种特定的、处在不断转变中的国家—资本关系在维护着这种构型。认识到这一点，就为国家、资本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当前复合式危机中断裂和持续之间关系的更加复杂的概念化打开了空间。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关注的是称之为“帝国式生活方式”和在保障并使之普遍化过程中的国家权力所扮演的角色；接下来的部分将会深入阐明的这个概念，指的是深深根植于北方发达国家上层的日常实践的主导性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这在南方欠发达的新兴国家中也正在扩展。②我们的目的是首先解释全球环境政治面临着的危机，进而阐明在当前宏观经济动荡形势下全球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我们认为，考察帝国式生活方式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
首先，我们将集中于生活方式的概念，把它限制在规制理论的发展方式概念的视角之下。然后，我们将分析北方发达地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特性。最后，我们将着力于当前国际环境政策的危机，并把它置于帝国式生活方式普遍化的趋势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移所凸显的矛盾情境中。
一、生活方式与发展方式
规制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是“发展方式”，它一方面是指一种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历史发展的暂时连贯性，另一方面是指一种消费方式（积累体制），它被一系列构成一种规制方式的制度形式所保障。③就拥有一种或多或少可预期和渐进变化的、稳定的积累体制而言，当前资本主义的霸权式动力机制和能力是特殊的——尽管不是独有性的。从规制理论的视角来看，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分——生产资料产业和消费商品产业——和此过程中通行的标准必须或多或少与最终消费需求相契合。
规制理论视阈下的消费方式概念并不单单指个体消费者的行为和商品的消费（无疑，存在巨大地理差异和严重不平等性别关系下的维持最低生计生产的持续，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它还指一种动态性的发展方式，即确定社会存在和关系的物质维度，比如食物、住房和人员流动，工薪劳动和其他社会必需的工作，娱乐，广义上的公共空间和狭义上的政治空间，以及集体、家庭和个体。
我们的生活方式概念是基于规制理论视阈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概念，此外也受益于发展方式的概念，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它赋予微观层面上的日常行为和知识以更重要的地位。尽管这些因素也包含在发展方式的概念中，但规制理论家自己很少进行明确的阐发。也就是说，这些因素从未被当做影响特定消费方式普遍化的独立性因素，或者特定生产方式条件创造的独立性因素，而是主要被以是否发挥着造成宏观经济均质性的功能来考量。①一个明显的例外是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他认为，以标准化住房和汽车交通为标志的劳动阶层消费方式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必备条件，是福特主义中工资劳动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它不能仅从生产关系来理解，但阿格列塔拒绝只是在功能意义上看待消费，强调造就福特主义消费方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按照马夫罗迪亚斯（S. Mavroudeas）的说法，阿格列塔主张“消费范围的某种相对自主性”。②
我们的论点关键是这样一个假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基于生产和消费规范之间的连贯性，一种霸权性的或者说被广泛接受并得到制度性保障的生活方式能够出现，是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日常实践，并为国家制度所维护，还进一步与特定的进步概念相联结，无论导致这些概念的社会或生态条件如何。③
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支配性生产和消费方式能够通过“毛细管状”的过程在全球普遍化，即时空上参差不齐的路径。这一进程与资本价格、贸易、投资和地缘政治中具体的公司战略和利益相关，与购买力相关，与在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以世界市场方式扩散的、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概念相关。普遍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生活都一样，而宁可说是关于美好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特定概念的形成，并体现在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中，不仅是在象征性意义上，而且是在实体性意义上。象征性维度是重要的，因为真正关键的不仅是积累体制的内在一致性，还有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独特动力机制的出现和日常实践，而它们当然是不能与宏观经济领域相脱离的。不仅如此，这一进程并不是社会中立性的，而是借助于全球不平等和地理上特殊的阶级和性别关系，以及种族和种族化的脉络。当然，正如我们下面将要阐明的，北方发达国家社会矛盾的治理，得益于被转移给南方贫困国家的生态代价的外部化，这贯穿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但与此同时，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消费方式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阶级性侧面。
二、北半球发达地区生活方式的帝国式特征及其普遍化
北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帝国式的”（imperial）或“奢糜性的”①，因为它基于对别国资源、空间、劳动力和“污水池”②的无限占用，并以政治、法律和/或暴力的形式来确保实现。我们谈论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殖民主义时代和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但在这段时期，它只是局限在上层阶级，还没有在形塑再生产和绝大多数人日常实践的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只有在20世纪福特主义发展之后，这种生活方式才在上述意义上广泛存在。借助于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自然的资本主义关系深深根植于北方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组织劳动过程的泰勒制革命和相应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心地带的生产力提高，是福特主义发展方式的其中一个基础。另一个基础是如下事实：包括私人汽车在内的交通工具之类的商品、工业生产食物的供应和家庭独栋房屋建造与购置形式的住房供给，使得工薪阶层人口迅速上升。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拉低消费品的价格，同时也就拉低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在福特主义的阶级妥协背景下，工薪阶层凭借实质性的工资增长，分享了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
大都市的生产力增长和繁荣基于一个有利于北方发达国家的世界资源体系。福特主义时代生产的巨大增长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费——尤其是煤，然后是石油，还有全球“污水池”的过度使用。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全球原材料和农产品市场上持久的廉价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美国的军事和政治主宰地位确保了全球政治形势的相对稳定，廉价自然资源（比如石油）的安全获取途径说明了这一点。③
