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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魏晋清谈，研究，述评
清谈是我国中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因其伴随魏晋玄风而兴起，故习惯上常称之为魏晋清谈。所谓“魏晋清谈”，据台湾学者唐翼明的定义，“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1] 由此可见，清谈作为玄学思潮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其文化上之意义要远比其学理上之价值来得重要。
关于魏晋清谈，古今关注点颇不相同。清谈对于今天来说，固然可以高雅文化视之，但在其所以发生之时，实有关于政治。如玄学的“有无之辨”实关乎士人名教与自然之选择，而“才性四本”之论更与当时政治集团之归属向背紧密相关，绝非“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也”。 [2] 清谈家们祖述虚无，好为玄远，对政治上“不以物务自婴”的风气不能没有影响，对社会上放达任诞之士风亦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古代，清谈常成为“五朝不竞”的替罪羊，正视不足而讨伐有余。西晋傅玄在《举清远疏》中的一段有名的话最能说明问题：“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晋书》本传）范宁更将“礼崩乐坏，中原倾覆”的责任归诸王弼、何晏，指斥“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汪附子宁传》）余如干宝、葛洪、裴?、江??⒈?凇⒂φ病⑿茉丁⒊ ? 等亦著论严辞批评，就连清谈名士如王衍、桓温、王羲之诸人，也都或自责或反省，将亡国之咎归诸清谈。
可以说，“清谈误国”的罪名并非后人追加，而是清谈当代士大夫阶层多数人“痛定思痛”的共识。既然“肇事者”主动投案，无怪后人盖棺论定时要作诛心之论。唐修《晋书·儒林传序》云：“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摈阙里之正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亦称：“讲明《六经》，郑玄、王肃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哉？”又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将“亡天下”之罪一概归诸清谈。赵翼《廿二史??记》“六朝清谈之习”条亦溯其源，察其变，于清谈习尚之弊端致意再三。古今虽偶有持平之论， [3] 然终难翻案。
总之，古代对于清谈的评论无论褒贬毁誉，皆与政治有关，直至近代，人们对于魏晋清谈的认识才真正由政治批评转向文化研究。近代以来的清谈文化研究，首先发端于东瀛，以市村瓒次郎发表于 1919 年的《清谈源流考》 [4] 振起先声，其后方波及海内，至今不绝。察波观澜，其所注意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谈的起源问题 叙述清谈文化兴衰嬗变之过程，尤以近人钱穆所说最为简明生动。钱穆说：“东汉之季，士厌于经生章句之学，四方学者，荟萃京师，渐开游谈之风。至于魏世，遂有‘清谈'之目。及正始之际，而蔚成风尚。何晏、王弼为时宗师，竹林诸贤，闻声继起。至于王衍、乐广，流风愈畅。典午既东，此风盛于江左，习尚相沿，直至隋业一统，始见革除。” [5] 话虽不多，清谈之起、承、转、衰无不一一点逗清楚。而清谈起源之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清谈的思想源头，二是清谈风气之肇端。对前一问题，学界不约而同追溯至东汉，但在思想渊源究竟出自王充还是马融则存在争议。 20 世纪 20 年代，钱穆以翔实材料和滔滔雄辩，率先接橥王充《论衡》一书对于魏晋玄学思潮形成的开创意义，指出：“寻至于典午清谈，视亡国若无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论有以助成之也。” [6] 40 年代，探讨和争鸣仍在继续。先是贺昌群 在《清谈之起源》一文中将汉末大儒马融作为清谈“一启蒙人物” [7] ，而孙道?N则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唯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 [8] 。两年后，杜国庠撰《魏晋清谈及其影响》一文，认为“清谈的滥觞也不能限自正始”，在东汉一些经学大师如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的身上，“已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清谈的作风和因素”。 [9] 近年来，范子烨又提出清谈“由西汉时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的观点。 [10] 其实，一味地上溯还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的庄子，但也会使论题离清谈的思想实质越来越远。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孙道?N等人的“王充说”较为妥帖可靠。 [11] 对于清谈作为一种谈辨风气的形式肇端问题，学界大多持“汉末清议说”，陈寅恪、唐长孺、杜国庠等学者多持此说，几成定论。 90年代， 唐翼明在钱穆、余英时的基础上，力驳众议，认为汉末“清议”主要在于议论时政和品评人物，实无关于抽象之哲理，故可排斥于清谈定义之外，而清谈之风则源自汉末太学的“游谈”之风。 [12] 尽管唐氏魏晋清谈之概念或有可商，但其条分缕析的逻辑论证的确使许多前人无暇深究的问题得到了廓清。
（二）清谈的分期及流派 这一研究实际上包含了对清谈起于何时、宗于何人、如何发展嬗变等诸多问题的回答。古之学者如 赵翼称“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以何晏、王弼为宗，“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论列清谈流变甚清楚，但尚未作出明确分期。（《廿二史??记·六朝清谈之习》）现代学者方始措意此一问题。陈寅恪根据与政治之关系将清谈分为前后两期，以“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魏晋南北朝史讲录》）视野宏通而略显笼统。缪钺则认为：“魏晋清谈之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冰茧庵丛稿》）线条清析而失之简单。同持“四期说”的还有无畏，他将魏晋清谈分为“正始”、“正元至景元”、“咸宁至元康”、“永和”四期，较为具体而有欠舒展。 [13] 唐翼明采用的是“三分法”，将汉末“游谈”及魏太和初作为清谈的“酝酿与成形”期，魏末至西晋至元康为“将绝而复兴”期，东晋及南朝为清谈的“重振与衰落”期，时间和空间的广度均有拓展。范子烨在其新著《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综合 诸说，以年号和公元纪年两种方式出之，将中古清谈厘为萌芽（ 147－239）、形成（240－249）、鼎盛（250－419）、衰落（420－589）四期，思路清晰，针脚绵密，遂将中古清谈演变之迹尽显其中。至于清谈的流派问题，一般在分期问题中就被涉及。通行的说法有三种，一是刘大杰的“名理”和“玄论”两派说， [14] 一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清议”和“清谈”两派说， [15] 一是汤用彤的“贵无”和“崇有”两派说。 [16] 三说着眼点不同而各有理路，特别是汤氏之说，将魏晋清谈各时期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机贯穿，乃最具通识之卓见。
（三）清谈之内容 清谈谈什么？自然是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其最著名者当首推汤用彤氏的《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有关清谈的主要论题大都做了深入探讨。此后，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了此一问题，较为深入的专著有王葆?的《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研究表明，清谈核心的内容就是由《老》《庄》《易》所组成的所谓“三玄”。“三玄”之说大概兴于南朝，而始见于《颜氏家训·勉学篇》，其文略曰：“何晏、王弼，祖述玄虚，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王僧虔《诫子书》也提到“诸玄”，亦当指此三书。在关于魏晋玄学家们的记载中，善言《老》《庄》《易》的说法屡屡出现，何晏、王弼都注过《老子》，王弼、钟繇钟会父子及阮籍等皆阐发《周易》，向秀之前，注《庄子》者已有数十家。可见“三玄”在玄学清谈中实有至高无上之地位。其它作为“言家口实”的尚有（1）本末有无之辨，（2）才性四本之论，（3）自然名教之辨，（4）言意之辨，（5）圣人有情无情之辨，（6）名家论理之学，（7）佛经佛理，（8）养生论，（9）声无哀乐论，（10）形神之辨及鬼神有无论等等众多所谓“理中之谈”。（详 见唐翼明《魏晋清谈》）清谈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玄学的内容，许多问 题已经 偏离了更具形式感和现象学意味的清谈文化本身，成为纯粹哲学思想史上的研究课题了。
（四）清谈的形式研究 此研究包括清谈活动的场所、阶层、程式、术语、道具等诸多方面的探讨，是最具文化色彩的课题。唐翼 明的 博士论文《魏晋清谈》专设一章，主要利用“清言渊薮”《世说新语》中的清谈材料，从参与方式、程序、术语、准备、理想境界、游戏与社交色彩诸方面勾勒了清谈论辩在形式上的大致轮廓。指出清谈“是一项精致的、学术性很强的智力活动，跟一般的游戏不同，即使有争胜的心理羼杂其中，而求真的本性始终未去”。 [17] 唐氏的研究细致而周到，有填补空白之意义。同样是对“清谈之方式”的研究，范子烨则拈出“口谈”一词，对口谈的场所、基本模式、音调、“番数”、道具等问题进行“历史还原”，生动翔实，别开生面。 [18] 此外，叶柏村、信应举等人也都撰文论述魏晋清谈的风貌及影响，丰富了 20 世纪以《世说》为中心的清谈文化研究。
（五）清谈的评价问题 前面说过，“清谈误国”是古人对清谈的总体评价，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士大夫所特有的天下关怀，这一观点自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随着时展和学术进步， 20世纪以来，学者观照清谈之意义，则多从哲学思想史及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入手，重新认识魏晋清谈的价值。除了从学术思想上做客观研究，不少学者还对清谈文化注入了主观感情，大作翻案文章。1934年，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开篇第一节标题便是：“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 [19] 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这种思想几乎主导着整个学术界对清谈的认识和评价，如孔繁认为：“清谈主要是剖玄析微，阐扬老、庄义理，在我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清谈有益于消弭士族各集团间的激烈斗争，于动乱之中求得相对安定，有益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江南地区的开发，是有积极作用的。” [20] 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 [21] 于此，我们可以窥见 20世纪人们对魏晋清谈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清晰脉络。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到，魏晋清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牵动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神经，吸引着历代知识阶层或艳羡或鄙夷的目光，对于清谈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从政治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型，不仅体现了认识视野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也是当代文化生态在价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的一种折射。
（原载《学术月刊》 2005年第10期）
注释：
[1] 参见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 月版，页 43 。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既没有采用清谈的广义的用法（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词），又排除了具体的“政治批评”（“清议”）和“人物批评”（“品藻”）的含义，从而将清谈的内涵和外延凸现出来。
[2] 参阅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及《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二文，三联书店 2001 年版，页 201 － 229 ，又页 47 － 54 。
[3] 如王通《中说》、叶正则《习学记言》、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及章太炎《五朝学》等，皆为之辩护，文繁不赘引。
[4] 《史学杂志》 30 卷 4 、 5 、 6 、 9 、 11 号 连载。
[5] 案：此段原文中有夹注，今略去。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六章《魏晋清谈》，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页 141 － 143 。
[6] 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
[7] 原 载《文史哲季 刊》 1 卷 1 期， 1943 ，收入《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8] 孙道?N 《清谈起源考》， 《东方杂志》 42 卷 3 期， 1946 。
[9] 原载《新中华》复刊第 6 卷 11 期， 1948 ，收入《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
[10] 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 社 2001 年版，页 149 。
[11] 按：《后汉书·马融传》：“卢植……少与郑玄师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受章句。”贺昌群误读此句，谓指马融。故其以马融为清谈“一启蒙人物”，实于理难安。余英时对此已有驳正。详见《士与中国文化》，页 353 下注。
[12] 唐翼明《魏晋清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版。
[13] 无畏《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 ，《中国文化 》 2 期， 1946 。
[14]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 1939 年出版，今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蓬莱阁丛 书”本。
[15] 宫崎市定《清谈》，载《史林》 31 卷 1 号， 1946 。
[16] 此说出自汤用彤《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一文， 原载《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后作为附录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魏晋玄学论稿》 ， 2001 年版。
[17] 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二章《清谈形式考索》，页 37 － 62 。
[18] 参阅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中篇《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
