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3 23:06:34
关键词：交易费用；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
一个好的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牵涉众多因素。评价商业模式的优劣也可以从不同视角开展。本文将商业模式定位为一种交易行为，试图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来分析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问题。
一、交易费用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
科斯是交易成本理论的开创人，他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和60年表的两篇文章《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让交易成本理论成为产业经济和组织研究的新视角。交易成本理论试图揭示企业的本质和企业组织内在的运行逻辑。科斯认为任何交易的实施都需要成本，威廉姆斯则形象地将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一般认为交易成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事前搜集信息、度量产品的成本、签订契约的费用；二是事后为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进行的监督等活动的费用。在契约选择、交易形式的选择、制度和组织的决策过程中交易成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斯认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市场交易成本是不同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本质上是一类市场契约对另一类市场契约的替代，交易时作为理性人，总是会选择交易成本低的契约形式，交易成本对比决定了交易方式或是契约形式的选择。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资产的专用性，二是交易的不确定性，三是交易的频率，四是交易度量的困难程度。
1.资产专用性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交易中企业将资产转作他用所要付出的成本，与经济学的沉没成本密切相关。资产的专用性主要源于契约的不完备，及在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无法在交易前预料到以后将要发生的所有情况所致。鉴于此，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构建应该立足于如何提高其内容资产的专有性，增加用户使用替代产品的成本，进而增加用户黏性。当然这种商业模式的设计是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为基础的，如果产品和服务跟不上，用户从长期收益考量，宁愿承担沉没成本也会转移到替代产品的消费上。
2.交易的不确定性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交易的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紧密相关，它也是影响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事实上，这里所指的不确定性，既指在交易中无法预测的事件，同时也指那些即便可以预测，但是预测的成本过高，让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预期的事件。由于用户对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通常缺乏刚性，因而这种不确定性在消费交易中显得更加突出，这也容易导致文化产品或服务往往存在产销不对路的现象。比如出版行业，绝大部分图书的热卖与否很难进行精准预测。这就需要我们能够设计出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它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众多出版企业重视教育出版正是因为教材、教辅用户通常具有一定的刚需，企业容易对销量进行预期。
事实上，由于消费者在进行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时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容易增加交易不确定性的发生程度。在之前，文化企业很难解决企业规模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个性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是随着当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文化企业可以充分运用此技术开展用户消费行为分析，通过追踪消费行为为产品和服务的设计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增强生产的针对性。
3.交易的频率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交易频次的高低直接影响交易费用的高低。通常当交易高频次发生时，企业的成本显然可以被分摊。因而文化企业在设计商业模式时应该立足于可以产生高频交易的交易模式。但是在现实中，部分文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偏高时，往往很难就原有消费对象构建理想的高频交易模式，此时文化企业就有必要通过重新选择用户群体来设计商业模式。比如从对个体用户的服务转向服务于机构用户，借助机构用户的集聚效应，间接增加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频次。
例如国内一家通过策划、设计和研发中国连环画数字产业化平台（SINOCOMIC）的企业，在创业初期该企业设计的商业模式是通过中国连环画在线商城向个体用户销售纸质版和电子版连环画作品，收取作品销售所得。但是受制于品牌知名度，市场一直难以拓展。此后，该企业改变盈利模式设计，从做C端客户转向服务B端，客户聚焦于幼儿园、中小学、职业学校、部队电子阅览室和各级图书馆等机构用户，通过为它们提供连环画数字图书馆阅读服务，按年收取使用费。同时通过与动画开发公司和衍生品制造商进行授权交易，收取版权或形象使用费。盈利模式的转变使得该企业得以快速发展。
4.度量交易的困难程度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的构建
影响交易实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交易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度量和考核的难易程度。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这种对产品的度量往往存在一定的难度。对于生产有形产品的企业来说，这种度量相对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文化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大多基于无形资产进行生产，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对其质量进行度量的难度。当无法对文化产品或服务质量进行度量时，消费需求就可能没法由企业进行相应供给。
为了降低度量难度，文化企业在构建商业模式时就必须格外重视品牌的建立和维护。比如教育培训企业，由于消费者对教育服务质量的度量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用户的选择多数基于企业的口碑。也正是源于此，当下的文化企业非常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希望以此来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便于消费者进行选择。
二、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对数字出版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案例分析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交易费用理论在文化企业构建商业模式中的运用，本文选择了近年文化产业中重要的数字出版企业进行案例分析，以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交易费用理论对文化企业商业模式构建的重要作用。
当前，数字出版产业事实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盈利模式，但是数字出版企业在进行不断的商业模式调整，以期尽早实现盈利。其中对图书馆市场的占领就是运用交易费用资产专用性的一个很好应用。
数字出版物已经占据了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份额，尤其是数字期刊对传统学术著作的馆藏产生了明显的挤压效应。由于新期刊反映了最新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相对学术著作更具有时效性，因而越来越迎合学术研究的特性，逐渐在大学图书馆占据更大比例。目前，国内外图书馆期刊购买费用呈快速攀升趋势，这源于新期刊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价格的不断上涨。目前国际上公开发行的科学期刊大约12000种，并且还在以每年200～300种的速度新增。与此同时，期刊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明显的趋势。据统计，1980～1990年期间，欧美期刊价格的上涨幅度甚至超过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即便如此，针对期刊采购，图书馆也不得不逐年增加预算，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期刊出版企业运用资产的专有性设计的商业模式成功绑定了图书馆用户。
首先，对很多图书馆而言，是否建立某些学科领域的期刊库是衡量图书馆是否优质的重要标志。于是，由于期刊出版的连续性，一旦图书馆期刊库建成，为了保证期刊库的连续性、完整性，图书馆便很难再中断对期刊的订阅。
其次，期刊出版企业成功影响了大学学者，使得图书馆馆藏采购始终要面对来自大学教授们的压力。一方面大学科研人员认为期刊是学术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平台，他们需要通过这些期刊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于自然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其学术成果能够在此类期刊上发表对其学术影响力的营造非常重要。所以教授们坚定地认为，建立完善的期刊库是大学图书馆必须做而且需要做好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在面临订购的强烈要求和期刊涨价的压力权衡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
此外，部分期刊出版企业控制着一些重要研究领域的期刊发行，使得它们拥有非常高的定价权，让图书馆只能非常被动地接受高价。随着电子期刊的发展，发行商们通过网址许可方式代替传统的订阅模式，图书馆只能从一小部分出版机构批量打包购买期刊。于是那些控制大量核心期刊的发行机构在捆绑销售和确定电子资源许可价格方面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打包销售可以使诸如图书馆等订购机构获得出版商所拥有的更多资源，但同时也减少了图书馆控制订阅内容的能力，因为他们不得不买下全部有关或者无关的数据库，而不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为那些他们想要的部分内容付费，图书馆用户也进一步被绑定。
爱思唯尔集团联合期刊出版业不断抬高价格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过去几十年中，爱思唯尔集团成为全球领先的科学期刊出版集团。在它2001年兼并哈克特公司前，爱思唯尔集团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商，出版超过1200种科学期刊，无论是出版的数量还是销售量都居世界首位。在兼并哈克特公司后，爱思唯尔公司又新增500种STM领域的期刊发行量。当前，爱思唯尔集团雄心勃勃地发展所谓“科学直通项目”，即将其所拥有的所有科技出版刊物移植到网上在线发行，并开发出新的定价模式可以让订阅机构在线订阅其全套期刊信息库。鉴于它海量的数据库，此举进一步强化了爱思唯尔在与机构购买者谈判时的强大议价能力，在这种资源垄断背景下，如果图书馆试图绕开它，将会付出昂贵的代价。
为了应对期刊的强势，国外部分图书馆机构试图通过从其他图书馆及大学学者手中拷贝电子期刊来减少支出，一些基金团体也在帮助图书馆通过相应的经济手段向学术期刊出版社施压，但对绝大多数图书馆而言，这些措施只仅仅是降低了价格上涨的速度，却无法限制或逆转价格上涨的趋势。长期来看，图书馆已经不可能减少对数字资源的购买预算。
实践已经证明，商业模式的存在形式十分特殊，它同时具有虚拟性、多面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等特征，单纯从用组织、行为、关系、逻辑或者方法的角度都无法全面揭示商业模式的特点。为此，本文将从交易理论、商务关系、商务网络、商业定位以及商业理念等多个角度进行考察，力求得到对商业模式本质属性更为全面和更加准确的理解。
一、现有文献中体现的商业模式共性特征
目前国内外对商业模式概念的研究文献颇为丰富，这为我们寻找对商业模式的共性认识，从而探讨商业模式本质提供了宝贵资料。曾涛2006年4月发表的博士论文“企业商业模式研究”［1］和原磊（2007）在《外国经济与管理》上发表的“国外商业模式理论研究评介”［2］都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特别详细地罗列了大家对商业模式概念理解的多种表述方式。这些研究为关注商业模式理论的学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并且被频繁引用。为了综合分析当前学者们对商业模式概念理解的共识，从而探求认识上的突破，笔者查阅分析了上百篇国内外文献。在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其他相关理论以及笔者的研究心得，在现有商业模式的研究成果中归纳出学者们对商业模式概念理解的以下几方面共性特性。
1、关于价值创造的共识
从研究文献中不难发现，所有关于商业模式概念的描述都离不开创造新价值的内容。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是以发现和挖掘客户价值为基础，并通过调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优化交易结构，进而提升交易效率来实现的。在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描述当中包含该种观点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有RaphaelAmit、Chris－tophZott［3］，AllanAfuah［4］以及HenryWilliamChesbrough［5］，翁君奕［6］等。
2、专注于商业关系与逻辑的共识
商业模式与企业商业活动直接相关，是对已经程式化的企业全部经营活动的一种整体的、逻辑性的概括。从这类研究中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即商业模式与企业经营理论，如客户心理学、营销学、点更前卫，他完全突破了企业的概念。张五常认为，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产业链理论等关系密切，与控制企业组织效率的管理理论没有直接关系。尽管商业模式离不开良好的组织管理，但是管理不属于商业模式理论的研究范畴。在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描述当中包含该种观点的学者最多，其中代表性的有MichaelRappa，MagalyDubosson、AlexanderOsterwalder，DonaldMitchellandCarolColes等。
3、强调商业模式的战略意识与整体性特征的共识
商业模式的存在形式是整套商业活动的有机组合，不是其中任何局部内容所能概括的。模式的意义特指一套相互联系的、整体的方法与程序，包括那些与商业经营过程相关各方的商业关系与交易方式的总合。战略决策，客户定位，营销策划，后台支撑都是建立商业模式中不可缺少的核心环节，但是强调这些要素的结合恰恰突出了商业模式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对商业模式的理解和描述当中包含该种观点的学者也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JoanMagretta，HenryMintzberg，GaryHamel，罗珉等。
4、关于商业模式主体的共识
在商业模式理论研究当中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共识，这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将企业当成了商业模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平台，但是商业模式理论的范畴却不完全受到企业边界的局限。概而论之，如果不考虑某个具体企业，泛指的商业模式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商业结构，它指的是在某个层次上，商业网络的关系结构与活动逻辑。此外，商业模式也可能依附在某些个人或非营利机构之上。尽管如此，企业组织平台之外的商业模式不是商业模式理论研究的重点。因此可以说，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具有研究意义的商业模式都是依附于企业的组织平台之上的。或者可以严格地讲，我们今天谈论的商业模式就是指企业的商业模式，因此它必须以企业作为自己的承载平台，尽管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企业的边界。
从现有文献中总结出的这些商业模式共性特征为我们深刻理解商业模式本质提供了宝贵素材以及开阔的研究路径。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些共性特征为参照，分别从商业结构、交易（契约）结构以及商业理念等几个方面反复探询商业模式的本质。
二、关于交易结构、合约安排与商业模式关系的研究
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最早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从而为开创新制度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范式。科斯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各种治理结构存在的根本原因，他最早将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来考虑并转为交易费用概念。此后的研究者逐渐将此概念扩展到所有维持制度运行的费用。这样就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交易合同的费用，以及执行交易与监督违约行为，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等。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组织出发，把现实世界中远不为零的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transformationcosts）一块计入，并因此被纳入主流经济分析体系。
威廉姆森全面发展了科斯的理论，他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从契约的角度深化了交易费用的概念（Oli－verE•Williamson，1985年）。在他看来，不论是企业还是市场，抑或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形式，都是一种治理结构，一种契约关系的完整性在其中被决定。节约交易费用是不同形式治理结构的共同功能，因而它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张五常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更前卫，他完全突破了企业的概念。张五常认为，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这种观点虽然受到了包括科斯本人在内的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却最清晰地强调了治理结构在交易活动本质上的一致性。
事实上交易费用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即交易活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此交易活动是稀缺的。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因此交易费用理论才能真正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与其他稀缺资源一样，交易活动资源也有如何配置的问题，即经济效益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益，否则旧的制度将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诺斯把经济制度的变迁看做是人类减少经济交换中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而技术进步是人类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转换成本所作的努力。前者反映了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后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诺斯说“制度是委托人与之间和委托人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的交换收益，因而使其财富最大化而作出的合约安排”。［17］更一般地说，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人与人之间或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合约关系。社会就是通过这些合约关系把单个的个体联系起来并分离开。在这种联系的过程中单个个体通过组织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在分离过程中保护个体权利并且获得利益。
