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2 21:22:59
关键词：社会，国家，回归，国家主义，法
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学和法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都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与国家逐步分离，一个制约国家公权力的“私域”逐渐形成，这已成为伴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事实，这一事实成为中国法治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和西方法律思想都有精深研究的吕世伦教授，对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注。社会与国家这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自然也不会脱出他的理论视野。吕世伦教授认为，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此问题上的论述为指导，将此问题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的脉动之中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体框架之内并关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明起源形态与多样化的文明发展路径，但文明的发展是主流蛹动与多样化进程的统一。中西方经历了社会与国家间不同的合一与分离的往返运动，但人类的最终归宿是国家溶于社会，大同世界的到来。只有在此基础上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今天国家从一定的领域退出，社会与国家的逐步分离，正是国家溶于社会这一伟大进程的组成部分。
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与未来趋向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恒久不衰的理论课题。从近代对二者关系的系统研讨开始，在西方形成了两种大的理论流向，一是“社会高于、先于国家”的洛克－康德式的自由主义理论，一是“国家高于、先于社会”的霍布斯－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理论。在我国近年兴起的理论研讨中，也有两种理论影响较大。那就是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和90年代初的市民社会理论。前者主张以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作为社会整合和保证秩序的工具，自上而下推动现代化。[1]后者则认为在中国应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2]吕世伦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独到之处，但二者的共同缺陷是没有明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原理是什么。而离开这一基本原理，就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规律与未来发展趋向。吕教授认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颠倒的思辨法哲学体系的批判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与国家及其关系的法哲学分析范式，是我们科学把握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必须立基于马克思关于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和“蛹化”的历史过程的科学分析，才能正确把握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关系及其未来命运。
吕世伦教授认为，必须按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科学把握社会与国家分离与合一的往返运动过程。社会与国家“蛹化”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国家从氏族中产生。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利用国家权力维护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特殊权力，但它却以普遍形式出现，表现出“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即国家异化为一种虚幻的普通利益与社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官吏攫取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已有同时又披上合法外衣，导致国家对社会的吞噬。2，在古代奴隶制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像亚洲专制制度那样，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换句话说，政治国家同物质国家（社会）一样都是奴隶。”[3]第二种情况是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由于直接民主制的实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有高度的同一性，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政治国家就是市民社会。3，在西欧封建社会，由于一个遍及社会的封君－封臣、领主—附庸的政治附庸网的形成，国家沦为大大小小封建领主构成的贵族阶级的特权工具。社会与国家的对立或国家统治社会已达于顶峰。4，从11世纪开始，在西方兴起了城市市民社会，到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的市民社会渐趋成熟。随着商业、财产、劳动方式及同业公会等市民社会构成要素日益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市民社会开始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然而也必须看到，现代国家在政治上和法上又宣布为人民“普遍理性”的代表者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代表者，从而又出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再统一”。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统一仅仅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所以它必然是一种“虚假的再统一”，或者是一种“不能统一的东西的统一”[4]5，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与国家的形式的虚假的统一掩盖了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分离，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恰恰就在于要把这种关系引向真正的实质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不过是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5]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的赘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国家必将重新溶入社会之中而自行走向消亡。而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政治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是“半国家”或“消亡之中的国家”[6].即不应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脱离社会的机关，而应是国家对社会的异化转为同化，国家把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开始逐渐溶于社会。到了人类彻底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溶于社会之中而走向消亡。
吕世伦教授认为，在当代中国研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必须以上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只有以此为指导，才能科学分析二者的现实关系及未来发展路向。
二、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公式被我国学者广泛讨论与运用。有人认为我国如今经济体制的转型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有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个人所有权和契约制为两大支柱的“市民社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都是一个“契约社会”。中国真的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吗？吕世伦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原理出发，通过对当代世界的透彻分析与我国现实情况的深刻把握，对这几种观点进行了辩析。
（一）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吗？
吕世伦教授认为，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不能用梅因的“从身份到契约”这一公式来概括。梅因的论断指的是由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身自由关系，因此这一关系的适用范围是十分特定的：既不能向上延伸到原始社会，也不能向下延伸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地实行资本的“国有化”和经济的“计划化”，政府和私人经济同时发生作用而构成的“混合经济”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由此可知，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的个人所有权和契约权，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侵犯”，这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使然。针对中国的情况，吕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有颇多外形上的相似，但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首先，梅因所讲的“身份”是在前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剥削关系，这与我国计划经济下建立在同志式平等和互助合作关系上的、经济性的或管理性的隶属关系没有可比性。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有更高程度的宏观控制。因此以“契约经济”概括中国经济是并不适宜的。
（二）当代中国存在一个“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吗？
吕世伦教授认为，市民社会有广狭两种含义。在广义上，市民社会就是指从物质关系方面加以强调的、一般的社会。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交往关系），是广义上的市民社会诸形态之一，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态。而狭义上的或发生论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仅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从中世纪的贸易城市兴起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确定下来，其典型形态是19世纪欧美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也就是梅因所概括的，由身份社会转化而来的“契约社会”。其特征可概括为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由此来观照当代中国，吕教授认为，它与19世纪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社会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其次，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说是个有契约的社会，而且这种契约关系还将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从而市民社会也将有相当规模的扩大。但不能说它是“契约社会”，因为中国在经济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并且契约关系的主、客体和内容都被限定于社会主义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返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最后要溶化在社会之中的“半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官吏是人民的公仆，它不需要用“契约国家”或“契约政治”之类的概念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在思想文化上，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相互转让的“契约”。
最后，吕教授得出结论说，市民社会和“契约社会”专指19世纪以欧美为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今天，“从身份到契约”对垄断资本主义已失去其适用性，遑论对社会主义社会了。西方法学家认为契约关系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适用于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样便不可避免地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说当今中国以完全的市民社会或“契约社会”作为根本方向或最终目标，违背了历史规律，是历史的倒退。
三、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成因、影响与衰微
（一）国家主义的概念与特征
吕世伦教授认为，中国法律传统中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倾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吕教授认为，是指以国家权力为核心，以“权力至上”为价值基础的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体系。其内涵为：1、强调国家权力支配一切；2、偏重于社会整合手段的实质正义；3、提倡以命令性规范为主来构筑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国家主义也弥漫于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个领域，其内在精神集中体现为重国家、轻社会，重权力、轻权利，重人治、轻法治，重集权、轻分权，重集体、轻个体，重实体、轻程序。
吕教授认为，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是一元化的，在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和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在整个封建社会，皇权无可置疑，君主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没有给宗教的强力发展留下余地，遑论以宗教的力量来制约强大的皇权。而在西方，国家权力是在同外在的对立力量之间形成的二元化的道路上行进的，它要受到自然法观念、多层次封建领主之间的契约关系、基督教以及代议制的制约。近代西方国家主义从马基雅弗利和布丹开始，经过霍布斯、格老秀斯、黑格尔、尼采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但国家主义在西方的每一次发展，都受到了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内不同思想和学派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抨击，所以它在西方的发展总是表现出阶段性和受制约性，最终使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主流。由此可见，国家主义在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传统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主义的形成原因
吕世伦教授认为，作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最经久不衰的传统之一的国家主义，其集中表现就是“王（皇）权至上”论。它在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从未间断的、一元化的发展道路。国家主义的形成，不能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吕教授从经济的、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法律文化中国家主义的成因。
吕教授认为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形成在经济上的原因表现在作为国家形成前提和基础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代希腊国家在野蛮时代中期已广泛使用铁器，而中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仍然是青铜时代，铁器的使用刚刚开始萌芽。因而人与人的依赖关系更加普遍，个性自由更为微少，对集权政治的需要更强。
其次，吕教授分析了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国家主义的内在关系。他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萌发与中华文明所处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中华文明展开于绵细肥沃的黄土高原上的黄河流域，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文明发源之初，就有了鲜明的农业文明的色彩。而黄河的淤塞与泛滥，客观上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能调动全国的资源，指挥人众兴修水利，使社会发展获得必要的安全。从天候来看，我国处于温带季风气候，不规律的降水经常造成水、旱灾害的发生，而为了应付周期发生的灾荒，需要一个能调动全国资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存在。另外，由于降水的南北不均造成了中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野。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形成了长期的威胁，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战国时就有了将北方各国所筑的原始形态的城墙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城塞的必要，这项工程由秦始皇统一以后以暴力方式完成。吕教授认为，这种国防上的需要，也成为促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
吕世伦教授认为，由于以上原因，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才能以统一和集权为主题写成。但中国在辽阔疆域内迅速实现统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政治上的早熟。而在技术落后、制度创设不能完全展开的条件下，要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行使一个大国繁重的职能，建立一个以权威为主导和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就成为当然的选择。秦国接受了法家学说，而由秦始皇兵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形态，并为管理一个统一国家进行了制度上的尝试。而由西周至秦汉所进行的制度尝试和治国经验被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因袭。此后虽有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震荡，但国家主义的传统却经久不衰，并且在制度上日渐成熟，至隋唐达其顶峰，并延至明清。
在分析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国家主义的成因以后，吕世伦教授转而分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嬗变过程。他认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形态－夏朝的开国君主启的父亲禹就是一位带领群众治理水患的英雄，因此公共需要促使国家早熟和民众服从权威的基因早在中华文明肇始之初即已埋下。商的统治者将祖先崇拜与上天崇拜结合而发展出最初的神权政治学说，为强化皇权和国家权威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再次，是宗法制度的作用。西周的宗法制度所创立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强化了国家权威，把人基于先天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扩大为人对于国家的全面的义务关系，强化了每个人的身份角色和义务内容。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识，此不赘述。而礼治的出现和完善，更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根据社会为自己规定好的身份来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尽自己的社会义务。最后，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派都力图获得当权者的认可和支持，而中央集权的需要决定了各家学说的兴衰起落。经过长期的互动与整合，中国的国家主义终于找到了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以儒家为主，儒、法、道三家并立，三家虽立论不同，但相互为用，共同为中央集权和义务本位的社会结构服务。
（三）国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留存及其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性质最惨烈最根本性的一次变革，六法全书的废除标志着新政权与旧的法律传统决裂的决心。但国家主义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直到今天仍弥漫于法律理念与法律制度之中，原因何在？吕教授认为，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解释，一是中国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基本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二是苏联的影响，三是战争经验的影响，四是中国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任务所需。由于以上四个原因的存在，国家主义传统在中国并未中断而是延续了下来。而理解了国家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留存，便可以理解中国的诸如计划经济问题、民主太少、缺乏法治的问题以及为何中国屡犯“左”的错误等问题。所以虽然自19世纪末启动的法制现代化始，国家主义日渐衰微，但并未根除，而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广泛渗透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对当今的法理念与法制度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吕先生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国家主义对中国制度性法文化的影响：（1）强调诉讼中国家本位原则，忽略或轻视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2）将国家权力的公正性视为预先设定的毋庸置疑的原则，并将之贯穿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之中；（3）通过频繁的立法来扩充国家权力管辖的范围；（4）频繁的立法活动所促成的法律自身的粗疏，引起司法环节中权力操作体系的失衡，从而为司法权侵蚀立法权留下了空隙；（5）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经常的表现就是行政权的无序性和任意性；（6）国家主义的权力本位原则是对市场经济体系中建立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极大阻碍。
2、国家主义对我国理念性法文化的影响：（1）对人权理论的影响。我国的人权理论中夹杂着许多国家主义的思想，其代表性的思想有“高于人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等。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在于把全人类的人权普遍性同国家（）对人权的管辖混为一谈。从长远来看，国家是最终要被消灭的东西，也是人权实现的障碍，无论对人权多么重要，也不能把人权看作是派生的，完全看作从属于国家的。（2）对法的性质和功能的影响。由于国家主义的影响，把法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刀把子”，忽视甚至否定法的独立价值。（3）对法的体系及内在结构的影响。受国家主义影响，使法的体系和结构出现了公法高于私法、实体优于程序的倾向。而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民事给刑事让路”的做法，使公民及其他社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3、国家主义对大众性法文化的影响。（1）公法优于私法的法律传统强化了人们“法即刑”的观念，而对刑本身的畏惧又迫使人们不得不远离诉讼而去追求诉讼外的和解；（2）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它在判断公与私、官与民、权与法等各种范畴时，总是以权力为轴心的。
