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2 17:15:08
兴旺社区隶属于康巴什区滨河街道，成立于2010年11月，面积1.56平方公里，辖有5个住宅小区2247户，行政企事业单位32家，在册党员35人，内设“一委一站一居一中心”。
近年来，兴旺社区党支部按照康巴什区委“党建引领、精准服务”和街道党工委“构筑党建民生同心圆，绘就红色滨河新名片”要求，以“睦融邻里”社区党建品牌为统领，着力构建“大邻里”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主要做法是：
一、科学设置邻里，组建党建联盟，凝聚党组织合力，共同“管事”
社区牢固树立“全域党建”工作理念，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在搭建“1+N+X”跨区域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近、楼栋相连、资源相通”的原则设置4个邻里单元，吸纳区域内外12家市直结对共建单位党组织、驻区单位企业以及区级包联单位党组织，组建成立“大邻里党建联盟”，选举产生联盟书记、轮值副书记和委员。
二、完善工作机制，规范联盟运转，提升党组织能力，共同“办事”
为提升党建联盟运转实效，社区与联盟单位签订了《共驻共建协议书》，讨论并通过了党建联盟章程，明确联盟目标、联盟条件和职责任务，建立了联席会议、轮值共建、党员共管、党建互助、服务联抓、典型引领等6项工作机制，细化具体事项，推动共驻共建由“感情化”维系变为“契约化”管理。党建联盟每半年召开一次联盟大会，每半年推选一名轮值副书记牵头开展“六个一”共建活动，即：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一次党建沙龙活动、一次主题党日活动、一场文化活动、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形成一批合理化建议。同时，今年向街道党工委、区委组织部成功申报3家“同心共建先锋”，有效促进了区域共融。
三、横向联动到边，纵向服务到底，激发党组织活力，共同“成事”
“大邻里党建联盟”在组织建起来、制度立起来的基础上，通过“三步走”吸纳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第一步是对服务大厅登记的群众需求、日常工作中收集的问题和联盟单位的共建意向进行梳理，形成“联盟资源清单”和“服务需求清单”；第二步是根据需求清单研究制定红色教育、政策宣讲、关心关爱、社会治理等5个类别的“服务项目清单”；第三步是联盟单位“点单”认领项目，开展“组团式”服务和“日常型”服务。目前，共有150名党员志愿者主动投入到社区服务行列，累计开展爱心捐赠、助力创城、邻里文化节等活动8场次，联盟单位共为小区出资建设电动车棚6个，慰问老党员、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30余人。
通过构建“大邻里”党建新格局，将隶属于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以及联系较为松散的党组织整合在一起，逐步使城市基层党建由“社区抓”变为“大家抓”，实现了在融合中共赢，在共赢中发展，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有效提升了党组织的组织力、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居民群众的获得感也得到明显增强。
新的时代赋予基层新的使命，兴旺社区党支部将在上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团结带领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拼搏，努力开创服务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维稳大格局； 社会管理创新； 科学发展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我省近些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环境，今后我省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还必须依赖于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此，积极谋求化解矛盾纠纷的治本之策，探寻维护我省社会稳定的长远之计，力求以全新的“维稳大格局”理念和完善的“大维稳”工作理论体系，推动河北“大维稳”工作深层次和全方位大发展，不仅是河北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创新河北社会管理的有效之举，这对于破解影响和制约河北维护稳定工作中的体制性、机制，实现河北的稳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构建维稳大格局在河北稳定和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着力构建党政统揽、群众参与、协调统一的“大维稳”工作格局，为加快河北经济和文化强省的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将成为我省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长期任务。
（一）构建维稳大格局是建设和谐河北的必然选择。当前我省既处于难得的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又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违法犯罪高发、社会矛盾复杂的特殊时期，维护稳定工作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严重影响了我省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准确把握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和谐、不统一因素，找准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遏制不断滋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力求在发展过程中达到新的维稳动态平衡，必然成为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职能部门的重大责任，也是理论工作者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构建维稳大格局是实现河北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活力。当前，我省正处于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战略重点，积极构建“大维稳”工作格局，为“十二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不仅是实现河北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践需要，也是我省当前的一项重要使命和历史任务。
（三）构建维稳大格局是创新社会管理，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客观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我省当前推进社会建设，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法治保障” 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为我省维稳大格局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治保障。以十精神为指导，我省积极构建并不断丰富完善“大维稳”格局，努力实现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动态平衡。就必须跳出“就管理论管理、就维稳论维稳”的思维定势，要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宏观的视野、战略的思维、科学的指导，创新的思路来重新思考和规划维稳工作，构建一个从源头上、根本上、全局上解决问题的“大维稳”格局，不断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当前我省社会矛盾随社会变迁表现出的新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类社会矛盾，而且随着各种社会变迁因素的影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一）因土地征迁引发的纠纷明显增多。伴随着我省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必然涉及到土地征迁。近些年来，因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利益问题引发的矛盾一直成为影响我省稳定的重要因素，包括拆迁政策不一、拆迁安置异议、工程施工影响、征地补偿分配等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这此矛盾纠纷因各方利益诉求和其他种种原因，许多没能得到及时解决而搁置下来，加上新的征迁矛盾和问题不断产生，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致使征地拆迁矛盾呈明显增多趋势。
（二）以激化甚至诉诸冲突的方式解决矛盾成为一些人的矛盾选择方式。调查中发现，我省在很多地方社会矛盾的互动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有些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态，将一些普通的民事纠纷，或是通过其他渠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采取激化、尖锐、甚至恶性冲突的方式，如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拦截公务车辆；将生活不能自理者遗弃在接待场所；堵塞、阻断公路、铁路交通等种种激化的社会矛盾互动方式，非常影响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氛围。
（三）民众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虽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涉及面广泛、种类齐全，但是，从社会矛盾形成部位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形成多集中在与基础民生或民众切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部位。以往我省的社会矛盾多为浅层次的问题，多表现为普通矛盾纠纷和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而近年来，则明显地表现为改善环境生态、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准以及劳资纠纷、医患矛盾甚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的物业管理纠纷等，呈现出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我省社会矛盾的一些明显特征。
（四）社会的多样化致使矛盾解决复杂化。转型期我省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波及范围大，影响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涉及的主体利益差别甚至超过很多人的心理承受度，形成稳定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尤其是往往关系到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涉及的范围和人员较为广泛。一件偶发的社会矛盾事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出现“交叉感染”，引发多起社会矛盾事件。伴随着突发性和未可预期性大为增加，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增加了矛盾解决的难度。
三、我省构建维稳大格局的路径选择及完善对策
（一）培育社会管理新理念，开拓社会维稳新思路。在培育社会管理新理念构建维稳新格局上，应强调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强化“人本、法治、服务”的观念；强调在发挥党委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作用，实现由传统“一元”治理向现代社会“多元”治理转变；实现由治标管理向源头治理、治本管理、系统管理思想转变；针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共同治理方式和方法，以多头并进、群策群力、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全新理念，实现我省社会矛盾的根本治理和有效遏制。
（二）整合各方资源，形成维稳合力。通过着力构建党政统揽、群众参与、联防联动、协调统一的“大维稳”工作格局；进一步建立健全新型维稳运行工作机制；构建综合治理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维稳办、办、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大调解领导协调等多个维稳部门协同配合，多种调处方式多管齐下的维稳新格局，督促各级各单位积极主动地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逐项分解落实，有效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提高协调运作能力，形成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合力，提升维稳工作的整体水平。
（三）加强基层维稳工作，夯实基层维稳基础。维护稳定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我省应以“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为契机，突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导向，坚持做到领导精力上倾注基层，人力配置上充实基层，财力物力上保障基层，政策待遇上优先基层，确保把有经验、有水平的工作人员留在基层，矛盾纠纷尽力化解在基层。从人、地、物、事、组织等基层管理要素入手，夯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
（四）依法疏通群众诉求渠道，科学调处社会矛盾。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各利益阶层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已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关部门应主动提供多种利益诉求表达和沟通渠道，让各种意见能够在合法、合理的平台上畅所欲言，充分表达，并及时疏通、逐步调解。对社会情绪和社会矛盾的疏导和调处要讲究策略、依法进行，充分运用诉调对接、调访对接、人民调解与行政和司法调解对接等形式，既解开当事人的“法结”、“理结”和“利结”，又解开当事人的“心结”。特别是对于一些较复杂、较难预测的矛盾纠纷，组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积极引导，充分发挥大调解格局的疏导和舒缓作用，特别是注意调解疏导后的随访工作，以免再次受到不良情绪的诱导和影响。
【关键词】大政工格局；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前言
