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8 16:06:27
摘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理论界就开始了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农业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业企业化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也不断深入。
关键词:农业企业化;研究;综述
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先后进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变革,理论研究也主要侧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与变革来展开,对农业企业化的研究尚属空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也时断时续地贯穿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而且也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总体来看,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研究背景、出发点、重点等也有所不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确立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但在推行过程中也伴随着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有人认为,应积极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农工商联合企业有利于促进生产,可以满足人民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时还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为农业现代化积累资金,也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发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国营农场和为依托组建联合企业(肖毅为,1981)。这种研究大多立足于发展和社队企业的基础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认为,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应发展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场和新经济联合体具有自主性、灵活性、专业性、经济性等特点,对于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满足社会对农产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方向(许岢,1983;周德星,1983);还有人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体制的巨大改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引导农户走专业化的道路,发展专业化农业大户,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这种观点认为,农业大户经营和家庭承包经营在性质上完全一样,但可以避免小规模农户经营的缺陷,有利于农业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集约化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应大力发展(孙仁,198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改造问题又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这一阶段对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研究范围,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对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家庭经营制度通过两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格局,属于小生产的范畴,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产者,不足以形成农业生产的优化规模,还需要以提高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为方向进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径(罗伟雄,1986;王文彦,1988;宋伍生,1988;张锐,1989);(2)主张积极发展家庭农业企业。这种观点认为,家庭农业企业具有投资少、费用低、经营活、见效快、费用低等特点,是专业农户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形式包括纯农户办型、农户和农户或农户和企业联合经营型等(杨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张德山,1985);(3)提出了农业企业化发展思路。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规模农户经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农业专业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还必须进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径就是在农村培育农业企业,实行农业企业化(张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张锐,1989);(4)主张发展合作经济与专业合作社。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应发展不同于公社化时期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并非真正合作经济的真正合作经济,发展重点应是各种专业合作社(乔长勋,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论工作者还对农业企业化的条件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规模经营和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研究者认为农业企业化必然是规模化生产经营,而这又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为前提,所以,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黄河清,1986;王代,1986)。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并不断完善,同时,中国不仅面临如何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而且还面临如何应对加入WTO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企业激烈竞争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农业微观经营组织改造问题再一次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一些理论工作者把农业企业化作为改造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1)关于农业企业化必要性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从农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论述农业企业化的必要性。认为农业企业化是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必由之路;二是从某个特定方面如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专业化和商品化水平等方面论述农业企业化的必要性(许志平,1993;王洪昌,1997;胡鞍钢,2001)。(2)关于农业企业化条件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关于资金、土地、劳动力、企业家等农业企业化要素条件的研究。认为推行农业企业化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土地、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和企业家等条件,创造这些条件是推行农业企业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关于市场环境条件的研究。认为只有具备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尤其是具备完善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资金市场以及劳动力和企业家市场,农业企业化才具有实行的可能性(李录堂,1998;胡鞍钢,2001)。(3)关于农业企业化模式的研究。这类研究有规范性研究,也有实证性研究,提出和归纳了一些农业企业化理论和实践模式。如陈彤(1995)提出了“农户经营企业化—农场制度—农业企业集团”三元结构模式、张杭(1995)提出了“农场化”模式、胡鞍钢(2001)提出了“农户联合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等四种企业化模式等。(4)关于农业企业化制约因素及对策的研究。一些理论工作者研究认为,制约农业企业化的因素主要是土地流转缓慢、农业资金不足及来源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农业企业家匮乏及缺少来源等,应以促进土地流转为目的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农村金融组织并强化和完善政府投资机制、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采取多种形式多层次地选拔培育农业企业家等(胡鞍钢,2001;何劲,2002)。(5)关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研究。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研究机构通过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实证研究后认为,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可以把资金、工业管理理念与经验、技术与人才等引入农业,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应制定相应政策给予引导、规范与扶持(农业部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1995)。
我国关于农业企业化问题的研究,以农业制度改革与发展实践需要为根据,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不断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范围,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研究内容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完整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系统性研究成果,从而使所提出的发展思路和具体对策建议也缺乏系统性,要么过于空泛,要么顾此失彼而难以付诸实践,要么只针对解决特定问题而难以解决全局问题。有关农业企业化模式的研究,实际上也大多是对实践发展形式的一般性描述,缺乏建立在我国现实基础上的规范性理论构想,所以难以形成推行农业企业化的整体性方案,降低了研究的实践价值。因此,在现有基础上,理论工作者还应进一步进行全面、深入地研究。
从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经济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关注向两个方向在发展：一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区域性经济发展。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是产生优势利益的社会结构功能。这是第一次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与经济学理论结合在了一起，从而引起了经济学界对社会资本产生、发展、效用进行研究的兴趣。Putnam则对宏观社会资本如何通过凝聚力和关系网络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进行了探讨；二是从微观角度研究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和战略的影响。Burt专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理论，他认为，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发生直接联系，而与另外的个体无直接联系，这种无直接联系的现象就象是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空洞”，这就是“结构洞”。Burt认为，谁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或组织）都建立起关系从而跨越结构洞，就可以同时运用二者的资源，并因此获得竞争优势。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微观角度研究也较为深入。杨雪冬认为，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之所以富有价值，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得西方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二是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倡导人本主义精神，有助于研究学者跳出理性选择范式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建设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我国学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边燕杰、邱海雄就企业管理者背景与企业创业成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以及其后张其仔对企业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研究，且后者更多地具有了“中国特色”。
很长一个时期内，学术界关于企业成长阶段性的理论研究较多地采用了Ichak.Adizes的研究结论。他把企业生命周期分割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以及官僚期和衰退期。不过，他的分析思路基本上是围绕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展开的，探讨各个不同阶段内企业成长障碍的表现，进而提出克服成长障碍的对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创业和企业成长的推动作用，如Walker、Kougut和Shan借助于对企业社会网络稀疏化演进模式的研究，认为企业成长中选取不同的社会网络拓展模式将会导致不同的成长趋向；Abell、Crouchley和Mills通过对1955～1990年间英国私营企业创业成功率时序数列的实证分析，揭示了许多对创业型企业成功率产生影响的因素均可以纳入到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分析范围。中山大学的王王君、姚海琳、赵祥把社会资本区分为个人关系资本和集群网络资本，研究了在相对静态条件下两种资本与获得创业成功之间的关系。
目前可以把那些持续型成长企业的生命周期浓缩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孕育、婴儿期）、巩固发展阶段（学步和青春期）和扩张阶段（盛年期）。笔者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区分为企业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社会资本，其中，企业社会资本是指企业通过长期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活动在社会中所带来的普遍的信任关系和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企业家社会资本是指由企业家个人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所逐步积累下来的个人名誉、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其他的血缘、地缘和学缘等潜在网络关系。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两种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起着不同的推动作用，它们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企业成长的进程。
2初创阶段：企业家社会资本为主导的企业成长
在企业创立初始阶段，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家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创业者实现创业构想。根据Burt的“结构洞”理论，初创期的企业，其个体社会网络组织是相当稀疏的，换言之，其社会网络结构中存在着大量的“结构洞”。这就使得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机会主义威胁。而从Granovetter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来看，初创期的企业，其本身弱关系就较为薄弱，强关系就更为稀少，也就是说，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缺乏最为基本的信任。为了实现交易，就必须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从而，企业无法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运营，这就使得企业必须把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借”用过来，用以启动企业自身的社会资本运营。
二是企业家社会资本特性往往对于企业在成长初期发展战略的选择会产生巨大影响。在决定同样一个企业初期的发展方向时，技术出身的企业家、营销出身的企业家和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家都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所以，在这一阶段，国内外很多社会资本微观领域的研究都将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来进行研究。