作为福特主义危机的一个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重构过程催生了后福特主义的发展方式。福特主义可以被视为主要是一种积累形式，它允许通过强化劳动过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在80年代，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更广泛的积累形式，比如每天、每周和每年工作时间的灵活化和部分延长，特别是全球工薪阶层人口数量的增加，再次变得更为重要。比如在中国，工薪劳动者在过去30年中增加了好几亿。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估计，2010年有两亿四千两百万流动人口主要受雇于面向世界市场的企业。
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构——“全球化”的核心——不仅对于南半球贫困国家的劳动力能力，而且对于它们的资源来说，都成功地强化了一种帝国式的占用。通过自由世界市场和诸如WTO这样的国际组织，全球资源和劳动力的获取被重构和强化了。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化石燃料支撑的消费形式在福特主义危机中不仅未受损，反而加强了。例如，世界范围内的汽车存量在1986年至2010年从5亿增加到10亿。尽管20世纪90时代有大量关于经济“虚拟化”的讨论，但现代交通通信技术是能源高度密集型的，这不仅表现在电能耗费方面，还包括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物质材料，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方贫困国家。能源和资源生产率的提高通常会降低生产成本，而这往往会导致更多的消费（这就是所谓的“反弹效应”）。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盟的资源需求总量稳定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而进口资源的比重上升，使得包括对南方出口国家的进口的“生态负债”①也上升了。德国联邦统计局计算，2008年平均每一千克德国进口商品，就有五千克国外的资源被利用。
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第三个维度（除了劳动力和资源）是北方发达国家对全球“污水池”的耗用要求，而这使目前的环境危机趋于恶化。北方发达国家盛行的化石燃料支撑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就是由于其工业、交通和日常生活的大量排放远远超过自然系统的吸纳净化能力，应该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和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负大部分责任。总的说来，这些发展代表着一种“不平等的生态交换”②，并因此使社会和环境后果恶化。
我们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非常接近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 Foster）和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所指称的“生态霸权主义”③。他们的意指是：一些国家的自然资源被他国掠夺，使得这些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发生了不利改变；与资源的提取和运输相关联的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社会的生态脆弱性的过度利用以实现帝国主义控制；生态垃圾大量倾泻转嫁，加大了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鸿沟；总之，造成了以资本主义与环境关系为特征的全球（生态）性“物质代谢断裂”，同时也制约了资本主义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丰富上述观点，追问生态霸权主义如何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国家制度的扶持，并且以帝国特征被掩藏的方式实现常规化。因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一个必须在霸权理论语境下来理解的结构性概念，它让我们明晓在积极或至少消极共识的意义上当下现实构型的霸权性特征，甚至在面临着“重大危机”时也是如此。因此，这个术语超越了经典意义上的以及新近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概念，因为它们通常不把生活方式考虑在内。
帝国式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合法性问题。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能够过度使用全球“污水池”，这些都使北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这在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时显得尤其重要。它同样有助于解释如下事实：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合法性潜能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尚未耗尽，很明显的是，保守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而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反而缺位。
对物质增长的社会取向，财税支持的国家政权基础，资本和劳动间的制度化妥协，以及资本家之间和特定社会之间的竞争，全都建立在一种过度开发自然和毁坏生活依赖的自然条件的趋势之上。同时，这些因素使资本主义动力机制和社会政治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持久化，并有助于应对其他现象。首先，它可适用于资本的过度积累，而这是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危机现象显得似乎能够被化解，因为过量的资本可以投资于自然（土地、食物和能源农作物的培育、排放许可证的发行）。相应地，帝国式生活方式所依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拓展和有选择的生态现代化，成为应对积累难题的方式。
通过从外部保障战略资源的获取，在内部凭借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规制确保一定的大众生活水准，国家在构建和稳定帝国式生活方式中扮演着一个关键性角色。总的说来，国家扮演了霸权组织和创建一种有活力的生活方式的竞争性政治舞台的主角。占优势的社会力量意图把他们的利益在社会中普遍化，从而占据支配地位，也即通过成为共识而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政治、道德和智力的领导权，以及社会和国际权力关系的话语和制度的常规化。在这方面，承诺与确保增长和进步的能力特别重要，它提供着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并把国家转变为一个“教育者”——致力于使特定习惯做法消失并大力宣传其他类型的习惯做法。
在福特主义危机中，国家和资本—国家的关系在变化着的国际分工条件下得以重构，这一进程所导致的现实构型被描述为国际化的竞争型国家。竞争性的社团主义被许多工会所接受，而不断改变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是这一重构过程的另一特征，可以大致理解为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化——同时得到了来自保守党和社会两边的支持。
“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蕴含着造成两个错误理解的危险。首先，它有可能被诠释为贬低北方发达国家的阶级议题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它们的环境意涵的重要性，然而这并不是这个概念的意图所在。尽管北方劳动者确实从不平等的生态交换中获益，但后者远不是社会中立性的。相反，北方发达地区中的社会不平等是南北关系中环境危机和生态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指出的：“不平等不仅在本质上是不好的，而且在环境维度上也是如此。”①高学历、高收入和环境意识较强的人消耗着更多的自然资源，而环境意识淡薄、低收入的人却较少消耗自然资源。