思想政治工作指一定的阶级、政党和社会群众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以及道德规范，施加有目的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于其成员，使之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奋斗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时代条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政治思想教育为核心和重点的综合教育实践。
一、大政工格局的必要性
（一）利于国有企业工作统一协调进行
大政工格局是一种具有大局意识的机制或体系，在大政工格局中，一般由一个领导班子负责整个局面管理，行使监督工作由党政人员完成。各个职工要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体现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国有企业的出发点，不断地探索新的具有创新性的工作途径，在保障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下，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运行机制可以公开、透明化，达到更深层次优化整个系统的目的。由于各自工作的特殊性，国有企业的党政之间工作一直存在着较多难以调和的问题，这也是国有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目前管理水平在不断提高，局面有一定改善，但是在没有创新和改革的前提下对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复制，使得国有企业没有依据其实际的情况进行相应的改进和必要的创新，加上多年来的老思路和老习惯，国有企业对文化建设意识不足，所以使得思想政治工作、人本管理和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之间不能紧密联系，常常表现为各自为政现象。打造国有企业大政工格局，能使得思想政治工作、人本管理、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有机整合，有利国有企业党政工作的协调与统一，能促进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能发挥国有企业职工的潜力
一般而言的政工格局体现在企业的日常工作和一些硬性指标的单方面性和个人，国有企业的整个系统的联系性与整体性是大政工格局的重点，这也将要求国有企业的领导和职员在分析与解决各种问题时，要将相关规定和要求至于首位，防止片面性以及主观性问题出现。大政工格局的重要目标是形成一股教育合力，国有企业的职工是相关企业生产与经营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本管理和企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从而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职工的潜力，从而大大促进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使国有企业的各种效益最大化。所以注重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文化，促使国有企业的建设更加多元，即将政工载体由单一性发展转向文化的建设、经济活动、制度建设以及企业管理等多元载体的发展。
（三）可以充分实践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存在明确的定义，但是有明确的目标作为其导向，即国有企业必须健全基本的价值观念，要积极引导社会以形成比较公平的商业道德标准，必须以社会为本作为其准则，要为人民着想。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关系着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信誉和形象，也关系着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符合国有企业的长期利益。构建国有企业大政工格局，能实现企事业管理人员的管理观念的转变，能更好促进国有企业充分实践社会责任。通过构建大政工格局，利于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政工工作的保障和政治核心作用，能紧密联系工会组织和群众，起到纽带与桥梁的作用，随着大政工格局的推进，要重点突出党建思想工作的实效性，要在社会上形成精神文明、企业文明以及队伍建设文明的企业，要在社会上形成领头军的作用。
二、国有企业大政工格局的现状
（一）年龄结构不合理
时代在不断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在不断地深入进行，相关的体制也在不断地转变，由于工作需要，有些业务熟练的相关政工人员被调离，通过人才引进渠道引进的人才多无相关经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不够深刻，所以致使国有企业的政工队伍人员年龄相对老龄化，人才的梯度不足。年龄结构的不合理已经严重影响着国有企业正常发展与运行。
（二）知识层次不统一
知识层次是决定国有企业整体工作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企业内部，出现部分政工人员没能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党的重大理论。有些政工人员工作热情不够，没能做到积极主动深入进行探索。没有相关专业知识作为支柱，政工队伍不能就相关新的政策作出积极响应，从而影响到政工工作顺利开展。
（三）没有创新
旧的工作思路已不再适应新时期的政工工作的开展，所以摒弃旧的工作思路尤其重要。国有企业如今无论从社会、法制、经济以及政治方面都迎来了崭新的时期。在飞速发展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领域都在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处于变局中，不能进行自身的创新改革，有些政工人员不能总结工作经验，工作模式依旧按照以前的方式，态度依旧消极。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打造大政工格局的策略
（一）完善大政工格局的体制
责任体系是大政工格局的具有实用性的根本，要落实党组织管大事顾全局、实施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职责，将重心放在对领导干部的管理教育、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以及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上；要将行政领导共同负责落到实处，重视干部的作风建设和生产管理工作；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工作；对专职政工干部进行工作指导，要求其能准确研究分析，能对工作进行必要的总结。健全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的党委负责人要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同时董事会、监事会中的党员负责人可以按照及相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在工作上，企业党组织要支持和帮助行政领导，行政领导和董事会在重大问题决策上要尊重党委的意见。强化评估考核，使之制度化、程序化和指标量化，要重视评估与考核的可操作性。要加强职工8小时外的感情联系，以开放的工作模式来增强政治工作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如今互联网时代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交流，所以要利用新的载体进行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加强信息交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与国有企业核心价值观念渗透到职工中去。
（二）优化大政工格局的机制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财富和企业特色的总和，企业文化对其成员有一定的凝聚力。企业文化包括了价值观念、最高目标、行为准则以及道德风尚等，所以要积极建设企业文化，从而统一国有企业员工们的意志，同时对其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从而达到动员全员力量的目的。要建立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对接机制，一方面可以发挥企业思想政治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进行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内涵与外延。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接机制，通过机制的完善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其道德思想觉悟。要建立业务管理机制，主要内容包括内控、质量及安全。
（三）方式方法进行创新
要由单一型向多元化进行转变，变单一型的思想教育为多样化以提高团队整体素质教育，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教育，要关注个性，关注基层，关注热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依据不同职位进行教育，对于领导班子，要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和廉洁从业教育。对于青年职工，要依据其易受新媒体的影响的特点，要对其进行职业规划和引导性为主的思想工作。对于基层的新型编制人员进行基础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能遵纪守法，认真为企业贡献力量。要准确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要建立职工谈心谈话机制，对职工出现的情绪变动要进行观察，必要时要进行疏导。解决问题要落到实处，职工不满的问题则是企业不满的问题。要正确引导职工分清情与利的关系。改变传统灌输型教育，要进行思想政治渗透，要进行服务型工作法，同时开展送温暖工程。
四、结语
构建大政工格局，加强相关理论的学习是顺应国有企业发展的需求，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只有认识打造大政工格局的必要性，充分研究其现状，通过完善体制，优化各项机制，采取新的方式方法，才能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使得国有企业各项生产经营工作顺利高效进行。
参考文献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治国的基本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促进这会和谐的重要标志，是依法治国、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社会和谐稳定，着眼于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切实增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感和重大使命感，大力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定不移地推进房地产业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把房产局的依法治理工作做细做好，研究制定依法治理工作措施。
一、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
充分发挥矛盾纠纷排查领导小组的职能作用，切实增强社会和谐稳定的责任感、使命感，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全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积极构建局一把手的统一领导，各股、室、所、公司整体联动的调解工作格局，着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补充的工作体系，进一步拓宽矛盾纠纷的化解渠道，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确保每个环节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二、做好新时期工作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牢记为民宗旨，发扬务实作风，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强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着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构建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立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工作新秩序，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任务相适应的工作新机制，推进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加大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方案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落实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房产局一把手亲自动员部署、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着力解决平安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大对平安建设的投入，增加经费，落实考核奖惩，有力地促进平安建设的顺利开展。
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建立健全维护稳定责任制，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坚持党的领导，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原则，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属地管理的原则，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群防群治，形成网络，确保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具体到一个地方，关键在地方党委。地方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构建和谐社会上的集中体现，就是总揽和谐社会建设全局，协调政府、人大、政协、司法部门、人民团体等各方共同建设和谐社会。
