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1 15:12:55
1.1与司法制度有关的制约因素
目前新疆的外贸结构仍然是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次之，以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为辅的结构。这种贸易结构决定了主要的支付方式不可能是信用证、保理这些对卖方来说风险较小的方式，而只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方式或是风险较大的赊销方式。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疆周边国家经济滑坡，市场需求缩小，再加上当地货币贬值严重，结汇风险加大，对新疆对外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为了留住客户，商户们只能“无条件”地答应外商的一切要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外商欠款金额日益庞大。但这些欠款纠纷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制约了外贸的良性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1.1法律文书的送达难目前，由于中亚国家还不是《海牙送达公约》的成员国，因此，中国法院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理所当然地适用该公约。公告送达虽然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但是，对方当事人往往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我方当事人不知其下落，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公告送达的要求。并且，如果国外一方当事人在中国法院应诉，但庭审后又返回其国籍所属国，此时，送达裁判文书的问题就很难解决。
1.1.2涉外案件执行难在新疆发生的大部分涉外经济纠纷主要是拖欠货款纠纷和合同纠纷，一方当事人与案件有关的可执行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般都不在中国。这使得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即使得到了判决或裁决，结果也很难得以执行。
1.1.3仲裁机制没有得到利用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既没有收到过来自中亚国家的各级法院协助执行裁决的请求，也没有向中亚国家法院发出过要求他们协助我国法院执行民商事裁决的请求。事实上，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缔结的民事和刑事双边条约中都规定了缔约双方应根据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相互承认与执行在对方境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以仲裁方式解决经济纠纷，本来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但是在中亚外贸中，仲裁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2与金融政策有关的制约因素
1.2.1出口信用保险普及率低出口信用保险是通过承保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对企业在对外投资、出口贸易和对外工程承包等经济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特殊保险，是政策性的保险，保险机构一般都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做法，是世界各国用来支持本国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一项政策性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承担出口可能存在的特定风险来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内地外贸企业投保率达20%～30%，疆内外贸企业投保率却不足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一家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的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新疆专项工作办公室已于2009年6月在新疆成立。目前全疆企业投保金额累计达10亿美元，已经有7家企业得到了赔付，赔付金额超过200万美元。但是仅乌鲁木齐就有数千家外贸企业，累计只有65家企业投保，连百家都不到。事实上，与内地同行相比，新疆外贸经营者面临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更多、更大，但不少中小外贸企业在防范风险时依然相信“一手交钱、一手接货”是最好的交易方式，在赊销时也没有选择参保。这种观念使他们无法利用政府鼓励企业参保的优惠政策和出口信用保险的融资作用，极大地阻碍了外贸发展的规模。另外，一些参加保险的要求也将绝大多数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个体商户拒之门外，如何从制度层面提高出口信用保险的普及率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1.2.2结算货币政策配套不到位在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主要还是以美元现汇计价结算。以人民币结算的报关、核销、退税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外贸企业在进出口业务中即使在少数情况下有人民币计价结算需求，也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策环境，在实际操作层面难以实现。尽管2010年4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颁布了《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免)税试点的通知》，新疆被纳入试点范围，2010年10月，新疆又成为中国首个开通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地区，但是，在新疆外贸企业与中亚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实践中，由于近几年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的汇率变动，中亚商人在出口时倾向于选择人民币，进口时选择美元结算，加上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跨境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形成人民币流出多而流入少的局面，无法形成人民币跨境流通，没有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目标。
1.3与俄白哈关税同盟有关的制约因素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新疆最主要的两个外贸伙伴。但是，随着2010年7月5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的正式成立，由于俄白哈三国的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本来就存在竞争性以及高度的同质性，缺乏互补性。所以，该关税同盟缺乏广泛的经济合作基础。因此，该关税同盟对三国来说，产生的福利效应有限。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却存在我国向关税同盟成员国出口的商品被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替代的危险。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关税同盟成员国所生产的同类商品。在机电产品出口方面，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与我国差距较大，无法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造成威胁。但在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方面，俄罗斯对哈出口相比我国有明显优势。再加上关税同盟造成的内部贸易转移的效应，我国对哈萨克斯坦这五类产品的出口极有可能被俄罗斯甚至是第三国所取代。事实上，自从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运作后，新疆与哈萨克斯坦间进出口贸易额已经由于关税同盟的消极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下滑，两国间贸易额占新疆外贸总额由2010年的54.06%降至2013年的44.45%，降幅达到9.61%。另外，在独联体内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同盟是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布局之一。俄白哈关税同盟只是第一步，如果可以实现，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还将包括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时，中国将是上合组织内唯一不属于此联盟的国家，上合组织的其他国家将不再有在上合组织层面推动经济合作的动力。
2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对问题的解决
2.1依靠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外商恶意欠款，主要是商户之间恶性竞争造成的恶果，只要这种恶性竞争存在，恶意欠款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在行政管理方面，面对这种问题，可以考虑成立行业协会，形成行业自律，避免商户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恶性竞争，造成整个行业的集体损失。商务局、商务厅、工商管理局等上级管理部门，则应控制经营摊点的数量，以免因“过剩”而导致商户相互恶性竞争，给外商欠款机会。在司法协作方面，事实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签订了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司法实践协助从未真正启动过，这才会产生上文中提到的送达难、执行难的问题。如何在不违反法律或者不破坏国家以及安全的前提下，贯彻条约规定的司法协作条款，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国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如今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迈入深化务实合作的新阶段。2013年9月，国家主席访问中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强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务实合作的倡议以及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将中国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务实合作的设想更加具体化，受到各成员国欢迎。安全与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这架大飞机的两翼。中国与中亚国家理应成为执法领域关键性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依靠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重要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具体形式可以是法院高层互访、法官培训、信息共享、相互提供调查协助。毕竟加强司法合作无疑对于打击犯罪和促进经济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2.2推出为中国—中亚贸易量身定做的出口信用保险中国信保的宗旨本来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中国信保成立以来截至2012年末，累计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的规模约1万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43.4亿美元。同时，中国信保还带动160余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约1.5万亿元。帮助广大外经贸企业破解了“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的难题。中国信保承保的风险主要有商业风险，包括买方拒收货物、拖欠货款、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等；政治风险，包括买方所在国发生战争或暴动等。由于最常见的险种——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都不适合中小企业，中国信保为年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推出了短期信用保险产品——“中小企业综合保险”。虽然这种险种设定在上海、江苏、宁波、厦门、福建、山东六地试点，但是中国信保对可以操作此种业务的地区实际是不做限制的，因此，在实践中后来又增加了安徽、河南两地。新疆还没有操作过此类业务。浙江省兰溪市政府2013年决定将为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埋单”。年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保险费将由兰溪市政府统一安排支付，而且这一政策将保持三年不变。相信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已经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在这三年内必定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减少外贸出口坏账损失，没有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也可能因为此政策产生从事外贸的信心。即使三年后这一政策结束，相信经过此政策的帮助，已经了解了信用保险的企业也将继续投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也应当注意到出口信用保险的重要性，借鉴此种财政补助政策，这样除了可以收到上述讲到的益处之外，还可以吸引内地企业到新疆注册出口企业，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仅仅将新疆作为一个出口通道。中国信保还推出了一种新险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信用保险”，这是义乌市人民政府引入的政策性信用保险机制。这是中国信保第一次为特定地方外贸出口量身定做一种信用风险保障工具。这项险种针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交易特点为商户提供贸易收款风险保障以及信用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商户合理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款风险、扩大交易规模，协助义乌市人民政府进一步推动义乌市场的贸易发展。由于对中亚出口贸易无论是政治风险还是商业风险都相对较高，边境贸易居多而且我国与中亚国家司法合作不足，本文建议新疆人民政府也可以引入此种方式，连同中国信保推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贸易信用保险”“、喀什经济特区贸易信用保险”，这些新险种都应当着重于为从事边境贸易的新疆出口企业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账风险。甚至可以设想，这些新险种可以将投保主体扩大到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经营的哈方企业以及在喀什经济特区落户的外方企业。
2.3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金融合作应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作用，从国家层面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签署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对新疆外贸的重要性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已有的金融合作，可以以哈萨克斯坦作为突破口，商讨放宽金融机构互设准入限制，商讨形成人民币与坚戈之间的市场汇率，而不是通过美元套算。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设立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推进与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币流通与循环。鉴于实现人民币结算的前提是外方银行必须有人民币储备，推动人民币在中亚国家充当外汇储备货币才是当务之急。次贷危机对美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削弱了各国对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信心，但没有动摇美元的结算功能。因此，想要在中亚国家实现人民币结算很难，但是减少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之一却并不很难，可以实现双赢的效果。因此，国家高层应利用上合组织平台说服哈萨克斯坦当局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一种。这样，中亚的贸易商可以将通过贸易获得的人民币存入当地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可以将人民币存入当地中央银行来兑换本币或美元，中央银行可以与我国央行兑换美元。由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会增加，人民币的流入流通也会渐趋平衡。另外，我国应考虑在上合组织平台中，用人民币对中亚国家进行援助。2013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提出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六点倡议。其中第四点倡议就是加强金融合作。发挥好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作用，推进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加快实现成员国间本币结算，中国也愿意设立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欧亚国家的“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这一合作基金就可以以人民币向上述国家提供项目贷款等支持。