（四）批判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在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立法、执法、司法及人们的法观念中，成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强大阻力。吕世伦教授强调了批判国家主义的重要性。他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德国的“国家迷信”进行斗争时，多次强调要反对国家主义。如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但是，“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7]吕教授认为，马克思经典作家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是我们现今处理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当然吕教授在反对国家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反对国家权力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性。他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们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也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又承认二者均含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里，采取的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法治模式，保持国家一定的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他着重强调，虽然权力非常必要的，但对当代中国来说，摈弃国家主义仍是当务之急。因为要理解在中国反对国家主义的必要性，就不能脱离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经济土壤、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在中国，过于强大的国家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形这下，法治意识和个人权利观念过于微弱。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必要而合理的国家权力，这种国家权力要能够日益地融合于社会之中，并足以维系社会自身健康地发展，而不是保留传统的国家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
最后，吕世伦教授得出结论说，我们既要警惕那种19世纪的、边沁式的过分排斥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但也要防止和克服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而合理地分配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范围，将成为建设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关键。
四、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国家关系格局抑制腐败，建立“廉价政府”
腐败已构成我国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关系到民心的向背与政权的稳定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为解决腐败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吕世伦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原理出发，独创性地提出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走“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道路。
吕教授指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了的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指出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得不“暂时地”加以利用的“祸害”。“不得不”利用，指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性：“祸害”是指它本身包含着腐败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局限性。吕教授指出，从发生论上说，国家是源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国家是社会的异化，公民是市民的异化。对人民群众而言，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一切政治腐败的渊薮，而廉政只在极有限、极相对的范围内才存在。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已就了“半国家”或“正在消亡中的国家”。这时国家对社会的异化变为同化，国家开始逐渐地溶于社会之中，国家变得越来越小，社会则变得越来越大，国家开始把它所吞噬的社会力量重新归还社会，国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也就是为组织在社会中的全体人民服务。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十分精简，效能大大提高，已不再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吕先生指出，“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唯有走这条路，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国家的寄生性，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实现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时提出的“廉价政府”。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使命在于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也就是为组织在政权之中的全体人民服务。而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却相当严重。吕教授认为，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传统国家的影响；二是权力本身的特性，一切权力都蕴含着追求更大的权力和滥用权力的属性和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未能消除这种特性，在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也不会避免腐败现象的滋长。因此社会主义也面临着国家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危险趋向。所以，吕教授认为，摆正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雷厉风行地向种种腐败现象作斗争，才能实现廉政。
吕教授认为，所谓“小政府”是指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为目标，转变政府职能，根据现代社会政府“小”职能进行国家机构的精简，形成“小”机构。与此同时，扩大社会权力，推动广泛的社会自治，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以形成“大社会”。吕教授认为，“大社会”可以从诸多方面实现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控制：首先，“小政府，大社会”限制了国家权力的运用范围，从而也就将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其次，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下，社会各种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独立、发展和壮大，可以对权力腐败现象形成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第三，“大社会”可以通过各种社会传媒和公民权利的行使对权力滥用进行广泛的舆论监督；第四，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利益格局下，各个阶层、地方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关中表达自己的意志，形成各种社会利益在法律上的平衡，实现对权力腐败的制约。吕教授认为，“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必由之路。而为了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廉价政府”的目标，从根本上保证反腐倡廉的社会法制机理，在处理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时，必须坚持：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实行社会本位；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实行权利本位；树立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建构保障和促进为社会服务的法律机制；确立国家对社会的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观念，依法保障和控制国家宏观干预的能力。
最后，吕教授得出结论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理，走“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既要确认适度的国家权力干预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又要有效防范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才能真正抑制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实现“廉价政府”。
五、法：国家回归社会的桥梁
国家溶于社会是人类的最终理想。而在具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国家通过什么渠道与形式回归社会？吕世伦教授指出，法是国家回归社会的桥梁，法必须也能够成为制约国家、特别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唯一力量。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使国家权力逐渐向社会回归，最终实现国家溶于社会的伟大目标。
吕教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国家并没有走上如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那样的消亡过程，相反，却走上了强化国家政权和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道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十四大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权于社会，为国家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二十多年的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国家放权的过程，改革的成果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用以指导下一步改革。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每一次变化都导致法的变化，而法在型塑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又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的每一阶段，无论是社会权力的张扬，还是国家权力的抑制，法都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法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使国家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并实现经济利益多元化，形成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2，法划定权力的界限，制止国家权力的滥用；3，法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保证公务行为的廉洁性；4，依照法来规范党政关系，依法制约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行为，实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5，法保障实行广泛的社会自治，扩大社会权力，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格局，实现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吕先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人民本身就是这种普遍事务；在这里，我们谈的是这样的意志，这种意志只有在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民意志中，才能作为类意志而获得现实的定在。”[8]这种意志赖以存在的基本形式，就是作为“市民社会在国家的全权代表”的机构所拥有的立法权制定出来的法。既然立法权是国家整体性的权力，那么立法权产生的法也必然是全体人民意志（社会意志）的体现、表达和运用。因此，法必须而且能够成为支配国家、特别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唯一力量。确实，代表机构的意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全体人民的意志甚至有时会抵触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且法常常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协调”或“契约”。但是，除了法之外，在解决国家回归社会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物。
吕教授认为，法在促进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实现法促进国家回归社会，必须正确理解国家和法的关系，抛弃那种贬低甚至否定法的价值和独立地位，将法视为“帝王之具”或单纯的手段即“刀把子”的观点。他认为，在国家和法的起源上来看，二者的产生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国家的出现意味着法的产生，在此过程中无先后之分。从二者的职能来看，作为上层建筑，二者存在着既联系又并立的关系，也不发生谁服从谁的问题。而随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国家将它从社会获取的权力归还社会，最终溶于社会之中。随着国家的消亡，法也同时消亡，被新的大同世界的共同社会规范所代替。吕教授认为，实现法促进国家回归社会，需要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坚持社会本位，抛弃国家本位。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我们采取的是国家推进型的法治模式，国家权力在这一进程中将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也是用法律手段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国家主义。他认为，在当前，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实际出发，逐步培育社会的独立性，尽量扩大社会自治范围，相应缩小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并最终实现国家向社会的回归。
最后，吕教授满怀信心地指出，法通过对权力的制约，实现“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9]使国家真正成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并“表现出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0]社会变成“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国家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重新溶入社会，也就是国家的消亡，人类的彻底解放。
参考文献：
[1]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25。
[3][4][8][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285.361.325.2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41、28。
[6]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M].185。
内容提要: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惯用范式，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1]。“送法下乡”范式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
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范式，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2]。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因此，“迎法下乡”与“送法下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从立论的基础上挑战了“送法下乡”范式。那么,“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是否是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置换？换言之，“迎法下乡”是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新范式？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当下乡土社会法律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方能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判断。
一、法律的魅化：乡土社会的司法建设
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依靠长老政治和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的内生性权威可以有效地整合生活秩序。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导致了村庄历史断裂，长老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动摇[3]。建国后，农村实行了这种类单位制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乡村社会，保障了乡村的秩序。但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逐渐解体。为弥补管理体制解体之后乡村社会控制的不足和公共权威的真空，村民自治登上了乡土社会的政治舞台，成为农村社区的基本制度和治理模式，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在乡土社会逐渐收缩和退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建立和贯彻国家的秩序？而此时实施的基层司法建设便承担了重建国家对个人的权力关系这一功能，成为在乡村社会贯彻国家秩序的一条可行路径，即所谓的“身体治理日益退场”、“技术性治理能力逐渐加强”[4]。正如苏力所言，“‘送法上门’是国家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5]。
但是，对于习惯按照地方性知识来调解纠纷、由村庄内生性权威整合地方秩序的乡土社会而言，基层司法建设并不是件易事，甚至是困难重重。“即使是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6]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没有多少法律需求。乡土社会自身有一套处理矛盾和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农民遇到纠纷时通常诉诸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习惯于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寻求“中人”调解。此外，纠纷的解决通常并不是以消灭对方、获得某一具体的权利为目的，而是要追求当事人所认为的“理”、正义和面子，即所谓的“讨个说法”。此外，纠纷调解的结果通常是和稀泥，息事宁人，没有绝对的胜者和赢家。由此可见，在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中，纠纷的解决是要恢复双方之间被破坏的关系，而不会轻易地诉诸法律，即熟人社群中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瞄向未来”的，将来的彼此关系比眼前的是非重要[7]。另一方面，对法律规矩知之甚少的农民来说，法律与其日常生活是相对隔离的。法律有着一套系统的程序、规则和逻辑，而这些都是农民所不熟悉的。农民赖以生存的规矩、惯例、风俗和经验与法律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因此，农民即使不排斥法律，也难以主动诉诸法律。
由此，在“法律的不毛之地”开展司法建设的难度可见一斑。在此境况下，“法律下乡”、“送法上门”便成了法律进入乡土社会的必要途径，“炕上开庭”也成了法律适应乡土社会的范例。但是按照“送法下乡”的逻辑，法律要想在乡土社会扎根并发挥实效，就必须改变农民的一些固有惯习，塑造农民的法律需求，建立农民对法律的高期望，甚至重构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场域，而普及法律知识以及魅化法律便是达到此类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
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国家除了颁布大量新的法律规范[8]，从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层面推进基层司法建设之外（如基层司法所体制建设、基层司法助理员的业务培训等），通过普法活动、口号宣传以及媒体对成功案件的报道来魅化法律[9]，以确保法律在乡土社会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树立法律的威信，型塑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985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拉开了普法活动的序幕。普法活动的宗旨在决议的一开始就已明确指出：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将法律交给广大人民掌握，使广大人民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保障公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10]
决议中的“知法、守法”以及“运用法律武器”等是普法运动和媒体报道中最为常见的话语。在普法的话语体系中，法律不仅是需要被服从和敬畏的条文，而且也是普通人可以使用的神圣“武器”。这一武器具有客观公正性，能够伸张正义，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它是可信任的。由此可见，普法运动不仅是推广法律知识，扫除“法盲”，而且是推广法制精神，型塑农民对法律的需求，提高农民对法律系统的期望，激发农民的法律参与。
二、法律的祛魅：农民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参与
