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1 22:46:06
权力无疑是政治学最为核心的范畴，它意味着支配、控制和决定的能力。在权力、利益和资源的三维关系中，权力居于中心地位，利益是权力的目的，资源是权力的条件和目标。推及至民族政治学科，民族权力是获取和维护民族利益的保障，是拥有和支配各种资源的前提。因而，民族权力是民族政治哲学探讨的焦点，民族权力的角逐和享有是民族政治行为和民族政治关系的核心。民族权力如何得来是正当的?在缺乏理性和民主的时代，民族权力的得来显然依靠是民族实力，丛林法则决定了在围绕权力进行的民族冲突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结果是攫取和拥有权力的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压迫、剥削和歧视。民族权力具有自我控制和控制他者的功能。当民族平等上升为民族关系的准则时，民族权力的自我控制功能增强，民族关系也有单向度的支配和控制变为平等基础上的互动与协商。权利是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及法学的核心观念，其意义为个人自主性为正当。民族权利被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的集体权利，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资格和自由。民族权利与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相联系，是通过民族之间的公共契约、法律等方式等得以确认的;在认知和实现民族权利的同时，民族之间还要履行互相承认、尊重的义务，从民族利益、民族主张、民族资格、民族自由等方面互相关切，同等对待。笔者和马东亮在《差异与共振:人权观念与民族权利关系解读》［3］一文中指出:人权观念强调人的普遍一致性，民族观念突出人类多元与差异性的现实，但两者在权利问题上并非毫无交集。民族权利是理解人权理论与现状的重要切入点，至少在两者表现出来的理论层面，人权与民族权利存在相当程度的理论相关性，并共同致力于解决现代性问题。人权与民族权利关系可藉由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两者的取得与保障过程在现实中呈现同步性，人权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伴随全球化浪潮逐波同步推进;传统人权与民族观念在当代政治现实中都受了挑战，而对这些挑战的回应是否有效取决于两者在理论与现实中的突破程度。马东亮在《民族权利视角的现代人权观解读:以第三代人权观为例》［4］中提到，广义的民族权利属于集体人权之一种，同时也成为古典与现代人权分野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人权由一元至多元、区域至普遍、绝对到相对的演变过程中，民族权利视角可以成为理解这种现代演变的重要切入点。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对人权观念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第三代人权”的观点，第三代人权主要以集体人权为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类群体协同合作的权利，其中的现实政治意涵不言自明，不能保障民族集体权利的政策，也很难保障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侵害弱势民族、少数民族集体权利的政策，也势必从根本上造成对民族成员个体人权的侵害。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决定一个民族自我命运和未来的民族自决权利得到承认:一个民族可以完全拥有民族自决权利，独占国家权力，与其对应的政治单元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民族与国家的复杂组合决定了多个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度成为常态，民族之间通过契约、承认、赋予、分享的形式共有国家权力，多个民族的自决权利则转变为公权。但是民族自决权是有限度的，这种权利如果被滥用，就会影响及破坏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安定局面，因此，严庆、郭建民在《民族自决权及其限定性探究》［5］中提到:源于“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从政治信念衍化为国际政治准则，还进一步被旁支为民族政治的旗帜。根究民族自决权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特定的时空限定，民族自决权应谨防被滥用。综上，在多民族国家，审视民族权利问题要有如此的思考:民族自决权利是与国家的唯一性相联系的各民族的公共权利，对内表现为各民族共同决定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权利，对外表现为维护国家的荣誉、利益和的义务;民族权利是民族关系意义上的集体权利，单个民族成员个体无权代表民族权利;不同民族成员个体是国家的公民，公民权利受国家普遍保护，民族群体对民族个体的规约与影响不能违反国家法律。
二、民族与国家:国家权威与民族政治秩序
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国家的亦或中央政府的权威无疑是政治格局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多民族国家的权威决定着民族政治运行的规则、轨迹与节律。中央权威的弱化或塌陷引发的将是整个政治系统的失序或肢解。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权威与合法性的获得，既仰仗于国家控制力的绝对优势，又借助于为国内各族类群体提供资源、机会与安全的能力。多民族国家必须在顶层制度的架构上要实现对民族多样性的包容、对民族差异多样的利益与诉求的尊重。刘永刚在《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民族差异包容》［6］一文中指出:多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国内成员的民族性与多样性，使得多民族国家的结构模式与制度选择均将国内民族的差异与多样包容其中。虽然在国家结构上存在单一制与联邦制的区别，但多民族国家均面临着可能的民族认同问题。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利益诉求的多元性，迫使国家结构呈现混合特征。这种国家制度的调适甚至重构既体现着现代国家对于国内民族成员利益的尊重与平等的维护，也彰显着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民族社会对于国家有效且持续的影响力。现实中，世界上绝大数国家都属于多民族国家，一国的国内族裔成分复杂，族类共同体容易被动员成为政治角力单位，可以说，在现代民族政治发展进程中，民族政治动员作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工具，在民族国家构建以及调整族际关系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民族政治动员也应该成为民族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但是，正如吴春宝在《论民族政治动员的分析困境与反思》［7］中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学界极少给予相应的理论关怀，鲜有学者关注并进行专门研究，以致民族政治动员无法解释相应的理论问题，更不能应对多变的政治现实发展。由此，民族政治动员正成为当前民族政治学研究中亟待开拓的领域。
严庆以族性作为理解民族政治(族群政治、族裔政治)的效度视角，在《族性与族性政治动员———族类政治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管窥》一文中指出:族性是不同族类群体的特质，是人们认知和理解族类群体集体行动的基础，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承继性，族类政治行为的发生都是以族性认同为纽带或工具，通过政治组织或政治精英施以有效的政治动员为条件的。而从不同的国情出发，因循不同的族性认同调控策略，防范过当的族性政治化或族性政治动员，则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重要任务。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些国家权力沿族类边界裂变，族际冲突成为常态，这些国家被西方社会定义为“失败国家”，用于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绝对的权威难以在各族类群体之上建立起来，拼凑而成的中央政府往往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以稳定住多民族社会的阵脚、建立起族际共存的秩序，更无从谈起为各族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而对中央政府的失望换来的则是又一轮的冲突与破坏，“失败国家”走向更为失败。范立强在《“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9］中指出，“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治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反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如果说“失败的多民族国家”根源于中央权威的孱弱，那么政治上成功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功之源则多在于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多民族国家的权威可能来自于威权，但更多的来自于合法性，也就是各族类群体对中央政府的认同、认可、折服和信服。从理论和经验而言，合理的政治制度设置是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尤其是自治制度的设计成为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稳定的一般经验，这一经验内含的是民族自主的正义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价值。在自治制度的设计之中，存在着自治单位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张力，而要保持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就要规定自治权力的限度，始终保持中央政府权威和决定力的存在。刘永刚在《民族自治视角下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族际政治》［10］一文中提到:民族自治作为自决理论在多民族国家的有限体现，其在实现国家统一、族际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少数民族或弱势民族因之获得与国家及其他少数民族或弱势民族合法博弈的制度空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政治一体与多元共存、公民身份与群体权利，在民族自治框架下均统合于多民族国家之中。在以妥协性质的民族自治为选项预期实现国家目标并化解可能的冲突与认同问题时，国家制度模式与政策选择也经受着自治带来的风险与考验。
三、民主框架下的民族政治参与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政治生活规则的发展，政治参与开始成为民主的重要表征，它赋予了普通民众政治表达的机会与管径，也有效缓解了政治格局中的对抗与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开始了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的政治行动，旨在争取族裔民利。法院斗争、城市骚乱、街头示威等形式一起汇成了种族隔离制度藩篱的力量，最终民权运动获得胜利，种族隔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非裔美国人开始进入美国的当代政治博弈场，获得了政治参与的资格。族裔政治参与的实现，也引发了女性、移民群体以及社会不利群体等政治参与运动的兴起。政治参与改变了寡头政治、精英政治的局限性，权力更加具有了公共性的特点。民族政治参与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系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在当代，越来越多的多民族国家逐步摈弃了民族压迫、种族隔离、强制同化等旧有做法，开始进入民族群体权利承认和族际政治民主的时代。总体而言，保障和促进少数民族群体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政治参与以政治地位平等为前提，一般围绕领导权、自治权、立法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要素实施参与，旨在表达诉求，实现和维护群体或个体权益。按照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可将民族政治参与分为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无序的政治参与。有序的民族政治参与是依照相关法律，在规定的框架内，通过合理的渠道实施的。无序的民族政治参与往往超越正常的公共政治规则、程序和规范，破坏政治秩序甚至危及公共安全或他人的安全，甚至违反民主的原则。马东亮、黄苧在《政治参与中的政治冷漠研究及其民族政治学价值》中指出:个体政治参与条件与过程的完善既有益于国家建设，同样有利于民族团结。特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培育起少数民族对政治的参与热情有其重要价值，相应地，对政治冷漠现象产生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产生原因则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少数族裔之中对政治不关切情绪的蔓延却很有可能带来现实政治问题。民族政治参与是实施政治协商、达成政治一致或谅解的基础。