一般而言，亚太贸易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安排，这类区域经济合作通过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贸易协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紧密贸易安排，签约方要按照要求相互开放市场，而且这种开放幅度相对较大。比如《曼谷协定》、内地与港澳CEPA、中国一东盟FTA、中国一新加坡FTA等。第二类是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邻的合作区内各成员的地方政府来推动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经济互补性，发挥地缘临近的区位优势，通过渐进方式探索潜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泛北部湾合作、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增长三角等。第三类为相对比较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这一类论坛性质的合作机制一般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对话、促进贸易和加强信息交流为主。比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
(一)双边贸易机制
自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代表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之后，中国加快了FTA步伐，截至2009年6月，中国已经签署了9个FTA，正在与冰岛、挪威等6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谈判，与印度、韩国进行FTA官方可行性研究，并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民间可行性研究，如中日韩FTA、ASEAN+3、ASEAN+6等。其中的多个FTA都采取了类似日本EPA形式，捆绑签订了囊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表1显示，中国的已签署FTA中，亚太地区占绝大多数，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必须指出，在双边FTA积极进展的同时，多边FTA进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在“东盟+3”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框架中的影响表示担心，极力推动“大东亚”范围的合作，即“东盟+6”框架下的“东亚峰会”机制。“东亚峰会”把本不属东亚的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进来，这样，东亚合作就出现了两个框架并行的态势，一个是“东盟+3”，一个是“东盟+6”。尽管领导人会议对两个机制做了分工，但是实际发展并不明确，二者带有竞争性发展的特征。(张蕴岭，2009)这种以东亚峰会面目出现的“东盟+6”机制使得东亚合作的政治构架变得更为复杂，凸显了东亚合作政治利益的多元特征，同时合作方案间的博弈，也延缓了亚太地区多边FTA进程。
(二)多边贸易机制
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性质，它的象征意义一直大于实际意义，其开放性和非约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会真正有所作为。(李向阳，2002)即便如此，这仍然引起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单边行动中，关税减让水平也都基本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随着《贸物宣言》决定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大阪会议制定了实现这两个时间表的行动议程，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应分别于2010和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压力逐渐增大，尽管进展并不顺利，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亚太地区以APEC为核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开展了贸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已经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亚太地区在2002-2006年间贸易交易成本减少了5％，作为它的后续计划，APEC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旨在2007-2010年间使得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时，APEC已经开始实施为期2008-2010年的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IFAP)。目前，中国参与APEC的承诺基本没有超出对WTO的承诺，同时参与APEC的方式，也以功能性建设为主。
(三)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并不局限于贸易领域的合作，但是贸易合作是次区域合作关键领域之一。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确定了贸易便利化、投资、交通、能源、电讯、农业等九个优先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实施了许多项目。目前中国也积极参与这个合作，使西部落后省份与邻近的周边国家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实现共赢。图们江地区开发合作参与方主要是中国的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以及俄罗斯、蒙古、朝鲜和韩国。目前参与各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衔接、跨境运输、跨境旅游、跨境投资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十多年的合作开发，图们江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据亚行最近的一项统计，1992-2006年次区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6，5％，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贸易占GDP的比重从48％上升到90％，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易小准，2007)在目前积极关注GMS、泛北部湾、海西区等次区域外，还需要关注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以期将民间的合作提升至官方合作水平，更好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进程
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进程主要受到两次金融危机的推动，第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清迈协议”的出台，而此次金融危机则促使中国签订了多项货币互换协定，并大幅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一)双边货币互换
所谓“货币互换”是指两笔金额、期限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本国及本地区货币作为抵押交给对方，同时获得对方借出的货币或美元，从而使本国及本地区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宣布签署双向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按2008年12月9日汇率计算)。中韩货币互换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该项协议旨在向两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并推动双边贸易发展，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自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与其他央行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
2009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实施有效期为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延期，协议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中韩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以后，央行第二次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在不到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次签署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已与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或400亿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央行称，此次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主要是为了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增长。这与此前两次央行与韩国和香港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时的表述有所不同，这次有关金融稳定的表述几乎完全被淡化了。此次货币互换协议可以视作是与东盟货物贸易结算试点“有着紧密联系的一项举措”。官方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目前已是中国内地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双边贸易额为534，7亿美元。与双边贸易额比较起来，此次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并不小。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支持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协议实施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外，中国央行还表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积极研究与其他国家(地区)中央银行(货币当局)比如泰国和越南等建立类似的货币互换安排，以维护区域及全球金融稳定。目前，中国已经开始积极缔结双边货币互换，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国际贸易稳定，同时也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双边货币互换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清迈协议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但在美国与中国的反对下销声匿迹，代之而出的是“清迈协议”框架。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清迈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清迈协议前期是以“双边制”为主导的决策机制，框架内签署的绝大部分货币互换协议均为双边协议。但是这一情况在2006年5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发生了变化。会议对“清迈协议”的主要原则进行了修订，根据修订后的原则，各国在启动双边货币互换过程中，将执行集体决策机制。执行集体决策机制有利于清迈协议向“多边制”过渡。在清迈倡议(CMI)框架之下，中国与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个亚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条约。2008年5月在马德里结束的“10+3”财长会议宣布，13国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2009年1月22日，“10+3”财长特别会议决定，为增强亚洲货币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意扩大清迈协议，将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同时，在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1200亿美元额度中，东盟10国负责20％，中日韩三国负责出资80％，具体而言，中国和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即中国32％、日本32％、韩国16％)虽然区域内多边金融合作已有所进展，但是进展仍然显得缓慢，而且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在操作上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此轮金融危机能否成为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动力，还有待观察。
三、对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展望
(一)对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的再认识
目前，无论是贸易合作还是金融合作角度看，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都显得进展缓慢。李向阳(2005)指出，如果东亚的大国不选择相互合作，该地区将最终形成以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为主导的格局。因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东亚国家整体被边缘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问题的出现首先就与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构想相关。一直以来，中国在参与亚太经济多边合作时，基本没有将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纳入考虑范围，其主要思路集中于东亚地区，当然这也与为了提高多边合作谈判效率而适当控制参与方有关，尽管这样，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对于“10+3”机制多少感到了不满。而日本为了取得多边合作机制上的主导权，针锋相对的提出了“10+6”的合作机制，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纳入东亚峰会的范畴，但是其他地区的代表却对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东亚身份感到了怀疑，就连印度自身也对将其纳入东亚感到不满意。在目前两个多边合作机制方案的博弈中，事实上谁都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导致了亚太地区多边合作进展缓慢。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方案加以妥协或者让步，国内学者张蕴岭(2009)设计的方案是将“东亚峰会”转型为“亚洲峰会”，突显其亚洲合作的框架性质，这样，也可以吸收其他亚洲国家参加，同时，把“东盟+3”发展成实实在在的东亚合作机制，把“亚洲峰会”发展成亚洲大区范围的合作机制。这样，两个框架并行发展，各有功能，相互补充，相互合作，这就把机制和路径理顺了。不仅避免了多个多边合作方案久拖不决，，也有利于中国加快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步伐，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找到新的增长平台。除此以外，由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两难困境”的存在(李向阳，2005)，短期内深化一体化较困难，东亚合作的范畴可以突破金融贸易领域，延伸至能源合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二)关于中国参与亚太贸易合作的思考
中国在积极签署双边FTA的同时，不应该轻视多边贸易合作机制以及次区域合作。关于多边贸易机制，如“10+3”框架下建立的东亚自贸区(EAFTA)，如果进展缓慢，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采取“先行措施”，正像“早期收获”做法那样，让参与合作研究的各国尽快享受多边贸易合作的好处，并以此作为推动东亚自贸区的动力。一方面，以“功能性建设”(functionalinstructionalbuilding)作为推进亚太贸易合作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在亚太地区，可能存在亚太、亚洲、东亚地区三大区域，在任何一个地区内进行贸易合作，特别是进行自贸区式的谈判，都将是困难的，因此在每一个区域机制内，都应该有一个重点推进的领域。比如人员流动、海关措施、透明度等等。这样针对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功能性建设，根据轻重缓急来安排合作进程，非常适合目前亚太地区复杂的文化、经济、历史背景，将有效地推动贸易合作的进程。