其次，把北方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概括为“帝国式的”或“霸权式的”，可能会导致否认或低估帝国主义往往意味着公开暴力这一事实，这也和我们的初衷相悖。“9·11”事件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关系中暴力因素的不断上升，导致了一个使本文撰写受益匪浅的重要辩论。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帝国主义关系可以深深根植于这些国家生发出帝国主义暴力的一种霸权式生活方式。因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是一种从霸权理论视角出发解释帝国主义的南北关系的尝试，它彰显的是根深蒂固的日常习惯、国家与公司战略、生态危机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正如随后将要论及的，它还有助于阐明近期加剧环境危机和环境政治危机的矛盾冲突。
三、帝国式生活方式与危机管理的危机
如果表现为国家—资本关系的现存权力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继续不被触碰，那么危机管理终将会失败。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那些显然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以及背后的帝国式生活方式）而试图创建国际政治结构和进程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创建了生态危机管理的政治架构，其核心是里约体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公约之下的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它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矛盾和冲突中。一方面，它们意味着对帝国式生活方式施以管理式驾驭。正如前文提到的，这种生活方式无度和无限制地使用地球“污水池”。因此，《京都议定书》可以被看做是对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限制（尽管是脆弱的和技术官僚管理主导的），因为它要求北方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但另一方面，帝国式生活方式深深根植于各种力量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的价格战略、北方发达地区人们的日常认知和习惯以及他们对于经济增长和竞争的取向。它深嵌在国家机构之中，并成为政治家的认知和行为特征。当政治家们对削减排放配额讨价还价，然后回到国内骄傲地宣称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工业争取到了最低的减排义务时，当他们试图以“旧车换现金”法案刺激汽车需求时，当他们补贴机械化农业和煤电厂时，当他们建造输气管道时，他们正是在捍卫帝国式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对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维护和对它的含蓄质疑之间的矛盾，是国际环境政策架构的特点。因而并不奇怪的是，拥有庞大“灰色工业”、可观的政治影响力、不久前仍是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人均排放量依然是最多的国家）的美国，从来没批准过《京都议定书》或者对减排义务作出明确承诺。
近年来，国际环境政策中显而易见的矛盾已经发展到顶点。一方面，由于《斯特恩报告》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发表，生态危机占据了政治议程的更显著位置，但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移含义。里约体制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在一个北方发达国家支配地位强化的时代。不久前，“现存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瓦解，并集体转变为资本主义，而许多南方国家在遭受着80年代金融危机的折磨。因此，里约制度体现了冷战后全球权力关系的基本特征，总体上更有利于北方国家。最近发生的有益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竞争者国家”的权力关系转移，同样也影响到了环境政策构架和它所依赖的帝国式生活方式。如果基于当下经济危机来观察国际环境政策并将其与90年代年代金融危机比较，那么这种转移的程度尤为明显。90年代危机的中心在南方国家，但北方国家的实力反而有所强化。相比之下，目前危机的中心在西方国家，新兴国家已经比以往更少受危机影响，也能较快恢复，结果是：世界经济重心将会加速转移。新兴国家崛起依赖化石燃料增长的路径最终得以发生，这意味着它们不再愿意不分享全球资源和“污水池”。
这种政治构型的物质背景是：在诸如中国、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了大量中上层阶级——借用梅尔斯和肯特的话来说就是“新消费者”——的出现，都定向于西方式生活方式（在一些拉美国家，这种现象在福特主义时代已经出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主要的动力机制是全球北方的化石燃料支撑的消费和生产方式的扩展。从生态的视角来看，这是将一种不能被普遍化的生活方式普遍化。2010年，美国汽车和人口的比例是1：1.3，在中国是1：17.2，在印度是1：56，这表明了中国和印度汽车行业潜在的发展空间，一旦它们决定这样做的话。资本—国家的关系是多重性的：汽车的增加需要公共设施、特定的税收政策、有利于汽车产业的经济政策。比如在2010年，全球生产了7780万辆小汽车和商业交通工具——日本960万辆，美国770万辆，德国近600万辆，而中国1820万辆。
因此，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移将会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生态冲突，同时，这将是国际环境政策得以实施所依赖的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基础。在这一层面上，化石燃料支撑发展的机会被重新分配，同时也将作出地缘政治考量下的决定。但与此同时，当与这种决定相联系的冲突威胁到里约体制框架本身时，它同样也会成为它们的过重结构负担的基础。对帝国式生活方式进行质疑与它的深厚的社会根基之间的矛盾，尽管从一开始就贯穿于生态危机的政治治理，但随着致力于解决难题的现有制度中不同力量之间全球关系的转移，将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矛盾表现在资源冲突和国际环境政策制度的阻断中，准许或限制化石燃料支撑的发展的斗争借助于“污染权”而展开。因此，尽管帝国式生活方式使得当前危机的社会经济维度能够在社会和空间有限的意义上被应对，但它也加重了环境危机和环境危机治理的危机。
这种矛盾性构型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北方国家（包括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实体）和南方部分国家（以及北方国家内部）之间更加明显的帝国主义关系。由于对地球资源和“污水池”的日益激烈的争夺，国家和超国家机器将会更直接地支持它们各自庇护的资本，以强化其竞争地位和确保各自经济的资源基础。因此，北方国家中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的霸权以及它在南方部分国家中的扩展，也许会自相矛盾地强化国际关系的非霸权性特征。①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揭示并部分解释了复合式危机情境下国家和资本关系的帝国主义再表达。
四、结论
“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同时具有理论和时间诊断的维度。自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来，资本主义核心区域或者说北半球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就是建立在对其他区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占有基础上的。阐释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的霸权特性、当下国家—资本关系的重新表达以及转型中的国际权力关系，都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事实。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内嵌特性包括使社会—自然关系危机恶化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再生产。