通过政治参与，族类群体能够反映出本民族的意愿和要求，也能了解其他民族的意愿和要求，从而促进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合作。一些国家实现民族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本国的政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相契合。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权的获得是以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为标志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赋予了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本民族或本地区社会政治事务的权利，从而使其能够参与本民族自我管理和本地区自治管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赋予了少数民族群众通过选举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当前，提高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水平需要从自发自愿参与和理性参与两个维度着手，这是与我国政治生活发展的整体进程相一致的。笔者和吴春宝在《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实证分析———基于全国961个少数民族农户的调查》［12］一文中，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我国少数民族农民政治参与的特征表现为结构性失衡，政治认知程度较高，但政治信息获取手段单一;投票积极性高，但政治表达意愿低;政治参与的失范行为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并存。而且经济利益、文化地理以及少数民族农民的自身素质都已成为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在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相应的政策落实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扶持项目实施机制等。
四、民族主义是理解民族政治的关键钥匙
被认为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是民族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是西方族裔政治研究的重点领域，因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的整个历史形影相随，又与各种政治思潮盘根错节。民族主义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变身: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公民民族主义成为封建王朝的利器;在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浪潮中，独立性民族主义成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号角;在云蒸霞蔚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国家民族主义成为最具鼓舞性的旗帜;而在族类群体角逐的行动中，族裔民族主义又被当作一种理由。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不时体现在复杂的民族政治生态中，并被视为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源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其先天“重情”的品性使其成为最具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动员纽带，也因此常被政治精英高度青睐。民族主义“用情过度”会取向偏执，进而成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害多民族社会，恶化族际关系的工具。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民族主义时常会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发酵，衍化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形式;在特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还会和法西斯主义、威权主义、恐怖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勾连在一起，使得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被放大，遏制和防范极端民族主义的难度加大。严庆、闫力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厘定与解读》一文中指出:极端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畸形类别，对族际政治生态和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具有巨大的破坏和搅动效应。我族中心主义和源于族裔纯净化的对外排斥既不符合各民族相依共存的道义，也不符合人类交往日益密切的趋势。遏制和消解极端民主义是民族政治和谐发展的呼吁和期冀。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往往轮换登场，民族主义一般在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中极力发挥作用，自由主义通常在稳定一个时段的秩序与政治合法性中发挥作用。而在有的情况下，二者还会出现交融共生的情形:自由主义注入民族主义会降低民族主义极端化发展的可能，民族主义则更具包容精神;民族主义注入自由主义，族类群体或族裔群体的权利通常会得到承认，权力分享或自治会成为政治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笔者和吴春宝在《国家观维度下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辩》［14］一文中指出: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向度来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既有共性又存差异。在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相互吸纳，彼此借鉴，同时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二者又彼此背离，互相解构。在现代国家语境下，民族主义更多涉及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等宏观现实问题，而自由主义则与个人权利等休戚相关。因此，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中，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化趋势，而自由主义则更多表现了民主化特质。王军在《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竞争与共生》［15］一文中论述道: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包含张力的议题，它们可以意识形态面孔出现，又可以社会思潮、社会理论和社会行动的方式出现。在意识形态的整体主张上，两者的冲突属性突显，但在社会理论、社会思潮和社会行动层面，两者则既竞争又共生。
总之，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社会运动，民族主义都是理解民族政治的关键钥匙。历史的发展业已表明，民族主义已深深嵌入了现代人的政治生活之中，甚至有人说现代政治从来都是民族主义政治，此论断虽然有些偏颇，但也道出了国内与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的重大影响力。从对民族政治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而言，民族主义确实是一把关键性钥匙，这一点已在部分学者的研究进程中凸显出来。譬如，西方汉学界一直将民族主义视为解读中国近现代演进的钥匙，列维森甚至提出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解释范式，批评这一线性解释进路的学者则无一例外强调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民族主义。而在国内民族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关系上，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总是或直接或间接显现其间，可以说，抛开民族主义是难以解释民族关系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的。国人审视西方政局态势以及政治流变，更不能离开民族主义这把钥匙。
五、跨界民族问题:源于认同错杂的民族政治议题
跨界民族问题因族类群体分布与国家疆界的不一致而生成。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边界的切割作用，或是由于族类群体的迁徙流动，抑或两者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不同时代族类群体与国家疆界复杂交叠的多样组合。有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分布于两个国家;有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分布于多个国家;有的情况下，跨界民族的一方还建立有国家。跨界民族的事实一经形成，原来同一民族的成员便成为了毗邻国界而居的不同国家的国民。跨界民族的成员既拥有着对同一根性的族性认同，同时又接受着不同国家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洗礼，而肩负各自所在国家的政治认同。具体就我国而言，我国约有30多个跨界民族，人口约6600万，几乎遍及我国所有的边疆地带。我国跨界民族的发展问题具体涉及我国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涉及边疆开放与综合安全，涉及内外合作与竞争，涉及民族发展与国家利益等多方面的问题。在跨界民族的认同组合中，当国家认同的摆位高于族性认同，或国家认同的排序优先于族性认同的时候，跨界民族就不会对相关国家的政局稳定产生影响;相反，当跨界民族的一方、双方或多方的族性认同膨胀发展，族性认同高于或优先于国家认同时，就会引发泛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就会对相关国家的政局以及地缘政治局势产生冲击。因而跨界民族问题日渐成为民族政治学、地缘政治学、边疆政治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陈永龄教授等提出了“跨界民族”理论，并进行跨界民族学科构建。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界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渐趋成为热点，并涌现出众多成果。李聪、王军通过梳理30年来学界跨界民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国内跨界民族问题研究述评》［16］中归纳出相关研究的特点:研究论文数量不断增加与质量日益提高;研究框架与思路进一步多学科化、多样化;既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又关照重点区域跨境民族研究与某一跨境民族的个案研究;逐步建立起了多学科立体研究世界跨界民族问题格局。与此同时，一系列研究不足还在等待学界加以解决。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以及日益增多的人口跨界流动，学界也将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将跨界民族延展为跨境民族(即同一民族跨国而居，但不一定毗邻边界)，西方学界还提出了dias-poranationalism(离散民族主义，或称海外民族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之为的“长程民族主义”)和离散政治之说，主要定位于移民问题的研究。跨境民族和离散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也依从了跨界民族问题生成的机理，即族性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为此，严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视野下的离散政治》［17］一文中指出:离散社群是移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离散民族主义是影响当今世界政治关系的重要思潮。以族类根性认同为纽带，离散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族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格局之中。离散政治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从外部对移出国的内部政治施以影响，移出国的内部政治生态也通过离散认同扩散到离散群体置身的国度。
作者：杨生平
政治科学的本质及其 “科学”建构