另一方面，贸易便利化先行。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世界发展指数(WDI)，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关税都以大幅下降，以其全部商品加权平均关税为例：欧盟2.1％、中国4.3％、日本1.5％、加拿大0.9％、印度14.5％、韩国7.4％、美国1.6％，而全世界加权平均关税为3.1％，这些数据表明，除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关税水平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关税减让所剩操作空间不大，而且这一部分关税涉及到许多国家的敏感产业，如果为了签署FTA而冲击这些部门，必然会导致国内严重的反弹情绪，正如韩国牛肉风波一样，会极大地阻碍FTA的签署。因此，鉴于目前关税水平和操作上的可行性，可以考虑对某些谈判受阻的FTA，实行贸易便利化先行战略，即先不考虑具体的货物贸易协定，而采取“早期收获”的做法，只是现在的收获方式改成贸易便利化而已。特别是考虑到相对于单位关税水平减让而言，单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贸易流量更大水平的提高。(Wilson，2003)尽快对涉及谈判国家较多的FTA实施贸易便利化先行战略，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三)关于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的设想
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应该主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框架之内进行的，具体措施集中于地区救援机制、地区监督机制和亚洲债券市场三个方面。除已经建立了1200亿美元的“10+3”共同储备基金外，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关注：
首先，加强汇率合作，建立地区汇率协调机制。各国实行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被认为是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事实证明每个国家完全的浮动汇率又会导致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市场风险。因此，汇率合作就成为继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市场之后下一个最主要的合作目标。其次，夯实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地区监督机制。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金融合作，可以考虑建立地区的金融监督预警机制，把这个框架下的功能机制、网络做实(比如，基础设施网络、次区域发展合作)。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技术性机构，对东亚13国经济发展和政策进行独立分析，并定期向两国有关部门递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报告，通过同行评估和同行监督机制协助对方发现并应对潜在危机。最后，鼓励企业交叉上市，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对于东亚国家金融机构进驻中国资本市场给予开放，同时也应该扩大中国金融机构进人其他东亚国家资本市场的范围，并允许一些资质良好的企业同时在东亚多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当然这需要我们加强双方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推进债券市场的地区一体化。具体措施包括：成立指导内部债券市场发展的有效主导机构，完善内部机制为地区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建立债券交易市场和高效的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完善债券市场所需要的担保和评级等制度，营造有利于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信用环境、税收环境和法律环境等。
[关键词]北部湾经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探索
2009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反复强调了北部湾经济区的集聚辐射带动作用，提出该区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而要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必定涉及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变革，因此，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势在必行。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可以加强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能力，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也有利于通过“企业+协会+农民”的经营模式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品牌效应，发展特色农业，推动北部湾经济区农业的现代化。
一、对北部湾经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
(一)对南宁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南宁市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家合作社是昌盛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到2007年8月合作社正式成立止，该社共发展了种植会员1280名，种植无公害蔬菜达到1.7万多亩，年产值收入5000多万元。合作社拥有蔬菜交易场所4500平方米，净菜包装车间450平方米；还有真空预冷设备、保鲜冷库、蔬菜配送车等。截至2009年底，南宁市各类专业合作社已达412户，仅2009年就成立了196户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包括蔬菜、水果、茶叶、家禽、养蜂等20多个领域。
(二)对北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2008年6月27日，“北海市涠洲金水井农业观光专业合作社”成立，该社由52名涠洲农民自愿组织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农业旅游观光、香蕉种植、水产品养殖、为农民代购生产资料等。2009年，北海市蔬菜研究所与孙东村委共同成立了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截至2009年一季度末，北海市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已达到165家，实有成员5000多人，其中全市依法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到68家，各类专业合作社涉及的产业涵盖种植、养殖、流通、农机、土肥等各个领域，业务范围进一步延伸到运输、仓储、初加工、农业投入品供应等各个环节。
(三)对钦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2007年8月，钦州市钦北区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钦州市钦北区十万大山种养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钦州市钦北区工商分局注册成立。此外，钦州市供销社系统新发展的各类专业合作社都是以各基层社所在乡镇的有特色、有市场前景并具备一定规模的农产品或产业为依托的，如灵山县供销社领办的三隆花心番薯专业合作社、丰塘益群肉牛专业合作社、文利兴牧奶水牛专业合作社、平南惠民茶叶专业合作社等都充分挖掘了当地传统产业优势，打造自主品牌；灵山县新圩供销社领办的新丰蔬菜专业合作社，以生产名优冬菜为主，依托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龙三钱食品有限公司，实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规范运作。截至2008年6月底，钦州市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16户，注册资金44万元，参股人数184人，其中农民168人，非农业人员15人。事业单位成员1人。这些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而到2010年1月，钦州市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5家，行业协会4个，涉及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流通、消费等领域，人社入会农户1050多户，联结农户10012多户。
(四)对防城港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的调查
2008年4月7日，防城港市第一家肉桂八角专业合作组织在防城区那良镇成立，入社会员320人，遍及防城区8个乡镇，入股资金38万元。目前，防城港市发展较好的是港锋果蔬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是集生产资料经营、种植、养殖、农副土特产品流通为一体的农业专业合作社。截至2009年12月底，防城港市共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58户，出资总额达5929万元，成员总数663个，同比增长478％、211％、298％，经营范围涉及种植、养殖、加工服务等多个行业，大大促进了该市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二、对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部分地方领导和农民对发展合作社的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从领导干部方面看，仍有部分地方领导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支持力度不够。少数基层干部甚至认为合作社是对自己的一种潜在威胁，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指导，使合作社的发展完全靠能人带动，有的处于分散、自由发展、各自为阵的状态。由于认识不到位，使得发展合作社的优惠政策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如有的用电优惠政策得不到落实，使成本居高不下；有的保险得不到解决，存在后顾之忧，不敢扩大生产；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不统一、不明确，造成许多合作社不敢建会计账，担心会被作为征税的依据等。
从农民方面看，有的农户“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自立能力、自我发展功能不强；有的农民缺乏合作的主体意识，怕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地位、作用等心存疑虑，只能利益共享，不能风险共担，宁愿单枪匹马闯市场，也不愿加入合作社；有的种养殖大户和能人缺乏奉献精神，对领头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有顾虑，怕泄露了自己的专业技术，砸了自己的饭碗。
(二)合作社资金短缺，贷款困难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专业合作社起步较晚，基础差，底子薄，大部分合作社没有稳定的服务收入渠道和融资手段。合作社入股股金是象征性的，能运作的资金极其有限，维持合作社日常运转都很困难，对成员开展互助服务就更难。就是想向银行信用社贷款，也会因其资质问题无法实现。“贷款难”的问题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如钦州市某县农副产品产销合作社由于资金短缺，不能完全收购农户手中的产品，只得限制社员入社；另一合作社计划开展产品贮藏、加工业务，受资金限制迟迟未能动工。
(三)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组织化程度较低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合作社规模普遍较小，网络的农户数有限，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专业合作社自身经济实力较弱，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以南宁市为例，虽然南宁市各类专业合作社已达412户，但普遍规模不大。除了昌盛无公害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280名会员外，其他合作社成员较少。以武鸣桂科养猪专业合作社为例，该社共有加盟社员猪场75家，其中示范猪场35家，但带动农村散养户社员仅300户；新科养牛合作社虽发展较快，但直到2008年底，该社的社员也仅为435人。再以钦州市为例，实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的灵山县新圩供销社领办的新丰蔬菜专业合作社，最开始农户仅10多户，后来逐渐增加到30多户，连结带动350多户；蔬菜基地最开始仅1000多亩，后来发展到2000亩，年产值由500万元增至1000多万元；菜农人均年收入仅从400元增至600元。而钦北区供销社领办的平吉黄瓜专业合作社，才有6户农户入社，春季共种植黄瓜300亩，总产量120万公斤，总产值36万元。
(四)合作社管理人才缺乏。内部管理不规范
一般说来，合作社成员包括会员代表、监事会、理事会，但由于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他们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市场竞争能力、管理经验都还比较缺乏。一部分专业合作社目前根本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理事会、监事会名存实亡，没有开展活动；有的专业合作社虽然制定章程和管理办法，但没有按章程和管理办法办事；有的专业合作社与成员的联结过于松散，利益关系不紧密，仅仅形成单纯的劳务和买卖关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社员的积极性。
三、对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探索
(一)加强宣传，提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识
首先，北部湾经济区的地方各级领导要深入学习2007年国家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从而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保护农民利益以及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重视培育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树立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扶持农民促进增收的思想观念。然后，通过发放宣传资料、举办培训班、设立服务台、编写黑板报等形式，使广大农民群众也充分认识国家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登记管理条例》的目的，了解工商登记管理过程中“低门槛、零收费、重扶持”基本原则，消除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顾虑。最后，依托地方特色产品和涉农龙头企业，送法入农户，走访到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指导服务，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和涉农企业尽快掌握国家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熟悉合作社的创建流程和运作模式，了解合作社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采取重点帮扶、典型示范带动等方式，力争“村村有社、乡乡有品”，努力营造鼓励、支持合作社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增加合作社的融资渠道
目前，北部湾经济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资金缺乏，限制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地方政府要从各个方面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增加合作社的融资渠道。具体措施包括：
1、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
各地要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技术、信息和项目服务，对已有一定基础、发展较好的专业合作社进行必要的资金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开发农产品加工及相关项目时，发改委、财政部门要在立项、投资方面按照产业化经营项目对待。此外，合作社服务装备由当地地方政府买单，技术上的试验、示范、推广也由政府买单；吸收有能力、有技术、懂管理、善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能人到综合服务站中来。
2、加大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
以农村信贷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信贷管理办法。金融机构简化贷款手续，加大授信额度和政策贴息力度，将农村小额信贷资金更多地向农民合作社倾斜。银行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应该把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作为自身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切实起到“助推器”作用。一是银行机构应采取深挖潜力、压缩成本等措施，在利率等方面对其给予最大程度的优惠。二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整合信贷风险流程，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加大对农村经济相关内容的监测分析，在规范操作和风险管理到位的前提下，创新业务流程、缩短管理链条，制定符合合作社特点的信用等级新标准。三是创新贷款管理和服务，提高信贷供给效能，建立新的贷款营销机制，拓展现有信贷种类，在风险可控原则下推出临时性信贷品种。