[19] 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东 方出版社 1996 年版，页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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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多读几部古书，以多读几部古书为基础向外扩张学习新的知识。想要透彻地掌握文言文，发现中国文字的魅力、中国语言的魅力，《说文解字》、《尔雅》、《广雅》、《方言》和《释名》等，阅读这几部解释性的古书必不可少。因为这些古书的阅读可以解决在学习文言文当中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解释，这样便于你加深文言文的理解、掌握和记忆。当然在学习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古文基础不好的情况下，看懂以上书籍的原著，显然不太可能。但我们可以借助离它们的时代比较近的学者给我们做的注解书，或者说离我们的时代比较近的学者做的注解书来看这几部古书。在解经方面，清时期达到了鼎峰，很多学者对中国的很多经书做了注解。许慎先生的《说文解字》我们可以看大徐本徐铉先生的《说文解字》，也可以看汤可敬先生的《说文解字今释》；《尔雅》可以看黄侃先生的《黄侃手批尔雅义疏》或徐朝华先生的《尔雅今注》；《广雅》我们可以看王念孙的《广雅义疏》；扬雄的《方言》我们可以看周祖谟先生的《方言校笺》；刘熙先生的《释名》我们可以看毕沅先生的《释名疏证》等，一些古注书比较难读懂，需要有老师的指导，了解编排体例、内容、如何阅读，同时在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在翻阅这些古书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语言文字的极大魅力，感悟我们祖先的聪明与智慧，领悟他们当时的生活情况，完全沉浸在我们多姿多彩的古文化中。尽管我们在阅读以上古书的时候可以翻阅对应的注解书籍，但是我们要知道读这些注解书籍还是不如读原著，所以我们在有了一定的理解的基础上返回多读原著，并且审视之前在这个地方做出的这个解释是否合理，因而原著才是我们要重点把握的，尽管有相对应的注解书籍，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同一时代每个人的理解也都不一样，先辈们的一些注解尚且有的还值得商榷，更何况当今不负责任的翻译人做的注解更是值得怀疑。
第四，在学习文言文当中不能完全迷信各种注解。很多读者特别是初学者，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一边看文言一边看注解，或者说直接看文言的全篇翻译来学习文言文，甚至没有注解或没有翻译就看不下去就学不下去，这是一种非常不可取的学习文言文的方式，也是很多学者文言文学习能力没有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看一些自认为很懂文言文很懂国学、不负责任的写作者、翻译者或滥竽充数者，甚至追求速度的出版商，他们对国学的翻译漏洞百出，五花八门，甚至令人可笑至极，已让人深恶痛绝。所以一味地迷信注解，想要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大学里面的教材中，涉及文言文的注解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更别说市场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做的注解书。而且对于文言文的诠释，随着人们对它的理解日益深刻，它的意思有些已发生了变化，很多已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中国的语言文字渊远流长，一脉相承，时至今日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有些我们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语感掌握和理解的，不可能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注解。
第五，学好文言文重要的一环是要多阅读多思考，领会其中的含义。古人云：读书百变，其义自现。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多读如何来把握古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古人当时的情怀。特别是提到注解有时候都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多读多思考，让自己去深刻把握，去理解，去找寻答案。多读可以让我们领悟古人传达的思想，多思考也让我们对古人的佳话做进一步的阐释，为当今所用，同时，多思考也让我们可以回过头，苦思冥想发现现在的理解是否有错。这也是学习文言文的一种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第六，学好文言文的重点还是要会用，把国学的精粹贯穿于我们的思想，贯穿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学而不用那也是为什么造成现在的90后大多数认为学习文言文无用的一个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接近死亡的古语词或者长期不用的古语词慢慢被激活，比如：■、雷人等逐渐从网络步入到社会。很多新词新语的出现，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古汉语找寻答案。“■”字的写法事实上产生于本土，就来自最初明亮的“明”的写法的左半边，表示月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而雷人的“雷”字，是一个被现在激活了的词，由于雷给人的感觉是震惊、惊讶，在人的感彩的附加上，把震惊、惊讶这种感觉赋予给了“雷”这个词，从而产生雷人、雷事这么形象生动的说法。所以，古汉语不可不学，古文言不可不知。同时，当今社会日益复杂，压力日益增大，当我们感到迷茫时，感到困惑时，我们不妨从古人那去找找答案，因为很多时候古人的思想通过文言文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多去看看走走会发现，就连当今各企业竞相打造的代表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大多来自我们的国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文言文选篇。国学已走出了学校，与当今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现在很多企业外出培训，所学的一个科目就是国学，国学与办企业联系在一起，用国学思想来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来提高管理者的心智。所以在学习文言文上，我们要做一个学习文言文的有心人，去思考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把我们的国学用活。这里所说的把国学用活并非推崇用文言代替普通话，而是用我国法定通用语普通话理解文言，领悟文言作为语言文字和文学两方面所绽放的魅力，让国学为今人所用。
鉴于本来一直以来从事古代汉语、文字学和训诂学的教学，对于古文言文的学习有一定的经验，写下此文，望对喜欢文言文、喜欢中国国学而不知道如何学好文言文、掌握好文言文从而挖掘中国国学、中国语言文字魅力的人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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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极高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四库馆臣的关注，约有500余种传世至今。四库馆臣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精神，严格著录“广见闻”、“资考证”、“裨劝戒”的“说部之佳本”，并公允评论之，从著录中可以管窥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的学术认知。
关键词：四库馆臣 《四库全书总目》 宋人笔记 著录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4－0141-04宋人笔记，是指“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1］，其内容涉猎极广，几乎涵盖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具文化和史料价值，因而备受清代四库馆臣的关注。尽管四库学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但具体到四库馆臣对宋人笔记著录的研究专文鲜见。笔者不揣陋识，将四库馆臣所撰之《四库全书总目》（图六，以下简称《总目》）中有关宋人笔记的著录情况，分述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1 四库馆臣著录宋人笔记的数量
四库馆臣将汉代以来的校雠之学发挥到极致，撰成《总目》，自刊行以来，即成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周中孚认为：“若论官私簿录书之‘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自汉以后，‘莫有过于是编矣’。”［2］张之洞云：“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3］因此，四库馆臣著录之文成为我们解读宋人笔记的重要视窗。经过蒐集古今，审订校理，四库馆臣共著录宋人笔记252种，实际收入《四库全书》的宋人笔记有197种，分别是：
《北梦琐言》、《清异录》、《三楚新录》、《贾氏谈录》、《洛阳缙绅旧闻记》、《南唐近事》、《江南余载》、《江表志》、《江南野史》、《五国故事》、《王文正笔录》、《南部新书》（图十）、《近事会元》、《江南别录》、《钓矶立谈》、《锦里耆旧传》、《（宋景文公）笔记》、《儒林公议》、《嘉祐杂志》（一作《江邻几杂志》）、《归田录》、《湘山野录》、《玉壶野史》（一作《玉壶清话》）、《东斋记事》、《春明退朝录》、《涑水记闻》（图二）、《孙威敏征南录》、《蜀梼杌》（图四）、《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龙川略志》、《麈史》、《晁氏客语》、《杨公笔录》、《王氏谈录》、《青箱杂记》、《吕氏杂记》、《茅亭客话》、《道山清话》、《孙公谈圃》、《国老谈苑》、《画墁录》、《梦溪笔谈》（图三）、《渑水燕谈录》、《文昌杂录》、《海岳名言》、《书史》、《画史》、《珩璜新论》、《（孔氏）谈苑》、《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后山谈丛》、《萍州可谈》、《侯鲭录》、《师友谈记》、《钱氏私志》、《岳阳风土记》（图七）、《闻见［前］录》、《东轩笔录》、《泊宅编》、《燕魏杂记》、《冷斋夜话》、《遵尧录》、《麟台故事》、《岩下放言》、《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墨客挥犀》、《洛阳名园记》、《珍席放谈》、《游城南记》、《唐语林》、《春渚纪闻》、《东观余论》、《（靖康）缃素杂记》《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紫微杂说》（图九）、《家训笔录》、《辩诬笔录》、《建炎笔录》、《懒真子》、《曲洧旧闻》、《松漠纪闻》、《栾城（先生）遗言》、《中吴纪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窗炙輠录》、《墨庄漫录》、《铁围山丛谈》、《猗觉寮杂记》、《却帚编》、《北狩见闻录》、《东家杂记》、《学林》、《碧鸡漫志》、《西溪丛语》、《经筵玉音问答》、《默记》、《张氏可书》、《步里客谈》、《续博物志》、《寓简》、《高斋漫录》、《独醒杂志》（图一）、《枫窗小牍》、《（河南邵氏）闻见后录》、《鸡肋编》、《瓮牖闲评》、《翰苑遗事》、《演繁露》、《考古编》、《五总志》、《东京梦华录》《南窗记谈》《林间录》《罗湖野录》《芥隐笔记》、《梁溪漫志》、《能改斋漫录》（图二）、《容斋随笔》（图十）、《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老学庵笔记》、《入蜀记》、《乾道庚寅奏事录》、《（淳熙）玉堂杂记》、《二老堂杂志》、《清波杂志》、《陶朱新录》、《刍言》、《东园丛说》、《挥麈录》、《投辖录》、《玉照新志》、《岭外代答》、《省心杂言》、《常谈》、《云麓漫抄》、《过庭录》、《（西塘）耆旧续闻》、《野客丛书》、《野老记闻》、《纬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旧闻证误》、《涉史随笔》、《涧泉日记》、《准斋杂说》、《四朝闻见录》、《宾退录》、《古今考》、《经外杂抄》、《贵耳集》、《桯史》、《愧郯录》、《示儿编》、《燕翼诒谋录》、《云谷杂记》、《吹剑录外集》、《自警编》、《坦斋通编》、《考古质疑》、《游宦纪闻》、《密斋笔记》、《芦浦笔记》、《鸡肋》、《困学纪闻》（图十一）、《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云烟过眼录》、《浩然斋雅谈》、《鹤林玉露》、《朝野类要》、《鼠璞》、《随隐漫录》、《都城纪胜》、《诸蕃志》、《藏一话腴》（图十二）、《颖川语小》、《佩韦斋辑闻》、《书斋夜话》、《席上腐谈》、《对床夜语》、《梦梁录》、《脚气集》、《爱日斋丛抄》、《学斋占毕》、《钱塘遗事》、《东南纪闻》、《识遗》、《祛疑说》、《咸淳遗事》、《昭忠录》。
另著录存目55种，分别是：
《广卓异记》、《丁晋公谈录》（图十一）、《王文正公遗事》、《（欧阳文忠公）试笔》、《韩忠献（公）遗事》、《渔樵闲话（录）》、《月河所闻集》、《青琐高议》、《谈薮》、《丰清敏（公）遗事》、《青溪寇轨》、《建炎时政记》、《靖炎两朝见闻录》、《建炎复辟记》、《肯綮录》、《西征道里记》、《昨梦录》、《华阳宫纪事》、《麟书》、《窃愤录》、《靖康纪闻》（一作《靖康孤臣泣血录》）、《桐阴旧话》、《避戎夜话》、《建炎维扬遗录》、《北狩行录》、《北边备对》、《正隆事迹记》、《扪虱新话》、《釆石战胜录》、《炀王江上录》、《卧游录》、《经鉏堂杂志》、《厚德录》、《重明节馆伴语录》、《使金录》、《西畴（老人）常言》、《襄阳守城录》、《（鹤山渠阳）读书杂抄》、《宜斋野乘》、《辛巳泣蕲录》、《吹剑录》、《清夜录》、《樵谈》、《深雪偶谈》、《萤雪丛说》、《谐史》、《澄怀录》、《志雅堂杂抄》、《养痾漫笔》、《野服考》、《（东洲）几上语》、《枕上语》、《东谷所见》、《万柳溪边旧话》、《袖中锦》、《西湖（老人）繁胜录》、《善诱文》。
一、对比，把握哲理诗意
哲理诗在小学古诗教学中并不鲜见，但让学生正确解读哲理诗，需要教师的有效引导。尤其是《观书有感》、《冬夜读书示子聿》这类和读书有关的古诗，学生在把握上存在着理解难度。为此，我先展开对比，让学生将两首诗做一个整体比较。
这两首诗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首先从诗人来说，《冬夜读书示子聿》的作者是陆游，《观书有感》的作者是朱熹，同为宋代著名诗人。学生根据课前准备的资料，将两位诗人的生平资料进行比对。陆游为宋代爱国诗人，其诗作大多书写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南宋无能者的痛斥。朱熹是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一生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传道。
这两首诗的内容有何异同？《冬夜读书示子聿》从题眼可知，这是一首写读书的古诗，是陆游和儿子谈读书的诗，而《观书有感》是朱熹对读书的一些感悟，讲的是自己瞬间的体验。
在说理上，这两首诗又有何异同？从共同点上来说，这两首诗都是哲理诗，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冬夜读书示子聿》从教导儿子的角度，讲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观书有感》则从自己的瞬间领悟入手，体验到“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哲思。
这两首诗的哲理含义有何不同？陆游通过实例告诉儿子，读书是知行合一的，既能读到真知又要实践真知，否则便是空纸一文，毫无用途。《观书有感》中，朱熹感悟到读书能够使人明智，可以使内心的湖面清澈如镜，让一个人保持聪明和睿智。
在我的引导下，学生梳理了两首古诗的异同，从整体上把握了哲理诗的含义，从内容上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二、拓展，丰富哲理诗韵
古诗教学的目的，并不只是让学生会默写，背诵古诗，而是要在引导学生学习古诗的过程中，受到诗韵的熏陶，思维得到发展，将哲理渗透在自己的语言实践中。要想做到这点，拓展学生的思维，就要从课堂教学设计入手。
“这两首古诗中，你理解最深的有哪句话？”学生从《冬夜读书示子聿》中找到一个成语“纸上谈兵”，这是陆游举出例子以告诫儿子。我从古诗的第一句抓起：“‘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通过这句话，你想到了什么？”有学生想到：“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也有学生想到：“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那么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哪个字眼能够表明读书的真髓？学生从“纸上”和“躬行”找到这首古诗的关键所在，纸上代表的是理论，而不是实践，只有将理论付诸实践，才能收获真知，否则便是肤浅的说辞，对积累知识毫无益处。