综上所述，从科斯开创交易成本理论到威廉姆森用“节约交易费用”概括各种治理结构的共同功能，再从张五常以契约概念认识企业与市场的本质到诺斯对制度与合约更深刻而广泛的理解，人们对社会分工、交易、交易成本、合约、进而制度的产生与变迁机理的认识日臻深刻。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易方式、交易组织、交易内容等因素不断复杂化，不同的合约安排促成了人们交易方式的多样化，而交易方式的选择又成为减少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到了这里，商业模式的特征就有了交易方式选择的本质性体现。
从上面对交易结构、合约本质的讨论可以看出，一切社会制度形态都是某种形式的合约安排，而制度的变迁则是人类为减少经济交换中的交易成本所作努力的结果。由此可见，商业模式的本质离不开合约的范畴。商业模式并不指具体的实体组织，它是一系列合约与运营机制安排的统称，其理论是研究和改善经营活动的有力工具。此外，商业模式虽然需要依附于企业作为载体，但其涉及范围可以大大超越企业的概念和边界。至此，目前商业模式理论关心的热点问题都可以在契约和制度的层面得到解释，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商业模式本质的认识，也有利于对商业模式理论的系统和深化。在当代实际应用中，商业模式的构建和创新始终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然而归根结底，创造新价值、节约交易费和交易结构创新始终是商业模式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就使得商业模式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脉络。
三、关于商业理念、商业愿景与商业模式关系的研究
琼•马格丽塔（Magretta，2002）在《哈佛商业评论》2002年5月刊上发表的论文《商业模式的缘由》试图澄清商业模式的概念，重新强调企业经营战略的重要性。她指出：“除非我们清楚地界定企业组织的商业模式的含义，否则这些概念仍会是迷乱的和难于应用的”。马格丽塔认为，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应当能够回答彼得•F．德鲁克提出的，企业经营的四个最基本的老问题。一个健全的商业模式由三个要素组成：即精确描绘的角色、合理的动机及开启内在价值的计划。
玛格丽塔给商业模式的定义在现有文献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类似定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直接从商业模式功能与内容的角度考察问题。总的来说，人们认为商业模式是对一个商业组织如何行使其功能的概括和系统的描述，它定义了公司的客户、产品、服务、合作者以及投资人的利益角色和结构功能，其内核是支撑企业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运营机制，宗旨在于使企业盈利并且满足所有相关者的利益。总之，商业模式囊括了一切与商务运营有关的要素，并通过独特的方式有效整合这些要素自动的成为商业模式的一部分。此外，在考虑到商业模式的时代性之后我们可以确认，健全的商业模式至少应该具备盈利性，创新性，超越性，可持续和不可轻易复制性等四个基本特征。
尽管关于商业模式概念以及商业模式本质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公认的结果，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研究都在从不同侧面体现着商业模式的某种特有精髓。这种精髓正是使处在相同或者类似环境中的企业可以采纳不同类型商业模式的关键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企业商业模式具体特征的“生命密码”。实际上，这种决定商业模式特征的无形力量可以被称为商业理念和商业愿景。两者都是经营者面对经营环境所采取的商业态度，其中商业理念决定商业模式的风格与特征，而商业愿景决定商业模式未来的创新与发展方向。
前面对交易费用理论、合约理论以及制度变革理论的讨论帮助我们加深了对商业模式功能目标与形态本质的理解。但是，与作为人类为减少交易成本所作努力的结果的“制度变迁”相比，商业模式具有更加生动的内容。制度变迁是市场、企业、政府、消费者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个企业只能是接受者或适应者，不具备主导能力。而在商业模式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具有较大的创造自主性。由此可见，尽管商业模式的本质离不开合约的范畴，但同时更是可以在一定商业理念和商业愿景的指导下，通过主动设计和刻意培育而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合约安排。需要强调的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因为有人的刻意设计和培育才存在，却是可以通过科学设计与培育完善而变得更加有效。商业模式理论的任务就是研究和探讨商业模式形成与运行的原理及特点，并且从中找到设计、评价、创新商业模式的科学方法。
本文在这里提出的商业理念也可以称作“商业意识”，它是考虑商业模式问题的指导方针。在具体应用中，需要将商业理念分解成为若干个可以指导商业模式设计的具体措施。张维迎在与几位国外专家合作的著作《2010商业模式》当中将这些具体措施称为“商业概念”。为了说明什么是商业概念，他们列举了一些实例，如“24小时处理销售订单的概念，通过互联网与全世界客户建立24小时联系的概念，在不同国家制造产品但对流程进行集中控制管理的概念，协助全球研发活动的概念，在生态环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概念”等。
商业概念是在商业理念与技术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例如，从提供商品到提供解决方案，从寻找客户需求到创造客户需求，这些都是商业理念层面的提升。商业理念给商业概念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而实现这些概念必须有技术环境的支撑。目前有一种被称作虚拟企业的新型企业组织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虚拟企业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一体化的企业组织运行理念、模式和方法。虚拟企业通过整合外部资源，将许多企业的核心能力、核心产品集成到一块，大大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从而冲破传统的企业的边界和概念，形成更有效率的商业运营系统。根据本文的思路，我们可以将虚拟企业商业模式的商业理念理解为整合公司内部与外部资源，提供全面解决方案的服务。其商业概念可以分解为提出合理可靠的商业逻辑，整合最优势的企业能力及产品，建立完善的客户信息网络，建立公平可信的分配机制等。虚拟企业的设计、培育和维系就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具体实践。这一系列赖以维系虚拟企业运转的商业概念都围绕在为客户提供最优解决方案的理念而展开，并且都离不开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管理技术的环境支撑。由此可见，拥有特殊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愿景也是现代商业模式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 期货；期权；实践教学；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 11-0078-03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未来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稳步发展，其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功能将日益发挥，这将使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因此在金融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增加金融衍生产品的教学内容也是当务之急。目前各高校金融学专业开设的金融衍生产品课程内容差异较大，有的学校开设了金融衍生产品选修课，有的学校开设了金融工程专业课，而且大部分院校讲授的主要是理论性较强的衍生产品定价内容，介绍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实务的实践教学环节则安排的课时较少，或者由于缺少具有业务实践指导能力的“双师型”教师而流于形式。
期货与期权是重要的金融衍生产品工具，目前我国已推出了51种期货品种，其中有46种为商品期货，5种为金融期货，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4月16日同时上市了两个股指期货品种，股指期权的推出也指日可待。随着今年股市“牛市”格局的形成，各机构投资者纷纷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和套利交易，个人投资者也纷纷介入股指期货交易。在2014年底中国证券报对期货行业展开的调查中就提到，近两年期货新品种集中上市，创新业务开展以及员工流失等原因也促使期货公司加快了对外招聘的步伐，高校毕业生成为期货人才重点孵化发展对象。通过对期货公司的招聘条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期货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掌握专业化的理论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对期货市场的分析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期货市场环境。因此，在期货与期权课程中，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践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能够通过模拟交易等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提升毕业生的职业竞争力。
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以往的实践教学环节设计都是在理论课程结束之后，单独安排实践教学周开展实践教学，学生对于部分理论知识点容易出现遗忘的现象，而且在前期的课堂理论教学中，学生缺少对实际市场环境的感性认识而容易渐渐失去学习兴趣。经过改革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期货与期权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纳入到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期货与期权课程共设54学时，其中36学时为理论课时，18学时为实训课时，实训课的具体时间安排可以根据教师的理论课讲授进程灵活安排，学院考虑到证券期货类课程对于实践教学时间的特殊要求（需要在开盘时间上课），允许为其优先安排实验室资源。同时为提升实训课的教学效果，理论课以大班授课，但是在实训课的周次，则拆分成两个自然班进行授课，教师每次实训课指导人数在30人左右，师生互动环节充分开展，使得教师对于每位同学的实践操作进行耐心细致的综合指导成为现实。实验室同时配备了凌波教室等教学软件，教师可以在课前将理论课的课件，案例资料，实训课程要求等文件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随时可以监控学生的学习状态，在每次实训课结束后，再要求学生将实训作业文件存入指定文件夹并统一收回。这些随理论课进程不断展开的实训环节，强化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点的认识并及时将所学知识加以应用。例如在期货市场组织结构这一章，安排学生登陆中国证监会、中国期货业协会、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各期货交易所网站，收集相应的资料、实时了解中国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学生完成对期货市场组织结构分析的同时也了解到我国期货市场最新的发展情况，锻炼了学生资料查找和研究分析的综合能力。
二 模拟交易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文华财经是期货行业的主流软件系统服务商，据统计引入文华软件服务的期货公司数已达到140多家，市场覆盖率超过98%。为了更好地与行业接轨，我院在期货与期权教学过程中使用文华财经赢顺期货模拟交易软件进行实践教学。在实训课开始阶段，教师会指导每位同学登陆文华财经网站，注册模拟交易账号后获取1000万模拟交易资金。很多高校教师都会先讲解软件使用功能，学生利用实验室联网主机跟着逐步学习操作，这种方法的弊端是老师讲授的过程中看不到学生的交易情况，不好把握讲课的进度和节奏；还有部分高校采取的是利用凌波等具有广播功能的教学软件，让学生先看教师演示，然后再进行操作，但由于教师操作环节中，学生机被教师控制无法跟着操作而记不住软件的操作过程。我院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视频教学的方法，在教师端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软件的操作演示视频，教师则在学生中间对个别没有正确进行操作的同学进行纠正，对有疑问的同学及时进行解答并予以实时演示，视频可以反复播放几次，保证每位同学都熟练掌握基本交易方法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按照自己制定的交易策略自由进行模拟交易练习。
软件功能的讲解顺序可以结合理论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编排，逐渐增加交易软件功能的介绍，例如从资讯分析、行情解读、下单交易、技术分析、套利交易、期权市场几个方面安排每次课的实训内容。学生在刚开始进行模拟交易时，往往容易对众多的交易品种感到茫然，缺乏对市场价格走势的判断能力，这时教师应当利用最新的市场行情变化，向学生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做短线交易的品种，如利用PTA行业生产装置爆炸这一突发事件，判断短期市场供给将受到影响，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从而指导学生进行买多操作，当学生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盈利后自然提升了学习兴趣，也开始自己寻找这样的市场机会，渐渐地学生就可以熟练掌握资讯查找、行情解读、下单交易、技术分析等实训内容。
三 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大部分教科书中对于套期保值和套利交易的介绍都是以案例分析方式为主，根据现货企业或投资者所面临的市场价格走势预测，作出相应的套期保值或套利交易方案，并利用交易策略表分析交易最终的盈亏情况。学生虽然能够掌握实际的业务操作方法，但是对于期货市场功能以及具体的交易策略制定过程不甚了解。然而通过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就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掌握从期货知识学习到实践运用的方法，并能够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任务进而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与交际能力，任务驱动模式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工作压力”，提前感受职场环境，为将来就业后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以期货与期权课程本学期的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为例,学生在开学初即自由组成5~7人的任务组，由组员推选出组长并集体研究一个能代表组员个性的组名，例如“必胜课”、“期货梦之队”等组名体现了学生对于课程学习的热情；“光华滑溜溜”、“马兔可鲜儿”等组名体现了学生式的幽默；“超能陆战队”、“来自星星的女生”则体现了学生们带着理想主义的情怀。这样的组名可以拉近学生与课堂之间的距离，也让学生对于小组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这些都为任务型实践教学模式的开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套期保值任务模块中，学生需要接受如下任务：①选定一个期货交易品种；②查找一家涉及该品种的上市公司；③分析上市公司的风险因素；④对所选品种的未来价格走势做出分析和预测；⑤根据前述分析为企业设计套期保值交易方案；⑥制作PPT并在实训课上进行汇报。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就要利用文华财经软件查找上市公司的基本资料，分析所选品种的现货和期货市场行情，对于教材中套期保值交易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最终完成套期保值交易方案的设计工作。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有针对性的对各组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加以指导，组员也在不断地讨论和修改方案中提高了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培养了期货业务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小组PPT汇报过程中，每个小组都要为其他组进行书面点评并排出名次，在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各组可以通过分享实训成果取长补短，最后教师针对每组完成的套期保值方案存在的问题加以点评，鼓励各组进一步完善方案，学生也在这样的实训环境中真正锻炼了就业技能和职场心态，取得了非常好的实训效果。
在套期保值任务模块开展的过程中，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教与学的要求。教师要转变心态，及时调整授课内容，使实训课任务符合期货行业的发展需要，了解各行业的最新动向，提高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期货业协会和各期货交易所每年都会举办行业大会、期货业大会、分析师论坛等活动，在现代化的网络环境中获得这些行业最前沿的资讯已经成为实践教师必不可少的功课。在实训的过程中，也要让学生定期关注行业协会、和讯期货、期货日报等媒体对于期货市场的最新报道，把这新动态信息融合到实训任务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读写议等方式加深对于财经新闻的解读能力。
四 以赛促学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金融学院设有学生社团――“金融学社”，以组织学科竞赛、开办证书培训、推荐业务实习等方式促进学生融入到金融市场的实际环境中来。在“金融学社”组织的期货投资模拟交易大赛中，刚刚学习了期货交易方法的学生们对于期货市场都跃跃欲试，纷纷报名参赛。这种竞赛的模式，可以激发学生讨论和学习的热情，虽然只是模拟交易资金，但是有的同学通过股指期货的模拟交易体验到日内行情快速波动的心跳和刺激，也尝试过商品期货过山车行情带来的盈亏的快速变化，也有部分同学由于风险承受能力偏差而退出比赛（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有“密集恐惧症”无法看盘）。挑战总是存在于学生的未来社会生活中，用多元化的方式让学生在大学校园中能够提前认识自己，完善自己也很重要。
无论每日的交易结果如何，参赛的学生都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到了期货市场的“杠杆交易”魔力，尤其是“股市”的持续升温，很多同学都是兼而持有股票和期货交易账户，两个市场的实时参与让学生逐渐融入到了动态的金融市场环境中，从一个真正的投资者角度来观察和体验市场的变化。也有部分同学经济条件较好，父母也很支持学生参与股市交易，所以有部分同学在上大学的阶段就已成为父母的投资顾问，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也获得了不错的投资收益。当期货市场开通了夜盘交易后，这使得原来学生课上的模拟交易实践得以延伸到课外，部分学生也希望在课外能够与教师及时进行沟通，分享投资交易心得或者寻求交易方面的指导，微信、QQ等现代化通讯手段使得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加便利，学生寝室不再仅是游戏的天堂，又多了几份期货投资盈亏比拼的热情。参赛同学在实训课上也都是活跃分子，他们在课上热切的讨论交易心得，带动了组内其他同学的参与热情，使得平时很少和教师沟通的安静学生也慢慢地开始关注市场行情的变化。教师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通过讲解投资交易技巧并适时加入一些实用软件功能的介绍，让学生由浅入深地熟悉投资交易实务技能。实践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职责就是为学生提高实践能力而服务。
五 产学研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期货公司是小众型的金融机构，无论从经营规模还是营业部数量上看都无法和其它类型的金融机构相比，对于从业人员有专业化的技能要求，而且在期货公司的实习会接触到产业客户的商业资料，为保证信息安全，也无法给高校提供涉及核心业务领域的实习机会，所以目前很多高校的校外实习基地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开展深入的实践教学合作。民办高校中的教师多是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入高校任教，缺少金融行业实际从业经验，而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也使得教师难以有时间和精力去寻求专门的实践业务锻炼机会；期货行业本身的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也难以寻找到能长期从事兼职教学的实务型人才，目前“双师型”教师的匮乏已经成为阻碍民办高校实践教学工作开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校外实践很难开展起来，但是笔者也曾走访多家期货公司，多位高管也表达了希望能够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计划的意愿。