既然在曼海姆看来上述各种建立政治科学的尝试都有局限，既然他认为政治科学应该在超越利益、超越党派政治的框架下建立，那么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建构呢？对此，曼海姆认为光有超越利益与超越党派的政治立场还不够，真正的科学应该是政治立场与学术理论的双重建构。那么，怎样的学术理论才是科学的学术理论呢？对此，他解释说： “‘科学的’与‘前科学的’之间的区别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假定的科学范围是什么。现在应该清楚的是，迄今为止所作的界定都太狭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某些科学成为科学应仿效的样板。例如，众所周知，现代知识的发展是如何反映了数学的突出作用。根据这个观点，严格地说，只有可度量的东西才能被看作科学。在现代，科学的理想是在数学上和几何上成为能证明的知识，而每一种质的东西只能作为量的东西的衍生物才可得到承认。”⑩不过，曼海姆显然不同意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它忽视了具体、特殊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一旦用于人文科学，它自然会关注同质化的、普遍化的东西，可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的恰恰是具体化、个性化的个人或群体，这样势必轻视或忽视这些个人或群体存在价值与生存状况的研究。其次，它必然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他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人总是从事具体活动的人，他们是在实践中确定利益、价值与兴趣等追求的，若追求一种普遍价值，必然会将这种价值研究与具体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这样就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再次，它实际上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追求与价值理想。曼海姆认为历史上不存在永恒的普遍法则或原理，所谓普遍的法则或原理实际上也是由个人提出并将个人自我意识扩大化的结果，资产阶级追求普遍化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借“普遍性”名义消灭其他阶级的利益而将自身利益合法化。在他看来，科学的政治学建立的首要标志就是取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确立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这也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原则），应该把各种知识的研究放到其特定的环境中并揭示其社会存在方面的实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持动态与发展的观点。因为，当我们进入政治学领域时，我们发现其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我们身上作为认识主体的集体因素有助于完成这一不断形成的过程。不过，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有一条也是十分关键的，即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察者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与环境的关系。因为， “观察者不可能有诸如纯理论观点这样的东西。正是一个人的目的才给了他视野，尽管他的利益只能使他片面地、实际地解释整体现实的一部分，这是他本身陷于其中的部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主要社会目的而倾向于这一部分的。”曼海姆认为，根据以上原则，科学的政治学就有可能建立。不过，这些原则的不同运用也可能将政治学引向两路，即党派政治学与超党派政治学。显然，曼海姆是不同意前者的，后者才是他努力建构的政治学。那么，后者为何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此，曼海姆认为，除了有党派政治斗争的直接原因之外，还跟目前政治科学的传授方法有关。在他看来，由于受到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和资产阶级唯理智论等思想的影响，人们已经接受了政治科学应该是系统化、条理化的总体理论的说法，这样就很难再确立从具体实践目的出发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建构政治学的原则与方法。只有既确立一套科学理论建构的框架，又确立一套与目前传授科学知识的方法不同的方法，科学政治学才有可能建立。曼海姆认为，他所主张的科学政治学自然不同于党派政治学，但也没有完全脱离它，前者只是在坚持价值中立立场的基础上对后者进行研究与分析的结果。因为，在他那里，政治科学建立的学理依据是知识社会学，而知识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曼海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揭示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还想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分析与考察得出科学的政治学知识。由此，他进一步区分了知识社会学的三种形式，即通过对不同思想类型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析得出没有客观真理结论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剔除不同思想类型的阶级偏见而寻找客观知识的知识社会学形式、通过更宽广的视野来中和不同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形式。关于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更多一些真理性成分，曼海姆认为主要看不同党派政治学理论中有无客观知识成分。通过分析，他认为不同的党派政治学作为思想类型来说都有一些客观知识成分。由此，他否定了知识社会学的第一种形式的合理性，赞同并发展了知识社会学第二种与第三种形式的合理性。在他看来，官僚保守主义看到并研究了国家生活中的稳定问题，历史保守主义看到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分析了理性化与阶级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看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而法西斯主义则看到了一个历史特殊时期民众的心理与愿望。但曼海姆认为这些思想类型都只有有限的合理性。因为，官僚保守主义没有对非理性因素给以足够的重视，历史保守主义则过于强调非理性因素，自由民主思想用理性化原则掩盖了阶级利益与阶级冲突，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社会结构，而法西斯主义则过于强调历史特殊时刻。对此，曼海姆这样解释道： “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历史的总体总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 “各种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通过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当不同的地位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出现在社会生活溪流中时，它们使每一个处于溪流中的人从其特别的位置意识到生活溪流本身。这样，在不同的时间，便产生出不同的、基本的社会利益，因此，整体结构中的不同对象被人们描述成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物。”因此，科学的政治学就应该是对这些思想类型的知识社会学综合。对于这种综合，曼海姆强调指出： “要有意从最广泛、最进步的观点实现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中也包含着早期的批判，即我们决定达到一种动态的思想调解。”因为， “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
政治科学建构的主体———自由知识分子
对此，曼海姆刻意对现代知识分子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最终把希望寄托在自由知识分子身上。曼海姆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阶级。他说： “关于现代生活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并不是由一个社会严格限定的阶级单独地来进行，例如牧师，而是由这样一个社会阶层来进行，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而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吸收成员。”“这个不安定的、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用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术语来说，就是‘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无社会依附性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受任何阶级利益与阶级立场的影响，相反，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会受到其出身、身份、职业与财产状况的影响，但随着知识分子对社会中不同阶级及其思想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受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社会学纽带———教育的影响，他们会渐渐淡化已有的阶级立场，慢慢趋向于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利益并最终为整个人类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尽管知识分子存在着可能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但由于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也不可能形成处于各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因此，曼海姆认为，在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自愿加入各种相互对抗的阶级中的某个阶级。他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愿选择的道路。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加入任何一个阶级，一方面是因为任何阶级都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行动提出合理的理论证明，另一方面是因为知识分子“能适应任何观点，还因为只有他们能选择依附谁，而那些本身就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很少有例外能够超越他们的阶级观点的范围”。不过，知识分子加入一个阶级的过程并非十分顺利，他们既要克服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也要克服别人对他们的不信任。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理想的信念，又由于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无固定的阶级归宿，因而当他们提出的理论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后，他们就可能出现现实选择的动摇，重新认同别的阶级，而在与新阶级的合作中，他们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的失败。知识分子的第二条出路，就是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这种地位所含的使命，以更宽广的视野建构一门与自己的地位与使命相适合的政治科学。他说： “我们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能够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它应当以行动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且甚至教导人们在行动中根据他们对手的实际动机和他们在历史—社会环境中的地位来理解他们”曼海姆认为，虽然目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到不同阶级之中的知识分子会不断涌向这个群体并最终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加入，又会使科学政治学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他指出： “我们应把现存思想潮流的相互渗透和理解的可能性，归功于有这样一个相对无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来自各种社会阶级和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人实行开放，而他们则具有各种可能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前面所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综合，才可能产生出来。”
评论