帝国式生活方式阐明了资本主义自然关系的持续性和危机的叠合。之所以称其为帝国式的，是因为它主要基于对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贫困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无限占用，以及对全球“污水池”的过度利用要求。它向快速兴起的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扩展，使政府对生态危机的治理陷入自身的危机，促成了强权民族国家和跨国实体更加公开的帝国主义战略。一方面，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有效性可以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下降来解释，另一方面，它不但通过社会制度，还借助于日常生活的微观结构而再生产出来。
我们认为，“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的政治和科学价值如下：首先，它对如下事实——社会生态转型不仅为强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更广义上的国家—资本关系所阻碍，而且由于生态危机的决定性因素而根植于主导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日常生活结构中——作出一种时间诊断性的解释。由于统治性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支配性的取向不能单独为政府政策所克服，因此帝国式生活方式有助于我们对国家和国际政府间关于自然关系根本转型的政策持合理期望，这已被拉丁美洲的左翼进步政府实践所证实。它们并没有创制出任何世界市场取向的“开采主义”的替代物，也就是优先进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原材料开采和农作物培育，他们社会斗争的追求只能是期盼提高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在世界市场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但他们并不质疑蛋糕本身或烘制它的条件。
其次，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淡化了关于好论点、理性公共话语或具有启发性的“人类自我利益”的过高预期，因为它们往往或者陷于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取向的观念类型的直接冲突，或者被这些观念有选择地吸纳，从而使某些消费观念被强化而不是弱化——恰好是通过它们部分的现代化，而整个关于“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的讨论都需要在这一背景下加以理解。
再次，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有助于理解社会生态危机的一种解放性政治化的先决条件、起点和形式。在我们看来，它的重要性体现在抵制生态灾变论，而生态灾难论本身是一个强化导致想象中生态灾难的那些关系的工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诸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理据充分的描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分析或引起广泛讨论的罗克施特罗姆等人的研究视而不见。但即使时间很紧迫，特别是考虑到可能达到的气候变化引爆点，我们仍需充分考虑解放性的复杂和冲突性的方案，并且抵制危机治理的权威主义和技术官僚主宰的形式。
政治生态学视角下考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克服对社会和自然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即便在进步的社会和政治界也颇为流行，而且出现在了使生态和社会议题相互抵触的政治议程中。在当前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宣称生态问题是次要矛盾的趋向尤为明显，生态灾变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和对生态议题的忽视（眼下我们没有任何时间）已经走向合流。
但与此同时，很明显，生态问题正在被政治化为一种社会问题，或者相反。这部分是由于社会运动提出了“气候正义”的概念，认识到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社会中立的未来灾难，而是一个关系社会和全球分配的议题。相应地，它包括对“充裕”术语以及与它相关的建议和实践的讨论。
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中主要协调周边水文环境，设置合理科学的河道，并结合工程中配置系统的控污设施，维持河道内的生态，实现工程设计与生态的协调。新的水利设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中将居民环境需求与工程需求相结合，创造生态效益较高的水利工程景观，并着重综合完善城市河道的功能，以保证在关键时期发挥应用的效用为居民造福。此外，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中还着重结合文化理念，保证设计出的工程能与周边环境相协调，还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工程之外的景观效益。
生态水利设计主要从生态可持续性出发，进行工程设计，建立良好的水利设施与水利体系。该设计理念的落实可以完善工程性能，有效的提高工程效益，更有利于生态平衡。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应用于城市的河道治理工程，可以实现多重理念在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的落实应用，不仅为河道治理工程提供理念指导，还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城市河道治理工程新的内涵，指导建成生态理念下的城市综合水利系统。
2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2.1河道治理工程概述
河道治理工程是在河道治理理念的指导下按照河道治理规划进行的航道整治工作及水利工程建设等工作。城市河道治理工程施工中要注意结合综合治理、因地制宜、远近结合、因势利导的原则。城市的河道治理工程一定要结合实际，从全局出发。上文中讲到河道具有防洪、排涝、航运、蓄水等功能，其作用不可小觑，进行河道治理的目的在于进行河道的有效规划，提高河道的综合效益。现阶段的河道治理工程中引入了生态水利的理念，而且各城市河道治理工程中不断推进生态水利的发展。
2.2生态水利工程及其设计理念
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中着重生态多样化与整体性的保持，设计理念应用于河道治理有利于在维护河道景观状况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空间异质性。
2.2.1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设计要点
首先生态水利理念注重利用水的自然功能。水的自然功能是指形成水域、净化空气、维持生态平衡、影响气候变化的功能。设计理念中所谓的注重发挥水的自然功能是指水利工程中将水环境与城市功能相结合，使其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设计理念中注重蓄水技术的引入。生态水利设计中常采用橡胶坝进行蓄洪涵水，该技术既环保有实用，而且还具有大跨度、自重轻的特点。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中注重运用自然生态工程措施维护河道生态平衡。所谓生态工程措施是指基于自然属性的人工性质的生态措施，例如人工生态护岸。自然生态工程措施用于保护和维护生态系统，能够促进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相较于传统的设计理念，更加注重生态功能的发挥，而且新的生态水利设计理念还注重地下水的调节，具有较高的理念价值与使用价值。生态水利设计中还注重工程与自然景观的契合。生态水利设计主张最大程度上的保留原生态环境的自然元素，都工程的周边修护中也注意运用生态工程措施，以保证生态的完整性。
2.2.2生态水利设计理念