3、落实对合作社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北部湾地区，除了实行国家要求的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外，还可以对一些专业合作社如经营采摘、观光农业等合作社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各地地税局要大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一是指定专人及时将农村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网站、电子触摸屏和办税服务厅的公告栏等载体进行公开，并向相关部门及时传递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设立专门咨询电话，答难解疑，优化服务。二是组织干部送政策上门，加强优惠政策宣传，及时帮助合作社农民用足用好税收政策，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权利，为符合政策的涉农纳税人办理了减免税手续。三是在办税服务厅设立农村合作社绿色申报通道，对优惠政策申请实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结”，对纳税人因特殊情况需在法定节假日办理有关涉税事宜的或需上门服务的，推行预约服务制度。四是加强跟踪问效管理，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实行全程跟踪问效管理，确保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位，以保证涉农纳税人享受优惠的真实性、实施减免的合法性、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公正执法的规范性。
(三)逐渐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发达国家的合作社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实行规模化经营，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以美国为例，其不少合作社足以与巨型工业公司相媲美。走规模化经营，实现规模经济，是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可行之路。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以资本为纽带，从纵深、横向两个方向实现合作社之间的联合，纵向上要力争将在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各个专业合作社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体化的经营组织，横向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限，实现同一类型专业合作社的联合，大力发展跨乡镇、跨县、跨市甚至跨省的区域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从而达到扩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的目标。北部湾经济区的优势资源之一在于海洋渔业资源，在扩大海产品专业合作社规模的过程中，从纵深来看，可以将海产品产业各链条上的专业合作社加以联合；从横向来看，可以实现南、北、钦、防四市的区域专业合作社联社，从而提高其竞争能力。
[关键词] 行政区边缘 经济协作 政府协调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2-0090-04
[基金项目] 本文为贵州铜仁学院2010年科研基金人文社科类课题项目“经济协作区地方政府协调障碍与破解研究”（项目编号：TH10036）的最终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友云（1975―），湖南溆浦人，贵州铜仁学院法政系讲师，研究方向：行政法治、区域公共治理。
一、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意义
经济协作是当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对于区域协作理论的探讨，从亚当 . 斯密的区域分工论开始，经过大卫 . 李嘉图比较成本说，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再到琼斯、莫洛内的“区域比较效益论”，区域协作的理论不断丰富，推动了区域协作实践的发展。区域协作是处于不同地域间的利益主体或共同区域空间的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主体，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和制度安排。通过区域经济协作，区域间互相开放，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并最终趋于均衡。本文所指的区域协作更多地界定在省际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从国际上来看，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较为成熟，相关理论也比较多。弗里德曼在《区域发展政策》中认为，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政府必然采取一定的区域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从中心到模式，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我国的经济实践也充分证明，毗邻地区的合作已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如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协作取得了很大成功，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基点有力地引领了整个区域的发展，也充分证明区域经济协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
区域经济协作中必然会衍生一个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协作中政府跨政区协调问题。从本质来看，区域协作在经济层面上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有序、合理流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但生产要素在各行政区之间的流动绝对不能仅靠市场力量，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力。区域协作与地方政府协调密不可分，如何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是区域协作中必须深入探究的问题。
我国以省际行政区边缘为地理单元划分，已经形成了几大行政区边缘经济区，如以黄河为界的蒙晋陕豫交界地带，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区，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成立的武陵山经济协作区等等，跨政区连片特困地区，如六盘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大别山区等等。这些区域具有跨省政区特点，远离自己所在省的省会城市或者其它中心城市，处于本级行政区经济圈发展外的“真空地带”，难以享受到城市经济圈的辐射带动效应，各自封闭，缺乏合作，矛盾诸多。
着眼于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问题探讨，是我国缩小地区差别，推进一体化进程，实现协调、科学、和谐发展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是跨政区之间协作，因其地域的边缘化导致其经济的落后性，政府在协作中的角色将比发达地区区域协作更显重要，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力和协调力，促进这种边缘经济协作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使得省际边缘经济协作难以真正实现，严重制约了全国经济协调发展，应致力于省际边缘的实地考察，运用经济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地方政府协调障碍所在，努力寻求破解之道。
二、省际行政区
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困境
（一）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认识存在偏差，没有充分意识到行政区边缘“自然区域”和“地缘经济”的属性
哲学认识论告诉我们：社会管理应遵从自然属性，区域管理应该充分遵循区域的自然属性，才能在改造自然中做到人地关系和谐和人地系统优化。省际行政区边缘交界地带是一个连续的地理单元，因此管理的社会技术应遵从科学、和谐、统一、整体、协调和协同发展原则，充分尊重自然区域互相联系和发展的哲学规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没有从这些认识论的高度，深入理解边缘经济协作的动因，没有认识到管理的社会技术必须与自然属性相符合的社会管理哲学，没有把区域公共治理看做科学的社会工程来规划。管理的社会技术违背自然技术规律，就必然造成“行政区经济”① 和“行政区边缘经济”现象，致使区域内分割和冲突不断，加大了政府协调的难度，我们必须纠正这种哲学认识论的偏差，化“行政区经济”带来的离心力为区域经济协作的向心力。
缘于地缘统一的自然属性，省际边界地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区域，且多因大河大江或者同一山脉而成为一个整体，构成流域型、海域性、山地型经济区域。省际交界地带是“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从历史和民族关系来看，一向交往频繁，为合作奠定了较好的人文基础；尤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都比较落后，但又是一种“富饶的贫困”，发展潜力巨大，发展要求强烈，这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强烈的发展渴求，在某种程度上为协作提供了平等性和理念的一致性。跨省行政区边缘经济这些固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要求区域管理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实行整体型治理、合作治理、网络治理、“复合行政”等新型的公共治理模式，进行跨政区经济协作和政府间协调，从自然规律和社会技术协同的哲学高度充分认识政府协调在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的协调力就能充分发挥。
（二）区域公共利益分化使政府协调动机难以稳定，期待合法化整合
跨省行政区边界地带地缘的联系性赋予整个区域很多先天的公共资源，区域公共事务增多，如地下矿藏资源的开采，流域综合管理与水资源的利用，区域旅游市场的开发，区域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同时也带来很多公共问题，如区域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跨区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诸多问题。边缘地带区域公共利益面临分化的危机，而我国改革过程中行政性分权在边界地带加重了独立性地方政府利益和利益集团的产生；边界地带因市场观念不强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行政区划意识更加强烈，使利益分化加剧、显性、复杂和多元，产生区际冲突和矛盾，产生集体行动下的“公地悲剧”，区域公共危机和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使得各地方政府的协调动机不一，难以稳定。
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急需合法性的主体和合法性的机制来承担和应对，区域公共利益分化带来的矛盾期待一种合法化的整合，而这种合法性机制的建设需通过政府间合作和协调来实现。区域公共利益在合法性机制未建立的情况下，利益更多倾向于分化，整合变得更加艰难，甚至演变为利益冲突，使之成为政府协调的障碍，期待建立一种合法性机制解决区域公共事务，由政府这种公共组织进行合作和协调，实行区域公共治理。
三、省际行政区
边缘经济协作中政府协调的对策
1. 突破“行政区行政”的观念障碍，增强省级边界认同感和树立区域整体意识。省际边界地带因远离中心城市，往往成为本省行政区被遗忘的角落，偏安一隅，必须加强省际边界跨政区的经济协作，增强凝聚力，取得话语权。这就要求突破哲学认识论的偏见，尊重“自然区域”和“地缘经济”属性，剔除“行政区行政”的观念障碍，增强省级边界认同感和树立区域整体意识，这符合边界地带科学发展的理念。只有在这样的理念下，区域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利益分配格局、产业布局才会趋于合理，才不会出现区域重合、建设重复、产业重构、关系重叠的“以邻为壑”乱局。建立和加强省际边界地带认同感，一方面在于发掘区域已有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在区域各政府的引导下进行区域价值认同与文化建设，增强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的共同文化基础。文化如水，看似柔弱，实质坚强。文化是根，加强文化认同具有很重要意义，文化的认同能消除观念、意识这些协作的无形障碍，而观念一旦落后会带来制度的落后，积弊甚多。认识上的一致或共享的观念和思维能成为政府间加强合作协调和克服碎片化现象的动因，我们应努力使文化认同成为边界地带区域协作和政府协调的精神纽带。
2．培育中心城市，构建边界经济圈。省际行政区边界地带应培育自己的中心城市，进行合理的城市分工，再以中心城市构建经济圈，对边界地带产生扩散效应，带动边界各城市发展，形成经济集群。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经验均表明，以中心带动周边建设经济圈，这是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主要做法，省际行政区边界地带也不例外。遵循经济发展和市场流动的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区域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应遵循区域制度和区域管理优先原则，又要解决边界地带区域制度和区域内各级行政区制度二者兼容问题，各级行政区制度在边界地带应进行“松绑”，向区域统一制度发展。制定统一的区域经济行为规则，使交界地带经济运行逐步走向契约化和法治化。从区域整体意识出发，制定交界地带区域发展规划，使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有可资遵循的蓝图。要加快边界地带区域立法建设，尤其应加强区域行政立法研究，促进区域内各级政府和边界省际政府行政立法上的沟通与合作，向区域法制统一的方向迈进。政府的协调力是区域发展的软环境，意义重大，政府在边界经济协作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改善交通、旅游等基础设施，界定产权，制定区际活动规则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区域文化认同建设，尤其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克服边界内各地方政区的发展对周边政区带来的外部性影响。还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对边界地带的扶持力度，边界地带应通过经济协作进行“抱团”提升，发挥整体优势，形成一股强势力量，增加在中央的要价能力，因为省际交界地带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更多，任务更重，边界各地方政府都怀有“搭便车”的心理不愿也无力提供。
3．从资源共享和提高交易效率入手，建立政府协调与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政府间的协调是一种组织协调，需要探求组织协调的一般理论。各方之间促进合作、化解矛盾是协调的基本出发点，这样，组织合作的动因就成为组织需要协调的深层原因。在寻找省际行政区边缘经济协作政府协调的对策中，需要从资源依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在边界资源共享和实现交易效率方面形成共同利益基础，形成集体的价值和期望，使区域公共问题的解决获得合法性机制和利益各方获得更多参与的权利，这样的对策必将具有理论说服力和合理性，必将成为破解政府间协调障碍的路径选择。就如何实现边界地带资源共享和提高交易效率而言，首先是建设和完善边缘经济协作政府协调机制、体制、制度和法制体系，这必将使政府间的协调常态化，增强政府协调的刚性约束力，使区域协作走向法治运行的轨道。我国对省际行政区边缘的法制协调关注不足，要以区域立法协作护航区域经济发展，加快区域法制建设，尤其要加快区域行政立法建设，只有在法制框架下，对抗、制衡渐变成协调、合作。其次是进行边界地带整体规划，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同利用、开发、共享，通过协调与合作增强行为的稳定性并减少不确定性。再次是发展边界地带交通和发展边界统一市场，健全市场机制，培育市场体系，通过边界地带合作产生信任机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最终达到降低边界地带经济运行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目的。
4. 进行网络型协调，发挥协调的网络化效应。我国边界地带地方政府和各非政府主体之间以及各主体内部之间的关系，具有组织结构松散和要求多组织互动的特点，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尤其需要发挥网络型协调的优势，网络可以带来公共部门的更加积极的协调，因为问题的分布和共同的价值创造可以被自发地解决①。 在边界地带经济协作中，要重点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各地方政府、企业、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这些利益各方应形成一种网络关系，各行为主体合作的关系是网络状的，政府应充分发挥协调的网络化效应，进行网络治理。网络化效应能使各地方政府在协调中将一些排他性利益转化为集体的关注，甚至是区域公共利益，通过强化政府间的多元互动来促进价值共享，促使各地方政府间产生足够的信任来更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并消除一些潜在冲突，形成以“公平竞争、协调合作、互通有无、信任沟通、共同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间合作与协调关系。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 省略/test/2005-06/15/content_18253.htm.
[2]Pressman, J.L. and A.Wildavsky. Implementation(2nd edn.) [M].Berkeley: Universtiy fo California Press,1984,P133.
[3]王爱民,马学广,陈树荣.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构建[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5).