客观地讲，曼海姆的政治科学理论视角独特、新颖，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它在两个方面可以深化政治科学的研究：首先，他区分了政治与行政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的确比行政要复杂，它不仅要通过立法形式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并以此处理日常行政工作，还要不断面对新问题新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办法以保证社会稳定。就此而言，曼海姆提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一般来说，相比理性世界是一个秩序的世界而言，非理性世界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而对一般统治者来说，自然希望用各种办法将杂乱无章的非理性世界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由此，便有了曼海姆提出的不同政治理论及不同的解决方法。若单从解决问题的技巧来看，曼海姆对不同政治理论问题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并值得肯定的。不过，秩序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一是通过理论论证，二是通过强权。纵观曼海姆的政治理论，他显然不赞同第二种方式，并把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秩序统治归入非理性领域。这除了反映出他坚持一定的民主立场之外，也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强权统治实际上是通过高压政治压制非理性因素，而一旦这种统治达到一定的限度，社会必然会出现革命或混乱状态。另外，通过理论论证达到的秩序也有两种可能：一是通过一定的理性方式达成的秩序，二是通过神秘化方式达成的秩序。显然，曼海姆也不赞成后一种方式，这也表明了他坚持的是一定形式的理性主义政治立场。其次，他对不同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在他那里，知识社会学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论。他的这一学说有两个明确的主张：一是从群体视角考察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所有社会知识，认为个人意识离不开群体意识；二是从社会环境出发去分析研究不同的思想类型，认为任何思想类型都跟它所处的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思想自然有很强的合理性，当然这也跟马克思的思想对其影响有关（曼海姆本人曾多次肯定马克思思想对他的影响，并在其著作中高度肯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作用）。若从深层次上考察，曼海姆的政治科学思想自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他对政治所作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解读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若我们保留曼海姆的这一政治分析框架，那么，历史领域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实际上并不简单是秩序与混乱的关系，而是历史规律的自为状态与自在状态的关系。当历史规律没有被人们所掌握（即没有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时，任何以理性为指导的规则和方法都不能消除或解决非理性因素。而且，每次非理性因素爆发的方式也会不完全相同，历史上曾经成功化解非理性因素的方式并不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普适意义。那么，从政治视角看，整个人类历史表现为何种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的一个阶级掌握政权后自然会用意识形态与政治方式加以统治，而被统治阶级自然会因为自身合理的愿望与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对统治秩序进行破坏。解决秩序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发明某种统治术，也不是只在理论上承认被统治阶级的合理利益，而是以尊重历史规律为前提，通过对社会存在的改造，切切实实满足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合理愿望。当然，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自然也包括曼海姆所说的个人身上的非理性存在（如本能、情感、情绪等）。但个人身上的非理性存在并不构成秩序的对抗力量，相反，人之所以高于其他动物，正是因为他们能用合理的方式控制和提升非理性存在。如果人身上非理性存在真的构成对秩序的严重对抗，那只能证明这种秩序是完全非人性的，或者说它严重压制了相对多数人的合理愿望。而这种压制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激起人们的情感反应，最终出现曼海姆所说的“情绪”，而这种情绪自然会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尽管曼海姆对这些问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他显然只是想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让政治家与理论家敏锐地觉察到这些问题并提出医治对策，而他本人则不想通过彻底改造现有社会存在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次，他主张的所谓科学政治学理论有着明显的调和性和自相矛盾。根据他的知识社会学环境决定知识的原则，任何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环境的产物，它们总是与特定阶级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尽管曼海姆在责任伦理原则中一再强调思想要有批判性的自我审查意识，但是通过他所强调的上述知识社会学排除偏见的方式或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中和的方法，最终得出的都只是对不同政治思想进行调和的政治学知识。这种知识表面上看可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由于它没有依存于现实定的阶级，因而带有一定的空想性。事实上，从学理上讲，普遍的东西只有存在于具体之中并用于指导适用的具体，才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曼海姆这种建构政治学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折中调和的方法，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想表现一种超越阶级与政党政治、为人类整体利益着想的善良愿望，但这种所谓的善良愿望实际上并不利于被统治阶级政治利益与政治愿望的实现，它最终只能被一些统治阶级集团利用来巩固其现有的政治秩序。另外，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曼海姆所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分子会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但这个阶层具有不稳定性，社会基础也不牢靠，因而不能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阶层。知识分子从事的精神生产活动可能使他们更重视理论生产的学理性与全人类性，但理论中的价值取向与现实中达成的政治取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历史上许多理论家都以代表人类利益与人类面貌自居，但最终达成的结果都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对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深刻的分析。当然，曼海姆也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他却故意修改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指责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自相矛盾，认为马克思只看到其他阶级政治思想的阶级局限性，而没有看到自己理论所带有的阶级局限性。其实，这既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误解，又反映了曼海姆理论的自相矛盾。如果曼海姆活在当下，面对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提出的“普遍知识分子死亡，特殊知识分子兴起”的局面，他就会更显尴尬。在后工业社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朝着曼海姆想象的自由独立的方向发展，反而进一步成为维护与解释社会现状的技术专家。卡尔•博格斯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一书中指出： “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官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平稳运作和工业社会的其他形式合法化。”既然曼海姆大体认同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那他就应该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寻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建构政治科学，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所谓的科学政治学其实还是想通过一种理论的建构并最终用它去影响现实的发展，尽管他一再声称政治科学的建构要随着环境的发展而发展，但这仍然无法改变他所谓科学政治学的精神决定社会发展的唯心主义性质。另外，正如曼海姆所言，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不是打着全人类的旗号，它自身就公然申明代表一个特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这不仅不表明它有曼海姆所说的局限性，反而证明其理论的真理性与现实性，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思想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彻底应用。无产阶级虽然也是众多阶级中的一个，但其人员之广、性质之先进是以往任何阶级都无法比拟的，更何况其最终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解放全人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纵观曼海姆的整个思想，他其实并不想改变当时德国乃至整个世界阶级多元的社会格局，他所想做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下尽可能调解不同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立场，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关键词】 政治文明 政治主体 政治素质
人类文明是一个大系统，大体上划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部分。物质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内容，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所取得的所有的积极的政治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
政治文明对大学生政治素质的要求
1.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现代化
对于人的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了12种意识或观念：⑴自主意识；⑵民主意识；⑶参与意识；⑷竞争意识；⑸改革意识；⑹超前意识；⑺集体观念；⑻科学观念；⑼法制观念；⑽时间观念；⑾价值观念；⑿效益观念。[1]具体政治意识领域，我们认为大学生政治意识的现代化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等。下面简单谈谈前三种意识。
首先是主体意识。主体意识促是公民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现代公共生活当中，共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但是，目前部分大学生并未真正意识到或者并未真正理解主体意识，一方面受到臣民意识的束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强；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主人意识，依据自己不成熟政治认识，对政治现实进行非理性的批判，往往是只“破”不“立”。
二是权利意识。大学生不仅应当知晓自己享有权利、如何行使权利，还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事实上，我国大学生并不缺乏权利意识，缺乏的是正确行使权利、正确主张权利的意识。我们知道，主张自身权利，不仅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也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秩序。从这种意义上说，主张权利的精神是衡量大学生权利意识的重要标准。
三是责任意识。大学生应意识到履行与自己的公民身份相适应的义务，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大学生应该认识到自己在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我国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日益增强，但是，在实际参加政治生活时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相脱节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种现象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目前我们的各项制度还不健全，体制建设不完善有关，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意识的缺失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大学生现阶段政治素养与现代政治理性之间的差距。
