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4 22:06:37
1. 谨处处为公司考虑，能够虚心接受同事给予的建议并改正;学习进步较快受到大多数客户的好评。
2. 该同事工作认真刻苦，服务态度非常好，使经理在xxxxx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工作积极，热情周到，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专业技能业务水平优秀，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关心每一位合鑫人，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能胜任本职工作，爱岗敬业乐于助人，与同事相处融洽，服从整体安排，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锐意进取，起榜样作用，为我们树立良好形象。
3. 该同事今年工作成绩进步大，工作认真，业务知识扎实，业绩发展迅速，工作态度端正，遵守公司规章制度，能积极完成公司的任务
4. xx同志政治坚定，党性观念强;较长时间在xxx担任xx职务，经历多岗位锻炼，领导经验丰富，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能力强;工作思路清晰，重点突出，有改革创新精神;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工作认真负责;善于学习，知识面比较宽;顾全大局，自觉服从组织安排;为人正派，处事稳重，待人谦和，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生活，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
5. 该同事工作热情高;人品端正德行优良自身修养较高对待客户诚信;对待工作严谨处处为公司考虑，能够虚心接受同事给予的建议并改正;学习进步较快受到大多数客户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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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同志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热爱党的教育事业。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政治业务知识，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工作认真负责扎实有效。人品端正，待人真诚，与同事相处融洽。
8. 该同志教育思想端正，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本岗位专业知识及基本功扎实过硬，工作中具有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能力。对工作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主动工作，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9. 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教育思想端正，专业知识及基本功扎实过硬，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和工作纪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10. 该同志思想政治素质高，工作作风好，认真负责，业务水平也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关心同事。能严格要求自己，按时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相关工作。
11. 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努力工作，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同事打成一该同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该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严格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12. 该同志工作认真刻苦，热情周到，专业技能水平优秀，爱岗敬业乐于助人，与同事相处融洽，服从整体安排，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锐意进取，起榜样作用，为我们树立良好形象。
13. 该同志工作态度端正，热爱教育事业，拥护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师德修养，遵守纪律，爱岗敬业，工作成效突出，工作效率较高。
14. 该同志工作态度端正，对工作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政治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忠诚并献身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热爱学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15. 该同志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在各项政治学习活动中能认真学习，认真分析总结自身情况，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在平时工作生活中，严格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和同事们和睦相处，互相帮助。
16. 该同志工作认真负责，责任心强，能按时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能主动协助其他同事，带领新同事迅速适应新岗位;在日常生活中，能与其他同事团结互爱，互助进取。
17. 该同志工作上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业务水平也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关心同事。在学校里起了榜样作用，能按时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的相关工作。
18. 该同志热爱学校，关心集体，服从安排，团结协作，工作尽心尽责，态度端正，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积极。出勤好，勇挑重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全心全意为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教育教学中，能够带头作用，认真学习领会课改精神，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19. 该同志工作热情高，人品端正德行优良待人真诚，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处处为集体考虑，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并能提出建设性意见，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与其他同事相处融洽。
20. 该同志爱岗敬业，认真负责。在单位组织的各项业务学习中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完成工作任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能够协助其他同志开展各项工作。
21. 该同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岗敬业严谨治学为人师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严格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22. 该同志拥护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工作态度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师德修养，遵守纪律，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结构，业务水平也不断提高。
23. 该同事今年工作成绩进步大，工作认真，业务知识扎实，业绩发展迅速，工作态度端正，遵守公司规章制度，能积极完成公司的任务。
24. 在工作中，该同志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勇于开拓锐意创新，能够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认真钻研，积极参与业务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效果。
25. 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努力工作，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与同事打成一片，爱岗敬业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思想上，该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严格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26. 该同事勤恳务实，善于学习，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注重个人成长;工作成绩进步大，业绩发展迅速，或有效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从而在工作中收到良好效果;悟性较强，能很快适应新的岗位，在新的业务区域可以立即开展工作;能随时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工作方法和端正心态，不断反思自己，注重个人成长;能在业余时间精专业务知识，提高工作能力;悟性高，工作认真勤奋，吃苦耐劳，进步很快，在新人中起到了榜样作用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锐意进取，起到带头作用成长员工优秀的业务水平，为公司创造出较好的企业效益，与同事相处和-谐。工作认真，负责;
27. 该同事工作认真负责，爱岗敬业，服从整体安排，形象良好;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锐意进取，乐于助人，关心同事，与同事相处融洽，善于合作，起带头作用，专业技能业务水平优秀，为公司创造好的企业效益。
该生在校期间在各方面表现积极，在思想上，该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学习上，该生学习成绩优秀，名列前茅，获得一等奖学金。该生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参加老师的科研项目。在社会工作上，曾担任地科院文艺部部长，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加校内外活动。生活中，该生生活俭朴，乐于助人，同学关系较好。
在教育中，一切师德要求都基于教师的人格，因为师德的魅力主要从人格特征中显示出来，历代的教育家提出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躬行实践”等，既是师德的规范，又是教师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体现。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化身、人类的楷模、父母的替身。他们都把师德高尚的教师作为学习的榜样，模仿其态度、情趣品行、乃至行为举止、板书笔迹等。而师爱则是师德的灵魂。
该生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民族责任感。在学习上努力刻苦，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成绩优良,获得二等奖学金。生活上积极进去，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群众关系良好，曾获“军训优秀学员”，团日活动先进个人、校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校优秀团员，校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
该生思想上积极向上，积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定期向党组织提交思想汇报。平时乐于帮助同学，团结同学。学习努力，积极请教同学和老师，并且乐于帮助他人。平时踏实认真，积极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学习上刻苦努力，学习成绩优秀，曾获学校一等综合奖学金，“校三好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热爱学校，关心集体，做好学生的表率。服从安排，团结协作，工作尽心尽责，态度端正，努力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出勤好，勇挑重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全心全意为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教育教学中，能够带头作用，认真学习领会课改精神，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同时，学习校本课程开放的精神，认真备课，注重抓课堂效率，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合作意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学生方面，发现学生出现思想认识偏差，及时给予正确引导，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此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关心国家时事，积极参加各种培训。
关键词：批评性话语分析 奥巴马 意识形态 情态动词 人称代词
1、理论框架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福勒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家发展起来的话语分析方法。它主要以新闻报道、政治演说、官方文件等大众语篇和其他非文学语篇作为研究对象，注重分析语篇生产、传播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和社会历史背景，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示语言、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的关系。过去一直有语言学家对总统演讲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近几年语言学家对奥巴马的演讲也充满兴趣。众多学者都对奥巴马的就职演讲及其竞选演讲进行了各种研究。本文将以费尔克劳夫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模式为指导，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分析工具，对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建立在批评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语篇分析模式。批评性语篇分析强调语言和权力的关系。费尔克劳夫(1992b)认为话语可以同时被看作是：（1）语言文本，口头的或者书面的；（2）语篇实践（语篇生成和语篇解释）；（3）社会文化实践。在此基础上，费尔克劳夫（1992a）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模式。这一模式包括三个步骤：描述、阐释和说明。描述语篇的语言特征和语篇的结构特征，阐释语篇与生成、传播和接受它的交际过程的关系，说明交际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分析步骤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如下图所示：
（Fairclough, 1992a: 10）
批评性话语分析坚持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作为分析工具。本文将结合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和费尔克劳夫提出的语篇分析步骤，从人际功能方面对演讲的语言特征进行描述。然后联系语篇与语篇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阐释语篇的生成过程。最后作者从社会的角度联系相关的社会历史语境来说明语篇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本文通过对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进行研究，试图揭示政治语篇中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政治语篇是如何被政治家用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2、实例分析
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是奥巴马在国会发表其就任以来的第二份国情咨文。这是中期选举失利以来奥巴马首次在国会发表重大政策演说，也是中期选举后其一系列战略调整的全面汇总。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五大政策支柱：鼓励创新、改革教育体制、改善基础设施、减轻企业负担和削减财政刺字。奥巴马想通过提出这一系列的政策和计划让美国人民看到他赢得未来的决心，从而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下面通过对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的分析，我们将看到语篇如何被用来传达意识形态，政治语篇是如何被政治家用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2.1 描述
本文作者主要从人际功能方面来对演讲的语言特点进行描述。语言的人际功能可以通过情态动词和人称代词的使用得以实现。下面将从这两方面进行描述。
2.1.1 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的使用是奥巴马演讲中的一大特色。情态动词must, can, could, will, would, should, may, might都出现在语篇中。这些情态动词在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如上表所示，情态动词can和will出现的次数远远多于其他情态动词。我们都知道will不仅仅用来指将来，它同时具有一些语义特点。它通常被用来表达将来的可能性。换言之，will主要被用来提供有关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信息。同时will的情态意义传达了说话者的信念、承诺、打算和决定。Will的使用表达了说话者的一种意志和坚持。Will还具有客观性的特点。通过这个情态动词的使用，奥巴马旨在增加演讲的客观性，从而使演讲更令人信服。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正是通过反复使用will这个情态动词表明自己将会做一系列有益的事情，从而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例如：
And these steps, taken by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ill grow the economy and add to the more than one million private sector jobs created last year.
