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3 08:22:03
【关键词】 交易成本 谈判费用 关系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TC)最早起源于制度经济学, 科斯(Coase?R?H )认为交易成本(费用)就是市场上发生的每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1]。1937年科斯第一次开辟了交易费用分析的新思路[2]。科斯通过研究企业性质,认为市场运行过程中,各组织的交易存在着交易费用,它是“运行价格机制的成本”,包括2 项:(1)获取市场信息的费用;(2)谈判和履约的费用。科斯首先打破了交易零成本的观念[3],认为任何交易都会产生正成本;然后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对企业之间的交易展开了分析,指出从现实环境的观察中,经济学家同意价格机能是一种较佳的协调机制,但也承认企业家的协调功能。
后来,阿罗认为[4] “交易活动是构成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系统的运行费用”,“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
达尔曼(D ahlm an?C?J)认为[5],交易成本包括获取信息的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以及执行和控制成本。这些都属于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
威廉姆森在正式提出交易成本的内容前,曾分析不同资产专用性下的治理成本,并总结了不同的治理结构[6]。后来在1996 年出版的《治理机制》中提出交易成本包括:(1)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成本;(2)使协议适应预期不到的突发事件成本;(3)实施协议的成本;(4)终止协议的成本;(5)获取市场信息的费用;(6)为避免冲突而进行的谈判并付诸法律而支付的费用。
1986年,马修斯[7]提供了这样一个定义: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与生产费用不同,它是履行一个合同的费用。
1999年,Aidanving和 steven Globeman把交易费用分为谈判费用和机会主义费用[8]。谈判费用包括:谈判本身产生的费用;修改合同的谈判费用;对外部的监控费用;产生冲突或解除合同所引起的制裁费用。机会主义费用是任何一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使机会主义而产生的费用。
张五常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制度成本[9],张五常在其《企业的契约性质》一文中以记件工资契约为例[10],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所有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
有学者在交易成本的范畴研究中提出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11]。狭义交易成本仅指双方或多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而广义交易成本则包括为了进行交易而发生的所有耗费,其中包括维护关系的成本。雷星晖等(2008)在解释广义交易成本中提到:作为供应链间接活动的交易成本属于狭义交易成本的范畴,而作为供应链质量保证活动的交易成本则是区别于纯交易过程发生的费用,这部分成本通常是为了获得、维持和发展供应链上企业关系而耗费的成本,是能够创造关系价值,并反过来影响狭义交易成本的成本,称之为关系成本。而Heide,Jan B(1994)也认为,交易成本与关系的建立、发展与维持的全过程是相关的[12]。
桂良军(2006)认为[13]关系成本包括改善沟通技术与方式的成本、技术支持成本、资金融通成本等侧重于影响发展双方关系的成本,关系成本包括了交易成本,或认为关系成本即为交易成本。
现阶段对于交易成本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内涵,应建立在广义交易成本的解释之上,既包含了狭义交易成本(以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的经济学解释为基础),又包含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之间为发展和维护关系而发生的所有耗费(以桂良军等归纳的关系成本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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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雷星晖,张柯,基于企业关系分析的供应链交易成本的研 究[J],经济经纬,2008年,第5期:123-125
[论文摘要]国务院的《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诚信建设战略思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科学、合理、权威、公正的信用服务机构；严格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逐步形成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信用服务体系的方针和目标。
目前我国的信用评价和监管机制不健全，一些信用评价机构本身服务的诚信可能就有问题，甚至出现3A评级也可以随意买卖的现象，全社会的诚信意识还没有建立，一些个人和企业没有为经常性的违约、失信而付出代价。这种“守信却得不到更大利益”、“失信也不会得到更大惩罚”的现象，给商业交易带来了很高的交易成本，也制约了传统商业走向电子商务的步伐。
一、构建信用体系的意义
传统商业相比，电子商务通常是买卖双方不见面的，更加需要参与者诚实守信：买卖双方信用状况信息不对称甚至缺失，往往凭经验直觉、网上交流、网下调查等进行综合判断，而网下调查的成本很高，有些业务很难调查到，这就很容易出现在交易信息、供货、付款等方面出现诚信问题，影响用户对网上交易的信心；为了促进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我们希望传统商业模式下的信用模式尽快完善，信用数据尽快共享；同时我们认为需要为电子商务的参与者建立必要、实用的、符合电子商务特征的信用模式和信用数据管理机制；健全我国的信用管理体系，涉及的因素较多，但与信用有关的立法、执法是重中之重。我们已经有了一部《电子签名法》，未来可能还需要有电子商务企业信用的管理办法、网上拍卖交易管理办法、电子商务税收及发票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金融领域的信用管理体系也很重要，他直接影响到电子支付和正常服务的履约，影响电子商务的效率和质量。底层的信用体系，会影响到客户端对电子商务的信任、信心与效率。市场经济是信用化的商品经济，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生命线，特别是在经济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信用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信用同样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我国信用管理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完善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执法；政府对征信行业的监督管理；行业自律等方面。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并未建立起健全的征信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失信、违规行为监督惩罚机制。我国尚处于信用制度建立的初级阶段，各个方面还是不太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市场化运作模式虽已初露端倪但运作存在不规范现象
拿企业诚信来说，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诚信公司按照商业化原则在市场上开展竞争的格局，目前已有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等知名征信机构。然而与之相配套的监管体制相对落后，缺乏对诚信机构、诚信活动有效的管理。出现了一些诚信机构采取低价格、高回扣、高评级的手段抢夺市场，使评级结果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的不规范的情况；
（二）未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机制
多头管理现象仍然存在，管理要求不一，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负担。同时，各部门未形成合力，又缺少对整个行业行使统一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门。
（三）行业自律尚未形成
从事征信行业的队伍总体素质和水平偏低，缺乏对从业人员必要的管理，以及行使行业标准制定、行业国际交流的职能机构。
三、构建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的思路
（一）政府应实施积极的电子商务政策，设立全国电子商务协调指导小组，统一协调全国电子商务推进工作
建议国家设立全国电子商务协调指导小组作为推进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常设机构，统一协调各部门、各行业和各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并注意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以城市和行业电子商务试点为突破点，加强推广工作。
（二）以大中型企业和传统产业为先导，加快实施企业内部信息化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应以大中型企业和传统产业的内部信息化为依托，通过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供应链和产业生态群带动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活动。要重点抓好示范工程，注重改造企业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优化企业流程，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三）构建网上信用销售评估模型
在电子商务交易之前，首先通过两种方式评估客户信用，一种方式是根据客户的财务报表进行评估，另一种方式是开发出适合本行业特点和本企业特征的信用评估系统。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还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只有一部分外贸企业吸收了最近几年的经验教训，已经开始重视收集客户的信息资料，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应收账款逾期率、坏帐率大幅下降，企业效益明显回升。
（四）加强网上客户档案管理
欧美企业对赊销客户的档案一般进行定期（一般是半年）审查，根据客户信用信息的变化，及时调整信用额度，而我国企业不能及时根据用户信息的变化及时调整信用额度，使得优良的客户定单得不到增加；也不利于及时发现信誉较差的客户，造成坏账损失，给企业蒙上了一層阴影。欧美国家普遍实行信用卡消费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信用保障体系，这为电子商务的网上支付问题解决了出路.细致说来，欧美国家的信用保证业务已开展有80年的时间.在欧美国家，人们可自由流动，不用像中国一样受户口的限制，为方便生活起居，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能伪造并伴随终生的信用代码，持此信用卡进行消费，发卡银行允许持卡人大额度透支，但持卡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将所借款项归还，如果某企业或个人恶意透支后不还款，那也就意识着以后他
无论走到何地，他的信用记录上都会有此污点，不论他想贷款买房，购车或办公司，银行都不会贷款给他，这在贷款成风的西方世界是及其可怕的！因此，西方人普遍将信用看作自己的第二生命，谁也不愿意贪小利失大义，当在网上购物时，他们会在点击物品直接输入密码，将信用卡中的电子货币划拨到网站上，商务网站在确认款到后，立即组织送货上门。
（五）完善第三方支付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关键词：交易成本经济学 基本假定 理论应用 文献综述
交易成本的提出可谓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浓重的一笔，新制度主义以“交易成本”作为核心范畴，对企业这一制度安排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而有力地扩展了新古典厂商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因而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即要使经济学达到人们向往的理想状态，使经济学更加接近现实，从而更好的服务于现实。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交易成本经济学主要研究契约关系的治理，交易成本经济学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之更多地转向了对交易后契约的研究。
交易成本经济学采用微观分析方法、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将交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最重要的是交易成本，然后由交易成本而研究各类合同，从各类合同中发现相应的治理结构，由此考察各种经济制度，再从效率上对这些制度进行比较。威廉姆森：“这里使用的一般微观分析方法有普遍应用的价值。因为这样才能把交易当作基本分析单位，才能切实突出交易的各种属性，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去设计各种制度”。它结合了经济学、组织理论和契约法，强调交易成本的节约和事后治理的重要性，是一种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科斯同样强调微观、比较分析方法，科斯在其著作《企业的性质》中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企业和市场，从而探究企业的规模。
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交易维度和治理框架
科斯：“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还人类以本来面目，即人们只能在现实体制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事。只有这样，现代制度经济学才能称之为‘现代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借助有限理性和投机这两个概念，把握住了人类的本质特征。“威廉姆森”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契约人，他们无处不在交易中，并用各种或明或暗的契约来规制他们的交易。显然，威廉姆森在这里重新构造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范式的硬核，这个硬核就是他的‘契约人’”。
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契约人”的基础上分析交易，交易的属性自然进入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其发生的频率，其中，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威廉姆森又提出治理结构与交易类型相匹配原则---“交易的属性不同，相应的治理结构即组织成本与权能也就不同，因此就形成了交易与治理结构的不同配比（主要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
表1 有效的治理
投资特点
非专用 混合 独特
交易频率 偶然 市场治理
（古典式合同） 三方治理（新古典式合同）
经常 双方治理 统一治理
（关系合同）
由表1可以看出，在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治理结构与交易的匹配情况，对于非专用的交易，包括偶然的合同与经常性合同，主要应用于市场治理结构；混合式的偶然交易和高度专用式的偶然交易都需要实行三方治理；混合式的经常交易需要双方治理；交易的性质越特殊，买卖的动机就越弱，专用的经常交易就需要统一治理了。即使加入不确定因素，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在进行具体分析时，要却不确定问题不断地去适应，具体进行分析。
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应用
交易成本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已经被运用到许多领域，经济史研究和企业理论研究的新发展都有赖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
1.经济史研究
道格拉斯.诺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和解释在零交易成本的严格检验条件下某个时点上的资源配置……虽然近年来它的发展更强调正信息成本、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但它无法融入一个使我们能分析经济结构历史变迁的一般框架，而这正是经济史的全部内容”。诺斯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合同的界定和实施，而制度就是委托人与人间为最大化他们的财富而订立的合同安排，从而分析政治和经济制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我国经济学家在诺斯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制度变迁等进行了研究，林毅夫提出了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制度分析框架；杨瑞龙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以及制度变迁三阶段转换假说。金玉国基于1991-200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体制转型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并利用2001年各省（市、区）的截面数据对经济增长、体制转型与交易费用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从交易费用角度来讲我国体制转型绩效显著等结论。
2.现代企业理论
科斯从节约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了企业产生原因及企业的边界，企业是以一个市场契约代替了一系列市场契约，是一系列契约的连结。企业的性质就是一种被选择的可以节省交易成本的组织，把在市场上交易成本很高的交易内化于企业之中。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将企业视为治理结构，威廉姆森用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来刻画交易的性质，其基本结论是：在不确定性足够大的前提下，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决定规制结构的选择。而杨小凯和黄有光则建立了企业分析的一般契约模型，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中将企业定义为贸易伙伴之间的一种剩余权结构，它使一方有支配另一方劳动的权利，并拥有双方合约的剩余权，企业以间接定价的方式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和低效。