2.大学生政治知识的全面化
政治知识是指公民对政治生活规范和准则的掌握情况，以及接受有关政治生活方面信息的程度。我们这里的政治知识既包括政治理论知识，也包括政治参与的技能知识。
首先，政治认同感依赖于对政治理论知识的掌握。对大学生来说，如果拥有较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就不会随形势变化而多变，也避免了对政治问题认识的迟钝和肤浅。大学生基于对国家政治活动价值理念的深刻理解，才会产生较强的政治认同感。
其次，政治参与技能有赖于对政治程序的熟悉。大学生如何灵活运用公民权利以保护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手段和方法，可能也对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大学生政治参与水平较低且目的性参与少和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足够的参与知识、规则和技能，于是，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与低下的政治参与知识和技能就会发生冲突和矛盾，而这种冲突和矛盾又往往会给社会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现代市场经济逐步将政治世俗化、理性化、大众化，传统政治运作过程由过度经验化走向制度化、程序化、公开化。为适应政治文明这一发展趋势，大学生应掌握较全面的政治知识。
大学生政治行为的理性化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无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大学生渴望运用手中的权利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要求，借以影响国家政治运行尤其是政治决策。毫无疑问，这种趋向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有利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但不容忽视的是，部分大学生在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非理性甚至非法的偏差行为，这突出表现为大学生政治行为目的的盲目性和行为方式的不规范性。这两种偏差严重阻碍了政治行为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等消极因素。因此，大学生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应强调行为目的的理性化和行为方式的理性化。
首先，大学生政治行为目的的理性化。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应是处于对某一政治问题真正关心的目的、运用扎实的政治知识对政治现实作出正确判断后，自愿、主动的政治行为，而不是盲目的人云亦云、一哄而上。大学生在没有准确把握社会的最高利益，没有理解政治改革的最终目的，盲目地或以消极的心态进行政治参与，只会对民主造成破坏。
其次，大学生政治行为方式的理性化。政治活动是项理性的活动，只有激情和冲动无济于事。因此，大学生应使自己的政治行为符合法律、制度和程序的要求，符合政治发展的要求。
政治行为的理性化如何，政治行为是否纳入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政治行为的效能如何，与预期的效果、宗旨是否统一，这些综合性指标便成为政治行为文明乃至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要素。
参考文献：
提高政治课实效的关键在教师。当今职业中学的政治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总体水平不高。还有不少学校政治教师兼职的多，“半路出家”的多。这种现状不改变，提高政治课实效恐怕难上加难。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教师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形成了一套正统的育人标准和价值观念，与教育对象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作为每一个政治教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塑造自身的新形象：除具有坚定政治信仰，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具有的广搏的知识、扎实的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有关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具有较高的教书育人的艺术，还必须具有正确的学生观，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不断更新观念，并以此来教育广大学生。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学生诚学之，笃信之，从而增强政治课教学的影响力。
二、不断改进政治课堂教学，转变教学观念，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扬弃传统的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变封闭式教学为开放型教学
课堂教学是政治课教学的主阵地。在政治课堂教学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一言堂”，以教师的说教代替学生的思考，着眼于单纯的知识传授，实际上把学生当作接受知识的容器，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课堂教学模式化，方法呆板，手段单一，照本宣科，作业抄书，用众多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迫使学生死记硬背……等等。因此，不断改进课堂教学，对提高政治课的实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转变教学观念。现代教学观念已从教师为中心转变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政治课教学已从传授知识，转变为传授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每一个政治课教师都应以这些观念指导全过程的教学工作。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要进一步挖掘这一原则的深刻内涵。特别是要求每一个政治教师要深入研究学生的心理、思想实际。只有深入研究教育对象，关注他们的“热点”、“焦点”、“疑点”问题，才能使政治教学贴近和把握学生的思想脉博。同时，政治教师也要深入研究我们的时代，分析社会发展的走向，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来教育学生，使政治课堂与时代社会相通，加强政治课教学的针对性。
3、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政治课教学要由灌输型变为启发型，由说教型教学变为情感型教学，等等。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经常尝试“讨论法”、“自学指导法”。经常采用这些科学与民主的教学方法，会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
4、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传统的政治课教学手段单一：教师一支粉笔，一张嘴，一块黑板，一本教材。依靠这种手段教师讲授深刻的、抽象的政治理论，必然使学生感到空乏无味，难于理解。这种手段与我们时展水平也不相符。作为政治教师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实际出发，适当运用图表、实物等手段，并尽可能进行电化教学。这种多样灵活、直观形象的手段，对于提高政治课感染力、突出重点、解决难点，调动学生多种感觉参与教学活动，掌握知识，巩固知识，激发同学的兴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改进政治课考核方式，变考核单一化为多元化，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考核方式具有导向作用。长期以来，政治课的考核和其它学科的考核基本相似。教师教条条，考条条，学生背条条。许多同学认为，上课听不听无所谓，反正到考前突击就行。这种考核方式势必造成有些学生成绩优异与思想政治素质低下的二律背反现象。在农村中学，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种传统的考核方式必须矫正。为此，我们要把知识考核、能力考核、思想素质考核结合起来，真正凸显政治学科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提高觉悟的性质和任务。本文由收集整理。
四、研究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学会学习
提高政治课实效，对学生来说有两条根本途径：一条是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之“爱学”；另一条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之“会学”。当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原来的“一次教育”转变为“终身教育”。因此，研究学习方法，教会学生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每一个政治教师都要研究学法，指导学法，教会学生学习。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结合政治课的有关内容开设“学法讲座”。如果每一个政治教师都重视学法指导，这对于提高教学效益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五、政治课教学应该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接轨，开辟政治课教学的“第二课堂”
作为政治教师在完成学科任务的同时，应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配合，实现政治课教学与学校德育工作接轨，并形成合力。另外也可以开辟政治课的“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与补充。
总之，政治课教学改革涉到各方面的因素，除以上几个要素外，还有其它诸多因素，本文不可能一一涉及。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坚信：政治课教学只有进行配套改革，才能提高实效，实现政治课教学目的，全面地完成政治课的教学任务。
网络环境影响下的医学院校高职生，积极健康观念受到冲击随着国内外互联网市场的高速发展，人们足不出户，便知世界。网络的发展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成为了社会上占比重很大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医学院校高职生的交流、学习提供了平台与环境；同时，网络游戏以及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职生的思想观念以及意识形态。这无疑也加大了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难度，也使得积极健康的主流文化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与碰撞。
二、从家庭环境的维度出发，思考导致医学院校高职生思想现状的因素
（一）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学生的思想观念受到误导
每位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同，可能会导致他们形成不同的性格以及思想观念。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言谈举止、行为习惯都会深深地烙在孩子的心中。父母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及道德观念都会极大地影响孩子。这种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父母不同的思想观念（金钱主义、功利主义、自私主义、个人主义）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正常健康成长。
（二）特殊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学生思想观念容易偏激
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对他们的娇惯与宠爱，不正确、不恰当的家庭教育方法也会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形成阻碍。比如，有些家长往往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导致学生心理负担过重，自我定位高，成才欲望强烈。当学习遇到困难、恋爱遇到挫折、就业遇到困难以及人际交往出现障碍等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茫然失措、无所适从，而且他们的意志力和信心会遭受严重的打击，进而产生失落感。这种状态如不能及时得到调整和化解，就可能导致精神萎靡不振，心理产生严重障碍，更有甚者会产生一系列盲目性、极端性的表现。此外，贫困生、单亲家庭的孩子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与一般学生不同，从小可能就存在着“排他性”以及“心理异常”等情况，这些都对学生的正确世界观、价值观的引导与形成构成了障碍。