对城市河道工程的指导作用生态水利设计理念指导下的河道治理工程注重保持河道的蜿蜒性，保留自然化河道。河道的蜿蜒性能增加河道的蓄水量与水容量，保持河道的蜿蜒性，就是对河道自然因素的保留。生态水利设计理念主张河道治理中构建生态水网工程。生态水网是指以河道水网为基础进行资源调配的网络系统，其中也包含生态理念。生态水网的构建需要各环节的相互协调，利于生态环境的维护与改善。生态水利设计理念落实还能保证河道治理中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河流的物种多样性关系到河道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需要进行水生动物群养护，提高水循环净化水体的效率，还要定时检测水体的水质状况，以保证水体质量。生态水利设计理念应用还需要河道工程构建生态河堤。生态河堤是一种新型的护岸技术，做好生态河堤建设可以保证河道的自然性，保护河道周边的植被，提高水体的功能效益。在生态水利设计理念的指导下河道治理注重生态元素的加入，对于新型河道治理工程的发展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3结语
关键词：石漠化；贵州；生态治理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8001802
1引言
为了有效遏制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扩张，由水利、国土、林业等部门针对喀斯特石漠化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对该地区开展了综合治理，相继启动了多个喀斯特石漠化治理试点项目，并取得了初步成效。鉴于贵州省石漠化治理模式对恢复其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对该地区的石漠化与生态治理做深入研究。
2贵州喀斯特石漠化概念
“石漠化”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为了将“石漠化”与“沙漠化”这两种荒漠化类型区分开，国内学者在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背景下从地质学角度提出了这一概念。喀斯特石漠化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关于石漠化的概念，国内学者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以王德炉为代表的学派认为石漠化是由于水土流失而发生的大面积基岩劣地和石质坡地的土地退化现象。以袁道先为代表的学派则认为诱发石漠化的主导因素是人类过度的社会经济活动，加剧了喀斯特区域脆弱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地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生产力衰退、岩石。随着人们对喀斯特石漠化基质以及形成特征认识的深入，对“石漠化”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地质学的角度。王世杰从地址、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三个角度出发，对石漠化做出了综合性的定义，即它是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以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为驱动力，以土地生产力衰退为本质的一种生态灾害。
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就是在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据卫星遥感解译结果显示，贵州地区的轻度科斯特石漠化面积占全省的20.39%；中度以上占7.49%（应该补充来源及细化数据）。这表示贵州的喀斯特石漠化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贵州喀斯特石漠化不仅影响到滇黔桂等西南喀斯特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生态安全。
3贵州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基本原则
贵州喀斯特石漠化治理一直受到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经过几年的研究，对贵州喀斯特石漠化的研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面。概括来讲，贵州喀斯特石漠化治理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根据贵州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经验，提炼出以下几点原则。
3.1自然原则
这是喀斯特石漠化生态治理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在重新构建整个系统的过程中，应遵循生物多样性等基本的自然客观规律；在构建退化生态系统物种的过程中，应遵循生态和生物互补的原则。
3.2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整个治理过程中，一定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循序渐进地进行。
3.3可操作性原则
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措施的可操作性。只有保证治理措施的可操作性，才能真正作用于整个治理过程。具体来讲，要做到以下2点：①技术的可操作性。采用易于治理地区民众接受和运用的技术，真正发挥技术的支撑作用；②相关工程规划设计的可操作性。在制定相关工程规划方案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3.4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原则
贵州的喀斯特石漠化与经济落后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在治理^程中不能单纯抓经济建设，也不能单纯抓生态治理，而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
3.5分区域治理原则
贵州地区喀斯特石漠化面积广，地貌环境复杂。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水平，还要结合当地石漠化程度。一般而言，轻度石漠化地区宜发展生态农业及庭院经济；中度石漠化地区宜发展草地畜牧业；重度石漠化地区宜封山育林，建设自然保护区。
4贵州喀斯特石漠化的有效治理措施
4.1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补偿
贵州早期制定的生态补偿制度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对不同区域的农户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一些政府和农户为了获取更多的补贴，不考虑具体的自然环境条件，盲目种植树木，导致树木成活率低。这不仅实现不了生态效益，反而给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负荷”。为了提高农民退耕还林、造林护林的动力，贵州制定了一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激励机制――退耕还林还草的生态补偿。该项机制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结合不同区域特点，把生态补偿机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基本实现了长效补偿的目标。
4.2发展生态农业
草、树与畜（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草的根系在浅土层，可以在短时间内扩大植被覆盖面。树的根系在深土层，宜在天然脆弱地区种植，加上草的覆盖度可有效减少地表径流。在树和草的间隙饲养畜（禽）可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培肥地力。织金县大寨采用的“退耕还草、种草养鹅”的模式就是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该项目坡地退耕种牧草，牧草用来饲养白鹅，每公顷载禽量750只，收入可达2000元。
4.3恢复植被
根据经济、生态双优耦合的原则，选择一些既适应当地环境，又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植物物种，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比如，种植果树、药材等，进行产业化经营。这是恢复植被的关键。目前，贵州已经实施这一措施多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贵州号称“石旮旯”的毕节推出的“五子登科”综合治理模式成功破解了毕节发展亟需解决的治石难题。