Alchian和Woodward在团队生产背景下探讨了资产专用性与企业所有权配置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企业所有权状况可以保护某些团队成员的企业专用性投资”，他们还认为对企业的定义太狭窄，而“更重要的是考察各种形式的团体活动以理解组织形式的原因和结果，无论它是社会俱乐部、运动团体、婚姻，还是用于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四、总结
交易成本经济学做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对经济现象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交易成本经济学继产生与发展以来，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对交易成本经济学进行总结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
对交易成本经济学，众多经济学家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交易成本经济学，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与学习，从而有一个深刻地理解与把握，并将其运用与现实，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不断地发展该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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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交易成本理论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影响
交易成本理论是何种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它又是如何影响企业成本管理的？通过研究交易成本理论对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来明确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为水利水电企业的成本管理提供更多的发展要求及条件。
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内涵解读
交易成本表现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会产生经济成本，这种经济成本通常是指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交易费用，属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关键范畴，它是一种为了获取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而付出的各种费用类型，还涉及到经常性契约、谈判等各类费用。交易成本理论的内容包括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包含了不同的费用与成本，如获取、分析与处理市场信息所需要的成本与费用，合同交易订立的费用，交易执行、违约、制裁等行为的费用，谈判、签约的形成的费用，不确定性因素产生的费用及企业内部组织出现的交易成本等①。这些费用与成本产生的原因在于生产要素没有成功地运用在能够发挥最大化价值的方面，由于资源的浪费、组织成本的提高，使得公开市场中交易成本的出现与产生。
二、交易成本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关系分析
1.交易成本产生的分析。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探讨了市场范围与专业分工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市场中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扩大会提高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随之会降低生产成本②，这是亚当•斯密对专业化水平提高生产成本的经济论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会增加交易的成本，这种视角的论断是基于实际的市场运作提出的，当市场的规模逐渐扩大，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不断提高，交易活动也会随之变得复杂化，这就使得交易的参与者越来越多，造成不完全交易信息的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行为就会出现，如偷窃、欺诈与违约等，从而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导致个人收益逐渐偏离社会收益的现象。由此可见，专业化水平与分工的产生与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从《国富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模型的构造无疑忽略了专业化与分工所形成的交易成本，将市场看成了一个没有交易费用与成本的场所。由此，新制度经济学者则提出了相对的观点，罗纳德•科斯认为市场的运作也需要交易成本，并将这种交易成本的产生总结归纳为“科斯定理”③。如果没有市场交易成本与费用，无论如何安排初始权利，当事人之间的谈判一方面会使财富得到最大化的安排，另一方面会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动驱使机制使得资源实现最优化的配置与应用；如果市场存在交易成本与费用，安排产权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这样可以通过运用资源交换的明确产权实现最佳效率的资源配置与利用。
2.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交易成本分析。
从科斯定理可知，利用水利水电企业内部组织制度的改善与产权制度的健全，可以实现企业内部与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以此可以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水利水电企业会涉及很多专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这往往会产生信息传递的偏差，造成信息流通不畅，这种情况可以应用科斯定理来进行改善，通过产权制度的健全，内部组织制度的改进，促进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减少，以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三、交易成本理论对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
1.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共同之处。
交易成本的实质是一种机会成本，它是通过选择不同制度形成的生产形式或消费形式带来的损失，这种机会成本既包括内部交易成本，又包括外部交易成本，还包括信息的取得成本、制度组织成本、监督成本及不确定性因素所引发的成本与费用等。机会成本是成本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贯穿于水利水电企业组织成产、产品销售及投资决策等各个方面，通过机会成本可以优先选择出最优化的方案，放弃那些次优化方案所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的成本管理在选择内部组织制度与配置生产要素两个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与耦合性。
2.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相互促进。
从现阶段不同学者对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来看，交易成本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水利水电企业在生产与经营的过程中要充分地考虑制度成本、社会成本、法律法规成本及政府监督机构所形成的监督成本等，这些成本都是企业成本管理中的重要内容，水利水电企业要充分地考虑这些成本与费用为企业带来的各种影响。交易成本理论与企业成本理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为企业成本管理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的理论切合点，它可以丰富成本管理理论的内容，指导成本理论的核算与管理，完善成本管理的各项制度；另一方面，企业成本管理理论的研究能够为交易成本的应用提供新的研究视点，推进交易成本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3.交易成本理论对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指导作用。
成本管理理论的落脚点在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的分析、管理与核算，它的目标在于为企业选择最为合适的产品工艺流程，提供稳定的生产组织结构，健全企业管理机构，完善企业管理的流程方式，通过这些方法的选择与应用来降低或减少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④。水利水电企业的交易成本为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企业可以尽量控制交易成本在数量上逐渐趋向于零，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水利水电企业可以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利用统一的交易费用标准对不同社会性质的各种企业组织进行效率大小与存在必要性的比较，通过统一的交易费用标准来衡量水利水电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对企业成本管理制度进行不断的调整与完善，促进企业内部生产与经营管理有关组织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实现企业交易成本与费用的最大化节约与降低，从而应用交易成本理论指导水利水电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制度的不断改进与完善。
4.交易成本理论为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提供发展空间⑤。
从目前交易成本的现状来看，现阶段无法应用经济度量的方式，或者是货币的价值形式来计量交易成本，它是一种虚拟的、非实际的表现形式，这就对成本管理的核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不利于交易成本理论在企业成本管理方面的应用。由此可见，交易成本的无法度量为水利水电企业的成本管理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种计量是成本管理的基本属性与基本特征，如果基于企业交易费用定性研究可以进行成本管理的定量分析，并开展交易成本相关内容的探索，就会使得交易成本的内容转变为成本管理核算的分析内容，从而为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与领域，促进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不断健全与改进，加强成本管理的合理性，提高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良性循环。
四、结论与建议
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是相互、双向的，而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要应用交易成本理论就需要厘清交易成本理论的内涵，分析交易成本理论产生的历程，并审视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中的交易成本，由此，解读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与交易成本理论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探讨，研究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共同之处；二是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相互促进；三是交易成本理论对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指导作用；四是交易成本理论为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提供发展空间。通过这四个方面影响关系的辨析可以明晰交易成本理论与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关系，明确交易成本理论的指导作用，并开拓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的新空间。
注释：
①饶晓秋，朱东恺，吴斌平.交易成本理论：解释成本管理会计理论的新视角[J].当代财经，2006（1）：24-27
②赖凡英，王朝新.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水利水电企业成本管理会计的影响[J].湖南水利水电，2005（6）：82
③邓倩.交易成本的界定、测度与市政应用———基于会计学视角的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9
④黄玉洁，刘自敏.战略联盟运作管理的理论基础探析———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关系契约理论的结合[J].生产力研究，2005（6）：73
一、相关文献的简要回顾
“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发端于科斯（coase）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并用交易成本的概念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首次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界定，他说：“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花费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许多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科斯发现：交易成本为零的市场几乎不存在，本文由收集整理帕累托最优的假设就是零交易成本。这样，任何对帕累托最优（有效率）原理的偏离都意味着存在某种交易成本。企业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有些交易能比市场上通过市场交易节约交易成本。
科斯之后的许多学者，例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75，1981，1985，1996），大内（ouchi，1977，1980）和青木昌彦（hoki，1990，2000）等也对交易成本的涵义。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进行了界定。例如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就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会出的代价或费用。”1985年他将交易成本区分为合同签订之前的“事前”交易成本和签订合同之后的“事后”交易成本。马修斯对交易成本外延的分析也为不少学者所接受，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交易费用与经济理论中其他费用一样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可以分为可变成本与不变成本两部分。由于商品和服务具有多维属性，就必然使交易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就给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现实条件并导致交易费用的产生。
近些年来，我国现代金融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已经开始关注交易成本的研究。比如，饶晓秋（2004.7.2006.1）全面论述了交易成本理论对管理会计理论的影响，认为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作为解释成本管理会计的新视角。
二、交易成本在会计理论中运用的重要性
本文选择了会计目标理论为出发点，在于会计目标密切依存于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人造经济信息系统，应该提供有利于现存的，可能的（潜在）投资者进行合理投资、信贷决策的有用信息：应该提供管理人员履行受托责任的有用信息。理论上讲，所谓有用信息。就是与特定投资者的特定决策相关。有利于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就是人造一个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理由。决策有用不仅意味着具备合理预测能力的未来会计信息，尽可能与实际相符的，可靠的信息基础必不可少。如果会计信息系统中不包含有交易成本。必然使得信息使用者做出不合理的决策。会计信息与决策之间的相关性降低，甚至消失。
三、交易成本在会计理论中运用的困境
在市场中，资源的配置意味着资源（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总会发生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找交易的伙伴，双方转达和交易商品（劳务）的信息，商品（劳务）必须加以描述（如产品说明书），质量检查，数量和重量的计算，在讨价还价达到交易协议，请律师当顾问或充当见证人，然后才会转移所有权并予以确认和记录。这一系列交易过程都需要投入双方或一方（主要指买方）所拥有的资源。此外，还可能包括交易者在市场上就同一商品所发现的买价与卖价之间的差额。
然而，会计不能明确地，至少无法全面和直接地反映交易成本。从会计理论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
（一）交易成本不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之中，它发生于为生产作准备的各项交易活动（从寻找交易伙伴到成交）之时，而财务会计的记录与报告、会计要素的形成则是以过去的（已完成的）交易为前提。过去的交易，表明交易成本已经发生了。或者说其发生已经先于会计开始处理一项交易之前。
（二）交易成本并非都是能用货币表现的成本。它们不仅难以用货币量化。甚至难以量化。
会计理论的四大基本假设之一的货币计量假设意味着会计对企业可按货币进行计量的经营活动进行计量和传递。当然货币计量假设暗含着一个局限性：会计信息只能是货币化信息。它使会计会计信息定义为“数量化的、规范化的、结构的、可审计的、数字化的和以过去为基础的。而非货币信息则只能表述为质量化、非规范的、叙述性的、不可审计的和以将来为基础的。”后者正被许多经验研究者所看重。而当前西方的会计理论明显地在向质量性领域发展。