“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新发展，要求地方党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总揽全局，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而构建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合乎逻辑的展开。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五个统筹”渗透和推进到社会结构层面，必然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者密不可分，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这就要求地方党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统筹兼顾”作为和谐发展的战略选择，按照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制定发展战略、实施发展政策、采取发展措施，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总揽全局，全面规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
“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新变化，要求地方党委坚持以“辩证统一观”总揽全局，进一步优化工作布局。同志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这个有机统一，体现在“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本质、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是一致的，是相互兼容、相互作用、互为条件、互为保证，相依而存、不可偏废的，是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的。“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格局，为我们党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和处理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更完整、更科学的坐标系。这就要求地方党委在总揽和谐社会建设时，既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三个文明”与和谐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又要在实践中自觉地把“三个文明”建设落实到和谐社会这个载体上，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归根结底，就是坚持“辩证统一观”，优化“四位一体”求和谐的工作布局：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发展民主政治，不断增强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发展先进文化，巩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建。
“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新特点，要求地方党委坚持以“改革创新观”总揽全局，进一步建立长效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不稳定因素增多。在此情况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调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此中，核心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健全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和机制。这就要求地方党委着眼体制创新、制度构建，在管根本、管长远上花力气，重点加快“五大机制”建设：通过社会激励机制建设，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形成鼓励改革创新，鼓励勤劳致富，鼓励干事创业，鼓励各尽其能的社会氛围和体制环境；通过社会管理与控制机制建设，保证社会有序运行；通过社会保障机制建设，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维护社会稳定机制建设，化解矛盾，缓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通过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建设，调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新任务，要求地方党委坚持以“组织整合观”总揽全局，进一步改进领导方式。“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新任务，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求地方党委要有新的执政理念，坚持以“组织整合观”总揽全局，改进领导方式，由地方党委牵头，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共同投入，协调共进。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委在“总揽全局”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委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领导。应当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党委才能更好地发挥“总揽全局”的作用。
[关键词] 北京治理 治理体系 京津冀协同发展 利益主体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28-05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定向认领项目（项目审批号：16RL05）。
[作者简介] 韦文英（1966 ― ），壮族，广西贵港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区域经济与区域治理；孙莉（1979 ― ），女，山西太原人，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京津冀三地的人口格局、生产力布局、公共资源和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空间结构，进行重大而深刻的整合和再布局过程，也是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城市治理体制进行深刻转型和全面再造的过程。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对京津冀区域协作治理和城市治理既是重大机遇，更是一系列难度不小的考验和挑战。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点目标任务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首都核心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京津双城联动，对京津冀三地交通沿线节点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城市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课题。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全面深入推进，北京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制等都将发生系统性的深刻变革。
一、北京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
1. 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的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决定了北京未来的治理模式选择和治理体系建设，必须适应城市定位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才能实现北京的善治。北京治理的重心必须从过去强调经济建设和硬件发展，转移到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等并重，构建一种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环境良性互动的新秩序。在这样情势下，创新北京治理体系、转变北京治理模式已势在必行。新的治理体系和模式更多的是强调适应首善之区建设和现代化大都市区发展要求的“政治社会稳定、开放包容、引领示范和创新驱动”理念和局面。
2. 协同发展与地方利益博弈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避免地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存在长期利益博弈关系。从宏观层面来说，是北京、河北、天津三地以及三省市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博弈，包括资源的合理分配、重大项目的生产力布局、区域性生态保护、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等等。中观层面的三地博弈是京津冀范围内各区县以及省市一级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微观层面上的博弈关系主要是经济经营、居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等。而区域协同发展中利益博弈的最大障碍，就是当前旧格局中的利益既得者的权益。
北京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居民等。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必然会涉及政府、产权主体、经营主体、就业人口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因此必然毫无例外地引发有明有暗的利益博弈问题。如果无法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平衡机制，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就不能顺利推进。
3. 治理分权与协同集权问题
北京治理在京津冀协同背景下是跨区域治理，此过程实际上是政府权力资源的再分配，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跨界治理提出有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平衡区域协同模式和多元驱动网络三种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根据每个阶段的特征，北京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在初期或者合作不足的前期，采取协同集权的方式，也就是中央政府主导的模式；在中期逐步采用治理分权方式，包括平行区域协调或多元驱动网络模式。每一个阶段一般需要5～8年的时间。如果治理手段与区域协同、疏解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不匹配的话，就难以达到区域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预期目标。
4. 区域协同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问题
区域的利益相关者是区域治理的主体。区域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方面。在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不断解构或重组，形成非正式的松散的社会组织――网络族群。互联网的隐匿性、便捷性使得各利益主体的身份变得模糊，政府的意志、资本的力量、各种社会势力都在网络上博弈，原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更加复杂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要突破市场和政府二元对立和单一主导模式，形成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之间的规范化分工协作。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权力下放，不干预市场和社会自治能够解决的领域。
京津冀的区域协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三省市的利益平衡，而且也是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平衡，还包括政府与社会公众、市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各利益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的博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反复博弈，或冲突或一致，利益博弈复杂化。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平衡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只有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平衡机制，才能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只有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到北京或区域治理中，通过持续的互动、协商、合作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协调才能实现区域治理的目标。
5. 多中心与政府治理能力匹配问题
北京治理包括实体空间治理和虚拟网络空间治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北京下，北京的空间结构从原来的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2015年7月10日～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会议提出，下一步北京市将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通州定位的调整将给北京市城市格局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北京城市规划中区县定位也随之调整。从体现政治职能的角度看，北京呈现出北京市行政主中心（国家政务区）、行政副中心（北京政务区）的“双心结构”。东城区和西城区由原有承当国家政务和北京政务双重职能，转变为以国家政务为主，北京政务的职能相对弱化，其定位会发生重大的调整。通州区过去是一个普通的行政区，但是随着通州承担北京主要的行政职能，未来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区的政府治理能力必须与新的定位相适应，不再单单是原有行政区治理能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到全市。从北京政治职能空间格局来说，国家政务与北京政务区域合一的单中心结构将会被打破，原有北京治理能力在空间上的分配将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样，在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职能方面，北京也将呈现多个“微中心”的格局。多中心、网络化的格局对政府治理能力、权力资源结构的分配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与挑战。