在企业成长的初始阶段，企业社会资本较为薄弱，一般需要借助企业家社会资本来帮助企业生存（克服机会主义）和发展（获取必要的发展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是企业自身社会资本的启动资本，因此，慎重地选择合适于企业的企业家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企业家本人来说，深入地分析自身所具备的社会资本结构、明确自身社会资本的优劣势所在，从而确保制定出恰当的企业初期发展规划。
3巩固发展阶段：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的均衡
在巩固发展阶段，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如网络的覆盖面有限）开始逐步显露出来。企业逐步走出企业家个人领导的氛围，非正式组织开始出现并变得愈发重要起来；企业在不断重复的生产经营之中也逐步形成了特定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组成成份是多样的，既有自上而下所形成的，也有自下而上所形成的。应当说，非正式组织和正式组织架构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网络以及与之相关的凝聚力（信任）对企业来说是不可忽视的；而企业初期文化的积淀，更是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企业社会资本却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并被企业不断地加以利用，进而通过两种社会资本的共同作用，保证着企业快速成长的可能性方向。
3.1企业社会资本网络的多维化
作为企业家来说，其自身的社会资本主要是随着企业家早年的个人经历逐步积累，因而是多维的，但是，在企业的初创阶段，这种多维的社会资本只能有很少的、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方面能够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他维度则只能是在特定事件上起到辅助作用。随着企业自身资质不断升级、企业资历不断积累、企业广告有形覆盖和延伸覆盖，企业开始逐步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市场上，从而企业社会资本得以不断向社会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扩充，此时，企业社会资本也在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引导下，成为一个“多面体”，每一个“面”都代表着企业生产经营所涉及的某一个市场或行业。与创业初期的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不同的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通过多元化战略或者是一体化战略来开拓新市场或进入新行业，它更多的是借助于企业社会资本在多个不同层面的同步拓展。
虽然仍然无法实现自我增长，但是当企业发展到巩固与发展阶段时，企业社会资本开始体现出与企业家社会资本在发展上的不同之处。企业与人不同，它在任何社会经济领域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达到相应的规模以克服交易成本。但是，由于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受到自身条件（比如社会地位）的限制，个人的“多面体”社会资本发展空间是有限的，相对而言，企业规模的增加所受到的限制就要小很多，因此，企业社会资本的发展速度在实现了多维化之后会迅速增长，其投入产出比也要远大于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资本运营。从而，企业社会资本发展速度将超过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的发展速度。这种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在推动企业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迹象，往往容易被企业高层经营者所忽略。
3.2企业社会资本受外部宏观文化的影响
企业社会资本在该企业成长阶段上表现出的另一个特点是，企业社会资本发展受到地区乃至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将随着企业社会资本逐步独立于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而愈发明显。
福山认为，所谓信任指的是“在一个网络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网络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网络的角色。”就企业而言，可以看成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施机会主义与否，以及不实施机会主义的前提下出现失误概率的总体评价，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失，从而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如果把企业的信誉看成是全体利益相关者的总体评价的话，我们可以用全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信任度加总来度量企业信誉。
3.2.1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
f（x,y）=k1g（x）+k2h（y)
该公式中，f（x,y）表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g（x）表示企业实施机会主义对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h（y)表示企业不实施机会主义时出现失误而给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和表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施机会主义与否的概率评价。f（x,y）值越小，表明该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越信任。
3.2.2企业整体信誉的评价
F（x，y）=■Ki·fi（x，y）
该公式中，用F（x，y）来度量企业的信誉，fi（x，y）表示第i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Ki表示第i个利益相关者评价的权重，这是与该利益相关者影响力大小相关的值。
至此，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完成了对企业信誉的描述。不难发现，一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评价带有偶然性，但是全体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信誉的评价（信任度加总）毫无疑问受到宏观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每个利益相关者的k1和k2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反映出来。这就如同在一个西亚国家，某企业在合同规定的付款日期后10天才支付货款，可能不会对企业信誉产生影响，但在一个严谨的欧洲国家，同样的行为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信誉遭受灭顶之灾。
无论是企业社会资本的多维化还是文化性，都存在一个由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逐步过度以至平衡的过程。企业网络的多维拓展往往是企业家社会资本相对完善的领域，这一方式在企业社会资本达到可以自我复制演进之前，都是企业社会资本最主要的发展方式。同样，对企业家个人的评价，往往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评价的开始，而宏观文化对企业家个人行为处世的影响，显然是评价企业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所以，处于这一阶段的企业应当努力在维护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同时，追求企业社会资本发展，并努力使其均衡发展。
4扩张阶段：企业社会资本为主导的企业成长
在扩张阶段，企业已经完全成熟，并通过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逐渐地催生着企业的知名品牌、良好信誉、稳定客户群和强大和销售网络体系。此时，企业社会资本已经远远超过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甚至它完全可以脱离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独立运营，企业已经完全能够以一个独立社会形象矗立在顾客和竞争对手面前，企业家社会资本在这一阶段仅能对企业运营起到辅助作用。
一是开始利用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来影响市场规则。随着各个“面”的拓展，企业的多面体已经膨胀到相当规模，而且由于品牌效应，“面”数也急剧增多，这一切使得企业社会资本由“多面体”逐步扩展成为一个“球体”，各个“面”之间产生相互支持效应就如同几何学定理所描述的那样，表面积相同，球体的体积最大。如果这个“球”的某一横截面大到可以覆盖某一行业或市场绝大多数的社会网络，那么依靠强大的社会资本，企业可以影响这些市场甚至行业的运营规则，使之更加适合于自身特点，而这种作用不是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所能够做到的。
二是企业社会资本与社会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加深。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企业社会资本所影响的领域也逐步扩大，也更加接近整个区域社会的核心部分。此时，企业社会资本所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就更为明显。
仍旧以企业信誉为例，目前，我国企业的信誉度普遍比较低下，类似拖欠这样的机会主义广泛地存在，这就使得整个市场的宏观社会资本含量很低，为了运转，市场的各个经济单位必须付出大量的交易成本，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网络的核心是血缘、地缘、学缘关系，这些关系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难以形成宏观意义上的认同和接纳。
对于如何看待文化对企业社会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可以用博弈的观点来解释。社会资本研究学者很早就运用博弈理论来描述两个经济个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在囚徒困境中，一次博弈的结果是互相背叛，这种对双方来说唯一的占优策略构成了纳什均衡，从而迫使企业利用人际关系来克服“结构洞”。正如前文所述，这种人治缺乏延展的半径、交易成本高昂且过分依赖个人，无法长久地支持企业发展。但是，如果时间足够长，使得博弈可以无限制的重复下去，那么未来合作的期望将会超过被欺骗的损失，合作行为因而成为双方的选择，信任就此建立起来。同样，在重复博弈的接触中，双方会不断协调自身的行为并力求对方认可，规范成为这种协调行为的成果；而在重复博弈的过程中，随着信任的加深，双方开始努力使合作行为惯例化，并且，通过提供信息作为对这种惯例化的追加投资，而这种追加的异质性信息投资无疑能够推动企业成长，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络。所以，处在这一阶段的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强大的企业社会资本来简化博弈，努力为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由核心企业领衔的企业集群、企业协会正是这种努力的一大例证。
5结论
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见附图）。这一发现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企业应当根据所处成长阶段，充分判断两类社会资本的不同作用形式，从而更为有效地制定企业的发展规划。在企业成长初期，应当更多的根据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情况来确定企业发展方式，并且可以考虑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而不能对别的企业成功经验生搬照抄；在企业的巩固发展阶段时，应当适当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发展，而不能再完全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当企业处于扩张阶段时，寻求更好的、更能接近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网络中心的社会资本载体，从而更好地使企业社会资本快速拓展也就成为了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活动。
在研究过程中，关于社会资本对企业成长作用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主要包括：
（1）如何利用政府社会资本推动企业成长。政府是一个天生的巨大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因为它能够无偿地接触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最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因此，企业也应当充分地利用这一载体来推动自身成长。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官本位”的影响，以及权力在个人社会资本积累时的广泛介入，使得很多地区的政府缺乏服务意识，从而导致经济运行丢失了一条重要的高速公路。另外，少数企业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来非法换取政府资源，最终为法律所不容，反而在企业家社会资本（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声誉）两个方面都蒙受巨大损失。
（2）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传承。如何解决创业型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可能遇到的职业经理人与创业者之间的冲突业已成为国内外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鉴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可量化性，传承的主要问题就是企业家精神的遗传和企业家社会资本的遗传。由于社会资本的传承对于企业成长，特别是家族企业的代际连续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传承代际企业家的个人社会资本就成为一个非常有实践意义的课题。
（3）核心员工流失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从企业社会资本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可谓“内外分明”，即对外研究企业关系网络的复制演进和关系演进，对内则强调企业内部非正式组织的社会资本通过凝聚力来影响组织行为。除对高层管理者或者高层管理团队以外，学术界对核心员工流失对企业社会资本损失的度量却很少加以研究。
摘要在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家社会资本在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方式，它们共同交织、推动着企业成长可能的方向。
关键词企业社会资本企业家社会资本企业成长
“社会资本”最初是社会学的概念。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把社会资本看作为是一种个人通过社会关系利用稀缺资源获利的能力，这种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机会、信息等等。由于社会资本的作用并不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那样显性化，它极易被企业管理者所忽视。如果我们把社会资本区分为企业家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则将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企业成长的内在推动力，也将进一步丰富企业成长理论。
参考文献
1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Granovetter，M.TheStrengthofWeakTie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73
3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4张其仔.社会资本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从我国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的改革目标以来，如何选择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模式，一直是个焦点问题。在众多改革模式中，MBO（管理层融资收购）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倍受肯定的国企改革的方式之一。本文拟就MBO方案实施的可行解进行简单探讨，分析MBO实施的利弊得失。
一、前言
现实经济环境中的企业经营都处于不确定状态下，企业面临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环境及其变化都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奈特，1921），这就意味着不确定性使得经营或决策成为企业收益的决定性因素（张维迎，1998）。事实上，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在仍在探索的国有企业改革，正是认识到经营决策的重要性，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试图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决策，以期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在众多旨在充分发挥经营者经营决策能力的制度设计中，MBO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进入我国的，但却在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很受推崇，甚至有人称：2003年将成为中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公有制控股上市公司的“MBO年”。那么MBO到底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良方或者说最佳方案呢？本文通过对MBO含义及其产生的理论基础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现实环境进行探讨，拟对上述问题提出初步回答。
二、MBO理论前提与中国国企现实
MBO是指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负债融资或股权交换等其他一些经济手段，利用少量资金获得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行为，它是杠杆收购的一种，它的收购目标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成长前景和具有很大管理潜力的企业。MBO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种创新，试图通过赋予经营管理层部分或全部企业所有权来解决委托-制度下出现的问题，在理论上，MBO正符合现代企业理论的逻辑结论。