4.4清洁能源应用与维护
为了减少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荷”，贵州大力推进清洁能源的应用与维护。最典型的就是农村地区的沼气池项目。贵州政府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到农村，对广大农民进行沼气池日常应用与维护的指导、培训，以充分发挥沼气池的功效。另外，对于早期沼气农户，政府还给予了相应的补助，提高农户自我改造、应用与维护沼气池的积极性。
4.5生态移民
贵州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喀斯特深山区，生态环境退化尤为突出，生存条件恶劣，甚至缺乏基本的生存条件。贵州“九五”计划针对这些地区制定了“异地安置”计划。以扶贫试点紫云县为例，通过国家社会扶持以及移民自筹等方式在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建立了21个移民新村，成功完成了257户移民的安置计划。
2017年4月绿色科技第8期
韦朝鸿，等：近年贵州省喀斯特石漠化有效生态治理对策
自然与生态
5结语
贵州省在国家的扶持下，从根本上扭转了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是，贵州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灾害还没有完全治理成功，依然存在着一些喀斯特石漠化现象。21世纪后，贵州提出了“生态治省”的战略，这足以证明贵州省“建生态家园，走富裕之路”的决心。但石漠化治理并不是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需要全社会共同提高生态意识，继续加大贵州石漠化治理力度。
参考文献：
[1]
关键词:环境 生态设计 城市环境艺术设计 郑东新区
一、环境的含义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就是环境的科学而又概括的定义。它有两层含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如现阶段没有把月球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月球将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3.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4.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旅游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三、环境治理和保护
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郑州市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母亲河的治理就已经略见成效。2007年5月,总书记亲临黄河视察工作,黄河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把她治理好,一定要把环境治理好。
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黄河两岸的环境一度非常恶化,绿城经常在开春的时节会经受一次又一次沙尘暴的洗礼,而我们的母亲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现了断流的现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环境优化的今天,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我国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也因此从观念转变到理论建构乃至设计,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将得到重大的发展。此间,“生态经济”,“生态产业”,“生态美学”及“生态建筑”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冠以“生态”的各种词汇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文本中,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绝非易事。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卫,人群特色及景观风貌等研究内容。
1.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平衡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及特色风貌等指标,在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其中包括价值观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层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间系统中的流动,集散和停留时间等规律;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3.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进行调整,空间规划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形成“点,带,场”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这些空间包括有:城市广场,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滨水地带,公共绿地,居住小区绿地,大型建筑庭院及市郊农产品绿地等。
4.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会,展示,分隔,交通……),人流及文化艺术表达等各项功能。规划同时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的认定。
5.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的控制下,充分考虑环境主要空间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主题等方面的规划。
6.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郁闭度及叶面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值等特征加以规定。
7.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对城市“绿色空间”的人口容量进行测算,制定生态环境目标(空气,湿度,土壤,灰尘,噪音及风等)和环境保护治理的措施。
8.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
的关系。城区与郊区绿地系统的协调关系,区域空间调节关系,休闲人口流动的关系等等。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现今已经即将完工,首先从设计和规划上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着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对整个新区的建设做了一个全面而又详尽的规划和设计,无论是从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等等这些入手,都是将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很好的解决了当地环境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在某些问题上的矛盾。
很好的解决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化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吴良镛,面向21世纪的建筑学[Z],国际建筑师协会“北京”(讲稿),北京,1999
