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8 14:41:10
从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初步确立文化的概念后，学者们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诸多争论，形成了许多流派。本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为大家公认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1这样看来，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正如兰德曼所说：“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事实上，文化可以与承担者分开，并可以由一个承担者向另一个承担者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象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2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3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这样看来，文化一方面是正在进行、不可停顿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是寓蕴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并规范、调节、控制、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意义。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麽，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4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5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
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二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麽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著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6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尽管简便，但却势必在两者之间设置一个僵硬的、各执一词的人为界限，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混乱和产生很多问题。
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故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7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不破不立”，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消灭汉字”等等口号，中的诸多做法就是这样。这钟观点过分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把传统文化看作文化的全部，把传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最终必然要导致。而且，如果传统文化真的都是现代化的阻力，那就意味着过去与现在必然发生了绝对的质变，过去与现在毫无共同性。这在事实上存在吗？如果承认过去与现在还多少有一些共同性而坚持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阻力，那麽，就意味着古人、前人必然是无能，至少是不如现代人。我们能找到充分的事实依据来证明所有的古人、前人在方方面面都不如所有的现代人吗？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的观点，实际上是怯孺和懒惰的表现，是企图以此推卸自己肩上的责任和义务的想法和做法。而且，在现实中，颂扬和批判传统文化这两种情况往往同时存在。这说明，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划分责任与荣誉，这关系到历史、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其实，历史和传统文化既不承担责任，也不享有荣誉。承担责任或享有荣誉的，只能是各个时代的人。这两种表现都忽略了，文化既然就是人的生存活动和内蕴于其中的知识、价值、意义，那麽，它就只可能是由不同人的或同一个人的各个方面的生存活动关联起来的关系网络，也就不可能是实体。它是具体的、与时俱迁、因人而异的。文化就是这个关系网络的调控配置，其中的一切都要根据具体的场景、局势和参与其间的人的情况来确定。根本谈不上有所谓最好的文化，甚至也谈不上有不错的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活动的形式和习惯”，不是实体，因此只能在现时刻的人们的生存活动中去寻找。这样，“传统文化是否有利于现代化”或“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还是动力”等等这一类问题，就是大而无当的假问题、不科学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某一部分是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制约着我们特定方面的生存活动？我们怎样去超越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局限性？
由于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就导致人们往往企图寻找、确立一个唯一的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或现代化中。例如，有人把洋务运动、猿世凯的改革、同治中兴的一系列举措划归现代化，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现代化的行动，但另外的人则指出，辛亥革命前期思想中的、种族复仇主义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地把辛亥革命归入现代化。在这些争论背後，都是企图寻找一个唯一的判定标准以便把所涉及的东西确定地归类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其实，这样的标准，如果说存在的话，也不是唯一的。因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所指，不同的人因立场、审视方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界定。
这也意味著，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在实质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都视为一个逻辑上周详严谨的、抽象的、统一的整体，从而认为，每个民族只有一个唯一的传统文化，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样子；现代化也只有一个唯一的模式，欧洲社会天然地具有实现现代化的潜力，现代化首先在欧洲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要进行现代化就要在各个方面都以欧洲社会为榜样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革命”。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文化还原为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事实上，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作时代化的理解，就是假设“时代”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是绝对同一的统一体或前後完全一致的整体。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化的发展有不平衡性，这包括文化各个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发展的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国家的不平衡性。这样，文化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独特性就不能被忽视。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在时代化的理解的观点同时还忽视了，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远远不是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整体。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动本身，那就不可能是抽象的，而只能是具体的。现代化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既然是具体的，那麽，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人所进行的不同的活动，其现代化就不会是只有一个模式，同样也是五彩缤纷、各具特色的。这样，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探讨就不能再用整体性的思维模式作泛泛而论，而要在不同的个人、群体所特有的不同的生存活动中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
由此可见，企图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使之由障碍转化为动力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近代所谓的“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儒家的“创造性转换”所遭遇的尴尬和难堪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实，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化、逻辑化、规律化，本质上都是把传统文化目的化、主观化。因为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才产生的舶来品，并非西方以外的民族的传统文化所共有；逻辑虽然原则上说是多元的，但实际上现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继承下来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而中国古代的逻辑则是辩证──墨辩逻辑。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规律不是短时间内通过研究一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就能办得到的。这样所梳理和解释出来的东西，当然也只可能是为特定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存活动服务的一种意义罢了。但应该指出，如此固然可以发掘、拓展出一种新的意义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损害了既往时代活跃的生命运动和富裕的精神生命。维特根斯坦後期主要攻击的对普遍性的渴望，应该不断地警惕。
上面我们从理论上说明了，坚持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历时性的理解是错误的。在事实上，如果坚持用这样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就必然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若干侧面作了二元对峙的理解。这里只谈三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肯定与否定的绝对化。这主要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但批判现代化的也不是没有。对传统文化作绝对肯定的，往往主张一切古已有之，只要中本西用、中体西用、夷为夏用即可。否定传统文化的，往往认为它是糟粕，主张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全盘西化。其实，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肯定或否定的理解是错误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依共存的。传统文化是人一生下来就不得不生存于其间并受其制约的东西，不论你肯定它而把它捧上天，你都无法从中得到什麽额外的收益；不论你否定它而把它贬低得一文不值，你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照样要受它的制约。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进行现代化的逻辑前提或行动的必须的第一步。同样，对现代化作或不作肯定也都无关于它存在于人们当下的活动中这一事实。魏源说过：“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8当然这不是说搞现代化可以不考虑传统文化，而是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重要的不是通过肯定或否定而比较孰优孰劣，孰重要孰不重要或进行取舍，而是要在人们当下的活动中来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探讨，就不是所谓整体性的泛泛而论，而是具体的、局部的、深入细致的实践操作。实践操作中所涉及到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泛的。这样，传统文化是好还是不好，现代化是好还是不好，相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而言，就成为可笑的问题，而且，这也是无从回答的问题。就好比去问一个下棋高手：“请问这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如何下？”脱离了特定的棋局及对手的情况，任何再高明的棋师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再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既然都是人的生存活动的组成部分，那麽，也就不可能只取其一而舍其二，它们都是无从取舍的。
第二种表现是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这是前一种表现的转化形式，不必再作分析。
第三种表现是认为，传统文化是“源”，现代化是“流”，有了“流”就可以不必再去为“源”伤神费力。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共时态来看，这种“源”“流”观是不能成立的.
摘要
本文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後次序，它们是共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出发，本文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它们是共时态存在的文化的一体的两面。不应该用实体论、整体论的观点来探讨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由此出发，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的观点。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化;实体;共时态;整体
文化活动既然是人类的生存运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基础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那么，文化活动的第一方面首先就是体现“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传递前人生存活动的经验和教训的传统文化。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间的、不可超越的。“人要成为全面的人，只有生存于承担了传统的同类群体中。人的文化方面只能以这种方式发展。”人要成长，“个体首先必须吸收与他相关的文化传统。个体首先必须爬上他出于其中的文化高度。”这说明，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知识、价值、意义，是前人生存活动的智慧的结晶。按照伽德默尔的看法，人作为有限的存在，是处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这种传统文化，也不管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超越传统文化的观念意识。我们始终只能在传统文化中进行理解。不管意识到与否，传统文化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它当然不会是躲在久远的过去，而是就存在于人的每一个成长阶段，就存在于人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存在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我们固然也有许多无法控制的成见和思维定势，但我们必然要调整、修正、剔除和补充它们，在此基础上展开新的思维活动。这种新的思维活动及其成果马上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维转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成果，我们就这样也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存在、发展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它从物质技术、行为规范、精神意识等等层面表现出来，集中表现在语言符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方面。这样看来，文化包含两部分：作为文化活动的结果的这一部分，是传统文化；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它们作为文化的一体的两面，是共时态地位居于个人、社会当下的生存活动的方方面面里。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人的生存活动的本身。
为此，应该避免陷入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作“时代化”理解的误区：把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传统文化之後的时期，而在此前存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属于传统文化。关于这一点，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谈及对现代化作时代性的理解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现代化仅仅看作一个处于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时代，而更应该将其看作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是谁都有的，也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是从个人对生存活动的态度来说的。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依教授则说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观，称福柯为一个后现代思想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同时代人和幸存者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者或必须成为后现代主义者。历史的中断不是同时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时发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个人、同一种纪律或设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传统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现代的。”这个说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借鉴来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所以人们会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理解为时代化的历时性关系，首要的原因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了实体化的理解。这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企图到前人遗留下来的书面文献材料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这就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静止的、封闭的东西，进而认为，传统文化是可有可无，最好是不必要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保存的可抛弃的东西。由此出发，人们还认为：古代书面文献材料所表述的传统文化，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实，且不说这个观点只注意到了历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释性，只说它还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古人书面文献材料所记述的东西，有的只是纸上谈兵，有的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或本来应该实现却并未实现的理想，有的则是虚伪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饰，还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从某种立场出发的、有倾向性的、为某一群体利益服务的主张，……。另一种表现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把传统文化当作现实中的问题、消极的东西、社会的阴暗面、一切不如意的东西的替罪羊或发生的原因，总之，把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传统文化。例如胡适说：“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于遭到这步田地了。”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要进行现代化
什么叫传统文化？我们要有新的概念，传统文化就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征和面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我们是随时都能见到。譬如欧洲的“海洋文化”论，就一直影响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心态，军事扩张、经济扩张、政治扩张、文化扩张无所不在的扩张。演变到今天，扩张就变成了所谓的“全球化”文本。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西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艺术的影响，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在追逐现代设计思想、理论、方法的同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忽略和遗忘了支撑着我们整个艺术设计并可以让它永恒不息的精髓元素——传统文化。在激情燃烧的现代主义艺术中，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借鉴与感悟。传统文化与对于现代艺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具有灵感的艺术信息。
显然，它们激发我们的艺术灵感。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都会有着独特而强大的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在欧洲，沉淀了数千年的欧洲文化，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香榭里舍大道，你可以感受到古典与现代、豪华与气派、高雅与华美、显贵与朴实、人文与自然的魅力。在巴黎，目不暇接的各种艺术展览、服装设计大赛、五花八门的艺术节使人们随时感受到现代社会的艺术文明；尽情领略到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精神面貌。而中国，这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时刻影响着中国的现代艺术。虽然没有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商业文明，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学，传统节日，文化诗词，中国戏剧都世代相传。它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