All these investments in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will make America a better place to do business and create jobs.
In the coming months, my administration will develop a proposal to merge, consolidate, and reorganiz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a way that best serves the goal of a more competitive America. I will submit that proposal to Congress for a vote and we will push to get it passed. In the coming year, we’ll also work to rebuild people’s faith in the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以上句子中，will的使用表达了奥巴马想要把美国建设得更好的信念和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决心。奥巴马想要借此重建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从而重新获得美国人民对他的支持。
在这篇演讲中，奥巴马也反复使用了情态动词can。情态动词can含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说话者可以通过使用这个情态动词清楚生动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情态动词can 通常被用于肯定句中来指逻辑上和理论上的可能性。说话者可以通过使用情态动词can来实现自己的权威，同时影响听话者的看法和行为。奥巴马正是通过情态动词can的使用实现自己的权威，同时使美国人民相信他所作出的承诺和计划。例如：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ll make it possible for businesses to deplo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igh-speed wireless coverage to 98 percent of all Americans. This isn’t just about faster internet or fewer dropped calls. It’s about connecting every part of America to the digital age. It’s about a rural community in Iowa or Alabama where farmers and small business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ell thei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It’s about a firefighter who can download the design of a burning building onto a handheld device; a student who can take classes with a digital textbook; or a patient who can have face-to-face video chats with her doctor.
以上句子中can的使用使奥巴马作出的承诺计划更具有可信性，从而大大的鼓舞了美国人民，重振美国人民对奥巴马的信心。
2.1.2 人称代词
人称代词通常被用来表明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亲疏关系。人称代词除了具有其外延意义还具有丰富的修辞和社会内涵。尤其是在政治话语分析中，人称代词及其关联意义描述了隐含在话语中的社会政治关系。因此人称代词的选择要受说话者与听话者双方的社会地位和权力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政治演讲中，不同人称代词的选择不仅表明演讲者的身份，同时还反映政治演讲的各种目的。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中不同人称代词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如上表所示，人称代词we和our出现频率是最高的。在这篇演讲中，奥巴马更多的使用we和our是为了拉近自己与美国人民的距离，增加亲和力，从而达成一致团结和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然而他也使用了较多的第一人称单数I，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作为总统的地位和权力。奥巴马对不同人称代词的选择很好地体现了他的意识，有时和美国人民处在同一立场，有时又要体现绝对权威。但在这篇演讲中we的使用远远多于其他人称代词，说明奥巴马更多时候是把自己纳入美国人民之中。因为这篇演讲是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失利后发表的重大政治演讲，奥巴马此时迫切想要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和重新获得他们的支持。
2.2 阐释
阐释是批评性语篇分析中的中间步骤，如上所述，其主要作用是将语篇本身的语言和语篇的参与者联系起来，同时分析语篇参与者在语篇的形成过程中的不同目的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结果。在这篇演讲中，语篇的参与者是演讲者奥巴马和美国人民。在语篇的生成过程中，奥巴马扮演着多重角色，他既是美国的最高权力者-总统，同时他也是美国民众中的一员。整篇演讲，奥巴马都是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民众的利益上，为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所以，在整个语篇中，奥巴马总是使用人称代词we为的是挽回民众的信心和支持，从而使他个人的意愿或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以此来达到其个人或阶级的某种目的。
2.3 说明
说明主要是将语篇与社会语境联系起来，分析语篇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奥巴马发表该演讲是在中期选举失利后首次在国会发表重大政策演说，也是中期选举后其一系列战略调整的全面汇总。此时，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的支持已远不如两年前他刚当选美国总统时，美国民众显然对他有些失望。作为总统，奥巴马必须稳定民众情绪，挽回美国人民的信心。为了实现这一言语行为，达成既定目标，在整个语篇生成过程中，演讲者采取相应的言语策略，先后扮演最高领导者和民众的一员两个角色。作为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表示，解决短期的就业和长期的美国竞争力问题将成为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另外，奥巴马还讲到了医改、外交政策、军事、政府机制改革等未来政府的工作内容。奥巴马提出五大政策支柱想借此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呼吁两党合作并且相信美国人民一定能赢得未来。总之，奥巴马总统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发表了这一演讲。此时，国家经济未得到发展，就业状况未得到改善，奥巴马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机。奥巴马在演讲中表达了他想要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团结全国民众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的愿望。正是这些目的决定了他在语篇生成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形式。
3、结语
本文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模式对奥巴马2011年国情咨文演讲作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批评性话语分析模式注重语言特征的分析描述，联系语篇及语篇参与者的意识形态，再现意识形态对语言形式选择的控制作用。本文用到的批评话语分析三步骤可被广泛用于政治话语的分析，为再现语篇的全貌提供了方便，从而更深刻的理解政治语篇。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 N. 1992a. 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2]Fairclough, N. 1992b.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3]Halliday, M. A. K.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辛斌，2005，《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辛斌，2002，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外国语》(第6期)。
摘要：近年来，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使得大学生表现出全新的特点，从而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应当重视这种现象。面对这种状况，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应不断创新机制，注重着力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构建大学生学用结合的机制和构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沟通机制，以满足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关键词：利益诉求；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
0引言
近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方面发展较快，增加新内容、运用新方法、取得新实效。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文化思潮的涌入也在不断改变着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思想方式、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关注并探讨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不断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通过对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的分析来讨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可行性与具体措施。
1利益诉求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特点诠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出现了集体性的利益诉求现象。所谓集体性利益诉求主要是指社会中主要集体、群体同时出现了较大范围、较大规模的利益追求，这种利益追求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追求，从而改变着社会的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集体性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普遍性的利益导向。当前社会中，存在着潜在的或明确的利益诉求导向。国家、各地区将经济建设与发展作为评价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标准，潜在地影响着社会诸多利益群体，各社会群体将利益追求进一步明确与放大，从而产生了集体性利益诉求。第二，普遍性的利益评价。在社会评价领域中，集体性利益诉求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评价标准。马克思.韦伯所提倡“三位一体”的社会评价机制（名誉、权力、声望）逐渐被利益所替代，利益成了评价集体成就大小和个人能力强弱的标志。第三，普遍性利益追求。主要是指当前社会中各个群体以及个人出现了普遍性的利益追求现象。这种现象通过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以获得利益为动机和目的的行为持续增长，甚至被认为是提高安全感的必要条件。
集体性利益诉求现象破坏了原有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的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难度。甚至传递和影响到了思想领域，对人们的实践起着指导作用。
利益诉求社会背景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学生也在此列。利益诉求使得大学生思想表现出全新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思想前卫，喜好新生事物。当代大学生年龄在18 到22 岁，大多为“90后”， 他们处于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人生时期与阶段，有着对新事物较强的接受能力，喜欢追求新潮与时尚。与其出生与社会变革较快的环境相适应，他们普遍表现出思想前卫的特点，喜欢用前卫的思想来思考和看待问题。
第二，个性凸显，喜欢以利为准。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性格张扬，对自己认定的事物充满自信，较少考虑他人及社会的评价。此外，基于对新事物强烈的接受能力，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及评价标准大都具有利益导向倾向，更倾向于以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人生的成就和未来的生活。