与实体空间不同，网络空间具有隐蔽性、互动性、去中心化的特征，呈现出扁平化网络化的结构。在网络社会中，只要有共同利益或者诉求，任何人和事件都可以形成一个圈层式网络联盟或网络族群。网络空间的中心就是由不同网络圈层叠加构成。实体空间有清晰的边界，而网络空间边界模糊，政府治理的难度将会更大。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多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可能在群体极化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互联网上迅速引爆，从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社会，从而对现实的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挑战北京各级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
6. 城市功能转换与治理体制创新问题
首都城市功能从过去强调经济职能转换为突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功能，城市功能的转换也需要匹配相应的治理体制。首都功能的转换对各行政区的职能定位影响比较大。东西城成为中央政府区的所在地，区内的经济职能将弱化，北京市的行政职能将会剥离或者迁出，形成一个以中央政务为核心职能的功能区。通州成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东西城、通州职能定位的变化，导致在权力资源方面的重构。同时，北京经济职能的弱化，将会对政府机构的设置产生一定的影响。原有传统经济管理的职能部门，可能面临着调整合并，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放于体现首都新定位的职能部门。维护政治、文化、社会秩序方面的职能部门，将会得到更多的资源。随着职能定位、权力划分、机构设置的变化，运行规则也随之发生改变。在强调经济职能下的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首都战略定位，需要进行治理体制的创新。否则，原有的治理体制将会桎梏城市功能转换，进而延缓首都新定位的实现。
二、趋势预判
1. 区域协同发展是治愈北京大城市病的良方，北京新治理模式的选择将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长期过程
从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明确首都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控产业人口，优化空间布局，在区域层面合理分配资源、区域功能重组、创新体制机制是治愈北京大城市病的良方。北京治理是多种力量的平衡，是权力资源的再配置，是一个持续调整的互动过程。北京治理新模式的选择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城市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运用区域治理的原理和思维，构建适合北京实际情况的治理机制，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模式。同时，根据具体任务和目标进行区别组合，搭建适宜、有效的治理结构。
从现阶段来看，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疏解非首都功能及人口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搬哪些、谁来搬、搬到哪、怎么搬”是疏解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疏解涉及到治理主体所代表的各种利益的相互交织，或一致或冲突，或联合或对立，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结构网络。各种利益的调节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非首都功能承接地的产业培育、疏解配套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北京治理模式的形成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的某一种或多种情势：北京局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原有产业和续接产业的错位脱节、基础设施改善放缓、公共产品供需不平衡、治理走上弯路、社会冲突频繁和加剧等。
2. 在现有宏观财税体制下，关注北京地方利益仍将是北京在协同中不可也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种区域治理，是区域利益相关者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解决涉及区域公共利益的事务。当三省市地方利益与京津冀区域利益保持一致，区域协调就相对容易实现。当区域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或者对立，从理论上来说，地方利益应该让渡于区域利益，形成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但是从实践角度来说，地方利益受损，也就意味着地方利益主体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居民的利益受损。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市去“经济中心化”程度的把握必然是个难点：要搬多少企业？搬迁哪些经济体？同时，在对于经济实体搬迁的问题上，不同层级的政府会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也有不一样的认识和要求，由此形成疏解不满情绪和阻力。代表北京地方利益的政府，在北京内部系统要协调企业、社会公众和居民的利益，使之形成动态平衡。否则，如果让北京利益主体的利益一直处于受损状态，利益主体被动或者不愿意支持区域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障碍。
在我国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要支出，本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支出。当北京地方利益与京津冀区域利益发生冲突时，北京政府不可能承担超出地方事权的区域公共产品或服务，也没有充足的地方财权去行使区域事权。因此，在现有宏观财税体制下，地方利益仍将是区域协同中不可也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
3.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媒介的利益代言作用将逐渐式微，利益主体与政府直接互动频率将不断加强
我国当前信息沟通和传达最典型的实现形式与渠道就是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和各种政府渠道的意见反馈等。而网络空间最大的特性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逆转。也就是说，权力性影响力在网络空间不再是主导了。网络时代要求政府组织形态趋向扁平化，柔性化，政府行政组织与外部联系的交往方式发生变革。实时共享、双向或多向交流等信息技术，使得政府与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互动与合作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互动的频率与时效性不断增强。人代会、政治协商会等的信息媒介功能将转换或创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预警机制、决策机制、资源配置与保障机制、新闻机制、控制处理机制、善后处理与评估机制都将得到及时的反馈与修正。
4. 区域协同发展及疏解进程的前期和中期，集权不可避免也很必要
区域协同发展和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疏解过程是疏解手段、时机、力度、程度相互配合、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的治理的手段也有所不同。治理的手段包括市场、政府和法律三种方式。有些非首都功能是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的，例如区域性的专业批发市场；有些是行政力量形成的，例如教育和医疗。针对驱动力不同的非首都功能，应采取相应的手段进行疏解。
在疏解进程的前期和中期，疏解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并由强制性来保证高度的执行性。需要政府依靠行政手段为主，市场手段为辅，采用协同集权的方式解决此类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一方面，政府严格限制产业增量的准入关，2015年颁布了北京新增产业和限制产业目录，制造业、新建和扩建区域性批发市场及物流仓储设施，这些都是被限制的。另一方面，在疏解存量方面，充分利用行政、市场等多种手段，挤压低端业态生存环境，撤并清退、集中整治推动非首都功能的的迁出。政府对疏解出的产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激励。集权协同还表现在京津冀三地对于疏解产业承接地的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的建设、以及产业环境的培育方面。在疏解人口方面，政府采用整治地下空间、群租房专项整治、拆除违法建筑等行政手段。
在疏解的中后期，承接地的交通条件将得到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将得到提升，将形成一定氛围的产业环境。这个阶段的疏解进程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承接地良好的条件吸引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产业迁出或转移。
5. 北京功能疏解或将使北京社会矛盾复杂化，甚至会被激化
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必然会涉及政府、产权主体、经营主体、就业人口等多方主体利益，因此必然毫无例外地引发有明有暗的利益博弈问题。在法治社会背景下，城市病治理存在利益调整与社会稳定之间的两难选择。
此外，随着经济利益受损的居民不断增加，其不满情绪引发不满的社会言论，而这些社会言论通过网络放大传播，容易形成经济利益受损的网络族群，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公共危机。
6. 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的治理体制或会“浴火重生”
“政治中心”对北京治理体制的影响较大。随着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建设和行政功能的逐步疏解，东西城功能高度重合，推动东西城行政区划调整，强化中央政务服务功能，弱化中心城区经济功能，成为一个以中央政务服务为主导功能的首都核心功能区。如果调整东西城的行政区划，北京各层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将会发生变化。政府职能在治理体制占有重要地位，是确定各级政府权力范围和任务的基础。与政府职能相适应的权力资源将重新配置。权力的配置包括没有隶属关系同级政府之间的配置；同一级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政府和非政府治理主体之间的配置。从各级政府来看，东城区、西城区以及通州区的政府权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得到加强与优化；从弱化北京经济职能来看，政府部门的经济管理部分的权力将会得到转化，权力资源将会配置到体现首都战略定位城市功能的其他部分；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权力将会得到强化。机构设施是北京治理体制的载体。东西城行政合并之后，政府管理机构将会得到精简；维持政治、文化等方面秩序的机构将会设施。从运行规则来看，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促使通过协同、沟通、协商等方式进行治理。从职能定位、权力划分、机构设施和运行规则四个要素看，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北京的治理体制将“浴火重生”。
三、对策研究
首先，优化北京行政区划设置。一是将东西城合并，形成新的国家政务区；二是根据综合性首都发展的经验，建立国家行政文化新城，最大限度地缩减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三是为弥补通州副中心与原有城区空间距离不足的缺憾，建议近期将河北的大厂、燕郊和香河与通州副中心统一规划，共同打造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区，远期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将北三县划归北京管辖，从地理空间上优化北京副中心的发展格局。
其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治理模式。首都发展进入新阶段，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管理、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呈现阶段性特征。首都发展的特征是影响北京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需要对传统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因此，北京必须构建符合中国国情、首都特征、首都战略定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治理模式。
再次，适时调整政府部分机构职能，以适应北京治理重心的转移。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北京治理中重要的参与者。政府的权力主要通过其职能部门来行使，北京政府各职能部门，也是推动北京治理的重要力量。在现阶段，北京治理中心的改变，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机构的职能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建议实施调整政府部分机构职能，以适应北京治理中心的转移。针对首都经济功能的弱化，建议将政府机构部分经济职能部门进行整合调整。在不增加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对一些传统的经济职能机构进行合并，将人员配置到首都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维持的部门中，以适应北京治理重心的转移。
[参考文献]
[1]陶希东.发达国家跨行政区治理模式启示[J].行政管理改革，2015（4）：70-74.
[2]张成福.跨区治理：模式、机制与困境[J].中国行政管理，2012（3）：102-109.
[3]刘建军.跨界治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C].第九届河北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4（11）：63-67.
[4]刘建军.京津冀宜实行渐进式跨界治理[J].民生周刊，2015（2）.
[5]李良荣.“新世界”舆论法则：掌握传播主导权[C].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1（B01）.