根据现代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合同）的组合，是个人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Coase，1937；Cheung,1983）。而且相对市场而言，企业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由于契约的不完备，就出现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Grossman和Hart，1986）。“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剩余（总收益减去固定合同支付）的要求权。而控制权，大体说来是指选择和监督其他人的权力。”（张维迎，1998）。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应尽可能地匹配，否则，控制权会变成一种“廉价投票权”（HarrisandRaviv,1989），同时，剩余索取权就尽可能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的成员（GrossmanandHart，1986；Zhang1994）和企业中最具信息优势、最难以监督的成员（Zhang，1994；YangandNg，1994）。符合这些条件的，毫无疑问，只有企业经营者，此逻辑的结论是，剩余索取权应当分给实际控制方，企业的经营成员（张维迎，1998）。
在MBO模式中，管理层通过杠杆收购企业所有权正是将剩余索取权分给经营者的一条途径。在国有产权条件下，由于产权的不明晰，即使从财产所有权角度而非企业所有权角度（张维迎，1996）分析，政府官员从个人决策最大化出发，并不能恰当地运用赋予其的决定权，“廉价投票权”必然普遍存在，使得经营者选择、政企分离、国有资产不被经理侵蚀等成为不可解（张维迎，1998）。因而，需要对这种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事实上，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湖南友谊阿波罗、粤美的和宇通客车等一系列改制中MBO的运用，都说明了MBO在我国很强的生命力。但以上分析中暗含着这样的假定：管理层具有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受到严格的监管。若以上假定不符，则国有企业改革中MBO的价值需要慎重看待，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企业没有好的监管机制条件下，MBO并不一定能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相反，国有股减持用MBO的方法，是对股民最大的剥削（郎咸平，2001）。而本文作者的研究说明，在企业原管理层为政府指派的情况下，管理层具有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假定也不一定能成立。在第三节，本文拟就我国国有企业MBO进行简单探讨，将管理层限制为政府指派，讨论在此现实前提下我国国企MBO的可行解。
三、我国国企MBO的可行解分析
（一）前提假设
具体分析前，需要先就MBO方案中行为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出发点进行设定。经济学上假设个人决策最大化，任何人的行为本身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施MBO与否，参与选择的各行为主体也不能违背这个前提。
1、所有权人选择MBO，对于所有者而言，其实是让管理层分享剩余索取权，而是否让后者参与分享，取决于分享给所有者增加的收益或减少的成本大于因经营层分享而增加的支出。私有产权条件下，这种收益表现为管理层提高努力程度带来的企业效益改善和自我监督减少的监督成本。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鉴于上一节提到的“廉价投票权”的普遍存在，本文假设所有权实际人（政府官员）对是否选择MBO也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这种利益及其实现成本可分解为显性与隐性。
2、MBO后管理层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有变化。
管理层是否选择MBO取决于选择与不选择的收益比较，若选择MBO后其收益大于其不选择时的收益，则管理层选择MBO，反之则不雪其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与收益直接相关。在这里本文假定这是直接正相关的，也就是指隐瞒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越大，其收益越大。
（二）基本分析
为简化分析，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将企业经营者简单分为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和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两类极端类别，而不讨论中间状态。
1、企业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
从企业所有者角度出发，选择的企业经营者应当是具备经营本企业的特殊才能的，但我国国企面临的现状是缺乏最终所有者。因而根据所有权实际人（政府官员）行为的前提假定，企业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现象是存在的。而此时，企业经营者管理权必然是通过对政府官员的游说取得。这种游说必须使得政府官员的“租”或隐性收益不小于官员的显性收益（显性收益如因选择恰当经营者，企业经营绩效佳官员所可能得到的提升等带来的收益等）。毫无疑问，游说是需要成本的，而取得管理权后的企业经营者必然要求获得超过这成本的收益。通常企业经营者的工资性收入是不能满足其对收益的需求的。这种需求的满足要求工资性收入以外的收入来补充。根据企业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假定，本文有理由提出假设，企业经营者不会因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得到额外的奖励性收入（如股票期权、分红等）。这样，企业经营者必然有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动机，这是一个明显的问题。
现在为解决此问题，假设企业实行MBO。MBO后，经营者既是控制者，又是剩余索取权的拥有者，其企业经营业绩决定其剩余索取权的大小，此时经营者应该关心企业经营业绩。但由于经营者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他就面临选择：一是聘请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人来经营，二是想办法利用所有者的身份，依靠自己内部人的优势获取不恰当利益。第一选择中，原经营者需要证据证实自己选的人是合适的。而基于原经营者对自己被选择过程的了解，让他们相信现有国有企业经营者符合其要求是较困难的，故有理由相信他们做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较些此时，MBO后经营者的最优解就是利用隐蔽信息，采取隐蔽行为达到转移企业财富到个人自己手里。
2、假定企业经营者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
在企业经营者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条件下，通过MBO将剩余索取权赋予经营者，按前述企业理论分析，似乎能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的确，MBO后，由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统一，信息不对称情况的解决，经营管理层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理论上很小甚至为0，此时问题不再成为大问题。但这里的分析其实隐含着一个假定，即企业经营者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即企业经营者有合理的行为趋势），一旦这样的假定无法成立，上述结论也就不能为真了。
现在的问题是，假定能成立吗？答案是否定的（起码是不能肯定作答的）。我国的现实是，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经理人缺乏职业道德或素养现象普遍存在。职业经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控制优势等做出损害企业以利自己的事件不仅经常在国有企业发生，而且在民营企业也同样出现（如2001年时任创维中国区域总部总经理的陆强华‘怒别’事件等）。事实表明，在如此“特殊国情”下，企业经营者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作为分析的通用假定是无法成立的。既然不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企业经营层，在作为职业经理人时会背弃所有者的委托，那末有理由相信MBO后，经营管理层隐蔽行为和隐蔽信息的可能性不会为0。MBO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权更不受约束，完全可以利用所有者身份，更大程度地攫取利益，“剥削”其他股东，甚至如前小节对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经营者分析所得的结论一样，通过不正当途径转移企业资金，以占为己有。
四、结论
上文对MBO主体（企业经营者和所有权人）行为的研究表明，首先国有企业被不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的经营者通过MBO取得，企业经营效益提高的改革目标不可能实现；其次，即使MBO的受让主体（经营者）具备经营该企业的特殊才能，如果其不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通过MBO改革的初衷也无法实现。而没有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激烈的经理人市场竞争，经理人良好的职业素养或道德也很难培养起来。
职业经理人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是，企业经营层由政府官员选择的模式废止，企业经营层的选择权从政府官员转移到自然资本家，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选择经理的权威应当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张维迎，1998）。一旦有资本所有者来选择经理人，经理人之间就能形成真正的、激烈的竞争，职业经理人市场也就能建立，经理人职业素养或道德也就能塑造起来。但在企业所有权为国有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权的转移是无法实现的，故需要民营化。这样MBO方案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要MBO达到预计的效果，需要先解决经营层选择权问题，解决所有权问题，这是前提；而MBO的目标又正是想解决所有权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前提和目标的同一，说明对于目前中国国情，MBO是不能达到应该的效果的。综上所述，在现阶段，MBO不具可行解，不宜提倡。既然MBO不宜提倡，企业民营化该如何进行呢？本文作者通过研究认为，引进外部投资者是企业民营化的一条可选之路。由于该内容不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在此赘述。
参考文献：
1、Cheung,Steven,1983,“TheContractualNaturaloftheFirm”,JournalofLawandEconomics,26:1-21.
2、Coase,RonaldH.,1937,“TheNatureoftheFirm”,Economica,IV:368-405.
3、Grossman,SanfordandHart,Oliver,1986,“TheCostsandBenefitsofOwnership:ATheoryofVerticalandLateralIntegr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4:691-719.
4、Harris,M.andRaviv,A.,1989,”TheDesignofSecuritie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4:255-87.
5、Knight,Frank,1964(1921),Risk,UncertaintyandProfit,NewYork:A.M.Kelly.
6、哈罗德德姆塞茨，1988，《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竞争优势关系竞争
纵观企业竞争方式演变的轨迹，不难发现，竞争的焦点正不断从价格竞争向非价格竞争转移、从产品本身向产品以外延伸。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正逐渐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新的增长点，从而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和重视。
市场竞争主导方式的演变及趋势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也在沿着“价格竞争—产品竞争—服务竞争—关系竞争”的轨迹发生转移。
（一）价格竞争
价格竞争是依靠低廉的价格或灵活的定价与其他企业展开竞争，获取竞争优势。在早期的市场竞争中，生产力水平低，产品同质性强，消费者对产品价格关注，其个性化需求还未得到显现，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产品的价格上，价格竞争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然而，这是一种易为竞争对手所仿效的竞争方式；而且，太低的价格导致质量下降、顾客流失；随着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其所关注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产品价格。因此，价格竞争逐渐为其他非价格竞争手段所取代。而今虽然灵活的价格策略仍然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价格战还时有发生，但价格竞争已不再是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二）产品竞争
产品竞争是通过产品的差异化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获得竞争优势。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竞争方式的转变首先体现为从同质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产品差异化竞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产品差异化创新提供了条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带来了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从而驱使企业不断在产品差异化方面进行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导致了市场的细分化，企业通过发现并占领一些细分市场，在满足顾客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单纯的价格竞争更大的利润空间。因而，这种以差异化为基础的产品竞争越来越受到更多企业的青睐，从而取代了价格竞争而一度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而且至今仍然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服务竞争
服务竞争是通过向顾客提品以外的一系列附加服务而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获取竞争优势。随着产品差异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创新—仿效—创新”的循环周而复始，而且循环周期逐渐缩短。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差异化创新必然从产品本身向产品以外延伸，服务竞争成为继产品竞争之后企业竞争的又一重要手段。根据顾客需求差异设计、提供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优质服务，成为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服务竞争已取代了产品竞争而成为当前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四）关系竞争
关系竞争是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构建竞争优势。随着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升级，产品及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小，一些企业开始从产品及服务以外寻求新的差异。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企业可以更好地获得顾客的信任和忠诚，可以增强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建立良好的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提升品牌价值，可以建立有利的内外部竞争环境，而且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通过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使得竞争不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而是在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了更好的关系网的企业将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目前这一竞争方式已初现端倪，而且可以断定，它必将成为未来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新增长点
从企业竞争方式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关系竞争将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形式，良好的关系网正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为此，企业越来越重视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OliverSheldon于1924年提出，其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争论一直不休，到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和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趋于认同和支持。但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表述，国内学者比较认可的是卢代富的观点，即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也就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应该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内容。