第三，追求实际，喜学实用课程。在学习方面，当代大学生也表现出追求实际的倾向。他们喜欢学习实用性的课程，尤其是对就业等具有实际用途的课程，以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第四，反对说教，喜用新式话语。当代大学生在语言的接受与使用方面也表现出实用的特点。他们反对说教，喜欢运用新潮的语言来对自己的认知进行表达。
总的来说，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使得当代大学生表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点，使得他们在看待社会时以利益和实际为标准。
2利益诉求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研判
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以及大学生表现出的新特点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话语等提出了挑战，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促使我们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考量研判。具体来讲，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表现为教学与实践有脱节之嫌、学用有脱节之势和话语有脱节之处。
2.1 教学与实践有脱节之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大多集中于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稍显不足。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种高高在上，失去时代性、亲合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说教。”[1]使得教学与实践具有脱节之处。这种脱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大学生社会实践机会较少。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必然要求增加实践的机会，通过社会实践来深入了解社会，在实践中逐渐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具有的思想素质、法制观念和道德修养。总体来讲，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机会较少，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很难真正深入了解和理解社会现象与问题的原因所在。实践的缺乏导致了教学与实践的脱节。另一方面，现实中遇到问题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处理。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大量实践提炼出了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但在实际生活学习当中，大多数大学生缺乏运用这些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大多是在利益驱动下行事。从而消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实践的作用。导致了教学与实践的脱节。
2.2 学用有脱节之势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大都注重思想教育，忽视了学生对知识的运用环节，从而使学用具有脱节之势。没有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第一，学习只是为了考试，为考而学。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致使大学生在学习时追求实际。对于许多科目的学都是为了应付考试，谈不上运用的问题。在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就处于此列。从而造成了“为学而学”的现象，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用脱节。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书本内容在某些方面与社会现象有脱节之处，某些书本上的知识很难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原型。使得大学生根本不愿意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方法来分析现实。
2.3 话语有脱节之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使用相对于追求实际、追求新潮的大学生来说显得较为死板，忽视了大学生对新型语言的需求，从而造成了话语的脱节。第一，语言的运用说教语气过浓。语言的表述对人们有着较强的吸引作用，好的、符合时代气息的语言和语气对于大学生更是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的语言说教语气较浓，造成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产生偏差，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说教，没有实际用处。第二，语言表述缺乏新意。在语言表述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大都缺乏新意，使得语言的表述过于死板，与“90”后喜好的语言有脱节之处，造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对于大学生缺乏吸引力的现实状况。
3利益诉求社会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创新明辨
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适时作出调整和改变以迎合和应对这种状况。具体来说，要构建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用结合的机制和构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沟通机制。
3.1 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实践对人们行为指导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面对利益诉求的背景，思想政治理论课应着力构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机制，切实增强实践教学的分量，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第一，加大投入，进一步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大学生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能否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国家的发展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影响和制约国家未来发展的瓶颈。因此，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注重实践，通过实践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要加大投入，使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实践的行列，为将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第二，加大实践教学的课时设置，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的局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当中，要增加实践教学的分量，加大实践教学的课时设置，保证实践的有效性和质量。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实践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摒弃不良的社会思潮与风气的影响。
3.2 构建大学生学用结合的机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运用，面对利益诉求的背景，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构建学用结合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方法在实践中运用的力度，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第一、内容设置要加强与现实社会联系。指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内容的设置方面应更加关注现实，将现实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设置到教学内容当中，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样，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融入现实的做法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达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目的。第二、教学方法要注重联系实际。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要改进教学方法，摒弃灌输，融入现实，增强联系实际方法的使用，增强理论教学的信度，通过培养兴趣、深入思考和解决办法的思路引导和增强大学生对理论的运用，做到学以致用，从而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用结合的局面。
3.3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话语沟通机制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语言的使用和推广为了更好的交流。面对新的社会背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应构建话语沟通机制，在语言的使用和表述方面要下功夫。
在语言沟通机制创新方面要尽量剔除说教话语。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要避免运用说教性质较强的言语，尽量运用新式话语，以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
总的来说，利益诉求的社会背景不断影响着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消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应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的研究，更加充分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可靠接班人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奥巴马 就职演讲 批评话语分析
一、引言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是一门旨在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语言研究，其源头为批评性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批评性话语分析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迄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CDA综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大众传媒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戴炜华、陈宇昀，2004）。其基本理论渊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旨是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其主要方法有：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和话语历史背景分析。这三种方法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它们使批评性话语分析成为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要补充，使其变为一种社会行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纪玉华，2001）。在国外，批判性话语分析正在迅速发展，已经在国际语言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相比较而言，国内批判性话语分析起步较晚，但已开始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辛斌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不断向国内同行介绍批评语言学的研究成果，19篇。近几年，国内不少学者相继加入了CDA研究的行列，外语核心刊物上相继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CDA研究论文。如廖益清（1999），纪玉华（2001），戴炜华、高军（2002）等学者都对批评话语分析在国内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批评话语分析重视对所有非文学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而对于政治语言的研究，则成为批评话语分析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在政治讲话中，政治家的目的不在于向听众提供信息，而在于说服劝诱，在于通过讲话，博得民众心灵的共鸣，影响和控制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利益。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篇是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面进行选择的结果，它在分析别强调对语篇生成、传播和接受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并把注意力放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习以为常而往往被忽视的思想观念上，以便人们对它们重新审视。本文以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为例，通过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奥巴马演讲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探讨他是如何通过语言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