作为“人类昨天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传统文化，其实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而已。我们不能一提传统文化，就想到落后，实际上被保留下来的真实对我们今天和明天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是都是人类文化中的精髓。从我国庸久的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如果要立于不败之地，那就要勇于吸收，敢于创造，善于交融。近些年，近代的中国文化一直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蹒跚而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激情碰撞，最终的结果是两种文化都会汲取对方的精华，并且充分融合，从而共同进步。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创造、善于交融才能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的影响，事实上处处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今，当我们在不断追求时尚品味简约的现代艺术的同时，却很少能够正确地认识传统文化对艺术的各种连带影响。站在历史的角度，传统文化即是一些物质与精神的沉淀，使得物质得到改进和创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所说的“设计引导人”与“人引导设计”这本身就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思维方式等最直接影响的就是“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中国古代艺术一直遵循着一种独特的形态去发展，我们在引导人的时候同时也在引导自己的方向。当人们具备了一定的共同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就走到一起了并带着一定的时代特性往前发展了。
传统文化、艺术是古代祖先们根据当时生活总结出来的精粹经验体现，流传，让这些传统文化、艺术历经磨砺，百淘留金。尽管现代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成熟，但多元的价值观往往令许多艺术流于形式而无法达到返璞归真的最高美形式。如何从文化艺术角度完成中国民族文化复兴？很多有识之士共同的认为是：充分利用现代艺术表现形式，纵深挖掘传统文化美根源，理解创新，让传统文化嬗变、充实为现代艺术之美，进而形成我国民族文化的复兴。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因为要创新，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
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传统文化一概加以否定。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创新，对传统文化与艺术而言，是扬弃，不是否定！如果割裂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联系，那么，现代艺术也将黯然失色，甚至会自我窒息而亡。东西方艺术,都在寻找出路。尤其是中国。正当西方在经历了现代艺术的变动以后,他们正在寻求新的平衡,一些有远见的艺术家开始将眼光投向东方,企图从东方传统文化和艺术结合中获得新的创新时，中国才刚开始从漫长的沉睡中惊醒过来,麻木沉闷的艺术迫切地需要新的刺激,尤其是对艺术束缚感到厌烦的年青一代,将传统文化与新的艺术相结合，这决定了中国艺术今后的发展。今天，我们不断面对西方的新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冲击性，如何保持中国的特色不被西方新的思想所影响是现今应认真研究的课题。为了不丧失中国的个性，不断的在传统文化中探索，寻求新的出路。现代艺术不需要颠覆，是新的创新，新的结合。
我们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凡是生命力旺盛而又持久的文化不论是否经历过外来侵略，还是历史自然的延续——都是对原有历史文化的沉淀对现代的传承，譬如古希腊文化之对于古埃及文化和两河文化；罗马文化之对于古希腊文化，欧洲文艺复兴之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文化能数千年屹立在世界文化之中，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总是生活在传统文化的熏陶里。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原始社会阶段在人类历史中具有的重大意义时所说的：“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之下，对于所有未来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而它的内容则是克服将来集体的人们所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之间是底蕴和延伸的关系,就象是一切艺术的升华都来自于生活和实际一样.而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把生活中的文化底蕴和生活中的实际进行再加工提炼,达到自我表现的过程。
关键词:艺术创作；地域性；传统文化；全球化；青春版《牡丹亭》；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J802.3 文献标识码：A
Self-Transcendence and Modernity Transmutation of Reg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Taking Youth Version of "Peony Pavilion" as an Example
WAN Ji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72)
地域性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人们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中的积累和沉淀，是特定地域风格、文化观念乃至行为方式的体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延续性和独特性，亦是这个地方的人的文化的根和精神的魂。漫长的古代社会，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交通、通讯能力的局限，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极其缓慢的，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处于一种微观变化之中。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跨国资本及其消费文化的历史性扩张，逐渐解构了人类社会的地域传统和生活秩序，地域性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与困境之中［1］。
禀承文化社会学立场的当代文化研究认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同时亦能展示出“我们从哪里来?”与“我们往哪里去?”的深层意义。置身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传承地域性传统文化，并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一、从分化转向整合：全球化语境中的地域性传统文化
地域性传统文化的文化规定性，也只有在文化的现代性话语和知识谱系之中才能被有效地言说。基于此，我们在研究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问题时，必须对现时代特殊的文化境况及其面对的世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世界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高度相关、密切整合的结构，而任何一个地域性文化单体，都越来越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而受制于这一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相互依赖。这一结构，被称之为“全球化”。
外部世界对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介入，必然带来一些新变化。加西亚•坎克里尼(Néstor García-Canclini)认为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去域”现象的出现。这里所谓的“去域”，指的是“文化与地域之间的之间某种自然关系的丧失”。在我看来，“去域化”这一概念非常传神的描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地域性传统文化所经历的必然变迁。从比较的意义上说，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去域化”过程实际上是和经济的“去域化”相一致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发生的过程，这一过程特别明显的反映在作为共享文化的消费文化之中。美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这个过程视为地域的特殊性转向全球的普遍性的必然过程。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以“去传统化”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迁。依据吉登斯的看法，传统文化的消解是和自然的消失交织在一起的。这里所谓的自然意指独立于人之外的环境和事件。在他看来，传统和自然在过去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风景”，一个构成社会活动的“风景”。而当这样的自然消失时，与它相联系的传统也必然受到挑战［1］。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去传统化”意味着人与传统的历史、文化的空间失去了价值归依和情感归属上的意义联系，和传统文化因此不再具有维系人伦关系的现实力量，地域情感乃至地方认同也随之分崩离析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无形中变成了混沌的荒原［2］。
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去域化”和“去传统化”，并使不同地方的文化逐渐趋同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的力量瓦解了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漠视了过去的一切。在这个文化与社会不断趋向同化的年代里，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议题一直具有与日俱增的时代性意义，地域性传统文化应当怎样被关注，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和建构现时代文化的“地域色彩”和“传统意义”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
一直以来，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问题，始终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立场，一种是彻底的现代化转向；而另一种则是坚持本土的、本真化倾向。两种力量的争斗和交织妥协，构成了近年来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轨迹的“钟摆”，使我们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暧昧和两难。近年来，包括《藏谜》、《云南映像》在内的诸多艺术作品对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当代关注与表达，重申地域立场、传统性文化经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艺术经验与成就。其中，台湾作家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堪为力作。作品着眼于特定的地域与文化，关心与现代性日常生活真实亲近且熟悉的轨迹，产生了富有含意的地域性传统文化的新形式。该剧目所体现的传统美学，不仅被社会一般观众所接受，也得到了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阶层、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欣赏和认同，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传承问题提供了具有特殊审美意义的艺术经验。
二、从冲突转向和谐：昆曲《牡丹亭》的自我超越
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首的昆曲艺术，是江苏地区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昆曲杰出的文化与艺术价值尽管为世界公认，但是它的濒危境况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昆曲文化在当代社会到底应该如何传承和发展，一直是当今学界面临的文化挑战与世纪命题。青春版《牡丹亭》以“青春”为号召，相当自觉地寻求和把握昆曲艺术本真性传承与现代性传播的平衡艺术，将现代感性主义的欲望叙事和昆曲文化的地方性传统美学融为一体，不但夯实了昆曲文化的地方性传统美学经验，还使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了超越时代的审美呈现。
在我看来，表演层次上的“青春”是青春版《牡丹亭》制作和演出首要的原则和追求。我国戏曲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尤其看重演员的功夫与名气，造成名角的年龄已不年轻，扮相已不靓丽。有经验的戏剧鉴赏者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欣赏他们的演出，就是对戏曲经典的品味与鉴赏。然而，懂行的戏剧鉴赏者在当代毕竟是少数，近些年来，昆曲这门古老而优秀的艺术更因为青年一代表演者和青年观众的双重缺失而濒临失传。一般而言，戏曲文化的意义，只有在剧场中通过“演”与“观”的互动才能产生，观众总是通过对戏剧情节与戏剧人物的关注、理解与欣赏，才能进而体味昆曲艺术的。为吸引观众走进剧场，青春版《牡丹亭》在昆剧传统的舞台语汇中融入一些试图唤起当代人注目的新的表演特征。清俊优雅的舞台形象，华美的服饰，赋予古典昆曲以活泼新鲜的血肉。舞台上这对情侣不仅用缠绵的水袖来表达缱绻的恋情,而且眉目传情,举手投足温情脉脉，一时间成为不少青年观众的梦中情人。不仅如此，青春版《牡丹亭》在服装、舞蹈、舞台设计、灯光以及导演在时空调度等方面，都不露痕迹地溶进了现代意识。那些重新编创的舞蹈、表演套路，暗置了昆曲传统身段，让观众浑然不觉而又能饱览昆曲规范之美。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创造，在不同的场次中比比皆是［3］。显然，青春版《牡丹亭》这种来自当代观照的艺术处理，正是消费社会最为主流的视觉化叙事转向的体现，也是青春版之所以“青春”的重要内涵。独特的叙事视野为传统昆曲文化的传达与展示提供了一种现代性美学和知识的参照系，其生动形象的认知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如果说，新鲜的舞台语汇赢得了观众的欣赏的话，那么它也只是昆曲艺术生命力的表面延伸，传统昆曲文化的生命之源并不在这里。白先勇深知，如果我们的艺术家只是对传统昆曲的“外在形式”进行现代化转换，那么我们将越来越远离昆曲艺术文化根源。“本真性传承”正是白先勇着力要探究的关键词。青春版《牡丹亭》并非唯“青春”是好，作品中保持了传统昆曲艺术中最具地域立场、最具本真价值的社会文化共识和美学范式。白先勇聘请江浙两省昆剧团的“巾生魁首”汪世渝和“旦角祭酒”张继青对年轻演员的形体、唱腔和表演进行打磨。经过系统化的强化训练，俞玫林和沈丰英规范的动作声腔与靓丽的扮相袅娜呼应，最大限度地表征出正宗南昆意境曼妙的品格和独特的文化品位，很多第一次与昆曲接触的年轻观众也不能不赞叹传统昆曲艺术自身的魅力。在剧本改编上，由于《牡丹亭》原著剧情发展缓慢、情节拖沓冗长，为适应现代观众的视觉要求，在不改变汤显祖原著浪漫的前提下，白先勇提出了保持剧情基本完整，呈现全貌精神的要求。在“撮其精华、只删不改”的原则指导下，原著55折的《牡丹亭》被提炼成27折，剧本显得更加精简而富有趣味，杜丽娘、柳梦梅的戏成为剧中两条互相呼应起伏的戏剧行动主线，体现出汤氏原著的本真精神和艺术风貌。
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并不在于仅仅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当代视觉叙事要素或者满足人们追怀经典的保守之梦，青春版《牡丹亭》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人性解放，对于社会约束超越的强烈愿望，是它打破时空界限与文化障碍赢得世界认同的根本所在。在白先勇看来，这一思想内涵潜藏在原著文本中，更潜藏在现代人精神世界中。正像白先勇所表明的那样，青春版《牡丹亭》从原著中抽绎出的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本真”的爱情故事，而是沿着情理冲突，人性解放的思想主线，表达出现代人对爱情张力和人生命运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透过“青春与爱情”这一超越时空的精神主题，青春版《牡丹亭》成功地把现代人的目光从现实世界转向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的空间，这种与作品精神的共时性存在消解了传统昆曲文化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带有鲜明的否定日常生活的意味。在我看来，这正是青春版《牡丹亭》现代性体验的生动写照。青春版《牡丹亭》在解放人们浅层欲望的同时，也诱发了这个时代之中由人性深处的高级冲动而出发的时代体验，当代人找到了一种可以沟通的文化理解。
不言而喻，在对传统昆曲文化的审美观照中，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既有艺术经验的承传，也有在新语境中的艺术拓展，这是一个对于“去域化”和“去传统化”的改造和重塑过程，其所描绘的地域性的文化经验，在复杂性和人性的维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昆曲，呈现出新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表征，蕴含着更加复杂暧昧的人性内涵和现实意义。
三、从传统走向现代：以“重返”为理念的文化觉醒
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和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生产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狭隘的、往往也不再用传统的经典式的视觉形式加以彰显，而是蕴涵在开放多元的样式之中［4］ 。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传统的、地域性文化逐渐被全球蚀以及地域性传统文化起而抵抗全球资本的现实经验。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的地域性、传统性范围。技术的进步与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渗透以及掌握文化资本的新的大众阶层的涌现，等等，显然难以在一个地域的、传统的范式中加以解决。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克服静态地、孤立地研究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问题的局限性，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运作方式和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去域化”与“去传统化”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成是对文化地域性立场与传统价值的消解，它不过是去掉地域文化中那些排斥性的不兼容的限制，使之演变成为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对话性的文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能融入新的维度的传承和传播研究模式，对于当前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的分析，必然要把眼睛的触角伸向当代的维度，借助当前的文化视角来理解和解释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转变及其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审美地观照和艺术地发现“地域立场”和“传统文化”的历史内涵与时代风貌，并使之成为一种与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同构对应的历史性的“地域性传统文化”，而不是亘古不移的永远的传统。
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同样提醒着我们，当代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所秉承的立场既不是单纯的地域立场或者传统视角，也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而是植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命运之中的现代人的主体立场，它的核心是现代人关于地域性传统文化命运的情感态度及其价值取向。因此，在构建地域性传统文化“新”的历史内涵及其文化实践的过程中，怎样的传承方式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应该以怎样的地域立场、传统文化经验和忧患意识三个关联互动的叙事伦理和价值理念去实现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自我超越与现代化转换，并通过创造去发展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时代内涵。正像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所表明的那样，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最根本的涵义是文化价值的本真性建构，没有对地域立场、传统文化经验的理解与尊重，不思考地域性传统文化演变特征与时代文化的本质关系，就会在地域性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文化基因的根脉。人文忧患意识是地域性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融铸而成的一种审美意识，它植根于沉重的土地，与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命运同甘苦共患难，同时，又以深刻犀利的历史眼光观照和反思地域立场和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把地域性传统文化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考量和透视，洞幽烛微地发现并且揭示地域性传统文化的生存境况和历史命运，并在这种艺术的发现和揭示中，真诚地表达出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和审美理想。这样一来，我们关于地域立场与传统文化经验的思考与描述的过程中就获得了某种超越性，并由此抵达了对现代性语境中人类命运的总体性反思。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把地域性传统文化的重构推进到了世界文化的前沿地带。四、结语
重构地域性传统文化，不仅仅只是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是地域立场、传统文化价值重获生机的一片绿地。在我看来，对于地域性传统文化传承中的自我超越与现代化转换问题，应该有情感与理智之分，历史与当下之鉴。我们的情感有对先人的回望，但我们的理智却是现实的；我们的历史是根性的，但我们的思维却是当下的。惟其如此，才能藉由文化的前瞻性和真理价值的创见，以一种强而有力的新形式，抵抗“地域立场”、“传统文化”被消费主义神话遮蔽和遗忘的命运。（责任编辑：帅慧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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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荣.地方性知识:乡土文学抵抗“去域化”的叙事策略［J］.当代文坛，2010，（02）：16-23.