基层司法建设的直接效用是诉讼率的上升[11]以及司法在乡土社会秩序维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的推进，法律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比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更为重要，人们也更为普遍地使用法律话语和权利宣称来使自身的诉求合法化。正如苏力所言，“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就如同先前中国人对‘革命’，如今对‘改革’的信仰一样”[12]。对此，学界用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正在增长来概括这一变化[13]，甚至将这一变化标榜为“法律制度的无声革命”[1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迎法下乡”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者已具有现实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导致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式微和瓦解这一现象暂且撇开不谈（后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迎法下乡”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是农民相信法律权威，对法律有着较高的信任度。试想一个不相信法律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农民怎么会花费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去诉诸法律？如果个体对法律的公正性存在质疑，那么其诉诸司法救济的可能性通常相对较小，除非诉诸法律的行动本身是想利用司法体制的这种弊端，通过个人社会资本和权势去影响法律，将“法律”为自己所用。换言之，在乡土社会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15]的影响下，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诉讼，而一旦选择诉讼，甚至不遗余力地去诉求，这至少暗含了诉讼者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因此，“迎法下乡”这一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果人们的“迎法”行动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公正地解决纠纷，提供正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迎法”是有发展潜力的，具有范式优势；但是，如果人们的“迎法”行为是基于私人关系网络之上，将法律当作一种权势以及压制他人的工具，那么这种“迎法”也只是少数拥有特殊关系网络、在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16]中处于优势位置的人所借助的工具而已，其普遍性和潜力就需要被质疑。
那么农民的法律实践是否建立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呢？本文认为农民的法律实践同样经历了盖勒格尔（MaryE.Gallagher）所说的“知情祛魅”（InformedDisenchantment）过程。所谓“知情祛魅”是指法律参与者在法律知识的获得、对法院和律师惯用策略的理解以及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得到提高的同时（即所谓的“知情”），对法律的不公正性以及法律制度弊端的失望和沮丧在增加（即所谓的“祛魅”）[17]。盖勒格尔基于对一家大型法律援助中心的实地考察，发现法律求助者的法律意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在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即“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使用法律”（HowwellcanIworkthelaw?）和“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Howwelldoesthelawwork?)。尽管法律意识的这两个维度是相关的、互构的，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时变化，且变化方向也不一定相同。在调查中，盖勒格尔注意到“法律求助者在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获得提升时，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效率的负面评价却在增加。许多法律援助求助者对法律感到失望，认为法律并没有按照他们所预想和期望的方式来运作。”[18]
鉴于此，盖勒格尔指出，人们的法律实践行为与法律态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那种将诉讼率作为法律意识的测量指标是有问题的[19]，诉讼行为只表明人们做了什么，而并不一定体现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参与其中的法律制度[20]。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正如诉讼率一样，“迎法下乡”的法律实践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就一定在增强，更不能以此来证明法律威信的提高。因为，在基层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状况下，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就是一个逐渐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即法律的祛魅化。祛魅后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体现正义的神圣武器，而是“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常常服务于金钱和权势……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21]农民的法律意识俨然呈现出多样性、矛盾性的特征[22]。
因此，“知情祛魅”逻辑下的“迎法下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本身的信任，并且司法救济的诉诸者通常也不是以追求司法正义为目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进入司法场域，将法律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自己与对方谈判博弈的工具和砝码，即“对国家法律的援引也主要靠各种‘关系’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私力’的表达……使国家权威在村庄场域中被异化成为纠纷双方‘力’的对比。”[23]在一个缺少对现代性法律充分信仰的乡土社会,现代性的诉讼被乡土社会重新分割改造了,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侵蚀、蜕变和整合[24]。所以，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使“迎法下乡”的普遍性和潜力本身成了一个问题。
三、理性选择：结构混乱下的乡村秩序
董磊明等人认为，乡土社会逐渐陌生化、异质化和理性化导致了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和解组，即所谓的“结构混乱”[25]。在此状况下，乡土社会本身已产生了“迎法下乡”的现实需求。我们并不要否认这种需求的存在，而是认为农民法律实践的祛魅逻辑限制了这种法律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当然，这只是从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来说的。那么，从产生这种法律需求的外在环境来看，“迎法下乡”是否具有范式优势和说服力?
当下，多元权威[26]并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法理权威正逐渐取代传统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s），但它在乡土社会尚未成为主导性的绝对权威。“虽然我们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已经是西方化的了，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种法律，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法律规避和违法现象”[27]。苏力所指出的这种法律规避现象现今依然存在，只是他所说的法律规避多是由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控作用等因素导致的，而当下的法律规避是因为知情祛魅降低了对司法救济和法律权威的信任度，对法律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对法律进行理性规避的可能性加大。苏力指出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愚昧不懂法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规避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来说更大更确定的利益[28]，甚至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29]。因此，法律规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和理性选择[30]。
农民知情祛魅化的法律实践使其对司法救济有一个相对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从主体角度抑制对法律的需求，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法制资源的匮乏等因素导致的制度甚至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本身，都会从外在抑制农民对法律的需求[31]。正如梁治平所指出的那样，“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和担任基层政权司法行政工作指导民间调节活动的司法助理员，本身就难以胜任被指派给他们的繁重工作……相对于乡村法律事物的繁复和庞杂，这些基层司法机构无论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还是在财政力量方面都明显地不足。这种正式司法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32]。“民众之所以倾向于同时也在法律之外寻求公道，也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今天，这种缺陷包括：可以利用的法律设施不足，司法腐败常常妨碍实现公正”[33]。因此，如果不从根源上健全基层司法制度、完善法律服务，乡土社会的法律需求难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和持久性的增长，“迎法下乡”也就仍然任重道远。
在结构混乱、多种权威共存于乡土社会的状况下，农民在处理纠纷时更可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资源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私力救济。我们也曾经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发生纠纷的现状与类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纠纷一般存在三种解决途径，即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并认为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既有行为习惯的影响，也有理性的权衡[34]。
当然，诸如私力救济这类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的优点，但也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以及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的不足[35]。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是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以及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的社会基础[36]。虽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逐渐式微，但是正如范愉所指出的，正式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社会需要建立一种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7]。
四、小结
在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在社会秩序维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弥补村庄内生性权威社会控制不足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是一个法律祛魅化的过程，即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在法律实践的知情祛魅逻辑下，农民的“迎法”行为多半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任，这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此外，基层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诸多缺陷和弊端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因此，农民的“迎法”行为难以具有扩展性和持续性。在乡土社会结构混乱和权威多元的场域下，农民不仅对法律有着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而且根据自身的经验、资源和逻辑对纠纷解决途径进行着理性选择。因此，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从基层法制建设魅化法律的“送法下乡”到法律祛魅化后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非简单的“送法”、“迎法”转换。
注释:
[1]王铭铭，《“送法下乡”解》，《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2]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7页。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
[4]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5页。
[5]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45页。
[6]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55页。
[7]刘星，《法律的隐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8]截至2004年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323件，国务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上万件地方性法规。数据引自汤鸣、李浩，《民事诉讼率：主要影响因素之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3期。
[9]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0]《中国普法：将法律交给亿万人民群众》，转
[11]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民事诉讼率只有31.46件/10万人，而到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03.23，前后21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1.82倍。参见冉井富，《当代中国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1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如文泽纯，《农民呼唤法律——关于湖南省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中国司法》，2001年第11期；Pan,Philip“InChina，TurningtheLawIntothePeople’sProtector”,TheWashingtonPost,28Dec.2002,p.A01.
[14]Tse，KarenI，“TheLegalSystem’sQuietRevolution”,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1,Feb.2005,MaryE.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5]斯科特（James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经济实践、风险分配和社会交易进行考察，指出其中包含了一种“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和生存伦理。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同样，笔者认为农民是否诉诸司法救济也受到一种类似“生存伦理”、“安全第一”的原则影响，诉讼不能影响正常的过日子,第19页。
[16]布莱克对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与法律量的相对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7]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类似的研究有Sarat和Felstiner对离婚程序中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经常降低被人对法律制度的可预测性和合理性的期望值以及对“法律公正”的有限性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参见Sarat,Austin&WilliamL.F.Felstiner,“LawandStrategyintheDivorceLawyer''''sOffice,”Law&SocietyReview,1986，(20)：93-134.
[18]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40):783.
[19]法律意识在上述两个独立维度上发生变化较好地解释了高诉讼率与对法律权威的低信任度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盖勒格尔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在纠纷平息之后，求助者对法律制度的态度和评价多半是负面的和批评的，但在实际的和可预测的未来行动中，绝大部分的求助者许诺他们会为一个类似的问题再次诉讼。参见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0]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1]冯象，《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22]尤伊克和西尔贝通过考察美国普通公民是如何理解法律和使用法律的，提出了法律意识的三种理想类型，即敬畏法律(standbeforethelaw)、利用法律(playwiththelaw)和对抗法律(actagainstthelaw)。参见[美]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9至295页。
[23]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2页。
[24]蔡杰、刘磊，《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5]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8页。
[26][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29]同上，第47页。
[30]同上，第32-33页。
[31]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32]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33]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于《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梁治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34]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5]洪浩，《非讼方式：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法学》，2006年第11期。
论文关键词 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法制体系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如钱穆先生所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当下法治已成为社会运行的实际状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是当前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法治文化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支撑，代表着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发展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是影响法治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特征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它的表层含义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深层含义则是一种体现治国理念和规范人们言行的文化精神。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
法治文化是有关法律的物质成果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包括人们的法律心理、法律理念，体现着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原则和制度，运作实践和生活方式，是现代人的一种法律文化共识和价值取向，是将法治的理念和态度转化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秩序状态的进步文化。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其内涵就是将包容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行为习惯等诸多价值要素和蕴涵的精神输入全体公民的头脑，以法律规范作为个人社会行为的圭臬，以法治精神作为个人社会活动的底线原则；就是将各种法治精神具体融入到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具体的法治实践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
（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特征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区别于其他法治文化的最根本特征。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法治文化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构建当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创造者和受益者，法治文化建设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最后，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文化建设就是将依法治国理念与法律运行实践相结合，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世界各国的法治文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法的渊源和结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样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法治文化。首先是人本主义。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即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正是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倡导的。其次注重道德教化。“明德慎罚”、“德主刑辅”，主旨是通过道德教化来预防犯罪。这对于我们探索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地预防和矫治犯罪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是贤人政治。“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国的法治道路属于政府推进型，决定了领导层必须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宝贵的治国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开放性。开放性就是发展性，我们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是封闭的，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这种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植根于既有法治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还体现在对西方法治理论和思想的移植和借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法律文化呈现融合趋势，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我们法治文化建设中的西方元素、国际元素也在增多，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因之具有了更为明显的思想开放性。
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的制约因素
（一）传统文化的禁锢阻碍了法律作用的发挥