在《观书有感》中，何谓活水？从诗的字面意思来解释，那是半亩方塘的源头，是清澈的源流所在。在古诗中，大学问家朱熹难道仅仅只是在谈论方塘的清澈，追问方塘的源头吗？并非如此，作者如此追问，是以方塘的清澈象征人的睿智，以此阐释读书之于活水的关系：正因为不断地读书，才能用知识武装自己，使自己获得滋养，更明智。
三、存疑，延伸哲理诗韵
古诗是语文阅读教学园地里的花朵，每一朵都有着异常丰厚的积淀，学生一旦走进诗境，领悟到其中的意蕴，必能拓展思维。为此，我引导学生从唐诗谈起，进行研究比对，看看《冬夜读书示子聿》、《观书有感》这两首古诗有何特征，与此种诗歌类似的还有哪些古诗。学生认为，这两首诗的哲理意蕴非常丰富，之前学过的《游园不值》中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也有着丰厚的哲理意蕴，与这两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还有《题西林壁》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那么，还有哪些诗能给人这样的感悟呢？学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要继续探索，我让学生在课外多找相关的古诗，进行自主探究，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自己体会。
哲理诗的丰富内涵，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呢？学生根据自己的体会，认为可以将哲理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如谈到读书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用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谈到要积累丰富的知识，荡涤自己的心灵，就要用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学贵有疑，疑能得教益。因为疑问，学生有了探究的热情和兴趣，获得了语文探究的能力，打开了走进语文殿堂的大门。
【关键词】李泽厚;意境;德国美学;积淀说;传统
目前，学界对李泽厚“意境”观的研究，多数人仅仅停留在对其文章《“意境”杂谈》的研究上，却缺少了对其后来的《美学三书》中的“意境”观的研究，须知李泽厚的《“意境”杂谈》发表于1957年的《光明日报》上，而《美的历程》等书则是80年代以后才发行出版的，中间隔了20多年，这其中李泽厚的哲学观和美学观都有所变化，而他的“意境”观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所以要研究他的“意境”说，也应当关注《美学三书》中的“意境”说，这样才更为妥当。
一、李泽厚的“意境”观
笔者将分别探讨李泽厚两个阶段的“意境”观点，并加以对比，研究李泽厚“意境”观的变化。
（一）《“意境”杂谈》中的“意境”观及其背后的哲学、美学思想
如罗钢所说的李泽厚的“意境”理论是一种“典型形象”说那样，观《“意境”杂谈》一文，事实大致如此，当时李泽厚的“意境”观主要受苏联社会主义反映论的影响，所以他说：“诗、画（特别是抒情诗、风景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美学上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它们的不同主要是由艺术部门特色的不同所造成，其本质内容却是相同的。”李泽厚生硬地将“意境”拆开为“意”与“境”两个方面，并说：“‘境’和‘意’本身又是两对范畴的统一：‘境’是‘形’ 与‘神’的统一;‘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在情、理、形、神的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的关系中或可窥破‘意境’形成的秘密。”而且他还说：“‘意境’也可称作‘境界’，如王国维《人间词话》 的用法。但是，因为‘意境’是经过艺术家的主观把握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存在，它已大不同于生活中的‘境界’的原型，所以，比稍偏于单纯客观意味的‘境界’二字似更准确。”而且在文中他又细致地分析了“形――神”问题以及“情――理”问题，分析意境的结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在李泽厚那里，“意境”中的“意”与“境”是各自独立而又结合在一起才形成的“意境”，“意境”以“境”为主，“意”居于次要地位，“意境”的创造是为了反映生活的真实。艺术家要创造与现实生活相似的画面、形象，即要有“形”，创作会渗入由“理”所规范的“情”，总体上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要创造“典型形象”，这才是“意境”，不然就成了“唯心主义”了，不能创造好的“境界”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李泽厚当时主要是将“意境”置于社会主义反映论的理论框架之下。夏中义列举了李泽厚的“意境”理论是反映论的六个层次，并指出了原因，他认为李泽厚当时主要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轨，更加关注时政，并说：“李泽厚1950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5年，首先须读这套苏联理论模式。李读得很过硬，故才得以在1956年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崭露头角。翌年又将此硬功指向‘意境’。”所以，李泽厚“意境”观背后是反映论这一点也无需再议。而且如果对李泽厚“意境”观的哲学、美学思想挖掘的更深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德国的美学思想了，罗钢曾探讨了“典型”与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关系，并仔细分析了李泽厚的“形――神”和“情――理”问题，指出其实李泽厚的“意境”说同王国维等人一样，其“意境”理论的背后也是德国美学思想，这也是有说服力的。
可是，仔细察看《“意境”杂谈》全文，我们也会发现即使在反映论的支配下，李泽厚的“意境”观有时也会出现不那么符合“典型形象”的地方，比如他说：“然而，也就在这虫、虾、音响之中，却似乎深藏着某种更多的东西，藏着某种超越这些外部形象本身固有意义的‘象外之旨’、‘弦外之音’。”他虽然可以将其解释为“象外之旨”“弦外之音”是反映生活更深广的内容，可是这却与其强调的“形似”就不那么契合了，“意”居于主导，“境”居于次位了，人们透过“象外之旨”“弦外之音”所想到、体验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生活的典型了。
总之，在这一时期，李泽厚将“意境”生硬地放在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映论之下，扭曲了“意境”的原貌，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
（二）《美学三书》中的“意境”观及其背后的哲学、美学思想
从《“意境”杂谈》到《美学三书》，他的“意境”观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两个阶段的“意境”有共同点，但这时更突出了中国特色和他自己的“积淀说”。
在此之前我们要明确一下中国古代“意境”的本来面貌。罗钢认为“意境”在中国古代并不占据核心地位，是近现代人的话语构建将“意境”说抬到很高的地位。罗先生的说法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在中国古代没有所谓的“体系”式“意境”，每个人的“意境”都不一样。而且在“意境”中，“意”是主要的，没有客观的“境”，“境”乃是人的“意之境”，“意境”就像是“情格”、“意格”、“事格”一样，用今天的话说“意境”就是一种偏正结构，童庆炳也认为“意境”乃“意之境”。
1.这时期的“意境”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古代“意境”的面貌
（1）在《美的历程》中，李泽厚在阐释宋元山水画时将其分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及二者兼有但大体上属于“无我之境”的第三种“意境”。在阐释“无我之境”时，认为“意境”应是一种“气韵生动”的现象，也就是“要求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表达出整个生活、人生的环境、理想、情趣和氛围”。这和司空图在《诗品・精神》中所说的“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是一致的，“意境”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要“气韵生动”，有生命力，而且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明确认为“气”的基本特征是“一种诉诸感知的生命力量”，所以，用“气”来解释“意境”也是从中国自己的文化去阐释，在这一点上宗白华也认同。
（2）清人笪重光在《画荃》中认为：“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而李泽厚在书中也认同这一点，认为“虚实相生”也是“意境”的表现，与“意在言外”相一致。所以，这也符合中国古代的“意境”。李泽厚更是分析了诗境、词境、曲境等不同的“意境”，认为“意境”当以“意”为主，而不是《“意境”杂谈》中的以“境”为主了。
（3）李泽厚在《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中也认为“意境”是一种哲学意蕴，突出表现在“人生境界”上。他在《华夏美学》中认为孔子达到了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境界又不只停留在实践技艺规律的掌握上，而更是为了达到实现自由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充满了快乐的。”庄子的“逍遥”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比儒家“更高的人生境界和人格理想”，所以“庄子多次形象地描绘了技艺创造的自由境界”。李泽厚比较欣赏苏轼，他认为“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做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李泽厚那里，“意境”也是一种通过艺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叶朗认为：“所谓‘意境’，就是在感性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现象中，直接呈现某种形而上的意味。”他认为“象外之象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的意蕴，就是意境的特殊规定性。”在这一点上，叶朗和李泽厚可谓是有某种共识。在“意境”是哲学意蕴这一点上，李泽厚与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兴趣说”有契合处。
2.“意境”与“积淀”密不可分
“积淀说”的提出乃是李泽厚的重大成就，李泽厚在分析很多美学现象时总是与“积淀说”联系在一起，“意境”也离不开积淀。在李泽厚那里，艺术家要创造“意境”，从形式层面来说既离不开原始积淀所形成的对美的形式和审美感受的一种秩序、规律，也离不开艺术家本人的艺术积淀，因为艺术家在不断的艺术创作中有自己的审美经验和形式感，能创造自己心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和形象，同时也离不开艺术家所处的时代，所以形式层面上总有时代的印迹。那么从内容意味方面来说，则主要是离不开生活的积淀了，不断地生活积淀，外在化为内在，社会化为个体影响着创作主体的心理情感的构造，社会实践使艺术家懂得如何更好地创造有意味的作品。所以，李泽厚说：“艺术‘意境’离不开情景交融，所谓情境交融，也就是近代西方美学讲的‘移情’现象。”正是因为主体的各种积淀，所以才懂得如何“移情”去创造意境。而这其中也包括无意识的作用，李泽厚认为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无意识会发挥作用，可能艺术家意识不到而已，但是李泽厚认为无意识和本能仍然是“人经过意识的努力所达到的非意识的积淀”所以，即使是无意识也是“积淀”的结果。李泽厚的“积淀说”是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论改造康德先验论的结果，这点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也离不开荣格的“原型”理论和贝尔的“意味说”，同时还与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同构”原理有关，这里不再赘述，所以，这时期李泽厚“意境”理论背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不仅有德国美学、哲学思想，也有瑞士荣格的思想、英国贝尔等的思想。
3.这时期的“意境”观仍然有反映论的影子
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分析“诗境”“词境”“曲境”时认为诗、词、曲各有自己的时代内容特征，唐宋元三朝因为时代特征不一样，所以在诗、词、曲中反映出的“意境”也不一样。同时他在《美学四讲》中阐述“积淀说”的时候也认为作家的创作要受时代特征的影响，反映社会现实。因此“意境”与时代有关也无需再议。
总起来说，这时他的“意境”观背后虽然还有“反映论”的影子，但同时也更重视中国古代的“意境”理论，并且也受了荣格、贝尔等其他人的思想的影响，而且突出了他自己的“积淀说”，所以我们要全面分析这一时期他的“意境”思想。
二、结语
对于李泽厚的“意境”观，我们要以动态的观点去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意境”杂谈》上，当然也不能仅仅只关注《美学三书》而忽略掉《“意境”杂谈》，我们不仅仅要分析李泽厚的“意境”观到底是什么，更要分析他的“意境”观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他的“意境”观既有中国传统的“意境”理论，也有西方思想影响下的“意境”，称其正确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意境”是不确切的，但是仅仅又认为他的“意境”观只是西方思想理论框架下的产物也是片面的，应该说他的“意境”观是融合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的“意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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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笪重光.画荃[A].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一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古今结合有着很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古代文学是古代人生活的反映，是历史的镜子。而有时现实与历史是多么的相似，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说明，历史与现实是相联系的，是不能隔断的，这为我们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古今结合提供了一个契机。注重古代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就会把古代诗文中所反映的历史讲得生动，僵死的东西变成了有用的、活生生的东西，学生乐于接受。如果让思维局限在所讲授的诗文中，就事论事，课堂教学就会变得枯燥无味，成了一潭死水。学生们会认为，教师所讲的东西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与现实距离遥远，没有任何用处，学不学无所谓，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古今结合会为课堂教学带来更多积极因素。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与贯穿，讲授的内容更加新颖，会使学生的知识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就学生的素质而言，古代文学课的古今结合也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现代大学生历史知识匮乏，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经验与阅历更加欠缺。他们需要补充历史知识，更需要积累社会经验、增长生活阅历，以便于他们踏入社会后更加顺利地适应社会，健康成长与发展。如果将古代文学中所反映的历史情形、世态人情、道德修养、处世方法等，与当今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就会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了解历史与了解现实同等重要。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说：“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1］可见古与今，均不可偏废。况且，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非常需要知识广博的人才，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扩大学生的知识面，能为他们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另外，知识面的拓宽，也对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整体素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古代文学课中古今结合的最关键的一步，是寻找古与今的切入点。如果古与今找不到对应切入点，也即寻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相似相同之处，也就无法进行结合。如杜甫的《写怀》诗中有句“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2］，这句诗是杜甫对当时贫富悬殊与不均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的看法。我们不但要了解唐代社会贫富悬殊给社会稳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更要了解当今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给社会造成的不安定因素，比如仇富、仇官心理，通过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等等。贫富不均所造成的结果，古今都是一样的。这种古今结合的切入点，就是贫富不均在古代和当今社会起到了哪些相似、相同或不同的作用。要做到这些，就要求教师不但要“博古”，更要“通今”，既要有渊博的历史知识，也要关心当今社会，了解当今社会，深入调查，注重体验，观察现实，分析问题。如此，才能在古今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把课讲活，讲深，讲透。