关键词：剪纸；灯具造型设计；和谐性；天人合一
1 中国传统文化剪纸艺术
中国民间剪纸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一门古老的技艺，起源于民间，由造纸术的广泛运用而盛行。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被列入第三批世界非物质代表作名录，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朴素的创作思想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所积累的文化结晶。剪纸技法独特，根植于民间文化土壤，通过对自然形态的抽象和概括，以师法自然为原点，其独有的、富有生命力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内涵充分地体现了“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
剪纸作品的题材植根于民间生活，表现手法独特，包含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希望，它的创作除了具有装饰功能外，更是劳动人民精神寄托的表露，不拘于空间关系的限制，民间剪纸平面性的是对自然的歌颂，是以心造境的空间思维的综合体现。其“不打草稿”“随手而来”的特点，更是民间文化最直接的体现，以心为原点出发，对自然形态的抽象形象化概括，感恩自然的赐予，将对生活的理想和崇拜自然的意念进行合理的概括，由心出发，由感而抒，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从自然和生活中提取艺术素材，用剪纸特有的镂空的艺术语言表达对生命的热爱，正是人与自然共生合一的表现。
在工业化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机械大批量产品占据主流，手工艺逐渐被边缘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经受着现代开放文化多元性的冲击。设计师有责任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我们的优良文化品质，在开放的当代文化态度中开展对传统的寻根。摒弃传统，从人心的角度来说，就是遗忘过去，遗弃中国传统的根的文化。如今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在当代价值存在的模糊和边缘化，但也正是这种模糊性，使之更容易融入新的文化体系。对于当代的手工艺美术而言，传统文化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现代的创意思维是发展的核心灵魂，融合是联系过去传统与未来延展的桥梁。在当代环境下，“无米之炊”的“创意”犹如一躯空壳，而传统文化的滋养给了创意自然的内在活力，避免了“创意”与“传统文化”可能的文化遗失的危险性。过去、现在、未来的融合保有文化的一脉相承。保护文化和发展文化是设计师很重要的职责，以尊重自然与生命为基点，尊重传统民间文化也是对民族历史根的文化的保护，结合现代设计思维进行对“传统”的再设计发展，创意穿上传统文化的“内衣”，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和强烈的说服性。
2 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剪纸艺术独具的镂空特性，便于光线的穿梭与离合，抽象与变化，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将剪纸艺术运用到灯具的造型设计中，剪纸元素造型与灯光的透射，在满足功能性条件的前提下，体现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精髓在现代工业设计中体现出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吸引力。
剪纸艺术文化不仅在中国得到传承，国外的设计师也被它的艺术魅力所吸引。荷兰设计师托德・布歇尔认为现代主义并不一定要走简约路线，现代感亦无须摒弃传统，现代的工艺和财力、传统工艺的结合可以生产出充满浪漫和创意的作品。[1]托德・布歇尔的代表作品花冠之灯正是他的“自然”思想情感的表达之作。“剪纸”切割出花草的形态，层层叠叠包围光源，托德・布歇尔喜欢漫步森林享受自然的气息，最喜欢看到的是阳光透过花草的斑影。而花冠之灯正是运用了剪纸元素切割的花草茂盛的剪影，呈现出一种“光从花草间透出来的样子”，光影出人意料的不可预知性，吸引人们驻足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去，而其艺术性的表达顺应了自然的天性，是人与自然、过去与未来的完美融合。
托德・布歇尔以自然和生命的态度为基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中主要以剪纸元素为设计载体，自然花草形态为设计的艺术语言，运用蒂维克纸环保材料防水不变形，在满足产品的基本功能上，将剪纸的平面性特点三维立体的空间性，实现了艺术与功能的融合，富有生命力的表达，体现出天（自然）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
3 “天人合一”思想理念的要求
我们不能一味地以“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对待自然，一切以“人”为中心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忽视自然的发展。盲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肆虐地破坏自然，无尽得开垦砍伐，水资源的浪费，空气的污染，这些无疑都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以破坏生态平衡为发展的现代工业社会，大自然也会无情地回馈给我们，雾霾让我们不敢大口呼吸，林木砍伐使得沙尘暴肆虐，全球变暖使得水平面上升，这都是没有考虑自然的后果。当灾难降临，我们才深知自己种下的恶果。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对自然的应有的态度。天（自然）人合一，即满足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和谐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在不破坏自然环境为原则的前提下，将人的需求与自然的发展相结合。万物皆有序，只有尊重客观规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这才是天人合一最大的体现。
《孟子・梁惠王上》提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生命万物是自然所厚赐，保护自然即保护生命，人类不能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人类的繁衍依赖于自然的发展。剪纸艺术作品的创作中歌颂生命的美好，以抽象化的形态体现自然生态美，体现出劳动人民对于自然厚赐的感恩与追求，朴素的思想自然流露，体现了人心回归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思想。
4 结语
设计的最高理想是达到人际和谐，即“人――机――自然”的和谐，生活告诉我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必将受到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是不可拆分的“混合体”，我们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剪纸艺术扎根于劳动者的精神土壤里生根发芽，经过中国文化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是中国优良文化的体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其剪纸元素在现代灯具造型设计中的运用，浓郁的审美意趣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视觉感受，更是体现了人心对自然的向往，对环境和谐发展的诉求，是“天人合一”的重要体现。
面对这种现代性困境，“书院”热潮出现徒有符号形式的虚空化倾向，缺乏实质性的精神内容和现实生存的生命力。书院作为诸多文化符号的意义集合，其人文教育的古代意蕴在符号意义上的现代创生成为文化复兴问题的关键。为此，运用文化符号学理论来探究书院人文教育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及其化解方案，寻求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种理论假设，以书院教育是有中国特色人文的文化符号系统为前提的，原有的文化符号的系统不论受到多大的破坏和损耗，总会以现代人的人文精神需求为动力，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修复和重生。
一、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传统文化符合空间的断层与破碎
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本来不应是一个能够成立的命题，但是由于以人文教育为要旨的书院教育在近代以来的断裂与当前中国学校教育的人文精神缺失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可能性，才得以形成一个需要探究的命题。核心问题是：书院与现代人文教育之间存在什么关联呢？一方面，书院是以人文精神为主要本色的教育形式；另一方面，任何人文教育都需要一定历史传统性的、民族性的文化环境，书院人文及其教育便是这种历史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链接上可以获得一个洞见：现代学校教育的人文精神滑坡和文化品味下降，是由于缺乏像书院这样一种适当的人文教育环境。因此，复兴书院及其人文教育可以视为现代教育革新的新思路或有益的尝试，其要旨是要复活“书院”及其教育的人文精神。然而，自清朝末年，书院便被偏重科学主义的西方学校所代替而废止，直至当代已经出现了几代人的人文历史断层，当代的人们对历史上的书院人文，多已无从感知。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覆灭和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在近代中国的逐步建立，书院制度遂被废止，这种经过千余载发展历程所积淀的宝贵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书院这种历史上的人文教育样式能否在现代生活世界里得以生存发展，依然是个疑问。①对此，从最近几年兴办现代书院的现象中就可以看出。比如民间私人兴办的书院效仿古代书院而多远离都市，偏居山野之中，我国古代著名的五大书院都设在依山傍水之地，除了开始的热闹外，便少有人来问津；某些知名大学在校内兴办的书院，让学生仅感到一时的新鲜之后，仍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代大学的生活方式中；有的复兴活动只是局限于重新修复书院，或让学生身着古装举行孔子祭奠仪式，或者刻意恢复某些会讲、答问等古代书院教育形式，或者开设“读经”教育课程等等。这些复兴活动要么简单僵硬地复原古代书院教育形式的某些片段，要么只是仿效古代书院建筑特色形、选址特点及其治学或教育的一般形式。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其根本的精神追求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中国书院的真正教育理想和人文精神是差之甚远的。表面看来，书院作为“古董”般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合时宜，我们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历史现实中，以此来恢复曾经辉煌的书院文化，而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的一般看法，而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我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断层才是书院人文复兴面临现代性困境的根本实质，进一步来说，这一实质体现在（文化）符号上的断层，成为现代性困境的根源。这种（文化）符号上的断层是如何导致书院人文及其教育复兴的现代性困境呢？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上来逐层认识：符号空间的断层和符号价值及其审美的断层。
正如尤里?洛特曼所言：“没有一个符号机制能孤立地在真空中起作用……符号的空间是其运行的必要条件。”[1]因此，符号必然融入到特定时空的人类现实生活中，才得以运行产生符号意义的机制。符号属于特定空间的符号，是一种机制性的有机存在。“符号形成文本，文本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符号圈。”[2]根据这种符号理论，书院人文就是以符号空间为表达方式的文化空间，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符号圈的子符号圈，其文本可以表现为自然环境、建筑式样、文字书籍、仪式、举止行为、图像等符号系统，虽然它们相对比较独立，但是在共时上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比如书院的仪式会影响人们日常举止行为的风格，书院的建筑风格会影响人们的感知观念等等。在纵向上，符号系统各有自身的记忆，尤其体现在文本的历史感上，比如古代文物的出土，可以通过与现时代的符号体系相“碰撞”产生新的符号意义，当然也可能由于符号系统的独立性而无法解码；一座建筑经过悠久岁月的积淀，会产生新的符号意义，并进入到符号空间进行交流，影响其他的符号系统，千年积淀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文化标志就是例证；古代典籍直到千年之后依然发挥着符号意义的作用，特别是书院的经学教育体现了这一点。可见，单一的文本必须进入到特定的符号空间，并且和这个符号空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意义。在此意义上，符号空间或符号圈，在时空的延展中，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然而，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救亡与革命中被强行拖进现代进程的②，而且是照搬存在诸多科学主义弊端的西方现代性，没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使得传统文化的符号空间的连贯性受到了冲击，出现了符号空间的断层。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书院人文自然难逃这种冲击后的断层，甚至被直接废除了，失去了符号空间的连贯性，其符号、文本、文化都失去了符号空间的载体，而且符号空间是符号、文本、文化运作的前提和必要条件。[3]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符号空间断层，具体表现在书院人文教育与现代学校人文教育、 西方科学教育之间的符号（意义上的）交流障碍和冲突上。面对书院的各种文化符号，无法用今天的规范语言和科学语言去解读的感觉，比如今天的白话语言无法解读到《易经》类文言文的完整意义，西医无法完全解读中医，实验心理学无法解读心性之学等，这就是书院人文教育现代性困境的最基本事实和根源。
以书院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与现代文化符号空间之间存在断层，这种断层在解读上不可通约。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从现代符号空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学生，在缺乏传统文化连贯性发展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这种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局限在肤浅的外在形式上，特别是西式的金钱主义、技术主义、物质主义和感官刺激至上等不良影响。中国的青少年学生不可能像西方的青少年接受完整的西方人文教育，但同时更没有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人文教育，比如具有良好效果和影响力的书院人文教育，仅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是获得了政治教育，而不是完善的人文教育。陈平原先生提到：“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4]在这种架构下，青少年学生对人文符号的认知是残缺不全的，更谈不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空间。而价值是符号在符号空间中取得特定意义的基础上才会有可能存在的，才可能获得价值认同或价值选择，直至对某种符号及其价值的审美，如对“忠”“义”“孝”等文字符号的意义或价值认知，就要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简单来说，符号本身就是空间性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符号本身意味着意义认知、价值认同、 审美追求，那么意义、价值、审美必然具有同样的空间性、系统性与整体性。因此，青少年学生在这种不完整的符号空间里，凭着一些来自不同文化国度的碎片化符号的混乱集合，是无法产生完善的意义认知、价值认同和审美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待书院人文这种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就显得比较模糊，在文化心理上有隔离感和陌生感，更谈不上有精神上的欣赏。很多青少年学生痴迷于“哈日”“ 哈韩”的时尚风格，乐于圣诞节等国外节日，崇尚消费主义的物质生活，迷恋科技产品带来的各种欲望满足，很少关心内心深处的人性关怀等道德伦理问题；他们的一些价值认同观念也开始趋于西化，缺乏基于民族道德文化上的价值认同感、自豪感和审美感。
总之，传统的文化符号空间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巨大冲击，在混乱中失落了许多文化要素。这种文化断层导致了现代书院文化只能机械地选取支离破碎的文化符号，因此而处于 “支离破碎”与“意蕴失真”的境地。书院人文教育面对现代文化，缺乏空间上的存在感，价值上的认同感，审美上的情景感，没有形成文化符号的完整空间，无法与现实世界的文化力量相抗衡和沟通，继而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二、书院人文教育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解构：一种困境突围的可能性
虽然书院人文教育已经脱离时代百余年，在文化断层的历史隔阂中趋于消逝，但是，书院人文教育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仍然不失为优秀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具有潜在的强劲生命力。我们只有张扬其文化个性，才能挖掘书院人文教育的这种生命力。那么，能否创新发展、如何创新发展成为问题的出路所在，这是我们将要探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一）书院人文教育跨时代的符号可通约性：普遍人性
首先，“普遍人性”是书院人文教育符号可通约性的伦理基础。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因宗教势力的强盛几乎断裂掉，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文化断层，但是后来经过文艺复兴的人性复归，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开始成就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其中，这种现代进程之所以发端于文艺复兴，是因为文艺复兴中的艺术创新，比如雕塑、建筑、油画和文学作品等符号体系在表现形式上，不同时代的符号相组合而形成新形式，即由原来服务于宗教专制的压抑人性的文艺作品形式，转变为关怀人性、张扬生命力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形式。这种形式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艺术表现符号的复兴，比如油画作品人物、雕塑作品人物同古代作品一样具备表情生动、形体张扬等特征，而这些都是符合普遍人性的最基本形式与内容。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可以发现，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文化断层的困境，但是某些文化符号能够超越所指、能指，在“意指”上都趋同于一致的方向，这个“意指”的指向就是“普遍人性”。以此类比，中国传统文化、书院人文教育，是否也具备像欧洲古代文明的那种能够复归的“普遍人性”呢？这个命题的成立成为书院教育具备“文艺复兴”般复兴可能性的前提，也成为化解其现代性困境可能性的伦理基础。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书院人文教育浸染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它当然具备我们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普遍人性”。③因此，在符号学意义上，文化断层导致书院人文教育与现代学校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之间存在意义表达和理解上的不能直接转译的不可通约性，但是这种“普通人性”的趋同性质成为符号可通约性的前提预设，更成为化解书院人文教育现代性困境的理论基础。
其次，“文化解码”能够成为书院人文教育符号可通约性的实现途径。古代文化表达“普遍人性”的符号机制与现代文化是不一样的，比如古希腊的公民意识不包括当时奴隶的权利和地位，显然与今天的公民意识不同。然而，现代公民意识的政治思想，很明显渊源于古希腊，“公民意识”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符号机制如何在古今文化的断层之间做到演化和转变，在现实中体现在对古希腊公民意识的文化解码上。文化解码实质上就是以现代作为时空参照系来抽取古代文化符号的某种精神内涵并予以应用，是一个理性过程，也是人类的本性追求。古希腊公民意识虽然存在对奴隶的不公平，但对城邦的市民意味着公平：公民拥有每人一票的民主投票权。现代文明就是抽取了古希腊公民意识中的公平精神、民主精神，“公民”作为符号，其所指和能指都发生了变化，只有“意指”没有变化，即尊重每一个人的公平价值没有变。从这个文化解码的例证来看，书院人文教育亦可以做这种“文化解码”，比如“因材施教”的教育文化，在古代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化环境中，体现在不同德性的人需要不同的教育方式，那么，到了现代肯定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体现在不同人的外在特性上。那么，是否能够?闹谐槿∧持志?神内涵而得以文化解码呢？我们可以把 “普遍人性”作为伦理依据进行抽取，那就是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和平等性。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文化解码，抽取人文精神内涵（符号的意指），使书院人文教育能够走入现代人文教育的符号空间中，实现符号跨时代的可通约性。
（二）全息式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创生：拓扑变形
以上论述的这种可通约性，可以证明：虽然文化符号的断层导致了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性困境，但是书院人文教育的现代塑造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创设现代书院人文教育成为我们化解困境的现实需要，并以文化符号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洛特曼于1984年提出“符号域”概念，是指符号存在和运行的空间。因此就文化而言，符号域可以表示文化符号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等。“它是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民族思想意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和手段。”[5]同时，因为符号域概念受拓扑学影响，因此文化符号空间存在各异功能与结构上的空间构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符号域可以衡量文化的共相与恒量。“我们认为，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在思想精神上的相同点，就是整体文化的衡量，而文化语言及系统的特性，就是拓扑变形的结果。”[6]如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跨度上，东西方的空间跨度上，文化符号均可以在“拓扑变形”中保持文化统一和文化平衡。因此，文化可以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但是“透过语言和文化的表象洞察其中不变的共相和实质”[7]。
缘于拓扑学“变换下的不变”观念，文化符号空间具有动态性、平衡性与开放性，需要不同文化符号空间的交叉碰撞，以产生新的符号意义。交叉的核心是普遍通约的人性（即文化的共相与恒量），不同文化符号空间的交叉不是机械性的，而是有机的、生长型的创生；要利用不同文化符号空间的不可通约性产生的异质资源，通过“第一语言”对不可通约的 “第二语言”（异质符号）进行诠释性贯通，产生新的“第二语言”，以此类推实现动态的滚动发展。举个例子，用现代科学这种“第一语言”对类似风水、中医这种“第二语言”进行诠释，风水与中医既存在科学技术上的理性，又有伦理上的信念归依，如此产生新的“第二语言”，可能产生人文性的科学语言，实现人文与科学的贯通，即新的符号空间的创生。那么，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创生就类似这种新的“第二语言”的产生过程。从这种理论推演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书院人文教育在理论上应当是个什么样的人文教育：现代书院人文教育是符合人性需求的，并超越所谓的“现代性”的人性需求，对传统文化符号进行意义再造；具有书院人文个性特征的现代完整符号空间，应是立体而全面的符号空间体系。