尽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必要性的争论至今还未停止，但通过分析国内外众多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商业上成功的实践可以看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品牌定位得到巩固；企业形象和影响力得到提升；吸引、激励和保留员工的能力得到提高；运营成本降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大。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的实践证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利润的增长并不矛盾。
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其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优化生存环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使其免受政府部门、公益团体、社会公众的谴责、惩罚与限制，使决策和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而且还可能因此受到政府的奖励享受优惠政策等。其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改善公众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度，吸引消费者，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其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跨越国际壁垒。当前，在国际上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助于企业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减少社会责任运动的冲击，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其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吸引人才。经常参与到社会责任事业中的企业更具知名度，当然也就更易招聘到并留住优秀人才。其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财务业绩，因为有责任感的企业永远是投资者青睐的目标。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的策略建议
众多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企业要跟上国际社会发展的节奏，必须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及早做出应对策略。
（一）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必须提高对履行社会责任必要性的认识，增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充分认识到，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义务，而且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潜在的和长期的影响，切不可把企业盈利与企业社会责任对立起来，忽视或故意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要认识到企业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必须与社会环境系统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社会大系统是企业利益的来源，是企业的生长环境，企业需要从社会环境中汲取营养，同时也必须反哺社会，在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解决就业等方面承担一定的义务，企业只有与社会形成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和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审视企业目标，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把社会责任主动纳入企业目标体系。要从关注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和增强持续竞争优势的角度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眼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本身眼前的利益，还应该考虑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以谋求长久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企业必须在综合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战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活动，将履行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并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首先，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能力和优势源自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源自于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因此，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内部资源及所关注的重点，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其次，要制定并实施社会责任战略计划。通过调研，列出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据此规划企业社会责任的远景和目标，制定短期和长期战略，根据战略制定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再次，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实施效果的反馈和评价。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报告体系，加强战略执行过程的跟踪管理，用恰当的评价标准、科学的评价方法来衡量战略实施效果，如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要通过战略控制来进行适当调整。
（三）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文化
要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必须培育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为此，企业必须从自身长久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考虑本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提炼出适合本企业的经营理念，建设有特色的企业文化。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将承担社会责任视为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将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中，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企业的一种主导价值观。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核心理念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体系，指引、约束、激励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将企业社会责任付诸实践，并形成为制度守则、贯穿于行为举止、养成为习惯风气、内化为精神信念、彰显为形象特色。
（四）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关系
要有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企业必须加强与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妥善协调各方关系。要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在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保障投资者的收益权，促进资产保值增值，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要处理好与内部员工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关心、理解、尊重员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切实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在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员工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要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需求，保护消费者权益；要处理好与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的关系，合作共赢，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恪守商业道德，维护市场秩序；要处理好与社区、政府的关系，优化发展环境，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发展生产、促进就业、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积极参与和支持社区建设与公益事业，关心弱势群体，关注慈善事业；要处理好与舆论媒体、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全力打造、宣传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李文川，卢勇，张群祥.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对我国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7(2)
[关键词]博弈论囚徒困境企业竞争情报价格战合作双赢
“生活是一个永无止息的决策过程，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这样的现实：或是成为某个策略的影响者，或是被某个策略所影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这场游戏的策略家。既然这样，当一个出色的策略家总比当一个蹩脚的策略家更好一点。”
目前博弈论的发展正越来越受到各个领域的重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矛盾和冲突总是无所不在，而利用博弈论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解决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由此可见，如何在矛盾和冲突中成功的选择和运用策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一、“囚徒困境”现象及其普遍意义
1.“囚徒困境”现象
“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的具体内容如下：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逮捕，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审讯，警察告诉他们，如果两个人都坦白，那么每个人判刑8年；如果两个人都抵赖，每个人判刑1年（或许因为证据不足）；如果其中一个人坦白，另一个人抵赖的话，坦白的人释放，抵赖的人判刑10年。
在这个博奕中，纳什均衡是（坦白，坦白），尽管从总体上看，（抵赖，抵赖）是对两个人都有益的结果，但由于不构成纳什均衡，所以不是该博奕的解。给定B坦白的情况下，A的最优战略选择是坦白，AB最优战略的组合（纳什均衡）却不是总体最优的选择。有没有可能其中一个人选择抵赖呢？按照人是理性的假设，没有人会积极地这么做，因为如果对方坦白的话，自己就可能被判刑10年，理性的人是不会冒这种风险的。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
在这个博奕中，两个博奕方对对方的可能得益完全知晓，并且各自独立作出策略选择。每个博奕方选择自己的策略时，虽然无法知道另一方的实际选择，但他却不能忽视另一方的选择对自己得益的影响，因此他会根据对方两种可能的选择分别考虑自己的最佳策略。
通过运用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奕的研究结果，我们知道：如果该博奕在后来的时期内不断重复，由于每个博奕方互相知晓对方可能的得益，他们明白即使在最后一轮博奕中，也可能会被对方出卖。因此，在任何一次重复的博奕中都不存在合作的激励因素。从头至尾他们都会出卖对方。博奕双方在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甚至导致对各方都最不利的结局，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市场竞争、环境问题、公共资源开发利用中屡见不鲜。
囚徒困境在企业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竞相杀价”，在某种产品市场容量一定的前提下，A、B企业本可以订立一个协议价格来维护共同的长期利润，但A会为自己的近期利益儿采取“低价倾销”策略，B也会效仿降价，不遵守事先达成的价格协定，结果使市场过早枯竭，A、B都没有出路了。但是，如果A事先获知B的产量和价格这类竞争情报，就可以采取保护措施（如动用反倾销法案，甚至可以“威胁”用更低的价格“报复”），这就能避免“两败俱伤”，形成新的协定。在“囚徒困境”中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
2.“囚徒困境”现象的普遍意义
囚徒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挤公共汽车。从集体理性的角度来看，按次序上车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但是你去挤我不去挤，我就可能上的慢一些，所以每个人的最有战略都是去挤，纳什均衡就是大家都去挤，结果上车就更慢了，每个人采取的都是最有的战略，但是结果却是最劣，其原因在于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和冲突。
“囚徒困境”至今仍然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它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是在冲突的情况下，参与人的目标是什么？是利己还是利他？前者导致坦白，被判刑8年，后者则冒被出卖而判刑10年的风险，这个冲突要参与人在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作出选择；二是博奕分一次完成还是分许多阶段完成，参与人的策略有什么变化？就囚徒困境来说，可以证明：如果博奕的次数足够多，可以导致囚徒间合作的产生，即每个囚徒在一定阶段选择抵赖（合作），哪怕该囚徒是不合作的，但是为了自己的长期利益，他首先还是选择合作（抵赖），直到博奕的最后阶段才选择不合作（坦白）。形象地说，坏人为了使别人相信自己是好人，从而获得更大的好处，坏人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做好事，直到最后才露出本来面目。
二、“囚徒困境”现象与企业竞争情报
经济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不仅使竞争变得更为激烈，同时也使竞争的环境和传统的竞争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竞争的游戏规则的内涵不断丰富，由此，也使竞争者的理性选择发生变化。在全球竞争环境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企业必须抛弃只靠单打独斗、自力更生式发展(go-it-alone)的传统思路，走出“囚徒困境”，以“合作博弈”(Cooperativegame)的思路来对待竞争，这样才能适应全球化商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新型竞争的不确定性。而国际战略联盟正是现代跨国公司参与国际化竞争的一种崭新的战略思维和经营观念，它已成为企业成功地进行跨国经营的基本选择。
在博奕的基本组成中有一项是信息集（或信息结构），竞争情报将改变参与人的信息结构，从而使博奕的均衡结果发生转移。
我们知道，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对手的背景、技术秘密、发展策略等一切影响竞争结果的信息。在博弈的参与人之间传递的信息有时就是竞争情报，在没有获得竞争情报以前，参与人还只能用概率来估计对方的行为，如果获得竞争情报，则可以大大提高决策的成功率，同时竞争情报还可以作为一种“武器”，来迷惑对方，所谓“攻心为上”。
我们假设房地产市场有公司A和B考虑进入，但是A对市场需求清楚，对自己的成本函数清楚，而B只知道自己的成本函数。A、B之间的公共信息是提供的价格。如果A不愿意B进入该市场，它可以提供比成本价格更低的报价，这样B就会认为无利可图而放弃进入，A虽然短时间会损失部分利益，但会享受垄断市场带来的长期利润。这时的均衡结果是（A低价，B不进入）。
在上例中，如果B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A的成本函数和市场信息，如：第一，通过了解A公司在公众媒体上的各种报告和广告活动获取A公司的实力信息；第二，通过A的客户和供应商了解；第三，通过A的员工等渠道探听成本信息。从情报的分类来说，这些情报既有一次情报，二次情报，也有零次情报和灰色情报，但无论如何，一旦B获得A的成本函数或有较大的把握，A就不可能再用低的报价来阻止B的进入，这时均衡结果就成为（A高价，B进入）。
当然，现代社会企业之间有很多情况都是在合作的背景下进行的。比如垄断市场的寡头A、B，他们可以协议指定一个产量（如海湾国家的石油产量），来维持自己的最大利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总有为了维护自己的局部利益而提高产量的情况（如沙特常擅自提高产量），结果导致价格下降，利润流失。竞争情报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起重要作用，如果A掌握了B的实际生产能力这类竞争情报，就可以调整自己的产量甚至突破协议，从而形成新的均衡。
在“囚徒困境”中，制度的设计者是警察，但并不意味着在博奕过程中制度应该由参与人以外的实体提供，从本质上讲，一种制度的形成，是参与人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在实际博奕中，制度的设计者既可以是参与人本身，也可以是参与人以外的实体，无论由谁制定规划和制度，存在的前提是各方是否认同。博奕论说明，任何制度存在的前提是这种制度是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不可能真正地存在下去。竞争情报在博奕过程中影响参与人的信息结构，从而影响最后的均衡。最后，还要指出，博奕论在应用过程中，不能忘记它的前提，即参与人是理性的，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实际上参与人还会受到感性因素的影响，这也使我们对博奕论的适用范围要有一定的把握。
三、“囚徒困境”现象与价格战中的合作双赢
当众多厂家在血海中拼得你死我活，疲惫之时，明智之士自我反省，企业走到最后到底是终极PK，还是共赢，该怎样跳出“价格战”怪圈，突破价格的重围。想要真使企业盈利，摆脱低端的竞争旋涡，确实需要重新思考。