三、以学校教育为出发点，探索导致高职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困难的成因
（一）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滞后，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课教学条条框框繁多，理论性强，不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教育内容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这也是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甚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过多地灌输大而空的理论，大力宣讲正面的东西，讲大道理，唱高调，进行抽象空洞的说教。基础薄弱的医学高职生，确实难以消化这些晦涩的理论。而这些大而空的理论说教并不能解释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不能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所以，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逆反心理，进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兼职辅导员、负责学生思政管理方面的领导及教师等，这是一个庞大而又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他们的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思想政治接受程度及教育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品德、治学态度以及行为习惯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然而，有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师德有所降低，人格魅力不高；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甚至缺乏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不顾教学纪律等。这些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肯定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四、从医学生个体因素出发，研究影响思
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主观因素
（一）个体差异的不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程度
每个医学高职生由于受先天的遗传因素、知识水平以及年龄阶段的不同，导致了他们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程度、理解程度不同。医学高职生年龄普遍较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尚未形成和确立，心理机制不成熟。在这一阶段，对他们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让主流文化思想占据他们的头脑，才能使他们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二）医学高职生的个体的主体认知与选择，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对于政治思想教育的价值的分类因政治思想教育对这个世界真正对象的功能不同基本上可分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管理功能和生态功能等方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思想教育价值分类中提及生态价值，其概念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教育对人们在生态环境和生态道德等方面的教育，使得人们对于人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正确、有必要的认识、对目前这个世界所将要的严峻的社会环境状态，从而需要人们树立良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意识，以改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和谐发展。
二、影响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人文化的发展价值与实现的因素
(一)主体向客体转化的前提性条件
主体向客体转化能实现价值和价值主体，而且是政治教育向价值转化的一个方面。政治思想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使其价值为主体所消化，成为主体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主体的思想道德境界，提高主体的觉悟能力和思想水平，其价值才能的到体现也就是由可能向现实转变。而且这个提高过程是有现实要求的，它的客观基础是人们根据社会的发展赋予政治思想教育价值的。在主体向客体转变的过程中，价值主体和主体需要是一个影响我国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人文化发展价值的前提性条件。根据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也就是从主客体的相互关系考察价值。这样有两类主体一类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集团与个体，第二类是处于一定政治思想教育情境中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政治思想教育理论上所讲的人都是从事一定社会活动在某种社会关系下。这些人可分为三类，分别是一般人，特殊人以及个别人。因为这些人的客观需要，以及这些需要与政治思想教育属性的关联，建立起了客体需要与主体属性的相互联系。
(二)客体主体化的基础性因素
作为价值客体，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人文化的价值发展的体现是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能否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客体属性的基础条件。所以说，分析价值客体条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我国高等学校政治思想作为价值客体怎样才能产生客体属性的讨论。在此我们引入系统论作为一种研究工具，系统论的构造作用观理解，结构是系统因素的内部状态，是关于构造、联系、秩序和空间的内在状态。作用是系统在与外界背景的相互区别与相互磨合中所表现的发挥某种作用或实现某种目的、可以表现出来的作用。因此我们了解系统所具有的构造与性质是依靠系统功能的主要因素。而系统的特征包括非本质的，本质的都由系统的构造决定。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功能由结构决定。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具有的导向功能、保证功能、育人功能、开发功能、提高认识功能、赋能于人功能和系统优化功能是有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构以及结构所确定的性质所决定的。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功能是由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作为价值客体的客体属性决定的。
(三)价值创造的关联性因素
要想实现政治思想教育的价值，必须做到价值转化与价值创造之间的统一。首先我们分别了解下价值转化和价值创造:价值转化是以主体及主体需要、客体及客体属性确定为基本条件的，但如果仅仅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即价值主体具备了主体的需要、价值客体产生了客体的属性，价值的实现仅处于在主客体价值间的转化的层面，而无法实现真正的价值的创造。此时，我们应当发挥“教育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直接同一”这一关联性因素的重要中介作用，使主客体价值转化过程开始产生质的增量，并在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价值的创造。
(四)价值实现的内驱力因素
所谓的内在驱动力因素是指政治思想教育的人文化发展价值实现所应具备一套动力机制，该动力机制应当是一套能够实现主客观之间价值的传递、能够实现价值的创造和价值转化的有机统一以及动力的产生、储存、传递和作用的机制。有关政治思想教育人文化发展价值实现究竟应该具备哪些因素，且那些因素对其实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具有极强的可研讨性。
三、政治思想教育的人文化发展价值实现的途径
(一)如何完善和增强其基本功能
在实现高等学校政治思想教育人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应当对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功能进行一定的完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完善呢?作者仅从政治思想教育生命力建设的角度，对完善和增强政治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两大规律进行一些的探讨，即“服从性规律”与“自为性规律”。接下来就对这两大规律进行一些的说明，“服从性规律”是指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自身建设应该依靠这个世界发展、人的发展以及大学教育的发展的内在表现。政治思想教育在其自身生命力的建设，应当符合前面提及的其自身建设的两大规律。作者认为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要充分的反映社会、人、高等教育的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其二，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其三，要具有足够的有效性，这样就要求不能存在空谈、形式主义。
(二)要重视实现系统整体的自觉
但从政治思想教育的角度讲，自发和自觉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其具有一定的联系，自觉作为政治思想教育最终实现的目标，是一个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状态，而自发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起点，主要是指受教育者及其所在组织所表现的一种现实状态。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将自发通过一定的中介实现自觉，从而实现从起点到最终目标的过渡，而这个中介便是培育自觉的方法和实践。因此，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自发为实际，通过培育自觉的方法和时间，去实现“自觉”这一目标，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一种核心任务、促进政治思想教育的发展。我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生态和发展的自觉，是高等学校人具备高度责任感的一种自觉(这种责任感包括社会责任感、政治责任感)，同时又是一种能够科学理解人文化发展、摆脱形而上学干扰的自觉，更是一种建立在一种具备科学性、有效性、和类型的机制上的自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思想教育对于高等学校实现人文化发展自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培育高等学校人文化发展的自觉，首先要培育高等学校人的责任感。这些责任感主要包括其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其次要去其具有坚定的党性原则。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高等学校人文化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党、政、校三大前提，在培育高等学校人文化发展自觉的过程中，政治思想教育承担了艰巨的任务且责无旁贷。第二，如何培育高等学校人文化发展，作者认为最为根本的方法就是，必须站在整个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高度上，对高等学校人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进行深刻的揭示和挖掘。第三，高等学校要实现人文化发展自觉保障性和约束性，就必须根据人文化发展的要求创建一套完善的制度、健全的体制和有效的机制，为高等学校人文化发展的自觉发展提供一定的保证和约束。第四，高等学校要实现人文化发展的全员性，就必须构建一套完整的人文化的培育框架。该框架应广泛涵盖个行政层面、社会层面和学科层面等各个层面。第五，掌握培育高等学校人文化发展自觉的关键方法，即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以及当下和将来之间的关系，努力的开创一种人文化发展“人人有责，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四、结语
一、初中政治教学问题解决策略
1．重视辅助资料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正文，更要正视辅助资料的重要性。在初中政治教材中，正文起到陈述观点和知识罗列的作用，教师会重点分析此部分内容。对于此后的插图和案例分析等辅助资料，教师也应引导学生利用前面的正文理论概念和知识对其进行分析，将教材中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让其发挥最大功能。例如在讲到《自己的事自己干》时，教师要引导学生