二
我们了解了古代文学教学中古今结合的必要性与切入点后，还要了解课堂讲授时所采用的方法与手段。采取何种方式去实现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沟通、联系与对话呢？在这里，笔者初步设计三种方式。
1．课堂讨论。在讲授古诗文时，教师最好不要搞“一言堂”。如果一节课下来都是教师讲，学生听，往往效果不好，造成“言者谆谆，听者邈邈”的情形，教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听得昏昏欲睡。想要有一个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营造一个有序的、热烈的、活跃的课堂气氛，这就少不了课堂讨论的环节。通过学生的畅所欲言，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沟通和对话。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时，可选取一两个切入点，提出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例如在讲授屈原的《橘颂》时，分析了屈原“独立不迁”、“坚守不移”、“特立独行”等品格后，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对于屈原所标榜且实行的这种品格，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是完全继承、批判继承，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还可结合《楚辞》中的其他篇章，总结分析屈原的品格。如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我们为人处世时采取什么态度？应如何看待屈原的处世态度？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社会经验发表看法，评判屈原的处世原则。这样，就以“如何为人处世”为切入点，把古与今、历史与现实联系到了一起，实现了教学中的古今结合。
2．课堂提问。在课堂上，除了组织学生课堂讨论外，还可进行个别提问，让学生发表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并谈谈如果将古诗文中的主人公换成自己，应该怎么做。比如，在讲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对官场的“七不堪”、“二甚不可”［3］时，可让学生谈谈如果自己处在那个环境，是否能够适应，如果不适应，应该怎么办。嵇康谈到他非常厌恶人情往来之间的吊孝，而世人尤重于此。在今天，人们仍然非常重视红白事之间的往来，如果不随大流、顺从世俗，就会变得孤立，会显得不近人情。以此为切入点提问，就把古与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在课堂提问时，可采取引导的方法让学生拓宽自己的视野，判断、辨别是非曲直。学生的识别能力有限，如何处理社会中的复杂问题，需要教师的引导。如上述为人处世的问题，到底是随俗好，还是我行我素好，教师就要进行正确的引导。要从历史的大环境入手，因时因地利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一概而论。这样，才能避免“食古不化”、“读死书”，才能做到历史与现实的沟通。另外，在提问不同的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时，如果他们的观点不一样，要及时地给予点评，指出其正确与错误所在，给予适当的引导，使课堂教学活跃而有序地进行。
3．课外作业。布置课外作业，让学生谈自己的看法，是古代文学教学中古今结合的一个不可少的环节。可选取古诗文中的一个问题或古今结合的一个切入点，布置作业，让学生谈自己的看法。在讲授古诗词时，可布置诗词欣赏作业，让学生抒发一己之见。如讲授苏轼的《定风波》时，可布置一道词赏析作业，让学生谈谈对坡遭遇人生挫折时所表现出的豁达、淡定的超脱情怀，坡的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处世态度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如果自己遇到了挫折应采取什么态度。通过对诗词的赏析，实现古人与今人的沟通与对话，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品格修养、处世理念与方法也得到了提高。这样，就在作业中做到了古今的结合。教师在作业的批改中，也要做到循循善诱，给予正确的引导，肯定学生正确的看法，纠正错误的看法。
三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古今结合，是课堂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通过试行，我们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获得了学生与有关部门的认可。它的具体作用与效果，可总结为如下三点：其一，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古今结合，加深了学生对所学课文的印象。古代的东西相隔遥远，遥不可及，今天的东西近在咫尺，可触可见，古代的东西与现代的东西一旦结合起来，便会显得明晰、实在、鲜活。这样，就有利于学生掌握所学课文，使古诗文不再显得古奥、艰涩、深邃、呆板，减轻了学生对古诗文的畏难情绪，增加了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与信心。其二，提高了学生对问题的思辨能力、甄别能力。本科阶段的学生，还处于成长期，世界观、性格、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定型，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理解、对问题的处理还很幼稚。如果不让他们把不成熟的思考（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说出来、写出来，我们就无法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也就无从对其加以指导。通过课堂上的讨论与提问，课外作业的写作与赏析，教师就可以因势利导，在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与甄别能力。其三，古代文学课程的古今结合，真正做到了学用结合，批判地继承古人的思想、品格、理念。我们知道，在古代，特别是在先秦时期，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古诗文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历史和文学知识。通过这些古诗文的学习，贯通历史与现实、学习与体验之间的联系，学生的学习就会收到很明显的效果，学得快，记得牢，用得上，从而调动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与自觉性。
综上所述，高校古代文学课教学中的古今结合教法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产生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编者按：启功先生（1912.7.26—2005.6.30）是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同时，启功先生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为北京师范大学拟订并亲笔题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他立身治学处世的生动写照，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师大人成为教育之栋梁。
2012年7月，为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以“百年启功与中国文化传承创新”为主题的纪念大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在会上，启功先生的高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仁珪先生以先师为例，讲述了如何向启先生学习为师之道。
纪念启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地学习、研究启先生，而启先生值得学习、研究的地方太多了，今天在北师大举办的启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只想谈谈如何向启先生学习当一名好教师。当然，学习当一名好教师所包括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如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如何“行为世范”。而我这里仅想从纯业务的角度谈谈如何向启先生学习教书。
首先要尽力学习启先生作一名“通才”式的教师。众所周知，启先生精通各种学问，包括文学、文献学、文物学、小学、史学、民俗学、红学、佛学等等，而且又是书法、绘画大师，堪称他谦称的：“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的“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大杂家”。而解放后苏式的学科分类，完全不适用于启先生。我甚至想，当初辅仁大学并入师范大学之后，当时的领导一定很犯难：究竟把启先生分到哪个系？中文系？历史系？还是美术系？分到中文系又该分到哪个教研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民间文学？那时还没有什么书法系，如果有，也许就分到那里去了。而最后分到古代文学，又让他教哪一段？先秦？唐宋？还是明清？众所周知，启先生分到古代文学教研室之后，最反对的就是机械死板的分段教学。他曾将把古代文学分成三段或四段比喻为吃鱼，吃鱼可要“中段”，但鱼的中段能硬性规定从第几片鳞起，到第几片鳞止吗？文学的发展难道都是随一代帝王的兴起而兴起，又随一代帝王的灭亡而灭亡，从而可以硬切成几段吗？正因为启先生反对死板的分段，提倡通学，提倡要打下广博的基础知识，提倡对自己非本专业的知识也要有所涉猎，并巧妙地比喻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因此他特别强调要把文献学、小学①的知识有机地融合到文学的教学中，并戏称这样的学问为“猪跑学”。所以他的教学才能那样游刃有余、深入浅出、点面结合、举一反三，有如高明的全科医生，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有的教师，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教先秦《左传》的，却教不了汉代的《史记》，尽管这二者之间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教宋诗的却不知宋诗的特点实际滥觞于唐代的韩愈等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就是破碎的、肢解的，那怎么能教会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呢？事实证明，过细的分科绝不利于教学。所以我们应提倡教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古今中外，乃至三教九流都应该略知一二才好。
其次要尽力学习启先生，多讲一些自己的东西和独家的心得体会，少照本宣科地讲一些人云亦云的教条。如果上一条说要学他的博大，这一条就要学他的专深。读启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听启先生讲课，我们从不必担心，他写的、讲的，会与别人雷同，因为那都是他自己别具匠心、别具只眼的见解。启先生虽没有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但却有极精到的见地。郭志刚先生在《启功先生二三事》中曾回忆启先生讲“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时说：短短二十五字，天上，地下，东西南北，都写到了。东字虽未出现，那晓字已托出东方气象，堪称“二十五字景”。此情此景，在天地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了？那就是“泪”。什么泪？离人之泪；有多少？把大片霜林都染红了。如果为了新奇，改成“总是离人血”成不成？不成，因为那样就会破坏送别整场戏的抒情气氛，一字之差，就会谬之千里。这是艺术必须的“准”。解释得多么精彩，又是多么的简明扼要，绝对是精辟的一家之言。同样的例子还很多，例如讲孟郊的苦吟，而举《闺怨》为例：“妾恨比斑竹，下盘烦怨根。有笋未出土，中已含泪痕。”讲白居易的浅易而不失韵味，举《勤政殿西老柳》为例：“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都是极为精到，但又被一般文学史家和诗词选家所忽视的作品。再加之如上对“碧云天”那样精彩的讲解，学生的眼界和水平马上得到极大的提升，这就是水平。
再如要学习启先生提倡学生动手的能力。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所谓的动手能力，就是写作。现在中文系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重视不够。而有些学生又仅仅满足于现代文的写作，有些人还为自己能写一些带有点小资情调的抒情散文和新诗而沾沾自喜。对于古文和古典诗词的写作则没有任何要求。这是一块很大的缺陷。严格地说，上了四年中文本科，甚至再加上三年硕士、三年博士，仍从未写过、也不会写古文和古诗词的学生，是一个不合格的毕业生。而此病的根源还在教师。很多教师，甚至是教古典文学的教师本身或无暇写作，或不屑于写作。这又与我国长期的教育体制有关。我国的中文系始终存在一个极大的误区，即认为中文系是培养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的，而不是培养作家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教师在科研方面只重视写论文，在教学方面只习惯于采取“嚼馍与人”地、人云亦云式地、照本宣科地讲古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作品选。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创作的经验，自然对其中的甘苦、奥妙缺乏由衷的体验和亲历的探究，因而对古人的文章诗词之妙也就缺乏亲历的直觉和只有实践后才能得到的真切体悟，讲解起来就难免隔靴搔痒，不知所云，难以提炼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启先生的讲解为什么能那么精彩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写得一手好文章、好诗词。他不但自己重视创作，也特别鼓励学生动手写作，有些作业特意要求学生用古文完成。有的学生练习写点诗词请他指点，他比收到一份认真完成的作业还要高兴。这对直接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大有裨益，很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为师者好好效仿。