二、分析框架
批评话语分析要求把语言看作是一个多功能的系统，因此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自然成了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辛斌，2005）。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的理论，黄国文（2001）认为，我们在进行语篇分析时完全可以用这一理论进行指导。事实证明，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可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语篇分析理论。
根据Halliday（1994）的观点，语言主要用来表达三种意义，第一种是用语言来谈论我们对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历、看法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这种意义是概念意义；第二种是用来与别人交往，建立或保持与别人的关系，影响别人的行为，表达讲话人的态度，改变别人的态度、看法等，这是人际意义；第三种是用来组织语句和话段，把单个的情形、意念连接起来，这是语篇意义；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它们被称为三大纯理功能（Metafunction）。
及物性（transitivity）是概念功能的一部分，是以交代各种过程及其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来反映语言的概念功能，其中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和关系过程是最常见的三种表示概念功能的过程。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它有两个参与者：“动作者”（actor）和“目标”（goal）；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sensing）的心理活动的过程，一般有两个参与者：心理活动的主体“感觉者”（senser）和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phenomenon）；关系过程是指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任何关系的过程，可分为“归属性关系过程”（attributive）和“限定性关系过程”（descriptive），前者对事物进行描写，后者对事物进行限定。如：
①At these moments，America has carried on not simply because of the skill or vision of those in high office，but because We the People have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ideals of our forbearers，and true to our founding documents.（物质过程）
②I stand here today humbled by the task before us，grateful for the trust you have bestowed，mindful of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our ancestors.（心理过程）
③On this day，we gather because we have chosen hope over fear，unity of purpose over conflict and discord.（关系过程）
语篇的人际元功能关注的是篇章作者和篇章意图中的读者的互动关系，即说话人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态度，并影响听者的态度和行为。如韩礼德指出，这一功能承载着很重的语义负荷（李站子，2000）。语篇的人际功能是通过语气结构和情态系统反映出来的。考察语篇的情态功能主要有两个目的：①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和承担的义务；②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在英语里，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直接、间接引语都可表达情态意义（辛斌，2005）。在政治演讲中，一般以陈述句和祈使句居多。陈述句的使用，使得演讲者显得客观、公正；而祈使句的使用，则增加了演讲的感染力，使演讲更具有煽动性。政治家在演讲中非常善于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调节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Maitland & Wilson，1987）。语篇中大量的情态动词（should，can，may，have to，will）表达了说话人进行判断时的不确定的心理状态。各种评价性形容词也映射出说话人对人和事物的看法和判断：褒义、正面的词语代表了支持、赞同；相反，贬义、负面词汇表示反对和批评。所以，忽略情态成分的功能就很难充分理解语篇的语义潜势。
另外，在语篇上，名词化的过程隐藏了参与者和情态的成分，减少了行为成分，使客观性更强。修辞的应用也是政治演讲文本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保证了政治演讲的流畅与生动，还增加了文本的说服力。
本文将从词汇、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修辞等方面，对奥巴马的就职演讲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是如何利用语言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劝说美国的民众接受其宣扬的意识形态的。
三、语料分析
1.词汇
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讲，都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不但用来阐述美国立国的理念，更是常常定义了新总统的使命。因此，就职演讲的内容都是政治家精心准备、仔细斟酌后的结果。奥巴马的整篇演说词篇幅不长，但却传达了丰富的信息。
在总统大选期间，“change”这个词汇与奥巴马联系最为紧密，而在他的就职演讲中却只说过一次；奥巴马在大选中极力提倡的“hope”一词，也仅仅使用了三次。1月20日，英国《每日电讯报》评点出奥巴马就职演讲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包括“country”，“America”，“new”，“people”及“everyone”等。这些词语的使用与奥巴马的政治意图是紧密相连的。战争和经济危机的阴云笼罩着美国，奥巴马试图唤醒每个人的责任心，建立人们对于新任总统的信任，齐心协力重建美国的霸权地位。
2.及物性
在演讲中，奥巴马主要采用了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这两种及物性系统，分别占整个语篇小句的46%和35%。在谈及如何重建美国经济和政治霸主的地位时，奥巴马选择了对行为进行描述的物质过程：
④On this day，we come to proclaim an end to the petty grievances and false promises，the recriminations and worn out dogmas，that for far too long have strangled our politics.
⑤Starting today，we must pick ourselves up，dust ourselves off，and begin again the work of remaking America.
以上各句中的动词，“proclaim”，“pick”，“dust”，“begin”属于物质动词，表明了奥巴马的决心，并表明他将和美国民众一起，改善美国现有的政治管理制度，重拾信心，共建全新美国。
而及物性系统中的关系过程是进行评价或判断最直接的方式（Hodge & Kress，1979），如以下各句中由系动词连接名词词组或形容词形成的关系过程。
⑥Today I say to you tha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are real.They are serious and they are many.They will not be met easily or in a short span of time.
⑦Less measurable but no less profound is a sapping of confidence across our land――a nagging fear that America’s decline is inevitable，and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must lower its sights.
第六句中的“real”，“serious”，“many”是对于美国现在所面临的“challenges”的限定。第七句中的“sapping”，“nagging”则描述了美国民众所面临的信仰危机，表明了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关系过程中一般现在时的使用增强了评价和界定的客观性。奥巴马选用这种概念过程和时态，是想证明自己所言是普遍认可的事实，并没有夹杂着个人的主观因素。从而，让听众认识到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严峻的。
3.情态系统
（1）语气
“事实”不仅要隐藏在词汇和关系过程里，还可以通过陈述句来表达。在奥巴马的演讲中，通篇都是使用陈述句，语气坚定，句子短小有力。这样的表述，使得他的演讲显得更加的客观、真实，更具有说服力。
（2）人称代词
为了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和赞同，奥巴马很少使用单数第一人称“I”，而更多地运用了包括受众和演讲者在内的复数第一人称“we”，或者是“we”的变形“our，us”，暗示着受众被包括在语篇之内，拉近了他们和自己之间的距离。在提到美国人们的先辈时，奥巴马使用了第三人称“you”，更是将自己和听众放在同一个位置，共享历史，建立相互的信任。
（3）情态动词
虽然整篇演讲的情态动词不是很多，但是“must”的使用，不仅体现了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的权威地位，还表明了奥巴马要和美国民众一起重建美国的决心。作为美国的三军统帅，奥巴马有权利要求他的民众服从于他，听命他的号召。就职演讲，也是奥巴马建立自己总统威信的第一步。
4.名词化
就语篇功能而言，批评语篇分析主要研究句式的转换过程，包括名词化，即整个句子或句子成分、对行为和参与者的描写成分转化为名词或名词词组的过程。本文主要从名词化的角度去讨论这篇演讲辞的语篇功能。大量存在的名词化过程使丰富的信息能够浓缩到短小篇章中，并且经过转化过程，原句中的时态和过程的动作者都消失了，过程转化为状态，行为变成客观存在。例如，“gathering clouds and raging storms”，“an end to the petty grievances and false promises”，“greatness is never a given”。
总之，名词化不仅使演讲这种短小的语篇尽可能传达更多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加强了语篇的客观性，使人们关注现状和事件的受事人。在这篇演讲辞中，奥巴马就成功地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上，旨在唤醒人们的责任心。
5.修辞
“演讲者借助修辞获得支持，最终获得政治权威（political power）”（郭秀梅，1984）。这里，“说服”将修辞与政治连在了一起，因为政治语言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因此，演讲辞中的修辞功能不可忽视。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中，最常见的修辞形式就是排比：
Our workers are no less productive than when this crisis began.
Our minds are no less inventive，our goods and services no less needed than they were last week or last month or last year.
Our capacity remains undiminished.But our time of standing pat，of protecting narrow interests and putting off unpleasant decisions――that time has surely passed.