在此，借用成像技术的“全息”概念，来诠释书院人文符号空间的立体性。从不同的侧面，会看到不同的立体成像效果，比如可以是第一语言的、或第二语言的；可以是传统文化的，也可以是现代时尚文化的；等等。可见，符合人性需求的全息式符号空间，是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
三、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建构路径：重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
综上所述，符合人性需求的全息式创生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化再造工程，其复杂性与困难性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其时间跨度往往比较漫长，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过程。因此，就书院教育而言，出于能动的愿望采取若干教育改革措施或许能够一定程度上出现文化上的变革迹象，但不足以触动文化符号空间的主体，往往在形式上能够获得表现，却无法改变文化上的内涵。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所持有的心理与态度上，往往表现出不求甚解及一种陌生感。有研究者对某东部大学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现状进行调查，发现“48%的学生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关于是否应该继承传统文化，22%的同学认为应该继续并发扬，77%持中间态度”，分析造成的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等因素，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不足及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偏差、功利思想过重等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8] 可见，以传统文化为重要载体的人文教育存在新引力不够、教育资源不足等根本问题。就学校教育而言，一方面需要学校教育提供更加充足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增强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新引力，这是更加重要的方面。从教与学关系的视角，以满足学生基于人性的根本需求为出发点，创生全息式的传统文化符号空间，充实人文教育的场域。那么，书院教育以其特有的传统性与人文性成为比较合适的选择。结合当代学生基于传统文化上的人文精神缺失，建构现代书院教育的人文符号空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关系，这一文化建构实际上是符号域的拓扑呈现，表现为文化的“动态平衡”。据此符号学原理，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文化空间创生存在三个路径：求同存异、异而化之与生生不息。求同存异意味着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吸收、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异而化之意味着文化符号的裂变与组合、独特的创新，及其不确定性；生生不息意味着文化符号的创新要满足基于人性的生命需求而不断成长。建构现代书院人文教育就是要这种符合人性需求的全息式符号空间创生，其具体思路便体现在这些内容中。
（一）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中的“同”，就是符号的可通约性（普遍人性），这是书院人文教育能够与现代学校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求同”的依据。当然，“存异”是对书院人文教育的一种包容态度，并且也需要对书院人文教育中相对今天来说是“异质”的符号要素进行文化解码，加以适用。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将书院人文教育的诸多文化符号系统整理出来，这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构成的书院文化生态系统，比如书院的教学内容、教育制度，礼节仪式、自然环境和建筑风格等，从中提炼与现代学校教育共有的人文教育精神。并且，要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书院的人文符号系统如何发生道德的、情感的、信仰的象征作用，从而塑造了相应的人文精神。比如书院教育中关于“礼”的规定，实际上既包含着相关的知识学习，又包含着情感、意志的塑造，特别是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这与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关于行为举止的行为规范，同样起到相应的教育作用，甚至更高一筹。再比如书院的儒家教育是讲究“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如同我们现在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所要达到的教育目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书院人文教育的一些格言、德性旨趣进行现代的解码及适用，并增加这些精神内容在形式上的可审美性，以达到道德情感、信念能够内化的教育目的，比如将古代文言文类的格言名句融入到现代文化要素中来。在这种文化要素的沟通基础上，尝试建立比较宽泛和完整的书院人文氛围，即一种能够发挥符号意义的符号空间体系，具体就是在文化解码的过程中，进行“全息式”的构建。以书院礼节系统为例，不但要对此系统进行解码、提炼，与现代文化要素相沟通，以重构出现代书院的礼节系统，而且要对其他系统，如制度、情感模式、教学内容、教材、格言?邮健⒔ㄖ?风格等，进行同构性的解码、提炼，直至最后的共时、同步的现代重构。这就是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全息式构建过程，核心精神就是“求同存异”。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书院制便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的共同性，实施包括“博雅茶叙”“聚会及高桌晚宴”等带有书院自身精神及传统的通识教育。
（二）异而化之
异而化之，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承接“求同存异”中的“异”，对其化而治之；从符号学意义来说，就是某种符号空间的“异质”，成为创新的资源。在对书院人文教育的文化符号整理中，发现了“存异”中的“异”后，对此进行解码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结合现代文化要素进行创新。比如书院的祭祀活动，是对师生的一种重要教育措施。祭奠儒家的“先圣”“先师”“先贤”，以在师生心目中树立模范人物，尤其在道德修养的意义上，如此来培养“知礼义、明廉耻”的道德品性。祭祀先祖，特别是对古代的教育家、思想家、道德家等圣贤的祭祀，是比较独特的道德文化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这甚至被认为是“封建”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祭祀也是格物致知的一种方式， 包含着尊师重道、崇尚圣贤、尚气节、讲风格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和精神陶冶。对此，我们要客观对待。书院祭祀这种人文教育内容，相对于现代学校是“异质”的教育资源，有可能存在封建糟粕、道德附庸、权威崇拜、滥竽充数、刻板繁琐等弊病，但是，被祭祀的人物及其人格都是师生的人生榜样、理想追求，教育的价值目标可以实现形象化、象征化、模范化，使人既仰慕、怀念前贤，又能激励后人，确实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资源，是既生动活泼又庄重严肃的教学形式和组织形式。这些比较形象生动的教育符号象征的人文精神意蕴，是现代学校教育所缺乏的。这种“异质”资源如何能够“化”而新生地创造出现代学校人文教育的新形式、新内涵，考验着我们的创新勇气和智慧。因此，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是我们创建现代书院人文教育的基本认识。然而，这种现代转化的独特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为传统文化符号的诸多裂变与组合，产生的可能性后果是多样的，有可能是优良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也有可能是错误的，阻碍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完全?凸诺姆?号形式主义、保守的符号暴力主义倾向，如流于形式的文化复古，武断式的文化评断；另一方面，在传统文化领域，要发挥教育家、思想大师的人文符号魅力，以增强书院人文教育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国际影响力。
（三）生生不息
做到求同存异与异而化之之后，并不能很好解决文化创生和文化自觉的根本问题，只是解决了传统文化符号如何进入现代文化圈的途径。至于是否能在符号的意指上获得文化心理上的审美感与归属感，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审美感与归属感是实现书院人文教育文化传承功能的根本前提。不论是现代文化符号圈还是传统文化符号圈都是个体生命的一种生存环境，沟通二者的桥梁从根本上说是现实存在的生命。因此，以中国人的生命观作为文化创生与自觉的根源，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生生不息”出自《易经》，对“道法自然”这种中国式生命观是一种形象性的诠释，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存依然有深刻的解释性。比如，中医建立在身体阴阳调和的生命哲学基础上，以“元气”意指生命力；人伦道德建立在长幼有别的生命规律上；教育的修心养德与格物致知建立在人与自然同为一个整体性生命体系的基础上，等等。以上命题本身蕴含现代性及其科学性的文化意义，只是在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上二者存在不可通约性，而在更高的层次意指上总能获得某种新意义上的共鸣，比如中医科学研究的新发现（中药中青蒿素的现代药理机制），只是话语方式不同而已。然而，在以“人性为本”的人文所表达的意识而言，生命的“生生不息”在身体健康与精神文化上均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表现出自觉的、自洽的、自足的、自证的文化样式，逐渐生成文化的新符号及新符号域。比如，古典服装设计潮流的出现，“以新造旧”人文建筑群的流行，以及诗书琴画的现代性创作等，逐渐以新的“价值意指”与“审美意指”重新表达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人们的人文精神，找到精神的家园。这种社会文化的新时尚，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学校教育的新需求，因此，书院教育在人文上的文化传承理应受到重视，并以生命的“生生不息”为哲学基础，创生出应有的文化意义与形式，成为学校教育在文化自觉上的一种体现。具体而言，挖掘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结合学生在身心健康上的根本需求，使传统书院所特有的人文教育发扬光大，深入人心。
注释：
①学校教育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系统的主框架和主体形式，形成路径依赖和路径优势，书院人文教育的发展相对学校人文教育来说比较困难，书院与学校在人文教育上，存在竞争性的冲突。而且这里的现代性值得质疑，因为某种程度上现代化成了西化。实际上，现代性具有不同的意义表达，西方现代性具有科学技术主义的弊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具有批判性，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之意。书院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进入现代的时间隧道，以完成现实的生存与发展。
“为了适应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需要”［1］，发先生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概念。①应该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确实从理论上适应了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需要，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难度之一就是书写的标准问题，即如何把少数民族文学、通俗文学、港澳台文学等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文学现象的罗列。这就需要在这多场域多样态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一个联结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涵括也涵括了众多驳杂的文学现象后，再以现代性作为贯穿的红线，显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基于此，笔者在这里大胆提出以传统文化为坐标，作为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维度。 所谓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写作，就是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作为叙述主体，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遭遇、碰撞与交融及在文学场域中的表现作为叙述的线索，清晰地勾勒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明遭遇过程中的防御、碰撞、隐退、反弹，将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主动的自我改造以及被动的承受改造作为梳理文学现象及其发生根源的线索，将晚清以来所有的文学样式均纳入其中，从而梳理出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勾勒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由传统文化衍生的文学表现的种种形式以及被人为分割为相对独立而又有着内在联系的各场域的文学发展概貌。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提出仅仅是一种写作方式，是对现代文学以西方文明的传入为中心的反动，或者说，它是一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的策略反动。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的叙述不应该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冲击，使传统文化发生了改变”，而是“传统文化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自身主动变化或者被动进行改变”的叙述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文化殖民的清算，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后殖民理论中，人们试图将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以及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同时纳入视野，以反对文化的‘同质性’来强调‘异质性’的重要，以民族文化的起源来突出主体形成的过程，并进而探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2］也只有在清算文化殖民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对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反思和清理，达成民族现代性的文学。日本学者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一书中将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认为“东洋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它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只有在抵抗状态中，东方民族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并形成具有本土意义的美学思维与文学形象。在此基础上，民族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与形象［3］。文学对于民族建构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形象、思想等文学性的表达，探究、阐释其所蕴涵的文化因素，“大凡一个社会，从表面上看来，种种组织，小若家庭，大若国家，东洋西洋，各各不同。他的不同的原由，皆根于社会心理的各异。……但是这些心理，历史上有许多看不出来，倒是文学表现得最明显。”［4］朱希祖说的时候针对的是古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学同样适用。文学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由于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以文化为切入点探究文学现象和规律就具有了可能性;同时，由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以及传统文化本身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以传统文化为坐标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有了可能。 一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书写面对的最大的质疑就是会不会形成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遮蔽。笔者认为不会。不仅不会，反而会凸显现代性在中国从介入到产生影响以至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过程，并且还可以清晰透视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或以现代性为坐标，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现代性的先设性前提是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方向因而是我们的归宿，那么传统文化的先设性前提则是基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接续———其间既有继承又有改造。以现代性为叙述视角是将西方文明作为本体，将传统文化作为客体和他者，叙说现代性在古老中国的逐步推进并进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则是以西方文明为他者，叙说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自觉防御、逐步退却以至二者相互碰撞、交融从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现代性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过程。如果说以西方文明为叙述视角是引领现代文学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那么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真实呈现古老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迈向现代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它最终与西方文明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在传统文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自身不断发生着裂变并产生出不同的文学式样，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的输入更是改变着传统文学的叙事内容和书写形态，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撞交融则使文学表现更加复杂化。于是我们看到，面对西方的强大，现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自觉学习西方，介绍西方观念，引入西方思想，并在实业上学习西方进行工业化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是一些文人开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尽管其思想主体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他们的创作与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生产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德威甚至因此断定，从文化生产角度看，晚清文学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5］(P4)，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中国历史上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和思潮，既有传统体式传统思想的创作，也有传统体式新思想的创作，还有传统体式思想模糊很难用传统或西方思想概括的创作;既有新体式传统思想，也有新体式新思想，还有新体式半新不旧的思想;如此等等。晚清时期，无论文学思想、文学样式、文学话语叙述方式、语言等等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显示出古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初遇时形成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使中国文学显示出现代性的因子。“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5］(P6)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形势，传统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必定会处于防御状态，自身也不断借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将现代性纳之于自身的叙事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就是传统文化通过改造自身包容现代文明从而显示出传统文化顽强生命力的表现，尽管其是非功过不好妄自评说。#p#分页标题#e#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传统文化始终没有被西方文明所取代，而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显示着韧性和顽强。“传统到现代没有断根，而是通过嫁接获取新质，经由创造增添活力”，“新文学诚然高举过反传统的旗帜，但新文学并非如以前所误解的那样是所谓彻底反传统，而是对传统加以分析，有批判也有认同，有摒弃也有继承，有改造也有创新;况且现代文学史上并非仅此一家，在新文学阵营之外，还有传统文学阵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有激进派，也有保守派，还有折中派。”［6］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其内在的精华与糟粕始终既对立又统一，并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创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的产生、发展起着指向性作用。作为中华智慧结晶的表现形式，传统文化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封建性的糟粕始终阴魂不散，一直遭受着质疑甚至批判，但却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基础。中国的现代文明已经包含着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精华的因子，也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华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现代文明对因袭着传统文化的老中国儿女的改造过程也就是现代文明在中国古老大地逐步萌芽、扎根并显示出历史发展趋势的过程。“所谓文学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文化和学术从本质上乃是文学的延伸和扩大。”［7］因此，以文学为起点探究文化，或者以文化为坐标阐释、梳理文学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二 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场域，类似于陈思和先生说的“藏污纳垢”之地，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大有裨益。 