产品同质化无疑会带来无休止的价格战，为了生存，我们只有迎战挤掉竞争对手，但是这些并不是长期的策略，恶性的价格战会把企业拖到利润的边缘，企业要生存，必须跳出价格战的泥沼。
假设两个企业垄断或几乎垄断了某种商品的市场，他们都想争夺市场，击败对手，以争取更大的利润。那么，能否避免双方两败俱伤或彼此相残？在他们之间的争斗中会不会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呢？我们用典型的博奕论案例来讨论他们之间关系的本质，可以看到，通过博奕论的分析，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囚徒困境”博奕表明了为什么会爆发价格战。设想两个博奕方不是囚徒而是大公司，例如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公司，或者是联合利华公司和宝洁公司。如果摆在这些公司面前的是两种拓展市场份额的选择：保持价格或降低价格，“囚徒困境”博奕告诉我们这些公司会降低价格并不断重复下去。
这样的结论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如果该博奕和各博奕方的得益情况与公司在商场上的博奕状况，以及和企业、竞争对手的得益相符的话，我们想知道能不能永远避免价格战？回答是肯定的。
罗伯特·艾克斯劳德在其著作《合作的演进》一书中描述过一个计算机的竞赛：选择14种策略在200次“囚徒困境”的博奕中与对方争斗。计算机中的竞赛结果表明，合作是可以出现的，即使竞争双方是理性的、自私的。这个胜出的策略就是“针锋相对”策略，这一策略着眼于合作，从合作出发，而不是相互背叛。几轮博奕之后，各方的策略就会明了起来，为对方所知晓和了解。
比如，“自2000年‘美的’宣布进入微波炉行业后，‘格兰仕’即针锋相对地以20亿元的大手笔进入空调和电冰箱行业,这两大家电企业的争斗陷入了僵局。如何看待双方目前已进入白热化的角逐，运用博弈论的原理分析认为：‘格兰仕’与‘美的’的博弈将分两个阶段进行，当双方在经过了激烈的、非合作的、针锋相对的竞争，将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之后，双方有可能或有必要串谋起来瓜分市场，在竞争中实现合作双赢。”
“囚徒困境”还告诉我们，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基于个人理性的正确选择会降低大家的福利，也就是说，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帕累托改进得不到进行，帕累托最优得不到实现。
在现实生活当中，信任与合作很少达到如此两难的境地，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合作”都是一种随处可见的现象。比如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OPEC）的成立，本身就是要限制各石油生产国的产量，以保持石油价格，以便获取利润，是合作的产物。OPEC之所以能够成立，各组织成员国之间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囚徒困境如果是一次性博弈(Oneshotgame)的话，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纳什均衡解，但如果是多次博弈，人们就有了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就有可能破解，合作就有可能达成。连续的合作有可能成为重复的囚徒困境的均衡解，这也是博弈论上著名的“大众定理”(FolkTheorem)的含义。
但合作的可能性不是必然性。博弈论的研究表明，要想使合作成为多次博弈的均衡解，博弈的一方（最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必须主动通过可信的承诺(Crediblecommitment)，向另一方表示合作的善意，努力把这个善意表达清楚，并传达出去。如果该困境同时涉及多个对手，则要在博弈对手中形成声誉，并用心地维护这个声誉。这里“可信的承诺”是一个很牵强的翻译，“Crediblecommitment”并不是什么空口诺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付出。所以合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OPEC组织经常会有成员国不遵守组织的协定，私自增加石油产量。每个成员国都这样想，只要他们不增加产量，我增加一点点产量对价格没什么影响，结果每个国家都增加产量，造成石油价格下跌，大家的利润都受到损失。当然，一些产量增加较少的国家损失更多，于是也更加大量生产，造成价格进一步下降，结果陷入一个困境：大家都增加产量，价格下跌，大家再增加产量，价格再下跌。
理论上，几乎所有的卡特尔都会遭到失败，原因就在于卡特尔的协定（类似囚犯的攻守同盟）不是一个纳什均衡，没有成员有兴趣遵守。那么是不是不可能有卡特尔合作成功了？理论上，如果是无限期的合作，双方考虑长远利益，他们的合作是会成功的。但只要是有限次的合作，合作就不会成功。比如合作10次，那么在第九次博弈参与人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因为大家都想趁最后一次机会捞一把，反正以后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了。但是大家料到第九次会出现不合作，那么就很可能在第八次就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第八次不合作会使大家在第七次就不合作……一直到，从第一次开始大家都不会采取合作态度。
“纵观这两年的电信市场，价格战你方唱罢我登场，前年明目张胆进行IP，上网卡打折，去年又推出各种资费套餐，组建‘网中网’，进行变相降价竞争。”能否走出“囚徒困境”？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合作。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合作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关系要持续，一次性的或有限次的博弈中，对策者是没有合作动机的；第二、对对方的行为要做出回报，一个永远合作的对策者是不会有人跟他合作的。
那么，如何提高合作性呢？首先，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即使是爱情也需要建立婚姻契约以维持双方的合作。第二、要增强识别对方行动的能力，如果不清楚对方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就没法回报他了。第三、要维持声誉，说要报复就一定要做到，人家才知道你是不好欺负的，才不敢不与你合作。第四、能够分步完成的对局不要一次完成，以维持长久关系，比如，贸易、谈判都要分步进行，以促使对方采取合作态度。第五、不要嫉妒人家的成功，“一报还一报”正是这样的典范。第六、不要首先背叛，以免担上罪魁祸首的道德压力。第七、不仅对背叛要回报，对合作也要作出回报。第八、不要耍小聪明，占人家便宜。
综上所述，通过运用博奕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奕对两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之间价格的分析表明，价格战是可以避免的。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全面了解和对其可能反应的正确判断，本着合作共享的愿望，公司可以大大降低价格战这种毁灭性竞争发生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博奕论（对策论）对于企业间经济现象的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冲突、竞争与合作的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白波郭兴文:《博弈》[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1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管理的内涵
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管理就是创造一种良性机制，对危及企业生存、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预告和分析，提前或及时地把握危机信息，找出导致失误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而实现对不利的环境因素的预控和扭转，实现向良性状态的回归，从而完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常常难以预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风险的成因进行分解，并对这些分解后的风险观测点评估，来间接推算出各种风险的大小，从而为企业及时地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了依据，达到预警的目的。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管理实际上是对企业营销职能的预警管理，它覆盖整个企业营销活动，企业只有准确及时地对即将出现的营销风险做出预警，防范危机于未然，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1.2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管理的特征
(1)全面性，企业营销风险预警是企业管理全过程的预警，不但包括企业投资的风险预警也包括企业管理的预警。(2)预控性，根据企业现有的资料和信息，分析企业营销涉及因素的变化趋势，预控其可能的结果。(3)矫正性，在预控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对企业营销管理波动或企业营销管理失误的纠错、制止、回避、预防等作用。
2企业营销风险预警体系的构建
企业实施“营销风险预警体系”有助于增强其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获得长远的竞争优势，以最小的代价，来规避营销风险，从而为其带来利润；为企业的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支持顾客价值。构建科学、有效的风险预警模式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关键。
2.1企业营销风险预警体系构建的思路
风险预警从本质上说是对企业目前营销状况进行综合评判，然后从评判结果来分析企业营销状况，为企业的营销决策提供支持。它应该包括两个循环，一个是对所有观测点收集的数据进行综合评判，分析企业营销系统目前的运行处于何种状况。第二个是由综合评判结果来分析企业营销活动所存在的具体风险。然后企业决策层针对这些存在风险的种类进行改进。
企业营销风险预警体系主要需要解决三个难题：(l)确定观测点。观测点设置的多，就会放大部分的风险，形成资源的浪费；观测点设置的少，可能对于某些风险反映迟钝，从而影响企业营销风险预测的准确性。(2)建立适合企业营销现状的营销风险预警模型。由于大多数企业管理的不规范，历史营销数据不健全，一般的综合评判模型已经不适合用来对企业进行营销风险预测，所以必须寻求智能性预测模型。(3)必须建立企业营销风险结构分析模型。预警的最终目的是分析企业营销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对企业的运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及时改变营销方案来规避营销风险或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观测点的设置、营销风险综合评判模型、营销风险结构分析模型这三个方面的设计关系到企业营销风险预警体系设计的成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2.2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的方法
（1）预警信息系统
信息是预警的主要依据和基础，因而灵敏的预警信息系统对于整个预警系统至关重要，是预警管理成败的关键。预警信息即为预测系统、预控系统提供基础数据，它是整个预警系统的基础。一个功能强大的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系统需要有完善的信息网络和高效的信息处理元来进行支撑。
（2）预警指标体系
预警指标体系是反映企业营销活动的一些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敏感性的监测点。它从多个视角和层次反映企业营销活动的数量表现和数量关系，为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系统提供预警信息，具有对企业营销活动的现状描述、结果评价和未来发展的预警导向功能，是企业营销预警系统活动的评价标准。它是预警系统开展识别、诊断、预警控制等活动的前提，其目的是为了使信息定量化、条理化和可操作化。不同类型的企业，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有所差异，但最重要的是选择敏感指标和主要指标，以便预警指标体系能真正反映企业营销活动所面临风险的实际情况。
(3)预警准则
企业营销风险预警的方法不能过松也不能过紧，如果设计过松，则会发生漏警，即对现实存在的危险要不不发出警报，要不发出的警报等级错误;如果预警准则设置过紧，则会导致误警即不该发出警报时却发出了警报，使企业虚惊一场。预警准则的设计有多种形式，主要有指标预警、因素预警、综合预警。指根据预警指标数值大小的变动发出不同程度的警报。假设进行警报的指标为X，其安全区域为[0，X3]，初等危险区域为[X1，X2]，高等危险区域为[X2，+∞]，当0≤X≤X1时，不发出警报；当X1≤X≤X2时，发出一级警报；当X2≤X≤X3时，发出二级警报；当X≥X3时，发出三级警报。
因素预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当风险因素X出现时，发出警报；当风险因素X不出现时，不发出警报。另一种是：若风险因素为随机变量，其发生的概率为X，当01时，不发出警报；当X1≤X2时，发出初等警报；当X≥X2时，发出高等警报。
综合预警是将指标预警和因素预警方法综合起来，把诸多因素和指标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所得出的一种综合报警模式。它运用有关数据处理方法，将多个指标或因素归纳为一个综合性指标，然后根据综合性指标的值所处的值域范围来决定发出何种警报。整个预警管理系统可保证下述过程的运行：与本企业营销活动有关的内外部信息、数据和资料通过企业营销信息网络进入预警信息系统；经过对营销信息的收集、整理、处理、分析和推断后，再分别进入预测系统和预警指标体系中，预测系统运用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型对未来企业营销活动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状况进行预测；预警指标体系经过运算估计出未来营销风险状况并将输出的结果与预警准则进行比较，以便决定是否发出警报以及发出何种程度的警报，然后根据判别结果调用预控对策系统中提供的对策，最后显示预控对策信息。
3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企业生存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危机的普遍存在性、隐蔽性和本质的双重性决定了现代企业要想在商场中有最高的胜算，就必须具有危机意识，加强企业的营销安全研究，强化企业的营销安全意识，建立企业自己的营销安全管理体系，全面实施企业营销安全预警管理，已经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1]王爱民.营销风险管理[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张俊.论营销风险管理[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6).
[3]莫少颖.营销风险预警管理研究[D].广东工业大学，2005.
[4]张小建.企业营销风险预警及实证研究[D].西安理工大学，2006.
信息化革命正在打破并重组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结构，并促使其由物质型向信息型经济转变。并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如果没有信息化，企业的改造、重构、工业化的进程就会怠慢，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大问题。从当前来讲，先行一步的企业常会成为赢家，而那些不能及时做出应对的企业，即使幸免被淘汰，也只能被挤到低增长的经营领域中分得残羹冷炙。
企业信息化包括销售、生产、服务等方面内容，而实质是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是企业将融合世界先进管理思想的信息技术进一步应用于管理，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企业管理的信息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企业的全面信息化。它包括着企业内部管理信息化和企业的外部沟通信息化。
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据国家对重点企业的调查分析，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信息化程度低，信息机构不健全，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与建设成本过高，经营管理中协作不充分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存在地区不平衡，还较多停留在表面应用层次上，没有深入到企业的运行、管理各个环节。企业信息化投资不足和缺乏专业的信息技术人才是存在的两大难题。
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认识问题
认识是第一位的，没有认识提高就不可能产生行动上的积极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不少人没有认识到信息系统能把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可以为领导提出很有价值的辅助决策信息，而且在速度和准确方面比人做得更好。
高层对企业信息化的认识不够正确和充分
有些条件较好的企业满足于眼前的状况，认为不提高信息化建设，企业照样能搞好，因此，对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有些企业的高层领导在企业信息化初期，对信息技术抱较高期望，希望通过企业信息化获得较高效益，结果一旦看到投资费用增多，而效益又未见明显提高便丧失信心。高层领导不能用长远眼光来看待问题，急功近利，不利于信息化建设的继续发展。
一部分管理人员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往往看重自己的主观认识，抱残守缺，不愿意主动分析吸收新的管理方法和先进的管理手段，信息化对他们的地位构成巨大的威胁；积极倡导者由于传统习惯思维，继续沿用过时的管理思想或过时的管理手段，需要学习的不是简单的操作方法，而是获得分析、决策信息的管理理念；专业技术人员正由于现代技术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变得越来越狭窄，面对在总体上缺乏协调和相互联系，系统在宏观上处于支离破碎的局面而影响了总体效益的现实，技术人员处于多种制约和局限性中不能自拔。
在组织的战略制订中产生两个极端：将信息系统视为组织的战略目标；将信息系统独立于组织战略之外
一方面，组织错误地将信息系统看成组织的战略目标。于是大量的时间、精力、对策花在如何使这一“目标”的大致完备，信息的投入变得越来越庞大，而组织并未获得实现公司战略要求的在保持规模和效益的前提下应对未来挑战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甚至于一些公司陷入了经营困境。
另一方面,信息系统的应用与组织的管理战略之间出现诸多不协调的发展,产生单项应用多,而缺乏整体效益。虽然在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和应用实施方面作了大量工作,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在单项应用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相反地构筑了无数个“信息孤岛”,没有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产生的却是巨大的负效益,使组织承受高额的风险代价。