高校教师通过与期货公司合作进行课题申报，立项的课题既可以作为教师日后晋升职称的学术成果，同时以课题研究为契机，参与到期货公司的实际业务领域，如参与产业客户调研，协助期货分析师进行市场数据收集并建立分析模型，发挥自身的科研特长帮助期货公司建立专题研究数据库等工作。笔者曾与吉林省的期货公司合作开展了油脂油料企业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课题研究，既完成了省级课题和核心论文的科研任务，又通过与期货公司的长期接触了解到期货行业的最新动态，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的行业信息和进行期货品种分析的研究资料都成为日后面向学生开展实践教学时的重要素材，在实际业务领域的所见所闻也都经过整理做成案例教学的资料，这些来源于实际工作经历的案例讲解起来生动形象，更易为学生所接受。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教师成为连接学生和金融行业的纽带，长期的社会实践使得专业课教师提升了实践指导能力，而学生也借助于这样一条渠道拓宽了对于行业认知的视野。
总之，民办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需要更多具备实际业务能力的高学历人才的加入，因此不断探索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以迎合未来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是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期货与期权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将改变单纯依靠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实践教学存在的弊端，也将为金融学专业其他课程开展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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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允价值，市价计量，模式创新理性选择
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袭卷全球，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在人们纷纷指责房地产、金融资产泡沫破灭的同时，也在认真反思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存在的弊端，即产生的顺周期性，对资产价格助涨助跌的作用，背离了资产的内在价值，人们曾经预言公允价值是目前最好、最合理的计量模式，却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经济杀手”的角色，为这场危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期盼经济复苏的同时，人们也更迫切希望找到一种更合理、更科学的会计计量模式，来消除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经济产生的负影响。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特征及优点
公允价值，英文为Fair Valve亦称Market Valve或Mark to Market,所谓公允价值是指以市场价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与传统的计量模式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更强调资产、负债的现实价值，从而与账面值产生了公允价值变动，这种公允价值变动是通过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比较产生的，从而影响所有者权益，表现为对损益与权益的调整。以公允价值对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计量，由于其反映了资产负债现时真实价值，对债权人、投资者、社会公众来说，以此为计量基础反映的会计信息提供了其决策更相关和有用的信息，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因此，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已经成为国际会计的一种潮流趋势，代表了国际会计发展和改革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近年来,国际会计准则及美国等一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颁布的会计准则,纷纷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甚至是首选的计量属性来加以运用, 特别是对于可以取得公允价值的交易或者事项中，以提高社会公众对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适用性的障碍
与历史成本法相比，公允价值计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产生的顺周期效应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对资产的助涨助跌的作用，加剧经济的巨幅波动，从而推动了金融危机的深度与广度。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难以保证准确公允价值的公允性、合理性。具体说来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一）、公允价值理论的假设前提很难满足。首先，在交易市场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该交易行为是否公平，因为交易的双方最终结果有盈亏，对哪方是公平难以确定；其次，交易的双方也很难界定是熟知交易对象，事实上，市场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一方总比另一方要知道多的信息，另外熟知的定义，熟知的程度比较，实践很难界定；再次，交易市场总是存在强者与弱者，市场参与从来就没有公平性，那种理想的市场交易环境及公允价格在现实的市场很难得到反映，换而言之，理想的市场与现实的市场有相当大的距离；（二）公允价值反映的利润不真实。反对者认为会计必须是对过去的事项可以进行计量，而不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项进行计量，否则财务会计变成财务预测，公允价值理论将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记入利润，违背了会计核算的最基本的原则----权责发生制；（三）、公允价值不能提供与收入、费用相配比的，以确定经营成果的相关信息；（四）、公允价值计量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会计计量以持续经营为前提，如果公司一旦被出售的话表现出的是清算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其计算出的利得和损失没有依据；（五）、公允价值提供的信息没有相关性，当只有公司清算时，公允价值会计提供的脱手价格信息才具有相关性，如果公司将持续经营的话公允价值的脱手价格信息不具有相关性；（六）、利润反映不科学。如果存货以市场价格计量的话，那么其反映的销售利润为零，因此，会计核算的重点变成了价格变动，使报表阅读者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则无法对企业的业绩进行评价；（七）、公允价值理论对企业的无形资产因不能单独出售不予计价，因而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考虑不够充分，未能充分体现企业整体资产价值；（八）、不具有可加性。公允价值认为，只有过去的或现在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计量方法才是客观的、预期的数据不能于现有的数据相加，如果资产强行处置与渐进、有序处置存在差异的话，那么实际确定现行现金等价物肯定预计，那么就与公允价值模型产生矛盾，另外当单项资产处置与资产组合处置，价值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得出现行现金等价物本身不能相可加性；（九）、公允价值反映的资产市价，而不是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因此，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有对资产价格助涨助跌的作用；（十）、在相关资产、负债不存在活跃市场或实际成交时，其公允价值的计算确定往往带有企业对其价值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未得到实际公允市场交易的确认，因此其可靠性相对难于验证论文开题报告。（十一）、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未能正确反映所有者权益自身的价值变动。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所有者权益的计量来源于资产减负债的余额，其计量的结果与所有者权益实际价值相差较大。其原因是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所有者权益未进行市价计量，因此未能正确反映所有者权益自身的价值变动，与公允价值理论矛盾；（十二）、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资产、负债的价值变动不应该计入利润。这主要是因为1、价值变动并没有具体的交易行为，不产生收入、费用，且具有未来不确定性，无法进行计量确认；2、现行成本并没有节约，因采取某种行动而没有采取其他行动所带来的机会利得，当采取行动后就没有了，一旦购买资产，其成本就变成现实，唯一选择出售或继续使用，因此，现行成本法采取的财务资本观的持有利得缺乏理论基础；3、资产、负债价值变动不反映已实现的或预期的现金流量，那么计入利润是没有依据；4、没有证据证明资产、负债价值变动与现值之间存在联系；（十三）、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将净资产等同于所有者权益。企业整体价值观认为，净资产是指企业未来的可持续的现金流入的现值，在数量上等于企业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后的余额，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过去形成应该归属所有者享有的经济利益。说的更通俗些，它是企业过去形成自创无形资产及所有者投资的成本并且包括机会成本。两者之间在会计计量上并不完全相等，也并不是同一概念。如是同一概念没有必要用二个名称表达同一属性。因此，净资产与所有者权益是二种不同的概念。即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净资产价值不应等于所有者权益价值；（十四）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价值属性反映不清晰。根据公允价值理论应该反映是资产的交换价值，而实际运用中由于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采用市价计量为主，其他计量并存的混合计量模式，因此反映的资产属性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投入价值、重置价值、交换价值、在用价值等价值属性，这样形成了理论与实际运用的矛盾，因此其提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真实性值得怀疑；（十五）、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没有保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同一时点下的可比性、可加性。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特别强调时点性，即考虑时间对会计计量的影响，换言之，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不同时点具有不同的价值，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不同时点上不具有可加性、可比性的特点，因此，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不应该继续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的投入价值等其他价值属性替代公允价值，而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采用多种计量模式，其中包括了历史成本法，将不同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属性进行累加，将不同时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进行累加，从而无法保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的真实性、公允性。
三、市价计量模式的建立
新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又称为市价计量模式，所谓市价计量模式是指会计要素应按照会计当日的市场价格进行计量。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计量。1.逐日市价计量；2.报告日市价计量。即在会计日常核算上，如无特殊要求一般采取历史成本法计量，（特殊情况如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等资产采用逐日市价计量），报告日时调整到市值计量，从而产生价值变动科目。市价计量模式反映的是企业时点上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并且考虑到时间这一因素对会计计量的影响，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不同时点上具有不同的价值，不同时点上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不具有可加性、可比性的特点；它与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一）前提不同，现行的公允价值前提1.为公平交易形成的价格；公平交易是公允价值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交易双方应该彼此平等，自由的进行交易；2.为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不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仍进行交易。这一假定实际上是对公平交易进行补充定义及说明。如果交易一方或双方在财务困难或面临重大经营规模调整，缩减时候，交易形成的价格往往是不是公允的，不是正常交易形成的价格。3.为交易双方应是熟悉情况的，这一假定仍然是对公平交易的补充。如果交易一方或双方不熟悉交易对象的情况，其形成的交易金额很难说是公允的。市价计量模式前提：1.名义货币发生变化。货币的价值如果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则对资产价值发生影响，通涨时，资产价值上升，通缩时，资产价值下降，从而使资产、负债在不同时点上具有不同价值，不同时点上资产、负债不具有可比性、可加性；2.社会生产效率日趋提高，使商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使商品价值在不同时点具有不同价值；3.商品经济和资本市场化、信息化、透明化。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已经基本市场化、商品化，人们从投资的需求，迫切关注会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有效，其目的有助于评价与决策，因此从投资角度来讲，报告使用者使用报告的目的通过了解的会计信息，判断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市场价值是否合理，从而发现投资机会。因此，在市价计量模式下，应当真实反映所有者权益的市场价值；（二）、理论依据不同。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论文开题报告。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存在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下，交换价格即为公允价值，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最大特征就是来自于公平市场的确认。由于公允价值是在许多限定和假设条件下取得的，因此，对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的确认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其实，在存在市场交易价格的情况下的资产交换价格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允价值”；更何况在资产没有市价的情况下，其公允价值的确认更具有人为的因素。因此给盈余管理带来很大的空间。而市价计量模式，其理论依据来源于资产的价值属性决定于计量模式，不同计量模式体现的资产价值属性不同。采用市价计量反映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交换价值，更真实反映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某一时点市场价格，与公允价值计量相比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采用市价计量并不去研判市场价格是否合理、公允，从而更加突出了会计的反映功能，因此其提供的会计信息更真实、可靠，相关性强；（三）、价值属性不同。现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采用是市价计量模式为主，其他计量模式为辅的混合模式，反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价值属性是混合的价值属性，其所有者权益的价值量是介于投入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市价计量模式是单一的计量模式，反映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交换价值，根据公允价值理论公允价值应该反映的资产属性是交换价值，而非混合的价值属性；（四）、核算的摘要是因为1.企业在正常运营情况下不存在发生会计理论所假设会计主体发生清偿责任，并且这种假设情形与会计假设的持续经营的前提发生矛盾；2.企业在持续经营情况下与清偿条件下，由于存在未来盈利的预期不同，因此价值量存在很大的差异；3.企业在持续经营情况下，会计的任务只能真实地反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某一时点的市场价值，相反并不能准确、真实地估算会计主体假设被清偿的所有者权益价值。即假如企业发生清偿情形，其所有者权益价值也取决于市场交易，而不是取决于会计计量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妨把该种会计理论称为“预测会计”或者“算命会计”更为贴切、妥当；（七）、会计等式不同。现行公允价值理论将所有者权益的计量来源于资产减负债的余额，即资产与负责决定所有者权益的价值；而市价计量模式认为，所有者权益价值来源市场交易结果，即供求关系是影响所有者权益最直接的因素，其他因素影响所有者权益价值也是通过供求关系实现的。因此所有者权益与净资产的概念不同，其价值也有差异，即净资产来源与资产与负债的减项，所有者权益来源与市价，其形成的会计等式：资产市价=负债市价+所有者权益市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价值变动。换言之，传统的会计等式：资金来源=资金运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等式不适用于市价计量模式。
四、结语
总之，在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各界已充分认识到现行公允价值计量的弊端，正积极探索、寻找更好的计量模式，遵循谨慎性原则，运用有效计量方法，避免对资产或者市场的负面影响，而采用市价计量方法吸收了公允价值理论公允地反映资产、负债价值的优点，同时又从会计理论上解决现行的公允价值计量适应性的问题，有效地消除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经济产生顺周期性的缺陷，客观、真实反映企业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其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很强的可靠性、相关性，因此市价计量模式将是未来会计理论探索、发展一种新的方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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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关键词：交易策略；风险评估；收益
Abstract：This paper sets up a risk-benefit model based on binomial distribu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isk assessment on securities trading strategy. This model prove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iews that under some conditions the long-term risks of trading strategy are not relative to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s or the ratio of the number of positive-benefit transactions over the total number of transactions，they are only rely on the extent of positive benefits over negative benefits. This model as a tool of risk assessment provides basic foundation for securities trading strategies and gives a forecasting method to estimate long-term risks by 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alpha of trading strategy.