首先是“人治”观念的束缚。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究其实质是“人治”文化，权大于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观念，特权等级观念，重调解轻诉讼的观念，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传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国民心中，现代法治文化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所坚持的无论尊卑贵贱，均一视同仁的法律标准被摈弃，阻碍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其次是“关系社会”的制约。办事讲关系、靠关系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传统在法律领域也未能避免，因为法律是人制定出来的，又由人来执行，所以实践中很难摆脱人的影响。“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人情”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源被运用得游刃有余，具体的法律事件只要经过运作即能达到预期效果，结果致使法律至上，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无从树立。
（二）普法教育实效甚微，法治观念未深入人心
1986年以来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普法规划，从最初的具有启蒙式的扫盲运动开始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说每一次普法目标的提出都是普法工作理念上的一次飞跃。但是由于在普法教育中，主要侧重于义务方面的宣传，侧重于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律条文的灌输，忽视了公民法律意识、法律素质的养成，致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没有确立，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宽容意识等现代公民意识缺乏，法律执行者和操作者的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没有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文化的氛围，法治观念未深入人心，阻滞了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多个层面，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做到以下三点：
（一）加强法治文化的本土化建设
从人类法治发展的趋势来看，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的法治重心是促使法治成为一种具有充分正当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第二阶段的法治重心在于固化人们对法治的基本认识及一些经验；第三阶段的法治重心在于扎根现实土壤和实践，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一阶段的法治，必定是本土性很强的的法治。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只有是本土的，才能为国民所接受，因为只有这样的法治才能切合本国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尽管存在着法律全球化或全球法律化的时代背景，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仍然必须对于法律移植而来的国外法律文化加以甄别，通过法律的“本土化”过程将其转变为以当代中国社会为具体场景，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标，以我们的基本国情为条件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二）重视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要使作为法治主体的全体公民都遵守和服从法律，就必须解决观念上对法律的认可、认同问题，进而内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首先要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弱是法律信仰能否生成的关键性因素。权利是法律的核心要素之一，没有对权利的要求，也就无法产生对法的渴望与追求，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更是无从谈起，更不会产生自觉守法来保障别人权利的意识。其次，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法治约束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更是约束和限制公共权力的运行。“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要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规范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的维护法律的权威，接受法律监督和制约，依法行政。只有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激发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才能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才会促成现代法治文化的形成。
（三）创新法治文化宣传手段
摘 要 我国社会处在社会转型期，不少文章报道了转型期中焦躁的中国人，这其实就是文化跟不上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而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更是体现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未能完全贴服物质文化的发展。从表层上看这是制度化文化出现了问题，其深层结构却表现出人们法律意识和思想的不健全。所以本文从保障食品安全的角度，阐述了法治文化的内涵、意义和建设途径，提出我国社会转型期中的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法治文化 食品安全
基金项目：该论文是江苏省教育厅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食品卫生安全法》实施现状法律研究——以南京为例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2sjd820026。
作者简介：谢飞，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法学专业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商经济法；叶晓辉，金陵科技学院，法学专业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010-02
一、社会转型期与法治文化建设
（一）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我们的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
社会转型包含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形态变迁，具体来说，可以理解为包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结构的整体过渡状态，其中涉及结构转换、机制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在社会转型期发生的明显变化。社会转型的内涵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转型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我国存在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差距，需要平稳地实现转型，而这种转型会冲击、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社会转型要考虑三大因素，即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就是为社会转型明确了方向。“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要把“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作为进入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手段。现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创造财富，讲求的是效率，但是却不能用发展经济的思路来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因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这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社会团结、全民共识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主题思想，社会团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要实现社会团结就应该做到：第一，社会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是产能过剩，一方面是占相当比例的老百姓根本没有能力消费；一方面要刺激内需，一方面又没钱来消费。改革社会分配制度已经迫在眉睫。从当前来看，增强社会团结的第一要务是要改革社会分配制度。第二，要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就是要政府公信、社会诚信。社会诚信是社会赖以存在的生命。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唯一路径就是依法治国。人人都有对法的敬畏之心，诚信才能可行。第三，要提高公民素质、维护公民权益，公民是社会的主体。当今社会的诸多矛盾，往往体现在公民权益的维护上。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法治文化的建设带来的正面效应。
（二）在社会转型中，一定要重视文化的影响力
以公平、公正、公开来构建我们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公德，来构建政府的公信。这里我们就要说到法治文化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法治文化的内涵。总的来说法治文化是一种理念，是一种法制文明活动，它是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而生活方式，意味着法治精神到社会普遍化地实践和实现。根据我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指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全体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其基本文化精神要素主要包括民主法治意识、自由平等意识、公平正义意识，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行为习惯等。
（三）社会转型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我们应该将法治文化作为法制观念和心理认同的角度来阐述建设法治文化的意义。
1.建设法治文化，可以从个体上提升全民素质。法治文化就是要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提供一种法制观念，为个体树立法律理念，培养法律精神，认同法律权威，就社会规范的法治方向产生全民共识。现代社会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只有每一个个体的素质提高了，才能影响整个社会全民素质的提升。而这种素质提升其实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素养的熏陶，而每个社会人之间的行为除了靠道德规制，只要还是需要法律规制，因为法律规制可以给人们提供明确的行为方式方法的指引，确立守法信念。
2.建设法治文化，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法治氛围。我们说和谐社会，说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其实就是要理顺各种社会制度、社会关系，这些就要靠逐个的社会规则来使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化，那么最严肃最有权威的无疑就是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是规范人们行为方式、模式的最佳途径，而无论从立法、守法、执法的哪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法治精神的贯穿，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才能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成为和谐的现实。所以，法治文化为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蓝图。
二、社会转型期频繁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一）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关系民生的大事儿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现：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三聚氰胺奶粉及牛奶、甲醛奶糖、带花黄瓜、爆炸西瓜、地沟油、染色花椒、墨汁石蜡红薯粉、瘦肉精、假牛肉（用牛肉膏让猪肉变牛肉）等等。今年更爆出明胶虾、烂皮鞋变酸奶、毒胶囊等让人听来近乎离奇的案件。种种这些，让人听闻无不胆战心惊，公众惊呼“活着不易”。
（二）以法治文化为切入点寻究食品安全问题频现的原因
1.综观各种食品安全问题，我们首先从生产、经营者角度来探寻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以上出现的种种食品安全问题都是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为了牟利，或者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昧了良心，对食品本身进行恶性包装。那么为什么市场上会出现这些黑心厂商呢？他们为了自己牟利，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能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这些厂商缺乏食品安全诚信。因为我们缺乏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使得我们的文化发展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相结合进行的文化建设还比较欠缺，在这些食品厂商中没有形成“尊重法律，敬仰法律”的法治文化氛围。
2.从相对人即消费者角度来看，我国的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普遍的维权意识。按说每天我们都要吃各种食物，所以对于食品安全应该是作为头等大事被全社会关注的，但是只是到了近年我国的食品安全才由星星点点的曝光到典型案件频发的各种媒体争相曝光，而消费者作为个体申请食品维权仍不在多数且不积极，更多的消费者选择了，曝光什么我就不吃什么，而
表示积极投诉不良奸商的消费者并不在多数。那么为什么我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强呢？这个恐怕是一个法治文化传承的历史性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根本上对形成中西方的法治文化差异的源头进行对比较阐述。（1）我国自古就形成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极大地抑制了人们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渴望。缺乏西方物物交换的契约精神。（2）而我国古代的法律是以集团为本位的法律制度，没有保护个人的权利体现，其次，在精神上，建立起了以家、宗族为基础，以孝为宗教的礼，在家庭国家结构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本位的思想因而无从产生。所以，树立全民法治维权意识是一个法治文化建设的漫长和持续性的过程。
3.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也有待完善。这是明显的法治文化建设欠缺的体现。具体来说我国食品安全方面在法制上的欠缺主要表现在：（1）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的立法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2）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修订缺乏及时性。目前有关食品安全的立法，除了《食品安全法》是近年颁布实施外，其他大多法律法规的立法时间都比较早了。（3）监管机构的权责不明。在《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采取的仍是多机构分段管理的模式，实际上是具有监管上的极大模糊性的。以今年发生的注胶虾为例，按照就出现了工商部门、农业部门、质监部门在认定规制权利主体时的不确定。（4）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不够全面、严厉。在责任主体方面，我国的立法中更多的是强调食品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对政府责任的规定不够全面。而对于生产经营着的处罚也不能伤筋动骨，使得一些违法企业即便被吊销许可证也能东山再起。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保障食品安全
（一）开展多方式多手段的法治文化建设
总结过往法治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在以后的法治文化建设中可以采取更多更立体的手段。（1）媒体宣传。媒体宣传食品安全应该算是最受国人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形式了，因为这种方式特别贴近民生，浅显易懂，能为大众普遍接受。比如可以出品一些以食品安全为题材的电影宣传片，组织各单位各层次的人群观赏。电视、报纸、广播等等这些传统的手段仍然应当坚持使用。（2）可以在全市开展相关法治文化建设为内容的演讲比赛、文艺汇演、定期的法律知识竞赛、问卷调查、大型的普法咨询活动，向群众派发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并解答疑难问题。比如今年来我们坚持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全方位、立体的法制宣传活动。（3）要把法治文化与视频安全生产企业的诚信文化结合起来，投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法治护民文化中，在民众中普遍树立发权威。（4）定期开展食品安全高峰论坛，邀请来自具有代表性的食品生产企业、具有相关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员、行政机关特别是执法机关相关人员与会，从立法、守法、执法的角度进行定期会面探讨。
（二）针对不同人群开展法治文化建设
1.对于食品安全法治化的探讨，目前基本上还是集中在法律或者其他专业人士和专门机关之中，群众、老百姓参与并不广泛，最多是在每年的3.15投诉中能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群众个体的切身投诉。随着日前不断被关注的典型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一些大中型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虽然他们是法律的责任主体的承担者，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已经被纳入了食品安全诚信法治文化的建设的熏陶之中，但是更多的中小型食品企业，由于处于分散业态，很难在发现某个食品安全隐患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事后的全部的监督和惩罚。所以应该尽可能的结合上述法治文化建设的各种宣传和实施手段，对这些食品加工生产企业进行法制宣传。比如企业登记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分管部门，可以采取地区管辖的方式，定期或者不定期派工作人员或者专业人士下企业，对企业的食品安全把关；主管部门还可以定期召集中小企业主接受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程序的培训，从企业领导到员工到整个企业进行法治文化渗透；也可以积极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先锋积极作用，在企业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活动，书写活动日志，定期向主管部门党组织汇报工作；在企业生产、仓储、销售能核心市场部门悬挂食品安全宣传标语、制作食品安全手册等等。光靠食品企业的自身法治自律，还不能起到很好的规制作用，这个时候就需要相对人即消费者自身的法治文化修为的提高。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多数的消费者会选择消极的逃避危险，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是和我们的古代沿袭传承下来的文化息息相关的，但是对于现代社会，法治的武器尤显重要和必备，所以需要对普通消费大众继续进行普法宣传，结合各种普法形式，使法治文化的精神深入脾胃。
2.区分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培养法治文化。有文化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相比，有接受食品安全法制化的良好基础，应该对他们进行法治精神的倡导。城市人群与乡村人群相比，前者有更多机会从不同的途径接受法治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所以对于缺乏知识文化，少有接触法治宣传的人群仍然应当沿用像早年基层普法的标准：偏重法律知识的普及。在宣传到位，有了一定的法治基础后，再向偏重法治精神进行倡导。而对于城市流动人口，城市拆迁困难户，由于他们其中很多人的社会需求还停留在较浅层次的物质需求，此时与他们说法治文化，显得大而化之，还是应该从普法的根基做起。其实，法治文化建设分别会从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不同层面对公民法律素质产生影响。其实法治文化的形成实际是这样一个过程：从一个个的个体的法律精神的成熟导向全体社会的法律素养的提高。所以，建设法治文化的根本途径，仍然应该是以人为本，从小，从教育抓起，树立法治人的观念。因为观念支配行动，思想决定行动，所以法治文化建设一定是要把文化建设和挂念性文化建设结合互动。
（三）建立健全配套法律法规，完善法治文化建设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也是完善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对于全球通行的一些制度也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作为一部新进颁布的法律，在没有过往的法制实践做依托，难免显得稚嫩，总有不足。比如我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了食品召回制度，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仅仅笼统地确立了该制度，对于该制度的具体实施法律程序缺显缺规定。而且缺乏硬性规定支持这种强制召回。且在现实中技术支撑也显困难，因为我国食品安全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还有我国也规定了食品溯源制度，但是对于食品企业内部和食品企业之间的溯源信息的真实共享并不尽完善。而由于食品安全标准在某些行业的模糊也使得食品安全预警制度不能真正发挥预防作用。而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也有待完善，这些都建立在食品安全标准明确统一，评估体系完备的基础上。所以以上都是对于食品安全法本身完善的制度建议。而对于配套的法律法规也应当即使跟上，比如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食品召回制度法》。对于维护食品安全的程序法方面也没有更多更细致更强有力的执行程序支撑，这些都有待完善。
（四）加强执法力度，努力做到各部门分管合作无缝对接
执法是现行法律的国家强制力支撑力天，所以加强执法力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食品生产厂家、销售厂家起到威慑作用，那
么如何加强执法力度？首先要依法行政，要注重对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制订严密的工作纪律和内部审批程序、完善行政执法人员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大案要案领导集体决定制度，不断强化执法和执法监督，使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以往，对生产销售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的治理整顿没有做到法规化，制度化，而是“救火”式的治理，哪里发生问题治哪里。制假售假屡治不绝，屡禁不止。在民众眼里，政府执法部门就是食品安全的保护神。把民众的生命健康等切身利益看得比部门的利益更重、更高，再多些责任感和危机感，相信市场会管得好些，问题食品也不可能大行其道、无孔不入。从而消除民众对食品市场的那一份担忧和恐慌。总之，食品安全执法应克服应景式的整治行动，多些暗访式的执法检查，把执法付诸于常态化，才能使不法份子无可乘之机，才能让民众少些担忧与不安。其次，加强执法力度，还体现在各个执法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中。现行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都仍然确立了分工监管的原则，这样有利于问题细节化处理，但是同时带来的矛盾就是，有些食品安全问题要真正落实到由哪个部分牵头处理，有时候是个难题，比如注胶虾，对这类事件就发生监管部门之间分工的争议，从而导致办案速度的拖延迟缓。所以部门之间应当在平时的工作中，应当就工作交集部分时常进行交流，也可以制定一些联合办案手册等等，有利于分工明确，积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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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关怀；法治社会；本质体现；关注焦点