实际上,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应该是用来满足管理的需要,信息技术也将提高管理水平；从技术角度看,管理要纳入信息系统的规范运作,先进的管理思想不断融入信息系统中。
中小企业信息化在实施中充满艰辛
实施一套信息系统是一项涉及面广、周期长、风险大的系统工程。中小企业要实施信息化,同样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要引进和留住高级IT人才很困难,不易具备建立企业信息系统项目组的条件,缺乏完备的项目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没有管理顾问对项目进行监理,这些都是影响项目成功的关键。
信息技术的低层次应用和不饱和应用
企业因为某一方面的应用需要而购买一套功能无所不包的信息系统,但由于自身的使用水平跟不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系统的功能还未得到利用。这种情况有时并不是因为企业的盲目购买,而可能是因为供企业挑选的余地不大,或是企业出于前瞻性考虑。问题则在于任何那些未被使用的功能都处于快速贬值状态或已经成为沉没成本。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的管理重组落后
信息化建设的实质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而进行的更高层次上的管理重组,我国大多数企业投入较多资金进行信息化建设,更多的是注重设备上的投资和技术上的更新,而忽视了与此相应的管理模式方式上的转变,因而,并未取得投资回报，甚至出现负效益，这是企业信息化建设不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信息资源基础不能适应建设需要
有的企业信息资源基础不统一、不一致。信息采集渠道较单一，缺少灵活性，使得信息来源不够全面，传输渠道不够畅通，更难以对采集的信息加工处理，使得资源潜力无法充分发挥。
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实行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的发展进程中，信息技术一方面减少企业的劳动力和管理等成本，为小企业与大企业开展竞争创造了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企业的技术和资本成本特征，使信息技术成为企业竞争的新的壁垒。
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信息化应用应纳入整个组织的战略范畴，将管理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及其成果应用于信息系统，结合组织管理文化及思维方式，在组织管理信息化的应用中，从组织的战略管理、组织管理和资源应用方面来推进信息化的实施。
其中，经济、管理是企业信息化的基础，人才是企业信息化的关键。当前以及长远的任务是普及企业信息化意识，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培育企业信息人才。
企业信息化建设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自身的努力。政府是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助能器"，企业则是加速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动力源，只有二者合力才能更快、更好地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
积极营造企业信息化建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发达国家经验证明：政府的支持、鼓励和引导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中至关重要。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环境的改进和完善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以及制定法律法规等，从而为企业信息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并提供长期的优质服务。
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计算机网络基础设施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的前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各种信息传输网络建设、信息传输设备研制、信息技术开发等设施建设。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建设一个宽带、高速、大容量、高水平的国家信息主干网，逐步消除部门间、地区间的网络分割壁垒、资源垄断和体制。
加强和完善安全认证体系
解决网上购物、交易和结算中的安全问题是企业信息化建设和开展电子商务的关键。制定和完善安全认证体系，以确保网上交易合同的有效性，防止系统故障、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确保交易内容、交易双方账号及密码的安全。
建立网上协同作业体系
网上协同作业体系建设的快慢直接影响着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因此为保证电子商务的效率和效能充分发挥，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协调统一，应加快建立网上银行、网上税务、网上商检、网上认证、网上运输体系、配送系统等电子商务配套体系，实现物流现代化。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完备的法律法规是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运行的保证。政府应制定和颁布的内容包括：电子合同的有效性、有效的电子文件的规范、电子签名的合法性和其他身份辨认程序、知识产权的保护、商标权、企业和个人隐私的保护等法律法规，以保证电子交易双方能按照共同的规则进行交易。
切实建设企业内部良好的信息化运作机制
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中,企业应当花大力气,针对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措施,来推动企业信息化建设。
提高认识，加强一把手工程
企业领导者应先充分认识到：企业信息化建设是对管理模式、组织结构、思维方式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创新和变革。经验和实践表明：领导的主持和参与是信息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企业信息化起步与成功的关键。
做好并建立企业信息化决策管理机构
企业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连续不断改进的过程，因此应建立一个由管理专家、规划专家、系统分析员、运筹专家、计算机专家等成员组成的决策管理机构。在项目决策时，由该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的调研、论证，分析需求，明确目标，细心听取多方意见，从而增加决策透明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做好信息化建设准备工作，落实企业信息化建设资金
80%的企业认为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企业信息化的首要因素，并且企业信息化是一项投资很大的综合性工程，因此，在进行企业信息化建设时，必须对其进行包括技术、经济、财务等诸多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做出详细的投资预算，设立企业信息化建设基金，实施多渠道、全方位的融资，使资金落实到位，这样才能保证企业信息化的顺利实施。
建立一支自己的高素质的信息技术队伍
人才是关键，企业信息化需要一支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知识结构合理、技术过硬的"复合型"信息技术人才队伍，这就要求企业通过加强人才培训，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方式来造就一大批精通专业知识，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专门人才，来推动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
扎实认真做好信息资源的基础管理工作
企业信息化的实施需要足够的基础支持，企业就必须强化基础管理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仓库管理、质量管理、生产管理，计量管理等，做到数据准确、完备、客观、及时。
面对新形势，从实际出发，采用新技术和新服务
利用ASP
应用服务公共供应商ASP的兴起为中小企业加强信息化，提升自身的管理和运营等素质提供了契机，被认为是中小企业在新经济时代低成本参与竞争的最佳途径。
企业如租用ASP提供的优质服务，既不需要投资基础设施，也不需要开发与维护应用软件，这样，同利用中介的专业化优势解决信息的非对称问题一样，企业结合价值链的外包，就可以大幅度削减中小企业在IT方面的工资支出及升级维护费用，而把精力集中在核心业务上，快速进入市场。
发展ERP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融合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先进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能实现企业采购、制造、销售、核算、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整合，用统一的标准和科学的统筹来促进企业内部的效率的提高，有效控制和降低企业的运作成本，准确地分析和制定企业发展方向。
BPR企业业务再造
注重知识和市场的指引作用
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借鉴发达国家大量出现的基于共享成本与优势互补的虚拟企业、商业孵化器和战略联盟的网络组织的经验的同时，要发挥企业信息化的独特优势，以成本的相对收缩为基础形成企业无边界的扩张，而扩张的趋势应以知识和市场为指引，通过技术、知识或组织的变革，有效处理市场信息和充分利用市场知识，从而不断创新强化基于竞争的知识优势，最终企业的市场规模优势的体现就是国家知识优势的实现。
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成长到一定规模实现信息化是自然的需求，而对于多数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会在解决具体难题的过程中感受到信息化给企业带来的改变，渐渐领悟到信息化可以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的瓶颈。但是无论是中小企业领导信息化意识的提高，IT人才的充实，还是信息系统带来的企业效益的显露，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企业信息化是一项长期的、综合的系统工程，所以在制定企业信息化规划时，就要从实际出发，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有所侧重，在加速推进企业信息化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引导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对信息流、资金流和物质流的逐步整合，先建立起企业间信息交流的网络平台，再逐步建立起以行业为基础，以典型企业为示范，汇集产品的电子商务平台，最终达到实施电子商务的目标。
参考资料：
1.王众托，企业信息化与管理变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SA8000国际标准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外延非常广泛，内涵也越来越丰富，理论界争论了数十年，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推广，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向。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背景
1、国际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理论研究的推动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西方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关系，开始了以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并逐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使得企业传统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者权益和商业伦理，更多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开始突破企业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形成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第一个用于第三方认证的全球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也于2001年正式在全球范围实施，虽然这只是一个自愿选择而非强制执行的社会责任标准，但它已经对全球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尤其重要。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部分，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着上至政府、下至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的和谐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强调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注重企业活动中人的健康、安全和应该享有的权益，注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而这些正是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说过：“一个好企业与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3、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的发展观不同于传统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主张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主张等同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传统发展观使人类经济奇迹发展，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频频出现，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和弥补的损失。科学的发展观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与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采取“新发展模式”或“新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绿色清洁增长”，这是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4、跨国公司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社会责任要求
随着欧美等世界贸易大国越来越多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大量“血汗工厂”的事实被曝光。特别是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事故发生后，海外的劳工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并成立了“玩具安全生产联合会”，以促使劳工标准在这些企业实施。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跨国公司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中国出口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对常年单纯靠“低成本制胜”的中国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及其量化标准，已成为我们得以进入西方市场的新门槛。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国际研究
（1）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通过企业主支配个人财富的方式来实现，而不以企业作为参与社会责任的主体。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持消极的态度，反映在法律层面上，就是对企业使用公司的资金参与社会责任的行为给予限制。
（2）20世纪30至80年代，国际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命题展开的。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的支持者，代表了传统的企业理论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只是受股东委托，惟股东利益是从，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与古典观对立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企业的第一位目标是保证自身的生存，支持“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之说。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鲁斯、罗宾斯、阿奇B.卡罗尔、格里芬等一大批经济与管理学家们。
（3）产生于1960年代，发展于1980年代以后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多个相关利益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的出资不仅仅来自于股东，而且也来自于企业的雇员、供应商和债权人等。企业已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与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各种契约形式的集合。企业的风险不是由股东全部承担，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也在承担着企业的风险。因此，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所有人。
（4）21世纪以来基于SA8000标准所做的研究。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适合于企业实施的SA8000标准，它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劳工的保护标准，并配套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