Key Words：trading strategy，risk assessment，benefit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0-0003-05
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学者研究证券市场中资产风险与收益率的关系。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的投资组合理论奠定了风险和收益关系研究的基石，并导致了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发展。基于该投资组合理论，夏普（Sharp，1964）、林特纳（Lintner，1965）和莫辛（Jan Mossin，1966）提出CAMP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根据市场走势预测选择不同的证券组合以规避市场风险、获得较高收益。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罗斯（Ross，1976）提出APT套利定价理论，默顿（Merton，1973）提出OPT期权定价理论。这些理论模型在投资组合绩效、证券估价、证券投资等领域成为里程碑式的投资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这些经典模型以及后来布里登（Breeden，1979）、里昂诺姆（Reinganum，1981）、陈浪南等（2000）、靳云汇等（2001）都集中在对投资组合风险性的研究上，很少涉及到交易策略的风险研究；康拉德和考尔（Conrad和Kaul，1998）研究了交易策略，但没有具体研究交易策略的风险评估方面。投资组合的风险性和交易策略的风险性存在一定差别：前者属于投资标的选择策略范畴，而后者属于操作层面的交易策略范畴；投资标的本身的风险具有不可控性，而操作策略往往能够通过诸如“止盈”或者“止损”等手段来有效控制投资标的自身带来的风险。
尽管目前一些理论试图揭示证券市场复杂行为的原因，并预测投资标的的未来行为，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仍很缓慢，甚至大多数成功的投资者也认为，复杂的市场行为是不可预测的。巴菲特说过，他从不预测市场，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当人们总结这些投资者投资成功的原因时，会发现他们往往非常注意投资风险的控制，尽管他们也很重视对投资标的的选择，但从不对市场做出坚决的预期。这说明，复杂的市场行为至今仍是人类未解之谜，而包括风险控制和风险评估在内的交易策略的风险研究在实际投资过程中的作用往往重要于投资组合或者投资标的本身的风险研究，也就是交易策略的制定比投资组合策略的选择重要得多。
由于交易策略的制定，每一次投资的收益率往往是可控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其单次投资的收益率是固定的。在本文中，我们以熟悉的二项分布为基础，建立了一个风险—收益模型，结果证明该模型能够作为交易策略风险评估的一个理论基础。该模型把目前关于交易策略风险评估方法中常用的正收益比率与收益率联系起来，改进了评估方法。
二、 交易策略亏损概率的测算
（一）正收益交易的概率函数
我们假设某个投资者按照既定的交易策略，比如设定“止盈”和“止损”收益率等，进行了一系列交易，投资者的初始资金为 ，并且每一次正收益交易的收益率为常数 ，负收益交易的收益率为常数 ，则总收益率可以表示为：
这里， ； 分别代表正收益交易和负收益交易的次数。我们感兴趣的是总收益率小于零的条件：
即：
这里： 。
在 次交易中，我们想知道发生 次正收益交易的概率是多大？显然， 次正收益交易和
次负收益交易的顺序可能不一样，因此，交易次数为 的交易过程将有总共Q种可能的情况出现。
这里C 表示组合数。另外，发生 次正收益交易的可能性有M种。
于是，出现 次正收益交易的概率为：
该概率函数是归一的，即：
显然，这就是人们熟悉的二项分布。累计概率函数于是可以表达为：
（二）辛苦系数
当正增长率 和负增长率 一定时，在 次交易中，正收益的交易次数小于 次将导致总收益率小于零。这是个临界正交易次数，即 ；
又由于 ，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临界次数表达为：
这里，符号[]表示取整的意思，并且：
它是一个临界的正交易比率，正交易比率就是正收益的交易次数占总交易次数的比例，也就是所谓的“胜率”。这里我们不妨称这个临界值为“辛苦系数”，它表明投资者在目前的正收益率和负收益率交易水平下，至少要保证总交易次数中的 比例是正收益，才能使最后的总收益率为正。显然根据前面
的表达式，我们可以得到“辛苦系数”与单次收益率的关系：
假设 ，并在图1中画出 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单次负收益率相对正收益率越大， 值越大，说明投资者想要最后获得正收益率就需要更多的单次正收益交易，就越“辛苦”。
（三）未来亏损概率
定义未来亏损概率为：假设保持现有的单次正增长率和负增长率的增长模式，未来在一个较大的交易次数 下，总收益率亏损的概率。未来亏损概率实际上就是某一个交易策略的长期风险。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知道它等于累计概率函数（7）：
方程（11）的解析表达式为：
这里， 是 Gamma 函数， 是超几何函数，从而构建了交易策略的风险收益模型。
方程 （12） 就是未来亏损概率的表达式，它是一个在交易次数 时与 无关的函数，这就为我们评估交易策略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因为未来无论 和
如何配置都不影响未来的亏损概率，它是一个能反映交易策略长期风险的特征函数。图2 根据方程 （12）给出了未来亏损概率与交易次数在不同“辛苦系数”下的关系，显然，当交易次数很大时，未来亏损概率是稳定的；并且投资者越“辛苦”，其未来亏损的概率就越大。
三、Monte Carlo模拟
为了验证前面所述的模型，我们进行了Monte Carlo 模拟。Monte Carlo 模拟是一种用以替代真实随机实验的计算机模拟实验方法，它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来模拟自然界中的各种随机现象或者实现各种计算要求。我们假设一次试验过程包括 次交易，而每次交易的收益率不是正的 就是负的 ；另外，出现正收益和负收益的概率是相等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样一次试验的总收益率 。我们重复这样的试验 次，并且统计每次试验的交易总收益率
的次数 ，就可以得到在常数参数 、 和 的条件下，该交易策略的亏损概率 。当我们在每一次试验中选择很大的交易次数时，便可得到未来亏损概率。图3给出了计算流程图。
方程（12）描述了在交易次数 情况下，亏损概率与辛苦系数 的关系。从图4中可以看出，未来亏损概率与辛苦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并且这个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在辛苦系数小于0.4的区域，未来亏损概率几乎为零；辛苦系数在0.4—0.6之间的区域，未来亏损概率显著上升；而在辛苦系数大于0.6的区域，未来亏损概率几乎为1。事实上，辛苦系数是关于单次收益率 和 的函数，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某交易策略的单次收益率情况来判断其未来存在的交易风险。
我们分别模拟了对应这三个区域的亏损概率与交易次数 的关系，其结果与方程（12）得到的理论值符合得很好。图5给出了模拟值与理论值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到，当交易次数 很大时，亏损概率趋向一个稳定值，这说明如果一个投资者坚持在一个常数的单次（正负）收益率的交易模式下进行交易，那么这个投资者长期的收益率出现亏损（或者盈利）的风险也是固定的。另外，这个风险与“辛苦系数”有关，“辛苦系数”越大，亏损概率越高；或者说与单次交易的常数收益率有关，负收益率绝对值相对正收益率越高，亏损的风险越大。
未来亏损概率 是在交易次数 时的亏损概率，显然它是个只与参数 ，也就是“辛苦系数”有关的量，而与交易次数 无关，换句话说，它与单次交易的正负收益率有关。我们令单次正收益率
并给出了未来亏损概率和单次负收益率绝对值 之间的关系。图6 给出了理论值和模拟值的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符合得很好。这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这样一个基本的交易风险与收益的事实。
四、交易策略的风险评估
我们提出的这个收益与风险模型为评估交易策略的未来风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单次交易的增长率确定时，其交易策略在长期交易下的亏损概率就是确定的，而与交易次数没有关系。这个结论使我们科学地评估策略风险成为可能，因为在这个模型下，策略的风险是一个由策略本身所决定的禀赋性特征，与任何交易次数或者交易时间等细节问题无关。因此，也就可以不必对交易策略进行耗时的实际测试，而直接判断策略的未来风险了。当然，实际的交易往往非常复杂，单次交易收益率经常不会满足这个风险—收益模型的条件，但当交易策略能够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单次收益率时，这个模型确定的风险值就是可靠的。换句话说，本文提出的风险—收益模型为数量化风险评估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另外，我们的评估模型也揭示出这样一个关于投资交易的道理：一个交易策略的未来风险仅仅取决于正收益率相对负收益率绝对值的比值，也就是
，这个比值越大，其风险越小。换句话说，交易的风险与发生正（负）交易的次数无关，而只与单次的正负收益率有关。我们必须保证一次或者少数几次很高的正收益率，而其他发生负收益的交易产生的损失都很小，才可以保证我们长期的总交易是正收益。这也就是平常投资者所说的“大赚小赔”的投资法则。
目前，有关交易策略的风险评估方法多集中于考察交易策略所能达到的正交易比率上，也就是所谓的参数“胜率”上，然而本文的模型显示“胜率”高的交易策略不一定未来亏损的风险就低。单次正收益率很低，但获利次数很高，即“胜率”很高，未来亏损概率一样会很大，这是因为单次正收益率很低，尽管正收益次数很多，但未来一次亏损就可能把以前积累的利润消耗尽。我们的模型把正交易比率与交易的收益率联系起来，给出了更加科学的评估方法。
五、在交易策略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我们的模型可以应用于交易策略的风险评估。可以根据某个交易策略的历史交易次数和交易收益率，把所有正收益率和负收益率分别折合成两个复合收益率，即 和 ；然后分别根据“辛苦系数”的计算公式（10）算出参数 ；最后按照方程（12 ）可以算出该交易策略的未来风险概率 。这个概率的含义就是，如果交易策略在未来以目前的模式继续运行下去的话，它的亏损概率就是 。
举个例子，假设某个交易策略产生了下列的收益率，如表1。首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复合收益率，即 ， - ；另外根据（10）得到辛苦系数 ；于是可以计算出该策略的未来亏损概率为 。它表明，如果这个交易策略以后仍按这种模式运行下去的话，其未来亏损的概率大概是0.58。这个例子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交易策略的 值来估算它的未来风险，并且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看到尽管该交易策略有70%的胜率，但其未来存在的亏损风险仍然高达58%。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实际交易中每次交易收益率是变化的，有时差别还很大，这将影响辛苦系数
值的评估效果，因此我们还需要附加计算单次收益率的方差 和 。方差越小， 值的评估效果越好。另外，用户可以选择市场处于上升阶段或者下跌阶段计算 值，这样评估更易于比较。
六、结论
不同于传统的关于风险的描述，比如定义风险为收益率的方差等，本文试图通过一些基本假设自然地推导出风险的表达式。在二项分布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风险收益模型来作为交易策略风险评估的理论依据。这个模型从理论上和数值实验上证明了：在单次交易的收益率不变以及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条件下，（1）交易策略的长期风险不依赖于交易次数；（2）交易策略的长期风险不取决于正收益比率；（3）交易策略的长期风险只取决于正收益相对负收益的幅度。模型为风险评估工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把目前关于交易策略风险评估方法中常用的正收益比率与收益率联系起来，改进了评估方法。
参考文献：
[1]Banz，R.，198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and Market Value of Common Stock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9（1），pp.3-18.
[2]Breeden，D.，1979，“An Intertemp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with Stochastic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7（3），pp. 265-296.
[3]Markowitz，H.M.，1952，“Portfolio Selection”，The Journal of Finance 7 （1），pp. 77-91.
关键词 内部控制模式；交易成本经济学；代理理论
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l control is the formidable obstacle of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nternal contro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nomy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how to choose the proper structure of internal control. Based on the economy theory， this research compares two different theories for internal control before choos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l control is analyzed. Assets specialty and uncertainty are the main focus of the analysis， which also leads to the adaptive choice of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l control.
Key wordsStructure of internal contro；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Agency theory
如何为不同的组织选择内部控制模式，是一个长期困扰内部控制研究的问题。现有内部控制研究要么关注内部控制观念等理论框架的探讨，要么关注内部控制具体方法和技术等实务操作的研究，而对于内部控制模式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内部控制模式反映内部控制系统运作机制和机理与方式、方法，在内部控制研究过程中，起到承接理论框架和实务操作的作用。内部控制模式的确立需要以坚实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因而与内部控制理论研究关系密切；内部控制模式的选择与企业的具体环境相关，直接付诸实务操作，因而与内部控制实务操作密不可分。对企业内部控制模式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将内部控制基础理论和实务操作衔接起来，对于推动内部控制研究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内部控制的经济学基础
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模式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弄清内部控制的经济学基础。内部控制模式研究没有很好展开，归根结底是用来分析内部控制的经济学基础存在缺陷造成的。在内部控制研究过程中，大量的学者选择代理理论作为内部控制分析的经济学基础。虽然代理理论也涉及企业组织内部设计问题，但是代理理论本身的属性决定其不是内部控制分析的最佳理论工具。相比之下，交易成本经济学更为合适。这主要是由于内部控制的经济属性以及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差异造成的。
现有的研究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备契约的集合，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弥补契约不完备性，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机制[3]。将内部控制的本质解释为企业内部降低交易成本的机制，从而导致作为生产组织模式，企业比公司更有效率，这种解释科学地说明了内部控制的经济属性。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内部控制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比代理理论更为恰当。
1.分析的基本单位
代理理论的分析以单个代理人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这种分析基本单位的不同，造成了两种理论所关注的焦点的不同。代理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归属和所有权在不同层级间的分配。比如，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保证公司股东利益的不受到侵害，等等；交易成本经济学则关注如何降低每次交易的成本，从而保持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形式，相对于市场的经济优势。内部控制的实质是企业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内在机制，控制权的归属和分配问题不是解决内部控制研究的核心问题。如果采用代理理论进行分析，以所有权的弱化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着眼点，难免会把对内部控制的分析引入歧途。
2.对组织问题的关注
代理理论把企业看成的是一系列的契约，很少如何解决关注企业组织内部争端问题，认为可以通过“事后清偿”来解决组织内部的争端。比如，当企业内部出现问题之后，可以在事后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则将企业看成是一种治理结构，将关注的中心放在如何建立避免争端和处理争端的机制上，认为任何需要诉讼来解决的企业内部争端都可以通过事先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结构加以避免。企业的内部控制是渗透在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管理工作全过程中的，如果寄希望于通过“事后清偿”来解决问题，那么当企业组织在生产经营中遇到问题时，内部控制将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思路，适应企业的内部控制需要对企业所面对的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精心构造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企业能够在将来可能遇到的困境条件下，仍然能够良好的运行。
3.对成本的主要关注
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都对企业的成本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代理理论关注的主要是剩余损失，交易成本经济学关注的是适应不良损失。剩余损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很难以进行计算，只有在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后加以考察。同时，剩余损失是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来考察的，这种损失主要是对企业所有者剩余索取权的影响，对于整个企业来看，并不造成深远的影响。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适应不良损失，针对整个交易过程中的情形，关注由于内部控制结构不适当，在每次具体的交易过程中造成的损失。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管理控制工具，其目的是矫正企业日常运行的偏差，是企业更为顺利的向既定的组织目标前进。适应不良成本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部控制的关注焦点。