[4]安树伟.行政区边缘经济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6]冯光.地缘经济区视角下的行政区边缘山地经济协同发展―以渝黔湘鄂结合部的武陵山区为例[J].山地学报,2009(2),第167-168页.
[7]梁双陆.中国省区交界地带经济发展思考[J].改革与战略,1998（2）,第28页.
[8]蒋英姿,江溢,成新.太湖流域省际边界地区水资源保护问题与对策[J].水资源保护,2006(3),第88-91页.
[9]戈银庆.中国西部区域经济整合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页.
[10]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第127页.
[11]刘平,程彬.长三角地区区域行政立法研究.shanghailaw.省略/fzbChinese/page/organizationintro/leaderliuping9252.htm.
[12]任敏.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协调研究―碎片化理论的视角[D](博士论文).中山大学,2008,第399页.
[13]胡泽君.公共管理与区域发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401页.
On Difficulties in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Provincial Border Areas
Wang Youyun
(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
区域经济学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作了很多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行政学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公共管理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作问题。
一、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区域行政理论
由于综合因素的影响,行政区划在我国经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经济区划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发展被行政区划肢解。而行政区划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联系和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又并不局限于单个的政府,而是主要关注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区域行政与区域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区域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区域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但是区域经济与区域行政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区域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区域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建立同级政府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并对其运行进行研究。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的协商机制、政府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项目与运行管理机制、政府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在这一研究论题下,还会涉及到行政区划的调整问题。就中国现有的横向政府关系来看,已经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林尚立将它们概括为三种方式:一是城市政府联合体;二是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的联合;三是跨经济区的地方政府联合。区域行政可以就此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进而提出可行性措施。
区域行政学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交叉学科,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人的分析。目前,我国区域行政学的发展虽然处于探索阶段,但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横向的经济联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利益协调机制正是区域行政学在实践上的反映。
二、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区域公共管理”这一学术概念,在《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一文中最早使用,该书作者从公共管理与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角度提出,面对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等区域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导人新公共管理理念,进行区域管理的仓惭。因对于公共管理这一概念,国内外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扯与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决定区域行政必然走向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公共行政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有以下几个内涵: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其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组织网络化以及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地方分权化的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加和复杂起来,这给以区域政府为核心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区域公共管理的系统研究,能够为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甚至直接出谋划策,提出有的放矢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咨询。
三、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创立制度化的多层次区域合作组织
基于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分析,打破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之间的矛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必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三个层面上形成制度化的组织结构,实行多层次的协调互动。
1.建立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涉及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性资源战略开发以及生产要素流通、区际贸易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区域的地理范围愈大,这类区际间的经济关系越复杂。但在我国现行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只有省一级的政府才有区际间经济关系调控管理权限,而经济区域尽管在整体上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却存在着区域性利益主体和管理主体缺位问题。因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现实问题,如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无人主张,区域利益冲突缺乏协调解决的组织机构等,这都给整个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因此,组建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机构势在必行。该机构的主要职能,一是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建议并报请国务院、全国人大审批;二是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三是统一管理区域发展专项基金;四是具体负责实施跨行政区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五是监督和约束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等等。
2.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尽管中央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地方政府毕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如何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反映各地方政府意愿、能获得区域内各政府普遍认同的、具有民主的治理结构的跨行政区的协调管理机构,则是区域政府合作机制能够真正建立的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双方如果试图通过第三方的介人来协调彼此间关系,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增加。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单单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成本太高,也难以达到目标。所以美国着名的新制度主义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我不同意如下的看法,即中央政府管理或私人产权是‘避免公用地灾难的唯一途径”’。他还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的情况的结构”。
因此,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应该成为协调地方政府间利益矛盾,走出“公用地灾难”和“囚徒博弈困境”的必然选择。而实际上,由于资源察赋等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只要能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降低交易费用,在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组织中,实现集体行动应该是可能的。
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职能必须强调其对于区域经济规划和建设的权限。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实施跨行政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战略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跨区生产要素的流动等问题;统一制定符合本区域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制定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和政策措施,并负责监督执行情况;协助各市县制定地方性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局部性规划与整体性规划有机衔接。在公共服务上,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设立,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大规模的追加效益,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了地方政府的重复建设,做到统一规划和布局。总之,跨行政区协调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矛盾,有利于两者的相互协调。
3.鼓励建立各种跨地区的民间组织。各级政府应积极推进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组建跨地区的民间组织,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区域政府合作,进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民间组织推动经济合作,成本低、见效快,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有利于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积极推动民间力量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民间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区域发展战略和推进地区协作。具体形式可有不同层次:一是可建立以各地经济专家为主体的,如“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咨询委员会”、“长江三角洲经济协调联合会”、“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促进会”等组织。这些组织机构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机构,它应成为相关地政府决策的咨询参谋机构。二是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区域产业一体化中的积极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行业协会要突破行政区划障碍,组成跨地区的行业联盟,共同制定区域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共同市场规则,推进区域市场秩序建立,探索区域各类市场资源的连接和整合等。三是可组建跨地区股份制区域性集团公司。跨国公司是打破国家之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最有效方式,同样,跨区公司也是打破区域封闭格局最好的方式。可以探索通过跨地区强强联合组成具有规模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再通过龙头企业联合、控股区域内的上下游配套企业,形成由紧密层和松散层组成的巨型企业集团,从而打破封闭,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参考文献〕
[l]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J].广州大学学报,2002,(4):10.
[2]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32一334.
[3]刘锋.新时期区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40.
[4]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国家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发布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http：／／xlan-tounsm.com.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shaanxi gov.cn
关键词：区位理论 古典区域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 现代区位理论
区位的基本涵义
区位一词源于德语的“Standort”，英文译为“Location”，日文译为“立地”，中文则译为“区位”。关于区位的涵义有多种解释和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事物存在的场所或位置；有的学者认为，区位是某事物活动场所的行为。区位既有场所的涵义，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场所，是某事物占据的场所和空间（张文忠，2000）。区位主要指某事物占有的场所，但也含有位置、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意义。由于区位理论限定于研究人类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诸类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区位是人类活动（人类行为）所占有的场所（李小健，1999）。
区位理论的发展沿袭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相互关系的学说。具体来讲，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的理论（刘树成，1994）。比利时的经济地理学家蒂斯（J.F.Thisse，1987）认为，区位理论是区域科学的基础，是解决空间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区位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并于20世纪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区位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典区位理论
古典区位理论的代表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n）的农业区位理论和韦伯（A.Weber）的工业区位理论。杜能通过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模型，论述单一运输因素确定农业生产及经济空间的配置定向，并提出了销售价格决定产品种类和经营方式，运输费用决定生产成本，主张依据运输、距离确定最佳配置点的环形农业区位理论。
19世纪中后期，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使得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的经济学家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者是德国经济学家劳恩哈特（W.Launhardt）。劳恩哈特利用几何学和微积分，将网络结点分析方法应用于工厂的布局，1882年，劳恩哈特在《工程师协会期刊》上发表的《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一文中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1902年，劳恩哈特在《The Principles of Railway Location》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区位三角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尼汉斯（J.Niehans）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劳恩哈特的工作是德国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有意义的对“边际革命”的贡献。
韦伯第一个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1909年，韦伯在《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的基本思想。1914年，韦伯又发表了《工业区位—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对德国1861年以来工业区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聚集以及其他若干工业区位问题进行综合分析。韦伯认为，集聚节约额比运费指向或劳动费指向带来的生产费用节约额大时，便会产生集聚。韦伯通过加工系数，即单位区位重量的加工价值来判断集聚的可能性。韦伯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并且提出了区位理论中的经典法则—最小费用区位法则。任美锷（1947）认为，工业区位理论以韦伯的研究“最有系统”，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经济地理学的不朽名著”。
（二）近代区位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近代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廖什（A.Losch）。1933年，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聚落的分布与发展规律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一书中，将地理学的空间观点与经济学的价值观点结合起来，利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创立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以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等中心地区原则进行市场区域网络分析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中心地理论。
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是周围区域的中心，是指能够向周围区域的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地点。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可以通过中心性来衡量，即中心性=中心地供给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供给自身的中心商品的量。中心地的等级取决于其能够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水平。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类中心地间的距离也相同，且每个中心地的市场区域都为半径相等的圆形区域。各级中心地相互竞争，组成一个有规律递减的多级六边形空间模型，此时所有中心地达到了空间均衡。
中心地的空间分布形态遵循三个原则：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在三个原则中，市场原则是基础，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是对市场原则的修正和补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是一种综合的、宏观的、静态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为具体解决计划、规划问题的动态平衡打下了基础（杨吾杨，1989）。
中心地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理论地理学》的作者邦奇（W.Bunge）将克里斯塔勒尊称为“理论地理学之父”。1940年，廖什出版了《区位经济学》一书。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以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地系统—市场区位论（何炼成，2005）。廖什认为单一企业的最佳区位应该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廖什的理论从市场区位的概念出发，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把生产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建立了市场区和市场网络的模型，促进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现代区位理论
20世纪50年代，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以被称为“区域科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W.Isard，1990）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论的兴起和繁荣标志着现代区位理论的逐渐形成。1956年，艾萨德出版了《区位和空间经济》，4年后他又出版了《区域分析方法》。艾萨德在新古典微观区位论的基础上，利用宏观均衡方法将局部静态均衡的微观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
20世纪70年代，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玛西（D.Massey）认为，空间作用离不开社会作用，没有社会意义的空间作用，根本不存在纯空间动因、空间规律、空间相互作用。20世纪80年代，斯科特（A.Scott）将交易成本理论引入城市和区域规划领域。斯科特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交易成本对空间聚集和分散的影响，揭示了现代工业的区位原则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位理论最突出的成就当属以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日本空间经济学家藤田昌久（F.Masahisa）、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A.J.Venables）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