排比句的使用，显得演讲结构紧凑，语气坚定有力。
对比的使用，也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如：“On this day，we gather because we have chosen hope over fear，unity of purpose over conflict and discord.”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奥巴马的就职演讲采用了多种语言策略：大量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词汇，表明了奥巴马试图唤醒个人对于国家的责任心，通过建立人们对于新任总统的信任，齐心协力重建美国的霸权地位；各小句中的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以及名词化，为演讲者对美国现状的判断和评判增添了客观性，使整个语篇更有说服力；直接、强有力的陈述反映了美国面临挑战的决心；谈及美国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时，奥巴马更是成功地使用了人称代词，赢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修辞手法的应用也使得整篇演讲辞结构严谨，更具有说服力。
批评性语篇分析挖掘隐含信息，展现语篇生成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把他们的意志、观点传播给受众，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国家权利是如何利用语言作用于受众的。它为解读政治语篇提供了新的分析方式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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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逻辑； 实效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78-03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在一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遵循一定的语言规范、规则和规律，并在特定的话语语境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用来交往、宣传、灌输、说服，以及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言语符号系统。[1]其间，话语必然按照其特有的逻辑来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说事话语和文本话语所反映的、话语所表达的事实发展关系必须符合理论推理及其递进依据”[2]。教育主体、话语和语境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的基本单元，主体相适、话语建构和语境契合是其内在运行机制；话语转译是话语单元之间的关系力量，从而共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抵达教育实效。
一、主体相适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向实效的核心
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话语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网状结构，教育话语作为勾连的中介，必然要与教育者相适应、与教育对象相适应。因为“话语主体在实现彼此理解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于话语本身之间的张力度”[3]。因之，教育者首先必须承担话语有效性要求：可领会性——说出可理解的东西以便为教育对象所理解；真实性——提供真实的陈述以便与教育对象共享知识；真诚性——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向以便为教育对象所信任和理解；正确性——说出正确的话语以便得到教育对象的认同。这种“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主观际相互依存”[4]。但由于同为话语主体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存在的角色差异、知识差异、价值差异，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必然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统一性指明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共享的可能，对立性将带来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衰减。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教育主体间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都发生巨大变化，更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话语有效性的难题——如何使话语与教育主体相适应，不导致主体与话语的二律背反。
一是达成价值共识。话语的接受根植于价值的共识。教育对象能否接受并认同教育者所传达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内容是否反映外在事实，以及是否与教育对象需求相契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仅要表达社会价值取向、教育者的教育取向，而且还要体现教育对象的价值观念状况和内心需要。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仅从社会需要和国家期望这一维度出发，忽视教育对象个体的利益与需要，忽视其成长背景和接受能力，将导致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在话语描述、表达和输送上出现“视界间隔”，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
二是实现话语权分享。话语权的分享是实现主体话语相适的基本条件。只有教育主体拥有话语权，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求，才能在不同主体的话语表达、交流、交融中走向价值共识。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教育者的话语权和教育对象的话语权本质上是平等的。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中，言说者的角色差异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不同的表现形态。教育者的话语权表现为言说权、说服权、批判权和引领权等；教育对象话语权主要是享有接受权，以及平等参与讨论、协商、论辩的权利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客观上仍然是由教育者主导的，必须通过参与讨论、协商等方式给教育对象“分权”和“增权”，释放教育对象的话语空间，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强制性、他赋性走向协商性、内生性，克服现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利偏好，从而提升话语的有效性。
三是注重主体互动。序差互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成效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要着力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主体—客体”两极模式，转变“独白”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模式，建立主体间的对话机制，双方都进入教育实践的角色与状态，沉浸在话语构筑的共同世界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反映主体的精神活动和思想体验，达成智慧的碰撞、心灵的交融，达到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
二、表达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向实效的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如何描述以及能在什么程度上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能否描述以及描述的程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5]如何准确描述、建构主体所需要的表达形式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建构的基本问题。
一是话语的能指、所指及其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联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主体的能动性和描述对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客观性指向主体的活动，赋予话语以能指功能；主观能动性直指主体本身，蕴含话语的所指取向。教育者首先必须了解话语的一般功能，并依据对教育对象特点、教育内容需要、教育目标追求等，对话语所能承载的教育信息进行建构，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转化为话语工具载体，从而通过准确的话语表达实现教育目标、内容的选择、联结和阐释。在这个过程中，话语的能指、所指还会因为教育者、教育对象需要之间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不同。如果主体之间的需要差异过大，必然会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内涵，甚至成为无法交流的“断桥”，难以到达教育目标的“彼岸”，也无法成为激发教育对象需求和动机的外在“诱因”。
二是合理运用描述性和评价性语言。话语具有描述和评价之分。“一类话语表达的命题可以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另一类话语不是被用来表达真或假，而是被用来表达我们的情感或情绪。”[6]思想政治教育既着眼于求真，更追求善与美。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描述性与评价性的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话语上，我们往往过于突出评价性话语，采取结论明示、先在的表述方式，让人“知其然”，宏大叙事的话语较多，精致入微的描述较少。今天，随着教育对象主体性的提升，描述性更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工具理性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突出描述性话语，引导教育对象在现象描述中寻找价值答案。
三是对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话语的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决定了话语的意识形态特征，彰显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一般话语的不同。一方面，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忽视或无视意识形态性，就会消解其学科属性和独特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只有意识形态性话语，不仅会与时代脱节，而且还会遮蔽其教育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在不同语境、不同任务下选择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在关涉政治的是非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运用意识形态性话语统一思想；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注重在非意识形态性话语的描述中实现对教育对象政治意识的引导，把意识形态性蕴含在教育话语中，彰显学科话语特征。
三、语境契合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向实效的要求
话语表达、传输和理解、接收都受到客观语境的制约，语境是话语交往中的应然性条件，是一种实现理解与共识的本体性承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通向实效需要“理想话语情境”。这种理想语境核心是话语的因人、因时、因地、因果而异，在不同的教育时空、不同的话语场域下需要不同的话语形式，由此带来在历史、现实、未来的语境中的话语差异关系，在宏观、中观、微观场域中的话语差异等。在宏观语境上，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语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多样和多变。在微观语境上，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未必都是面对面、同时空的表达、传递和接受，因之出现明显的语境差异、频繁的语境变迁和转换，从而使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不同的语境下理解教育话语，导致话语信息和价值逻辑出现衰减，甚至变异。可以说，在语境的不确定性、多维度性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避免“失语”、“断裂”和“悖论”等现象，成为话语逻辑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是把握时代特点。时代特点是最根本的语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脱离不了时代的烙印。“”期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完全被政治斗争话语所吞噬，政治话语代替了社会上的其他话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走上了对传统优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恢复，重视新时期的话语建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7]，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涵、形式等方面不断得到拓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回应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回应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回应市场经济、多元文化和新媒体发展的客观历史现实，及时变革、调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以适应外部语境的变迁与转换，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科学发展。
二是着眼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构成语境的个体底色，也是领悟语境的个性背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重视“生活世界”这一中观语境，注重从人们鲜活的生活实践中、生动的话语中汲取、提炼、提升话语，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表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逻辑，取得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实效。
三是关注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是关注现实社会的活跃话语，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境的“晴雨表”。社会舆论能够体现最新的政治话语、社会话语以及各种思潮话语等，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语境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社会舆论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创造丰富多彩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创构健康有益的语境，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当社会舆论一旦失控或调控得不好，就很容易导致社会恐慌、民心躁动，破坏思想政治教育语境。尤其在当前新媒体、自媒体迅速发展的舆论场域下，如果发言者都讲责任，遵规范，传播客观、真实的信息，表达理性、公允的观点，那么就能够加快形成良性的舆论秩序。反之，如果胡言乱语，传播不实信息，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那么就容易刺激受众情绪，使舆论场域出现混沌和混乱状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取得实效必须保持对社会舆论的足够关注和正确引导。