4.研究的起点不同
代理理论的研究起点是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隐含着企业本身已经存在的前提假设。在这种假设下，内部控制的意义在于如何提高企业的价值。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是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将企业作为取代市场的生产组织方式。因此，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中，企业并不是已经存在的实体，而是与市场并列作为可供选择的生产组织方式。当企业不能通过内部控制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时，随时都可能会被市场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采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内部控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内部控制成为企业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
根据以上分析，从经济学基础的角度来看，交易成本经济学能够更为有效的支撑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因此，本文将通过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企业的内部控制模式。
二、内部控制模式的分析
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对企业组织生产的不同方式进行比较来开展研究，其目标在于揭示为什么有些交易是在某类型组织中进行的，而其他的交易是在另一类型组织中开展。交易成本经济学给出答案是，之所以一类特殊的内部控制模式用来解决一类特殊的交易，原因是在于，这种内部控制模式提供一系列在其他内部控制模式中无法复制的控制手段，这些控制手段能够与这些控制活动相匹配。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在不同的企业中交易是不同的，而不同内部控制模式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有差异，因此这种联系解释两者之间匹配程度的效果和效率。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的核心在于尽管人们倾向于理性的去采取行动，但是他们的决策很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达到最优，因为人们缺乏做出这种最优决策的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机会主义是通过采用诡计来获得自身利益。交易成本经济学没有假设机会主义是人类的特点之一，而是假设有些人在有些时候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如何对这些人区别对待在事先是不清楚，企业内部各方的实际行动可以描述假定存在机会主义并尽全力去避免事后发生负面的意外事件。
在给定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前提下，内部控制模式的性质和范围与交易的特性相联系。交易可以从三方面来辨别：①交易中资产专用程度；②交易不确定性（包括与其类似复杂性）；③交易的频率。资产专用性是指由于提前终止契约，造成机会损失的程度。在缺乏足够强有力保险人的情况下，这种损失的价值会受到机会主义的威胁，因此提供一个衡量机会主义潜在收益和发生这种行为的激励程度的指标。不确定性指业绩特殊性的程度和企业环境的可预测性。频率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没有特殊含义，因此在分析内部控制模式时不加以考虑。
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交易的两个属性，资产专用程度和不确定性可以用来分析企业的交易特点，进而判断企业应当采用的内部控制模式。但是，资产专用程度和不确定性只是理论框架中比较抽象的概念，在具体实务中的操作性较差。为此，我们分别选择企业资源的稀缺程度（或者容易获得程度）和所处行业的成熟水平作为替代指标。稀缺程度越高，资源向其他企业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企业失去资源所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即资产的专用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而行业成熟度越高，企业所处环境的可预测性越强，业绩也越容易进行判断，即交易不确定性低；反之亦然。根据交易的属性不同，企业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见表1。
三、内部控制模式的选择
内部控制模式的选择应当将内部控制模式与企业的交易类型结合起来。张先治（2004a）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内部控制模式：制度控制、预算控制、评价控制和激励控制，并指出这四种控制模式各自可作为独立控制系统进行运作。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四种内部控制模式，分别与前述的四种交易特点相对应，见表2。
制度控制是指企业通过规章、条文的形式规范和限制企业各级管理层与全体员工的行为。制度控制适用于资产专用程度低、不确定也较低的企业。这类企业内部的人员流动和设备的更换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大部分的人力资源都是同质的低成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相对容易获得。企业产品的外部环境很稳定，不会有波动。这类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需要采用制度的方法将各项活动规则化，只要按照既定的制度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可达到控制效果。
预算控制是指通过预算计划的形式反映组织的目标和经济行为过程，调整与修正管理行为与目标偏差。预算控制适用于资产专用程度低、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在这类企业中，资源相对充足，比较容易获得，因此生产过程基本上实现程序化模式化，需要进行的控制并不多。而由于所处行业成熟度比较低，面临的环境会发生变化，企业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与外部变化的环境相适应。通过制定预算来确定不同市场环境下，企业的生产方案，协调内部生产过程与外部不确定性环境，使两者相互适应，从而保证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评价控制是指组织通过评价的方式规范组织中各级管理者及员工的目标和行为。评价控制适用于资产专用性较高、不确性较低的企业。资产专用性较高，说明企业的资源相对较为稀缺，因此要关注资产的利用效率，确保各项资源的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不确定性较低，说明行业成熟度较高，影响业绩的外部因素相对较少，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剔除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判断主观因素对业绩的影响。确定的评价业绩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激励控制是指通过设计适当的奖酬形式和工作环境，来激发、引导和规范组织的行为。激励控制适用于资产专用性较低、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资产稀缺程度比较高，要求企业必须尽力保留各项资产，并充分提高其利用效率。但是由于企业所处的行业成熟度较低，评价业绩的难度较大，只能通过激励来完成控制，因此激励控制是最恰当的控制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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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债利率；利率期限结构；利率曲线拟合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1-0029-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1.06
一、引言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利率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在金融市场中，利率是金融资产定价、金融套利、套期保值、金融风险管理、金融衍生产品设计等的重要决定变量之一。因此，研究利率的走势和变化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所有的金融产品中，国债以国家的信誉为保障，具有发行量大、流动性好、安全边际高等特点，国债利率在发达国家一直是确定市场利率的重要基准利率，也是各国中央银行用来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
二、文献和理论综述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是人们为了研究未来利率的趋势所提出的预测利率的理论。利率期限结构是指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与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其中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一般用零息票债券的连续复利即期利率来表示[1]。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主要侧重定性分析，主要有预期理论和市场分割理论[2]。由于传统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的弊端，即无法精确预测和拟合利率未来的走势，后来人们更多地结合数学知识来研究利率期限结构，提出了样条函数模型、Nelson-Siegel参数拟合模型、CIR模型和仿射模型等[3]。
样条函数法首先由Culloch（1971，1975）提出，他用多项式样条函数作为贴现函数来构建利率期限结构模型。Nelson-Siegel（尼尔森-辛格尔）模型，又称简约模型，是由Nelsen和Siegel（1987）提出，后Svensson（1994）进行了扩展，该模型是通过参数化远期利率函数的方法进行利率期限结构拟合的。CIR模型和仿射模型属于动态模型，其采用随机微分方程来刻画利率的变化，然后利用参数或非参数估计得到利率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研究的新扩展模型是在简约模型的基础上扩展的。
三、模型构建
（一）Nelson-Siegel模型
Nelson-Siegel模型是Nelsen和Siegel提出的一个用参数表示的瞬时远期利率函数，然后用即期利率与远期利率间的关系推导出即期利率，实现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构造。具体来说，Nelson-Siegel模型假定远期利率关于时间的函数形式为
其中，t为到期期限。
根据远期利率与贴现因子之间的关系，即
可将贴现因子表示出来，这样国债的理论价格就可以表示为
P'K=PK+？滓K
其中CtK表示t时刻国债的现金流，P'K表示债券交易价格。
通过适当的优化算法求解以下最小化问题，即可求出该模型的参数值。
再根据即期利率与远期利率之间的关系
由（1）和（5）式可以推导出即期利率表达式为
（二） Nelson-Siegel模型的扩展Svensson模型
Nelsen和Siegel提出的模型估计的参数较少，模型计算的结果比较稳健，能够拟合出正常、逆转、驼峰等利率曲线的形态，因此该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该模型仍存在不足之处，即其不能反映利率曲线的多峰形态，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债发行数量的逐渐增加，该问题越来越突出[4]。后来人们改进了Nelson-Siegel模型，提出了新的更为复杂的模型-Svensson模型，即在Nelson-Siegel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参数，将远期利率表示为
该模型表达式添加了两个参数，使模型在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拟合效果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能够拟合出曲线的多峰形态，曲线的灵活性、复杂性增加，拟合的精度也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因此，该扩展模型已被多国中央银行列为本国利率期限结构估计的官方选用方法[5]。
（三）新视角下的Nelson-Siegel扩展模型
Svensson模型是在自然指数的指数部分增加参数，进而扩展了Nelson-Siegel模型。本文将在另一个角度对Nelson-Siegel模型进行扩展，即将远期利率的表达式扩展为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我国国债发行和交易规模逐步扩大，国债的发行和交易机制逐步与国际接轨，国债发行和交易的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为形成中国市场利率提供了重要基准参考，为深入研究中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债交易场所主要有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商为银行，单笔交易规模过大，交易间隔较长，流动性较差，而交易所国债市场则交易主体多元化，交易活跃，流动性强，国债交易价格具有连续性。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从交易量较大、国债交易品种较为齐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选取国债样本。笔者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2012年3月12日至2012年4月13日，存在交易的附息固定票面利率国债的周收盘数据（即每周五的收盘数据）作为样本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新视角下Nelson-Siegel扩展模型的中国国债样本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结果，本文通过逐渐增加高阶多项式的阶数和模型参数的个数，利用上交所国债样本数据实证比较新扩展模型的拟合能力和精度。式（8）中，随着多项式阶数（即n）的增加，新扩展模型在拟合利率期限结构时计算量会逐渐增大。为了减小计算量，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种情况，即n=2，n=3和n=4，分析在这三种情况下，新扩展模型的拟合性质。
将5个样本日的国债样本的数据代入以上三个新扩展模型的参数表达式，表达出带参数的各国债的理论价格，之后就可以将求解模型中参数的问题转化为：使理论价格和实际交易价格最接近的最优化问题。本文通过SAS软件编程，利用搜索算法，估计出了各模型中参数的具体数值，进而估计出了各模型的即期利率曲线表达式。利用Matlab软件绘制的每个模型的即期利率曲线为图1-图3。
拟合出利率期限结构曲线后，将各模型的拟合价格求出，对拟合误差进行统计，来比较各模型的拟合精度。本文利用了均方根误差（RMSE）、均方根百分比误差（RMSPE）和判定系数（R2）三个衡量精度的指标来比较各模型的拟合精度。
1.均方根误差
均方根误差指标为对拟合误差绝对量的衡量，其数字越小代表模型的拟合误差越小，拟合能力越强。
2.均方根百分比误差
均方根百分比误差是与均方根误差相对应的，其为相对量衡量指标。数字越小代表模型的拟合能力越强。
3.判定系数
在回归分析中，判定系数用来比较相关曲线的拟合优度，在本文中，我们用判定系数的概念来说明拟合预测价格对实际交易价格的拟合优度。其数值越大代表模型的拟合预测能力越强。
统计比较结果为表1。
通过表1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新视角下Nelson-Siegel扩展模型（n=2，n=3和n=4），随着远期利率表达式中模型参数的增加和高阶多项式阶数的增加，新扩展模型的国债价格拟合精度指标RMSE、RMSPE依次逐渐降低，R2指标的数值依次逐渐增大，这说明通过增加模型中参数的个数和多项式的阶数可以提高拟合精度，通过提高模型曲线的形态复杂度可以更加近似地拟合真实利率曲线。其中，当n=4时，在新扩展模型的五个样本交易日国债价格拟合精度指标中，RMSE指标分别为0.53991、0.43197、0.68613、0.51550、0.41994，RMSPE指标分别为0.00536、0.00417、0.00668、0.00504、0.00415，判定系数分别为0.95562、0.97140、0.94700、0.96774、0.97817，除2012年3月30日外其他样本交易日均为所有模型中拟合精度最高的，拟合精确度高于Svensson模型，这说明在对真实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拟合上，本文提出的新视角下Nelson-Siegel扩展模型（当n=4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其能较好的降低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预测误差。由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拟合预测广泛应用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和金融产品如国债的定价、交易，利率拟合的准确度直接决定了定价的合理性和交易的可行性，因此本文提出的新视角下Nelson-Siegel扩展模型（当n=4时）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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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3日，以份额化为特征的艺术品产权交易模式在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首先出现。2011年1月26日，类证券化的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在天津文交所投入实践。其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又有20多家文交所推出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与初期市场上的火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我国首创的艺术品金融投资模式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饱受争议。支持者认为份额化交易在民间资本旺盛和艺术品投资需求高涨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大大拓宽了艺术品的投资渠道，改变了艺术品投资市场原来只有竞买没有竞卖的特性，是极具意义的一次创新；质疑者则认为它缺乏真正的投资基础，没有退出机制的类证券化交易方式导致投资者陷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击鼓传花”游戏。事实印证了质疑者的观点，份额化交易在初期的暴涨之后迎来暴跌，交易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潜在风险遭到媒体曝光后，终于引起了政府的重视。2011年11月，国务院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自此各大文交所纷纷进入整顿阶段，暂停或关闭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至今只剩下天津文交所还在独自坚持，但其交易量和交易额已几乎锐减殆尽，曾经火热的份额化交易至少可以说已经告一段落。
从最初的火爆到中期在争议中转入平淡，再到最后因为整改政策的出台而几乎销声匿迹，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经历了一个“速兴骤亡”的过程。作为承载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平台方，文交所是连接各利益主体的唯一纽带，在交易环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艺术品份额化交易陷入的困局，从本质来说也是由文交所引发的。