（三）交易发生于市场，在企业中设置的会计系统不能完全量化和反映交易成本。某些交易成本也可能资本化于原材料的成本之中，但大部分的交易成本是无法从会计记录中寻觅到的。
（四）交易成本开始于寻找交易伙伴，而会计计量开始于合同执行之时。在合同执行之前部分交易成本已经发生，比如说寻找交易伙伴的成本，这部分是会计没有计量到的。
另一方面，我们从交易成本理论这个角度来看，对交易成本进行会计计量也存在着不少的困难：
（一）标准的术语还不存在。
交易成本的不同定义出现在不同的文献中，它们常
转贴于
常是启发性的（heurstic）而非真正用来测定交易成本。虽然这些定义提供了概念上的强大洞察力，但是他们没能转变为被广泛接受的具有操作性的标准。比如k.阿罗把交易成本定义为“运行经济系统的费用”（1969：48）y.巴泽尔将交易成本定义为“与转移、获取和保护权利相关的费用”（1997：4）。
t爱格斯顿（thrainn eggertsson）观察到“在通常的术语中。交易成本就是那些发生在个体之间交换经济资产所有权的权利（ownership rights）、并且执行这些排他性权利过程中的费用。关于交易成本的确切定义并不存本文由收集整理在，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的生产费用同样也没有被确切定义过”（1990：14-15）
（二）由于生产和交易成本是被联合决定，对交易成本的估计就成为问题。
这导致对交易成本的单独估计变得相当困难。经济理论暗示交易成本的差异对生产边界具有某种一阶影响力（a first-or-der impact）。低交易成本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更高的专业化，生产费用的变化以及产量的提高。生产费用方面的变化同样也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
（三）如果交易成本非常高，许多交易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即使某种特定种类的交易会发生，它也不可能出现在采用货币价格的开放市场中。结果，在所有潜在的交易中，仅仅只有一个很小的子集将真正发生，并且只有这个子集中的一个子集将出现在市场上。为了搞清楚为什么某种特殊交易会被某个人采用，这就要求获得关于其他选择的机会成本的知识。为了理解这些选择的形成，我们有必要对那些并没有真实发生的交易的费用进行估算。
（四）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在此并不适用。
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中，个体和团体可能面对非常不同的交易成本，因此许多估算可能是需要的。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某个人的政治关系、种族以及其他特点也将影响特殊交换的机会成本。这些差异对于外部人来说很少是透明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困难，因此很少有研究去试图确切地估算这些费用。
四、目前的理论进展
关键词:流通理论贸易交易元
孙薇在《流通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中就过去30年国内流通理论文献进行了梳理,基本分为五个部分:流通基础理论(基本范畴、基本经济规律、流通相关关系、流通生产力),流通运行理论(流通体系理论、流通运行模式、流通运行要素、流通运行效率、流通运行效益),流通发展理论(流通发展状况、流通现代化、流通创新理论、流通信息化、流通对外开放),流通调控理论(流通调控机理、流通秩序治理、流通产业进入),流通专题(WTO专题、国内流通介绍、国外流通介绍、流通体制改革、其他)。显然,流通基础理论是研究流通运行、发展、控制等问题的基础。
对流通基础理论方面作出贡献的有,林文益、贾履让、刘诗白、吴先满、张卓元、金家麟、赵宁渌、陈甬军、张世尧、李骏阳、高涤陈、王晓东、李国勤、孙冶方、高枢年、曾洪业、李金轩、毛永林、杨承训、郭道夫、纪宝成、丁俊发、刘国光、黄国雄、周人伟、孙全、陈文玲、赵宁渌等。然而,目前在流通理论研究方面尚没有出现一个逻辑严密、论证精确的整体框架,这一方面与主流西方经济学中淡化了流通环节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受制于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政策解释学”的强大影响,导致了流通理论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
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贡献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了流通的两个要素——商品和资本的运动基本规律,这是研究流通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的主要内容有:
(一)流通的内涵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独立的经济活动。流通是“商品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在现实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成为一系列的买和卖”;“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讲,要求等价物的交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综合(主要讲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些独立的非生产单位,如服务业,被马克思称为“追加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从单个再生产过程看,生产成为决定其他环节的关键因素。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性质、规模和方式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从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指生产与消费)的媒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流通的前提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生产”;“生产方式的综合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通(即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而更直接地决定的是商品流通”;“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一定的生产能力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在每一瞬间都相互制约、并且相互影响,以致于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时候,“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只有当生产变成商品生产时,“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要经过流通”,生产就“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生产是流通赖以进行的基础和归宿,生产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流通是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决定、互为媒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脱离一方谈另一方。在卖方市场,是生产决定流通;到了买方市场,是流通决定生产。
(三)流通与分配、消费的关系
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序列中,分配在前,交换(流通)在后,分配的经济只能是借助社会经济规律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各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之后相互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从而达到最终消费。分配与流通这两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在:由于分配插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它属于国内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然后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根据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两种,一种是产品的分配,一种是生产资料的分配。两种分配都必须借助于交换(流通)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满足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分配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分配的数量和结构影响着流通的规律和结构;而交换对分配则有能动作用,不仅调节着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而且对分配能否进行到底起着决定作用。
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生活性消费是消费品的消耗,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都必须借助交换。“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它们相互进行了交换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这里流通对最终消费起到决定作用。但消费具有多样性,消费水平、结构、速度都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相互衔接的速度及消费速度”。流通是消费实现的必要前提,流通对扩大消费规模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消费对流通也有积极作用,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马克思流通观的结论对现在依然可用。
当前流通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没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基础上完整而有效地建立可以完全解释流通的分析框架。透过流通业的发展史发现,流通是一个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技术背景进行的经济活动,并且是一个多维度的、互相联系和作用的网络群。流通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流通在社会分工驱动下并按照交易费用最低原则进行演化,演化有一定规律有循。马克思主义流通论的特点是从社会大生产角度论述流通的地位、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的关系等等,其不足之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建立多维度的流通的基本单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流通模式的研究,因而未能预测未来流通模式演变的趋势。
虽然马克思从分工视角和要素秉赋角度论述流通分工的演化,但未能准确地解释流通模式的变革动力和多样性原因。其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准确描述流通过程的基本单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
尽管马克思将流通分为生产资料流通和生活资料流通,但目前理论界对流通基础理论研究仍属于通论研究。而对生产资料的流通模式和生活资料的流通模式都是限于具体的业务层面的运作研究,而对两者的差异性研究不多,国内文献非常少。
总而言之,现有流通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基本是线性、单维度的研究,缺乏现代数学工具,特别是应用最新自然科学的成果来研究流通现象,解释流通规律。陈文玲指出现代流通业发展的特征之一是“混沌化”,则恰恰说明了流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事实上,流通模式演变历史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趋于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只是需要变更或改进原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多维度、非线性的流通现象。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流通研究需要依赖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流通的基本思路之一是沿用马克思流通论的基本观点,从研究微观单个交易过程——交易单元着手,进而构造流通过程。因为流通是由一个或若干个连续的且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单元组成。
交易元模型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一)交易元的定义
无论是贸易还是流通都离不开一个最小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买卖双方之间发生的单次交易活动,本文称之为交易元。由两个连续的、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称为贸易;由两个以上连续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交易链,称为流通。而不同的交易元构成不同的流通模式。因此流通模式的研究可以纳入交易元模型的组合研究。
(二)交易元的构成要素
任何一次交易的发生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媒介、支付方式等及它们之间的时空组成,本文称之为为交易元要素。任何一个交易都需要以下要素:
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交易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人。交易主体在交易中的职能是交易决策。交易对象或交易客体。它是指具有交易价值的有形商品、服务或有价物,如商标、知识、技能等。用以交易并具有衡量尺度功能的商品等价物。原始交易是等价的物物交换,到后期发展到具有固定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体——货币、有价证券、电子货币等。
交易场(平台),指能促进双方公开公平进行交易的时空结构。空间可以是来自民间风俗约定的场所,也可以是买卖双方指定的场所,也可以是第三方公共管理机构指定的场所,早期是约定的特定市场,现在发展到交易所和网络交易平台。时间是指交易发生的时刻,因为交易一般具有时效性和不可逆性,所以交易时间和交易空间构成了交易场。
交易原则及规则。交易原则主要是指等价交换原则、自愿原则、法律许可或道德许可原则。以上三原则之间是共存关系,否则交易就不能连续,形成不了交易链。当三个原则不同时满足,单次交易可以存在,如欺诈活动等。交易规则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包括时间、地点、包装等条件。
交易对象的转移活动或者说所有权的转移活动,这包括商品的转移方式和货币(等价物)的支付方式。商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物流,货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资金流。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分离。当一般商品和货币交换同时产生,称之为现货交易,当两者分离时,分两种情况——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前时称之为赊账或信用;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后时,称之为预购。当货物转移、货币转移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职能实施者,当该职能实施者为交易双方当事人时为直接交易;当该职能实施者为各自的人时则称之为间接交易,且关系可以是单级和多级。如现代的物流公司就是货物转移职能的实施者,银行就是货币转移职能的实施者。
信息。信息自始至终地存在于所有的交易活动中,而信息依赖于信源、信宿和信息传递(又分信息载体和信息途径)。交易信息包含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而信息的处理过程包括收集和输入、存储、传输、处理、输出。信息的传播方式可以表示如下:信息发出方(信源)用何载体以何途径(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方(信宿)接收效果及作用。而且任何交易信息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
(三)交易元模型的定义
按照系统理论,所谓交易元模型,是指通过一次买卖,双方完成一次简单的交易所必须具备的一组交易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形式化地表示为:
交易元模型={(交易元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交易元要素=(交易主体,交易标的物,交易等价物,交易规则,交易场,交易信息),这些要素不是简单的标量,是矢量。交易元模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交易元要素构成的集合,另一部分是这些交易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集合。从交易元模型可以外延出流通领域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很多问题,如渠道及其冲突、流通模式、渠道联盟等等。很显然,对这个系统的特征及演化规律的把握需要复杂的数学工具。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利用相关数学分析工具来研究流通模式及其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1.孙薇.流通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
2.李,徐从才.论现代流通成本.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2)
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贡献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了流通的两个要素——商品和资本的运动基本规律,这是研究流通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的主要内容有:
(一)流通的内涵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独立的经济活动。流通是“商品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在现实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成为一系列的买和卖”;“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讲,要求等价物的交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综合(主要讲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些独立的非生产单位,如服务业,被马克思称为“追加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从单个再生产过程看,生产成为决定其他环节的关键因素。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性质、规模和方式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从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指生产与消费)的媒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流通的前提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生产”;“生产方式的综合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通(即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而更直接地决定的是商品流通”;“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一定的生产能力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在每一瞬间都相互制约、并且相互影响,以致于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时候,“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只有当生产变成商品生产时,“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要经过流通”,生产就“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生产是流通赖以进行的基础和归宿,生产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流通是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决定、互为媒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脱离一方谈另一方。在卖方市场,是生产决定流通;到了买方市场,是流通决定生产。
(三)流通与分配、消费的关系
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序列中,分配在前,交换(流通)在后,分配的经济只能是借助社会经济规律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各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之后相互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从而达到最终消费。分配与流通这两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在:由于分配插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它属于国内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然后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根据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两种,一种是产品的分配,一种是生产资料的分配。两种分配都必须借助于交换(流通)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满足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分配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分配的数量和结构影响着流通的规律和结构;而交换对分配则有能动作用,不仅调节着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而且对分配能否进行到底起着决定作用。
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生活性消费是消费品的消耗,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都必须借助交换。“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它们相互进行了交换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这里流通对最终消费起到决定作用。但消费具有多样性,消费水平、结构、速度都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相互衔接的速度及消费速度”。流通是消费实现的必要前提,流通对扩大消费规模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消费对流通也有积极作用,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马克思流通观的结论对现在依然可用。
当前流通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没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基础上完整而有效地建立可以完全解释流通的分析框架。透过流通业的发展史发现,流通是一个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技术背景进行的经济活动,并且是一个多维度的、互相联系和作用的网络群。流通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流通在社会分工驱动下并按照交易费用最低原则进行演化,演化有一定规律有循。马克思主义流通论的特点是从社会大生产角度论述流通的地位、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的关系等等,其不足之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建立多维度的流通的基本单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流通模式的研究,因而未能预测未来流通模式演变的趋势。
虽然马克思从分工视角和要素秉赋角度论述流通分工的演化,但未能准确地解释流通模式的变革动力和多样性原因。其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准确描述流通过程的基本单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
尽管马克思将流通分为生产资料流通和生活资料流通,但目前理论界对流通基础理论研究仍属于通论研究。而对生产资料的流通模式和生活资料的流通模式都是限于具体的业务层面的运作研究,而对两者的差异性研究不多,国内文献非常少。
总而言之,现有流通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基本是线性、单维度的研究,缺乏现代数学工具,特别是应用最新自然科学的成果来研究流通现象,解释流通规律。陈文玲指出现代流通业发展的特征之一是“混沌化”,则恰恰说明了流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事实上,流通模式演变历史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趋于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只是需要变更或改进原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多维度、非线性的流通现象。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流通研究需要依赖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流通的基本思路之一是沿用马克思流通论的基本观点,从研究微观单个交易过程——交易单元着手,进而构造流通过程。因为流通是由一个或若干个连续的且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单元组成。
交易元模型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一)交易元的定义
无论是贸易还是流通都离不开一个最小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买卖双方之间发生的单次交易活动,本文称之为交易元。由两个连续的、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称为贸易;由两个以上连续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交易链,称为流通。而不同的交易元构成不同的流通模式。因此流通模式的研究可以纳入交易元模型的组合研究。
(二)交易元的构成要素
任何一次交易的发生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媒介、支付方式等及它们之间的时空组成,本文称之为为交易元要素。任何一个交易都需要以下要素:
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交易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人。交易主体在交易中的职能是交易决策。交易对象或交易客体。它是指具有交易价值的有形商品、服务或有价物,如商标、知识、技能等。用以交易并具有衡量尺度功能的商品等价物。原始交易是等价的物物交换,到后期发展到具有固定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体——货币、有价证券、电子货币等。
交易场(平台),指能促进双方公开公平进行交易的时空结构。空间可以是来自民间风俗约定的场所,也可以是买卖双方指定的场所,也可以是第三方公共管理机构指定的场所,早期是约定的特定市场,现在发展到交易所和网络交易平台。时间是指交易发生的时刻,因为交易一般具有时效性和不可逆性,所以交易时间和交易空间构成了交易场。
交易原则及规则。交易原则主要是指等价交换原则、自愿原则、法律许可或道德许可原则。以上三原则之间是共存关系,否则交易就不能连续,形成不了交易链。当三个原则不同时满足,单次交易可以存在,如欺诈活动等。交易规则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包括时间、地点、包装等条件。
交易对象的转移活动或者说所有权的转移活动,这包括商品的转移方式和货币(等价物)的支付方式。商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物流,货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资金流。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分离。当一般商品和货币交换同时产生,称之为现货交易,当两者分离时,分两种情况——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前时称之为赊账或信用;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后时,称之为预购。当货物转移、货币转移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职能实施者,当该职能实施者为交易双方当事人时为直接交易;当该职能实施者为各自的人时则称之为间接交易,且关系可以是单级和多级。如现代的物流公司就是货物转移职能的实施者,银行就是货币转移职能的实施者。
信息。信息自始至终地存在于所有的交易活动中,而信息依赖于信源、信宿和信息传递(又分信息载体和信息途径)。交易信息包含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而信息的处理过程包括收集和输入、存储、传输、处理、输出。信息的传播方式可以表示如下:信息发出方(信源)用何载体以何途径(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方(信宿)接收效果及作用。而且任何交易信息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
(三)交易元模型的定义
按照系统理论,所谓交易元模型,是指通过一次买卖,双方完成一次简单的交易所必须具备的一组交易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形式化地表示为:
交易元模型={(交易元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交易元要素=(交易主体,交易标的物,交易等价物,交易规则,交易场,交易信息),这些要素不是简单的标量,是矢量。交易元模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交易元要素构成的集合,另一部分是这些交易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集合。从交易元模型可以外延出流通领域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很多问题,如渠道及其冲突、流通模式、渠道联盟等等。很显然,对这个系统的特征及演化规律的把握需要复杂的数学工具。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利用相关数学分析工具来研究流通模式及其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1.孙薇.流通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
2.李,徐从才.论现代流通成本.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2)
3.丁俊发.重新认识流通(上).中国流通经济,2003(5)
4.陈文玲.全球现代流通发展的趋势.商业时代,2004(20)
[关键词]公平价格；价格机制；交易势力
[中图分类号]F1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80－04
毕占天(1986－)，女，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资源经济；杨群(1967－)，男，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江西理工大学副教授，深圳市中金岭南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经济学。(江西南昌 330013)
本文系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江西有色金属企业跨国并购研究”(项目编号：YCl0A067)及“国际矿产品价格波动对江西矿产品贸易影响研究”(项目编号：YCl0A065)的研究成果之一。
一、公平价格机制理论支点
价格理论的核心为马歇尔的均衡市场价格，在这个均衡点上的价格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时点公平价格，它是缩小现实市场与完美市场之间差距的参照和标准。
在马歇尔的理论框架下，均衡价格即为市场公平价格。在现实经济中，马歇尔的完美均衡，趋近于马歇尔均衡公平价格一定区间内的价格都往往并不能实现要以被看作是现实意义上的公平价格，可以被称作次优公平价格。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出一种能够调节资源产品价格，使其趋近于均衡价格，马歇尔均衡价格仅仅为供需平衡的一个时点价格，只体现了结果的公平，公平价格应当还包括起点和过程的公平，即在前提条件公平的基础上，在各项条件得到满足的过程中最终达到结果的公平。对某个非完全竞争市场而言，公平价格机制的形成、运行以及管理，主要通过交易平台制度公平、交易标的价值补偿以及交易主体行为公平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交易平台制度公平
交易平台制度公平是指在交易活动中对交易方的交易行为进行约束规范，以达到保护交易主体正当合理利益的目的，是交易活动合理进行的制度保障，体现的是交易基本框架制度的公平。在本文的研究中，贸易交易平台的公平性主要通过交易制度及保障措施的公平度来考察，即制度的公平性。世界贸易组织交易平台关于制度公平的保障，具体体现于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公平贸易基本原则、贸易保障规则、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及例外措施的规定中。
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国际贸易交易的管理机构，对于交易主体行为的约束具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既有市场准入方面的规定，又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20条一般例外的规定：“出于公共道德、生命健康、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目的，成员国可以采用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贸易规制。”世界贸易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成员国对耗竭性的资源产品采取限制性的保护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交易平台，其体系设置能够保证交易起点的公平。交易平台的起点公平主要体现于基本原则、具体的贸易领域以及贸易救济三个层面对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以交易平台的公平为基础条件，才能进一步探讨交易标的内在价值以及交易主体的公平性，进而达到三者的相对公平，形成比较公平的价格机制，最终获得交易标的的公平价格。
(二)交易标的价值补偿公平
交易标的的价值补偿公平是指在交易过程中，交易标的的显性成本都能够合理地被市场补偿。一般来说，交易物品的生产成本都能在交易过程中得到相对合理的补偿，但是生产之外的隐性成本(如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成本或者资源消耗的机会成本等)，由于准确核算的难度较大，未必能够被合理地包含在交易标的的价格之中。交易标的价值公平补偿的研究主要以资源价值补偿理论以及物质流理论为基础。
非再生性资源价值补偿即以货币形式抵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修复、弥补或者替换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费用，并获得资源产出的剩余价值的过程。本文关于资源内在价值公平补偿的研究，主要基于效用论的国际资源物质流理论的思想，对资源内外部成本按照生产过程及对自然界的影响进行核算。物质流分析的基本观点为，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都遵循拉瓦锡的质量守恒定理，即所有物质反应前后的质量是不变的。在经济系统中，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是在进行一系列的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因此也遵从质量守恒定律。
(三)交易主体行为公平
交易主体是指参与交易活动过程的人或组织，国际贸易层面的交易主体主要为贸易参与国或经济组织及贸易行为的执行者，具体来说就是国家、经济组织及产业组织中的企业。交易主体的公平，是指交易双方的产业组织及国际政策交易势力是相对平衡的，不存在一方国家或产业组织势力过大，并且不会导致交易标的的价格严重偏离其实际价值。即交易标的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其内在价值得到公平合理的衡量的情况下，产业组织及国家政策交易势力能够较为公平地作用于交易标的的供求机制，进而获得较为公平的交易价格。
关键词：股指期货；定价；套利交易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6-0157-02