探索和建立“数字涌泉”社会管理服务平台
一是坚持以居住地为核心，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以三大体系和四大路径，充分运用产权改革成果，加快股份合作社组建和户籍迁转。按照“应确尽确”的原则，完成50个居（村）民小组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实测确权颁证，以及耕保合同卡的发放工作。完成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造，组建了瑞泉馨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瑞泉馨城、双堰、洪江三个股份经济合作社联社，有效地促进了“政经分离”，加快了社区化进程，为推进集中居住区进一步社区化和社会管理创新奠定了基础。
二是积极试点和探索了小网格精细化服务管理模式。打造了集数据处理、决策研判、管理指挥、任务反馈、绩效考核、工作预警、数字城市管理和安防指挥调度于一体的“数字涌泉”综合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其核心为“一中心三机制”：打造“数字涌泉”社会管理综合指挥中心，构建分片包干、网格管理，一岗多能、扁平指挥，资源整合、信息共享三大工作机制。
三是强化群众主体作用发挥和深化居民自治。完善了“四会联治、三级共管”格局体系（议事会、监委会、业委会、居委会联合治理，居委会、院落委员会、楼栋长共同管理）。与此同时，通过多项措施着力打造“品牌议事会”，努力使居民在社会管理中体现“共建共享”主体地位，使其普遍化、制度化、科学化。
四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探索建立了党委领导、群众自治、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行政法治、群众自治、社会共治的“1+3”社会管理新格局。把文化活动与体育活动、文化活动与居民教育相结合，强化居民教育和主人翁意识培养，增强了居民认同感、归宿感。多渠道培养和团结了大量骨干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对城乡环境整治及项目拆迁建设中的不良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抵制和打击。
创新社会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
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涌泉街道社会管理创新已走在了前列，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快速发展、居民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干部队伍的素质提升，创新社会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必须以统筹思维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整个工作注意从一开始站在全局的高度，以统筹的思维把各方面工作考虑起来，系统谋划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完善、组织体系架构等方面，系统进行谋划和推进。其次是注重抓好三资股权量化、股份制改造等工作，为加速推进社区化奠定基础。第三是紧密与基层组织建设年结合，坚持以党建为龙头，从组织体系优化，创先争优平台搭建、党员队伍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二是必须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来谋划推进工作。在推进新型社区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寓服务于管理，不断强化为民服务这一主线，以居民需要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从服务理念、服务平台、服务体系、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方式方法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居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积极为居民提供个性化和专业化服务，很好地满足了居民需要。
三是必须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和创造力。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不断强化群众主体作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强化群众教育动员，落实居民自治权利，强化群众权益维护和民意诉求渠道建设。深化“感恩、学习、艺术”特色社区文化理念，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提升社区人文素养，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四是必须着力攻坚克难打破常规思维。坚持以点的辐射带动面的推动，扎实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充分学习借鉴各种先进经验，集成各方优势，凝聚各种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加大对资源的整合利用，广泛邀请了区委有关部门和单位，强化对整个平台开展建设性的指导。先后邀请区委政法委、区委组织部、规划局、信息化办在方向把握、业务指导、资源开放和软件提供等方面均给予了大力的指导和支持。
（作者为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
责编/刘建 美编/石玉
专家点评
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在平台建设、技术运用、体系构建等方面，对网格精细化服务管理进行了大量有效的探索，这种探索是积极适应我国社会转型的务实之举。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多元复合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农业社会向工业和知识社会跃升、社会架构从立体科层转向扁平网络、社会形态由封闭内卷转为开放外拓、产业结构由产业依赖转向产业创新、发展模式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切换、文化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变迁。
这八个方面转型相互渗透、互为前提，甚至有时又相互锁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是多元复合转型的出发点和核心环节，城市化是其主要内容，以快速推进城市化为中心形成辐射，其他七个转型在其发展轨迹下不断推进和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知识化社会转型，它们是复合转型的两大支柱，关系到经济体制的确定和生产要素的变革；由立体科层结构向扁平网络结构转型、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产业依赖向产业创新转型、由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由生存型文化向发展型文化转型，分别从社会结构、内外关系、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文化类型等更加具体且关键的领域支持社会多元复合转型的顺利运转。
所有这些都要求，中国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系统考虑社会转型的多元复合特征，综合性、全方位、多视角地制定政策，以城市化为中心、以市场化为动力、以产业先导为引领，向知识经济跃升，完成社会经济全面转型，实现工业化、知识化的双跨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
作为房产局综治维稳第一责任人，我的主要职责：一是定期主持召开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听取综治维稳工作情况汇报；二是根据我局各个时期的治安状况作出正确决策，对涉及的重大工作和重大问题，亲自部署，研究解决；三是对突发性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立即赶赴组织指挥，果断而妥善处置，并按规定及时上报发生和处置情况；四是支持综治维稳机构和纪检委、组织、人事、监察部门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地区、部门、单位实施一票否决和责任查究。
为了搞好综治维稳工作，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严格实行综治维稳工作领导责任制，在强化组织领导上下功夫。
抓好综治维稳工作，落实领导责任制是关键。我把综治维稳工作作为局重点工作来抓，以落实领导责任制为主抓手，常抓不懈。局党总支会坚持每月听取一次全局社会治安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人员配备、机构设置、经费投入等事关综治工作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局综治办每月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每半月召开一次社会治安形势分析会，研究把握特点和规律，制定对策和措施，本稿件版权是517878秘书网，请登陆原创网站查看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局属各单位从强化工作责任制入手，定期分析治安形势，采取有效措施，狠抓组织落实。年初，我与局属各部门、各单位签订综合治理责任书，各部门、各单位层层分解任务，量化指标，落实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任务。为使综治措施真正能够落到实处，我局严格实行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和出台了领导责任追究的有关措施和办法，对综治工作责任不实、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的部门、单位实行一票否决，保证了综治责任制的落实，推动了综治工作的深入发展。
二、广泛开展法制、综治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
为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调动公民学法、用法的热情，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法制舆论氛围，今年我局开展了一系列有规模、有影响、效果好的普法活动。一是年初在全市“千名干部送法下乡”活动中，我局购买法律书籍二百多本，派出三名干部进驻文坊镇虹桥进行法律宣传，广泛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动性；二是开展了房地产法律法规宣传月活动。在主要街道、各物业小区、各开发企业售楼处共展出图文并茂的宣传图板60余块，同时出动宣传车，设立咨询台，散发宣传资料2千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咨询近万人次。
三、正确处理城镇房屋拆迁突出问题及，消除不稳定因素。
我局今年主要房屋拆迁工作是东门货场改造建设项目，其他还有遗留的和准备动工的拆迁项目近二十处，都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对此我局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稳定社会的基础工作，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在拆迁工作中坚持定期排查调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工作发展。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总体要求，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分级管理，归口负责，现场调处。对于,制定应急方案,研究处置办法,形成了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处置机制。今年来，全市未发生因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及时而引发的重大治安事故和问题。
四、针对社会治安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流动人口管理、已成为新形势下社会治安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我局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效地消除了影响社会治安的隐患。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我局主要有房地产交易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两大块，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属地管理”原则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协调机构，指导落实流动人口管理各项措施，进一步规范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
五、规范综治办公室建设，完善综治工作机制。
［关键词］基层党建；新格局；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19－03
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性工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单一的财产公有制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资产重组引发了社会结构重组。这种社会结构的重组使原有的基层党的建设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问题。带着这些新问题，我们对大连市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在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思路和设想。
一、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并形成了“支部建在连上”，按照行政和生产单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模式。这种传统模式与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的要求和计划经济的体制相适应，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党员队伍出现大范围流动与重组，这些都使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传统模式受到冲击和挑战。
1．传统的基层党组织模式已经难以实现“全覆盖”，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体系。我们党基层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就是使基层党组织能够延伸到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实现党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但是，伴随改革的深入，许多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出现破产和重组，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私营、股份合作、外商独资等各类新经济组织的大量涌现；由于传统单位制的解体，原来属于行政单位的许多社会职能被新社会组织所替代，传统基层党的建设格局受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依附于行政系统的党的垂直型、行政化、单位式的组织体系出现了“空白点”，党的工作出现了“盲点”，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形成的纵向基层党组织管理体系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基层党组织管理体系。