四、话语转译是思想政治教育通向实效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身来看，包含着由行政管理者发出的权力话语、由理论研究者使用的研究话语、由实践教育者所运用的工作话语、由教育主体生活中所运用的生活话语等，这些话语在描述方式、构建特点和评价标准上并不完全是同构的，需要通过充分“转译”才能够真正反映出思维、观念深处的意愿，从而在话语实效上形成共享和一致。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其他相关学科话语来看，属于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话语转化，如怎样把语言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话语转换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确立思想政治教育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是当前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话语转译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逻辑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文风”和“话风”问题，就是话语转译不足的体现。建立通向实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译机制，成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绕不过去的课题。
一是通俗化、大众化是话语转译的核心。话语的通俗化与大众化相伴相随，通俗的话语才能获得大众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译就是将学术性的理论术语和政治性的文件语言转换为生活话语、教育话语，运用通俗易懂、大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传播理论、传递价值，使理论从书本上、书斋中解放出来。二是防止转译滞后和异化。滞后和异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失效的重要原因。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看，话语转译是一种教育推进。滞后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滞后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无法对内容进行描述和传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异化则主要是把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或者其他学科话语直接机械地搬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领域，导致话语“夹生”现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译要注意使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适应，与时展相适应，既要积极借鉴各种健康有益的话语资源以及其他学科话语的资源，又要避免生搬硬套地将其直接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和学科话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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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这些文本中,由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的不同和语词及其所指的差异,存在四种不同的话语范式。
一、1981年以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
中共中央发出的“1950年决定”,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并对具体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现象进行的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下对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在党内展开而是在社会上展开,不是内部文件、会议或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的新形式。
“1954年决议”是中共中央就当时的报纸工作做出的一个全面的决议。决议分5个部分,其中的第三部分就“1950年决定”以来,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报纸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决议再次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为了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应充分地和正确地利用报纸这一有力的武器”。#
“1981年决定”是中共中央在十年结束之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决定第四部分对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及具体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决定指出,“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重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提高了报刊和党的声誉。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
1950年的决定和决议,以及1981年的决定,都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门性文件,特别是1950年决定,更是专门针对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而做出的。这三个决议或决定中,无论是1950年的决定和决议,还是1981年决定,中共中央使用的词语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将其归为舆论监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范式。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通过报刊等新闻媒体这种公开的形式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即通过大众传媒的公开传播来揭露问题、修正错误、改进和推动工作、促进党和人民的联系,实际上是党的作风的一种扩展和延伸,是在党的领导下,从党内向党外,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实施批评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批评的对象是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同时,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又是自我批评的主体,承担着在报刊上进行自我批评的责任;而报刊等新闻媒体在这种公开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报纸编辑部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负责,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党委的意图办事”。%
由此观之,这种在报刊上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认为,它带有极强的组织传播色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因此,上述三个文件实际上均是在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党的工作和党群关系的话语框架内所进行的言说。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内,报刊或新闻媒体是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新的途径和新的物质载体。
二、十三大: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
舆论监督作为学术话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一词开始比较频繁地见诸报刊。而过去新闻实践话语中的“批评报道”、“负面报道”等,也逐渐为“新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报道”所替代。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舆论监督”写进了大会报告,这在舆论监督话语范式的演变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舆论监督一词从学术话语、新闻实践话语或日常话语之中,正式进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成为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接受和认可的话语。
从报告中直接出现“舆论监督”一词的这段话语来看,舆论监督的所指依然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正之风等,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象,都包含于既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之内。但并非仅仅如此。从这段话语在文本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它处于报告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五小节“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一节的开头一句即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各种社会利益和矛盾必然会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领导机关和群众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需要有“相互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报告接着阐述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必须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并明确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基本原则。在提出“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之后,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注意开辟新的渠道。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这种文本结构显示,报告是把舆论监督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即“社会协商对话”中的一个途径和方式来叙述的。它表明报告对舆论监督的框架定位是:舆论监督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舆论监督在“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舆论监督是社会协商对话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式,它起着在领导机关和群众、这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和中介作用。
很显然,舆论监督的内容在此有了新的变化或拓展:它不仅仅只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下对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缺点错误和等的一种批评,而且是“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进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的社会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之一,并且包含着对党务、对重大情况重大问题进行公开报道和公开讨论的内容,亦即要使人民群众对党务、对重大情况有知情权,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享有参与权。当然,这种知情权、参与权是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框架内的言说。毫无疑问,关于舆论监督的这种“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是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调整、重构的过程中,对舆论监督意义建构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三、十四大至十六大:权力监督的话语范式
从十四大到十六大这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其文本内容均涉及到舆论监督。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报告均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叙述框架内指涉舆论监督的。在十四大报告中,关于舆论监督的概念出现在报告第二部分第六点“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之中:“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报告在这里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并列为一种监督方式,很显然,这里的舆论监督是指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决策权”的监督。
十五大报告把舆论监督作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十四大报告指明对决策权的监督不同,十五大报告是把舆论监督作为“民主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的,它不仅仅是对决策权的监督,而且是对所有“行使权力”包括党政、司法等广泛的权力的监督,是所有权力行使过程中“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六大报告是在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及舆论监督的。在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对象、重点、方式等问题后,报告强调,“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要做到这些,除了“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从上述看来,三个报告都将舆论监督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范围内,围绕着“如何监督权力”这一问题,从权力的要素、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中叙及舆论监督,并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之一。同样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党内监督条例中,也都是从监督权力的角度来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作用。因此,在十四大和十六大期间,党代会报告和中共中央决定、条例等,在涉及舆论监督时,始终是把它放在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个基点上来定位它的地位和作用的。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是权力(包括拥有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及其运行过程;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所以,在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期间,对于舆论监督上升到对权力及其运行过程进行监督制约的高度,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方式、手段,进一步扩展了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内容,使舆论监督在原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协商对话范式的基础上,从政治体制、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定位舆论监督,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之中,更明确地将舆论监督对象和内容指向权力及其运行过程,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权力监督”的舆论监督话语范式,从而使舆论监督的意义更加深刻。