文交所的症结所在
在类证券交易中，放任游资入场，没有涨跌限制对于市场和投资者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文交所之所以在初期“敢于”对投资者几乎不设门槛，“敢于”向公众进行集资而不做任何限制，“敢于”在信息披露时对利益输送环节讳莫如深，“敢于”在市场出现大量泡沫时随意地修改规则，除了理论、经验不足等客观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平台方根本不在乎炒作，不在乎泡沫。
单一的盈利模式
天津文交所初期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除了游资热炒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单一的盈利模式。份额化交易链条上的利益各方，为了获利只有推高产品价格这一条出路。艺术品投资者、发行商、原持有人均占有份额，都需要价格上涨达成低买高卖，文交所则需要频繁的交易次数来赚取手续费。而频繁交易，导致了价格被过快推高。
以天津文交所、郑州文交所等为代表的部分文交所，对每笔交易收取的是0.2%的交易佣金，且是买卖双方双向。泰山文交所除了双向0.2%的佣金外，还有0.05%的印花税，成都文交所的佣金更是高达双向0.8%。因此交易越频繁，市场越火爆，文交所的收入也就越高。以天津文交所的《黄河咆哮》为例，该资产包在2011年的成交额为9.03亿元，那么文交所收取佣金就高达9.03亿元×2×0.002=361.2万元。所以可以说，文交所设计的这套盈利模式和自身的盈利办法，是制造出份额化交易泡沫的本质原因。
不负任何责任的平台方
那么如果泡沫被吹破了呢？我们可以从份额化交易的实例中看到，文交所也毫发无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文交所宣称自己只是独立平台，不承担交易风险，这其实就把风险全部转移给了投资者，造成了公信力的大幅降低。因此，作为平台方的文交所不仅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增值服务，而且将高风险全部转嫁给投资者和社会，违背了激励机制。
监管缺失带来的平台方独大
因为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文交所既是交易的平台方，也是监管者、运营者。在艺术品份额化产品的发售中，与发行、上市相关的事宜均由文交所负责。文交所可以独自决定资产包的发行商、鉴定方、公证方、保险方这些本应独立的机构，甚至参与到各个环节。这样份额化产品的价值大小、优质与否，其实全部取决于文交所。
监管部门的长期缺位不仅放纵了文交所，有悖于市场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更可能将艺术品发售变成利益输送的渠道，为引发更大的金融道德风险埋下了伏笔。因为文交所在承担全产业链的功能时，很容易出现一些难以自身解决的问题。当没有树立起相应公信力的文交所强行去处理时（譬如频繁的调整交易规则），只会失去更多的公信力，带来更大的市场混乱。从理论上来说，依赖一个企业来主导一个行业，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文交所的所有制之惑
我国各家文交所的所有制结构各异，如天津文交所的控股股东是民营企业和自然人，成都文交所则是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公司企业法人。文交所的企业性质使得文交所很难如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一样作为公平的平台给各方提供交易服务，特别是民营控股的文交所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性。
文交所与交易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
在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利益链条上，一般有文交所、投资者、艺术品持有人、发售商、艺术家、交易公证机构和艺术品确权、鉴定、价值评估、保险、托管等多重利益主体。
从理论来说，文交所需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在市场中维护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为投资者服务。但事实上，文交所和商、艺术品持有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已有媒体指出，天津文交所的商天津华赞文化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占股90%的大股东张斌与天津文交所董事长陈玉为多年好友。与天津模式相同的是，其他文交所的商也多为这样的“熟人”组合，甚至还有配套成立的公司。郑州文交所的产品《蓝田泥塑》、《王铎诗稿》、《全辽图》的持有人则都是文交所董事长王迪的熟人。由于这样的关系，文交所必然多考虑商和原持有人的利益，投资者成为了这场交易的最弱势方。
那么究竟是该将份额化交易就此抹消还是对其改造重新加以利用，笔者认为尚需要慎重考虑。一方面，份额化交易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从其之前的历程来看，它暴露出的风险远远大于它的益处，目前暂停这类交易确实相当必要。如果今后一直无法找到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让其就此消失也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在份额化交易被叫停后，确切说是从泡沫出现开始，媒体呈现出了几乎一面倒的打压。但是这没有干扰到学界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的理性判断。份额化交易起源于学界的理论创新，它的出路——无论是终结还是重生，也应该由学界，至少由学界的研究作为参考给出。而出路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无疑是文交所的改进。
文交所的改进方案
重新定位和规范文交所
国家应建立新的文交所运营规范，规定文交所的设立条件、组织机构、高管任职资格，规定文交所在份额化交易中的地位、职责、权利义务等。作为一个第三方平台，其文交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类似于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在证券市场中的角色。文交所最好能由国家控股，至少应该改变文交所的企业性质，使其能真正为投资者提供市场引导、增值服务和风险分担。份额化交易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应该严格由不同利益主体，使文交所从份额交易的发行和交易的具体业务中解放出来。
建立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制度
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是消除风险的重要来源，既然份额化交易模仿了证券市场的交易模式，就更应该汲取证券市场较为完善的制度优点。文交所需要在发行申购环节向投资者披露艺术品、艺术品持有人、艺术家、发行商、保险公司、托管机构等必要的细节信息，告诉投资者风险何在，有怎样的风险应对措施特别是退出机制；在交易环节即时披露同类产品的市价及异常交易活动和对其处理办法，建立文交所诚信档案。要区分人为风险和正常的市场交易风险，人为的风险应该尽量规避或者由风险制造者承担（譬如鉴定和评估机构），只有正常的市场交易风险可以由投资者承担。
改变盈利模式
上文提到，因为盈利模式的单一，份额化交易链条上的利益各方都只有推高产品价格这一条出路，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泡沫的大量出现。这也正是份额化交易机制的最大悖论：各方为了获利只有将价格炒高，一味做高必然会带来泡沫，而泡沫破裂却会使各方利益都受损。
对此，文交所主要通过规则修改来尽量挤出泡沫，如提高入场门槛，对出现异常波动的产品进行特别停牌，将T+0的交易调整为T+1或T+N，设定涨跌限制、交易量限制、交易次数限制等，这些举措虽然有一定成效，但文交所也由于交易量和换手次数的减少而损失了一部分利益。那么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让多方共赢的同时市场也能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除了做多之外的其他盈利模式，譬如引入做空机制。事实上，我们简单分析就可以发现做空机制不适用于份额化交易，也是行不通的。由于份额化交易采用的是类证券化模式中，标的物只有一个，份额在申购时已经被确定分配，如果做空只能是无份额的沽空，将几乎肯定会导致市面上出现大量卖盘，继而导致市场混乱和萧条。
那么，在没有找到其他方法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再思考下份额化交易中只能做多是不是就一定不合理？
事实上也不一定。因为好的艺术品一般来说都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实现增值，既然标的物本身一直在增值（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比较缓慢），市场中整体趋向做多，艺术品市价上涨也是合理的。文交所的问题在于没有控制住投机，让艺术品市值增长得太快，过度透支了其未来价值。如果艺术品市值能始终与其实际价值大体匹配，那么做多也并非不合理。
因此，问题转化成了如何能尽量保持艺术品市值与其实际价值相匹配，以防止泡沫的出现？
答案唯有一个，即文交所必须从利益链条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第三方平台，把保持市场健康运行放在首位。
在类证券化市场中，想要多方盈利的模式是很难存在的，至少平台方不该以盈利为目的，譬如证券市场的上交所和深交所。因此，正如前文所述，文交所不应再作为具体业务活动参加方而仅作为服务方和规则制定方，成为利益各方的权利制衡，切实保证一般投资者的利益。
关键词程序化交易模型；MACD指标；KDJ指标；平稳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Program Trading Strategies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Technical Analysis Indicators
LIU Wei1，2，SHEN Chungen1，2
（1.Shanghai Financ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s， Shanghai201209，China；
2.Shanghai Laborator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Program trading provides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ical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utilized the technology indicators， established program trading strategies based on combination of indicators， discussed the theoretic basis of the trading strategy， and verified the stability performance and the considerable income of the strategy b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research on program trading model.
Key words Program Trading Model； MACD， KDJ； Stationary Test
1引言
程序化交易（Program Trading，又称“篮子交易”，Basket Trading）是现代证券交易方式的重大创新.程序化交易经常与量化交易、算法交易、高频交易等概念同时出现.一般来说，量化交易范围最广，且当前多为程序化交易.算法交易和高频交易则属于程序化交易的分支并各有侧重.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有关文献定义，对于以构建个性化的交易模型为基础，按照一定交易规则和参数约束，由计算机系统根据模型设定的触发条件所给出的交易指令、快速自动买入或者卖出特定数量和特定品种的投资标的的交易行为，都称为程序化交易.
近年来，程序化交易在美欧市场广泛应用于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及做市商，极度频繁的交易和微小价差是他们盈利的诀窍.文献[1]提出，美国已有超过90%的对冲基金在纳入程序化交易技术.另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程序化交易已占据超过70%的全球金融交易市场[2].
程序化交易在国内出现较晚，国内的行业和学术界大多关注程序化交易的模型开发、系统设计等机理研究.文献[3]中基于高频数据建立了华夏上证ETF50和华安上证180ETF的套利策略.文献[4]中利用MACD技术分析指标创建了高频交易模型.文献[5]中研究了程序化交易系统的检测和优化.
经济数学第 32卷第3期
刘伟等：基于技术分析指标组合的程序化交易模型研究
目前，国内程序化交易策略一般存在于程序化交易平台提供的交易软件，如中金所报备的交易软件“金世达”“快”“一键通”等.另一种存在形式是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投资公司以及私募基金等自行研发的交易算法.以上两种方式均涉及商业机密，故交易策略一直是程序化交易的“黑匣子”.针对始于今年六月中旬的股市大幅震荡行情，证券、期货市场监管层出台一系列措施，继中金所宣布调整交易手续费、增加申报费之后，沪深交易所修改融资融券规则，将融券卖出和还券环节操作从“T+0”修改为“T+1”.这些维稳救市的举措直接指向程序化交易，引发了各界广泛讨论.如何正确认识程序化交易机制，正确评价其市场影响，是摆在市场监管部门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利用程序化交易原理，创建技术分析指标组合，给出指标组合盈利的具体模式，并对策略原理加以探讨，从理论角度探求程序化交易策略的设计机理，以期为程序化交易的学术研究做出有益的探索.
2技术指标简介
2.1MACD指标
MACD称为指数平滑异同平均线，用快的移动平均线减去慢的移动平均线.令t时刻的价格为St，周期参数为m，n，p，MACD指标的基本计算公式：
EMAnt（St）=2n+1∑n-1i=0（n-1n+1）iSt-i
DIFFt=EMAmt（St）-EMAnt（St）
DEAt=EMApt（DIFFt）
MACDt=DIFFt-DEAt
在实际应用中，MACD从负数转向正数是买入信号；MACD从正数转向负数是卖出信号；MACD以大角度变化，表示快的移动平均线和慢的移动平均线的差距非常迅速的拉开，代表了一个市场大趋势的转变.由于MACDt并不平稳，本文参考文献[6]的做法，利用指数移动平滑后的指标EMA（MACD）t进行策略设计，增加一个参数q[6].具体原理见后文.
2.2KDJ指标
KDJ指标又叫随机指标，通过一个特定的周期（常为n日、n周等）内出现过的最高价、最低价和最后一个计算周期的收盘价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计算最后一个计算周期的未成熟随机值RSV，然后根据平滑移动平均线的方法来计算K值、D值与J值，并绘成曲线图来研判股票走势.令周期参数分别为n，M1，M2，计算公式具体为：
RSVnt=Closent-LowntHighnt-Lownt×100，
Knt=RSVnt+（M1-1）Knt-1M1，
Dnt=Knt+（M2-1）Dnt-1M2，Jnt=3Knt-2Dnt.
在实际应用中，D大于70时，行情呈现超买现象；D小于30时，行情呈现超卖现象；K线突破D线时，为买进信号；K线跌破D线时为卖出信号；随机指标与股价出现背离时，一般为转势的信号；K值和D值上升或者下跌的速度减弱，倾斜度趋于平缓是短期转势的预警信号.DJ同时也融合了动量、强弱和移动平均线三方面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综合性.J线的实质是对K值和D值的乖离程度的反映，从而先于KD值找出市场的头部或底部.J线连续几个周期保持在100以上说明可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头部，反过来，J线连续几个周期低于0，说明可能形成一个阶段性底部.因此，J线可以这样被用于交易，下跌100时卖出，上穿0时买入.
3模型设计原理
MACD作为趋势指标，比通常的移动平均线组合指标更精确，更能体现趋势的变动，而KDJ作为敏感性较高的震荡指标能更好的捕捉趋势变化.常规的技术分析是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视市场当前性质来选择所要用的指标，而该模型组合二者的目的是为了敏感捕捉单边趋势的丰厚利润.
下述模型所用指标参数均是基于以上原则，保证模型既能过滤掉市场噪音，又能抓住趋势改变较大、较强烈的、较极端的市场机会.
4交易模型及盈利表现
基于单个指标的程序化交易模型已有文献探讨，本文将建立由两个指标组合构建的交易模型.为了更清晰的说明交易模型，本文以沪深1403（IF1403）和沪深1406（IF1406）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分析，在此过程中介绍指标参数的选择原则及盈利表现.
本文涉及的数据包括沪深1403（IF1403）2013年7月22日9：16到2014年1月7号15：15的60s数据，共30 780个数据；沪深1406（IF1406）2013年10月21日9：16到2014年1月7号15：15的60s数据，共15 120个数据.以上数据均来自Wind资讯金融终端.鉴于更高频率的数据（通常为机构占用且不公开）不易获取，以下策略是在分钟数据的基础上制定的.此策略能否在更高频率的数据中获利，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验证.
4.1建仓平仓规则
单品种初始分配资金100万，开仓时使用全部资金；当与开仓资金相比亏损达到10%，在本周期收盘价处进行平仓；交易费率买入、卖出均为0.002 5%，期货保证金为12%.
4.2交易策略
当KDJ发出买入信号且EMA（MACD）发出卖出信号时开仓，当KDJ、EMA（MACD）同时发出卖出信号时平仓.若达到上述止损条件则平仓.
其中，EMA（MACD）指标的买入信号为EMA（MACD）线上穿0点，卖出信号为EMA（MACD）线下穿0点；KDJ指标的买入信号为J值上穿0点，卖出信号为J值下穿100点.EMA（MACD）指标的参数设置为m=12，n=72，p=12，q=3.KDJ指标的参数设置为n=4，M1=M2=6.
IF1403的成交时点及相关收益情况如下表1，表2所示.
总结IF1403和IF1406的成交时点及相关收益情况，EMA（MACD）和KDJ指标组合对IF1403提供了有18个交易点，对IF1406提供了14个交易点，盈利的综合情况如表3所示.
5交易模型的理论基础
上述EMA（MACD）和KDJ指标组合具有较好的盈利表现，这种情形是否稳定还需要证明盈利过程的平稳性.因为平稳性是随机过程的重要特征，基于平稳性才能根据随机过程过去和现在信息预测随机过程未来趋势.故只有证明过程具有平稳性质，才能确定以上盈利的发生并非偶然.由于2个指标的计算均涉及每个周期的收盘价，需对价格序列进行模型假设，文献[7]针对股价服从Levy过程进行了检验.基于实际股价数据的表现，本文借鉴文献[4]的提法，考察更一般的假设问题：
H0：价格的对数增量过程不平稳；
H1：价格的对数增量过程平稳[4]
利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McKinnons's 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对股指期货IF1403、IF1406的观测数据的对数增量过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检验的P值，可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认为观测数据的对数增量过程是平稳的.需要说明的是，ADF检验和P-P检验方法解决的是弱平稳或强混合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验证问题，本文给出以下假设：
H0：价格的对数增量过程非弱平稳；
H1：价格的对数增量过程弱平稳.
本文在拒绝H0的情形下，假设价格数据模型为：St=ePt ，其中Pt 为增量弱平稳过程，即Pt的一阶差分过程弱平稳.若将假设条件进一步严格化，例如将弱平稳换成强平稳，则股价在服从BlackScholes模型、随机波动率模型、GARCH模型、levy过程等情形下，上述技术指标过程的强平稳性已得到证明[7-10].本文放宽假设条件，基于Pt增量的弱平稳假设考察两个指标过程的弱平稳性.
其中，EMA（MACD指标短周期参数为n，长周期参数为m，长短期差值DIFF指数移动平均步长为p，DIFF与DEA差值的指数移动平均步长为q，具体公式如下：
DIFFt=2n+1∑n-1i=0（n-1n+1）iSt-i
-2m+1∑m-1i=0（m-1m+1）iSt-i
=2n+1∑n-1i=0（n-1n+1）iePt-i
-2m+1∑m-1i=0（m-1m+1）iePt-i，
DEAt=2p+1∑p-1i=0（p-1p+1）iDIFFt-i ，
Difft=DIFFt-DEAt，
EMA（MACD）t=2q+1∑q-1i=0（q-1q+1）iDifft-i.