首先，是对分布于各场域华夏儿女创作的种种样式文学的包容。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原因，现代中国文学被割裂为中国大陆、港澳台、海外华人区域等诸多场域。在特定时期，每一场域又包括更多的小的场域，比如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等区域。各场域由于历史的、环境的、人文的等等的影响，又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学生态。现代中国文学史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如何把这种种形态的文学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学生态树。这就需要找到文学背后隐藏着的统一的“质”。这种“质”的规定性只能是民族的特性。这种特性必须是民族共同心理最稳固的一部分，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地域环境的变化，民族共同的一些东西会逐渐被改变，甚至心理也在逐步改变，只有心里深处的“质”依旧保持着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就是群体的记忆及其记忆的表现形式———文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群无论交流还是迁徙都日趋频繁，散居的族裔背景置身于不同族群的文化之中，但他们又依然保持着以往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归宿。”［2］ 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就自然地承担了表现传统文化的功能，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梳理现代中国各场域的种种文学，从而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成为必然。现代中国文学应该涵括各种类型各种样式的文学，发先生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此仅作进一步的说明。美籍华人田晓菲认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往往还是集中在现代文学史是否应该包括旧体诗的问题上。但是，很明显，只有包括旧体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能更完整地体现中国的现代性……新诗的诞生不仅是对旧体诗的抵制，还要记住新诗的出现改变了旧体诗的创作。”［7］旧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显而易见，新文学虽然打着文学革命的口号出现并确实为反抗传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作为新文学的母体，特别是母体的特质，传统文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显示着自己的存在。“黄遵宪诗歌之所以‘新颖’，并不是因为他给传统诗歌形式和语言带来了多少革命性的变化，而是因为他的诗歌表现了一位古典诗人试图理解现代世界的努力。黄遵宪的确把诗人诗歌词汇发挥到极致，然而，主要因为他深深卷入旧文化世界之中，所以他最终未能真正摆脱其所属的诗歌传统”。“新诗最后的胜利把这个漂亮简洁的叙事推向高潮，但是却抹不去这样一个事实:文学革命一百年后，旧体诗显然活力犹存，且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和海外华人中拥有甚至比新诗更为广大的读者群。”［7］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就是华夏文学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生活环境、思想乃至创作都直接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以传统文化作为线索梳理其文学创作也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发先生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界定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尺度，对海外华文文学抱着谨慎态度。其实，如果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海外华文文学也必然包含在内，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有着实践上的说服力。从理论上说，海外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尽管环境和际遇发生了变化，但其内在心理的稳定性决定了其民族的“质”的超稳定性，或者说，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潜意识始终影响着他们思想、感情、行动和表达方式。因为去国怀乡，海外华人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依赖可能更甚，他们需要在对传统文化的过度迷恋中确认自己作为华人的身份。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来讲，其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华人，他们需要在读者的认可中实现自己的文学性身份，同时，给这些需要自我确认身份的海外华人以理论上的证明和情感上的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复杂关系不仅使其作品在更广泛意义上得到华人的认同，而且还满足了国内读者对自身文化在国际背景下的境遇及地位的确认，从而达到自窥的效果并完成最终自省。从实践上来说，海外华人的创作得到越来越多国内读者的关注和认可，比如严歌苓、张翎等等已经为国内读者所熟悉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学者的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更是大家耳熟能详。可见，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海外华文文学都应该是现代文学的一支，将其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亦是必然。 现代中国文学史既然包涵了如此众多的文学样式，将其纳入共同的文学史并给予平等的书写就存在一定的难度，这不仅由于文学生态环境不一样，而且各场域作家价值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港澳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生长生活的特殊环境使作家的思想和书写内容、价值尺度深深打上本场域的烙印，与我们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价值尺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把这纷繁复杂的文学景观组合在一起，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线索，类似于冰糖葫芦，需要竹签串起来才成系统。现代性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以传统文化为坐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无论哪个场域的文学，都承续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传统文化这棵树上的枝杈，其中的作家或文学不过是枝杈上的枝条和叶子。传统文化遭受异质文化的冲击必然会产生冲撞与交融，矛盾统一在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中，其作品在呈现复杂性的同时，也必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只有以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为立足点才能清楚地梳理出各种样式文学的发展形态，尽可能还原文学现场。反之，如果以现代性或异质文化及其支配下的文学观念为坐标，必然导致文学史本身的驳杂，失去文学史梳理文学现象、归纳文学发展规律的初衷。#p#分页标题#e# 其次，对现代中国文学界定的意义。关于现代文学界定，学界一直有着争议，这里无庸赘述。其基本思想是以“现代性”为标尺，而现代性的发生甚至其本身的含义又是一个多义的概念，随着新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挖掘，中国的现代性一直充满多义和质疑。发先生提出以“现代中国”界定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其引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的论述，“是以现代多民族多区域的国家概念来规范和划分现代中国文学的”，“试图建构一个肇始于晚清的‘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文学史学科”。［8］由此发先生将现代中国文学的起点定在维新变法前后。不过，现代民族国家的提出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概念明确之前关于民族国家概念内涵的论述就应该是它的准备期或萌芽期了。大概也正基于此，发先生认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时代也应该从晚清算起”［8］。朱先生对现代性的发生是抱着审慎的态度的。其实，朱先生的界定只是一个大概，其提出的现代中国的起点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写作虽然是一种写作方法，但可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界定的借鉴。如果以传统文化遭受外来冲击为起点，那么可以推溯至鸦片战争时期，也就是1840年前后。面对西方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清政府派林则徐查禁鸦片，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林则徐为备战开始了解外国，比如翻译外国人办的报纸等，特别重要的是编辑《四洲志》，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透露出把中国作为世界列强中一员的思维。尽管其目的如魏源归纳阐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客观上也显示出一部分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已初步有了现代国家意识。其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两部世界地理著作，眼光更为开阔。这说明，其传统文化观念已经开始受到冲击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尽管是被迫的，还有着很强的功利性，但毕竟已经睁眼看世界。因此，现代中国肇始于鸦片战争时期有着它的合理性。随着西方知识的介入，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对抗状态，并最终成为“旧”的象征，直至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被重新审视。“所谓文学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文化和学术从本质上乃是文学的延伸与扩大”［9］，思想的变化是文学转变的前提，或者说文化观念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的转变，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文化工业的逐步形成更是加剧了这种变化并对其提供了物质性的条件。既如此，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的同时，文学也在逐步改变，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是笔者以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文学肇始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原因。 再次，清楚梳理文学史发展的线索，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清算。“中华文化并不能被理解成一系列静态的固有特质和特点，而必须被理解成一个不断发生和变化的动态历史过程。”［7］无论哪一场域哪种样式文学，从发生学角度讲，其起点都是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传统文学，作为民族特质的主要表现形式，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每一场域每一文学样式文学的发展都可以以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的撞击与交融为线索结构起发展的基本框架，同时，每一场域与其他场域甚或每一场域每一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也都可以以传统文化为基点完成对整个文学史纷繁复杂现象的叙写。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贯穿性，而且具有空间上的联结性，空间与时间相互交错，建构起现代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大厦，支撑起这个大厦的正是传统文化。因此，以传统文化为坐标，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线性历史以及各个地域各种样式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文化是隐藏于文学内部的东西，或者说文学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以传统文化为立足点也就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将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撞、交融等为线索作为书写的尺度还可以达到对传统文化清算的目的。传统文化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写作，其表现形式也是良莠不齐，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影响。对于文化本身来说，精华与糟粕往往很难界定，只有其作为具体表现对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特别是有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与异质文化的撞击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才会显现出来，才会被我们所认识，所理解。异质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参照，同时也是一个衡量的尺度。只有在与异质文化对比中才能对传统文化作出思考和反省，从而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从而达到适应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五四时期一方面是激进派的决绝的反传统;一方面是复古者要恢复传统，甚至孔教会、扶乩等迷信思想甚嚣尘上;同时还有一些学人在反思儒家文化，对其进行适应社会性的改造，比如新儒学等等，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时至今日，思想呈现多元化，建设和谐社会是主旋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要求。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从而真正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并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一部分。相反，那些封建迷信等糟粕必须坚决祛除，它不仅麻木人的心灵对人的身心造成损害，而且也会主张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会造成危害。这些都需要在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中来甄别，来完成。文学作为最主要的承载体，也就成为甄别优劣的主要场域。并且，由于文学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不仅可以形象直观地甄别，还可以提供甄别的标准和判断的尺度，尤其在“平面化”的今天，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更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对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因素进行考察、甄别也就尤为重要。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体育；竞技化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1-0120-05
竞技是现代体育运动的主流趋势，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是对这一竞技核心的最直接体现。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现代体育的发展源头，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发展特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国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着50多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它遵从崇实、守内、尚礼的风格，讲求以伦理道德自身修养为基础，带有浓厚的修身养性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以西方竞技体育运动为主导的现代体育大家庭中，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受到了冲击，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近来拜读段辉涛老师的《对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思考》一文后颇受启发，对文中的一些相关论述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与段老师商榷。
1 关于竞技化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1.1 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是由传统体育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也就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目标具有阶段特征的发展过程。正如白晋湘所言，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多层次、多形态生存和延续，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老少边穷”地区，仍将与民族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交织在一起，其活动形式和功能价值仍将保持作为民族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构成初级现代化形态；在工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它将作为一种理想的健身娱乐手段，实现为当代全民健身服务的功能转换，构成中级现代化形态；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将其中具有鲜明竞技特征的项目进行改造与推广，借鉴现代竞技体育的组织制度和以奋发与竞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实现功能的根本转变，走向国际体育竞技舞台，构成高级现代化形态。
在民族传统体育面临国内社会转型、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扩张和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化社会背景之下，它的现代化发展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宏扬自身精华和借鉴国外先进体育文化精髓相结合，在发展中求创新，呈现出多种状态并存的多极化发展格局。然而，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了她的传承与发展，不能求大求快，不能太功利化，不能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为了向奥运看齐、为了走向世界而改革。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要以继承自身优秀文化为基础，不断借鉴和吸取世界其他先进体育文化精髓，在保持民族传统体育原有文化特色基础上，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更新，并加以改造，逐渐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道路。
1.2 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趋势
世界文化是由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多元化的世界文化特征势必给全球化发展下各国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但是，一种文化在某个历史阶段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时代价值，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竞技化为主导的西方体育无处不体现出竞争态势，而民族传统体育则表现出民族性、地域性、健身性、娱乐性、传统性和竞技性等多样化特性。在面对西方体育的强势传播冲击之下，在以现代竞技体育为主的世界体育大家庭中，民族传统体育走竞技化之路是为了正视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与冲突，走互相促进、融合，共同繁荣之路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方式。
在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研究，胡小明认为，传统体育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主要体现在前期理论研究准备；政府加大对体育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投入建设；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全面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充分融入全民健身；力争一些项目进入奥运会；重视非奥运项目的发展等几个方面。林海枫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将会处于进一步挖掘、整理、创新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相结合；向竞技化发展；市场化、产业化发展；与全民健身相结合；旅游、娱乐休闲相结合等多元趋势。余水清认为，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鲜明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成为推动其发展的最大优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市场化成为影响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双刃剑；学校教育是拓展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的有效手段。张选惠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存在竞技化、民俗化、娱乐化、健身化、市场化的多样性发展维度。由此可见，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竞技化不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唯一或全部。段文在全面而深入地论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之时，未能述及竞技化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趋势，直接引入竞技化容易诱导读者陷入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走竞技化的单一化思路，容易步入为竞技化而发展的思维困境。把握好研究前提，厘清民族传统体育走竞技化道路是其现代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有助于对民族传统体育走上科学竞技化之路。
2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必要性
2.1
现代体育的竞技主导趋势是一种导向