四、十七大前后:民主政治权利的话语范式
十六大以后,随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在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
十七大报告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部分中,从六个方面阐述了这一主题。在“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节中,报告首先强调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在这里,舆论监督是作为“监督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监督力量之一。同时,报告还把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监督权的概念,并把监督权与决策权、执行权并列,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而作为监督权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舆论监督,很显然就纳入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之中,成为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远不止于此,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的提出。早在2006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构建和谐社会决定”中就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十七大报告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对舆论监督具有重大意义的“四权”,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0它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直接使用了外来政治法律概念,并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政治制度以及的层面来重新定义和阐释“四权”,其含义更加丰富,更为高远。
报告对“四权”的阐释虽然并没有直接述及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但其无一不与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密切相关。尤其是其中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更是与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情况下,人民或公民主体都必须通过新闻传媒的中介或公共通道作用来实行这四种民主政治权利或权利。从舆论监督的意义演变和建构来看,“四权”的提出,是从此前的权力监督范式中“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这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到“如何保障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即不仅要对权力进行监督(明确了监督的对象),更要保障人民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民主政治权利(明确了监督主体的权利)。只有保障了这四种权利,才有可能实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同时,这种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不仅只是在具体的决策、执行层面的监督权利,而且是在政治制度和宪法高度的一种民主政治权利和权利。
因此,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范式,从“监督权力”拓展到“监督权力的权利”,从而确立了进行舆论监督是人民或公民主体的一种民主政治权利,并且是一种必须予以保障的权利。这种国家政治话语范式的确立,无疑使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了广阔的学术话语空间和新闻实践话语的可能。
五、结语
梁氏文学“革命”的目的是出于“新民”与“群治”之社会政治需要,他所认为的文学具有启蒙教化的巨大政治作用,抬高了文学不应有的身价与地位。这主要是出于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启蒙的基本思路:从社会政治角度思考文化思想革命,再从文化思想角度思考文学革命,最终形成社会政治革命、文化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三合一状态。这种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化思想角度从事文学革命(理论、批评、创作)的路数,具有社会—文化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并统一于“革命”的需要。五四时期,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社会—文化双重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文学革命”的新文学运动中得到更加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其主张、内涵、外延也更加丰富、开阔。因为在“文学革命”中,容纳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人文主义思想,既有“个体”、“个性”的一面,又有“民族”、“社会”的一面;既有滑向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的一面,又有倾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意向的一面。因此,五四时期关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特质。只是在很短时间内,革命知识分子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使这种社会和文化双重性的理论批评更加倾向于民族与社会群体,具有了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革命”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五四前后的现实主义理论批评,一方面是“为人生”,一方面又是“为社会”,个人与群体、人生与社会总是交织在一起。后来,鲁迅将小说创作的目的表述为“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基本上道出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批评的基本目的:改良人生是为了改良社会,改良社会也是改良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现实。
1920年代末那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太阳社和创造社青年批评家与以鲁迅、茅盾为首的资深批评家的论争,实际上也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内不同思想倾向和批评类型的冲突。此后,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的思想文化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才从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人道主义)的政治隐蔽情状一跃将社会政治的现实目的凸显出来,并将那些并不怎么认同的资深批评家卷入这场“革命”潮流,调整了他们的批评视角、方法和标尺。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沿着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路径迈进的时候,已经从文化角度显示了其激进主义的文化“革命”立场和方式。这在五四时期就有复古派的反对,但在五四后的1922年起,一批迟到的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白壁德门下的中国弟子们,打着“新人文主义”的旗号在东南大学以《学衡》为阵地,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产生了学术文化冲突。新人文主义与此前的复古主义是不同的,他们是在学术和批评的意义上来反对文化激进主义,阐扬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思想的,1930年代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将这一批评形态推至成熟,并且是在纯粹“批评”的范畴和意义上与左翼文学批评抗衡。从20年代以新人文主义抗衡五四的泛人文主义,到30年代以人性论抗衡左翼社会历史批评的阶级论,这是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中两种不同批评形态间不同批评思想的冲突,其焦点就是政治立场上的自由与限制,批评思想上的人性论与阶级论,批评范畴上的道德范畴与社会政治范畴上的对立。事实上,即使在社会历史批评形态中,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与风格的冲突,如40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型现实主义与以茅盾为代表的客观型现实主义、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型现实主义的冲突,也是三种不同倾向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冲突,乃至到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人情”和“人性”等理论批评话语也不时与泛政治的社会历史批评(包括庸俗社会学批评)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198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80年代初期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拨乱反正”,清理“文革”十年造成的理论混乱格局,恢复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创作潮流迭起,文学批评发挥着社会历史批评的主导作用,在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中,对文学新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批评,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推动文学思潮乃至于整个文学的繁荣发展。社会历史批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繁荣进程中,以强烈的时代和社会使命感,以应有的胆识才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批评主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较资深的批评家,他们集文艺界领导、报刊主持者和评论家于一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批评余热,如冯牧、陈荒煤以及陈涌等批评家。另一部分是与新时期同步的中年批评家,他们以比较成熟而又开放的心态介入文学现实,坚持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观念,对同代和“知青”作家作品又有亲近感, 在推进文学新潮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建树。
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在80年代的另一变化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一批在恢复高考后就读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相继从80年代初走向专业研究之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承接起五四启蒙主义文化与文学传统,对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尖锐问题,一些文学“禁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批评,如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第三代的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杨义、季红真、陈思和、赵园、刘纳等。他们的批评大体上是以鲁迅、周作人、曹禺及五四文学的研究介入批评界的,“民族灵魂”是他们思考问题的焦点,启蒙主义是他们的基本批评立场,而“泛意识形态化”则是他们的基本批评观念和方法。这种批评显然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泛政治化”、“泛现实主义化”不同,他们对文学进行了“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以思想史、哲学、美学等范畴和视角对文学史上的文学现象做出重新理解和判断。[1]在“文化热”中,“泛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文化批评思路,最容易转化到文化批评思路上来。
因此,“泛意识形态化”批评不久就转向了“泛文化”批评,进一步拓展了批评视野,“文化”既是他们的批评内涵,也是他们的批评对象。我们将这种不同于此前社会历史批评的这一形态称为历史文化批评,以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文化热”充分调动了批评家参与文化建构的热情,但最重要的是对批评视野、思维和视角的开拓和丰富。文化热中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将批评目光引向地域文化,“京派”和“海派”,以及新近的“寻根小说”,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此后又进一步拓展为对20世纪文学和地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和政治文化关系的批评阐释。不过,在文化热潮中,来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引起批评家的兴趣,乃至于拓展到比较文学领域,成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的显要学问。早在闻一多时代就展开的文化人类学批评在时隔半世纪后有了足音,叶舒宪、萧兵、方克强等学者和批评家,成为这一批评形态的代表。这一批评形态已不同于上述的历史文化批评,而是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学原型进行了一种文化批评,我们称之为文化原型批评形态。由上可见,社会文化批评系统在80年代以来的批评界,呈现出不断拓宽批评广度和不断深化批评深度的状态,显示了该批评系统的阐释空间和发展前景。