1 概述
1.1 股指期货定价的理论基础
股指期货是金融工程设计开发出的最成功的金融衍生品之一，股指期货套利交易不仅能纠正过度投机所造成的市场无效性，而且能锁定无风险的收益，是一种风险转嫁与价格修正的市场机制。研究股指期货套利的根本在于如何对股指期货进行合理定价，其定价模型是由传统的资产定价模型延伸发展而来，因而对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加以全面了解很有必要。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包括均衡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随机折现因子定价理论等；衍生资产定价理论包括无风险套期保值原理、风险中性定价原理、动态自筹定价原理等。
1.2 股指期货定价的主要模型和方法
迄今为止，对期货定价的研究大都从持有成本模型和预期理论两方面来进行，其中持有成本模型是最广泛使用的定价模型。在持有成本模型框架下又包含有完美市场下的持有成本定价模型和考虑市场限制的区间定价模型两类。
持有成本定价模型(Cost of Carry Model)作为指数期货定价的经典模型，是Cornell和French在1983年借助一个套利组合论证的建构在完美市场假设下的定价模型。
考虑市场限制的区间定价模型方面，Modest和Sundaresan和Klemkosky和Lee各自推导了区间定价模型。
期货价格预期理论阐述了随着期货合约到期日的接近，期货价格会收敛于标的物资产的现货价格，当到达到期日时点时，期货价格会等于或很接近现货价格的现象。
1.3 股指期货的套利交易
从股指期货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看，股指期货主要有三种功能，即套期保值、套利和投机。同其它期货品种一样，套期保值是股指期货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它为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转移风险的工具，而套利和投机的存在则为股指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的正常发挥提供了市场便利。
股指期货的套利是指利用市场暂时存在的不合理比价关系，通过同时买进和卖出相同或相关的股票组合或股指期货合约而赚取其中的差价收益的交易行为。套利交易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由于股指期货的套利需要同时做多和做空相关性很高的两个合约或者标的资产，因此当市场的价格发生变化时，通常一个方向的亏损将由另一个方向的盈利对冲。由于套利交易利用的是市场的价格失衡关系，因此当市场比价关系向正常状态回归时，投资者就可以通过买卖对冲部位而赚取一定的净利润。
与一般的单向交易不同，套利的主要风险不在于股票和期货市场中的单边波动，而在于价差运行方向和预期的相反。价差波动风险体现在价差波动的非理性以及突发性事件对套利部位相关性的显著影响。通常情况下，由于套利交易部位盈亏的对冲，套利的风险要小于单边操作。但是当投资者通过资金杠杆对套利交易进行放大操作时，也可能造成很大的亏损。例如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就因过分运用资金杠杆同时套利价差又因俄罗斯金融危机而发生不利于LTCM 的变动后出现巨额亏损，并使公司遭受灭顶之灾。
股指期货的套利一般可以分为期现套利、跨期套利、跨市套利、跨品种套利和到期日套利。期现套利是利用股票现货与股指期货之间的不合理比价关系进行套利的交易方式；跨期套利即利用同一期货市场同一金融商品但不同交割月份的合约间差价出现异常时的机会，同时在近远期合约上进行反向操作，跨期套利可分为买空跨期和卖空跨期，买空跨期是买进近期合约卖出远期合约，卖空跨期是卖出近期合约买进远期合约，跨期套利是股指期货套利的主要形式；跨产品套利即利用不同的但具有相关性的金融期货合约之间的不正常价格关系，同时在两个不同种类但相同交割月份的金融期货之间进行反向操作；跨市套利即在不同交易所同时对相同交割月份的同种金融期货合约进行反向操作。到期日套利是套利交易中较为特殊的方式。由于股指期货是以现金结算的，因此当预期最后结算价大于股指期货合约价格时，可以买入股指期货合约等待到期结算；反之，当预期最后结算价小于股指期货合约价格时，可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等待结算。
2 实证分析
在对股指期货定价及套利交易策略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持有成本定价模型、考虑市场限制的区间定价模型、期现套利交易策略和跨期套利交易策略对我国沪深300仿真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套利机会并给出可参考的交易策略。
2.1 持有成本定价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行情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选取的是2007年7月2日至2007年9月21日期间IF0709股指期货合约收盘价。模型采用间断型股利定价模型：Ft=(St-Dt)(1+r)T-t。
在参数值的具体设定上，对于无风险利率，本文采用2007年7月至9月间的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7天加权平均利率值3.38%。对于股利的设定，我国年度股利发放大多集中在3-6月，因此对于3月、6月份到期的期货合约的合理价格的测算应当考虑股利因素。不过，鉴于目前仿真交易处于测试阶段，投资者对期货的买卖报价大多尚未将股利因素考虑在内，因此将其设定为零。
2.2 考虑市场限制的区间定价模型及期现套利实证分析
在参考Klemkosky和Lee持有成本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考虑交易成本、冲击成本、保证金、借贷利率不等以及股利发放等因素，在正向套利和反向套利策略下分别推导出指数期货定价上限和下限，并根据沪深300仿真交易数据考察我国股指期货市场的套利机会。
股指期货套利活动的存在促使其向合理价格回归，由于股指期货及现货的交易和冲击成本(融资成本、交易手续费等)、现货指数的跟踪误差等因素的存在，只有当期现指数的偏离收益大于交易成本与现货跟踪误差所造成的损益时才可以进行期现套利，即只有当股指期货与现货的偏离度处于无套利区间之外时，才可以触发套利操作。
本文选取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2007年7月2日至2007年9月21日期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股指期货合约为IF0709，到期日为2007年9月21日。
2.3 跨期套利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2007年8月和9月两个相邻月合约在一段时间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进行跨期套利策略的盈亏分析。熊市(空头)跨期套利策略也就是买近卖远策略，即同时买入和卖出相同数量的同一标的指数的两个不同到期日合约。在买入近月合约的同时卖出相同数量的远月合约。
股指期货仿真交易跨期套利的计算数据表明我国股指期货仿真交易还存在较多跨期套利机会，且正套利收益空间与负套利收益空间相当，与期现套利相比，跨期套利收益空间略小。随着市场发展期现套利机会会迅速下降，但跨期套利随市场发展下降的速度相对较慢，即使是市场较为成熟时期，仍存在较多的跨期套利机会；跨期套利的收益空间与期现套利相比略小，但其不同时期分布相对均匀。
3 我国股指期货套利交易策略研究
本文采用持有成本定价模型和区间定价模型对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仿真交易合约的定价、期现套利交易策略和跨期套利交易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得出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间断股利型持有成本定价模型相对比较适合对我国股指期货仿真交易期货合约定价，但由于该模型忽略过多实际交易条件的限制，将股票市场影响作为一项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指数现货与指数期货市场之间的互动性及股价的波动性，仅考虑股息发放及无风险利率因素，预测结果相对精度不高。
(2)考虑交易成本、冲击成本、保证金、借贷利率不等以及股利发放等市场限制的区间定价模型，能够避免持有成本定价模型适用性不高的弊端，给出股指期货套利的无套利定价区间，该定价区间对于股指期货套利交易策略的选择和实施具有关键作用。
(3)在期现套利交易策略方面，实证数据表明按照非同步的期、现货收盘价格测算，我国股指期货仿真交易几乎所有的交易日都存在期现套利机会，而且均为正向套利机会并有较高的期现套利收益率，这一方面是对股市利好的反应，但仿真期现套利机制的缺乏、虚拟交易资金及样本数据选择的局限性也是出现该状况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投资者投资理念方面的问题。就具体的期现套利交易策略而言，在现货指数的模拟方面，可以选择股指期货标的指数基金、几种ETF基金的回归拟合和对股指期货标的指数进行抽样复制或完全复制等方法，在股息率的估计方面可以选择历史数据估计及未来信息估计等方法，在保证金的管理方面需要动态判断未来波动趋势，适时增加或者减少账户中的保证金，追求最低保证金投入下的收益最大化。
(4)在跨期套利交易策略方面，实证数据表明我国股指期货仿真交易还存在较多跨期套利机会，且正套利收益空间与负套利收益空间相当，与期现套利相比，跨期套利收益空间略小。就具体的跨期套利交易策略而言，投资者可以按照对未来走势的判断，选择牛市多头跨期套利、熊市空头跨期套利及蝶式策略等交易策略。
我国沪深300股指期货作为我国内地准备推出的第一个股指期货品种已经准备了2年多时间了，这期间市场对于股指期货能够对现货市场产生的作用做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基本上市场对于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影响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共识，就是股指期货不会改变现货市场的运行节奏，但是仍有一些观点在夸大股指期货的作用，比如股指期货“救市”论以及市场操纵论。 笔者认为，投资者需要客观看待股指期货的作用，特别是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之下股市的暴跌，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清了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影响的客观性。
参考文献
[1]房淑荣.股票指数期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吉林：吉林大学，2006.
关键词：供应链；伙伴特性；关系质量；知识交易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1-0032-11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90年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eker）就提出：“知识已成为企业关键的经济资源，而且是竞争优势的主导性来源，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来源”。可见，在当前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企业要想保持其竞争优势，就必须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资源以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而供应链作为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和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基于不同成员企业间的非核心互补性知识资源，通过知识共享可以使成员企业学习和获取企业外部的先进知识，从而提高供应链的整体竞争优势及企业间的合作绩效。但是供应链的成员企业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没有具有行政约束力的组织机构来推动知识共享活动的进行，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显然比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更难进行。而在供应链中建立知识市场，以市场机制来引导、鼓励、刺激、督促和规范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交易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知识交易，知识提供方可以得到经济、互惠或名望、地位、合作关系加强等方面的回报，知识吸收方为得到知识所给予的付出也会物有所值，知识共享与转移就容易进行。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思想的提出为知识共享与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对于解决目前困扰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如何促进供应链企业间进行知识共享与知识转移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Davenport（1998）在《working knowledg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内部知识市场概念，他指出知识交易的参与者包括知识买方、知识卖方和知识中介，知识交易中的酬劳涉及互惠性、个人声誉和利他主义等。之后，国内外开始陆续有文献对企业内部知识市场和知识交易进行研究，Ba等（2001）分析了知识作为公共品在组织中的交易特性，并运用拍卖理论建立了知识投资优化数学模型；Matson等（2003）分析了知识市场的作用机制和可能造成知识市场失灵的因素，并对如何使知识市场可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美国伊利诺斯州大学信息管理学教授Desouza是Davenport“知识市场”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发表了多篇有关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文献（2003-2005），认为企业内部知识市场是解决知识管理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理想平台，对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的构成、建立知识市场需要克服的因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相关案例研究，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价格机制在知识管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Brydon和Aidan（2006）对知识商品进行了分类，并对影响内部知识市场管理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七种应对措施；戴俊和盛昭瀚通过引入知识交易意愿度的概念，构建了需求拉动式和供给推动式的两种知识交易模型并对两种模型进行了比较；陈搏和张喜征通过对组织内部知识市场的交易博弈模型分析后得出，掌握知识的员工只有在等价交换的条件下才愿意长期供应知识。关于企业间特别是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市场及知识交易的研究还不多，并且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及数理模型研究基础之上，其中张旭梅等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供应链企业间建立知识市场的影响因素以及知识交易的方式，并分别以核心企业、第三方知识服务公司作为管理方研究了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交易模型；许有志等在供应链中引入知识交易机制，分析了供应链中知识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交易行为。关于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还没有发现。考虑到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涉及多方利益，受到企业内部和外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供应链合作伙伴作为知识交易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其本身的特性以及伙伴间关系质量将对知识交易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弄清供应链伙伴特性及其关系质量对知识交易的影响路径及影响程度将会为成员企业的知识交易决策提供依据。基于此，本研究以关系质量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伙伴特性、关系质量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拟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上述概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我国企业的供应链知识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
二、概念界定
（一）供应链伙伴特性
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使得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当自身的资源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考虑与外部其他企业或组织进行合作，而以供应链联盟的方式进行协同合作，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势互补，可以增强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创新速度并降低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考虑到供应链联盟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对彼此间的行为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难免会有“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发生，这样势必会影响到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因此，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是实施供应链战略的关键所在，从多个方面谨慎地评估潜在合作伙伴的特性也成为企业组建供应链前的重要环节。Keith等（1990）提出战略联盟选择合作伙伴的四个准则：可提供互补性的技能、企业间存在合作的文化、公司有相同的目标、双方均考虑到联盟的风险；Brouthers等（1995）在总结以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选择战略联盟合作伙伴时应遵循的4C原则：互补能力（complementary skills）、合作文化（cooperative cultures）、兼容目标（compatible goals）和相称风险（cornmensurate levels of risk）；Mccuteheon和Stuart（2000）认为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供应商）时要对双方经营目标的一致性、企业文化的相似性、企业规模及权力的对称性进行衡量。