关键词：“三进”；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道路；教学方法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生态文明不仅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又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主阵地，是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渠道。
按照党中央、教育部和省教育工委的相关通知精神，扎实做好十精神“三进”工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主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和科学的生态文明教育是重点。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内在的包含了具体的物质建设和大众化的生态文明教育。如何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教学资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以下简称“概论”课）中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全体思政教师认真思考的问题。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学设计要着力把握“教什么”、“怎样教”二者的关系。
1 教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生态文明的内涵以及内在要求；二是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状况。学习具有层次性，不同学历阶段获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有明显的差异。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这是人们对工业文明经验和教训的反思。首先，大规模的工业化必然导致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破坏；其次，社会中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个矛盾一方面制约了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使人类思考如何实现个人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大学生在校时间短特别是专科生只有两年，入校成绩良莠不齐，对思政理论课缺乏兴趣，学习态度不端正，枯燥乏味，上课“睡一片”。针对这种状况，必要的系统理论学习是理所应当的，同时思政教师要从纷杂的文字中梳理主线，高度概括，用大众化的语言传授知识。
在“基础”课和“概论”课中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重点是践行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基础”课和“概论”课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内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资源的合理有序利用，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
在教学中要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任务和目标，每个人都有建设的义务和责任，不可推诿和观望。同时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大学期间要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寝室做起，创建和谐校园；毕业后要在此基础上结合职业和岗位特点为实现碧水蓝天的“美丽中国”不懈奋斗。
2 怎样教
“怎样教”内在的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教学的载体是什么；二是教学方法的选用。
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具有内在的联系，构成统一的整体。“基础”课和“概论”课的教学内容或多或少的都与生态文明建设有联系。
具体来看，“基础”课生态文明教育的载体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创造有价值的人生；科学对待人生环境；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恪守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弘扬法治精神；自觉遵守法律等。主要是从人生哲理、道德规范以及法律规范三个方面进行教育。确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想信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一部分，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约束个人的行为，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这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
“概论”课生态文明教育的载体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等。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提供条件和精神支持。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我们也要认识到目前中国的经济是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GDP上去了，生态破坏了。更多的是发展的后劲被堵塞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生态文明也是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实现生态文明需要各领域的共同努力，最主要的是社会制度的改革创新。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同样草，同样料，喂法不对不长膘。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选用。归纳起来有模块教学法、对比法、图表法、多媒体课件演示、课堂讨论、班级辩论等。首先是要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活力。其实是要针对不同的教学任务，认真组织教学内容，选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加大课外实践环节在整个教学中的比重，认真编排和组织内容丰富的课外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达到知行统一。
在“基础”课和“概论”课中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在教学中要处理好主次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用发展、联系、辩证的眼光认识当前中国存在的生态问题。引导并启发学生认识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只是世界体系的一环，生态破坏的确影响到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要乐观的看到正严峻的形势下，我们会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责任。现阶段，大学生要通过学习，深刻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拥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下，为建设美丽中国奉献青春和汗水。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在可持续 发展 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形成以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美学观为基本的出发点的城市发展，规划和设计理念。通过回顾和认识所在城市中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分析