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了《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心—模型。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将空间经济模型纳入区位论的分析框架，成功地揭示了经济地理聚集和区域产业集中化的内在机制，为区位论的一般均衡研究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依据。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通过构建有见地的数学模型，填补了标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经济地理内容的空白。1999年，克鲁格曼与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合著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在该书中克鲁格曼等人引入了迪克希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le，简称D-S模型）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理论框架以及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冰山运输成本理论（Iceberg Cost），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克服了传统区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作为研究假设条件的缺陷。
区位理论的应用
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核心理论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区位理论的应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需要根据经济活动对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具体要求，将经济活动落实到一定区域范围。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分为宏观选点和微观选点。
第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通过对地理空间中的区域经济进行组织和调控，使区位条件能够更好的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形成区域经济与空间环境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第三，产业布局的优化。根据区位条件，通过产业和和生产要素在空间地域的合理流动和组配，实现产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空间分布形态和地域组合的合理化和效益的最大化。
第四，城镇体系的合理规划。根据城镇体系区位条件，确定城镇体系空间结构规划的指导思想，形成与之相契合的城镇职能、规模和空间结构规划。
区位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形成的内在机理，其对于深刻领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规律、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科学出版社，2000
2.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刘树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4.Thisse J.F.Location Theory，Regional Science， and Economic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87，V27（4）
5. Launhardt W.Die Bestimmung Des Zweckm？ssigsten Standortes einer gewerblichen Anlage[J].Zeitschrift des Vereins Deutscher Ingenieure，1882（26）
6.Pinto J.V.English Economists`Descriptive Accounts of Location Theory[J].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Working Paper Series 97-03，1998（7）
7.约翰·伊特维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8.张文奎.卫勃的工业区位论简介[J].经济地理，1981（2）
9.任美锷.建设地理新论[M].商务出版社，1947
10.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常正文译.商务印书馆，1998
11.杨吾杨.区位论原理—产业、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12.威廉·邦奇.理论地理学[M].石高玉，石高俊译.商务印书馆，1991
13.何炼成.中国经济发展新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4.沃尔特·艾萨德.区域科学的起源、发展和未来[J].生产力研究，1990（6）
15.R.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M].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
作者简介：
摘 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 论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2.2 国内外现状
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及形式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述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2.2.1 特惠关税区
2.2.2 自由贸易区
2.2.3 关税同盟
2.2.4 共同市场
2.2.5 经济联盟
2.2.6 完全经济一体化
第三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和影响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3.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1.2 亚太经合组织（APEC）
3.1.3 上海合作组织
3.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3.2.1 积极影响
3.2.2 消极影响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的问题及措施
4.1 问题
4.1.1 加大贫富差距
4.1.2 管理机制
4.2 措施
4.2.1 城乡一体化
4.2.2 完善管理机制
结论
致 谢
摘 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经济发展不可缺的一种方式、策略，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就必须加大开放水平，积极加入到全球合作的队伍中，加速经济发展，提升自身利益，提升国际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而通过协议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在区域内消除壁垒，协调经济政策，形成跨国流通商品、资本、人才、劳动力等的一个经济区域。本文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内外现状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措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我们现阶段的目标。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措施;
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way and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oday's era. If a country is to be strong, it must increase its openness, actively join the ranks of global cooperation, speed up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e its own interests and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agreements to safeguard common interests, eliminate barriers in the region, coordinate economic policies, and form an economic region with cross-border circulation of goods, capital, talents, and labor.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the form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us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our goal at this stage.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Chinese economy; Measures;
第一章 绪 论
2.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叫“区域经济集团化”，是现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使用最多的一种方式，区域经济集团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地理位置邻近的若干国家，通过一系列协议和条约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经济一体化"这个词语是在1942年出现并被使用。1950年，有人认为一体化是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为了促进各国之间关系，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就有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化我国经济环境，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加速自身发展和良性竞争，促进政治、经济等多方位利益，促进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包含成员间贸易壁垒的撤除，又包含各种合作互助关系的建立，所以，本文针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研究。
2.2 国内外现状
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80年展迅速。20 世纪 60 年代，全球共有 19 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70年代有 28 个， 80年代有 32 个，进入 90 年代，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达到 100 多个。目前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有 170 项。据 WTO 统计，截至 2002 年 3 月 1 日 ，正在实施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绝大多数是自由贸易协议，占所有区域贸易安排的 72% ，共有 175 个，关税同盟 22 个，占 9% 。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只有 12 个岛国和公国没有参与任何区域贸易协议。 174 个国家和地区至少参加了一个（最多29 个）区域贸易协议。
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首脑会议于1992年签署关于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条约、宣言和议定书三个文件，正式将该组织更名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首脑会议于1994年批准把优惠贸易区转变为共同市场的条约，宣布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南非共同市场)正式成立。；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的贸易部长也于2001年签署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的政府间框架协议，并于2002年正式签约。
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及形式
2.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述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离的比较近或一个区域内的两个或以上的国家为了经济和利益的共同发展,通过签订条约和制定约束彼此的共同的规范和政策,建立大家有一定有特权的共同机构,进行经济调节,达成经济和政治的联盟。根据合作国家政府的态度,可以把区域经济一体化分为两种类型:消极和积极。消极是指合作国之间消除了一切贸易障碍,在一定区域实现了自由贸易;后者则指成员国为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而积极调整现有政策和手段,建立新的规章和协调机构以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2.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包括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目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集团是欧洲联盟。
2.2.1 特惠关税区
特惠关税区又叫优惠贸易安排，国与国之间通过协定方式对商品规定特别的优惠关税，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低级和最松散的一种形式，例如：大英帝国特惠制、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木材组织等。
2.2.2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就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成一个贸易区，这个贸易区里的国家取消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限制，实行商品免税流通，但是不在这个贸易区里的仍有关税壁垒。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欧自由贸易区。
2.2.3 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就是国家之间完全取消关税或其他壁垒，并实行统一关税同盟，它比自由贸易区又进了一步。例如：德意志关税同盟、东非共同体。
2.2.4 共同市场
共同市场就是除了取消关税和其他壁垒，还要取消对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流动的一切限制。使国与国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技术自由、资本自由、劳动力自由、人员自由等。例如：加勒比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
2.2.5 经济联盟
经济联盟就是国家之间不但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国家之间制定并执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共同的社会政策，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例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西欧共同市场、欧洲联盟。
2.2.6 完全经济一体化
完全经济一体化又叫政治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包括经济同盟，要求各国统一经济政策，而且还要求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权力机构，拥有全国政府授予全权的中央议会和执行机构，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级。目前世界上尚无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
第三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和影响
3.1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现在我国已经实施并参与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
3.1.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1年11月提出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在文莱召开第5次lO+1会议上签署了《加强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达成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定。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贸易区正式成立。它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组成世界上三大区域经济合作区，而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也是亚洲的第一个多边自由化经贸组织。
3.1.2 亚太经合组织（APEC）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简称，亚太经合组织于**年11月5日至7日成立，于1993年6月改名为亚太经合组织，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边区域经济集团化组织，也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其中21个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美国、越南。
3.1.3 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宣布成立，同时，并签订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其中有中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在中国境内宣布成立，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上海组织的成立表明共同利益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201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跨区域多边综合性组织。
3.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3.2.1 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内部自由贸易的发展，没有贸易壁垒；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促进国际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合作；有利于各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投资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全球化进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增长，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等。
3.2.2 消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形成对外壁垒，导致国际竞争加剧；会形成区域化组织间竞争加剧；对国家主权造成挑战；对我国企业和市场自由化造成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等，总之，还是利大于弊的。
第四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现的问题及措施
4.1 问题
4.1.1 加大贫富差距
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必会造成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在区域经济内部，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就在进一步扩大，城市收入高，消费水平高，生活质量也高于农村，所以农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面临没有出路没有收入的问题，造成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有：沿海地区资源好，产业竞争力较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资金、人才、等都向条件好的城市去，所以加大城乡差距。
4.1.2 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不完善，缺乏一套完善的跨区域的统一的管理机制，而在现有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条件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区域内没有统一的公共管理组织。所以，很难实现整个区域利益最大化，也很难实现区域内的资源设备公共管理，这样肯定会造成整个区域内公共管理不当。
4.2 措施
4.2.1 城乡一体化
所谓的城乡一体化：就是积极推行城市化战略，以城市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城市人口想农村人口迁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消除城乡壁垒和政府的政策不公平对待，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推进新农村建设，还应实施产业一体化，以输出产业为主导，积极开发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重点产业，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为核心，建立地方性工业体系，消灭保护主义，规范政府行为。
4.2.2 完善管理机制
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权利的监督机制、建立政府协调机制、建立跨区域合作组织、建立完善的区域规划机制、建立区域发展合作机制、建立一套完整的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要建立这些机制首先应提高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认可、支持和重视，其次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把他们的职能规范化和法律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不断的迈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在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它促进中国甚至是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政治等合作，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优化资源分配，加速资源流动，管理机制的完善、贫富差距缩小、产业一体化等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应充分认识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趋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应重视区域间经济发展规律，应抓住一次发展经济一体化的机遇，以达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目标。
参 考 文 献
[1] 潘沁, 韩剑. 基于引力模型的产业内贸易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06(9):22-26.
[2] 李伟, 夏卫红. 城市群府际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1, 13(5):85-89.
[3] 马春林, 吴冲锋. 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分析[J]. 管理科学学报, 2003, 6(6):1-7.
[4] 华民, 王疆华, 周红燕. 内部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12):39-42.
[5] 侯赟慧, 刘志彪, 岳中刚.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社会网络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9(12):90-101.
[6] 陈光武.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D]. 吉林大学, 2009. 区域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政府合作机制研究[D]. 重庆大学, 2010.
[7] 操世元,姚莉.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行政壁垒[J].嘉兴学院学报,2006,(5).
[8] 李兴国,姜文超.关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若干思考[J].经济论坛,2008,(3).
[9] 王德忠,吴琳,吴晓曦.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缘起、发展与缺陷[J].商业研究,2009,(2).
[10]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11]许宁宁,储亚玲,刘总理.西咸经济一体化进程分析与问题思考[J].商业现代化,2008,(6).