根据已有研究结合本文研究对象，本研究将从三个方面来评价供应链伙伴特性：企业文化相容、资源依赖及知识距离。企业文化相容指供应链伙伴间企业文化不相冲突，在价值观念、管理风格、经营理念和目标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同企业文化带有不同的特征，企业间的文化具有相容性将有助于减少日后彼此之问的冲突。资源依赖是指供应链伙伴间在技术、知识或市场等方面可以互补，能为合作伙伴提供独特的资源。从资源依赖理论角度来讲，供应链伙伴间的资源依赖可以使成员企业专心于自己的核心业务，保持本领域的竞争优势。知识距离是指知识的某一信息状态从知识提供方转移到知识接收方，并且在其本身知识基础上实现共同信息最多的新知识表达状态的距离。知识距离用来描述知识转移方和知识接收方之间的知识相似度以及知识存量差距，交易双方知识距离越大，知识接受方吸收知识的难度就越大。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用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可以接受彼此的经营理念（Cu1）、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会支持彼此的经营目标（Cu2）、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在企业管理风格上大致相似（Cu3）、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在价值观的认同上大致相同（Cu4）等四个问项来衡量文化相容；用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So1）、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可利用双方的资源达到优势互补（So2）、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能各取所需（取长补短，达到资源优化配置）（So3）等三个问项来衡量资源依赖；用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彼此拥有的知识基础存在较大差异（Dil）、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不存在知识共享（交易）的文化（D12）、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所拥有的知识很难编码或显性化（或显性化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Di3）等三个问项来衡量知识距离。
（二）关系质量
对关系质量的研究较早出现在市场营销领域，重点探讨的是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质量问题。随着企业间的合作日益增加，合作企业间的关系质量问题开始受到管理实践者和学者的关注。但是目前关于关系质量的定义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Woo和Ennew（2004）认为研究者对关系质量认识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类型关系的存在。正是由于存在不同的关系类型，因此在研究不同关系背景下的关系质量时应该突出其特点。
关于供应链背景下的企业关系，现有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都给出了解释，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供应链关系的本质。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供应链企业间的长期关系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供应链企业间的关系是对不确定性及依赖性的一种战略反映；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供应链关系出自于企业间相互提供令人满足报酬的需要。可见，供应链关系是通过供应链企业间的交互实现的，双方的交互过程除了短期交易（产品或服务交易、信息或知识交易）外，还包括长期的关系行为，而且长期关系行为是供应链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的基础。关于供应链关系质量的评价，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标准，Fynes等（2004）研究环境不确定性下供应链关系质量对绩效影响时用信任、适应性、合作和交流来评价供应链关系质量；该作者在2005年研究供应链关系质量对质量绩效影响时用信任、满意、承诺及服务质量来衡量供应链关系质量；在Fynes等（2004，2005）学者研究基础之上，Su等（2008）在研究供应链关系质量对企业间合作行为影响时，用信任、交流、合作、关系氛围和适应性五个指标来衡量供应链关系质量。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将用信任、承诺、交流、关系氛围和适应性五个指标来衡量供应链关系质量，具体问项为：我们的供应链合作伙伴是可靠并值得信赖的（Re1）、我们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会严格遵守承诺（Re2）、我们经常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与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和沟通（Re3）、我们与供应链中其他节点企业关系很融洽（Re4）和我们能够适应供应链环境变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并能及时作出反应（Re5）。
（三）知识交易
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Davenport在研究企业内部知识共享问题时提出企业内部存在一个与有形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相类似的“知识市场”，这个市场里的“买方”通常是那些为了解决问题而寻找知识的成员，“卖方”是企业内掌握了某些方面知识的人，这些人主要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来换取报酬；知识市场还有“中介”，他们把需要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联系在一起；企业从外部购买知识往往要支付现金，而企业内部的知识交易却很少用现金，其“货币”主要是互惠、名望和利他主义；市场机制像作用于有形商品一样推动着知识市场的运行。与Davenport提出的企业内部知识市场相类似，供应链中的知识流动和知识共享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市场推动下进行的，供应链中其实也存在一个无形的“知识市场”。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交易指的就是在供应链知识市场中，知识提供企业通过“出售”非核心知识换取回报，知识需求企业通过付出一定代价获得需要的知识，从而达到交易双方的互惠互利，同时也可以提高供应链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但是由于供应链是由很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所组成的企业联盟，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各成员企业必然会考虑各自不同的利益，因此，市场机制除了传统市场中的金钱、企业内部知识市场中的互惠、名望等，还包括订单数量、价格折扣、返利、员工培训等企业间合作的互惠。
考虑到目前国内外关于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的文献较少，还没有发现知识交易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应地知识交易的度量指标也没有发现。鉴于此，参考唐炎华和石金涛设计知识转移量表的理念，本研究从知识交易发生的时间先后与因果关系来建立评价指标，即知识交易包括知识交易行为与知识交易效果两个方面，知识交易行为主要取决于对知识交易回报及条件的认知，决定了其愿意交易的知识数量和质量，这是知识交易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知识交易效果的前提。具体度量指标体系包括以下五个问项：我们非常愿意与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知识交易活动（Kn1）、我们愿意投入更多的知识参与知识交易活动（Kn2）、我们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知识交易比较频繁（Kn3）、通过知识交易我们获取了很多需要的知识（Kn4）和通过知识交易我们知识水平获得较大提升（Kn5）。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建立
（一）伙伴特性与关系质量
Smith和Barclay（1997）认为组织间文化的差异会对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供应链伙伴关系的建立，也就是说，双方企业文化相容性较高时，合作双方更容易相互交流沟通，从而增加合作双方的信任感，并有利于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关系质量的维持。Morris和Cadogan（2001）也认为选择一个彼此之间文化相容且配合程度较高的合作伙伴，可以增加合作的忍耐度（bands of tolerance），从而减少伙伴关系建立的阻力。Gadde和Snehota（2000）指出在供应链中，合作双方拥有互补的特殊的核心技术与能力时，将会促使企业间产生高度的涉入关系，进而增强双方的依赖程度，而这种依赖程度越高越容易维持供应链关系。但如果企业间存在较大的知识距离，彼此间就会产生潜在的矛盾，如影响企业间知识资源的转移与共享，从而导致合作目的的扭曲，进而伤害到供应链合作关系。可见，文化相容、资源依赖等伙伴特性将对供应链关系质量有正向影响，而知识距离对供应链关系质量有负向影响。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H1：供应链伙伴特性对关系质量有显著影响；
H1a：文化相容对关系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资源依赖对关系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知识距离对关系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伙伴特性与知识交易
企业文化是组织中广泛共享与强烈认同的价值观，由于其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不同企业文化带有不同的特征，当两个独立企业因结盟而经常接触时，企业文化的影响就显得特别明显。Choi和Lee（1997）研究得出企业联盟内部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增加知识共享的难度。可见，企业文化相容性越高，企业间就越愿意交流和沟通，信任就会随之增加，进而更加有利于知识交易。供应链企业间的资源依赖是在供应链中建立知识市场并进行知识交易的基础，正是由于各成员企业间相互依赖的异质性互补知识资源的存在，才会促使企业间产生高度的涉入关系，这种高度的涉入关系当然也包括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交易。而知识距离作为影响知识共享的重要因素，知识距离过大，企业间的知识学习就不能正常进行，这样会影响到交易双方的知识共享意愿；杨钊和陈士俊也认为知识距离与团队的知识共享水平是负相关关系，共享双方的知识距离越大，知识接收方接收知识的难度就越大；可以看出，交易双方的知识距离过大，知识买方吸收知识的难度就会加大，进而影响到其知识交易的意愿度。可见，文化相容、资源依赖等伙伴特性将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有正向影响，而知识距离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有负向影响。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H2：供应链伙伴特性对知识交易有显著影响；
H2a：文化相容对知识交易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资源依赖对知识交易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知识距离对知识交易有显著负向影响。
（三）关系质量与知识交易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用信任、承诺、交流、关系氛围和适应性五个指标来衡量供应链企业间的关系质量。在交易关系中，交易双方在面临风险和相互依靠的条件下，信任是一种信心，它让交易双方自愿地承担责任，这样合作伙伴没有觉得他们必须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其他伙伴投机行为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承诺交易或共享知识的伙伴之间进行自由交易。适应性和承诺是企业间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关键因素，持续地适应合作伙伴的需求是发展长期合作关系的基础，而承诺强调的是以长远眼光来看待企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相互信任而不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正如Morgan和Hunt（1994）的观点，承诺有利于交易伙伴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当然也包括伙伴间的知识交易。可见，在承诺增加时，交易双方注重的是长远合作，为保持稳定的伙伴关系，交易双方均不会做出有损对方利益的事情，此时交易双方更愿意通过知识交易达到优势互补，进而提高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相反，在承诺减少时，知识拥有者为了避免知识需求者“搭便车”及“知识泄漏”的风险，往往会选择减少知识交易或共享。知识交易过程中的知识传递和转移本质上就是个动态的双向交流沟通的过程，在良好的关系氛围下，交易双方的交流越有效，机会主义行为就越小，双方信任程度就越高，从而双方越趋于知识交易的合作。基于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
H3：供应链企业间关系质量对知识交易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括号中的符号表示影响方向，即“+”表示正向影响；“-”表示负向影响）：
四、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
（一）问卷设计与修订
本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问卷主体包含六部分内容：企业基本资料及文化相容量表、资源依赖量表、知识距离量表、关系质量量表、知识交易量表五个分量表。其中文化相容、资源依赖、知识距离和关系质量分量表是在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知识交易量表是在作者以往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并借助相关文献（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等）而形成的。所有量表在初始编制完成后，选取200位在职的MBA学员进行了小样本测试，获取有效问卷134份，然后对预测试的结果进行了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剔除了不理想的题项，最后将保留下来的问卷题项进行语义上的修正和表达上的简洁化处理，从而形成最终的正式问卷。另外，我们采用Likert五点尺度设计量表，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能确定、同意和非常同意。
（二）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探讨的是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背景下伙伴特性、关系质量对知识交易的影响，为了保证研究效果，本文以制造业供应链为研究母体，调查对象主要涉及电子电器、金属和机械工程、食品饮料、化工等制造行业上下游供应链伙伴企业的关键员工。由于这些行业厂商云集、不同品牌产品替代程度高、市场竞争激烈，为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业者大多希望通过知识交易掌握上下游企业的发展趋势、获取与核心企业相匹配的知识以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
正式研究的抽样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我们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南地区）等地与课题组有协作关系的企业，以上门调研、邮寄或E-mail的方式发放问卷。其二，分别在上海、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选择四所重点高校，向在职攻读的EMBA、MBA学员发放问卷，调查直接在课堂上进行，委托任课教师简介调查目的，请符合条件的学员填写问卷并当场收回。两种方式总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387份，回收率为64.5%。我们按如下标准剔除一些无效问卷：（1）问项填写有太多的缺失；（2）答案具有明显的规律性；（3）有明显矛盾性反应。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56份，有效回收率为42.6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93份（36.33%），集体合作企业39份（15.23%），私营/民营企业45份（17.58%），合资企业57份（22.27%），外资企业22份（8.59%）。就受访者情况来看，30岁以上的占92.13%，工龄超过5年的占77.15%，且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95.76%，无论就工作经历、经验或学历而言，均应对问卷所涉及的题项具有比较好的熟悉度和敏感性。
（三）样本信度与效度
信度（Reliability）又叫可靠性，是指测验的可信程度，主要考察测验结果的一贯性、一致性，最常用的指标是Cronbach’s α系数。因此，本问卷信度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进行检验，通过SPSS统计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如表1所示），说明本研究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分析包括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在内容效度中，由于本研究各变量的题项内容是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并经过相关领域专家检查修改而成，因此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对于结构效度检验，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每个因子对相应变量的因子载荷量（Factor Loading）。在社会科学中，因子载荷量的绝对值大于0.4就被认为是有效的。本问卷各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如表1所示），因此各因子对于相应潜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问卷质量较高，可以进行进一步研究。
（四）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与评价