2．基层党员教育管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迫切需要重构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建设的新体制。党员必须加入党的组织，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机关事业单位职能转换与还原过程中，党员队伍出现大范围流动与重组，许多党员走出传统的单位流向社会，尤其是城市社区聚集了一支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党员队伍，不少党员组织关系挂靠多头，随意性强，管理难于入手；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些农民工中的党员流动性更大，经常失去同组织的联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快速生长，但在党组织覆盖不全的情况下，许多党员无法参加党的组织活动，难以纳入稳定的管理之中。党员流动与重组导致党的组织资源配置失去平衡，部分领域出现了“党员找不到组织，组织找不到党员”的现象。单纯的“单位建党”模式下的传统教育管理手段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急需一种新的组织设置模式和教育管理手段来补充加强。
3．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多样化，迫切需要对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作出明确界定。基层党组织在同级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政治优势。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社会基层组织日益多样化，传统的“领导核心”定位已经受到质疑，代之出现的是目前各种基层组织定位的紊乱。比如，按照规定，街道、乡镇党委和村、社区，以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以及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起到保证监督作用。这里就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如在村民自治条件下，农村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是否意味着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主任负责制”；在不同的事业单位中则出现了“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两种体制的尴尬局面；至于新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定位更不明确，主要是引导监督、团结凝聚、维护促进，等等。针对这种状况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发展，对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的紊乱已经难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统一的功能定位。
此外，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挑战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和隶属关系、“两新”组织中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等。上述问题的存在，说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单纯是局部性问题，而是带有整体性、全局性的问题。客观分析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挑战，从社会变革的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格局，已经成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大连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中共大连市委本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从解决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际问题入手，围绕解决难点重点，进行了一系列新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形成了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的新格局。
1．确立基层党建新格局的基本框架。在集中梳理流动党员，帮助“隐性党员”找到党组织的过程中，大连市委逐步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基层党的建设已经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互为关联的六大领域。计划经济时期，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紧紧依附于经济、社会单位，并形成以农村、国有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为主体框架的党建工作格局，即传统党建三大领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党建向社区党建的延伸和拓展、国有集体企业党建向新经济组织党建的延伸和拓展、机关事业单位党建向新社会组织党建的延伸和拓展，形成了社区党建、新经济组织党建和新社会组织党建三大新兴领域。根据六大领域基层党组织的不同特点，大连市委明确提出，基层党建工作要以机关党建为龙头，以农村、社区党建为重点，以此带动企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实现整体推进、协调发展。至此，以三大传统党建领域和三大新兴党建领域并存发展的基层党建工作新的目标模式――基层党建新格局的框架基本形成。
2．明确基层党组织的目标任务和责任主体。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建工作的各项任务。根据六大领域基层党组织的定位，中共大连市委明确提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和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具体目标任务是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国有集体企业和新经济组织党组织以生产经营为中心，完善市场经济主体；机关事业单位和新社会组织党组织主要是以公正诚信为基础，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在明确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大连市委深刻地认识到，目前三大新兴领域中党的组织体系之所以不好建立，建立起来又不能有效开展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责任主体问题。为此，中共大连市委明确规定，社区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是区（市县）委；对新经济组织，实行属地管理为主、条块相对结合，在区（市县）成立非公企业党工委，区域内实行分级管理；对新社会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或行政挂靠单位党组织管理为主，行业自律组织党组织管理为依托，市县分级负责。通过落实目标任务和责任主体，破解了“行政无上级，但党的组织不能无上级”的命题，基本形成了工作目标具体，隶属关系明确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
3．科学构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在明确目标任务和责任主体的基础上，大连市委按照有利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有利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原则，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扩大党组织覆盖面，建立和形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在传统领域，基层党组织以局部改进调整为主。在农村，打破原有的“单向功能单一制”的党建体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向功能复合型”的党建体制，即在并村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村党支部统一升格为党总支，总支下设立种植业党支部、新兴产业经济党支部、外出农民工党支部、老年党支部等党组织组建模式；在国有企业，根据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中理顺国企党建管理体制的要求，整合和完善党组织设置，构筑党组织新体系。在三大新兴领域，根据各自的特点，以创新为主，建立相对完备的党组织体系。在城市社区，建立以社区党总支为主体、楼院党支部和功能型党支部为基础的新型社区党组织网络体系；在新经济组织，建立由区（市县）、街道（乡镇）和非公企业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体系，并依据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特点，分别采取“派建”、“内建”和“外建”方式建立党组织；在新社会组织，建立由业务主管单位、行业协会、社团中介（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层次构成的组织网络体系。通过六大领域的整体推进，逐步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生机和活力。
4．从基层党组织全面覆盖到提升功能。有效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作用，是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的着力点。中共大连市委在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的过程中，适时提出了由党组织“覆盖”到提升“功能”的要求。基层党组织根据这个要求，首先在社区开展了建立“功能型”党支部活动，即依托具有一定规模、发展比较稳定的群众组织，采取单建、连建等方式，组建了社会服务型、维护稳定型、文明建设型、创业带动型等各种类型的“功能型”党支部，如军嫂党支部、法律维权党支部、舞蹈队党支部等。农村党组织也开始建立“多向功能复合型”的党支部，并赋予这些党支部以不同的具体任务和特色职责，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党支部建设工程”和以“五个好”为目标的争创“标兵党组织”和“党员奉献”活动。“功能型”党支部的建立，形成了以分类分层为主要特征的党员教育管理机制，有效延伸了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和工作面，找准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作用点，实现了有党员的地方就要党有组织，群众组织发展到哪里，党组织设置就跟进到哪里，推进了基层党建由“组织覆盖”向“提升功能”发展。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路和设想
中共大连市委构建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产生于经济制度改革、社会结构调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完善于基层党的建设的实践探索之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升华，准确回答和破解了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对于新形势下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对推进基层党的工作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坚持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创新，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时代要求。我们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政党。时代和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应当看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保守封闭到改革开放，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环境氛围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仅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共大连市委构建基层党的建设新格局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变革的时代，基层党的建设的改革没有特定的模式，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要有利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有利于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摆脱固有模式和习惯做法，走出思维定势，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改革的精神、创新的思路重新审视基层党的建设现有的理论和制度，尊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按照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基层实际出发，把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良性发展。
2．对基层党组织的地位进行统一定位，是有效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必须有效覆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党的组织体系贯彻到基层。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基础，也必然是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因此，按照对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统一规定，以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能转变的要求，我们认为，基层党组织作为政治组织，其地位作用应统一概括表述为政治核心。政治核心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是党的执政地位和基层党组织的基本属性在组织定位上的直接体现。政治核心的概括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具体表现为政治领导、思想引导、服务协调、保证监督、团结凝聚等。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角色不同，党的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作用在不同领域也应有不同的体现。在基层政权单位以及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单位，党组织应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党组织发挥政治导向和思想引导作用。党在基层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是实现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3．坚持分类指导，探索内在规律，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基层组织架构基本定型。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科学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基层组织架构相匹配的基层党组织体系。中共大连市委提出的基层党的建设六大领域的框架格局，以及不同的发展思路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须看到，基层党建工作的六大领域有各自不同的规律和特点，发展也不平衡，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基层党组织建设从传统的单一走向多元、由行政单位型向产业型和区域型转变。如在基层党组织设置上，必然根据各个领域各自的规律和特点，构建不同的组织体系。