观察教材给出的插图《今天学校做卫生》，让学生感受做卫生时大家努力劳动、汗流浃背当中的喜悦，以及思考在窗外玩耍的同学的行为。还有描绘在学校新生宿舍门外日夜守候的父母的插图，让学生在插图的夸张和幽默之外思考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及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资料欣赏中原联邦德国法律条文规定孩子必须帮助父母做家务这一案例，教师应充分引导学生去思考，结合前面的理论知识分析为何原联邦德国要制定这样的法律。让学生在正文与辅助材料的充分学习中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事要自己做的含义。
2．关注时事案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引导学生关注和学习生活中的时事案例，因为这些事例更加生动且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教师的教学活动应以教材案例为中心，围绕教材中的观点列举生活中的时政案例，使得学生通过关注身边的事情加深对教材中观点的印象和理解，且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活跃教学氛围。例如在讲到《维护社会公平》一课时，教师在讲完教材上社会公平的相关理论及正文后的案例分析后，可引导学生思考最近社会上发生的不公平事件，启发学生在义愤填膺之余思考怎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笔者展示网上的新闻《“官二代”校园撞死学生“亮出爹”：我爸是李刚》，并与学生分享网上的一些漫画，如将李白的《静夜思》最后一句改为“举头望明月，我爸是李刚”等等。在学生了解事情的始末和大众的反应后，笔者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引导学生用教材正文里的理论知识和观点来说明怎样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通过对这样的生活实例和时事案例进行分析，不仅很好地活跃了课堂气氛，让学生感受到政治课的趣味性，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政治课不是用于应付考试的科目，而是切切实实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加强学生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媒介。当下，初中阶段的政治教学还存在不少问题，没有真正发挥本身的作用，教师应在教学中不断反思和总结，得出更多提高初中政治教学质量的策略。
作者：王明喜 单位：江苏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初级中学
（一）
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审美性，是指教师自觉地运用美的尺度去指导教学活动，一切教学行为渗透着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趣味和美的创造，使教学本身成为审美的对象，学生能够在教学过程中欣赏美、体验美，在学习知识获得能力的艰辛中始终伴随着教学艺术美的享受，从而具有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让思想政治课教学具有审美性，这是教学艺术本身的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遵循“物种的尺度”、“内在尺度”和“美的规律的尺度”，即真、善、美的尺度。真、善、美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人们的实践活动符合真、善、美的尺度，就实现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审美性的统一。这是人类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思想政治课作为社会文化再生、延续和创造的一种实践活动，也应该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价值目标。“真”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即以马列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少年，引导他们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是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要符合教与学的规律，全部教学行为必须按规律办事。“善”体现在教学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培养学生具有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思想政治观念、心理素质、思维能力、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美”体现在教学活动必须遵循美的规律，按照学生的审美要求进行，以审美立美为手段，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实现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在教学中，真是美的基础，善是美的前提，离开真、善就不会有美。但真、善又不等于美。只有真、善通过美的形式表现出来，教学才能更有效地体现真、达成善，实现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审美性的统一。
让思想政治课具有审美性，也是时代的要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社会愈进步，文明愈发展，人们的爱美之心越强烈。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与日俱增，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相应地必然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追求美的满足和享受。这已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社会心理，因此美早已从狭窄的艺术领域迅速地向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渗透。在此背景下，青少年对美的追求更为敏感、强烈和执著，他们不仅用美的标准选择服饰和生活用品，欣赏美的艺术和体育比赛，而且以审美的眼光衡量事物的价值，自觉地参加各种审美、创美活动。青少年学生十分强烈地要求教师能够提高课堂教学艺术，他们渴望欣赏到教育美，在审美的氛围中受到思想教育。这是当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也是思想政治课发展的一种趋势。过去，思想政治课教学对美的追求和利用很不自觉，教学内容抽象枯燥，教学方法简单灌输，教学手段陈旧单调，学生的情绪体验很不愉快，致使他们逐渐滋生厌学、弃学的念头。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一种有效办法，就是要在教学中运用美的方法和手段，以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语言、美的艺术、美的生活去吸引学生、感染学生，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二）
恩格斯曾经对无产阶级戏剧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要求：“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43页）无疑，现时代的思想政治课教学艺术也应该有美育的渗透，把真、善的思想政治道德内容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具有审美性。如何使政治课教学具有审美性？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把握美的特性在教学中要渗透美的内容和方法，必须首先把握美的特性，并将这种特性变为教学艺术的特性。第一，形象性。美必须是人的意识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美的形象是生动的、新颖的、独特的，并且符合对称、比例、变幻、多样统一等规律，适合人的生理、心理要求，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它能影响人的情感、意志、记忆，给人以想象和启示，引起人的喜悦和同情，使人心旷神怡，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就是社会生活中使人产生愉悦心情的感性形象。第二，情感性。美之动人，最重要的就是以情感人，动人心弦。社会美蕴含着历史创造者的感情。艺术美更体现了艺术家的心灵感受，倾注了他们的爱憎之情，具有特别强烈的情感力量，能激起人们感情上的波澜。美的事物总能引起欣赏者感情上的共鸣，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三，创造性。美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改造的结果，人类自告别动物界以后，就不断地进行着美的创造。任何美的劳动产品、社会现象、艺术作品都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的创造，就不会有美，这不仅从历史进程来看是如此，从具体事物来看也是如此。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科学、艺术的进步，人类的创造能力不断提高，创造的领域不断扩大，美的成果越来越丰富，美的程度越来越高级，足以使人们感到新奇、赞叹和陶醉。第四，愉悦性。美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可以使人休息、娱乐、陶冶人的性情，能给人以清新、向上、愉悦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坚持科学性、思想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坚持美的形象性，把形象与知识，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坚持美的情感性，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导行；坚持美的创造性，创造出独特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形成别具一格的教学艺术和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坚持美的愉悦性，使教学生动活泼，兴味盎然，学生愿学乐学，这一切都应该成为教师的自觉追求。
2．精心筛选美的材料美的形态分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自然美是指山水、田野、海洋、花草树木、日月星空之美。社会美是指社会领域中的美，它包括实践活动的美、劳动产品的美、社会风尚的美、生活环境的美等等，其核心是社会主体——人自身的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艺术美是一切艺术作品中所具有的美，它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创造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集中概括和形象性的反映。当今世界，美的事、美的人、美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真可谓美不胜收。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有内在联系的美的材料，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十分丰富，取之不荆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自然美，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好材料。人类勤劳勇敢、顽强不屈地发展生产，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先进阶级不畏、不怕困难、浴血奋战，为反动阶级的统治和自由解放而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更是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既艰难曲折，又多姿多彩，具有使人激动，催人奋进的巨大力量，这种推动社会进步，追求社会美好理想的崇高美，是进行社会发展规律教育不可缺少的材料。在引导学生行为方面，充分利用英雄美的感召力和榜样的作用，效果更佳。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能不充分展示社会风尚美和道德美。此外，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如诗词、绘画、寓言、文学艺术形象等等，都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宝贵的生活经验，能给人以智慧和美感，在教学中适当地挖掘利用，发挥其审美作用，可以使教学充满乐趣，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3．营造课堂教学的审美氛围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美的因素，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展现美的内容和形式，营造出课堂教学的审美氛围，让学生感到美的气息扑面而来，从而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课堂导入有新意、有气氛、有深度，不仅引起兴趣，而且留下悬念；课堂结束语不仅概括性强，而且有知识情感上的升华，能掀起教学活动的高潮，对学生有极大的启示和激励作用；整个教学过程目的明确，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开合有度，使学生领悟到教学的节奏美和结构美。富有独创性的板书、精美的教具（图片、录音、录像）、生动的语言、巧妙的启发式提问和质疑、少而精的论述和剖析、动静相宜的体态、轻重起伏速度相宜的语调等等，都成为学生的审美对象，给他们带来美的愉悦。概念的讲解，原理的论证，理论的运用，都刻意求新，不仅选用新材料、新观点、新信息，而且在方法上有新的形式、新的角度和新的设计，也可以让学生耳目一新，体验到美的存在。所有这些，都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认知潜质和审美潜质，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