结构方程的拟合必须从三个方面来评价，即基本拟合标准（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体拟合度（Overall model fit）及模型内在结构拟合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
1 基本拟合标准
基本拟合标准是用来检验模型的误差、辨认问题或输入是否有误等。这可以从衡量误差不能有负值及因子载荷不能太低或不能太高，并且是否都达到显著水平来加以衡量。一般认为，所有指标的因子载荷介于0.5-0.95之间可以接受，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本研究各个潜变量衡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在0.5-0.95范围内，而且各衡量指标的衡量误差均大于0，这表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完全符合基本拟合标准。
2 整体拟合度
整体拟合度是用来检验整个模型与观察数据的拟合程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绝对拟合指标、增量拟合指标和简约拟合指标。本研究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除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略低于参考值外，其他拟合指数均达到参考值要求，说明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3 模型内在结构拟合度
模型内在结构拟合度用来评估模型内估计参数的显著程度、各指标及潜在变量的信度等。一般判别标准为：个别项目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高于0.5，潜在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大于0.6及平均抽取方差（AVE）在0.5之上。本研究中，个别项目信度均大于0.5，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在0.714-0.881之间，平均抽取方差（AVE）在0.554-0.627之间，相关指标均已达到参考值水平，说明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内在结构拟合程度较好。
（五）假设检验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AMOS7.0对论文提出假设的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图2是结构方程模型测量结果图，其中实线代表在P0.05以上水平显著（不显著）的路径；表3为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及其相应的P-Value值。其中，P-Value值是用于检验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性，一般认为P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本研究假设H1a、H2a、H1b、H2b、H1c和H3得到验证；假设H2c的P值不显著，未能通过检验，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相容、资源依赖对关系质量与知识交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距离对关系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知识交易负向影响不显著；关系质量对知识交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4列出了变量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和间接影响关系以及相应的权重，旨在证明关系质量的中介效应。权重分析的依据是总路径系数，它等于直接路径系数与间接路径系数之和，其中间接路径的路径系数等于各分段直接路径系数的乘积。可以看出，关系质量对知识交易的直接影响最大，而供应链伙伴特性中资源依赖对知识交易的直接影响最大，但是由于关系质量中介效应的存在导致文化相容对知识交易总的影响最大；另外知识距离虽然不直接影响到知识交易，但可以通过关系质量的中介效应间接地影响知识交易。
五、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关系质量这一中介变量，构建了伙伴特性、关系质量对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交易影响的概念模型，其中供应链伙伴特性包括文化相容、资源依赖和知识距离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256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调查数据对上述概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到如下结论：
（1）供应链企业间的文化相容对关系质量与知识交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a和H2a得到支持（如表3所示），其中由于关系质量中介效应的存在，文化相容对知识交易总的影响程度最大（如表4所示）。企业文化是组织中广泛共享与强烈认同的价值观，由于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不同企业文化带有不同的特征。当供应链成员企业间企业文化相容性较高时，合作双方就更容易沟通和了解，从而增强双方的信任感，不仅有利于提高合作伙伴的关系质量，而且更有利于互惠互利交易关系的形成。可见，企业在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时，企业文化相容性是应考察的重要因素。
（2）供应链企业间的资源依赖对关系质量与知识交易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b和H2b得到支持（如表3所示）。资源依赖理论以“组织间关系”为基本分析单元，认为企业都必须从外界获取资源，这就形成了企业对外界的依赖。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参与知识交易的动机在于获取互补型的异质知识资源以支持自身核心业务的发展。可见，在供应链背景下，合作伙伴间资源（包括知识）互补性越强则越容易产生相互的依赖关系，而这种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则越有利于双方关系质量的提高以及交易关系的发展。
（3）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距离对知识交易影响不显著，假设H2c未通过验证，但是知识距离对关系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设H1c得到支持（如表3所示），另外知识距离虽然不直接影响到知识交易，但可以通过关系质量的中介效应间接地影响知识交易（如表4所示）。知识距离对知识交易影响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距离的两面性，如果知识距离过大，知识交易双方就需要更多的转移和学习步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阻碍知识交易的进行；而知识距离过小，想法雷同，交易双方觉得没有必要进行知识交易，这样就会导致交易意愿的降低。Burgelman（1983）、Nonaka和Takeuchi（1995）、Cummings和Teng（2003）等学者认为知识距离与知识转移成“倒U”型关系，即当知识距离小，转移成功率低；知识距离大，转移成功率也低；只有适度的知识距离才能更容易获得知识共享成功。因为有相似工作背景和专业背景的成员间一般更容易交流，交流也会得到加强，而且适度的知识差距，会使成员保持较高的共享意愿，激发出更多的新思想。
（4）供应链关系质量对知识交易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得到支持（如表3所示）。供应链企业间的知识交易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独立的企业，这些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竞合关系，同时，供应链各成员企业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对彼此间的行为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难免会有“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发生，企业间如果关系质量不好，缺乏信任，将对知识交易造成危害。这就意味着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质量，可以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更好地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交易。
关键词：网络购物；在线交易；在线信誉系统；交易评价；网络口碑
中图分类号：F724.6
一、引言
为了降低网络购物中的信息不对称水平，购物网站设计了在线信誉系统来提供信用评价服务。虽然信誉系统对信任的建立有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不足。一个主要的问题便是由于反馈激励机制的不足，消费者在网购后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现象还并不普遍。究竟影响网购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因素有哪些？影响因素中哪些是关键因素？本文对影响消费者参与交易评价意图的因素及其管理意义进行了探讨。
二、文献回顾
(一)口碑与电子口碑
Hugstad（1987）将口碑定义为“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它会对消费者产品评估和购买决策产生影响”。电子口碑（EWOM，Electronic Word-of-mouth）是口碑的新形式。Hennig-Thurau等（2004）指出，网络的出现使顾客可以通过浏览网页来收集其他消费者所提供的产品资讯与主体讨论，并予以顾客能力来针对特定主体进行自身经验、意见与相关知识的分享，形成所谓的电子口碑，并指出电子口碑具有“面向多个个体、消费者获取无时间限制、匿名性”等特点。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Hennig-Thurau等将电子口碑定义为“大众及机构可以借由网络获得，由潜在的、过去的或者现在的顾客发表的关于产品或公司的任何正面或负面评论。”
电子口碑的兴起改变了传统口碑传播的方式和特点，极大地拓展了口碑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Neveen等（2004）也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口碑的影响力，人们可以同社交或者地域上完全陌生的人分享经验和观点。Chevalier, J.等（2003）的研究表明，电子口碑已成为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在线信誉系统与交易评价
在线信誉系统（OFS， Online Feedback System）是指一种在网络环境下，通过收集、合计、用户历史行为反馈信息，激励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促进网络信任的信誉管理机制（Resnick等 2000；Dellarocas 2003）。这种机制把网络双向沟通功能运用到大规模口碑网络系统，在这个口碑网络系统中大家可以在广泛的各种话题中分享观点和经验，这些话题可以是关于公司、产品或者服务的（Dellarocas等2003）。
在线信誉系统被看做是最有力的电子口碑平台之一（Duan等 2005）。著名的在线信誉系统包括eBay、Amazon、eOpinion等。在线信誉系统通过不同的方式激励用户反馈，反馈方式包括详细或简短的评论以及打分等。
本研究中的在线交易评价隶属电子口碑范畴。参考以上文献检索结果，在本研究中将在线交易评价定义为：网购消费者通过购物网站提供的在线信誉系统分享其关于公司、卖家、产品或服务的自身经验、意见与相关知识。在线交易评价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消费者打分，另一种是消费者图文评价。
(三)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SET，Social Exchange Theory）是心理学主要理论流派之一，被用于理解资源交换中的个体行为（Cook等 1992）。Blau（1964）将社会交换定义为“当别人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该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是一种理性的、基于得失计算的自愿交换。个体之所以相互交往，是因为他们都从他们的相互交往中通过交换得到了某些需要的东西。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个人行为遵循着一个相对简单的原则：追求产生最大正面结果（利益）并带来最少负面结果（成本）的方案（Molm1997）。本研究所涉及的在线信誉系统是电子口碑的一种有效形式，而Frenzen等（1993）研究表明，消费者口碑传播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交换行为，消费者提供他们的消费经历以换取某种有价值的回报（例如地位）。Muniz等（2001）指出，在线信誉系统已成为促进多对多信息交换的重要平台。因此，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主体理论基础，认为如果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超过贡献行为导致的成本，则消费者会倾向于参与在线交易评价。
(四)动机拥挤理论
动机拥挤理论（MCT， Motivation Crowding Theory）认为在不同的情境下，来自于个体之外的外部干涉（如通过金钱激励或惩罚）可能会削弱或强化个体的内部动机（Frey等2001）。这两种对个体内部动机相反的影响被定义为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Frey等1997）：
1.挤出效应
当个体认为自己被外部条件所控制时，挤出效应就会发生。这时个体自身的自主意识及/或者自尊被削弱，他们执行某任务的内部动机也会因此被削弱。
2.挤入效应
当个体认为自己被外部干涉所支持时，挤入效应则会发生。这时个体感觉他们被赋予更多自由以及尊重去执行某任务，自身的自主意识及/或者自尊增强，他们执行某任务的内部动机也因此增强。
在本研究中，使用产品类别作为外部干涉变量，研究其对内部动机和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Neslon（1970）区分的搜寻型产品（search goods）和体验型产品（experience goods）是营销文献对产品分类的核心范式。其区分产品类别的原则是消费者对产品特性的了解程度及了解方式。搜寻型产品是指在购买或使用前，绝大多数属性的信息都可获得的产品。体验型产品是指只有在购买和使用产品后才能了解其大多数属性、或者与直接体验相比，产品主要属性的相关信息搜寻成本更为高昂和/或困难的产品（Klein1998）。
(五)利他主义理论
Bar-Tal（1982）将利他主义定义为行动者主动加惠于别人而不求外在报酬的行为。Kopfman等（1996）认为利他主义属于一种个人不易改变的特质，指喜欢帮助别人而不求报酬。本研究主要从个人特质角度研究利他主义对个体参与在线交易评价行为的影响，所以采用Kopfman&Smith（1996）对利他主义的定义。
在在线信誉系统中发表评论，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分享行为，消费者借此分享其自身关于公司、产品、服务的知识以及消费经历。在基于Web的信息分享研究中，Rioux（2000）提出信息分享行为类似于一种助人行为，信息拥有者基于生活中的经验或者偶然得知他人的需求，当其手上掌握信息的时候，会主动分享给可能需要的人们，从而帮助他们。Wang等（2004）指出网络中的信息分享存在着互相帮忙的特点，即使网友们互不相识，也都乐于分享和贡献自己的经验和所拥有的信息。
二、研究假设与框架
根据文献综述部分社会交换理论、动机拥挤理论等文献研究，本文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对于网购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影响：
(一) 利益因素
1.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
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作为一种内在利益，与哲学文献中的“利他主义”概念密切相关。当帮助他人获得更大的利益并且不求回报时，受利他主义激励的人会感受到内在的满足（Smith，1981）。消费者如果意识到他的行为将会使他人受益，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Engel等，1994）。提供在线交易评价能够帮助其他消费者对产品及卖家等与交易有关的信息有更全面的了解，而这些信息通常是无法通过广告获得的。因此，消费者可能会在在线信誉系统中分享其正面或负面的消费经历，作为帮助其他消费者的一种手段（Hennig-Thurau等， 2004）。这些个体也会因为帮助他人满意购物而获得愉悦。因此，可假设：
H1：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正相关。
拥挤效应常常与利他主义行为相关（Andreoni, 1989；Dellarocas等，2005）。从在线交易评价的角度来看，与购买搜寻型产品的消费者相比，购买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会更多地使用他人的推荐（Nelson，1970）。这可能是因为对于体验型产品（如电影、化妆品等）而言，其感知风险相对更高(Mitra等， 1999)，大部分属性信息在购买之前无法获得，使得其他消费者的购买经验变得更有价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产生更强烈的受到支持的感觉，从而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意图增强。因此，可假设：
H1a：如果所评价商品是体验型产品，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增强。
2.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
电子口碑相关文献认为，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是一种内在利益，消费者可以通过向在线信誉系统里提供有关产品、服务及卖家的评价得到这种愉悦。愉悦感来自于两个方面：帮助卖家及报复卖家（Hennig-Thurau等，2004；Sundaram等, 1998）。帮助卖家这一利益同样也是基于利他主义，但是此种情况下卖家向消费者提供了令人满意的产品（Sundaram等， 1998）。由于消费者对于消费经历十分满意，消费者可能会希望能够以某种形式回报卖家（Hennig-Thurau等， 2004）。报复卖家通常与糟糕的消费经历相关。当消费者认为卖家提供了低劣的产品时，他们就会产生报复卖家的念头（Sundaram等，1998）。由于电子口碑在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Chevalier等，2003），消费者可以通过在线信誉系统给出推荐或警告来对卖家的销售施加影响（Hennig-Thurau等，2004；Muniz等， 2001），从而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参与在线交易评价而影响卖家并获得愉悦。因此，可假设：
H2：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正相关。
当消费者所购买商品是体验型产品时，他/她的消费经历对其他消费者而言具有更高的价值。其他消费者在购买该产品时，会更多地参考他/她的评论，评论对于潜在购买者购买决策的影响较大，使得他/她的评论对于卖家的影响力也相应增强。而对于搜索型产品，其相关信息大部分是客观的属性信息，很容易从广告、销售手册或产品包装上获得，购买时做出错误决策的风险亦会低于体验型产品，从而这类产品的评论信息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较小，评论对卖家产生的影响也会更为有限。因此，可假设：