具体地讲，在农村，应重点探索产业化的党组织设置模式，形成支部＋合作社、支部＋协会、支部＋产业大户等新型组织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城市，应依托社区、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商务楼宇和大型商贸区或专业市场、行业协会或专业团体等建立区域性基层党组织，改变传统的以纵向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模式，注重横向联合，以区域为主体，把区域内所有组织纳入建党范畴。总之，适应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按照产业布局和区位功能重新整合党的组织资源，是基层党组织设置中必须认真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4．探索凝聚型和动态型管理方式，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新课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择业的高度自由化，大量的基层党员在城乡和产业之间频繁流动，党员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大。因此，必须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流动性、分散性逐渐扩大的趋势出发，改革传统单一的党员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对党员进行凝聚管理和动态管理的新形式。在党员管理理念上，要变传统的约束型管理为凝聚型管理。传统的党员管理方式是在战争条件下形成的，主要是用严格的组织纪律来约束党员，这种党员管理理念与新形势的要求已不完全适应。确立凝聚型的党员管理理念，就是从党员是党内主体的认识出发，以调动党员积极性为目的，通过管理方式创新，增强党组织的向心力，把党员吸引凝聚到党组织中来。如在下岗党员集中的地方，党组织可采取建立党员就业服务站、设立创业基金、建立创业示范基地等方式把党员集聚起来。要建立党内关爱制度，设置党内扶助资金，对下岗党员、贫困党员各级党组织应伸出援助之手，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这些党员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在党员管理制度上，要从传统的静态管理转变为动态管理。目前基层党组织的定期组织生活会制度、党员按期交纳党费制度等要求在一些党员群体中已很难执行，形式主义的问题非常严重，必须从动态角度进行改进。如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实际需要集中时间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流动党员和出国劳务党员可以在规定期限内一次纳党费等。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20__9号《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精神，我县“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监督和大力支持下，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和各乡镇以《修水县“五五”普法规划》为依据，按照“一年准备、三年实施，一年考核验收”的安排步骤，认真组织实施。经过五年的努力，全县“五五”普法工作目标和任务已基本完成。根据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的安排，县法治办从县政法等部门抽调30余人组成7个工作组对全县36个乡镇、94个部门单位的“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有步骤分层次、有重点分类型地进行了考核验收，严格按照评分标准，采取“听、看、查、考、问”等形式，把握量化尺度，逐项打分，做到层层把好关，项项有结果。
从检查验收情况看，我县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总的实施情况是良好的，成效是显著的。通过五年的普法教育，我县公民的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为构建和谐平安修水，加快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制氛围。表现在：一是领导重视，机构健全。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均成立了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认真落实了工作责任制；建立了强有力的保障机制，落实了普法专项经费。如交警大队、矿管局、工商局等单位在“五五”期间投入普法经费10万元以上。二是普法力度加大，形式多样，氛围浓厚，注重实效，特色工作更加突出。所检乡镇和单位在法制宣传日、宣传周，利用宣传栏出板报、挂条幅、贴标语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同时，不少乡镇和单位还积极组织参加相关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20__年县建行参加了市行组织的《工会法》知识竞赛并获得二等奖的好成绩。凤凰山社区和万坊社区通过创建“法制宣传一条街”和“文化生活一条街”，在社区内营造了浓厚的法制氛围和健康活跃的文化氛围。县国税局在计算机局域网上实行每日一题法律学习，扶贫办则为全县每个移民小区订阅一份《江西法制报》。县物价局每年一次广场法律咨询活动，电视台法律讲座，对价格法规进行宣传。三是依法治理“三大工程”全面推进，法律“四进”全面展开，依法治县取得丰硕成果。“五五”普法开展以来，许多部门、行业和乡镇都确立了依法治理的目标，“依法行政”、“依法治税”、“依法治村”等成为家喻户晓的响亮口号。围绕这些目(来源：文秘站 ）标，各部门、各行业、各乡镇积极探索，在学用结合、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方面下功夫，结合形势的新发展，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努力探索、健全依法治理工作的基本规范体系，地方、行业、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有了新的发展，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依法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行政制度化建设以及依法治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依法治县的良好格局。从20__年至今，我县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矿管局、民政局、水电局等12家执法主体单位先后获得部级依法行政表彰。
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一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发展不平衡，个别单位领导认识不到位，缺乏足够的重视。尤其个别单位普法工作力度不大，没有新的举措，影响了全县工作的成效。二是普法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特别是流动人口、下岗职工、农民的法制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普法工作的形式和手段还需要不断创新，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此类问题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地加以改进和解决。现将此次普法考核验收的结果通报如下：
一、评定为优秀单位是：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 府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办、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财政局、发改委、民政局、经贸委、审计局、统计局、环保局、矿管局、房管局、水电局、国土局、扶贫办、农业局、计生委、团县委、县妇联、移民办、安监局、工业园服务局、科技局、报社、政法委、司法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森林公安局、人劳局、交警大队、党校、教育局、交通局、县一中、文广局、建设局、卫生局、人民医院、人行、工行、信用联社、技监局、电信局、国税局、地税局、烟草局、公路分局、东电公司、稽征所、白岭镇、黄龙乡、水源乡、大桥镇、上衫乡、渣津镇、东港乡、西港镇、上杭乡、溪口镇、港口镇、新湾乡、竹坪乡、征村乡、山口镇、漫江乡、黄港镇、何市镇、上奉镇、黄坳乡、四都镇、义宁镇。
二、评定为合格单位是：农工部、统战部、水保局、林业局、民营局、残联、工商联、粮食局、招商局、蚕桑局、规划局、物价局、茶科所、执法局、药监局、总工会、商业总公司、供销社、二轻总公司、物资总公司、农业综合开发办、银监处、建行、农行、农发行、中行、人保公司、寿险公司、邮政局、移动公司、工商局、气象局、运管所、新华书店、海事处、供电公司、__镇、__乡。
三、评定为基本合格单位是：盐业公司、石油公司。
今年是“五五”普法开局之年，希望大家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共同创造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更加辉煌的明天，为构建美丽、富 裕、文明的新修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基层党建新格局；结构性问题；创新性转型；科学建构；伦理建构
基层党建再也不能停留在企业领导“核心”与“中心”和农村“两委”之争的表层微观问题上，而要着重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因为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面临着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
一、现象：社会转型博弈中基层党建的结构性窘境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始逐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从基层党建改革与创新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联性看，党的基层组织置身于纵向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横向的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博弈之中，实质上成了矛盾的焦点。基层组织利益与群众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期望值的提升。使基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目前，我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健全，在社会三元结构转型过程中，很难形成三方的结构性制衡与和谐共进。基于这种现实，必须充分理解和重视基层党组织在三方博弈结构中的角色和处境，着力推进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
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不可忽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多样化影响：一是社会结构转型由两极化的哑铃型趋向于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经济市场化使群众对政党、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治冷淡主义滋生。这对基层党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阶层分化使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政策选择和基层组织的政策执行。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对基层组织的政策执行影响越来越大，公平与效率如何兼顾是一个现实的两难问题。三是宗教迅速发展和网络文化革命，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基层党组织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难度增加。四是两新组织、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逐步崛起，凸显出某些与经典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相疏离的现象，使基层党建以组织部门为主导的优良传统和现行经验不足以全面应对。
二、原因：在三大约束条件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某些机会主义所谓的“典型经验”和“理论建构”，忽略了基层党建普遍存在的公共财政、党纪国法和公共政策“三大约束”。而问题在于“三大约束”并非均衡自洽——硬的过硬、软的过软、泛的过泛。一是公共财政“硬约束”导向政绩经济主义，激变成一切向“钱”看：二是党纪国法“软约束”使基层党政“两委”以及“核心”与“中心”争权诿过各有理据，实质是一切向“权”看；三是公共政策“泛约束”强化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由于转型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不确定性以及制度的过渡性和不完善性，有些具体问题纠结着多重利益冲突，无论怎么处理，情、理、法难以顾全。“混血儿式的”角色要求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道德文化改革取向难以契合，就可能导致承诺风险与信任危机。此类结构性问题的成因有三点：
一是政治组织行政化。“政治”与“行政”不分。基层组织依附于地方党委政府，受制于周围环境。特别在处理利益纠纷时基层组织要争取上级支持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地利益。反过来，基层组织要积极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才有可能赢得上级党委政府的关照。这样就冲销了基层自治组织的独立性和民主性。地方与基层的非制度化分权，致使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基层组织的政治关系名不实、言不顺。
二是行政组织经济化。基层组织在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了保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身的政治优势，基层组织必然会不断通过行政手段强调经济优势以谋求社会对自身的尊重，从而衍生出不断扩张自身权力范围的经济倾向。
三是经济组织非市场化。基层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非行政化改革，虽然指出了问题所在，但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在对旧的制度进行否定后，改革措施有可能催生出其他行政化形式。因为基层党组织实质上还难以摆脱行政格式化的历史之累，主要表现在干部之累、财政之累和政绩之累。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基层政治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心态。
三、转型：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的科学建构和伦理建构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要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基层党建就要致力于创新性转型：一是执政观念创新，要从“夺印掌权”赢得群众信赖到“信赖群众”的目标模式转型；二是领导体制创新，要从被动的行政取向向主动的政治取向转型；三是领导方式转型。要从追求所谓“合法性”向合理、合情、合法有机统一的内涵式和谐主义转型。实现创新性转型的关键是要把基层党建新格局的科学建构与伦理建构结合起来。如果只有理论家而没有参与博弈方共同来寻求制度结构性创新，就不可能有效推进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
一些地方和基层人大、政府、政协和党委的关系之所以不够协调。主要是因为执政观念、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还不够科学化、制度化和机制化。地方和基层“四家领导”结构性政治博弈主要受如下因素影响：
一是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博弈。在执政党的行政化取向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行政权实际上必须从执政党那里获得。这使得执政党的机构事实上发挥着政治决策的功能，而行政机构成了执政党政治决策的执行者。这种责任归咎模式导致党权与行政权之间的“职-责-权-利”的结构非对称性博弈。这势必导致领导行为模式的连锁反应。客观情势呼吁把这类政治博弈“潜规则”变革摆上台面，使之理性化和定型化，以避免道德风险。