[12]李建勇.中国省级政区行政冲突机理分析及其应对机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3]刘朝阳.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J].经济学动态,2002,(4).
摘要：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催生了高等教育区域化，最近二十余年相关研究进程与政策实践趋势相对一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是系统科学、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研究属性、发展与评价、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战略规划等多个主题。但学科化程度较低，研究内容相对分散，研究范式较为简化。未来应深化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运用跨学科观点拓宽研究视野和路径，加强区域比较研究，突出内外部系统的联动性。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区域化；地方化；均衡发展；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
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国家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 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参考文献
［1］芮国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方政府作用分析［J］.江苏高教，2006(6)：34-36.
［2］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G］.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2385-2388.
［3］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2003~2008)［G］.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334-339.
［4］顾明远,石中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9-176.
［5］张金锁，康凯.区域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97.
［6］薛风平.区域创新能力测评与提升机制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32.
［7］刘伟，等.区域高教发展简论［J］.现代大学教育，1997(3)：45-47.
［8］黄裕钊.广东省高等教育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13.
［9］潘懋元.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地方化的理论探讨［M］//潘懋元.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33.
［10］周江林.高等教育区域化理论基础述评［J］.理工高教研究，2003(5)：10-11.
［11］董泽芳，柯佑祥.高等教育区域化研究［J］.江苏高教，2000(5)：31-34.
［12］吴岩，等.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新理论［J］.中国高教研究，2010(2)：1-5.
［13］张国昌，胡赤弟.区域高等教育生态多样性：内涵与发展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09(23)：53-57.
［14］张彤，谢作栩.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J］.开放教育研究，2007(3)：22-25.
［15］黄孟源.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6］彭世华.发展区域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7］焦瑶光.区域教育学［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18］李锦奇.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J］.中国高等教育，2010(2)：56-58.
［19］吴绍芬，董泽芳.“高等教育区域化”概念辨析［J］.教育与经济，2001(2)：9-11.
［20］郑英蓓.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国际经验［J］.教育发展研究，2006(4A)：45-49.
［21］魏小鹏.主动面向两个战略需求着力做强区域高等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11(1)：7-10.
［22］李国杰，关嘉.区域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标志研究［J］.辽宁教育研究，2007 (9)：60-63.
［23］李锦奇.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研究——以辽宁省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24］李星云.论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J］.江苏高教，2006(5)：27-29.
［25］陈上仁.浅谈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均衡机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10)：50-54.
［26］赵庆年.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异问题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225.
［27］谭诤.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布局结构的变化［J］.中国高教研究，2009(7)：11-14.
［28］马鹏媛，米红.高等教育-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定量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2(7)：1-6.
［29］陈伟.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探索［J］.复旦教育论坛，2010(4)：63-67.
［30］金丽，梁保国.发展区域高等教育与联合办学［J］.中国高教研究，1995(6)：62-63.
［31］李翠琴，等.高校地缘集群及其生成机制［J］.现代大学教育，2012(3)：22-27.
［32］范文曜.高等教育发展的区域政策研究新进展［J］.中国高教研究，2012(8)：1-3.
［33］夏天阳.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3)：86-90.
［34］柯森.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潜在阻滞因素［J］.高教探索，1997(4)：15-19.
［35］赵庆年.多维视域中的区域高等教育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8(6)：72-77.
［36］张振刚，等.我国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各区域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5)：72-77.
［37］米红，韩娟.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选择与仿真研究——基于福建的案例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6(1)：95-100.
［38］刘仕辉.加快区域高校发展的策略思考［J］.教育与经济，1996(2)：34-39.
［39］朱迎春，等.我国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灰色关联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8(4)：84-86.
［40］傅毓维，邵争艳.影响区域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复合DEA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1)：94-97.
［41］贾云鹏.关于高等教育资源地域配置判断标准的几点思考［J］.教育科学，2008(3)：57-61.
［42］魏梅.我国高等教育效率增长率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8)：97-102.
［43］刘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实力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9(19)：41-44.
［44］晏成步，高金岭.大众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探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9(6)：39-43.
［45］赵宏斌.中国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8)：29-30.
［46］耿涓涓.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产生及动向［J］.江苏高教，2001(4)：27-29.
［47］桑玉军，姜颖.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构建［J］.中国高等教育，2011(2)：59-60.
［48］刘祖良，阎保平.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2)：3-5.
［49］严全治.协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J］.教育研究，2012(1)：89-94.
［50］陈彬，袁祖望.试论“加强省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的基本内涵［J］.高教探索，2000(3)：28-32.
［51］黄亲国.高等教育地方政府统筹要走制度创新之路［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4(2)：68-71.
［52］徐烈辉，李琳.湖南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J］.现代大学教育，2006(4)：49-53.
［53］张应强，彭红玉.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政府竞争与高等教育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9(12)：1-16.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缘起;发展;缺陷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social trend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缘起
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超级大国的经济领先水平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之路。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一定范围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西方国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生产交换分工、要素自由流动并具有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形式。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次高潮，学术界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至今尚无公认的、明确的定义。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1]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2]发展了丁伯根的定义，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移动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大大降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3]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即完全取消各参与国间的关税，对来自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将关税同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维纳认为关税同盟会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动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并主要从生产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说明贸易创造会引起一体化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由于不能满足福利的最大化，一些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采用关税同盟的形式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都被视为次优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基本理论是自由贸易区理论，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on）[4]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贸易自由区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5]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它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假设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自由流动，而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自由贸易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还克服了集团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和德纽(j•f•deniau) [6]提出的大市场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发展了共同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建立大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二是市场扩大会使竞争激化，进而促成规模经济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学派比较优势学说可以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分工原理，但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产业向某国积聚以及长期成本递增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减，由此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7]。该理论认为通过协议性分工，两国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前提是两国工业化水平相当，要素比率差别不大。
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给予完善和发展。如引入制度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分析，奥尔森和佐克豪斯（olson and zexhhauser）[8]1966年提出了国际贸易和货币同盟的制度可以被看成一个俱乐部，通过这种体制，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发现并分享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利益。1982年，富莱希尼和帕特森（fratianni.m andj.pattison）[9]提出了一个俱乐部的模型，他认为每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这些净收益不同于单个收益和单个成本，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初，肖分和瓦尔利(shoven & whalley)开始运用福利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用 cge 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税收对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影响， cge 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完全竞争结构的贸易模型中对贸易自由化进行事后评估[10]。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torstensson ( 1999)，brada 和 mendez ( 1988)，landau ( 1995) ，vanhoudt (1999) ，brodzicki (2003) ，waltz (1997a, 1997b, 1998) ，matias ( 2003)通过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puga 和 venables( 1998)、刘力（1999）、刘静（2005）、赵楠（2003）等人还研究了参与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1]。
二、主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有重要的意义，而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可指导性。随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探索，我国学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
孙大斌[12]认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取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张佑林[13]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如城市建设、恶性竞争、行政壁垒，保证本区域内部各个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更具竞争力。孟庆民[14]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潘永江认为，一体化中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建立和形成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流动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建立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城乡差别很小的城-镇-乡有机联系的社会网络体系，在一定社会范围和行政区划的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而是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也不在朝夕之间完成，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建设过程，关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30]。
（二）形成机制
1、市场机制。覃成林[15]认为，在宏观层而上，一体化通过更加畅通的市场调节和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能够促进区域之间更有效地开展区域专业化分工，减少相互之间的无效竞争。因此，经济一体化区域之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是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首要条件。协调机制主要分为市场协调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王瑛[16]以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机制：一是商流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二是产业转移的“多赢”合作；三是区域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四是自由市场的贸易一体化。
2、政策机制。李建勇[17]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建立政府协调机制，首先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其次，政府职能应规范化和法律化；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最后，建立跨区域的协作组织。周国华[14]等人认为政策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政策；户籍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3、投资、规划机制。周国华[18]等人采用关联分析法对区域经济的投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国有经济仍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投资正日益成为区内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孙大斌[12]从产业规划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认为产业组群化必然导致区域间存在区域分工；产业梯度转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业生态化发展可以解决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夏丽萍[19]对长三角经济圈进行分析，认为新经济产业是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等级服务业以及基础产业。
4、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在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各地政府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20]。李建勇[17]认为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来制定科学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并总结了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和程序。
5、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影响部分地区的经济利益。李瑞林、骆华松[21]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合作后,双方的福利大于合作前的福利水平,但一方福利水平的提高小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往往会采取政治抵制，只有在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积极合作。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对所有地区搞平均，对于经济利益受损或暂时由于一体化的实施而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应该以多种形式给予利益补偿。
6、立法机制。李建勇[17]探讨了如何利用立法机制来平衡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利用司法制度来解决区际利益冲突的可能和方法。首先建立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体系，其次利用法律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包括宪法、财政管理体制的立法以及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竞争的立法。
（三）形成路径
随着城市功能的重构，政府职能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业结构及空间形态的调整，城市的功能空间已由原先的一个“点”，发展成为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面”，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态势，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发展区域经济的实践过程中，都市圈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基本模式。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22]。都市圈是一个以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以及生态联系为核心形成的一体化的区域，往往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地域单元。因此，推进都市圈发展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还有赖于跨地区、跨地方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对于都市圈的形成，张伟[18]、高汝熹[23、24]、李璐、季建华[25]等人从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标准、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袁家冬、孙振杰等人[26]从空间结构上将都市圈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三个圈层。董晓峰[27]提出都市圈发展四阶段划分观：雏形期、成长期、发育期、提升期。彭际作[28]根据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总结了空间结构具有的四个阶段性表现：中心指向型（极核型）；中心-周边双向指向型（点轴型）；水平网络化（多核多中心型）；社会经济联系（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实体）。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缺陷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关税同盟理论，将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等理论引入该模型，形成并发展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大多是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从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基本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但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国际关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等影响较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完全适用。
第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发展。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如今欧盟、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必经的过程，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进行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远未达到定量化和规模化的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更多的是实现了局部均衡，而没有达到一般均衡；一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后得到的利益或成效评估还不够具体等问题。当前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理论研究除了对基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还涉及到产业经济、战略经营、社会福利等更多的领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需要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贸易协议的制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测量指标的构建等方面。
第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存在局限性。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更多地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角度进行假设，即实行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其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动机和模式都与发达国家不同。如欧盟是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其一体化程度和规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体化模式，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复杂，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上一些学者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在实践层面上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库马塞尔的“大国”模式理论；约翰逊等人的公共物品与公共偏好变量理论；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小岛清的“雁形模型”理论；以及李斯特的发展中国家(较落后国家)“小国”模式的经济一体化理论等[29]。
第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虽然没有关税壁垒，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或障碍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国内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相当薄弱，没有形成体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概念、内涵和特征进行论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还不够全面和具体，市场机制的建立、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处在探索阶段；区域经济的形成路径应该根据各区域区位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环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对都市圈理论还应进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具体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结论
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由于都存在阻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因素和经济障碍，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现有的模式，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国际贸易的关税同盟理论，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该理论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地区以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际间的“一体化”理论与主权国内“一体化”理论存在重大差别，故而借鉴价值十分有限。在主权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具有多样性，国内相关研究没有形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加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是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的必经之路，我国应借鉴国际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创新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tinbergen，j.(1954)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amsterdam: elsevier.