另外，启先生带研究生还有很多值得提倡的教学方法，如到研究生的宿舍去开课，让研究生到自己家中来听课，而其授课的方法又有独到之处，他戏称之为“熏”，戏称为“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强调一对一的因人施教，这其实是他对老校长陈垣先生教育理念很好的继承与发挥。在此不能尽述了。
以上所谈，可能因专业不同，实践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其指导思想和根本精神却是相通的，即要想做一名“学为人师”的教师，在业务上要既要广博，又要精深；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时要因人施教，循循善诱。无论专业怎样不同，我们都应很好地继承他这些优秀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力争作一名像他那样的优秀教师。
注释：
①小学，即古汉语文字学。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故古代将文字学称为“小学”。
关键词：旅游 企业家精神 凤凰古城 中小旅馆
一、引言
凤凰古城以其独特的少数民族建筑风格、地域文化，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以及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1999年湘西州开始实施旅游带动发展战略，2001年凤凰古城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此，凤凰古城旅游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1-2010年期间，凤凰古城的年接待游客人数从2001年的57.6万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520.06万人次，增长了10余倍，旅游收入也从2001年的7400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30.02亿元，增长了40多倍。同时，凤凰古城的家庭旅馆数量在十年间也增长了497%，房间数从2001年的增长700余个到2010年的8000多个。旅游业日益成为推动凤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
作为一个动态及不断变化的产业，其变化的核心归结于企业家的认知与创造性，以及他们发掘商业机会的能力。旅游产业的演进发展取决于旅游企业家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凤凰古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凤凰古城旅游企业家不断涌现和创新的过程。近年来，国外学者也对旅馆产业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然而，深入的文献回顾揭示出仅仅有少量的研究涉及旅游业企业家和旅游业中的小企业（Dewhurst and Horobin， 1998； Lynch and MacWhannell， 2000）。另外，很多学者关注中小旅馆经营所面临的问题，指出很多中小旅馆将会在他们成立后的五年内失败。究其内部原因可归结为缺乏技术，外部原因则诸如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的外部环境。在我国，有关中小家庭旅馆的研究还没有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重视。在少量的研究中，褚蓓（2002）基于立足杭州，探讨了家庭旅馆经营的可行性；文彤（2002）则以桂林龙脊梯田风景区为例分析了家庭旅馆的发展策略；彭青等（2010）对影响丽江家庭旅馆成立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为弥补这一知识缺陷，本课题对凤凰古城中小旅馆进行了调查，分析了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的相关因素。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拟实现以下研究目标：确定中小企业旅馆所有者（经营者）的人口统计特性及企业家特征；归纳总结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使用了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以避免单一方法所带来的偏差。如果通过深度访谈所获得的信息与调查问卷所获得的数据相互之间高度关联，那么研究数据可靠程度高。因此，本课题采用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法。我们在凤凰古城中随机选取了145家中小旅馆（古城客栈、古城江边客栈、一般宾馆）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事先被确认为中小旅馆的所有者或经营管理者。共发放145份调查问卷，回收137份有效问卷，回收有效率94%。基于调查问卷的填写情况，判断出愿意进行访谈的被调查者，然后对18名被调查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访谈。
（二）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负责调查被调查者的个人及企业家特征，第二部分调查调查者的管理能力，最后一部分则关注中小旅馆经营所面临的问题。企业家特征的问题采用了李克特5分法（1表示强烈反对，5表示强烈赞同）。访谈问题基于调查问卷中对各问题的回答情况而定。被调查者的回答情况作为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详细解释，每一次访谈持续20至40分钟。
三、分析
（一）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
被调查者为中小旅馆的管理者或决策者61人，占44.6%，所有者或总经理54人，占39.4%；其中男性所占比重高83人，占60.6%；女性仅为54人，占39.4%。 这可能是由于传统习俗所致。凤凰古城居民以苗族、土家族为主，当地传统观念一般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旅馆这类服务业的经营。被调查者中湘西州本地人113人，占82.5%；仅有24人为外地人，占17.5%。年龄方面，数据显示不同年龄阶段者皆有。年龄层次比重最大的是40-49岁年龄阶段者，达47人，占到了34.3%；其次为低于29岁年龄阶段者，人数为30人，占到了总样本的21.9%。
受教育程度方面，大部分的被调查者完成了中学阶段的教育68人，占49.6%；24人为小学学历占17.5%；22人拥有大学文化，占16.2%。值得注意的是，92位即67.2%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旅游业相关教育经历；仅有14人即10.2%的被调查者拥有旅馆、旅游或休闲管理的知识。在访谈中，有3个被调查者认为进入该行业的关键是有兴趣，而教育程度、工作经历无关紧要。但也有4个被调查者强调了拥有相关知识的优势。他们认为，即使教育程度不高，如果以前在旅店工作过，对经营旅馆帮助很大。
在工作经历方面，77位被调查者（占56.1%）开设旅馆前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历；而其他的54位被调查者（占39.5%）曾有过管理、营销和酒店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经历。有两个被调查者提到，管理经验非常有助于开展旅馆经营，至于以是经营旅馆还是其他业务则无关紧要，因为以前的管理工作经历能帮助他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大部分的旅馆（104家，占75.9%）在2001年后开展经营，24家（占17.5%）在1999-2001年间开业经营，仅仅只有9家（占6.6%）的开业日期早于1999年。被调查者的凤凰古城中小旅馆经营者中很多人（84人，占61.3%）拥有多个收入来源。大部分的中小旅馆所有者或管理者（92人，占67.2%）无论是旅馆开业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参加任何相关培训。参加相关培训的最高频率是一年三次。究其原因，一个访谈者提到，“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参加课程学习，因为我们开业很早”；另一个访谈者则称，“我们没有参加任何课程学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课程是有用的”。也有少数被调查者比较关注通过相关培训，提升自己经营管理旅馆的能力。其中，一个访谈者回应，“对于我来说，培训很重要，因为通过培训将使我了解如何更好地为游客服务。而要想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这些很可能首先需要犯错，而这样则会损害旅馆的声誉”。然而，大部分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相信，相对于培训，干中学对于旅馆行业更加适用。“边干边学比培训更加重要，因为它使得员工能边干边学”。
（二）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的企业家特征
通过对问卷的数据统计，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特征排列顺序是自信、独立、能够从失败中学习，以及获取成就的需要。以上企业家特征的得分分别为3.87、3.79、3.65、3.36，排在所有企业家特征得分的前四位。正如一名经营20间房间的被调查者所说的那样，“自信会促进企业更快地发展”。同时，有一个被调查者强调了获取成就需要的重要性：“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对成功的渴望，因为实际生活中总会碰到各种问题，你不能轻易放弃，要想获得成功，你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逃避”。失败不可避免，但它也往往能成为成功之母。两个访谈者强调了从失败中学习的重要性：“失败很重要，因为如果不犯错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有不足。我犯了很多错，当然我也通过改正错误学习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三）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资金来源与营销手段选择
大部分的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79人，占57%）创业资金源自自己的积蓄，32人（占23.43%）依赖于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为扩大它们的经营，58人（42.3%）倾向于使用内部融资，而37人（27.0%）倾向于外部的商业银行贷款。其他人则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获取资金。
在合作伙伴选择上，53家旅馆（占32.7%）与旅行社、凤凰县旅游局等部门签订了合作协议。在营销手段选择上，92家中小旅馆（占54.9%）使用过互联网来推销他们的旅馆。日常使用的营销工具包括口头宣传（118家，占24.4%），旅馆标志牌（103家，占21.3%），宣传小册子（84家，占17.4%），旅游指导手册（64家，占13.2%），以及到旅行社发放宣传单（63家，占13.0%）。从以上数据可知，越来越多的中小旅馆经营者开始利用用互联网等现代营销工具。然而，传统营销工具依然被看作是最有效的营销工具。其中一个被调查者表示，他的旅馆没有利用过互联网，但在旺季也能保持超过90%的入住率。另一个被调查者则利用自身经历，分析了不同营销工具在吸引本地和外地游客方面的效果差异，“网络、旅游指导手册和宣传册对外地游客有用，而口头宣传则对本土游客更加有效”。
（四）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面临的问题
通过数据分析，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对自身知识缺陷有所认识。数据显示，被调查者在以下几个知识缺陷方面既不认同，也不否认：缺乏旅游业经营管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均值为2.9），缺乏如何向金融机构申请资金的知识（均值为2.77），缺乏对旅游趋势和机会的认识（均值为2.79），以及缺乏旅游营销技能（均值为2.78）。
同时数据揭示了被调查者对凤凰县政府及县级政府以上的政府机构在促进中小旅馆发展方面的作用评价。除了来自县级政府的财务支持得分相对较高以外（均值为3.55），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县级和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对中小旅馆经营帮助少（均值从2.5-3.49）。有两个被调查者这样说到，“政府根本就不重视我们这些中小旅馆”。另外，他们认为难以从县级政府部门获得与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的信息，商业贷款申请手续麻烦，成功率低。
四、结果与讨论
基于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本课题获得了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的详细的调查资料。通过与国外学者以前的研究结论比较，在中小旅馆企业家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方面没有差异。基于个人人口统计变量，大部分的中小旅馆企业家为男性，凤凰本地人，受教育程度多种多样。中小旅馆所有者（经营者）在受教育程度上差异很大，50%左右的被调查者拥有中学学历，仅有33.7%的被调查者有大学学历。几乎80%的被调查者没有特定的旅游行业经验，仅有10.2%的被调查者拥有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这主要是由于企业主大多为本地人，而凤凰县乃至整个湘西州教育水平整体较低所致。至于工作经历，仅有少数（11%）拥有在旅馆行业经营的经历。大多数的被调查者（76%）在2001年凤凰古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后开始创业。凤凰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后知名度大大提升，进而促进旅游业的大发展，这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市场机会。
数据证明了企业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自信、自主和能够从失败中学习的能力。自信和兴趣可以被看做是企业家开设中小旅馆的推动因素，面谈则突出了兴趣在决定在是否进入该行业的重要作用。
大部分的中小旅馆企业家利用自有资金来开设和扩大他们的旅馆，而少数人则依赖于银行贷款。与州县旅游局、旅行社的合作将会有助于凤凰古城中小旅馆推销他们的旅店，而在营销工具选择上传统和现代营销工具都受到欢迎，但传统营销工具依然占主导地位。
大多数被调查者既不同意，也不否认他们在运营企业方面的不足。这意味着他们其实已认识到自身对经营旅馆缺乏足够的技能和知识。
被调查者评价了县级、县级以上政府在促进中小旅馆发展上的表现。从均值上来看，中小旅馆经营者认为县级政府的表现更差。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县政府对扶持本地企业经营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反映的两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缺乏对中小旅馆的资金支持和营销支持。
五、建议
基于凤凰古城中小旅馆企业家反映的问题和其自身的知识现状，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来促进中小旅馆的发展。其中，最应引起重视的是提供有关营销和财务方面的支持。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小旅馆的市场日益扩大，从本地扩展到全国，乃至世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已展现了在接触所有潜在顾客方面的重要作用，但中小旅馆企业家资源和知识有限，各级政府部门应提供相关培训提升中小旅馆企业家及其员工对现代营销知识、工具的掌握水平，通过金融扶持政策进一步为中小旅馆的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另外，也应通过广泛的区域旅游推广活动提升区域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中小旅馆带来日益增加的潜在顾客
参考文献：
[1]湘西州凤凰县2001、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褚蓓.对家庭旅馆经营可行性的分析--从杭州家庭旅馆谈 起[J].旅游学刊，2002，（5）.