KDJ指标中RSV周期参数为n，K值的指数移动平均步长为M1，D值的指数移动平均步长为M2， 具体公式如下：
RSVnt=
ePt-min （ePt，ePt-1，…ePt-n+1）max （ePt，ePt-1，…ePt-n+1）-min （ePt，ePt-1，…ePt-n+1）
×100
Knt=RSVnt+（M1-1）Knt-1M1，
Dnt=Knt+（M2-1）Dnt-1M2，
Jnt=3Knt-2Dnt.
分别利用IF1403和IF1406的实际观测数据，计算以上2个指标.利用平稳性检验方法，指标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6结论
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具备全面铺开程序化交易的条件，但自股指期货推出，这种新型交易模式就已被国内投资者关注.从最初的期货交易者到如今绝大部分金融机构，程序化交易的规模发展迅速，其市场影响也逐步显现.面对程序化交易风险，成熟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相对完善，但异常交易事件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其金融衍生品市场仍然蓬勃发展，这与国外学术界对程序化交易深入研究以及国外投资者对程序化交易广泛认同的大环境密不可分.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关于程序化交易的探讨还相对薄弱，更多结合国内市场实际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建立了修正MACD指标和KDJ指标的组合策略模型，对股指期货的分钟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指标组合的弱平稳性加以检验，结果表明该组合策略具有弱平稳性，可期望获得稳定收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频数据记录时间间隔逐渐缩小，我们将在更高时间频率上讨论技术指标组合的盈利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程序化交易的策略机理，以期为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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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文件——电子商务交易文件，能提供交易凭证、法律凭证、信用凭证，并体现出相应的凭证价值。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构建一个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保障管理模型。
一、模型构建思路
影响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凭证性、凭证价值的因素主要有电子商务交易文件自身因素——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和可用性;外部因素——法律法规因素、管理制度因素、技术标准因素。因此，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其凭证性来保障，而凭证性的保障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确保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质量，二是改善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外部环境。
从影响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的因素来看，电子商务交易中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不仅是其质量特性的体现，更是保障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功能的关键所在。技术途径是保证电子文件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本前提。[1]维护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即确保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质量，使其成为一份可信的交易文件，保障其凭证性。
另外，电子商务交易文件虽处在虚拟的数字环境中，但外部的制度环境、法规环境等对其凭证性亦会产生重要影响，某些时候还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改善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外部环境主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管理组织和技术标准来实现。
通过以上对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的影响因素、保障途径的简要分析，结合电子商务交易流程的特点，笔者构建了一个针对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保障的管理模型，如图1所示，(见图1)。
该模型从总体上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一个中心、两条主线、三个层次、四个基础。四个部分相互依存，并组成一个呈金字塔状的模型。
(一)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是指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凭证性，它是整个保障管理模型的中心和目标所在，也是最终的价值体现。将凭证性置于金字塔状模型的顶端，体现模型的其他模块都是以其为中心并提供基础支持，包括技术应用、制度保障、法律基础、理论基础等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
(二)两条主线
这两条主线主要针对电子商务交易的特点体现的。
1.交易过程线。交易过程线体现的是电子商务交易的三个阶段：交易前、交易中与交易后，每个阶段又有不同的环节。
(1)交易前阶段。包括①商品与市场准备、系统建设环节：该环节主要是为了通过交易获得利润的商品生产外的准备。其中涉及电子文件管理的是系统建设环节，在电子商务交易系统设计、安装阶段，要以前端控制思想为指导，充分规划论证，考虑对交易业务的功能需要以及对交易文件生成、流转和保管的需要。同时，还要确保计算机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可通过采用防火墙技术等来实施并提前防护，确保交易环境的安全可靠。②展示环节：卖方或买方对其销售商品或所需商品的用途、特性、优势、价格及相关信息的介绍、说明、发布等活动。商品展示是在电子商务交易系统上进行的，需要通过商品的图片、文字以及视频等文件对商品进行详细的描述，通过电子商务系统确保商品说明文件制作的准确无误以及真实性。③沟通环节：买卖双方或多方就商品价格、质量等信息进行交流、咨询等活动。期间会产生报价单、询价函、报盘、询盘以及电子邮件等文件，此类文件的准确性是确保交易产生意向并继续进行的前提，因此必须在文件产生时进行严格控制，确保其准确性。
(2)交易中阶段。包括①谈判：围绕商品的价格、质量、交易方式等展开的双边或多边磋商、洽谈。②签约：买卖双方或多方就商品交易而正式达成的购销协议、购销合同等以实现商流。这一阶段会相应形成发盘、还盘、商家证书、订单、电子合同、EDI签约、报文等交易文件。这些文件是交易实施的凭证性文件，为确保其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需要通过数字签名、身份认证、报文验证、数字时间戳等技术进行保护，防止交易文件在传输过程中被非法截留、篡改，保障商业数据不泄露。
(3)交易后阶段。包括①支付：买方向卖方按合约支付与商品或服务交易的所有费用。②配送：卖方向买方配送物品或实施服务。③售后服务：交易完成后的咨询、维护保养等相关活动。④索赔：产生交易纠纷需要仲裁机构进行处理，对受损方进行赔偿，履行交易合同。这一阶段中，支付是一个资金流的过程，涉及账户文件、个人身份证书、持卡人证书、支付网关证书、商业发票、保险单等文件。支付因涉及资金账户的安全而成为电子商务交易安全的一个焦点，需要相关技术进行安全防护。在交易实现后，整个交易流程基本结束，相应的交易文件应相应进行鉴定归档保存，一方面可以为交易保留历史记录，另一方面在产生交易纠纷时，可提取相应的凭证文件，作为处理纠纷的证据。
2.要素流动线。电子商务交易中主要有四个要素——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商流。这四个要素的流动中伴随着商务交易不同阶段的推进，都涉及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如资金支付的电子凭证、物流中的物流状态网上查询单等。某些文件的传递甚至贯穿于整个交易流程。
交易过程线是基于现实的交易步骤划分，而要素流动线则是对交易中抽象出来的要素进行描述，从某种角度看，这两者是一个整体，或是同一个过程。因此，应遵循全程管理原则对这两条主线进行管理，确保每一个流程细节中的交易文件都能按照要求形成、传输和留存。
(三)三个层次
1.业务层。业务层是指交易主体通过借助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开展商务交易活动，具体包括商品准备、商品展示、信息沟通、交易谈判、合同签约、资金支付、商品服务配送以及售后服务等活动。业务层的活动主要依靠电子化设备以及电子文件等工具展开，并最终达成交易意向、完成交易目标。
2.技术层。(1)对要素流的保护。由于交易流程包含四个要素的流动，因此对要素流的保护亦是对交易流程的保护，前端控制在技术上的应用，通过防火墙技术、数字签名、身份认证等技术对电子文件的生成、流转进行全程保护，以及对电子商务操作人员的监控等，都是保证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完整性、真实性、可靠性的必要措施。(2)元数据捕获、分布式归档。针对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后期归档保管，电子商务系统在设计、安装阶段就应设置分布式归档、元数据自动捕获等功能，对电子商务交易文件进行网络归档。在系统的元数据著录标识设计中，可以参照计算机系统设计规范、档案管理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电子文件元数据标准》、《文件分类标识》以及电子商务方面的《基于XML的电子商务-第9部分：核心构件与业务信息实体规范》(GB/T 19256.9-2006)、《电子商务产品核心元数据》(GB 24662-2009-T)等，参考其中的电子文件核心元数据标准，并根据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特性需要，扩展、编制适合交易文件类型的元数据著录规则、标准体系。在分布式归档系统中，档案室数据管理系统处于一个可以全局控制的位置，具有一个集中式的数据库，可以对各业务部门水平分片方式存储的归档数据进行全局归档，并实现集中式数据共享，保证数据库全局的安全完整。
3.价值层。价值层是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价值的最终实现层。通过技术层对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归档，元数据捕获，确保其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和可用性，形成可信性文件，最终使其成为一份具有凭证性的文件，并在交易历史记录、交易纠纷法律取证、证据采信中发挥凭证功能，实现凭证价值。当然这一价值层只是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价值的实现，尚未包含业务层中交易双方达成交易协议、完成交易过程所实现的利益互换的商业价值。
(四)四个基础
四个基础——理论基础、法律基础、技术基础和制度基础，均位于模型的最底层，也就是金字塔的底座。这四个基础既包括现有的保障基础，也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改善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外部环境等基础措施。之所以将其置于底座位置，是因为法律、技术和制度是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实现的具体操作基础，而理论指导则是凭证性保障的理念指导基础。法律、技术、制度和理论统领整个凭证性保障的全局，如同四个车轮使整个车体平稳行驶。
二、模型的可行性分析
(一)模型的优点分析
针对电子商务交易流程特点所提出的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保障模型具有针对性、整体性、可参考性等优点。
1.针对性。不少学者对电子文件真实性、可靠性的保障体系及措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主要是针对全局电子文件或是专指电子政务的电子文件。而本文提出的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保障模型更具有针对性，针对电子商务交易流程进行电子文件的凭证性保护分析，这也使相关的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分布式归档方式具有针对性。
2.整体性。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保障模型通过四个基础、三个层次、两条主线，一个中心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保障模型，以凭证性为中心，构成全局目标，其他各层次的应用主要围绕中心展开。其中针对交易流程的全过程管理、分布式归档方式的档案室全局控制模式更体现了工作的整体性、全局性。
3.可参考性。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保障模型是一个框架体系简图，并非详细执行标准，其具有全局理论指导、实践参考的作用，但在具体的细节层面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如关于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元数据的著录标准，各公司、企业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子商务业务需求、系统设计的特点，在电子商务系统设计过程中加入特定的元数据著录或捕获的功能。在防护技术上也可以根据情况而定，有选择地参考使用，确保安全的同时又符合业务基本功能的要求。
(二)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1.技术上的可行性。技术是保障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的主要途径之一，很多管理制度的具体实施都需要通过技术来实现。因此技术的可行性是保障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的前提。当前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技术都被应用到电子商务上，不断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系统设计方面，众多的开发工具如Visual Basic.NET、Visual C++. NET、PowerBuilder、Delphi和JAVA等在开发电子商务应用系统上已较为成熟，能够满足各种电子商务应用的开发;在安全保护技术上，数字签名技术、身份认证技术、报文认证以及加密技术等都在网络交易中应用，在档案管理方面也有相应的应用，如某公司的数字档案管理系统(ES-OAIS)具有错误校验功能，即校验文件的真实性，采用MD5算法来检验文件的前后存储情况是否被修改过;[2]在分布式归档技术上，分布式操作系统、分布式程序设计语言及其编译系统、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应用已经较为成熟，如DIV Archive(Distributed Intelligent Versa? tile Archive)分布式智能通用归档管理系统，该系统具有分布式和模块化的体系结构，能够为特定的环境制定灵活的解决方案，具备对归档的资产进行集中管理等优异性能。[3]总的来说，现代的技术应用一般都能较好地解决实际问题。
2.管理上的适用性。电子商务交易文件凭证性保障模型所应用的管理理念都基于管理学界、档案学界现有的相关文件管理理念，是管理理论的新应用或是针对性的应用。一般公司、企业都能相应地制定出针对电子商务交易文件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原则(如前端控制、全程管理等原则)也可以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但对于一些小型的电子商务企业或个体来说，由于其交易所用的计算机是单机应用并且所产生电子商务交易文件数量相对较少，本文所提到的分布式归档方式对其就不是很适用，他们只需一些单机版的管理软件便能基本满足文件管理需求。
张定胜还证明，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卷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卷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不断波动的理论与以前两种相关理论不同。这两种理论中一种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而另一种认为有负面影响。 而张定胜的波动 理论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最近的经验数据(deininger and squire,1996) 证明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度是不断波动的。刘孟俊（liu, 2001，又见cheng, liu and yang, 2000）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他与张定胜分别独立地用超边际分析证明，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关于关税政策与分工水平的理论，在既有内生又有外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中同样成立。
杨德兴（yang，2001)）和李国强（li，2001)则运用超边际分析来揭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分工网络大小之间的关系。他们证明, 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种用企业制度对管理知识和企业家思想间接定价, 以保护这些知识财产不受侵犯的办法. 它可用来促进生产企业家思想和有型产品之间的分工.