[2] balassa, b. (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homewoodirwin.
[3] viner, j. 1950. the customsunion issue.new y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4] 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5] 张幼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m）.学林出版社，1999:12(162).
[6] 梁双陆,程小军.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综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07(1) .
[7] 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345 - 351.
[8] olson,m and r,zexh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6.
[9] michele fratianni andjohn pattis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 world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2001 vol.24 no.3
[10] 刘志伟、王东峰、刘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经济学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07(2).
[11] 唐宜红、王微微.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亚太经济.2007.2
[12] 孙大斌.由产业发展趋势探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力机制[j].国际贸易探索，2003,19(6):71-74.
[13] 张佑林.长三角经济过度竞争剖析[n].经济学消息报,2004-3-5.
[14] 孟庆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与机制 [j] .开发研究:2001(2).
[15] 覃成林,郑洪涛,高见.中原城市群经济市场化与一体化研究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12).
[16] 王 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机制分析[j].区域经济, 2005(11)：144-145.
[17] 李建勇.中国省级政区行政冲突机理分析及其应对机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18] 周国华,唐承丽,朱翔.长株潭城镇体系的形成机制研究[j].人文地理,2002,17(3):16-20.
[19] 夏丽萍.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目标构想[j].北方经贸, 2005(11):30-32.
[20] 段志强、王雅林.区域一体化的瓶颈在于行政管理体制[j].中国行政管理 , 2006(7).
[21] 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52-57.
[22] 张 伟．都市圈的概念、特征及其规划探讨[j].城市规划，2003(6)：47-50.
[23] 高汝熹,罗明义.城市圈域经济论[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24] 高汝熹,罗守贵．论都市圈的整体性、成长动力及中国都市圈的发展态势[j]．现代城市研究．2006（8）：5-12.
[25] 李璐,季建华．都市圈空间界定方法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7(2)：109-111.
[26] 袁家冬,孙振杰．基于“日常生活圈”的我国城市地域系统的重建[j]．地理科学，2005(1)：17-22.
[27] 董晓峰,史育龙.都市圈理论发展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05,20（10）: 1067-1074.
[28] 彭际作.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5)：29-31.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可以优势互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可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步伐，还对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区域经济及其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怎么使各地区都发展起来，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域和产业是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一批产业发达起来。还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重任，也是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其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双重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实现现代化应是一个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三）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不仅对于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保持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再树强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借鉴和政策选择
（一）平衡发展理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平衡增长论。他主张各个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了两种基本的恶性循环，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而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这一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填平“低水平均衡陷阱”，改善“瓶颈”制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迄今为止在实践中还难以找到平衡增长的成功范例。其弊病在于难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1)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显然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资金，这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依赖外国资本也是靠不住的。(2)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难以解决。同时投资，全面推进将意味着各个产业效率上的良莠不齐，高效率产业的比重不是很大，低效率产业大量存在，也就决定了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二）平衡发展理论
以赫尔希曼、缪尔达尔、诺思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如：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他据此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平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地循环运转，而是具有累积效果的。这个原理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客观运动，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又是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他还提出了回流效应理论，揭示了区域外部因素引起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扩张变化。
上述观点也有局限：不平衡增长理论并没有充分回答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平衡增长内部多种状态的区分，这给实践中对增长方面的界定和判断增加了难度，它没有充分回答其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的关系。
（三）增长极理论
这是一种不平衡增长的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所谓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增长中的推动性工业的集合体。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理论对今天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理论对我们制定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原则和措施提供了借鉴和思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改变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面貌，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大政策和发展战略，主要有：
1．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东后西，实行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发挥带动、示范、帮助的作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中国地理条件复杂，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差别。过去我们推行平衡发展，结果是具备条件的地区多年没有较大发展，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下了很大力气，却没有太大的进步。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使我国东部有条件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迅速的提高，当然也使地区差距扩大。江泽民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构想，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东部地区的示范带动和帮助之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超长发展，迅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2．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应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各地区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优势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加强各地区合理分工，避免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横向联合，协作，实行优势互补，形成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系。从而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思路和重点
（一）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及帮助作用。
（二）发展特色经济，利用分工，发挥地区优势。
（三）发展并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整合各地区经济，优势互补、区域协作。
（四）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贸加强我们的优势产业和地区经济实力。
（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链。
参考文献
[1][法国]j·b 希德维尔， 区域经济规划问题[m]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
关键词：空港经济；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近年来，空港临港经济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国家和地方在推进空港经济发展的进度上呈现差异。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应运而生。一些省市在如何解决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促进发展方面，尤其是如何促进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对空港经济内涵的研究
空港经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空港经济是指布局于机场区内部，与航空运输直接相关的产业经济，而广义空港经济则是依托机场设施资源，区域经济与机场航空运输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本文所讨论的空港经济为广义层面。国内外的学者将空港经济从产生到发展的原因与形成机理按照理论背景、适用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为主线，对空港经济的内涵进行了解释。Lrwin、Kasarda（1991），Testa（1992），O’Connor（1995），Rovertson（1995），Bowen（2000）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空港经济的内涵与相关产业特征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空港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进行了界定，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经济性概念、产业性概念和区域性概念。张雄（1997），曹允春、踪家峰（1999），曹允春、李晓津（2004），刘武君（2005），欧阳杰（2005），李江涛、蒋年云、涂成林以及彭湃（2005）分别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空港经济内涵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国外关于空港经济内涵的界定大多是属于描述性的，我国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概括。
二、对空港经济发展经验、模式、评价方法与模型的研究
在空港经济的发展经验与模式方面，主要是我国专家和学者进行的总结性研究。杨友孝（2008），周少华（2009），王晓明（2009），曹允春（2009），王为人（2001），包世泰等（2009），施蔷生（2010），孙淑美和黄达海（2010）分别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目前已有的研究中，对空港经济的评价方法主利用要有投入产出理论、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数据包络分析（DEA）法等。张越（2006），赵海波（2006），董志毅、彭语冰、彭峥（2007），刘雪妮（2008），戢涛（2011）分别运用相关方法进行了研究。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投入、产出指标数据的分析，确定有效生产前沿面，并根据各决策单元（DMU）在平面上的投影确定与有效生产前沿面的距离。Gillen、Lall（1997），Sarkis（2000），Pels（2003），Fernandes（2002）研究了35个巴西机场的运行效率问题，他们对机场的空侧效率和路侧效率分别进行了研究。Massoud等（2003）、Joseph（2004）和BarrosC.P.（2008）对国外一些机场的数据，分别从横向和纵向比较了这些机场的运行效率问题。曹允春（2003），都业富（2006），何艳（2011），于剑、黄燕彬（2011）采用组合评价方法对我国机场的运营效率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于空港经济的评价方法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定性的描述性的方法较多，定量研究较少，方法比较单一匮乏，将其他评价方法和DEA相结合对机场效率进行评价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是目前研究的严重不足。
三、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关联性研究
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地的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空港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Malecki（1986），Massey（1984），Markusen（1986），Huddleston、Pangotra和Caves（1990），Doganis（1992），Weisbrod（1993），Ashford（1994），GhobriaandFleming（1994），KeithG.Debbage（1995），Brueckner（2000）及Keith（2002）通过研究均发现，通过机场产生的客运量和货运量与区域经济以及就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数量关系，得出了航空运输将一直能够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存在的结论。叶舟（2005），杨松（2006）、曹允春（2001），彭语冰、董振强、彭峥（2007），刘海波、刘明君（2009），崔婷（2011），宋伟（2006），谢菲（2015）分别利用模型对机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与研究。
四、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作用机制与路径的研究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对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制与机理的研究还比较少。赵文（2011）、刘会（2013）以首都国际机场为例，探讨了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耦合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北京南部区域的空港经济区与环首都经济圈相互对接的机制，进而诠释了对京冀间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新理解。早在2008年，刘雪妮便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要想促进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发展，就要从政策层面上进行推动。赵文（2011）指出，促进空港经济与首都区域经济的耦合发展必须从三个方面构建其实现路径。
五、研究述评
从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对空港经济的研究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概念的模糊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空港经济发展、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等概念的界定上，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统一的界定。
（二）空港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明确性。厘清空港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研究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问题的基础，只有空港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关关系，才能进一步研究其协调关系。已有文献中国外研究定量较多，国内研究则是定性研究较多；研究空港经济发展中的部分因素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多；研究结论比较多样。国内评价空港经济的影响则比较偏重机场本省的盈利能力和效率水平，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空港经济的影响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上，定量研究极少。
（三）分析方法比较单一，组合分析方法极少。从对空港经济效率问题来看主要是围绕着机场效率展开分析，定量分析主要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层次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进行分析，分析方法比较单一，将分析方法组合应用的研究相对匮乏，加之数据收集困难导致相关的实证研究尤为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