教学目标：
1.认识5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会写“万马齐喑、不拘一格”等词语。
2.能正确地朗读，背诵并默写古诗。能讲解诗句的意思，能借助诗歌的题目理解每首诗的内容。
3.能结合注释和相关材料，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歌所描写的情景没体会诗人的情怀。
教学重点：
1.认识5个生字，会写8个生字。会写“万马齐喑、不拘一格”等词语。
2.能正确地朗读，背诵并默写古诗。能讲解诗句的意思，能借助诗歌的题目理解每首诗的内容。
教学难点：
能结合注释和相关材料，理解诗句的意思，想象诗歌所描写的情景没体会诗人的情怀。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1.展示导入：
展示：诵读一首你最喜欢的诗，谈一谈你为什么喜欢；今天一起来学三首诗。
预设：《示儿》《题临安邸》《己亥杂诗》。
2.走近诗人：
出示图片：陆游
林升
龚自珍
对这几位诗人你还有哪些了解，对他们的作品有哪些了解，和同学们一起分享诵读吧！
3.我们一起走进这部世界名篇《古诗三首》。
二、学习生字
1.出示生字：乃
熏
亥
恃
擞
2.我有识字绝招！你说一个，我说一个。比一比谁得绝招多。
图片识字：祭祀
精神抖擞
形近字识字：恃
3.领读生词，注音读准字音，班级开火车读词语，比一比谁读得准确。
4.用喜欢的词语说句子。
5.学习词语：不拘一格。
三、朗读诗歌，整体感知
1.认真读古诗，解决生字问题，初步感知古诗的内容，认真体会作者的感情。
2.自由朗读三首古诗。
出示朗读要求：
（1）读准字音，读出节奏。
（2）画出难理解的字、词。
（3）理解诗里的意思，体味表达的情感。
3.读通古诗《示儿》。
4.小组讨论：
讨论主题：
（1）怎样可以读通古诗。
（2）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读懂古诗。
（3）怎样可以把后面的两首也读通顺啊？
预设：划分诗歌的节奏。
四、感知诗歌，初步体会
1.反复读，将诗读通顺、读流利，读出一定的节奏和韵律。
诵读古诗想一想这三首诗，分别抒发了诗人怎样的感情？
要求：
（1）读好诗歌的节奏。
（2）读准每一个字音。
2.诵读三首古诗，进行整体感知，这三首诗的共同主题是什么？
预设：爱国
3.你从哪里读出来的？
预设：
（1）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3）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4.小组同学说一说自己对古诗的理解。
五、课堂扩展
1.诗歌朗读比赛。
比赛规则：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读出诗歌的韵味！评选出诵读冠军。
2.多种方法背诵古诗，分享背诵方法。
六、学习生字
1.出示会写生字：
祭
乃
熏
杭
亥
恃
哀
拘
2.观察字形，写好每一个字！
3.出示形近字，观察一下，找一找说不同。
七、作业布置
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示儿》。
八、巩固提高
打开“基础训练-《古诗三首》”，一起来闯关吧！
第二课时
一、识字导入
1.出示会写生字：
祭
乃
熏
杭
亥
恃
哀
拘
2.观察字形，写好每一个字！
3.出示形近字，观察一下，给形近字进行口头组词。
4.同桌互相指读生字，并组词，并观察形近字，进行组词练习。
5.谈话导入：
国家生死存亡，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一些爱国诗人用笔墨来表达对国家的深沉热爱！
二、古诗背诵
小组之间进行背诵检查，然后请同学展示自己的背诵情况。
三、古诗赏析
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诗歌说一说诗歌的意思。
讨论：怎样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文？
预设：
（1）参考课后注释理解。
（2）借助工具书查询。
（3）听一听别人的理解。
（一）示儿情怀
1.想一想从《示儿》这首诗的题目中，你能了解到哪些信息？
（1）示儿：给儿子看。
（2）我的问题：陆游想告诉儿子什么？
（3）出示诗句：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2.展示一下搜集的资料：
预设：
（1）陆游八十五岁，一病不起，在临终前，给儿子们写下了这首诗。
（2）宋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
（3）这既是诗人的遗嘱，也是诗人发出的最后的抗战号召。
（4）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所以一生都致力于抗金事业。
3.你有哪些字词理解不了呢？一起交流讨论讨论。
预设：
（1）元：本来。同“原”。
（2）王师：南宋王朝的军队。
（3）九州：这里代指全国。
（4）乃翁：你们的父亲。
4.抓住关键提出问题进行诗句的理解。
（1）诗文的关键词是哪一个？预设：悲。
（2）诗人“悲”的是什么？
（3）他的遗愿是什么？
5.结合相关资料，谈一谈你对这首诗的理解。
预设：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唯一使我痛心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统一。因此，当朝廷军队收复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了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
（二）临安感慨
1.《题临安邸》这首诗的题目是什么意思？
预设：写在临安旅店墙壁上的诗。
2.我的问题：作者在墙壁上题写了什么内容？
3.解决有用的问题，理解诗中意。
出示诗句：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问题预设：
（1）临安城有什么特征呢？试着用诗句来回答，再试着描述一下临安城的景象。
（2）诗人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3）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疑惑？
（4）这疑惑中有诗人怎样的感慨和情怀呢？
4.解释字词：
（1）几时：什么时候。
（2）休：停止。
（3）直，简直。
5.讨论：临安这花天酒地的靡靡之风是繁荣的真相吗？
预设：不是。
6.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诗里的意思。想一想作者感慨些什么，作者想表达什么？
预设：诗人对国家命运深切忧虑，对统治者苟且偷安饱含愤恨。
（三）呼唤变革
1.《己亥杂诗》写作背景。
己亥为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这一年作者48岁，因厌恶仕途，辞官离京返杭，后因迎接眷属，又往返一次。在往返京杭的途中，共写了315首七绝，总题《己亥杂诗》。这是一组自叙诗，写了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极为广泛。
2.了解写作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文的意思。
3.出示诗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4.解释字义
（1）生气：指朝气蓬勃的局面。
（2）恃：依靠。
（3）风雷：是指重大的变革。
（4）万马齐喑：所有的马都沉寂无声。
5.讨论：
（1）想一想，作者用“万马齐喑”比喻什么？
预设：比喻沉默不语，不敢发表意见。
（2）我的问题：为什么会“万马齐喑”？
预设：从社会谈起。
6.学完《己亥杂诗》，请谈一谈你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选拔人才的机制有什么看法？可以简单论述一下班级“班干部轮岗制”。
四、课堂展示
1.选择一首诗歌，进行小组研讨，然后派代表展示学习成果。
2.把你认为诗中最能表达爱国情感的诗句写到积累本上。
3.展示你所搜集的爱国名言。
五、作业布置
有感情地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示儿》。
这一次斯文赫定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柏林至上海的空中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查。中国西部对赫定来讲并不陌生，他自1890年第一次进入中国西部，曾前后四次在那里探险近十年的时间。赫定这次要带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和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计划像以往考查一样，带队进入中国西部的大漠。
然而赫定没有想到，这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传入和的洗礼，中国学术界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此时的中国已非彼时的中国。赫定的考查活动遭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强烈抵制。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中国学者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这个协定曾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它是现代中国学者公认的、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背 景
19世纪中期，西方探险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欧洲、北美洲的考察，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的地理概况也逐渐为学者们所熟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及欧亚大陆腹地作为仅有的几个未知领域，引起了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地理考察的进展，西方学者逐渐把目光集中到亚洲腹地，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
中国在东亚、中亚占有辽阔的疆域。这里不但有独特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丰富的文化景观。中国人对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自汉代张骞开通西域后，国内介绍中国西北地理概况的著作不断问世。到了清代，西北藩乱不断，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建设，有关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更加丰富。
经过清代几百年的经营，中国人对于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现象已经有了概括性的了解，并出现了大量的西北边疆地理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徐松的《新疆识略》和《西域水道记》、椿园氏的《西域闻见录》、祁韵士的《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张穆的《蒙古游记》等。但是中国传统的西北边疆地理研究多以地方官员、僧人及流寓边疆的文人学者的著述为主，直到19世纪末期，还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探险和考察。
从19世纪的最后10至20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中国西北边疆地理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形的外国人云集这一地区，其中既有带着侵略目的的政客，也有当时世界一流的地理学者和地质学者。俄国军人普热瓦尔斯基（H.M.Przewalski）和他的学生科兹洛夫（P.K.Kozlov）曾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并掘走了大量的珍稀动植物标本和西夏文书；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德国人李谷克（A.von Le Coq）等人，也都曾劫掠过中国西部地区的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这一时期，有数百名来自英国、法国、瑞典、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来中国考察。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广大疆域，考察报告和相关论文、论著数以千计。这些成果有些在中国发表，更多的则发表在世界各国的科学杂志和著作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在众多的科学探险考察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R・Pumpelly，1837~1923年）于1862年至1865年的横穿欧亚大陆之旅，和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i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68年至1872年对中国的广泛考察。他们掀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考察的序幕。尤其是李希霍芬提出的“震旦纪”、“黄土高原风成说”、“丝绸之路”等概念和学说，曾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以后，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再次来到中国，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活动。
赫定签署的协定及中国学者的反应
当斯文赫定于1926年再次来到中国时，中国的科学事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时不但出现了像中国科学社这样的综合性学术团体，而且已经成立了大大小小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十几个。中国学者“历观前事，痛国权之丧失，恐学术材料之散失”，早就希望组织学术团体协会，以便联络各学术团体，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赫定的到来，成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的催化剂。
赫定来到北京后，首先寻求瑞典、德国驻华大使和北京政府的支持。他的计划似乎进展得十分顺利。不但西方的驻华大使表示全力相助，赫定的考察计划还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支持。赫定为了考察事宜曾拜访了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顾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会同意考察计划中的驼队探险，但计划中的航空探险，却要得到中国军方的同意。为此，赫定又拜访了航空署长刘光克。刘对开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很感兴趣，但他提醒赫定在驼队探险结束之前不要提出飞行的请求，否则捅到报界，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为了避免麻烦，赫定决定先进行驼队探险，并取消了在中亚建立无线电台的计划。
在赫定的努力下，北京政府同意了他的考察计划。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奉系军阀亲自接见赫定，为赫定出具介绍信，并打电报给新疆军阀杨增新，通知他探险队的抵达时间和目的。