法治是源于人类对自身存在、价值和命运的一种制度安排，“以人为本”则是深藏在它背后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的精神力量，因此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应当贯穿于整个法治始终，贯彻于从法治理念到制度运作的各个方面。我党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和指导方针，即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国治国方略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一、人文关怀是社会法治的本质体现
一般来讲，所谓的法治是指社会在发展中，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前提创建出的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和谐共处的一套强制性制度。法治社会中的人文关怀，则是指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其生存、生活的价值、人格尊严、理想等多个方面得到照顾，人的主体地位能够得到体现，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人文关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法治的本质体现。
1.人文精神是社会法治的精神底蕴和动力之源
结合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与法治不同的是，人文关怀一直以人类生存的精神动力自居，多数西方学者将资产阶级革命及法治的出现归纳到自由贸易与科技进步上。然而从中国的实际状况来看，若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基本科学精神，民主、自由、权利等精神则不会得到张扬，依法治国的方针更不会得到确立。
2.法治体现了对人类自身的深切关怀
法制在体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从“人”的角度出发，其主要作用在于张扬人的理性将人类的理想表达出来。需要注意的是，自由作为法制的终极关怀，同时也是人类生活的本性所在，自由往往是人类对自身价值、尊严、人格及理想的执着追求，人们在实现自我价值时，习惯用理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此外，理想作为人类人格构成的基本要素，与自由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由此可见，人类在制定法律时，必须以尊重人的人格为前提，即法治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在强调法治与自由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曾说法治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而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则极力强调法治或法对自由的意义。他把自由分为两大部分，即道德所辖的内在自由和法律所辖的外在自由。法律只过问人的行为，道德则过问人的信念，涉及人内心深处的动机与心境。由此可见，自由作为法治的永恒主题，从人类自身的客观条件看，自由既是法治产生的根源，又是其深层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从法治自身的制定目的来看，其构成的基本途径在于人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结合，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法治应表现其关怀权利的一面。而从“自由”本身来看往往是抽象不确定的，而没有权利保障的自由，是没有任何意义与保障的。康德认为“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因此，无论是从西方英美法治模式来看，还是从法德国家的质量模式来看，其法律的制定基础都是在自由目标的指导下建立，并以此来关注社会主体的权利。由此不难看出，在保障与实现人权自由的过程中，除了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职责外，也是整个法治创建的基本价值所在。正因如此，一系列为确保自由权利而限制权力的法治原则载入了现代西方的法律文献之中，如人民原则、分权与制衡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等，最终确立了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西方法治传统。
二、人文关怀应关注的焦点
1.切实保障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
个人关怀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体现，需要从个人优位与权力本位两个方面出发。首先，个人优位。所谓的个人优位是指人们在创建法治社会时，能够将人的位置放在第一位，确保个人权力得到尊重，以此来确保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共同进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长期以来受“国家本位观”的影响，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过分的强调社会、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与尊重，这在法律上，即所谓的个人价值要服从于法律上规定的社会价值与群体价值。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并非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而是在多数决定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定式。从古至今，社会与群体都是由个人组成，法律上规定的社会价值说到底还是个人价值，而理论上简单的将社会价值与群体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间，容易导致法律价值异化。作为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主体义务分配在当前经济社会中得到了体现，面对社会的迅速发展，个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权利、义务主体，需要遵守市场经济原则，即公平保障所有主体的合法性。由此可见，一味的强调个体，并非“自私自利”，而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拥有的权利与普遍享受的义务，更是公民个体义务全面履行的需要。由此可见，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基本组成单位，法治社会的构建，只有确保个人利益才具有实施性的意义。其次，权利本位。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存在的，都是主体在实现自身拥有权利时付出的代价，但不同的是，权利无法从义务中产生。作为现代法治的灵魂，权利是整个法治的垫脚石。在以往的法治社会，人们常常将义务作为本位，将权利作为承担义务的奖赏，导致公民的权利保护具有明显的随意性、片面性与不确定性。与之前法治不同的是，“权利本位”意味着国家在实现法治时应将权利放在第一位，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得到法律的保护与认可，通过法律条文等硬性规定来确保公民权利的合法性与完整性。由此可见，法治的现代化必然要求通过授予权利的方式建立秩序，个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权利进行安排与规划。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法律给予了个人相应的生存、生活保障，在此前提下个人才能自由的发展与进步；反之，若一味地重义务、轻权利，只会让个人背负沉重的负担，对人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限制。
2.充分尊重人的本性
所谓人性是指人在处理自身与外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所特有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人性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即人的本质属性在社会发展中应得到尊重。法治在定位实施中，必须尊重这一基本前提，即以人性为基础，从人性的需求出发进行实施。法治社会的建立，应将人性的优势、劣势充分考虑进去，确保法治与人性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在西方的法治理念中，往往以“法律意味着能够”为主题，这一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法律与道德间的关系，将公民的道德本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律的强制性。只有义务道德，才能上升为法律，才能确保法律与道德的和谐发展，进而体现出法治社会的人文关怀。法治中的主体为社会的普通个体，在协调法律与道德间的矛盾时，应本着“以法律本位构筑人们的社会规范”，将法律设置为“最低道德”来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还能推动我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步伐。由此可见，人文关怀不仅仅是法治的一个理想，更应是法治实践中实实在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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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分析政府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角色定位入手，诠释政府在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的倡导者、执行者、维护者地位，引申出政府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的四项基本工作。
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提出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先进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倡导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应该处于主导地位，自觉并模范地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政府工作。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各级政府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政府公务员的头脑，保证政府公务员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色，使各级政府公务员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并自觉地在政府工作中贯彻实践“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同时，通过各级政府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表率作用，为广大公众树立崇尚法律、依法办事、公平公正、执法为民的法治形象。
具体而言，各级政府应该通过扮演以下角色，来实现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主导作用。
一、政府应该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倡导者
法治国家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已经制订的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社会公众普遍的服从。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机制。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急需关注和解决的突出问题。各级政府能否高度重视、科学分析、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减少社会风险和动荡，至关重要。解决公正问题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坚持依法、及时、合理解决的原则，采用教育、协商、调解、司法等方法，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逐步建立并从法律上保障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政府要完成这些工作，必须在全社会倡导法治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服从法律的普遍氛围，只有这样才能为政府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基础。
二、政府应该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行者
法律的实施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任务，但最重要的还是行政机关的职责。在我国，大量的法律，包括涉及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和人民切身利益有关的许多法律、法规、规章都要靠行政机关去落实。据不完全统计，百分之八十的法律、法规、规章都依靠行政机关去执行。由此可见，行政机关在依法治国中担负着最大量、最繁重的任务，可以说，没有行政机关，依法治国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柱。没有强有力的行政执法，立法方面的一切努力将变为徒劳。正因如此，同志指出：“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而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就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自觉运用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去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从“权力政府”角色转向“责任政府”角色。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纲要》中已经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要完成这项宏伟的工作任务，各级政府必须认真贯彻和遵循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制度、机制、措施体现和践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政府立法工作必须紧密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体现、推动和保障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政府立法应该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要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废止的工作制度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从而解决我国政府法制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以及制度的实施效果，确保建设法治政府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
政府必须强化对行政权行使的监督，要按照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要求，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实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并在完善现行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实施的监督的基础上，创新政府层级监督的新机制，加强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上述这些工作的完成，需要各级政府教育全体公务员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和精髓，自觉的投身理念教育活动中去。
三、政府应该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维护者
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保障其正常的履行职责，而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政府及其公务员只能通过全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才能获取其正常履行职责的权威。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则是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在现代法治国家，都是把通过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手段，这便成为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一方面，法律权威必须通过政府立法活动从而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法律制度。如果法律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必须通过执法、司法和守法来保证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国家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有效地防止任何人或组织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使社会主义法律彰现和发挥极大的权威。
我国宪法第五条对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做了明确的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可见，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法律权威，捍卫法治理念，是其无可推卸的神圣职责。当前，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要特别强调维护法制统一，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反对把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工具主义。
但是，这对于正在进行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角色转换的我国各级政府行政主体而言，要做好上述三种角色定位颇为艰巨，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政府去努力。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各级政府在扮演倡导者、执行者、维护者主导角色时，要做好以下四个结合。
一是与培养和提高政府公务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素质相结合
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发挥他们的法治理念教育表率作用，是保持和提高整个国民法律信仰的榜样保证和感召源泉，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深厚基础和不懈动力。国家公职人员是受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代表人民和法律的公仆，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假使政府公务员自己起不到带头和表率作用，知法犯法，视法律为儿戏，或当作自己手中的工具，恣意妄为，在执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不但难以服众，反而会众叛亲离，甚至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因此，为了全民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必须首先加强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法治理念和素质教育，增强其法治形象意识和法治责任意识。
二是与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活动相结合
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和确立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和法治信念，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就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那样，法律犹如一纸空文就会丧失权威，法律所确立的制度和秩序就会丧失稳定性，法治就会沦为人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由此可见，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
各级政府在开展全民普法活动中，要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于其中，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竞赛，举办法制图片展览等，普及法律知识，灌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办好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的法制专栏、专题节目和法制系列讲座，发挥法制新闻、法制影视和法制文艺的教育引导作用，使广大公民在日常生活娱乐中就能受到形象生动、潜移默化的法治理念教育。
三是与政府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相结合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一方面，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采取首长负责制，强调权力的相对集中和公务员对上级命令的服从；另一方面，行政事务的繁杂性和紧迫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强调办事速度，强调行政效率，并追求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特点，逐渐养成了人们习惯于按个人意志办事，忽视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的思维和行为定式。因此，依法行政将是依法治国最困难的部分。如果依法行政不能取得成效，则依法治国最终也难以实现。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我国各级政府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主体，首先要转变行政理念，摒弃过去“全能政府”的意识，摒弃行政行为的“官本位”思想，不断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在法律法规授权范围内作出能够经得起司法审查的行政决策和行政管理行为。政府全体公务人员要树立法治理念，维护宪法与法律绝对权威，要打破传统的封闭性、本土化、地方化观念，明确行政主体自身职能的边界，明确法制统一实施的重要性，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有效地实施对本地的行政管理。政府内部应当建立公职律师队伍，发挥法律专业人才特长，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人才保障。各级政府要推行政务公开，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促进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化、公开化。要公开重大的行政决策，特别是公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行政行为，使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熟知行政主体的行政决策行为，提高人们对行政决策行为的理解、认知程度，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要公开重要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行政许可、收费、处罚标准，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要公开行政程序，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办事过程的监督，避免“暗箱操作”。
四是与建立政府依法行政的制度机制相结合
建立依法决策机制，不断完善科学的决策程序，建立决策的反馈、评价和调整机制，将行政首长决策与智囊咨询机构决策相结合，依法决策与科学思维决策相结合，依法限制决策者的主观臆断，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效减少行政决策工作中的失误。建立行政主体机构设置的法定化制度。通过法定化将行政主体的机构、职能及编制等固定下来，从法律上、制度上保证行政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机构、职能、编制的严肃性，从根本上改变随意增设机构、乱授权力的状况，使行政体系严格在法治轨道上正常运行。完善行政行为的规范约束监督制度，将行政自由裁量权严格控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确保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经得起司法审查。完善行政主体绩效考核评议机制，确立正确科学的“职权绩效观”，对各行政主体及其部门负责人应主要考评其法定职权的行使状况和实际效果，科学地设定考核项目和考核指标，将绩效考评结果与干部的奖惩激励挂钩。政府通过建立上述依法行政的工作机制和制度，必然可以大大降低行政相对方对行政主体的不信任，唤起和促进整个社会公众对法治理念的信仰，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我国1982年宪法
2、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