一、环境的含义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 自然 资源的供应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其中，“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就是环境的 科学 而又概括的定义。它有两层含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所说的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同时，环境又不是泛指人类周围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事物整体。比如，银河系，我们并不把它包括在环境这个概念中。所以，环境保护所指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是作用于人类并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界事物。
（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个概念也在发展.如现阶段没有把月球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月球将有可能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产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或污染因素)进入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问题，多指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于是人们呼吁“只有一个地球”，“文明人一旦毁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将被迫迁移或衰亡”，强烈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 经济 ，社会发展的伴生产物。具体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
2．伴随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
3．人类在开发建设活动中造成的生态破坏的不良变化；
4．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军事活动， 旅游 活动等，造成的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破坏，珍稀物种的灭绝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三、环境治理和保护
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郑州市这几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对于母亲河的治理就已经略见成效。2007年5月，总书记亲临黄河视察工作，黄河市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们一定要把她治理好，一定要把环境治理好。
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为的破坏，黄河两岸的环境一度非常恶化，绿城经常在开春的时节会经受一次又一次沙尘暴的洗礼，而我们的母亲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现了断流的现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人们日益追求生活环境优化的今天，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我国也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设计领域的一种战术回应，城市环境艺术设计也因此从观念转变到理论建构乃至设计，创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将得到重大的发展。此间，“生态经济”，“生态产业”，“生态美学”及“生态建筑”等新概念应运而生，冠以“生态”的各种词汇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文本中，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实现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态设计绝非易事。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
城市生态环境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卫，人群特色及景观风貌等研究内容。
1．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平衡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及特色风貌等指标，在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其中包括价值观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层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间系统中的流动，集散和停留时间等 规律 ；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3．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进行调整，空间规划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形成“点，带，场”相结合的空间系统。这些空间包括有：城市广场，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滨水地带，公共绿地，居住小区绿地，大型建筑庭院及市郊农产品绿地等。
4．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会，展示，分隔， 交通 ……)，人流及文化 艺术 表达等各项功能。规划同时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的认定。
5．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的控制下，充分考虑环境主要空间的艺术风格和文化主题等方面的规划。
6．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郁闭度及叶面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值等特征加以规定。
7．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对城市“绿色空间”的人口容量进行测算，制定生态环境目标(空气，湿度，土壤，灰尘，噪音及风等)和环境保护治理的措施。
8．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城区与郊区绿地系统的协调关系，区域空间调节关系，休闲人口流动的关系等等。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现今已经即将完工，首先从设计和规划上来说就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对整个新区的建设做了一个全面而又详尽的规划和设计，无论是从制定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和预测、城市生态环境空间序列规划、城市空间环境功能规划、城市特色风貌的规划、绿化规划对空间进行全面的指标控制、局部空间环境规划、城市生态环境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的关系等等这些入手，都是将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和环境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很好的解决了当地环境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在某些问题上的矛盾。
很好的解决环境问题和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美化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参考 文献
[1]吴良镛，面向21世纪的建筑学[z]，国际建筑师协会“北京”(讲稿)，北京，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