在争取得到北京政府应允的同时，赫定也在积极准备具体的考察事宜。他派随行的西方学者前往包头筹建考察团总部，并准备购置考察用品。
正当赫定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事态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
事情起因于1926年底赫定与北京政府农商部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签订的协议。为了能够更好地推进考察工作，赫定在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的建议下，与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达成了合作协议，并草拟了探险大纲。协定的原始文本现已无从考证，但关于协定的具体内容，目前中国学术界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协定要求赫定的考察队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古生物考察，考察的结果将发表在中国的古生物学杂志上，考察团所有的采集品均留在中国。考察团定名为“中瑞联合考察团”；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协议规定，考察团采集的所有地质、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一俟中国有相当研究机构，再送还中国一套副本”。中国派地质工作者两人伴行，负责与当地各级官厅接洽，到新疆后即返北京，由瑞典人前去接替。而考察队的名称是“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尽管目前无法断定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更符合事实，但毫无疑问，1927年3月中国各界听到的是后一种声音，于是“全国舆论大哗”。一时间，北京的大小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报道了赫定带来数架飞机，当局无法阻止赫定偷运文物的消息。
不但中国报界反应强烈，中国学术界更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反对赫定的考察活动。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召集各学会代表二十多人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第一次联席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促进筹备建立永久的机构，进行学术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筹划发掘采集国内各种学术材料；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外国人私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瑞典远征队来华。
在3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决定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改称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将其确定为永久机构。与会代表拟定了14条《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并于5月2日呈报教育部。章程规定，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中央观象台、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地质调查所等14个学术团体及学术机构组成。
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赫定谈判考察事宜。
谈判的经过及协议的签署
自1927年3月5日，第一次学术团体联席会决议公开反对赫定的考察计划后，又于3月10日在北京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宣言》，反对斯文赫定的中亚远征计划，并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停发斯文赫定等人的护照；11日，又致函甘肃、新疆等地的相关机构，要求阻止斯文赫定前往。
赫定不希望与中国学术界发生冲突，另外当他得知北京政府可能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反对而收回曾经承诺过的支持时，赫定为了解释情况和平息事态，于3月9日致函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表示这次考察并未打算携带古物出国，并愿意与中国学者合作。10日赫定与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面见沈兼士等中国学者，解释这次考察的目的，并商谈合作的可能性。
为此，学术团体联谊会于3月13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赫定的来信，并于14日复函斯文赫定。信中认为，赫定信中提出的合作办法，与第一次联席会议中提出的由中国人主办的方法相违背，因此不能接受。但信中仍向赫定表示，愿意与他“作友谊的晤谈”。
3月17日赫定再次致函联席会议，进一步解释考察的目的及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的办法。赫定还就中国学者反对中亚远征队的名称问题，提出可将考察队定名为“北京学术团体联合组织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或者其它中国学者认可的名字。
在3月19日的第三次联席会议上，中国学者详细讨论了赫定的来信，决定推举周肇祥、刘复、袁复礼和李济四人与赫定接洽，并建议赫定于3月20日下午到北京大学第三院研究所考古室面商此事。
3月20日下午四时，赫定偕同当时担任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到北京大学邀请四位代表到六国饭店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谈判。
这次谈判，中国学者主要关心的是赫定此行的目的、是否涉及军事内容、西方考察团的成员是学者还是军人、考察路线、时间、经费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赫定一一作了说明。他尤其介绍了考察的目的主要是地理、气象、天文及地磁学，而考古及地质学是附带目的，如果中国学者反对，可以取消相关的考察内容。谈判结束后，赫定向学术团体协会提交了他整理的14条会谈纪要。
就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考虑如何与赫定合作的问题时，《顺天时报》以“瑞典考古队已首途赴新”为题，突然报道了赫定的考察队已经出发的消息。中国学者大为惊异，于是再次致函赫定，请他“诚意答复”，并同时致函绥远都统，请他们在协会与赫定谈判没有成功之前，监视考察队的行动。3月22日赫定回复中国学者，称报上的消息不准确。强调只是部分人员先到包头做准备，他本人将留在北京商谈此事。赫定还专门请安特生向中国学者解释此事。
3月24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讨论赫定整理的第一次会谈的14条内容。经过仔细商议，与会代表向赫定提出11条合作办法。办法的内容包括：考察团的名称应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的具体事务由协会组织理事会负责；所得物品应全部交与理事会保管；不得毁坏沿途古物建筑；不得以私人名义向当地居民购买古物；不能够绘制比例尺超过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等等。会议还决定由周肇祥等六名学者继续与赫定商谈。
3月25日，六名代表与赫定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这次商谈的内容涉及中西方团员的具体人数、薪金，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法，气象台的设置，团长的人选，出版考察报告的方法等具体的合作内容。会谈结束后，赫定要求中国代表将所提条件以西文形式送给他，并于29日复函，大体同意中国学者的要求。但赫定提出，在中方的要求中，理事会的权力太大，并希望在采集的古物和考察报告的形式上，中方能够有所退让。
就此，4月1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提出八点决议，表示，名义上可以商量，但在权益上不退让。
4月2日，中国学者与赫定举行了第三次谈判，逐条讨论中方的意见。会谈中讨论了双方团长的权限、理事会的作用等问题。
就在中国代表与赫定商谈合作办法的过程中，各大小报纸不断有关于赫定组织的考察团已经出发的报道。一时间消息混杂，难辨真伪。为了更好地交流与合作，第三次谈判结束后，中国代表仍以电话或书信等方式与赫定交换意见，并又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各项内容。最后，赫定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在与赫定基本上达成共识之后，中方推举徐炳昶、马衡、刘复三人负责起草合作办法，李四光、袁复礼、李济三人负责合作办法的翻译。
4月20日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十次会议，讨论新起草的合作办法。23日周肇祥与刘半农带协议征求赫定的意见。赫定提出考察团的名称应由“学术团体协会组织考查团”改为“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博士共同组织考查团”、外方团员应该由赫定任命而不由协会任命等意见。在24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同意了赫定提出的要求。
经过四十多天的谈判，4月26日下午七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周肇祥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至此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谈判终于以中外合作、并以中方为主的形式圆满结束。
1927年5月9日，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和中方团长徐旭生共同率队，自西直门火车站离京前往包头，开始了首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
就中学阶段而言，古文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和重点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特殊句式等方面。
一、语音
古音不同于今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主要表现在声、韵、调几个方面，但这些在古代诗歌和韵文中反映较多，本文不作讨论。但古音与今音的区别还表现在古文的同音通假、破读和特殊名词的读音上。因为这些区别给阅读和理解古文增添了许多麻烦，有必要在教学中予以重视。
首先，谈通假字。它既是词汇问题，也是一个语音问题，它是古人书写某个词时，没有写本字，而是借用了一个音同或音近字来代替，但随着语言的演变，它们的音也变化了，甚至相差甚远。教学时，我们必须按假借字所代替的本字来读。如：
其真天马邪？（《马说》）
右手攀右趾。（《核舟记》）
引文中的“邪”代“耶”，读y椋弧芭省贝鞍狻保羈"Dn。按本字读，有助于词句的理解，否则语言难以讲通。以“右手攀右趾”为例：“攀”本代替“扳”，是指舟子用右手扳右脚趾，如果“攀”读p"Dn，即是攀登、攀爬之意，句子只能译成右手在右脚趾上攀登，这就讲不通了。
其次，谈破读问题。所谓破读，是古人用改变字的本音以区别不同的意义或词性的一种方法，本音代表的词和破读音代表的词成了一词两音，两种意义，教者应讲清本音和破读音的区域，以区别不同的含义。如：
大楚兴，陈胜王（《陈涉世家》）。“王”用作名词时，读w醤g，义为帝王；在这里作动词，破读为w鄋g，义为称王。
此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出师表》）。“分”用作动词，读f"^n，义为分开、分配；在这里作名词，读f鑞，义为名份、职份。
根据经验，学生在破读音上容易出错，教师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再次，谈古文中的一些特殊词语的读音。它们与现代汉语的语音差异大，虽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影响不大，但有时考试要考到，所以还必须加以注意。这些词语往往是些古代的国名、族名、地名、人名和姓氏等，现代一般字典、词典都按古读音收录，我们应按传统的读法去读，否则等于读了别字。例如：
姓氏：种（ch髇g），不读zh騨g
人名：冒顿（m騞欢羗鄌 d鵱
郦食其（l?yi q"n）读l?sh?q?
地名：阳夏（y醤g ji#3）不读y髇g xi?
国名：月氏（y"甧 zh"n）不读y鵨 sh?
最后，谈谈古文中必须熟练掌握的重点字音的问题。按理文章中的所有字音都应熟练掌握，这是教学的理想效果，可是这对许多学生来说，不可能做到。但我们可以使学生掌握那些重点的字音，实际上测试时大多数也是测试那些重点词的读音。因此，教师必须善于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教学。重点处肯花大力，不惜工本本；次要处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哪些是重点音呢？（1）中学教科书中古文的页下注释标注的音，大多是生字词的音，这些音要熟练掌握。（2）书后生字表里易读错字一栏里的字音也很重要。（3）古音和今音不同的音（上列三点有交叉之处）。例如：
在《曹刿论战》一文中，页下重点音是gu欤ㄘ郏i鄋（间）、b#7（帛）、fㄦ冢#5（鄙）、m恚樱J楹笠锥链硪焕钢械淖忠粲衵h椋ㄕ蓿ㄓ┑取9乓艉徒褚舨煌囊羰莊ǚ颍┑取?
抓住重点字音的教学，基本能解决古文测试部分的语音测试问题，提高考试成绩。
二、词汇
文章由句子构成，句子由词汇构成，要读懂古文必须先读懂词汇。词汇在古文中面广量大，是教学的重点、难点之一。因此对于词汇的教学尤为显得重要。
在古文教学中，应立足书本重点讲清学生易搞错、易混淆的内容，重点在于知识的积累，并通过纵横对比，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知识，形成理性认识。这符合中学生的认知水平，是教学的正确方法。
第一，通假字。上文已提到通假字，既是语音问题，也是词汇问题。古人用一个字代替本字，古人认为这是正常的事，但在今天看来就像是写了错别字。如果按通假字理解古文意思，难以理解，因此教师必须启发学生找出本字，去代替通假字，避免出错。下面再举一些运用通假字的例子：
《愚公移山》：“甚矣，汝之不惠！”（“惠”通“慧”，义为聪明）。
《捕蛇者说》：“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尔”通“耳”，义为罢了）
第二，古今异义的词。事物在变化发展。有些新词产生，有些旧词消亡；有的词义扩大，有的词义在缩小；有的词古义与今义完全不同。对于中学生，我们必须讲清词义变化基础的知识，如词的古今义。这是教学的任务之一，对于学生阅读古文有帮助。如：
《狼》：“屠白后断其股，亦毙之。”股：古义为后腿，今义为屁股等等。
第三，多义词。一词多义的现象，古文中十分普遍，即使今天也广泛存在，问题在于中学生理解今天的语言，难度不大，而理解古人的语言难度就大了。如：
端：（1）东坡右手执卷端（《核舟记》）（2）其人视端容寂。（同上）
正值南京城最危急的时刻，她独自一人，打算带着孩子离开中国，回到较为安全的娘家去。她的娘家在德国，一路上，她先要从战火纷飞的南京坐火车到武汉，再途经香港，然后坐船到埃及，再绕回德国。
这一路的奔波和艰辛意味着什么，年幼的女儿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眼中看见的南京城虽然不像往常安谧祥和，却在此刻绽放出了不同寻常的“美丽”：灰色的烟雾遮蔽蓝天，满天的火光就像烟花一样绚烂。