国际上对SA8000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实施SA8000标准是否会引起长期利润减少，最典型的研究是2002年美国DePaul大学的CurtisC.Verschoor教授和ElizabethMurphy副教授进行的一项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要远远优于标准普尔500强的其他企业，前者的平均得分要比后者的平均得分高出10个百分点。
实施SA8000标准对企业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所起作用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合适的一把尺子，以及决定自己是否留任的标准。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的公司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另谋高就。
2、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范围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定义方面和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象范围的界定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企业应该向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实际中就有可能泛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使社会责任承担超出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持续发展困难的局面。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从纳税、自然资源、能源、环保、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之一是杨瑞龙，他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另一代表人物是刘俊海，从法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2000年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卢代富的《企业社会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谭深等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陈宏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等。
此外，2000年以来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围绕SA8000标准展开的。学界对SA8000标准的认识，从企业社会自然成本效益研究起始，逐渐深入到企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丰富的领域，特别是沿海地区，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地位。我国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主要是致力于SA8000标准本土化，首先，提出本土化过程中的立法支持，完善与SA8000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使公司的社会责任运作走上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其次，如何提高SA8000标准在我国的实际可操作性，认识到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和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仅有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5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第一个《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志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引导行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行业自律确立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不仅企业和政府要有所作为，也应重视研究以行业协会、工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中缺乏的方面。
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利于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量化考评。我国学界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工作，李立清、李燕凌著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中，结合SA8000标准设计了相关的考评指标、考评权重和分值对应，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为建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起一定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2]徐二明、郑平：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
[3]李艳花、凌文轩：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概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
美国、日本的企业管理模式一直是各国研究、效仿的对象，也被公认为较为先进的模式。而其先进性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其企业培训系统的完善及有效性。培训在企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丰田汽车工业公司一直位居日本汽车制造业的榜首，而它以自己独特的生产管理技术、推销制度、建议制度和职工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管理策略，创造了几十年辉煌的业绩。其中，“丰田式的教育体系”在丰田深入人心，为丰田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丰田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企业的实践都已证明，企业教育对公司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香港刊物《亚洲商业》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的样本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亚洲国家中随机抽取的715位大型企业的高级经理。调查内容涉及对将成为企业管理骨干与核心的MBA在品质和技能方面的期望与要求等内容。一项主要的结果列举了MBA应具备的10项品质与技能是：创造与革新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创业能力、战略管理能力、群体协作能力、对人的管理能力、道德品质、技术性能力和跨文化管理能力[1]。这实际上是对未来亚洲企业家的期望和要求。但就国内目前情况，我们不可能指望在今后几年内，会有一批批已被培养好的、具备上述品质的企业管理人才（比如，MBA）加盟企业管理，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实际上，依靠企业现行的条件以及国内教育体系的能力，建立和强化管理再教育系统，可能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可行的办法。国内的学术界与企业界对建立、健全中国管理再教育体系应有所作为。
2国内外企业中人员培训研究的发展
国外对企业中人员培训的研究发展于三四十年代，成熟于七八十年代。80年代以后，评价中心(assessmentcenter)在英、美、德等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应用[2]。实际上，评价中心是采用模拟情景对人员进行评价的方法。以模拟情景的不同可分为若干具体的测评方法系列，如公文包测量、无领导小组、管理游戏等，还有其他一些相当有影响的训练方法，如美国的敏感性训练、方格训练。日本的魔鬼训练、PM训练等。哈佛大学则着重推行案例教学法。这些训练法都有内在的理论根据，同时又十分注重实际的应用价值，可直接为企业实践服务。国外专家始终致力于培训方法的探讨，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两部分工作是关于管理工作要素系列的认定以及关于若干训练方法效度指标的探讨。比如，从40年代开始，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批学者就致力于领导行为要素的研究，他们收集了1800多关于领导工作行为的条目，并最后用两个维度即工作管理和关心员工高度概括了管理者的工作性质。50年代以后，Flanagan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工作的基础上，采用他首先提出的“关键事件”的方法，对将近3000名各级军官的事件样本、20个实验室以及大量公司的事件样本进行了领导者行为要素的深入研究，得到了相当丰富和有意义的结果。例如，从对公司管理者工作的职位分析，Flanagan认定7个管理者工作要素，即生产监督、生产领导、雇员监督、人力协调、与雇员的接触和交往、工作的组织计划与准备以及劳资关系。60～80年代期间有大量的相关研究出现，可以说多得不胜枚举。另一种思路是直接考虑领导者的素质要素，比如，Chiselli的一项研究对管理者的13项品质的重要性进行了比较，发现其中监督能力、职位要求、智力、自我实现、自信心和决断力6项品质对管理行为影响最大；安定的需要、接近员工和首创精神对管理工作有次要的作用；而其他4项，即要求高收入、支配他人的愿望、成熟感以及男子或女子气对管理工作不产生影响[3]。这些研究结果本身对我们今天企业的管理实践并不具备指导性的意义，但该领域大量研究的存在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是表明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二是其研究方法的可借鉴性。当然，国外更有意义的工作是针对管理者的工作要素所进行的训练方法的研讨，如评价中心对管理者交际能力以及敏感性所设计的训练方法等。而且，这类研究持续至今仍然是组织行为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4,5]。下图是根据评价中心最常提供的培训方法中所涉及的管理者工作要素的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低级管理者所需的技术技能最多，而高层管理者对概念技能要求最高，因此，管理层次也是影响管理者工作要素的变量之一。
附图
图1不同层次管理者三种技能差异的示意图
90年代以后，国内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企业的，涉及具体方法的相关研究[6,7]。相对而言，国内企业管理教育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其主要表现为，缺乏相应的适合我国实际需要的培训方法。在一项企业培训情况调查中发现，企业已普遍认识到管理教育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大、中型企业一般都设有培训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培训的有效性。目前有关管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大都局限在经验和描述性的层次。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理论的层面解决企业管理再教育的问题。企业教育包括道德、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其中又以管理人员的心理品质、工作技能的培养更为重要和困难，其主要的难点在于培训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即便是国外已证明为先进和有效的方法，运用于我国也有一个艰巨的移植过程。针对我国的具体实际，逐步完善我们自己独特的训练体系和方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十分必要的。
3培训理论研究的可行性
现代心理学将学习解释为因经验而使行为或潜在行为产生较为持久改变的过程。培训则是受训者通过学习而习得某种新的或修正某种旧有的认知和行为的过程[8]。作为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培训中各个阶段所产生的问题与心理学意义上的学习过程中各重要阶段所固有的问题必然有其相似性。因此，心理学有关学习问题的讨论所形成的学科，如联想心理学、完形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中的有关理论，对培训应该具有理论性的指导作用。笔者认为培训从理论上应该有三个主要的过程：角色的鉴定、角色的比较以及角色的改进。
3.1角色鉴定
角色鉴定是指对所培训的心理特质的理论界定（心理特质指在管理活动中所需的特定心理品质，有时它指的是行为模式，而有时它指的是技能形成中相应形成的心理特性）。这一过程在理论上有重要的意义。心理特质的界定是否正确、合理，是方法研究有效性的关键。通过研究可界定出管理人员的能力要素系列。
3.2角色比较
心理特质的模式形成之后，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比较的参照系统，也就是说为培训的心理特质提供了一个标准或样板。这是对实际的心理特质进行评价的基础。因此，角色比较就是实际管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心理特质与在该项管理活动中所要求的特质之间进行的比较。这种比较在技术方法上要求设计、修订和完善相应的测验工具，同时，它又是工具操作化的过程。
3.3角色改进
角色比较完成之后，角色改进便成为可能，这也正是训练的基本任务。在研究中，角色改进所涉及的问题是确定训练的基本形式，如一般形式或心理形式（一般形式是指常规训练中使用的方法，心理形式是指利用心理的方法，如心理测量、小组互动等），以及确定训练的基本程式，包括确定具体的测量工具，规定训练的步骤等。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培训方法研究的完整过程。
4情景模拟方法
情景模拟方法实际上是设计训练方法的一种思路，理论上讲是最可能具有训练效度的方法，也是国外近几年方兴未艾的研究热点。任何一种训练方法的有效性都与它所能反映的实际情景中的品质、技能和行为等特质有关。如果训练方法所强化的特质正是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那么这一训练方法就是有效的。情景模拟法的中心含义就是以实际工作情景要求的特质（包括心理品质、技能和行为等）为依据，设计模拟情景，训练人员，以达到强化该特质的目的。情景模拟训练法有三个技术关键：(1)特质界定的准确性；(2)测量工具在情景模拟中的可操作性；(3)情景模拟的效度，即情景模拟反映真实特质的有效程度。情景模拟法的研究应该成为培训方法研究的主要思路。情景模拟训练方法的关键是解决效度问题。
关于一些具体的情景模拟的培训方法的研究在国外已趋成熟，并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中。而且，在每一种有影响力的方法面世之前，都会有一系列的相应的研究直接围绕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全面、充分的研讨，这保证了该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比如，Gaugler等人用元分析对评价中心的效度进行了方法学意义上的探讨。元分析是对以往研究的再分析过程，Gaugler等人的研究对有关评价中心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效度指标作了系统的统计分析，对评价中心的效度指标的获取途径和衡量标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9]。Brannixk(1989)等人则对某一具体的公文包测验进行了研究，但其侧重点仍然是对评价分数有效性的讨论，研究中对公文包测验的效度评价构成体系所作的深入分析，对国内相关研究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10]。Goffin将心理学中传统的人格测评方法与评价中心的情景模拟方法在效度指标上加以比较，以增进测量的有效性，从而改进培训方法的使用效率[11]。这些研究对将评价中心中的具体方法（如无领导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管理游戏、公文包测验和行为示范等）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的招聘、选拔和人事培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是采用传统方法与评价中心方法选拔英国军队军官候补人员的成功率比较，数据表明心理学的测评方法显著提高了选拔的有效性[3]。活动研究(actionresearch)是近期出现的一种变革过程，它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变革行为，并最终干预企业的人事活动。活动研究的过程包括5个阶段：诊断、分析、反馈、行动和评价。活动研究有两个主要的优点：第一，以问题为中心；第二，强调人员参与[12]。活动研究非常强调方法的科学性，从本质上说它也是以情景模拟方法为核心。
表1传统方法与心理学方法选拔军官候补人员的训练成绩百分比(%)
方法数量优于一般一般低于一般和未及格
面试49122.141.336.6
评价中心72143.540.326.2
上述情况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上大量有关培训方法的研究，对我国企业培训方法的理论研究以及实现培训方法的规范化操作，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和实践依据。
5培训中的难点
培训对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着重强调的是培训方法的科学性问题。可以说企业正处在两难境地中，一方面大批的管理人员需要品质、技能的再训练；另一方面训练方法缺乏科学研究与改进，训练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因为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所以该方面的研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尽快使我国企业培训跨上一个新的台阶极其重要。唯有如此，才能适应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企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适应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加入世界竞争大格局的要求。然而，提高企业培训质量的途径是强化培训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倡导进行针对我国企业具体实际的实验研究，而且应遵循培训方法的基本规律，力求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创造新的企业培训方法。
【参考文献】
[1]余凯成.亚洲企业界对未来创业家抱有怎样的期望.管理案例研究，1995,9(1):10～11
[2]WexleyKN.美国对工作人员训练的研究概况.心理学动态，1986,4(1):36～40
[3]鲁龚，高欣，马永生.评价中心——人才测评的组织与方法.北京：百家出版社，1991:10～17
[4]WarrP,Peter,Bunce,etal.Traineecharacteristicsandtheoutcomesofopenlearning.