H2a：如果所评价商品是体验型产品，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增强。
3.提升自我形象
Wojnicki等（2004）将提升自我形象定义为寻求他人经验或反馈以提升或巩固自身地位的倾向。由于在线信誉系统使得消费者的评论可以被大量其他消费者长期阅读，因此相比于传统口碑传播，提升自我形象的影响在线信誉系统中更为显著（Kankanhalli等， 2005）。在电子口碑领域的文献中，提升自我形象被认为是消费者提供评论可能会获得的一种利益（Engel等，1994；Sundaram等，1998；Wojnicki等，2004）。相对于传统口碑，在线信誉系统能给消费者更多空间去展现自己，在其他消费者心中塑造一种专家感，获得其他消费者认同。因此，对于自我提升的期望可能会激励消费者在在线信誉系统中提品评论，尤其是详细的文字性评论。因此，可假设：
H3：提升自我形象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正相关。
(二)成本因素
1.认知成本
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之前对外来信息有一个认知过程（Fiske等， 1991；Revelle，1993）。例如，为了整合信息，人们需要回忆更多信息。参与在线交易评价需要消费者分享其过去的消费经验。他们需要回忆交易的详细信息，并组织整理自己的知识、感受和评价以形成他们的交易评价。这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心理情绪，如懊恼或不悦等，增加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内部成本，降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意图。因此，可假设：
H4：认知成本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负相关。
2.执行成本
向在线信誉系统提供交易评价时，消费者需要梳理他们的观点，组织他们的语言。尤其是提供详细的文字评价时，参与交易评价会耗费大量时间。这个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机会成本，因为这一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可以用于其它活动并获得相应的回报（Ba等，2002；Kankanhalli，2002）。以往研究表明，当知识贡献行为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时，那么消费者贡献知识的意图将削弱（Orlikowski, 1993）。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也是一种知识贡献行为，会受到这一成本因素的负面影响。因此，可假设：
H5：执行成本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负相关。
(三)利他主义
根据文献检索的结果，个人的利他主义特质对其信息分享意图有正向影响。通过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消费者分享其交易相关信息。因此，可假设：
H6：利他主义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正相关。
本文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情景实验设计，操纵的变量为商品种类（搜索型产品或体验型产品），所以共有两个不同的实验组。因此，在进行问卷调查的时候，会在两个实验组分别分发两种不同交易背景信息的问卷进行调查。
本研究中问卷主体部分的问题均采用Likert五分量表，问卷的指标主要借鉴相关文献。其中，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提升自我形象、执行成本、认知成本、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向测量指标沿用Tong等（2007）的研究；利他主义特质测量指标借鉴Kopfman等（1996）及Morgan等（2002）的研究。
关于搜索型、体验型产品的选择，我们参考了金立印等（2008）在其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通过在线方式调查了10位近半年内有过网购行为的消费者。从淘宝网2009年成交额数目最大的20类商品中选择了15类商品，让这10位消费者把这些商品分到搜索型、体验型类别之中。每个人在分类前都了解了不同类产品的定义。选取至少被7个人（70%）一致分类的商品作为该类型的代表产品。搜索型产品的代表包括手机、电话充值卡等；体验型产品的代表包括服装、化妆品等。结合这一结果，并综合考虑本研究的特点，最后选取了手机和化妆品作为实验产品。
通过预调研对问卷进行部分修改后，本研究问卷最终形成。
四、数据信度评估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淘宝网的网购用户。主要采用在线调研方式，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50份。其中，手机版问卷89份，化妆品版问卷61份。问卷填写者男性52%，女性48%；16～25岁44.6%，25岁以上55.4%；教育程度为本科/大专及以下40.7%，硕士及以上39.3%；月收入3000元以下56.4%，月收入3000～6000元31.5%，月收入6000元以上为12.1%。
本文针对调查问卷（全部样本、手机样本、化妆品样本）中的量表总共27道题目进行了信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各量表的信度介于0.729~0.942之间。其中，影响卖家获得愉悦这一构念测量信度较低，其他各部分量表信度均高于0.819。总体看来，各量表信度均高于0.70的参考水平，这说明问卷的总体信度可以满足本研究需要。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为了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商品品类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调节回归分析（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MMR），并引入调节变量――商品品类。Stone&Hollenbeck（1995）认为，同时加入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分析结果并不会造成影响。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显著的自变量分别为利他主义、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help*product、提升自我形象与执行成本。这5个变量容限度均大于0.2，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中，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提升自我形象、利他主义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正相关，支持假设H2、假设H3、假设H6；执行成本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负相关，支持假设H5。
变量 help*product回归系数大于0，表明商品品类对自变量“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与因变量“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支持假设H1a。
以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为判断标准，各因素对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影响效应依次为（从高到低）：利他主义、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提升自我形象、help*product及执行成本。回归方程为：
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3.749+ 0.362*利他主义+0.183*（help*product）+0.253*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0.194*提升自我形象-0.219*执行成本
六、研究结论与贡献
(一) 研究结果说明
1.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关系
根据本研究分析结果，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对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意图无显著直接影响。这一结果与Yu Tong等（2007）、邵兵家等（2008）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他们的研究中，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都是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显著影响因素。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引入了新的变量――消费者的利他主义特质。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作为一种内在利益因素，本身就与消费者的利他主义特质密切相关。很可能是因为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导致变量“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未能进入回归方程。对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支持了该假设（两变量简单相关系数为0.482，在 0.01 水平下显著相关）。
但是，如果所评价商品是体验型产品，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之间的正向关系会增强。即对于体验型商品，消费者会认为他们的经验更具有价值，也更被其他消费者所需要。此时通过参与交易评价的方式分享自己的购物经验，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消费者，会带给自己更大的愉悦，从而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意图也会增强。
2.影响卖家者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关系
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与消费者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显著正相关，并且其影响效应仅次于利他主义。这一结果与Yu Tong等（2007）、邵兵家等（2008）的研究一致，同时也与传统口碑研究中的结论相似。本研究中的卖家虽然由企业变为了个体卖家，但是本研究说明影响卖家的愉悦感也同样是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一个内在动机。消费者希望可以通过在在线信誉系统中推荐或者警告卖家，显示其对卖家的影响力。另外，由于通过在线信誉系统进行交易评价的买家可以是匿名的状态，所以更有助于消费者反映真实的交易情况。
但是，这一正向关系并不会因为所评价商品是体验型产品而增强。这可能是由于当消费者想要报答或报复卖家时，消费者更关注自身的感受及情绪的宣泄，而较少关注这一行为对于其他消费者的影响，导致商品品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3.提升自我形象与消费者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关系
提升自我形象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Yu Tong等（2007）的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是得益于近年来SNS产品逐渐流行，并且案例公司也在推广自己的SNS产品“淘江湖”以提升用户粘性。这些趋势使得网购已不仅仅是购得所需产品那么简单。用户的社区意识增强，更注重与其他用户的交流，同时也变得更注重自己在其他用户心中的形象。
4.认知成本与消费者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关系
本研究中，认知成本对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Yu Tong等（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与邵兵家等（2008）的研究结论不同。在邵兵家等（2008）的研究中，认知成本是影响效应最大的一个因素。这可能是由于案例公司的交易评价模块已经为消费者提供了打分的维度（如宝贝与描述的相符程度、卖家的服务态度等），不需要消费者主动回想交易细节的各个方面。并且大多数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都是以简单打分的方式为主，较少进行详细的文字评论。通过深度访谈也发现，如果消费体验不是特别令人满意或特别令人愤怒的话，消费者在参与交易评价时并不会去仔细思考交易的各个方面，而是更多凭整体印象给出评价。另外，很多电子商务类网站在消费者发表文字评论时都会进行引导，比如将商品评论内容分为“描述使用商品的场景”、“商品的优点”、“商品的不足之处”等部分，降低了消费者的认知成本。
5.执行成本与消费者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执行成本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与Yu Tong等（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与邵兵家等（2008）的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是由于邵兵家等（2008）的研究中被测为高校学生，其日常时间较为充裕，因此执行成本对他们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意图影响不显著。而本次研究被测以公司职员为主，日常工作较为忙碌，参与在线交易评价会耗费他们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6.利他主义与消费者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关系
利他主义因素不仅与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显著正相关，在本研究中，它还是影响效应最强的影因素。消费者的利他主义特质会通过乐于助人等行为表现出来，这与Wasko等（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帮助其他人是个人在开放的电子网络系中进行知识贡献的一个动机。
(二) 管理意义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购物网站改进其在线信誉系统设计、激励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有着实践指导作用。
第一，消费者的利他主义特质是促使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一变量与帮助其他消费者获得的愉悦密切相关。深度访谈发现，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多是出于一种习惯，即该消费者平时就乐于助人，而并非有意识地想要帮助其他消费者。设计者可以通过改善其在线信誉系统设计激励消费者的利他主义行为。系统可以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开发一些新功能，以激励本身就乐于帮助他人的消费者更多地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提升他们所获得的这种愉悦。例如，系统设计者可以开发一个子系统，用以反应其他消费者对于某一卖家交易行为或其所卖商品的评价的需求，并显示需求水平的大小。潜在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该系统征求其他消费者对于自己所中意商品及其卖家的评价信息。把其他消费者对其交易信息和商品评价需求大的卖家或商品专门列出来，放在一个专门的网页上，消费者登陆后即可以看到。或者将该消费者的好友、或其所在群组的其他成员的此类需求优先放在页面的显著位置，配以大的标语或图像，提示买家，他们关于这个卖家或其商品的交易评价很重要。如果这一商品恰好是体验型产品，则此类方式的激励效果更佳。
第二，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也会促使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因此购物网站应该设计功能模块以提升消费者影响卖家获得的愉悦。本研究中影响卖家这一构念涉及两个方面：报答或报复卖家。针对报答卖家的消费者，可以采用类似第一条中的系统设计，提示消费者他/她的评价对于卖家的成功至关重要。同时，设计互动版块，让卖家可以对消费者的详细评价致以感谢。对于因为不愉快的消费体验而想要报复卖家的消费者，让卖家能及时收到消费者的投诉信息，迅速与消费者沟通，解决问题。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他/她的评价对于卖家的影响力。
第三，提升自我形象是促使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的利益因素，购物网站应该提升消费者对自我形象重要性的感知，让消费者可以通过参与电子口碑行为来提升自己的声誉。同时，让消费者可以对其他消费者提供的交易评价信息进行评论，在显著位置显示大家认为最为有用的评论信息，并对信息提供者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物质的（如折扣券等），也可以是虚拟的（如彰显社区地位的勋章、贡献值等）。系统可以自动推荐购买过同类物品的消费者成为好友，增强消费者相互之间的交流，分享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评价信息。
第四，由于执行成本会对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构成阻碍，系统设计者可以通过提供评价模板来降低消费者的执行成本。模板可以提供交易过程的主要方面或者产品的主要功能，这样消费者就可以直接对它们做出评价，而不需要自己再输入此类内容。系统设计者也可以根据在线交易中经常出现的交易情况事先写一些类似的评语，消费者可以在这些评语里直接选择与自己交易情况相符合的评语。或者系统自动搜索出该卖家或产品已有评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或词组，让消费者选择和自己感受最为相似的评价。当然消费者也可以自己进行补充。
(三)研究局限
首先，研究中影响因素（自变量）的考虑可能不够全面，很可能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后续研究可以加入其它的利益、成本因素，更全面地找出影响消费者参与在线交易评价意图的影响因素。第二，本次的问卷发放以便捷抽样方式进行，必定会造成一定的选择偏差。同时，受调研时间和资源限制，获取的有效问卷数量也有限；第三，本文问卷虽然均参考经典量表，但是原始量表是针对国外情况开发（新加坡），其适用性需要后续研究反复检验。并且在翻译过程中，题目的措辞和解释上难免会有一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问卷本身传递问题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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