4、罗干在2006年4月11日至13日中央政法委在北京举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研讨班上的讲话
5、曹康泰针对法治政府的谈话，《人民论坛》(2005年第十期)
6、曹康泰2005年8月11日在全国法制办主任、法规司司长会议上的讲话
7、汪永清学习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讲话
8、韩寓群省长在2006年2月26日全省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工作电视会议上的讲话
9、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
10、《WTO：推动政府行为法治化》，《法制日报》2001年10月8日
【内容摘要】法治思想虽然产生于奴隶制末和封建制初，但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的内涵、外延不同。我国对法治的认识经过了漫长的时期和曲折的经历。本文对“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了解读，对在政法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意义，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与检察业务发展的关系从、人权、政权巩固、经济安全、社会和谐等多角度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机关
一、引论
据法律治理国家。我国法治思想最早产生于奴隶制末期和封建制初期，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的内涵与外延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韩非等人倡导的所谓“法治”，是指帝王所制定而严令臣民遵守的统治手段。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法治”，是指以“天条”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特权。在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是反对封建特权的有力武器，但同时又是维护私有制、维护以财产为社会成员等级身份的法宝。但法治毕竟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产物。我党虽然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重视法制工作，但对法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在建国初期，同志的治国方略是专制加若干民主，法治长期被理论界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期间虽然在“评法批儒”，表面上颂扬法家，实际经历了十年的无法无天。1979年1月26日王明礼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人治和法治》一文，拉开了“人治与法治”大讨论的序幕。①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1979）64号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明确了法律、司法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据说该文件在两高征求意见时，有关人士非常欢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但建议最好由学者提出，以避向党要权之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我入党50年，这是我看到过的有关民主与法制的最好的党内文件。②此后，彭真等个别国家领导人强调过依法治国，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84年再版的《法学词典》中，对“法治”开宗明义的解释仍为：“某些剥削阶级思想家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思想”。③90年代在法学界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能人是否需要特殊保护”的大讨论。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序言。20__年11月8日，××××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翻开了我国法治的新篇章。④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前提下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前提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首先从立法上，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立法，这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立足于私有财产立法的经济基础；从政党体制及政体上，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受控于财团、三权鼎立的政治基础；从执法上，我国的司法官员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政治平衡妥协的产物，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官员是所属政党代言人的执法立足点；在法律适用上，“三个代表”是根本指针，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是最终目的，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决定身份导致的事实不公终极目标差别。
理念,即理性、系统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理性的处理党政关系、关系、立法、守法、法律实施等一系列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理想、思维模式。理念有自觉主导人们思维方向、行为方式的作用，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哲学化、理想化的意识。不同的理念，对同一个问题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处于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意义，就是要求政法干部队伍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深远的政治意义、及长远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提高执法水平及能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巩固国家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国长期以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法（党权与司法）不分、政法（政府职能与司法职能）不分、公私（公权与私权、公有与私有）不分。由于缺乏正确的治国理念，关系不清，治国方略长期左右摇摆，政治运动不断，政策长期代替法律，朝令夕改，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深刻的历史教训，使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了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文明的定义，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人们所见到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现象的总体。⑤政治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⑥主要指与政权治理有关的活动。政治文明主要与政治野蛮、独裁相对应，各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对政治文明内涵、外延的理解不同，所以定义也不同。但对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内涵之一，属基本统一的共识，因为法治是排斥个人独裁、野蛮政治的。政治文明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危，也关系到公民的安危。法治可以通过正常选举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通过民意理性的处理政府换界过度，防止因国家领导易人产生动荡，有效防止将国家的安危寄希望于个别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的说：“将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个别人身上，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还是法治靠的住”；法治又可以有效防止将个人安危寄希望于圣人治理的国家。威廉一世基于战绩的骄傲，站在自己行宫的顶端欣赏自己王土的美景，却被一座破旧的老磨房挡住了视线，他下令拆除，遭到磨房老主人的拒绝，出钱赎买仍行不通，一怒之下，威廉一世下令武力拆除。磨房主一纸诉状将威廉告到法院，普鲁士最高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赔偿损失、在原址重修磨房。“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⑦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而不是个人随意发号施令，随时有可能将任何一个公民陷于危险的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替、党政关系、依法执政、政企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的敏感的问题、必须基于法治理念才能厘清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而依法治国又是理性治国的基础。1982年，我国宪法正确处理了党法关系，此后在逐步理顺党政、政企关系。但我国的人权问题从1983年解禁到1991年才正式开始系统研究，⑧孙志刚的无辜惨死，才促使我国为控制盲流、维护社会治安的收容制度，改革为对弱势群体人性化服务的救助制度；杜培武、佘祥林、滕兴善等冤案的又考问我们对司法现状的深刻反思。⑨20年代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警察查处事件的公开披露，再次考问了我国的公权与私权的法律界限。可见，无法治理念，何以有依法治国，无依法治国，何以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需要经济基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等部分地区的农民，因贫穷以买血为生，导致群体感染艾滋病，我国还有数千万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民众，他们连生存都存在问题，参政、议政，行使民利根本无从谈起，对他们还谈什么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也需要物质文明为基础。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发展经济、奠定物质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基础恰恰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积累，而市场经济又需要法制来维护其应有的正常秩序、以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司法、行政执法、守法、法律实施，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无地域区别、无主体身份区别的公平、平等、正义、诚信的环境。
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不同的理念，就会有不同的意识、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心理。八十年代初，我国进行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随之国民经济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三角债”、黄、赌、毒、刑事犯罪问题居高不下，诚信、道德等精神文明问题日显突出。严打之后的刑事犯罪不断反弹、一些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促使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普法教育为公民划定了道德底线，在为公民培养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在为公民树立法治理念，为依法治国奠定人文基础。
可见，建设“三个文明”，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坚实的依法治国的人文基础。
三、社会主义治理念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有效实施的重任。检察队伍是法律监督职责的载体，检察队伍是检察官与司法辅助人员有机组合的整体，检察官个体通过亲历每一起刑事案件，对其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对案件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评判，对工作上游的警察、下游的法官的执法情况进行甄别，是日常法律监督的实施者。不同的执法理念，对监督对象的行为性质会得出不同的评判结果。尤其现在我国在外交、内政方面，处于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上，超级大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国内“法××××”、“门徒会”等一些反动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猖獗，重大刑事案件居高不下，群伤、群死、环境污染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腐败问题仍属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所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在于：
1、有助于检察队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法律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因为法律往往是政治斗争成果的肯定和反映。政治为保持其理性和有序性，又必须受制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有[本文权属文秘港:]时法律与政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法律监督者如果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很难看清法律问题背后的政治背景，丧失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简单的法律事件处理；但在法治社会，处理有复杂政治背景的法律问题，既要考虑政治目的，又要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坚持依法处理，保证合理、合法。比如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等。
2、有助于检察队伍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正确处理日常检察事务。法律意识，指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之一，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正确看待现有法律及法律现象；正确理解和解释现行法律的含义；全面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稳妥的处理好打击、处理与预防刑事犯罪，惩处犯罪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应有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尽力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的辨证关系，准确适用法律。
3、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理思维、以法言法语办案的思维定式。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思维、行为定式和习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促进检察官刻苦钻研法学专业理论，提高检察官自身的法学造诣，以精深的法理知识准确认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程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4、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办事的行为习惯。意识支配行为，意识要付诸于行为才能变为现实，而行为成为需要深厚 文化理论底蕴和修养为基础的、依法办事的习惯，需要坚定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为检察官养成言、行、举、止依法约束的行为习惯，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5、有助于检察官明确正确的服务方向，和公正的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和谐、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国是最大的道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了这个道理。公正是一切和谐的基础，所以，希腊人将公正命名为第二种美德。⑽只有懂得公正的人，才会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才会忠诚的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服务。检察官的一切法律监督活动都必须坚持公正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强化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观念，坚持“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操守，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工作发展的关系
法律监督是法治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的质量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日常法律监督机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检察机关正确、全面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从法律适用监督入手，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治的前提是法律制度的统一。我国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及利益格局复杂，所以法律授予立法资格的主体多，法律层次及其效力比较复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拓展法律适用选择视野，从社会主义角度审视现有法律、法规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理性的甄别监督对象所适用法律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保证法律制度的统一实施。
2、从执法活动监督入手，保证法律实施统一。法律的统一实施，既包括法律在我国领土内得到统一、有效的贯彻落实和遵守、执行，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合法权益平等的受法律保护和违法行为平等的受法律追究。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徒法不足以行，法律需通过人来实施。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受执法理念、法律意识，利益驱动等各种因素影响，有可能使法律在有些地区、对有些人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甚至被歪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拓展监督视野，站在维护的高度，坚持平等的执法观。在我国领土内，无特殊的地域、党派、群体和个人。无论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个体及其他所有制主体；无论是曾经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多大贡献或有多大能耐、多高地位的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检察机关都有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责任和义务。
3、从执法环节监督入手，保证程序实体并重。法治的核心就是公正，但公正的结果是通过公正的程序一步一步实现的。无公正的程序，很难有公正的结果，最起码很难使人相信结果的公正性。所以，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在监督实体法的执行之前，首先要监督程序法的遵守情况，延伸监督视野，深入执法前沿，细化监督环节。从立案到执行，使每一个诉讼环节都做到法治化、规范化，使每一道程序的公正为结果的公正奠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
4、执法效果监督入手，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是通过对法律的实施，达到法律规范预期追求的、规范社会秩序或调整社会利益的效果。由于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性、调整范围有限性、滞后性等特点，及人们受文化知识、传统习惯、、民族习俗、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影响，法律的实施有时会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情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以法治的视角，提高执法能力与工作艺术，找准执法切入点，兼顾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准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关系。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危害后果不严重又真诚悔罪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罪犯，切实体现轻缓的刑事政策，通过不及量刑建议等司法程序，使其依法从宽。延伸检察职能，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利用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做好犯罪预防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建立检察机关应对社会治安的预警机制，及时分析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治安形势，为当地党委和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和助手；改革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出庭公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尽力减少社会对立面；要充分行使检察职权，拓展监督视野、强化法律监督力度（包括职务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导致群伤群死的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案监督），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依法坚决从严打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好务。
中央政法委决定对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既是为依法治国打好坚实的基础，又是因为执法人员的行为本身就对社会有示范作用，这支队伍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关于法的意识形态，从而奠定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这是高屋建瓴之举，我们检察人员不仅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应通过检察业务的开展，推动全社会成员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这才是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
[p=center]20__年4月20日[/p]
注释①、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2页。
②、20__年《法学》第9期，《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式的党的文件》，李雅云文章，第10页。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3页。
③、1984年《法学词典》增订版第605页“法治”条。
④、——《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十六大报告专题读本》第32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⑤、《欧洲史》，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海南出版社20__年11月版第9页。