段文对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必要性的因素，仅从竞技性是现代体育的主导因素和国际化趋势两个外在因素加以阐述，认为：“竞争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体育中的竞争是社会竞争的一种基本形式，现代体育的竞争规则是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和“民族传统体育要顺应时展需要，必须把握准现代体育的发展趋势，才能拓宽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顺应现代体育以竞技为主导趋势的历史潮流，推进并加快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步伐，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责任，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然之路。”就体育的发展趋势而言，应当对民族传统体育从形式、作用、内容等多方面进行发掘、整理、阐释与转化，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世界体育有机组成，在显示民族特性的同时，显示出鲜明世界特性，这应该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追求的必然过程和结果。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生、发展主要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为基础，而现代西方竞技体育则主要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历经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和近代体育3个阶段，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视体育为德智体全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熟发展成今
天的竞技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和西方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两种体育文化存在形式，面对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这两种文化可以交流、融合、同化或吸收、并存等。如果把握好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中的竞技化道路，合理引导民族传统体育向现代竞技体育靠拢，挖掘可以竞技化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本质特点，抓住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经济性质，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才具有可行性。
2.2 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段文以“竞技性是国际化的要求”来说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不把竞技胜负看作惟一价值，更注重人格培养，追求内在、含蓄、和谐的审美价值。”进而得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顺应现代体育以竞技为主导趋势的历史潮流，推进并加快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步伐，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责任，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然之路”。段文以来自外在的两大要点明确了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必要性，有助于竞技化的外部条件形成，而外在问题引发了对内在因素、内外部因素相互关系的思考，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与西方现代体育强势的竞技性究竟谁是谁非，应该如何对待民族性与竞技性、民族的与世界的关系呢?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的必要性是否仅限于来自外在的影响因素?
民族传统体育走上竞技化之路的必要性，一方面要分析国际化外在环境，西方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势，使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竞技化成为必然。针对现代体育竞技的主导趋势，把握好有竞技化可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实施竞技化发展，例如，民间斗鸡运动的竞技化，演变成今天的全国脚斗士竞技大赛、竞技武术的形成与规范化以及民运会竞赛项目的实施等，都很好地将民族传统体育中原本具有一定竞技特性的项目进行有效挖掘与整理，加以现代体育的规范和改进，与现代体育有机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要全面审视国内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实情况，理清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生存现状，做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整理与科学统计，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中，原本就有一些项目已经和潜在具有竞技特性，那么只要充分挖掘与整理，跟现代体育的逐步交流与学习、改进，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也就水到渠成；再者，我国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全国民族运动会赛事体系，从国家到地方，再到民族聚集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组织管理运行机制，比赛规则的统一性、合理性保证了民族传统体育同场竞技的公平性，这样的赛事为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上竞技化之路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舞台。
因此，走向世界、努力向世界靠拢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世界传播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不应该是以自身内在结构体系的解体、内在精神的丧失、文化内涵的丢弃，以失去原有的思想基础与特色为代价的。虽然马克思曾经说过“民族的必须是世界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民族的首先应该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只有在民族文化价值充分体现，并以最大化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谈世界。如果去掉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文化特质，单纯地看待这个运动项目本身，那么她所存在的价值就会减少，因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价值就是她固有的民族特性，民族性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以武术为例，在“高、新、难、美”这一富有竞技体育运动色彩的引导下，逐渐演变成竞技运动会的竞赛模式，但是仔细回想，这样的改革很有可能使武术固有的文化内涵荡然无存。在全球化激烈竞争中，西方体育文化必然要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同化和蚕食，以西方体育理念来衡量、以西方现代体育运作模式来规范我们民族传统体育，必然造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地位下降。世界体育文化只有保持其充分的民族特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基础之上，才可以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育文化。那种把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奥林匹克体育称作世界体育文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以此为标准对其他民族体育加以“”的做法更是极端有害。所以，我们的正确选择是走民族性基础上的全球化之路，即在充分保持民族文化鲜明特色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因此，只有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深入挖掘、保留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独特文化价值，充分体现不同于现代西方体育的独特价值，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才能在东西方体育的冲击与碰撞中立于不败之地。
3 所谓的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成功范例
段文认为：“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都是通过嫁接、改良中国民族传统武术、吸收西方体育搏击、拳击等项目的精华，使之便于学习、训练、比赛和推广，经过不懈努力，它们终于成为了奥运会项目之一，它们之所以能进入奥运会，是因为在显示民族特性的同时，也显示鲜明的世界特性，符合了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准则，把握住了现代体育竞技性的特点。”针对此论述，作者认为日本柔道和韩国跆拳道竞技化成功的因素，除了段文中提及的自身做出的努力之外，还有着历史机遇、特殊的社会背景、人为化等因素。而判断一项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实行竞技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应该以其是否进入奥运会或者民运会来论断。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竞技化成功是动态的过程，应该有合理、健全的和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里就不再赘述。
3.1 日本柔道与韩国跆拳道的竞技化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基础与运动特色
段文以日本柔道和韩国跆拳道进入奥运会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成功的范例。事实上值得商榷。日本柔道和韩国跆拳道之所以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成功的力证，是因为它们都迈入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行列，但是，在科学研究论证之时，不能够只看结果。以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为代表的东方传统体育项目，以现代体育为标准，在经过改造以后，已发展成为现代体育竞技运动项目，基本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基础与运动特色。国内许多学者一致认同日本柔道和韩国跆拳道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成功范例，是因为他们都如愿进入了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中。研究认为，这种以是否进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成功的标准是否科学，值得反思。无独有偶，现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都是极富竞技特性的体育项目，其中也有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经过改造、走上竞技化之路。
正如当初全国上下积极努力想把武术推入北京奥运会一样，是不是在今天我们就说武术未能进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就没有竞技化呢?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是否成功，不应仅仅看该项目是否进入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应该看其项目的固有特点是否具备竞技性质，如强烈的外在表现、局部技能鲜明、超越竞争和训练的具体性等，以及看它的学习和推广、训练和比赛、普及度和规则性等。
3.2 实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竞技化任重而道远
国内民族传统体育为了积极向现代体育靠拢，不断学习，深化改进，做出了大量努力与创新。从竞技武术入奥、康龙武林大会、全国脚斗士大赛和高脚竞
速等，不难看出，国内民族传统体育为了走上竞技化之路，制订了比赛规则、举行了一系列相关赛事，搭建了良好的竞技平台。但仔细一想，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味去追求竞技化，求快、求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竞技之路了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数是以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生产，从劳动中总结出来的运动项目。
踩高跷运动分为民间表演和正式比赛，民间表演是一种欢庆节日的娱乐活动方式，表演者涂脂抹粉，身穿各种戏服，脚踩高跷，在锣、鼓、钗的伴奏下做背剑、抱剑、朝天蹬、骑象等各种动作，场面热闹非凡；而正式比赛则以高脚竞速为主要形式。段文认为：“以全国民运会竞技项目高脚竞速为例，它原名竹马，又称高跷，原是土家族人在生活、生产劳动中过溪流、走沼泽等的一种代步工具，经过悉心研究，把它改造成竞速的民族竞技项目，并把它推上了全国民运会，成为民运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段文列举柔道、跆拳道进入奥运会，国内竹马的竞技化向高脚竞速转变进入民运会，以此用作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成功例证，得出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不但可行，且大有潜力可挖。作者以原文为基础，顺势扩展与深入，萌发些许思考：能否把某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一定比赛作为其竞技化成功的决定因素?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一赛事究竟针对的是哪一级别的赛事呢?奥运会、洲际运动会，还是国家运动会、协会赛事?如果不是，那么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成功的标志又是什么?想必，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理应具有阶段性、规则性、普及性和推广性等特点，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评价也应该具有相应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文化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一方面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另一方面是现代体育民族化。
不管是哪一种发展方向，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核心内容，段文中所提及的“趣味性、观赏性和规则的科学性”，明确了项目本身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规则的制定，有助于深入挖掘项目的竞技特色与观赏度。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的趣味性与观赏性是就项目本身而言，规则的制定是人为的规定，这两者都必须建立在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发展特性的全面评估，对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基础和潜力的有效评价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才是完整、科学、合理的。没有对竞技性基础和潜力做前期评价会导致评价无效而失去意义；没有对竞技化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做出深入分析和评价，就会使得竞技化发展陷入困境或僵局；没有对竞技化结果和标准做出评价，就会让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找不到方向和归属。依据科学评价的方法、现代体育的竞技特性和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基础和潜力等，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评价应该是阶段性动态评价的过程，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该涉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发展特性、外在竞技化环境、竞技化达成度等几大方面。除此之外，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化评价还应该有整体与个体之分，在对于那些可以或者已经走上竞技化之路的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评价，但在对某一具体项目竞技化发展评价中又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
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与国际化传播应确立分类分层次逐步推进的思路，应先解决好自身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问题，只有在凸显和发扬民族特色的前提，才能实现民族性基础上的世界化。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充分重构其民俗化、娱乐化和健身化等本源特征基础，使之成为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东西，才能促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对接与融合，才能实现民族传统体育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维度和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空间维度上的协调发展，才有真正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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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冲突;全球化;现代性;中国境遇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109-04
文化是特定群体基于共同的习俗、传统而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接触和交往必然导致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形式和动力。在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冲突成为全球化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不仅仅是现代社会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且有其自身的根源和依据。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代表着一定的文化诉求，是审视现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因此，现代性成为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演变
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扩张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的形成等经济层面的全球化，也表现为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表达方式的形成与扩张以及各种文化实体的交流与碰撞等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文化交往的深入，文化问题日益凸显，文化冲突以更加醒目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以其他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6“文化的差异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分裂和冲突”，[1]108文化矛盾与冲突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矛盾与冲突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全球化发展的初期，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现代化，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转变，也包括文化上的变革。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体系，形成了现代文化体系。非西方国家在学习和接纳西方的现代文化体系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文化体系。然而，现代文化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系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规章制度来维系社会的发展;而传统文化则尊重神权，并且依靠宗教戒律来约束和评价人们的行为。同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经历较长的时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已经深深地内化于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同影响着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其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前工业革命时代，由于技术的限制，各文化之间的交流甚少。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利用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各种商业活动以及各种殖民行为，把西方文化扩展到欧洲以外的世界。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性传播，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全球文化系统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地方性本土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就是外来文化。文化是特定群体基于共同的习俗、传统而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表达，是内化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中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文化的实质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本土文化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