谁也不知道，路上这个衣着得体、面容平静的德国女人，就是当时任职于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徐道邻的妻子。而她手中牵住的小孩，便是后来以古画鉴定名噪一时的艺术史学者，徐小虎。
芭芭拉，冒险的跨国之恋
“那一年，我三岁，我的母亲也才二十四岁”，时隔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徐小虎回忆道。她的父母相识那一年，母亲芭芭拉还是个高中生，父亲徐道邻则在德国读大学。两人相知相恋，不久后，芭芭拉便不顾家人反对，离开家乡和徐道邻结婚。担任婚礼媒人的是两人好友、时任南京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主任蒋复璁（不久后任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1965年调任博物院院长）。
后来，徐小虎在妈妈的讲述中得知了自己出生之前的故事。“年轻的德国女孩告别家人，漂洋过海来到古老的中国，成为一个陌生家庭中的一员，在1933年的南京，算是件非常冒险的事。”芭芭拉不会说汉语，徐道邻的家人也听不懂德语。但语言没有成为她进入这个传统家庭的阻碍，她开始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学习各种传统礼节：磕头、倒茶、唤爹娘，还改了个中国名字叫“徐碧君”……让芭芭拉倍感新奇的中国生活刚刚开始，战争打响了。徐道邻担心家人安危，便让妻子带着小虎，回到德国去躲避战火。回到德国后不久，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
一年后，一家人在德国重聚，曾经在南京的温馨生活很快在意大利得以延续。徐道邻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意大利大使，芭芭拉也成了最年轻的大使夫人。“我们住在罗马的古堡里，墙壁上是华美的壁画，家里有许多佣人，有厨子做饭，出行还有司机。”
徐小虎清晰记得，在罗马的那一年，每个礼拜，父母都会穿着崭新而漂亮的礼服，到当时的皇帝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的家里做客，同桌的客人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以及当时权倾一时的总理墨索里尼。“其他外交官们都很老，只有我爸妈这对夫妇，特别年轻，特别美。”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为了躲避战乱，一家人又回到中国。回到重庆，原先在罗马贵族式的奢华生活一下子被切割成最原始的模样―他们住在重庆的歌乐山，没有水、没有电，屋里只剩一盏油灯。小虎和妹妹对此乐不可支：油灯、水井、破旧的房屋……这样的苦日子，在她们看来更像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充满了新奇和趣味。
芭芭拉当时已经通晓中文，能说能写，还能读报纸。闲暇无事，她就和其他官太太们一起聊天，说的都是打仗前上海南京夜夜笙歌的生活。和平时代让她想念，但她从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转变，念叨最多的不过是重庆的潮湿，以及总是黏糊糊的空气。
跟着母亲在战火中“走南闯北”，这样的经历对徐小虎来说并不陌生。1949年，重庆开始打仗，徐道邻再次把芭芭拉和孩子们送走。“抗战时期，我伯伯曾经在北京曾经卖掉了一批祖父的藏书，祖父在里面做了很多笔记，还写了评语。爸爸极孝顺，他当时留在上海，就是为了想把它们都收回来。”时年36岁的芭芭拉再次独身一人，带着三个孩子，长途跋涉来到陌生的美国。
这一回，不仅没有佣人、豪宅、金钱，芭芭拉和孩子们甚至只能寄居在其高中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因为政治问题，徐道邻在上海被软禁，后来到台湾再次被软禁，无法和家人联系。身在美国的芭芭拉依然没有怨言，开始打工赚钱，抚养孩子们。
“她是一个多才、坚强、伟大的女人”。许多年后，回顾母亲带着自己在战火中穿梭的日子，徐小虎不由感叹。长期和母亲一起生活，徐小虎直言受了很大的影响。“她教会了我质疑，对于自己不得其解的问题，要亲自去调查清楚。”
二战期间，纳粹将犹太人送进集中营进行屠杀。芭芭拉突然发现，自己的犹太朋友仿佛一夜之间都消失不见。她心生疑惑，千方百计地打听，想要知道答案。“当时，大家都怕纳粹，关于这些问题都缄口不言。但我母亲不怕，她一定要弄清楚，这些朋友到底都去了哪里。”徐小虎也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这种质疑精神，“成年后，我不再相信官方的说法。我只认定自己看到的东西，不会只按着官方期望的方向去走。”
徐道邻，经常“缺席”的父亲
徐小虎出身名门世家。祖父徐树铮是北洋时期的著名将领，收复外蒙的大功臣。父亲徐道邻则是民国高级官员、以宪法和法史研究传世的法学家。姑姑徐樱是昆曲艺术家，姑父李方桂则是语言学家，也是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中国第一人。
在徐小虎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经常“缺席”的人。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等职的徐道邻，从政后终日为国事奔走，鲜少有暇顾及家庭。治学严谨的他，对孩子的要求并不高。“我们愿意上学就行。”徐小虎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有一回班上要求写大字，自己怎么也写不好，甚是懊恼，“父亲看了看，没有责备，反倒拿出一个汉碑让我临摹。我当下就松了一口气，写隶书比写大字可舒服多了。”
就像徐道邻成年后一直想念着他早年被暗杀的父亲徐树铮一般，徐小虎也一直想念这个经常“不在场”的父亲。父亲常年不在家，女儿的想念和崇拜却从未停止。“他的存在对我而言是一个榜样。他清高、爱国、才华横溢，就像古代的英雄，让人仰慕。”
“父亲和祖父一文一武，学问都好得不得了。”和徐树铮一样，徐道邻精于书法，擅诗词古文，从政后仍然手不释卷。“他们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从小就开始背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扎根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徐小虎觉得，到了自己这一代，教育形态发生变化，没有了那样的熏陶，也就没有了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是‘文盲’，是‘文化孤儿’，是和中华文化传统毫无关联的‘外国人’。”
“我认为，每个人的一辈子都得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做成一朵最漂亮的花，贡献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在徐小虎看来，祖父和父亲为国家交付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给她做了很好的榜样。“所以这决定了我也愿意跟在他们身后，去贡献社会。这是一个启发，一种源于家族的自豪，也是徐家的长辈们交付给我的传承。”遗憾的是，几次逃难，祖父徐树铮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只有父亲徐道邻留下的一支笛子，被徐小虎一直带在了身边。
王季迁，每张画中都有古人的影子
“我知道，自己这辈子也达不到祖父和父亲的高度。可是我还是想要像他们一样，为家国做些什么。”最终，她选择以中国传统古书画鉴定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书画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切面。我用眼睛看，用心感受，然后从经验中提炼出可供后人借鉴的新的方法论，为那些被传统中国书画观蒙在鼓里几百年的人解惑。”徐小虎说，自己这样做之后，“终于觉得可以抬起头来，站在祖父和父亲的后面。”
实际上，和中国艺术史、古书画鉴定结缘，并非徐小虎刻意为之，“是偶然，也是必然”。1964年，徐小虎与丈夫移居至美国普林斯顿。隔壁便是鼎鼎大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徐小虎便打算顺道在这里进修一下。
学科目录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当她看到C时，一眼看到了China。“China，我的祖国”，这让已经离开中国十多年的徐小虎非常惊喜。而China这个组别下，第一个出现的单词便是Art。徐小虎心想，这也许是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于是毫不犹豫地选了“中国艺术史”这门学科。“没想到，竟是研究‘死人的东西’！后来想想，研究自己祖宗的东西也很好，很有趣，于是就一直做了下去。”
徐小虎就这样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进修时，在老师的带领下，她与同学一同拜访了著名收藏家、鉴定家和现代书画家王季迁，并参观了其在纽约曼哈顿家中的书画收藏。
王季迁的家中挂着许多古画，画桌上摆着砚台，笔架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毛笔，“闻到墨香的味道，突然感觉像鱼跳回水中那种无限的愉悦。”王季迁把古画一张张铺在桌子上，向学生们讲解笔墨之理。这次拜访给徐小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季迁身上的文人气息仿佛让她一下子回到父辈的年代。
几年后，徐小虎独自再上纽约拜访王季迁。其时，徐小虎已对中国古书画有了更深的认识。两人相谈甚欢，徐小虎提议想让王季迁给自己“讲课”，以中国传统书画观为主题，自己提问，王季迁作答。王季迁当即答应，让这位“学生”每周六到家里“上课”。
“要研究中国古画，笔墨本身是最关键的东西。但没有人知道笔墨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知道的人也不说。因此，我对此很好奇。”此后八年间，徐小虎每周赶赴纽约，和王季迁交流笔墨鉴赏之理。有时，徐小虎会列出照片、翻开书本，指着画问东问西。有时，王季迁索性跑到画桌前，拿出纸笔示范给徐小虎看，让她观察某种实际用笔时的角度、笔尖或笔腹之间的位置……
徐小虎和王季迁每回一聊就是八个小时，话题永远离不开绘画。两人聊得兴起，王季迁的太太、书画家郑元素便在一旁悄悄把茶满上，旁人也断不打扰。“我认识的王先生是很慷慨大方的。无论我向他要什么，他全都给，毫无保留―我要的不是古画，而是知识，是形而上的东西。他不像一些书画大师，兜里总留着最后一招，留着不外传的秘诀。王先生总是希望你比他懂的多。”
“我认为王先生是中国文人绘画史里头最顶尖的画家”。让徐小虎心生敬佩的，不仅仅是王季迁在知识传授上的慷慨，还有他一直求新的精神。离开祖国定居纽约后，王季迁终日醉心于书画，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创作上。“从前一大部分的清朝文人画家，都在仿古人的笔意，却几乎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创意。王先生则不然，一方面，他的每张画里头都有古人的影子。与此同时他也在自由地创作，尝试各种时代的结构方式，使用各种文人的笔迹意识―这是没有人能做到的，甚至是没有人试图去做的。”
徐小虎感叹，没有王季迁的那些“课”，也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交谈得越深入，徐小虎对这门学问也越来越熟悉，“我终于感受到，这些中国古画是一个活的东西，不是一个纸上的、平面的、没有时间性的东西。”
高居翰，可以互掐的朋友
今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徐小虎八年间与王季迁的对谈收录出版，名为《画语录：听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
“高居翰（James Cahill）是最早看到这个对谈的人，也是最希望这个对谈能够出版的人。”高居翰得知徐小虎正在做和王季迁的对谈，以研究中国笔墨之理，便写了推荐书，帮她申请国家人文基金会的研究经费补助，在访谈手稿整理完毕后，徐小虎立刻将手稿寄给了自己这位老朋友。遗憾的是，《画语录》在内地出版后不到一个月，高居翰就在美国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
高居翰是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被誉为美国西海岸的“学术巨人”。15岁那年，在美国读高中的徐小虎在国际学生之家俱乐部里，认识了还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读东方语言学的高居翰。两人合作演戏，演的是美国历史上普利兹诗歌奖的首位得奖女诗人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作品。戏只有一幕，高居翰和徐小虎分饰男女主角。
“我记不住他的名字，但对他的第一感觉，就觉得他是个有文化的人。”当时的高居翰并未向徐小虎提及自己正在研习中国艺术史。短暂的一面之缘后，徐小虎很快忘记了这位“戏友”。十多年后，徐小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开始研究中国艺术史。当时这门科目的必修教材正是出自高居翰的笔下。徐小虎前去听课时，高居翰首先认出了她。她这才知道，眼前这位大名鼎鼎的艺术史学家，就是当年和自己对戏的“年轻帅哥”。
两人渐渐成为好友。同样的研究方向，也让两人之间发生了不少“互掐”的故事。最为人所知的是1982年，经高居翰鉴定的吴镇作品《墨竹谱》，被徐小虎视为伪作―吴镇是徐小虎最为欣赏的一位书画家，鉴定其作品的真伪，她算是行家。“我和他提前打过招呼，谁都可以提，但千万不能说到吴镇。要是拿吴镇的东西来说，我肯定要辩驳。他不听话，在演讲上提到《墨竹谱》，于是我就跳了出来，指出《墨竹谱》不仅是假画，而且还是伪作里很不好的东西。”
高居翰并没有生气。这头刚刚互掐完，那头两人继续着信件来往，聊着各种生活琐事。“我经常向他‘报告’自己在学术上的新发现，就像一只小狗，把在外头找到的骨头带回来和同伴分享。”但高居翰总是在回信里半开玩笑、故作生气地说，“我不欣赏你的发现，因为你的每个发现都会我之前的定论。”话虽如此，高居翰还是慷慨地为徐小虎的书作写着推荐语，《画语录》里便有他题写的序言。
两人在学术上的分歧颇多，但徐小虎依然认定高居翰是“向世界打开中国绘画史的老头”。她要求自己的学生去听高居翰的演讲，“他对艺术家的背景生平和所处的时代做了很多研究。他经常会透过画上的题跋，讲到艺术家的生平故事。他总是可以很快地进入一张画，而他看到的东西、引起他共鸣的东西，是很精细的。没人能像他那样说出那么多如此精彩的故事。”徐小虎和高居翰的研究方法不同，“我只看东西本身，辨认是否是真迹，我不研究艺术家的历史。”而高居翰所涉及的知识领域，与自己正好是一种互补。“他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介绍，打开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的一扇门。”
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数十年间，徐小虎对于学术的固执和直接，得罪了不少人。“没有同行愿意和我说话、和我通信，只有高居翰，成为了我几乎唯一的朋友。”两人最舒服的相处状态，便是放开自己的学术意见，一边喝着很好的红酒，一边坐下来聊天，谈共同的朋友，谈彼此的家庭，谈音乐，谈生活，谈各种好朋友之间会聊的话题……高居翰逝世后，徐小虎的心里空落落的。“这样的朋友，以前就是唯一的，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徐小虎一直被视为是艺术圈里的异类，但她说自己从来没感觉到孤独。“我不想做什么教授什么所长，对我来说，那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我对物质上的收获毫无兴趣。”徐小虎的兴趣在于发现。“能发现，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收获来了，我就要拼命和别人分享。”几十年观察下来，她在很多同行的身上，找不到这种探索的热情。“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好奇。明明是学者，面对这些这么好玩的事情，他们怎么会不好奇？我觉得失去了这种动力的他们很可怜。所以，我一点也不孤独，我觉得他们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