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修订本，第1609页《政治》条。
⑦、《社会契约论》——卢梭著，商务印书馆20__年版，第51页。
⑧、《法学》——1999年第5期，第2页，《人权是怎样突破的》——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4）郭道辉、陶威著，
关键词：人文素养 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6-0347-01
一、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渊源
1.人文素养内涵及特点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素养即平日的修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人的生活与行为。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其鲜明标志，最大特点就是不可以量化。
2.人文素养的历史渊源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原指人的各种传统属性。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中断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和培育。《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大学》中说“国不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还有孟子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等等强调人文素养的格言警句一直流传至今。
近代，人文一词在西文中是Humanism，译作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在超越和反对中世纪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把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归依，来回皈世俗的人文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人们的人文素养处于受抑制的沉睡状态，而此时欧洲已经有了人文学科。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们开始重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价值观取向，其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们在反思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一味的发展而丢掉人文素养的培育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3.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
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二者即有区别又有联系。人文素养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人文知识是外在的东西，可量化。而素养是内在的“能力”，是一种精神。有人文知识又有人文素养者可称之为“君子”，有人文知识而没有人文素养可能成为“小人”，有人文素养而没有人文知识的可能仅仅是个“好人”。人文知识又无人文素养的基本上就是“愚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君子，抑制和改造更多的小人，合理使用更多的好人。因此，在培育人文素养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将二者兼顾，才能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关系
1.对法治社会及我国法治现状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是和人治社会相对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及亲疏关系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既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自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执法司法不文明、不公正、腐败问题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不可能长久安定，小康社会，“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
2.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
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是相辅相成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文素养的培育是基础，法治是手段。当今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多发，自私、贪婪、嫉妒、残暴等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被超级放大，造成社会矛盾冲突频仍，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影响巨大。只有“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基本信仰共同行为时，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真正进入德治的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
三、抓好人文素养培育，重在实现“四个统一”
1.培育人文素养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将外在的学习与内在思想行动统一起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人文素养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素养不是自然生成的，一定要大力宣传教育才能进入人的头脑中，进而变成人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由于利益冲突和公权力的滥用使人们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任，而去相信权力、关系、金钱，取而代之的是 “潜规则”。所以要扭转当今社会的不良风气，树立起法大于天的素养就是要培养人们的法治意识。让法治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有机会参与法治实施和司法审判。
2.培育人文素养要与民族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一个民族的素养高低、好坏是以文化积淀为基础，“仁者爱人”，“君子与人为善”，“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不义而富且贵，与吾如浮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善成名，积恶灭身”，“大丈夫”精神、还有仁、义、礼、智、信，孝，忠，我们应吸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实社会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服务。
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强调以德治国。这个主流价值观念不树立起来，高尚的道德情操就不可能在人的心里扎根，人的思想观念就会处于漂浮可变的状态，只有加强教育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才能固定下来。宣传教育一定要说在嘴上，表现在行动上，用生动的典型和实际行动，感化人教育人。
3.培育人文素养要从小抓起与学校的素质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培育和提高人文素养，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教育，马斯洛在《人本哲学》一书中写到：“力量如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好的人文素养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幼少青年是学知识的年代，更是人文素养积累的年代，我们的父母、教师、学校、社会都要承担起责任，把素质教育真正重视起来，让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有知识，更有高水平的人文素养。
4.培育人文素养要与广泛的全民读书学习风气统一起来
高水平的人文素养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要多读书，读好书。为了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笔者认为，最好是多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为文学能使人感动；史学能使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哲学能使人安静和智慧。如果13亿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爱读书，都能读到好书，这对人文素养的培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到那时中华民族才会成为真正了不起的民族。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法治社会要求人们的人文素养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这才能保证宪法法律的执行。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崇高人文素养的支撑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一定能够建成，相信到那时“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参考文献
[1]《周易》
[2]《四书》
[3]《史记》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以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行政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特别是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纳入宪法，要求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囿于1989年颁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诉讼法》的樊篱之中裹足不前。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依法行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无疑起重要作用。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现行法律规定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又称行政诉讼主管范围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拥有司法审查权，或者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界限。
（一）直接列举的可诉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八类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即（1）不服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产等行政处罚而提起的行政诉讼；（2）对限制人身自由或对财产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3）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而提起的行政诉讼；（4）对申请领发许可证、执照要求予以拒绝或不予答复而提起的行政诉讼；（5）对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而提起的行政诉讼；（6）对不依法发给抚恤金而提起的行政诉讼；（7）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而提起的行政诉讼；（8）对其它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二）直接列举的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2）抽象行为。（3）内部行为。（4）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一）采用列举式立法体例使可诉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不明确
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采用的是列举式体例。《行政诉讼法》第11条采用肯定的方式列举了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第12条又采用了否定的方式列举了不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造成的问题是那些处于肯定和否定范围之外的行为，如行政裁决行为，技术鉴定行为等能否进入行政诉讼就成了盲区。这是列举式立法体例最为突出的弊端。
（二）可诉行政行为范围过窄以致无法全面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1、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行政诉讼法》在设定行政受案范围时，首先考虑引起争议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即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进而将可诉行政行为从总体上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其次，从实践上来看，抽象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客观存在。在我国的现行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是通过非诉讼的方式进行：一是人大和上级的监督；二是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监督；三是行政复议中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但是从实际情况上看，目前这些监督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难以保障对其监督的质量和实际效果，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问题日趋严重。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必然导致大量的行政侵权行为处于司法审查的真空地带，从而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2、内部行为不可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诉行政行为必须是外部行为。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内部行为不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进一步将可诉行政行为限定为行政法律行为和单方行为，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和双方行为不可诉。从理论上看，这些限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从实践中看，内部行为、事实行为或双方行为都可能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的损害。如将其排除在可诉范围之外，显然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正当权利，甚至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仅局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限于行政主体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除法律法规特别规定外，对涉及政治权利或其他权利的行政行为则排除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自由等。其他权利有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等。上述这些权利都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由国家宪法赋予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真正的权利。如果这些权利受到行政机关的侵犯，却不能得到保护，不能得到救济，那么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的失误。因此，将涉及政治权利和其它权利的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不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
（四）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仅局限于合法性审查而排除了合理性审查
《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这一条规定，理论界和司法界均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它的立法意图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机关处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基于此，从目前看，合法性审查原则基本排除了合理性审查，人民法院只能根据合法性审查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受案范围。然而，由于行政行为的复杂性和立法的局限性，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都毫无遗漏地详尽地规定下来，由此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大量存在。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任意作出，它仍应遵循一定的规则，主要是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要公平、客观、公正、适当、符合公理。如果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就等于撤除了界于自由和随意之间一道必要的防线，默许了主观随意产生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合法，其结果与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宗旨相悖。
三、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想
（一）完善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体例
针对现行的列举式立法体例所存在的弊端，我国有关行政受案范围的规定宜采用下述立法体例：对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作出概括性规定，对不可诉行政行为作出列举式规定。
1、对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作出概括性规定
某一特定的行政行为究竟是否可诉，往往只能求助于司法解释。由于立法缺乏明确的可诉标准，司法解释有时容易产生相互矛盾。如果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司法机关习惯于“从严”掌握受案范围，把一些本来应属于受案范围的行为拒之门外。如果对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采用概括性规定就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如：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样可以避免因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窄而使公民合法权益受损。
2、对不可诉行政行为作出列举式规定
采用列举方式规定不可诉行政行为的种类，自然也会有所遗漏。遇到这种情况，应作出有利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推定，按照“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来判断某一特定行为是否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基本上采用了上述“立法体例”。它一方面从总体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另一方面又明确增加了几种不可诉行政行为。严格来说，《解释》作为一种司法解释，无权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因此，在将来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应该把《解释》中的合法规定上升为立法。
（二）取消针对可诉行政行为所做的不适当的限定
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在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明显力度不够，狭小的受案范围把大量的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严重影响了行政审判作用的发挥。因此，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可行使审查权，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范围内。我国《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在总结行政审判工作得失的基础上，已经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诉讼和行政复议的范围。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行政诉讼法》应尽快作出修改，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实现前后法真正的统一和协调。
“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原则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行为或现象，做出是否合法的初步判断；二是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对问题做出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得出结论乃至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解决办法；三是综合决策层次，即在前述认知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四是建构制度层次，即在前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以立法或法律变革的方式就各类普遍性的问题提出长远、系统、普适性的解决方案。“法治方式”则是指，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法治方式与法治思维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换言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维的外化或对象化。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的缺位：基于两个案例的分析
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问题普遍存在，透过下述两个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一）案例1：“小区业主维权”
2014年7月以来，我市部分小区的业主以拉横幅、堵门、堵路、驱车游行等形式组织了维权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所牵涉的矛盾纠纷包括：房产开发商延期交房；因供水供电、小区车位等问题引发的物业纠纷；因房屋漏水、破损、施工工艺不到位等引发的矛盾；因小区修建变电站、周边污水排放、垃圾焚烧厂、环境噪音等问题引发的纠纷。究其原因，一是开发商、物业公司有法不依。无论是物业问题、房屋质量问题，还是环境问题，原本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管理办法。之所以会出现纠纷，根源在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或擅自更改已获批准的规划，或不兑现售房合同已约定的承诺，违法违约在先；二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不严。小区业主发现问题后一般都会先与开发商、物业公司协商，协商无果后才会向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申诉，寻求救济。如果这些部门严格执法、履责到位，绝大多数业主都不会“无事生非”地采取极端方式来维权。
（二）案例2：“银行卡和手机卡实名制”