冷战结束以后，各个国家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物质和文化层面的全球往都得到了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冲突凸显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首先，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一元文化主义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将出现单一的文化模式。如汤姆林森认为：“全球化喻示着某种单城性的感觉，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单一的地方’。”[2]当今社会，人类在生存和生活方式上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如理性、自由、公平等价值观念成为指导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价值追求;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提倡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单一的文化模式正在形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单一的文化难以形成，世界文化仍然呈现为多元化的趋势。杜维明曾经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3]因为文化是特定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基于共同历史传统和生活体验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单一性的文化模式不能取代各具特色的多样性的文化模式。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场景呈现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其次，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利奥塔把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称为后现代的年代。后现代一词最早运用于文学、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理论领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流行于西方世界并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注重话语分析的局部叙事，追求意义阐释的多元性、思维风格的差异性以及表达形式的多样性。”[4]这种文化思潮与崇尚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和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化截然不同。而伴随着工业主义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追求个人自由、个性化和创造性的表达，追求广泛的参与度，追求感官刺激和时尚，注重休闲与娱乐。崇尚理性的现代文化与强调多样性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共同存在于当今的文化发展形态之中。
全球化早期，文化冲突主要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当代社会，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则凸显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这种转变，与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以及现代性自身矛盾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现代性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扩张，并使自身的矛盾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正如学者指出：“全球化文化语境既为现代性的张扬提供机遇，同时也激化了现代性的焦虑。”[5]
二、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机制
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实现了现代性，步入了一种理性的生活模式。同时，西方社会所展示的文明成果使全球卷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吉登斯把这一历史进程即全球化称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6]56“全球化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6]143吉登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全球化是现代性不断自我复制和扩张的结果。也正是现代性向全球复制和扩张的过程中，引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产生了文化冲突。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外在体现。
现代性是在与欧洲传统社会神学统治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6]1“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态度。”[6]4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表达，现代性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现代性依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反思性运用，[6]46通过时空重构，实现了全球性的扩张。
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表达，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吉登斯则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区别称为断裂，“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6]3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断裂主要体现在现代性条件下变迁速度之快以及变迁范围之广超越了任何前现代社会。另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反思与传统社会的反思是不同的。传统社会的反思是用来解释和阐明传统，是指向过去的。现代性条件下，人们通过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使得理论知识不断地对社会实践进行修正，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改变着原有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由此可见，现代性与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性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现代性的断裂，都面临着一个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最初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表达，但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表达方式天然地具有向外扩张的优势。在传统社会，空间和地点是一致的，社会生活受到地域性活动的支配。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从而使得现代性能够冲破地方的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变迁，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活动从狭隘的地方空间转向更广阔的全球领域，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实现了全球性的扩张与延伸。在这一复制和扩张的过程中，现代性必然会遭遇和冲击其它地方性本土文化。面对现代性这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会做出对抗、选择或者认可等不同的反应，从而产生了现代性文化诉求与其它地方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是现代性向全球扩张过程中外在矛盾的表现，那么，时至今日，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矛盾与冲突则转化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现代性的一元化诉求与多元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首先，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与各民族和国家地方性文化的矛盾。现代性是起自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表达，理性主义是其基本的文化诉求，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社会的烙印。现代性向全球推进和扩张的过程，实质上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在全球的扩张。随着19世纪末欧洲国家遍及世界的扩张以及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诉求传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且成为进入现代化轨迹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致性文化诉求。同时，从更深层意义上看，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这种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当代突出地表现为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因此，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表现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一元趋势。然而，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文化作为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族群性和差异性。从整个人类发展来看，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由此，现代性在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具有一致性趋势的现代性文化诉求极力地向全球扩张;另一方面是具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既认识到现代性是全球化时代必不可少的，又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现代性一元化的文化诉求和地方性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其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现代性的一元追求与自由的矛盾。现代性是在反对中世纪的欧洲神学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性和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现代性释放了人的天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当代社会，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工业主义的发展，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无限膨胀，理性极端地表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成为主宰现代人生活和生存的重要法则，而现代性所尊重的自由受到限制，从而使人类再次陷入新的奴役。法兰克福学派也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变为奴役的力量而不是为自由服务。[7]自由主义强调，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该拥有较多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突出地体现为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工具理性延续的是传统的宏大叙事方式，本质上依旧是一元化的价值追求，这与现代性所弘扬的自由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实质背道而驰。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现代性批判和解构是后现代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所展现出来的非权威性、个性化、多元化等元素正是后现代思潮所主张的价值追求，也是现代性原本所提倡的。
三、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中国境遇
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张，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进入到追求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开启了中国的启蒙历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的启蒙精神、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以各种方式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外来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共存共生、相互交流与碰撞，同时，文化矛盾与冲突也经历了一个现代性外在矛盾向内在矛盾的转变过程。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国家。历史上，我国曾经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化成果，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文明所向往的。但是，当逐渐没落的封建传统文化遇到更为先进和优越的现代性文化时，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仍然怀着对本民族文化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拒绝和抵制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那种文化保守和文化优越的心态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文化诉求。国人最初搬用西方的火炮、铁甲等物质成果，但没有摆脱战败的命运;进而采用西方的立宪制度和代议制度，但是政治改革的结果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在中国实现，随之认识到政治改革只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正如梁漱溟所言：“将西洋的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8]这些根本文化正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真正开启了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的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断裂在我国得以充分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诉求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性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以理性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追求，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以小农经济、农业文明为基础，以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为核心，也就是说我国传统文化中非理性成分相对较多。因此，两种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文化模式相接触，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虽然弘扬和推进了现代性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但同时也激烈地抨击了我国的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道德，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轻视甚至一度中断。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模式已经融入到民族的血液中，形式上的中断并不能影响它本能地发挥作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文化共同影响着我国民众的日常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得以确立，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民众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抗拒和抵制变为逐步接受。直至现在，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已基本生成，理性、科学、平等、自由、人权、契约等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已经开始被我国民众所认可，并且逐渐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在我国的生成虽然较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当现代性文化矛盾主要体现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时，这种变化在我国也充分凸显出来。一方面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得到一定的认可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诉求，即结合中国实际，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理念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这种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时，追求多样化的生存体验、注重个性表达和需求的后现代文化心态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也超前地出现在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总之，我们身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之中。[9]
现代性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异常激烈，文化冲突与矛盾的演变过程也是现代性与其它文化之间外在矛盾转变为现代性文化诉求内在矛盾的过程。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的文化诉求成为一致性的趋势，客观上弱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是，现代性文化自身的矛盾与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应该如何应对当前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公平、自由、法治等理念是进入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全球化也给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虽然全球化的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是西方文化独霸天下，必然是多种文化并存，每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为全球化作出贡献。同时，现代性本身是开放性的。现代性在全球性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积极吸纳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不断地超越最初的文化诉求。地方性文化也会主动地把本民族文化中符合现代性文化诉求的成分融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中。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法家法治天下、佛家崇尚众生平等的思想跟西方的现代性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所弘扬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全球化这一发展机遇，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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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泉州市委党校 马仙玉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广平仓号 邮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因素，深深融入到中国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系统考察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积极作用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现实考察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文化哲学视角对传统文化的生活价值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和探讨。 关键字：传统文化 现代社会 价值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 李中华、张文定编：《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年版。 . 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 ．姜汝真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阐释与现代价值》，山西教育出版社，年版。 .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年版。 .钱逊：《推陈出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版。 ．于混奇、花菊香主编：《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年版。 角注： 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一页。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第页。
关键词：传统色彩语言；现代设计；再创造
在现代设计的发展过程中，对传统色彩语言的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设计上更加追求新颖性与独创性。因此，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要形成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形成理性分析与感性认识的整体融合，在创造的过程中，突出传统色彩语言的整体性，又要符合现代设计的创作需求，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相辅相成，构建一种互相融合的设计方式。
1 分析传统色彩语言与现代设计的整体融合
（1）现代设计理念推动传统色彩语言发展。在现代设计的理念创新中，随着设计思路、理念的不断变化，在现代化创作的过程中，对于时间的推移以及整体延续与发展，会对现代设计的色彩观念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色彩语言在追求单一性、个性化的创作中，注重内心语言与情感表达地融入性，在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传统色彩语言要与现代设计相融合，需要建立更加畅通的表达渠道。因此，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现代设计的理念能从精神表现、文化塑造、艺术表达等方面进行，在现代设计理念中，通过对作品的现代艺术感与审美感，形成历史传统色彩与现代创造为中心的整体模式，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求一种全面化的综合模式。尤其是在现代设计的理念带动下，将传统的文化与传统色彩整合在一起，形成人们更加容易接受的创作方式，可以在传统色彩的发展中，形成强有力的艺术创作效果。