1.过分的注重快乐的营造
虽然对于初中的政治教学来说，其中运用快乐教学法十分的有效，能够提升教师的课教学效率，但是在教师的运用之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多教师无法很好的对其进行应用，从而影响了课堂的教学效率。在一些初中教师中，一些教师经常是为了注重课堂的快乐，在课堂上利用游戏教学，但是教师过分的注重游戏，从而忽视了教学的主要目的。这样使学生无法很好学到课堂中的主要知识，导致了学生一节课下来，仅仅是开心了一番。对于初中生来说，正处于身体发育的主要阶段，因此其性格都是比较的好动，但是对于课堂来说是有纪律的，若是在课堂中仅仅是重视活动，忽视学习，那么只会浪费学生的时间，并且教师的教学效率也得不到提升。
2.利用物质奖励激发学生兴趣
物质奖励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若是教师在教学中过分的依赖物质奖励，那么就会导致学生单纯地为了物质而学习，使学生得先努力发生变化。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激发，物质奖励一定要适当的发放，同时也可以利用其他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针具政治内容进行分组教学，将快乐教学法应用到每一个小组中，从而来促进学生之间进行互动合作，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3.过分依赖多媒体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的教师在初中政治教学中都利用多媒体技术对学生进行讲解，虽然利用多媒体技术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若是教师过分的利用多媒体教学，则会取得反作用，若是教师过分的追求多媒体教学，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对于政治教学，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一些知识难点演示给学生，在教学中有很多的内容是不需要利用多媒体的。所以教师要能够根据教学的内容合理的应用多媒体技术教学。
二、促进初中政治快乐教学的相关措施
1.丰富的知识储备
初中政治教学中，实施政治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必须要拥有扎实的政治理论课程知识，同时也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只有这样教师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能够根据课文内容的特点来对课堂的形式进行设计，将生活中的元素更好的应用到政治教学中，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另外，教师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能有效的将政治的理论性内容，结合目前社会的形式，为学生进行全面的讲解，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2.做好课堂互动
政治学科属于一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做好课堂的互动，提升课堂的活跃性，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参与度，这是实施快乐教学的一个基本方式。只有学生与教师共同参与到课堂，相互之间进行提问探讨，才能够保证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教师了可以利用分组的形式，将学生进行分组学习，而教师则是在一旁不断的对学生进行引导，引导学生去思考，以此来不断的培养学生的思维判断能力。
3.组织学生参与课外调查
[关键词]高中政治 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6s-0208-01
老子曾言：“大道至简”。的确，大道理都是很简单的，简单到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明自。世间的生存法则也告诉我们：越是简单的，越是有效，越是长久。简约同样是许多艺术种类的重要表现手法，比如画兰竹易流于枝蔓，应删繁就简，以最简练的笔墨表现最丰富的内容，如三秋之树，瘦劲秀挺，没有细枝密叶。
简洁是一切艺术成熟的标志，教学也要追求简约求实的艺术境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凡做一事，要用最简单、最省力、最省钱、最省时的法子，去收最大的果。”美国的著名教育家布鲁纳说过“任何学科的内容都可以用更为经济、富有活力的简约方法表达出来，从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许多优秀教师认为，课堂教学一定要以最新课程理念为指导，删繁就简，返璞归真，用最简单的方法和手段引领学生掌握最宝贵的知识。
何谓政治教学简约化？简约化的政治教学要求课堂情景创设、素材选择、活动组织、结构安排、媒体使用、语言表达等教学要素的精确把握和经济妙用，使课堂变得更为简洁、清晰、流畅、深刻，进而实现课堂教学的优质和高效。简单是教学的自然法则，是教育的真谛。政治课堂的简约可以说是政治教学的一种最高境界，犹如一幅简笔画，线条简单而意境悠远。这是教师的明智、学生的幸福。
《庄子》有这样一句话：“文灭质，博溺心”，意思为花样名堂过多，反而会掩盖掉事物的本质，事物过于驳杂会让人糊里糊涂。庄子说的本意是对写文章而言的，就我们目前的政治教学而言，何尝不是如此。在大量的日常教学研究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政治课堂：教学内容繁杂，无论“西瓜”还是“芝麻”统统要捡，教学时间紧蹙，到最后要么仓促收兵，要么严重拖堂。课件繁华，大容量，教师连珠炮式地讲话，手忙脚乱地演示，学生扫描般地观看，没有思考的时间，没有探索空间，知识如浮光掠影，训练似蜻蜓点水；教学结构散乱，各环节教学的重点不清晰，缺乏应有的层次和教学节奏；教学的方法花哨、不经济，学生与文本对话少；结果饱满、臃肿的教学中显现出肤浅、低效，教者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疲惫。 因此，学会有选择地放弃，努力让课堂从冗繁走向凝练，从紧张走向舒缓，以简约求丰富，形成省时省力省资源的简约化课堂教学风格，应该是政治教师的不懈追求。为此，本人以为在教学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教学目标简明。很多政治课之所以事倍功半，不得要领，是因为教师设置的目标高而多，一堂课45分钟，样样都要顾及，负担太重。政治教学在众多目标的追逐中眼花缭乱，顾此失彼，迷失方向。更有甚者，个别教师把追求生成性目标作为“挡箭牌”，设计的教学目标随意性大，课堂教学杂乱无章。“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教学目标要科学、适当、简明，这是一堂课成功与否的关键。简明的学习目标，可以让学生明晰自己的学习任务，较好地调整自己的学习心理指向，较快地进入学习角色状态之中。因此，教师要根据课标、教学参考书和考试说明，对教学目标的数量和难度仔细斟酌，分清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抓住主要目标，适当考虑次要目标；并根据知识逻辑中的重难点和学生能学多少情况，确定一组需要重点解决的阶段目标，轻装前进。课程目标还要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来设计，做好三维目标的整合，而不是将三者简单地叠加，也不能把情感目标抬到了过高的位置、脱离知识教学进行“贴标签”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三维目标中，知识和能力是基础、是核心，是其他两个目标得以实现的依托。政治教学要以知识和能力训练为基点和原点，循序渐进，同时渗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并将其充分地落实在过程与方法之中。
第二，教学内容简要。课堂教学时间是一个常数，学生的学习精力也有一定的限量。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教师必须追求教学内容的简约，不能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浅尝辄止。教师必须从学生知识基础和认知习惯出发，根据课程标准教学要求、必修考试说明和新课程高考说明和教材本身特点，独特而深刻地解读教材，敢于改变课文的“序”，大胆地重组教学内容；善用剪枝学问，在教学内容的数量上剪裁“瘦身”，抓重点、轻一般，去枝叶、留主干，好中选优，把最基本、最重要、对学生未来学习和发展最有用的核心知识挖掘出来，花大力气提炼出教学的知识主线，让学生把值得学的“精华”细细品位、吸收。但教学内容“简要”不等于浅和少，它应当与精与炼连在一起，有宽广的包容、深远的蕴含和“以约驭博”的功效。“提领而顿，百毛皆顺”，课堂教学知识主线清爽了，其它细节知识处理可迎刃而解。教师还要正确地处理教材重点与补充材料之问的关系。适量补充时事材料、引入名家名言、成语典故等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主干知识和重要概念。过度补充延伸则会浪费教学时间，增加学习负担。
第三，教学素材简炼。选材要“少”。所选背景材料要有典型性和扩张力，切合国家生活、地方大事和学生生活，鲜活、生动，能以一当十；题材的包装上也要适可而止，切不可喧宾夺主，分散学生注意力。用材求“丰”，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开发，紧凑使用，力求客观、真实地转移生活场景（时间和地点），变换主配角造型和对白，逐步改变设问的角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来挖掘需要解决的问题，使学生产生认识不平衡，唤起已有知识经验，在积极探究问题中生成不同知识，让每一个教学素材在课堂上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益。组材求“优”，力戒随意组拼素材，力求典型案例生活化、故事化，把课堂营造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坚决防止材料用得散，杜绝教学例证满天飞的状况。如，教学八年级思想品德《竞争？合作？》框题时，一位教师创设了一个同学们在开往成功的“和谐”号列车上旅行的情境，把平等竞争、合作共享、成功作为三个站点，把教学目标和教材逻辑巧妙地糅和在里面，让列车内发生的故事作为教学明线（即生活线索），让学生在轻松快乐活泼的氛围中享受学习的快乐，保证了教学的连贯性和课堂的流畅性，又凸显学习主题。
一、挖掘发散点提问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教师应该充分挖掘能引发学生发散思维的点进行提问。例如在教授《投资理财应当遵循的原则》一课时，课本上“分散投资原则”“理性投资原则”“个性投资原则”和“长期投资原则”四种，教师可以提问“还可以使用哪些原则”“这些原则比较起来有什么利弊”等来激发学生发散思维，让学生以更广阔的视野多侧面、多角度地理解“投资理财”学科知识，掌握应遵循的原则。要求学生从自我做起，对自己的零花钱进行理财，把思考与实践结合起来，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达到学习的真正目的。
二、衔接关联点提问
“温故而知新。”高中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需要对旧知识进行复习，以此来支撑新知识讲授的顺利进行。知识是相融层层深入的，高中政治课的知识同样具有相融性，一个新问题的解答往往要借助于旧知识，让学生在已知的领域里寻找问题答案，同时提出问题与疑问。在讲授新知识之前，教师要紧抓新旧知识的内在必然联系，寻找从学生新的认知生长点，设计出导向性的问题，使新旧知识间渗透、迁移、升华，让每一堂政治课都相互衔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人生观和思想观。
三、优化教师课堂反馈
新课改提出的“尊重每一位学生”的理念是转变课堂教学的关键，思想政治课更要注重教与学的平等。
1.教师候答时间要充足。候答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出问题后，学生通过思考准备回答的时间内师生行为。高中政治课课堂提问通常都是教师按照每堂课的课时要求预设的问题，教师大体掌握学生思考用时，对学生的回答会做出快速的反馈，这是传统教学遗留的痹症。在教师提出问题等待学生回答时，应给出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教学中，学生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认知很模糊，有些知识又很抽象，在候答过程中，学生可能进行发散和创造的思维活动，能够辩证的对问题进行分析思考，得出自己的认知，甚至生成更有价值的东西。教师要善于抓住学生这瞬间的思维高潮点，来点燃学生的思维火花，提高政治课课堂教学质量。
2.先鼓励后评价，态度中肯。高中政治课是一门灵活性、积极性的人文学科。课堂教学不应是教条化、机械化、呆板化的应试教学，这不是政治课设置的初衷和目的以及价值所在。高中学生自尊心、自信心都很强，这就要求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平等、民主的对待每一位学生。无论学生对提问回答的结果如何，只要是正确的思想、端正的态度、积极的互动，教师对学生的回答都要以赏识、宽容的眼光接纳每一个学生和每一种答案。发现学生和答案里的亮点，应给予鼓励。在鼓励之后要对回答是否正确都给予评价，态度要中肯。总之，灵活运用提问和解答是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关键所在，是优化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恰当的提问和解答优化课堂过程，优化教师课堂反馈是实现政治课堂教学的最佳策略。
作者：陈小勇 单位：平凉市第三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