近年来，全国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持续高发，武汉市也不例外，仅2014年就发此类警情万余起。对犯罪手法深入剖析发现，犯罪分子用于作案的手机和用于转移赃款的银行卡均不是用其本人身份证办理，这给公安机关侦查办案带来了极大障碍，也是导致此类案件持续高发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银行卡和手机卡“实名不实”。为寻求防范、打击这类犯罪的有效之策，公安机关与各大银行和电信运营商多次会商。后者普遍认为，办理银行卡和手机卡的身份证是真实的就是落实了“实名制”，但同时也承认，为争取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应对行业竞争，在办卡时没有严格审验办卡人是否“人证相符”，甚至存在“批量办卡”的问题。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提议，在处理网络电信诈骗问题方面，要追究银行和电信运营商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门和垄断经营行业之间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统一、执行不同步，以致留下了很大的管理漏洞和社会治安隐患。
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社会管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管理，必须遵循六大原则。第一，法律至上原则，即坚持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性。国家行为和公民行为都在法治框架下进行，法不阿贵，法不阿权。无论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还是社团组织、中介机构和公民个人，在做决策和解决问题时，都必须遵从法律、依法办事，违反法律必须受到制裁。第二，科学立法原则，即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必须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格局。第三，严格执法原则，即：权由法定，权责对应；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执法必须公平、公正、公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凭好恶、关系、人情执法。第四，保障人权原则，即：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公民个人人权；规范公权，有效防止滥用公权。第五，全民守法原则。守法是全民的责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守法是应尽的义务，是维权的有力保证。维权必须依法进行，非法维权不受法律保护。第六，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受到追究，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社会管理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和优化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自身要带头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其次是企业等社会组织要守法经营；最后在于公民自觉守法。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四点：
（一）完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
要尽快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和修订。一是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不留“空白”，“织密”网络，形成体系。二是明晰执法主体，解决“多头执法”问题，防止“都管都不管”和“模糊处理”，做到权责统一。三是增强法律的“刚性”，减少自主裁量的空间，防止“随意执法”。
（二）理清权力清单，做到依法行政。
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将必须由政府管的事管好。一是明确划分国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的事权，不越权、不干预。二是明确划分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不“打架”、不“空档”。三是明确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防止“暗箱操作”。
（三）严格落实奖惩制度，做到违法必究。
一是要抓紧建立企业诚信体系，将企业的守法经营行为记录在案、公之于众，并从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同时，对其违法行为依法严惩，予以公示、以儆效尤，真正让守法经营者得实惠，让守法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二是抓紧建立公民个人诚信体系，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同时记录在案，从升学、求职、创业、置产等方面进行奖惩，真正让守法的公民得实惠，彰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四）要加强法制宣传，引导全民守法。
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优良的企业文化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都是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企业层面的控制内容，这三者存在紧密相连的因果关系，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后两者的基础和前提，优良的企业文化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是结果，而前两者更是实施好第三者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主要就这三者的构建及其关系展开论述。
一、如何构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基本规范中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1.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决议和企业章程，结合本企业实际，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企业内部各层级机构设置、职责权限、人员编制、工作程序和相关要求的制度安排。
2.企业应当按照科学、精简、高效、透明、制衡的原则，综合考虑企业性质、发展战略、文化理念和管理要求等因素，合理设置内部职能机构，明确各机构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
3.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配，正确行使职权。
4.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5.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
如上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了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造就出优秀的高管团队和先进的管理制度，依法经营，履行好促进就业、保护员工权益和其他社会责任，高管带头垂范作用和员工满意度的提高才能有助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二、如何构建优良的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基本规范第十八条规定，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1.企业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引导和规范员工行为，打造以主业为核心的企业品牌，形成整体团队的向心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2.企业应当培育体现企业特色的发展愿景、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和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及团队协作和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应当重视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文化建设，平等对待被并购方的员工，促进并购双方的文化融合。
3.企业应当根据发展战略和实际情况，总结优良传统，挖掘文化底蕴，提炼核心价值，确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企业文化规范，使其构成员工行为守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4.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主导和垂范作用，以自身的优秀品格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动影响整个团队，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环境。企业应当促进文化建设在内部各层级的有效沟通，加强企业文化的宣传贯彻，确保全体员工共同遵守。
5.企业文化建设应当融入生产经营全过程，切实做到文化建设与发展战略的有机结合，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规范员工行为方式，使员工自身价值在企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企业应当加强对员工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全面提升员工的文化修养和内在素质。
如上所述，企业高管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起主导和垂范作用，如果没有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构设置，是难以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而优良的企业文化使企业所有团队和员工关注到企业的诚信和长远发展，关注到企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关注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因此，没有优良的企业文化是难以保障企业能履行社会责任的。
三、企业如何尽到社会责任
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主要包括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含服务，下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促进就业、员工权益保护等。
1.企业至少应当关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下列风险：
(1)安全生产措施不到位，责任不落实，可能导致企业发生安全事故。
(2)产品质量低劣，侵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形象受损，甚至破产。
(3)环境保护投入不足，资源耗费大，造成环境污染或资源枯竭，可能导致企业巨额赔偿、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停业。
(4)促进就业和员工权益保护不够，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受挫，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上所述，不能很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往往都是致命的，企业必须重视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事件回放，从2008年6月28日兰州医院收治首个毒奶粉患儿，到2008年12月23日三鹿集团因毒奶粉事件被宣告破产，不到半年时间，三鹿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同时事件还造成6名婴儿死亡，逾30万名儿童患病的恶果。董事长田文华和另外1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过毒奶粉事件，我们发现其内部控制存在很大的缺陷：①从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看，董事长田文华从1987年开始担任三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到2008年9月17日被刑拘，任职长达21年，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失效。②从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看，该公司对购进原料奶疏于管理，没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③从企业文化方面看，该公司在2007年就接到消费者反映奶粉质量的投诉，直到毒奶粉事件被曝光，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说明该公司在企业文化环境控制中存在严重缺陷……
所以，企业应当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切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实现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健康和谐发展。
2.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1)加强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操作规范和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切实做到安全生产。
企业应当重视安全生产投入，在人力、物力、资金、技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健全检查监督机制，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不得随意降低保障标准和要求。
企业应当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采用多种形式增强员工安全意识，重视岗位培训，对于特殊岗位实行资格认证制度。企业应当加强生产设备的经常性维护管理，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2)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应当规范生产流程，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和检验制度，严把质量关，禁止缺乏质量保障、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流向社会。
企业应当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售后发现存在严重质量缺陷、隐患的产品，应当及时召回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缺陷、隐患产品的社会危害。企业应当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投诉和建议，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努力实现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的规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建立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认真落实节能减排责任，积极开发和使用节能产品，发展循环经济，降低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企业应当通过宣传教育等有效形式，不断提高员工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
(4)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贯彻人力资源政策，保护员工依法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保持工作岗位相对稳定，积极促进充分就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应当避免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批量辞退员工，增加社会负担。
如上所述，促进就业与员工权益保护与履行其他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员工就业与权益得到保护，员工满意度提高，会较好地执行企业各项管理制度，较好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会促使员工强化履行社会责任的责任感，同时也有利于在企业高管的带领下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
【关键词】 “善治”;法治文化;文化建设
当前，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是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价值积淀。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是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国家制度法制规范化的直接表达，是最能检验国家文明发展与社会风尚的标杆。在“善治”视野下探讨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必要，也是回答现实问题的诉求。
一、“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的概念重构
法治如果缺乏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衬托，将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导致认同危机，难以内化到社会生活当中。法治文化中的“文化”多指一种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及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当前学界对“法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治体系的构成结构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其中既有表层的法律规范、制度，也有深层的法律心理、意识，即法治文化是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2、从法治彰显的价值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原则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机构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行为方式。立法的人性化、司法的文明化、执法的程序化等，都是法治文化理论应当研究的问题。[1]
3、从社会形态属性来理解
法治文化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也是自觉遵法守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先进文化现象和法治进步状态。[2]
本文认为，法治文化是文化观基于“法治”所涵盖的制度、观念、行为而表现出的体现社会主体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关系。法律的制度结构（法律制度、组织、设施）建构法治文化的基础要件，法律的观念结构（法律心理、意识、思想）体现法治文化的精神力量，法律的行为模式（立法、执法、司法）表征法治文化的价值理念。“善治”视野下的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人类基本价值，为法治化道路的实施提供观念支撑，塑造法治新形象。
二、“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
无论是以“政府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还是以“社会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抑或是以“公共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都强调治理主体间要建立一种新颖关系，通过彼此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即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1、凭借法治文化建设塑造法治形象，调适社会风俗
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封建集权传统使得“人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治因素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公民意识以及法治文化的发展相当残缺。善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法治文化的能动支撑，重塑法治新形象。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与社会风俗的融合，调适不合法治化要求的因素，为法治内化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增强法治公信力，树立执行有力的法治新形象，引领社会风尚。
2、为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认同
实现我国的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挑战众多，二者参与主体广泛，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触及原有社会秩序。在法治化道路上，需要面对完善法律体系，培养法治思维，深化法治宣传等困难。因此，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在社会中确立一种价值认同，即法治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社会中有一个长期的观念濡化过程，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增强法治社会的向心力与认同度。
3、标识社会文明程度，再建社会精神秩序
法治化程度是标识社会文明理性的关键要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具备高度发达的法治精神的国家。推进法治要有一个内在动力，即法治精神。现代法治文化对于塑造法治精神具有基础意义，一个全面、规范的法治文化建设过程必定会体现治理的基本诉求，也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理性程度。法治文化的培育有助于克服法治化过程中的硬性约束，最大限度的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性”，带动社会文明发展。
三、“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法治”作为实现“善治”的基础要件，必须要体现善治的基本诉求。丁宇认为“善治”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法治性、民主性、合作性等。[3]因此，法治文化的建设也应从这几点入手。
1、体现善治目标的法治性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精神，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用法律的观念结构支撑法治文化建设，用法律的制度结构保障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的行为模式推动法治文化建设，使法治文化融入治理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法善治”。
2、彰显善治目标的民主性
法治社会必须体现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积极带动社会多方主体参与法治，打造可信赖的法治文化，使多元主体能自觉遵守法治的要求，积极参与治理过程。法治文化也要充分体现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在社会范围内塑造一种回应型的法治文化，使民主理念与责任理念内化于法治文化当中。
3、反映善治目标的合作性
法治文化建设要多方参与，协商民主，要充分彰显公共利益，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要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培育起高效规范，认同度高的法治文化，为实现“善治”目标提供信念支撑。
总之，法治是法治文化的逻辑起点，法治文化是法治的内在需求。在“善治”视野下，我们不仅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吸收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同时要不断克服法治进程中的种种障碍，消解困惑，在个体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推进国家法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注 释】
[1] 刘斌.当代法治文化理论构想[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2] 李林.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2.
[3] 丁宇.论善治的基本诉求[J].江汉论坛，2009.10.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善治与幸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1.2.
[2] 蔡文成，赵洪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报，2015.3.
[3] 龚廷泰.法治文化认同的机理与路径[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4.
[4] 梁莹，肖其明.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J].社会主义研究，2005.5.
[5] 单颖华.法治文化的困境与出路[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