（2）传统色彩语言的历史沉淀促进现代设计发展。在传统色彩语言的发展中，在注重传统语言的运用过程中，更加看重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因此，在整个传统艺术的表达路径中，在传统艺术注重再现的表现形式中，色彩语言更能鲜活地展示出整个艺术特色。因此，在现代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对传统色彩语言的丰富性继承，可以得到延伸与创新性发展，在意境表达、思维创新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展现。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传统色彩语言在抽象表达手法以及艺术创作手法等现代设计理念的作用下，将整个设计的“精气神”更加巧妙地表达出来，形成一种“形神具备”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都是源于传统色彩语言的延伸与发展，在摆脱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精神领域的艺术探索，这样，可以更加全面的实现现代艺术的整体魅力。通过传统色彩语言的精准运用，深入细致的将现代设计的人文精神、创作背景更加丰富性、趣味性、实用性，对现代设计有更大的启示。
（3）现代设计提升传统色彩语言的综合价值。在现代设计的理念中，主要是通过现代设计的作品，在表达一种公众感受的色彩观念中，形成一种创新性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在整个设计的理念作用下，传统色彩语言可以是一种精神文明与情感的表达方式。现代设计中融入传统色彩语言的运用，可以更加全面地将传统色彩语言承载的文化内涵表现在其中，并能实现在整个审美价值中的多种体现，既有文化价值、精神价值，也有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在领悟传统色彩语言的基础上，将传统色彩观念中的现代设计精髓与传统文化结合，这样，可以增强整个现代设计的价值，既能符合现代设计的需要，也能展现丰富的原有色彩的整体需要，形成一种新秩序、新方式的现代设计，尤其是在现代设计中，将传统色彩的语言魅力、色彩融合魅力、色彩表达魅力等相结合，体现出在整个设计中的多面性、文化性等功能，发挥出在整个色彩语言组织下的文化气息，这样，可以体现出传统色彩语言的综合价值。
2 探讨传统色彩语言在现代设计中的再创造运用
（1）现代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在自然科学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融合色彩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现代设计中色彩设计的向导与综合指南，更好的形成“好看”的因素。注重色彩的基础要素运用。在各种丰富性的色彩取舍中，将红、黄、蓝三种原色进行有效的调和，形成三种原色任意组合的方式，构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吻合的色彩模式，在整个设计中，增强色彩的表现力。注重掌握色彩设计的技巧性。在现代设计中，要注重色彩的整体搭配，形成现代设计中的色相、明度、彩度在现代设计中的基础性运用，结合色彩学的有效规律模式，将对现代设计中相关的文字内容与图片、标题等形成和谐的色彩搭配，这样，就会形成现代设计中的各种高雅与艺术的整体融合，在专业美术的指导下，形成更大的艺术创作手段，这样，能增强整个设计的艺术性。注重现代设计过程中主调的设计。在根据设计内容与主题的需求中，形成不同色调的倾向性，在突显出现代设计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版面的主调，在不断的变化中，发挥出主调的整体能力，然后调动其他色彩的活力，这样，有助于实现整个艺术创作的整体运用。
（2）用活传统色彩语言的元素风格。在传统色彩语言的运用中，通过形成视觉语言、文化语言等多方面的融合，在现代设计再创造过程中，形成不同元素与风格的整个组合，将中国传统色彩语言与现代设计的需求格调相结合，借助现代创造的艺术手段，在改变传统色彩语言的搭配与构成方式，形成创新性的运用方式，这样，可以增强整个色彩风格的整体表达。在具体的运用中，可以将传统色彩元素与艺术作品的融合度相结合，形成一种相互融合的表达效果。在完成传统色彩语言重组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创新的运用，在突出传统色彩为主体的基础上，形成应用色彩、传统色彩的整体融合，然后，在现代设计的运用中，展现出传统色彩的新的生命力，传达出一种更新的艺术魅力。这样，可以增强整个艺术表达的魅力，增强传统色彩在现代艺术创作中的丰富性与时代感。
3 结语
在传统色彩语言的运用中，通过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在彰显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形成与现代设计的理念，在创新运用上，增强整个历史文化的融合，在保持现代元素与控制的过程中，增强整个艺术创造的表现手法，这样，在实现责任感的创造过程中，传扬传统色彩语言的精气神，创造出更多与时代相吻合的现代艺术作品，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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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疏离与文化本质的诠释
文化是推动世界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阶梯，是推动人类社会演绎与传承的根本基础，是诠释全球体育史学上的肇事依据。作为文化合成的核心元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语境下，尽管与西方文明有所质差性，但这毕竟是人类历史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在现代文明中西方文化的首次相约与结合，这种结合无疑促使了民资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与外延在现代化背景下的重新认知与整合。焕然一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汲取了西方文明的诸多寄养，并逐渐融入到了现代“文化圈”之中，在这种民族同化与异化的大文化族群中，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真正值得中华炎黄子孙所驾驭的文化精髓。但是在享受着现代化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欣喜之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在承受着激烈的碰撞与变异，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现代文明与社会形态所带来的“文化矛盾”与“文化危机”，致使我们难以理性的面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是脱离之尽情地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魅力，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失去了文化灵魂，使人类自身无法真实的审视自己，致使受众对传统文化摒弃，对主观文化精髓遗失，促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文化族群之中被搁浅，进而慢慢的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与功能，也就是文化的疏离。文化的疏离在于社会形态对人类思维意识形态的影响与颤变，以及人类对文化的分解与疏远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与西方文明相互交融之后，必然会产生特定时代内文化的相对先进性与落后性，从而使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质发生改变，致使文化的本质不仅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相关，还与不同文明形态下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因此，“文化”即“人化”;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所谓“人化”，是指人在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人类理性精神的外化或普遍化川。［1］文化本质的内涵是建立在人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文化的发展与创新都不能脱离人类生存价值的满足与需要。在文化全球化、文化大爆发、文化大融合、文化大反思的信息化时代下，诸多文化因素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从而使文化属性更加富有张力与活力，这是人类对文化意识形态的重新整合与变革。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圈”“文化层”之间的相互交融，在文化的构建方面就会出现“文化断层”、“文化断裂”以及文化疏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仍然处于坏才不遇状况，优良的民族文化得不到世界文化圈的赏识，致使自身被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笼罩，感性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自身文化内涵的神秘与深奥，以至于被受众排斥，其根本原因在于感性文化具有虚构色彩，与现代注重具体客观现实文化主义社会产生了“文化拟子”现象，因此，只有把文化本质与人的本质相互结合起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所需，才能促进文化本质现代化的改革与创新。
1．2“文化矛盾”困境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质的失真
从历史形态的演绎及矛盾互动理论可知，“文化矛盾”是促使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因。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先进与落后体现为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相互矛盾的结果，而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向另一种文化形态转型时必然会产生矛盾，这种矛盾会互相调节与整合，从而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大共融圈。然而，如果文化的发展脱离了现代社会矛盾的互动理念就会在搁浅之中表现出失真现象。联系“文化矛盾”理论，对于全面把握文化本质的失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形态作为一种历史发展模式，不仅对经济基础具有推动作用，对上层建筑也具有促进价值。文化作为社会形态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对于重构文化本质的内在结构，促进社会形态的变革，激发文化与诸多社会阅素的矛盾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正如现代知识经济体制下的文化转型一样，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期，在中西方文化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与西方体育文明极度的不协调。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存在着一个感理文化矛盾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前者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体悟，后者重视物质生活的享乐，以至于出现西方个体竞争的体育文化，中方集体安逸的体育文化。置身于世界体育文化一体化的语境下，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必然会受到西方个体文化矛盾的冲击与碰撞。这两种矛盾的交织构造了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契机，但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侵略，如果不加以审视与筛检，其必然会造成文化本质的丢失与离异，从而失去民族文化的自。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文化作为核心要素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其内涵与外延都在无形与有形地影响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矛盾作为人与文化相接的归属点，对于促进两者的和谐与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从中西方体育文化矛盾的宏观视角来看，文化矛盾在信息化社会形态中的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思维形态、认知高度、文化修养等方面。正是因为人类自身矛盾因素之间的互动，致使人类对新兴事物表现出热衷，对本土文化表现出冷落。当今时代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矛盾极度偏离的状态下，西方的物质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物质文化的诱因下，致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与现代体育文化的相互矛盾之下被人类所遗弃，从而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特色。
2文化融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质的原点回归
2．1文化融合的界定
“文化融合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不断创新和融汇贯通的过程。”［2］文化全球化是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价值体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统一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与进步，以及人类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全球文化融合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尽管文化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及相互补偿性，但是在带来优势互补效应的同时也给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带来了相应的局限性。在当今人们审美价值理念的质变，思维方式的灵活多变前提下，万事万物的对接与融合已经成为趋势。但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本土的民族特色，在吸收各种文化精髓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碰撞，从而使不同的文化因素在对立中求发展，在和谐中求生存，在冲突中求融合。当前在大众传媒日益风行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会顺应时展的潮流而全力融入到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大文化圈之中。
2．2“文化因子”导引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质的原点回归
文化来源于人类，受人类社会形态所制约，却又主导人类的进化与发展。因此，文化的发展在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对人类自身价值观念的体现，在于对大自然的肯定。从唯物主义理论的视阈来看，万事万物之间都是普遍联系、相互对立统一的，而这种客观的规律性构成了事物内在与外在的“文化链”，并促进了事物独有特性“文化因子”的形成与发展。那么，保持文化本质不变的内部因子的对立与统一就是内因，拓展文化的范围同化外界并与诸多元素保持和谐与发展的因素就是外因，外因与内因共同构成了“文化因子”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体系。文化本质作为“文化因子”的内因之所在，对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内因是文化内部的本质特性及人自身价值理念的稳定性，那么，作为文化本质内因的对立面就是外因，而外因在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融合与碰撞。文化的内因与外因共同构成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文化发展产物。外因是文化创新必不可少的因素，内因是文化本质辨别的象征，如果内因发生颤变，外因就会失去文化主线被外来文化所侵略所同化，要想保持文化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必须保持内因的稳定与协调性及良好的文化精神风貌，从而使文化本质不至于失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融合众多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个体，构成其文化整体的每一种文化形态既对立又统一，它的发展与传承为人类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财富。而正是因为这种“百家争鸣”的文化形态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劳动密切相关并融为一体。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其它形态的特有属性，但也是制约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巨大阻碍，同时也决定了必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才能体现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从“文化因子”的理论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出现这种现状其根本原因在于外因的颤变致使内因发生了变革。相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来说，外因表现在科技的发展，文化的融合与碰撞，文化审美观的艺术化等，内因主要是指人自身的价值理念，因此，有文章作者观点提出了:“现代与传统的隔离式融合”［3］来说明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问题。正因为如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保持与外因的和谐相处，加强内因的稳定与创新，促进文化本质回归原点，才能使之更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3文化疏离与融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双向调试
3．1文化发展中双向调适的界定
从时空纬度上看，文化的发展表现出多样性、同一性和竞争性。在同一时代下文化的发展具有“互调”、“互渗”、“互动”、“互化”的特性。这是历史形态赋予文化发展的特权，更是文化形态演变的客观规律。文化发展中的双向调适是历史形态与文化形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明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内涵主要包括内调与外适，所谓内调是对文化本质所凸显的民族精神与思想意识内在隐含因素的调适，通过对文化内部调整来吸取精华而剔除糟粕，从而达到文化本质的长久性与稳定性，进而凸显出文化的凝聚力精神。而外适主要是通过对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嫁接，而达到与外来文化的互动与和谐发展。因此，外调是一种文化的改革、创新与进步，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的开放，更是多元文化之间的冲撞与重构，而内调与外适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3．2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差异性”及双向调适
从文化发展初期的野蛮、无知到注重生存意识形态物质文化的追求再逐渐到以物质与精神文化并重的现代化社会，应该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形态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与过程，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发展阶段内，文化的发展都具有内调与外适的特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同一时代下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随着历史形态的不断演变，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在内涵、外延上与现代化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体育背后文化魅力的显现。在长期的“农耕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内涵逐渐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民间习俗相互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受伦理精神、思维形态等影响，逐渐凝聚了儒、道、佛等传统文化思想，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具有的民本、和平思想和安逸的大自然思维意识文化形态的文化理念。其二，现代化是历史文化形态传承与发展的相对阶段。其所主要表达的是顺应时展的需求，代表现代人类价值观念的集合，拓展了文化外在属性的创新与发展，以及给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丰富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的一种文化形态。这两种文化形态所指代文化内涵的差异性，是文化发展双向调适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对两者之间文化内涵的差异性进行内调与外适，才能使文化与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相互和谐的发展与进步从“文化差异性”视角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要是以传统体育背后所隐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思想意识为理念，现代化只是以外来的西方文化及内部新兴事物所夹带的文化观念为素材，两者是相互同化、相互异化、相互独立、相互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但无论是传统体育文化还是现代化的文明，无不体现着自身文化形态的本质属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文化形态中的核心文化体系，对世界现代化文明的建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和谐发展在于通过文化发展的双向调适来制定适合自身的文化发展战略，增强民族文化本质的生存竞争意识，净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心灵，消除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构建和谐的文化发展机制，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化社会环境中和谐均衡的发展。从而使受众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感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魅力与价值，在现代化中享受物质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因此，只有调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空间、时间纬度及“文化的差异性”，建立多元文化的发展模式，才能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化社会语境下获得最佳的发展空间，并保持自身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达到一种相对独立的共生存的文化发展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富有时代韵味的体育形态，与现代体育比较而言在未来的发展中具有比较优势。”［4］为此，“我们首先应树立正确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我国民族体育文化元素，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更新的意识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元素新的活力。”［5］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