二是党委-人大-政府三方的权力博弈。党委与人大之间，在政党意志如何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机构、两种选择、两种取向、两种评价政治博弈的可能。国家权力机关对于党委部门提出的决策或人事任免建议案，虽然不具有实质性否决的可能性，但以审议的名义搁置建议或拖延审议来消极抵抗，是两者之间展开政治博弈的惯常现象。这正是一些地方推行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肩挑”的缘由。当国家权力机关将政党意志成功地转换为国家意志之后，围绕是否有效执行问题，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之间就有了展开政治博弈的空间。但事实上国家权力并不能直接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只有在人大的政治取向与政府的行政取向之间达成理性博弈结果的基础上，政治决策才可能得到切实的行政执行。
三是政府机构与公检法部门之间的政治博弈。在强调依法行政的大趋势下，司法权力对于行政权的影响空间越来越大，相应的，行政权对于司法权的规避、利用的重要性也就日益凸显。“民告官”与“官官相护”问题。就成了党政官民政治博弈中借力打力的“支点”。
一个有志的青年，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成就未来的事业需要知识的力量。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一历史必修一复习提纲2020，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一历史必修一复习提纲1第四单元 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
学习本单元，要把握两条基本线索：从鸦片战争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的加深，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各阶层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中华民族奋起。五个重点：鸦片战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五四爱国运动。理解两个观点：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坚贞不屈，最终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第13课 鸦片战争
知识结构：
一、鸦片战争
1.原因：1840年6月，英国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战争，目的是打开中国市场
2.经过：1842年，中国战败，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3.影响：使中国领土、主权不完整;
中国被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英法为了扩大在华利益联合发动战争，中国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三、清政府的变化
1.权力结构：设总理衙门、总税务司、同文馆。
2.思想：官员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新思潮;
奕欣、张之洞等人发起的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
第14课太平天国运动
知识结构：
一、运动的兴起
1.背景：人祸(外国侵略者及清政府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天灾(自然灾害)
2.准备：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会)
3.开始：1851年金田起义
二、太平天国的全盛时期
全盛时期的事件：
1.定都天京(正式建立政权与清政府对峙)
2.北伐西征(军事全盛)
3.《天朝田亩制度》
目的：建立四同社会
评价：进步性(表达了农民群众的理想追求——要求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局限性(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一没有安定的环境，
最主要是绝对平均主义，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是空想，根本无法实施)。
三、天国的衰败
1.天京变乱(由盛转衰)
2.重建领导核心
3.天京陷落(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4.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是一次反清(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
⑴它扫荡了王朝秩序，冲击了旧纲常名教，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政治基础;⑵它表达了农民群众的理想追求，提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资政新篇》;(3)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势力。
第15课 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
知识结构：
一、中日甲午战争和民族危机的加深
1.战争爆发的原因
2.爆发及经过
3.影响
4.民族危机的加深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各阶层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救亡爱国的运动，有清政府的军事改革、爱国知识分子的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辛亥革命、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
二、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
1.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原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严重。
影响:)
2.八国联军侵华(时间、目的、影响)
第16课 辛亥革命
知识结构：
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兴起的背景
2.兴中会的成立与同盟会的建立
3.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
4.发动武装起义
二、武昌起义及其对全国的影响
1.武昌首义和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2.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民国的建立和帝制的终结
1.中华民国的建立和《临时约法》的颁布
2.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
3.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第17课 五四运动
知识结构：
一、运动爆发的原因(国际、国内)及导火线
二、过程(两阶段，前后期的主力运动中心)
三、意义(五四精神)
高一历史必修一复习提纲2第五单元
把握一条基本线索：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论是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息息相关，反过来它们又在实践的过程中，。印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突出四个重点：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基本理论和意义;二是巴黎公社成立的特殊历史条件、政权的性质、失败原因和教训;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重大历史意义;四是中共成立的历史条件、内容及意义;革命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意义;土地革命。理解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各国革命实践的同时，又通过各国的实践印证、丰富和发展了自身。
第19课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知识结构：
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条件
二、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1.《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
2.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意义：成为国际工人阶级斗争锐利的思想武器，促进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三、巴黎公社
1.公社建立的背景
2.公社政权的性质
第20课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知识结构：
一、十月革命爆发的原因
二、革命的前奏
1.二月革命(结果、性质)
2.四月提纲
三、十月革命的过程
1.开始
2.结果
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历史历史意义
第21课 新民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线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影响
1.中国一大(中共诞生)、中共二大(指明中国革命的任务：反帝反封)、国共第一次合作(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南昌起义(建军)、井冈山道路(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重要基础)、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独裁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高一历史必修一复习提纲3第六单元
把握一条线索：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从巩固新生政权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构成中国政治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政治建设既有曲折又有发展;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总之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它既有曲折又有发展。突出三个重点：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颁布;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基层民主制度;三是“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澳门回归和解放台湾问题的意义。理解一个重要观点：政权的巩固、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祖国的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第22课 新中国的政治建设
线索：
一、新中国的成
1.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的筹备会)
2.新中国的成立
二、新中国的政治建设
1.《1954年宪法》中国政治制度基本建立起来(规定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和其他一些重要制度)
2.中国民主政治的三大特色：(1)人民代表大会制
(2)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23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线索：
二、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发展)
1.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
2.基层民主选举
第24课 祖国统一的潮流
线索：
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形成、含义)
二、香港、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
三、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发展
高一历史必修一复习提纲4第七单元
理清一条线索：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瓦解，六起七十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出现并加强。把握三个重点：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和瓦解过程及其主要对抗形成“冷战”兴起的原因和表现;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欧的联合自强、日本的崛起，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振兴等多个力量中心的出现，使世界格局开始从两极对立走向多极化;当今的世界格局正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多极化趋势加强。
形成三个观点和认识：20世纪世界格局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多极化趋势三次大的变动，每次新旧格局的交替，都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今世界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多极化只是一种趋势，但不可避免;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根源于世界经济力量的多极化，它自六七十年代初露端倪，七八十年代日渐明朗，九十年代初两极格局瓦解，多极化趋势更加不可逆转。
第25课 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
知识结构：
一、“冷战”的兴起
1.“冷战”兴起的背景
2.“冷战”的表现
(1)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兴起的标志)
(2)马歇尔计划的实施
(3)北约和华约的建立(两极格局的形成)
二、“冷战”时期的“热战”
1.朝鲜战争
2.越南战争
第26课 世界多极化趋势
线索:
一、欧洲共同体的形成
1.形成的背景
2.过程
3.影响
二、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1.日本经济迅速腾飞的原因
2.日本成为经济大国
3.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
三、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1.兴起的背景
2.兴起的标志
3.含义及宗旨
4.意义
四、跨世纪的世界格局
1.苏联解体与两极格局瓦解
2.缓和与动荡并存
3.多极化趋势加强(多极化趋势的表现、意义)
第27课 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外交
时间 主要对手 外交政策 外交活动
50年代
美国
三大政策，一边倒 1.中苏友好
2.独立自主
3.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提出、实践)
60年代 苏、美 争取两个中间地带
70年代 苏 三个世界，一条线 1.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
2.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建交(1972年)
3.中美建交(1979年)
80年代 霸权主义 两个重要转变 加强与世界各国及组织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参加各种经济组织(WTO、APE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