这些研究证明与传统四大贸易命题(赫克歇尔－俄林, hecksche-ohlin, 定理， 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stolper and samuelson定理,和鲁宾辛斯基, rybczynski, 定理）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有一般规律，但是最有普适性的一般均衡比较静态规律是交易效率改进对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的正面影响。这一规律虽然也可以找到反例，但却是最不易找到反例的。由于分工网络模式与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有关，而产品数量、资源存量及贸易流量是经济组织的非拓扑性质，所以适用性最广的规律应是与经济组织拓扑性质有关的规律，正如分子生物学中基因结构的拓扑性质是比分子中原子排列的几何特性（非拓扑性质）更根本的决定物种变化规律的因素一样。 在杨小凯（yang, 1991, 1996）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人们喜好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生产能带来高效率，但却会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产生了一对两难冲突：如果利用专业化经济，生产效率肯定会提高，但是它却带来了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种两难冲突的结果，会产生最优分工水平。这种分工经济当然是以内生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当人们专于不同行业时，他们就会通过专业化而内生地（或后天地）获得比外行高的生产率。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产生了如下命题：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商业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贸易品种类及相关市场个数都会增加，而同时自给自足率下降。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起因于国与国之间的外生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别等原因。按照这种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和禀赋条件，它们之间应该比具有相同生产条件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更大。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要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这就是有名的林达贸易模式（linder pattern of trade）。这种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根据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为折衷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一般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往往有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国与国之间的关税、运输距离、通关检查、签证及其它手续费。这些使得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平均而言交易费用更高。
廖伯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2000)、孙广振（sun，2000)和张永生（zhang，2000, 2001)则发展了厂商规模无关论的理论模型，
对外部性、公共品和内生交易费用的超边际分析：chu and wang (1998), y-k. ng and s. ng 2001a, b, and ng and yang (2000) 将外部性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揭示外部性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杨小凯（yang，2000), 杨小凯和叶永南 (yang and yeh, 2002) 则将道德风险引入内生专业化的模型中，以研究道德风险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对市场范围和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他们证明, 当外生单位交易费用下降时, 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每人工作努力程度, 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杨小凯和赵益民（yang and zhao，2000)用几个对策论模型，研究由讨价还价和分工网络规模引起的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分工网络规模的影响。所有这些模型都预见，内生交易费用、总合生产力，以及一国之财富，会随着分工演进而同时提高。 杨小凯（yang，2000)吸收了马斯金（maskin）、米尔格龙（milgrom）和霍姆斯特朗（homstrom）近期对哈特（hart）不完全合约理论的批评。他将双边道德风险引入到了内生专业化和企业制度的杨－黄模型中。这个模型通过吸收马斯金批评中的技术实质，避免了格罗斯曼－哈特－摩尔（grossman-hart-moore）模型中逻辑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 模型假定, 个人用动态规划最大化预期效用时, 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但模型却又假定决策者因交易费用太高而不知道所有随机状态, 因此不可能写下相机和约, 而需要不完全和约.本文中的模型通过吸纳maskin，tirole，holmstrom和milgrom对不完全合约的批评来支持ghm模型的精神。它证明，在不存在无限相机状态不可描述性和再谈判的情况下，如果将道德风险与产品和劳动力的监控或测度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引入ghm模型的一般均衡形式，ghm模型的精神依然保存。在ghm扩展模型中，是不同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测度成本在起作用，而不是书写合约时可能发生的昂贵绝对成本在起作用。它显示，当一种活动可能涉及极高测度成本和相连道德风险时，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用于避免对这种活动的投入与产出进行直接定价和营销，同时通过劳动分工展开这种活动。劳动合约可能没明确规定雇员应该做什么，它要求要雇员做什么雇员就得做什么，因而它是不完全合约。对雇员生产的任何东西的事前特别规定的所有权和对剩余收入的索取与决策权的不对称，加上对公司名称(企业特定资产)的排他权，是对那些知识资产间接定价的十分精到的方法。那些知识资产，如管理秘诀，过于无形，即便通过专利法，也不好直接定价。这样，相机不完全劳动合约能促进无形知识财产生产和有形产品生产之间的劳动分工，进而提高总合生产力。
方星海和朱天（fang and zhu，1999), 姚顺天（yao，forthcoming)，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 sachs, woo, and yang，2001)的论文，报告了对转轨经济学进行超边际分析的近期研究。他们用内生专业化的模型分析政治经济学、隐性及显性的腐败，以及其它一些经济转轨中的问题。
杨小凯的论文（yang，1999)则是对资本和投资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此文批评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和储蓄决定论(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正关系) ，‘如果投资不是用来发展适当的分工水平和模式的话’，在物质和人力资本或在新产品创新上的投资，并不能自动地提高未来生产力。此文用一个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斯密（smith，1776)）和杨格（young，1928）强调的资本理论数学化。它证明投资是用来加深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的工具。由于交易费用、专业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以及固定学习费用之间复杂的两难冲突, 当交易效率很低时, 投资率或储蓄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不是正的, 资本与劳动相对量与资本回报率的关系也可能不是正的。这为c. jones (1995) 的否定这些正关系的经验证据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是对城市化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们的模型产生了同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同的预见。孙－杨模型预见，无论城市化、工业化程度、平均企业规模和总合生产力（或人均真实收入）之间出现正或负的关系都是可能的，而fujita-krugman模型则预见这些变量之间只会有单调的正关系。他们的模型也内生了城乡土地价格差别. 此差别可因分工网络扩张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du (forthcoming)报告了对景气循环超边际分析的最新研究。他吸收了布兰查德（blanchard）对一个内生景气循环、内生增长和内生分工演进的早期模型的批评。布兰查德批评说，在一个内生专业化和内生景气循环的模型中，景气循环可能会被世代交迭平滑掉。
我相信，上面对超边际分析最新研究的评述，一定漏掉了不少正在进行之中的研究。我还需要读几篇刚出来的论文，并对此类文献中正在进行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进行全面了解。从我收到的电子邮件中，我知道这一领域目前还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 四、评论、挑战和批评
在这一节中，我首先勾勒对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主要的肯定性评论，然后勾勒对这一文献的主要挑战和批评。
詹姆斯 布坎兰（见james buchanan, in ken arrow, et al, 1998）对杨小凯和刘淑香（yang and s. ng，1998)的综述文章作了如下评价。“这篇文章非常重要。此文将对经济学家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不论他们具体的兴趣何在……对规模经济和劳动专业化之间区别的分析，将使很多经济学文献的重心发生新的倾斜，特别是作者将此同马歇尔造成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后者使得经济学家偏离了斯密的轨道。”。此篇文章的另外一位评审人（见杰弗 博兰，jeff borland in k. arrow, et al, 1998）指出，“此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斯密以来到萨缪尔森（samuelson，1948）经济学教科书出版这一期间对专业化问题研究的评论。第二部分对源自新古典贸易理论，或被视作‘新’贸易或增长理论的专业化模型进行扼要概述。这些模型的主要特征，是用商品种类数的变化来代表分工的变化。第三部分则全面介绍了新兴古典的专业化模型，杨小凯是其中的先驱人物。这类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分工的变化同时由商品的种类数和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来表示。在读完一个文献综述后，对其最好的检验办法可能就是进行设问，在所综述的领域中，是不是有足够的实质性文献来支撑这样一个综述？在读过杨和刘的论文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十分肯定的。看起来同专业化有关系的问题之多，使得我们不难接受霍撒克（houthakker's (1956, p. 182)）曾经说过的话，‘经济学中几乎没有哪一领域不会因为对专业化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而得到提高’”。
对这一文献有代表性的评论，来自sherwin rosen, donald smythe and avner ben-net’s 对杨小凯和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yang and ng1993)一书所做的评论。罗森将此书视作“一流”（见professor a. sinclair的报告）。诺贝尔奖提名者fischer black评价此书为“才气横溢的著作”（black's letter to ng and yang）。他指出（(pp. 255-56, exploring general equilibrium, 1995):），“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模型将增长视作一个提高专业化的过程，这种提高又是通过学习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以及具体生产过程来获得的。运输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可以提高专业化和迂回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比较优势是后天获得的，它在国家之间和一国之内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企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合约成本意味着一个产权中的最优模糊度；甚至很多‘外部性’都是内生和最优的。当专业化达到某一程度后，货币和信用就成为关键，但它们并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演进；甚至景气循环和失业都是内生和最优的。所有这些，都同增长和景气循环的一般均衡方法相一致。” donald smythe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vol. 32, pp. 691-92）中说，“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虽然作者声称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增加微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多样性，但它的范围却横跨贸易和增长、城市经济学、比较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甚至宏观经济学等众多主题。它主张微观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完全回到经济组织问题……这是一本非常有趣且具原创性的书。它的动机是良好的，其基本的见解也引人注目。杨小凯教授和黄有光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经济学方法，它使很多长期以来难以进行形式化处理的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avner ben-ner教授在他对此书的书评（见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995, vol. 151, pp. 571-72）中说，“此书确实是技巧与才智的杰作。作者从有限的几个假定出发，试图对许多经济现象，从企业的内生到城市化、国际贸易模式、货币的产生、产权的演进以及前共产党国家的转型，等等，提供理论解释。此外，作者还力图实证地检验其理论的某些方面。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宏大目标。……读者将因阅读此书而受益，因为它论述完整，而且用新颖的方法处理了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作者巧妙地对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无法处理的问题建立了模型，从而展示了经济理论的若干最佳应用。”
他指出，“此书中发展的模型集中在专业化、交易费用，以及相关的生产什么与购买什么的个体决策等之间的关系上。这样，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这本书应归于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归于那类集中于交易费用与企业及市场间边界的文献。作者对专业化的强调，使他们的框架有着区别于科斯、威姆姆森和其他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由于在专业化的选择，以及生产什么和购买什么上的内生化，使得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有别于很多产业组织和组织经济学文献。当然，他们从后者中吸收了很多做模型的技巧。”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看出，这类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 它将经济学研究从资源分配导向引至组织导向。同一些审稿人认为交易效率对分工的影响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观点相反，一位审稿人指出，“作者观察到，交易效率的提高（每单位贸易品更低的费用）可能实际上会导致一个更高的总合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生产效率的提高要超过这些提高的费用。这一点特别值得强调，因为它同那些强调货币的使用减少了用于交易上的资源的观点是相反的。事实上，货币化的主要好处，不是来自于花在交易上的资源的减少，而是来自于其带来的更有效率的生产结构。”
这些研究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指出对企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用一个内洽的模型将关于企业存在的很多观点形式化：（i）降低交易费用(高斯)；（ii）促进分工（专业化递增报酬）；（iii）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张五常)；（iv）用有形商品市场替代知识和管理等无形产品市场。
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的评审人在90年代初对杨小凯和赖斯的模型（yang and rice，1994）有非常高的评价。他们不但称此论文“会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的一个标准参考文献”。他们也指出这类模型与当时开始的克鲁格曼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之间的差别:“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城市出现解释成贸易中交易费用下降的结果。驱动力是同分工相联系的规模经济。……在某些方面，这篇论文同克鲁格曼近期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论文相似，但却有别于后者。他们都关心如何解释城市的出现；而且，规模经济、交通成本和外生不可改变的农村部门在其中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是，这两种方法在规模经济的设定上却各不相同。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规模经济是在企业内部实现的，而在杨和赖斯的论文中，规模经济却来自分工。”但是90年代末的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论文却没有这么走运. 孙广振和杨小凯的论文（sun and yang，2000)虽能预见很多fujita-krugman类型的城市化模型不能预见的现象, 例如, 城市化, 工业化和分工同时演进时, 城乡土地价格差别会而变得大到边际分析不可预见的程度, 而平均企业规模可能缩小. 但对城市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根本无法与fujita-krugman对城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相比.
对于发展经济学和内生增长超边际分析的论文是这一文献中最走运的。不但审稿人给予很高评价，使之得以在好杂志上发表, 也是此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的论文被视为劳动分工自发演进的经典模型。审稿人也注意到这类模型与有规模经济的模型的有趣的差别，即”人口在模型中保持不变。分工是由人口以外的力量驱动的。”而在有规模经济的模型中，人口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但90年代初一些独立的发展这一模型的努力不是很成功。原因可能是有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太难操作。90年代中这方面的独立研究有一些成果(zhang, 1997, 1998, wen, 1997)。但却没引起广泛注意. 史鹤凌和杨小凯（shi and yang，1995）同时内生生产力的提高、贸易的增加、生产迂回度的增加，以及分工的提高的一般均衡模型也没引起很多注意, 尽管几位最好杂志的审稿人很喜欢它。
在90年代初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文章都被看成发展经济学的文章。斯迈思（smythe, 1994）是第一个指出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发展出一个 “内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种科斯企业理论的数学模型，以及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变化的理论。” 90年代中, 这类模型的发展遇到一些阻力. 主要是因为不熟悉超边际分析和边际分析差别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网络效果之间差别的审稿人不相信超边际分析可以应用到这么多不同的领域. 对贸易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在90年代末有过引人注意的发展。而主要的批评是认为规模经济的模型可以代替这类模型。
杨小凯和威尔士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经济学超边际分析的论文（yang and wills，1990)）在得到审稿人强有力支持和在引用率方面仅次于内生分工演进模型的成功。但这方面研究的后续文章却没有这么幸运。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 (1993)《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第11章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不以为然。而刘孟奇第一个引入保险以对付交易中的风险的模型却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这个模型证明, 当每个交易的风险因保险而减少时, 整个分工网络的协调失灵的风险反而会因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增加而上升。
对货币理论进行超边际分析的研究（yang and ng，1993, ch. 17和程文利, cheng，1999）是曾被审稿人强有力支持，但编辑却持反对态度的另一例子。审稿人对一般均衡模型可用来同时内生分工水平和货币出现大加赞赏，且对模型预见分工水平上升, 生产力增加和货币出现时, 总交易费用不减反增的现象印象深刻。
对景气循环和失业理论超边际分析的研究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 尽管审稿人肯定了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超边际分析解释景气循环与局部均衡和边际分析方法相比的优势。
对于分工超边际分析的基础理论（sun, yang, and yao，1999, sun, yang, and zhou, 1998）的评价相当正面, 特别对数学证明的正确无人置疑。
分工网络超边际分析文献近期的快速发展，令人满意地吸收了斯蒂格勒对主流经济学的如下批评（stigler，1976），“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他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宏篇巨制开章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不朽的制针工厂的例子，何以竟被视为一种失败？它们不是经常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加以引用吗？的确，多少年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不相同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描述的所谓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但是，据我所知，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1990年代早期，对这类文献中的模型主要有如下批评。
（1）这些模型太特殊，而且太偏离主流，因此审稿人不知道究竟应将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这是审稿人拒绝他们不熟悉或不喜欢的新思想的一种非常策略的办法。但是，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这项工作的原创性。自从1990年代中期几位审稿人将之视为一种“新兴文献”和“快速增长的文献”之后，这类抱怨就销声匿迹了。
（2）一些评论者在评论没有企业的模型时抱怨，这类模型只同前工业化经济有关。但是，自从此类文献中几篇关于企业制度和内生迂回生产链条中链接数及中间产品数目的以来，这类抱怨也不见了踪影。这类模型的优势是，它能将企业制度的出现和演进，以及新产品的出现解释成事后生产函数（事后意味着它们只能在人们做出决策之后才能被看到）随着参数值在不同临界值区间的变化而在不同分工结构之间非连续跳跃。对一个新类型的企业或一个新类型的商品，新的事后生产函数就可能从这种超边际跳跃中出现。
（3）一些审稿人抱怨，在这类模型中，交易费用是外生的。目前，已有十余篇论文对这种正当的抱怨进行了回应。它们将内生交易费用（议价权力引起的扭曲、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外部性和其它一些机会主义）引入到模型之中（chu, 1997, chu and wang, 1998, lio, 1997, 1998, yang, 2000, yang and yeh, 2002, fang and zhu, 1999, ng and yang, 2000, yang and zhao, 2000, liu and yang, 2001）。这些模型显示，内生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分工对总合生产力的正网络效果之间有趣的两难冲突，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真实的商业故事，而这些故事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则无从解释。例如，有几个模型预见，随着保险的出现或运输效率的提高，生产力、分工水平和内生交易费用也会同时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