PersonnelPsychology,1995,48(2):347～375
[5]ManiBG.Progressonthejourneytototalqualitymanagement:Usingthemyers-briggstypeindicatorandtheadjectivechecklistinmanagementdevelopment.Public
PersonalManagement,1995,24(3):365～398
[6]宗月琴.运用评价中心的方式选拔管理人员.应用心理学，1992,7(2):12～17
[7]梁开广，邓婷，许玉林等.评价中心法在评价中心管理潜能中的应用及其结构效度检验.应用心理学，1992,7(4):50～57
[8]张春兴.现代心理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16～242
[9]GauglerBB,RosenthalDB,ThornthonGC,etal.Meta-analysisofassessmentcentervalidity.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1987,72(3):493～511
[10]BrannixkMT,MichaelsCE,BakerDP.Constructvalidityofin-basketscores.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1989,74(6):957～967
[11]GoffinRD,RothsteinMG,JohnstonNG.Personalitytestingandtheassessment
center:incrementalvalidityformanagerialselection.JournalofAppliedPsychology,
投资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放弃一定价值的决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量的未来价值。同时，投资决策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和风险这两个因素。在明确了投资的基本含义之后，摆在经营者和其他相关主体面前需要解决的一个，就是合理衡量各种不同项目的投资价值，从而作出比较适当的投资决策。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企业进行投资的价值作一番，具体投资价值的各个因素，以便为有关决策者提供建议。根据对投资价值影响方式的差异性，我们把相关因素分为影响投资价值的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两大类。本文以此展开研究。
一、影响投资价值的间接因素
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是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之一。企业投资主体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企业投资主体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在确定投资项目价值并进行决策时，都将受到以下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即它们是借助其他一些因素，间接而非直接影响投资价值。
1、企业自身的利益约束机制。不同的体制具有不同的利益约束。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制订各种类型的投资计划，投资风险完全由国家承担，企业只是名义上的投资主体，既没有真正自主的投资决策权，也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这必然造成名义上的投资主体完全不受投资成本和风险的约束。在不讲成本与收益的情况下，投资需求几平是无限的，不论计划者怎样周密安排，都很难制约这种投资饥渴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应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利益主体，市场价格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经济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整。一旦投资需求大于投资供给，投资品的价格就会上涨，造成企业投资成本上升、预期利润减少，投资风险增大，从而造成企业采取收缩策略，导致投资总需求下降，并促使社会资源流向预期利润高的行业及企业。
2、企业投资主体的利润极大化。在市场经济中，投资活动以企业主体的经济利益为基础。如果预期利润比较高，投资就会增加；相反，预期利润比较低，投资就会减少。对全社会来讲，预期利润将不断趋于平均；但对不同行业和部门而言，利润水平又是经常变化的，从而诱导资金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进行转移。同时，追求利润还需要服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在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参与企业投资时，投资活动可能并非以经济利润为主导因素，难以保证国有资产的有效增值。为此，政府应逐步减少和消除人为干预，而应注重宏观政策和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消除妨碍资源流动的障碍，从而实现以市场配置为基础，市场配置与计划配置相互补充的资源配置模式。
3、产权界限。产权界限是影响企业投资价值的另一重要因素。国有企业虽然也作为投资主体参与市场投资活动，但产权关系不明，企业投资行为不符合市场规范，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决策自，从而也无法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企业投资行为必将演变为政府投资行为。在产权关系改革上，我们主要偏重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希望通过“两极分离”解决企业经营自问题。实际上，两权分离是有一定限度的，经营必须以所有权为基础，没有所有权作基础的经营权必然是有限的经营权。企业应当建立并完善法人产权制度，确保企业能够独立自主、规范合理地进行投资决策活动。
二、影响投资价值的直接因素
企业的资产，不管是货币资产还是非货币资产，通常都具有两种用途可供选择：一是用于即期消费；二是为了满足未来消费而利用放弃即期消费的那部分资产进行投资。企业放弃当前消费的意愿必然与未来消费或者说是预期收益有直接联系。在此。我们把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把各种投资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为投资客体。影响企业投资价值的直接因素实际上也就是投资主体和客体的属性。其中，前者主要是指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厌恶；后者主要是指预期收益、收益时点和风险水平。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影响
2007年3月16日，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酝酿已久的企业所得税法，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至此，内外资企业终于在纳税方面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面临公平竞争的经济大环境。
一、两税合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特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给予外资在纳税方面很大的优惠，即“超国民”待遇，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在特定的经济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资企业59.4万户，实际利用外资6919亿美元。2006年，外资企业缴纳各类税款7950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量的21.12%。
两税合并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在执行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亟待新的立法出台，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一是内外资企业税法差异较大，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两税合并之前，税法在税收优惠、税率、税前扣除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外资企业的“超国民”身份很明显，导致内资企业税负较重，缺乏竞争优势，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内资企业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内资企业高出外资企业近10个百分点，仅在税率适用方面就有了明显的差异，所以内资企业和社会有关方面要求统一税收政策，公平税负的愿望很强烈。
二是两税合并之前，所得税优惠政策不完善，致使有些企业有机可乘，钻政策的空子，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例如，一些内资企业采取将资金转移到境外再投资境内，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不但造成税款流失，而且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等负面影响。
三是两税并行的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情况不断地发生变化，针对新情况曾经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许多重要的税收政策，需要及时整理出来，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完善。
为了解决所得税制度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是很有必要的，这一改革举措，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有利于企业尤其是内资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尽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
二、两税合并前后的差异分析
（一）纳税义务人的调整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将纳税义务人规定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组织，而新税法规定为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很明显扩大了纳税义务人的范围，这与新税法实行法人所得税是一致的，符合“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原则[1]。
（二）合并前后的税率差别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适用33%的所得税税率，同时对于小型企业又规定了27%和18%两档低税率。外资企业所得税按30%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征收3%的地方所得税，但是由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存在以及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远远低于33%，平均水平为15%左右。两税合并后将税率统一规定为25%，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薪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1]。
（三）税前扣除标准的差别[1]
两税合并前，税法规定，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制，外资企业按实际发放工资全额扣除，以工资总额为计提基数的工资附加费税前扣除标准也实施类似的办法。
合并前，内资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另外对于特定企业，规定了1.5%和10%的标准。而外资企业用于中国国内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以全额税前扣除。
两税合并前，内外资企业业务招待费都实行按比例限额扣除，即销售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含1500万元）以下的，税前扣除比例为销售净额的0.5%，超过1500万元的，限额比例为0.3%；另外对于外资企业的业务收入总额在500万元以下的，限额比例为1%，超过5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该部分业务收入总额的0.5%。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合并前，内资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按销售收入的2%扣除，对一些特定行业按8%的比例限额扣除，制药企业可在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内资企业的业务宣传费在销售（营业）收入0.5%的比例内可以扣除；对外资企业而言，无论是广告费，还是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则没有比例方面的限制性规定。
账准备的税前扣除比坏例内外资企业也有很大的差别，内资企业的税前扣除限额为应收账款余额的0.5%，而外资企业一般不超过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3%。
两税合并后，税前扣除标准有了很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是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靠拢，新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合并前后税收优惠差异[1]
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行业优惠方面，如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税率，新办鼓励类的第三产业可以免征所得税一年至二年，废物利用、综合利用等环保方面的企业可以在五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另外对于“劳服、福利”性质的企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减税或免税。
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面比较广，如对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区域性优惠，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企业、金融企业等的行业性优惠，对于外资企业利用税后利润再投资的优惠，即再投资优惠。对一些规定优惠年限的，时间相对也较长，如“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
新税法的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并兼顾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主要内容为：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二是保留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对劳服企业、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采取替代性优惠政策。四是在经济特区内，以及国务院已规定执行上述地区特殊政策的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性优惠；继续执行国家已确定的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五是取消了生产性外资企业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以及产品主要出口的外资企业减半征税优惠政策等。另外增加了“企业从事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和“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等方面的内容。
三、两税合并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
这次合并对于内外资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调整为25%，对内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由此节省的应纳税所得额8%的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普遍存在的现金短缺的压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现金，扩大投资规模，获取更大利润，或者增加研发支出，享受加计扣除的优惠，实现技术创新。而对于那些税负可能加大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来说，近期也不会面对税负加大的压力，应该充分利用五年的税收优惠过渡期，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市场开发能力，占领更大的市场，以适应税制改革带来的挑战，以此为契机，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2]。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25%的所得税税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仍旧具有竞争力。据统计，全世界159个实行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由此可见，25%的税率外资企业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能否继续吸引外资，税收政策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外资更看中的一是中国的政治稳定，政策法律是否健全并具有连续性，二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三是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因素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做并逐步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外资的认可。
（二）税前据实扣除，直接减少了内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内资企业的竞争实力明显增强。税前据实扣除对内资企业来说是除税率之外又一大亮点，尤其是工资的据实扣除，企业节约了纳税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人才的竞争，现在内资企业可以大大方方地站出来招聘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一改往日因为囊中羞涩或限制太多，吸引不来或者留不住所需要的高级人才，这样人力资源可以更合理地流动、分配，促进了人力资源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
（三）新税法规定，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税前加计扣除，这一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大科研支出，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取得技术创新的成果，有助于企业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竞争力，或者对于那些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来说，可以加快技术更新，为企业发展提供科研后劲[2]。
（四）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并兼顾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这些优惠措施是充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得到鼓励，对于节能、环保企业的优惠表明了国家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充分地重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为照顾民族自治地区的发展，对这些地区的企业也给予了相应的所得税优惠。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下，企业会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将资金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中去。
总之，两税合并是中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各类企业搭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科学发展，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内容论文摘要：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是当今管理学、经济学交叉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日益受到企业管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关注。本文论述了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和主要论点。引言：核心能力理论的历史溯源 企业核心能力理论起源于传统的企业能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亚当·斯密的企业分工理论，而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的企业内部成长论可以说是该理论的雏形，企业内部成长论指出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分工”，这种分工与其各自的知识与技能相关，这种知识与技能就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能力。其后门人艾迪斯·潘罗斯 (Edith Penrose) 于1959年发表了《企业成长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在成长理论的思想。她认为被新古典企业理论视作“黑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企业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管理单位，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同用途、且随时间推移由管理决策决定的生产性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内部存在通过知识积累以拓展生产领域的机制，而且这种知识的积累是一种内部化的结果，这一过程节约了企业稀缺的决策能力资源，从而新的管理者才能释放出可以用来解决新问题、促进企业成长的能量。马歇尔的另一位传人乔治·理查德森（George B .Richardson）则在20世纪机60-70 年代从企业与市场间的协调制度入手提出了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知识基础论，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成长论。1957年社会学家塞斯内?耍≒hilip Selznick）在《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行为》一书中首先用独特竞争能力来表示企业同其竞争者相比在某方面做得更好的情况。随后，又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拥有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有望获得更高的经济绩效的结论。另外，飞利浦·萨尔尼科在对领导行为的分析中指出过企业特殊能力的概念。这些理论的不断提出和发展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石。1982年理查德·尼尔森 (Richard Nelson)和西蒂尼·温特 (Sidney Winter)合作出版了《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该书明确肯定了企业与企业经营战略中能力观的重要意义，书中不再依据规模对企业进行分类，而是赋予拥有不同智力资本的企业不同的类别名称。同样在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的著述得到了史蒂芬·里普曼 (Stephen Lippman)和理查德·罗曼尔特 (Richard Rumelt)的支持和发展，通过“不确定模仿力：竞争条件下企业运行效率的差异分析”一文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如果企业无法有效模仿或复制出优势企业产生特殊能力的源泉,各企业之间具有的效率差异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这些论述开创了把企业经营战略作为由于企业内在的固有效率差异而积累和保持的、用以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来进行精确的经济分析?南群印?984年随着伯格· 沃纳菲尔特 (Birger Wernerfelt)发表的“企业资源学说”一文，提出了公司内部资源对公司获利并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他的观点对对整个80年代以来的战略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此企业能力理论开始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互为补充的流派，其中一派是资源学派，它以沃纳菲尔特及其发表懂得《企业资源学说》为起始标志，经过里普曼、罗曼尔特温特、巴尼（Jay B. Barney）、申德尔（Dan E. Schendal）、库尔（Karel Cool）、迪瑞克斯(Ingemar Dierickx)、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库勒(Kathleen R. Conner)、皮特瑞夫(Margaret A. Peteraf)、柯利斯(David J. Collies)、蒙哥马利(Cynthia A. Montgomery)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派继续称为能力学派，这一派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ary Hamel）在1990年5-6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划时代文章“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为标志，经过斯多克(George Stalk)、伊万斯(Philip Evans)、舒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