审美批评形态系统的初始可以追溯到世纪初与梁启超同时代的王国维的审美批评。王国维是在中西美学理论视域中来思考纯文学问题并展开其对《红楼梦》的批评的,他与梁启超视文学为政治工具的社会政治思路正好形成一个反向,即视文学为审美,从审美角度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尽管王国维在日后的影响不及梁启超那么显在,但他却是内在地发生着影响。五四时期创造社的现代浪漫主义倾向及此后的纯艺术批评,都在暗合着王国维的艺术审美思路。唯美主义在1920年代具有一定的文学市场,以创造社为主要阵营的新文学团体,明确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旗帜与文学研究会抗衡,争夺话语权力,体现着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的路向。审美和艺术的批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主要表现在诗学中的艺术诗学批评、“纯诗批评”和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学批评中,如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的诗学批评。不过,这一批评路向在文学批评中,尤其是在中国的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泛印象主义的批评形态。[2]这方面最直接的“元老”是周作人,他在“人的文学”表述中就流露出了“个人”的文化和文学立场,为他日后退居文学与人生合一的个人趣味的艺术天地作了埋伏。
当周作人的志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发生抵触,当他的理想难以实现时,在现实面前,他又退回到“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中去,经营起了“自己的园地”,“叛徒”之鬼隐去,“隐士”之鬼浮现。他所倡导的“主观的批评”、“创造的批评”及其“宽容”批评原则,对自由主义派别批评家亮出了导航的信号,直接开启了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而在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批评理论代表人物朱光潜对王国维的审美批评进行了嫁接,形成了超越社会政治的审美文学观和批评观。在京派批评家中,朱光潜主要建构其批评理论,李健吾和沈从文等主要进行作家作品的实用批评;文体上既有“抒情的论文”和与此接近的感性形象的朱光潜的美学论文体,又有梁宗岱的诗学批评文体,萧乾和常风等的书评体,还有李长之的评传体。京派的印象主义批评对40年代的李广田等人的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有九叶派理论家袁可嘉的现代诗学批评的呼应。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政治”性和“革命”性的批评受到质疑,回归文学与回归批评的呼声在批评界广为流传,批评的自由独立意识渐趋强化,表现为对个性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对创造精神的崇尚。不过,这一时期的个性主义批评,既是对五四个性主义的呼应,也是超越,超越其理论视野,广泛吸纳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的个性主义成分,形成一种“泛个性主义”或泛审美的批评形态。“首先它在思想内涵上不仅强化了康德美学的非功利原则以及尼采美学的非理性原则,还广泛接受了存在主义美学的个体自由原则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超越理论,但其主流仍是德国的浪漫美学。其次它接受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新批评等文论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思想”,表现为“审美之维”和“本体论之维”。[3]这些批评思想资源,在当代青年一代批评家笔端,统合为个性自由思想和审美创造精神,其中除了德国浪漫思想外,还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意识。这种批评思想来源庞杂,范围广泛,不是一个完整严格的批评体系,在80年代的浪漫、自由文化语境中表现为泛个性主义形态。
泛个性主义批评实践产生于新时期文学初期关于“朦胧诗”讨论中的“新的美学原则”,这一批评形态总是对那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有亲近感,表现出“青年”文化色彩。特别是1985年文学新潮迭起,将泛个性主义批评推向高潮,应该说,批评对个性自我意识的张扬和对创新精神的崇尚,反过来又助长了新潮文学的繁盛发展。同时,“我所评论的就是我”的批评口号,“批评即选择”的一系列个性化批评观念的亮相,强化了批评的个性主体意识和独立自由意识,批评实践中感悟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充分展现了批评的个性化审美空间。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个体感性或非理性“自由”的偏激,以及个性构成中的“深刻的片面”。
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产生于1980年代后期。当泛个性主义批评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批评信息的时候,以语言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也在其关注视域中,特别是85新潮文学出现以后,形式主义的“语言”、“文本”成为青年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向往的艺术境界。批评家以为“文本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本体存在”,“形式结构的构成也就具有了本体性的意义”,批评的对象置换为“应当以文学语言的创造和作品语言系统的生成为对象”[4]。文学批评由泛个性主义的“审美之维”切换为作品语言的“本体之维”。文学文体学、叙事学、语言学成为文体语言批评的“三学”,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成为这种批评形态的主导理论框架。正是由于文本语言批评是从泛个性主义批评转换而来,因此,在文学“形式”中往往留存着“个性”“社会”的因子,这预示着它有融合“文化”与“语言”于一体的可能,或走向中西融合的文本语言批评,或走向语言与文化融合的语言—文化批评。社会文化转型导致人文理想主义的边缘化,先锋文学所进行的语言游戏和通俗文学所进行的媚俗实践,西方后现代主义话语的引入,使得文本语言批评转向了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解构批评,如陈小明、王宁、张颐武、戴锦华等先锋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解构批评完成了三大转型,一是由社会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二是由实用性批评转向学院型批评,三是由以作家为中心的批评模式向以批评家为中心转化。[5]因此,新文化批评的兴起源自于解构批评,如果说解构批评关注的是先锋文学、第三世界文化、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话语的话,新文化批评的话语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汉语、语境、文化、性别、种族、民族、知识等话语,其关键词由“后现代主义”转换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文化批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但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对“汉语”文学现象的文化批评,如郑敏、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对汉语文学现象的批评,以及“汉语批评”、“汉语文学”等批评话语;对文学的文化修辞论阐释,如王一川;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关注,如姚文放等的“当代审美文化书系”,孟繁华、王德胜、高小康、周宪等的批评话语;对电子传媒文化的分析,如尹鸿、南帆、黄鸣奋等批评家的现代传媒文化批评;对当代文化现状的分析和思考,如汪晖、王岳川、陶东风等批评家的当代思想文化批评。由此可见,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在解构文学的社会历史内容与文学的学科边界过程中,沿着语言—文化的轨迹建构着自己的批评空间,始终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及其西方人文科学话语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系统中,社会—文化批评形态系统占据着主流地位,解构—重构批评形态系统预示着批评的最新走向。从总体上看,这个世纪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呈现出从泛政治到泛文化的基本走向,这一走向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文学批评形态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由对民族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走向对民族国家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焦虑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j].文学评论,1989,(5).
[2]景国劲.中国现代泛印象主义批评的文化品格[j].齐鲁学刊,2001,(2).
[关键词]后殖民理论 后殖民批评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137－07
后殖民理论是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实践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殖民理论成为后现代之后席卷全球的文化批评思潮。作为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的广义文化研究的一支，后殖民理论反对此前在英美学术界流行的新批评的文本解读和文学性讨论，致力于考察西方政治实体与第三世界民族的文化转换和文化再现问题。后殖民理论在第三世界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武器，后殖民批评是后殖民理论的地方化、本土化和民族化。后殖民批评反抗西方文化霸权，关注本土文化在殖民化之后的问题，性别、教育、语言、阶级、种族等是其分析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文化的切入点。在中国，因为多起政治文化事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走向保守，文化批判的锋芒消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与政治上的挫折警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恰逢萨伊德所开创的后殖民理论登陆中国，多种历史合力造就了中国后殖民批评。中国后殖民批评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登陆后，中国学界借助其理论视角和方法考察中国当代文化文学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命题。本文选取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典型命题，结合后殖民理论和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分析其理论逻辑和阐释局限。
一、中国提出的后殖民批评命题
后殖民理论的主题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问题。如何在全球化时展民族文化?中华文化走向何处?如何审视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症候?新世纪的文学理论该如何创新?这些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焦虑。基于后殖民理论的启示和中国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面对当代的文学文化问题，中国学界提出了一系列后殖民批评命题。
首先是第三世界文学理论。1989年，美国后现代批评家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杰姆逊的本意是以第三世界文学的政治关联补救西方文学及文学批评的非政治化倾向，其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解读得到了中国学人的广泛认同，中国学界就此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命题。后殖民理论认为。西方殖民活动伴随着对非两方文化的宰制，东方主义是与东方无关的西方意识形态，东方文化在此被改写被扭曲，因此，对殖民历史反诘的逻辑必然就是呈现第三世界文化的本真状况。这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需要重新书写被西方涂抹的历史，重新发掘本土文化的资源以对抗西方，第三世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由此被突出。杰姆逊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对立并把第三世界同质化，其整体主义立场忽视了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内的性别、阶级等差异，这就为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的民族主义倾向埋下了伏笔，尽管萨伊德等人一再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再反对文化本真书写的可能。作为杰姆逊理论的中国回应，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具有系统的理论建构并实践于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批评。
中国后殖民批评家认为，第三世界文学理论是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具体的文化和语言中推导出的特具丰富人文特点的文学批评，它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加以考虑，并站在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上发言。论者指出，第三世界本土主义强调自身文化的价值，强调由本土立场出发去思考自身和世界的文化处境。论者把中国90年代以来的文化命名为“后乌托邦”。所谓“后乌托邦精神”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理想，它包含对第三世界母语与文化的捍卫、对民族特性的争取和对民族被西方所压抑的“潜历史”记忆的释放。论者认为，所谓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实际上是将原来在第一世界批评中隐含着的被压抑、被刻意忽视的第三世界变为新中心的尝试。在提出第三世界理论构想之后，论者以之为视点来展开其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实践。在其批评实践中，中国当代女性主义作品中的男、女对立被解读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对立，女性在身体和语言方面受到的压抑和剥夺被视为第三世界生存边缘化的隐喻；第六代批评家的语言批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在论者看来是对西方中心的解构；当代江苏作家对历史的挪用被看作是“打捞属于人民自身的记忆，从边缘发现那些片断的、无始无终的、存在于无意识领域的第三世界的历史，乃是第三世界文学对抗第一世界文化机器无所不在的压抑、阻滞的必要的策略。”在中国后殖民批评那里，第三世界文化对立于西方，其意义同于中国当代转型期文化。论者认为，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矛盾是中国当代的主要矛盾，“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控制、压抑和吸引以及第三世界的认同、拒斥、逆反成了一种文化的主题。”中国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的基本主张，就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控制与反抗，一切当代中国文化文学文本在论者看来都表现了这一主题，“在全球后现代文化中，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二元对立是任何一个第三世界作者的困境的中心”。
其次是中华性命题。中华性命题是西方后殖民理论登陆后，中国学人对全球化语境中中华文化的处境和未来走向这一问题的当代回答，是重建中华文化的理论宣言。论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有华夏中心情结，在近代，这一中心情结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摧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一次次试图重新返回中心，其中技术主导、政体主导、科学主导、主导和文化主导是这期间先后有过的五次重心转移。中国90年生了文化巨变，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的市场化、审美的泛俗化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化等方面。论者认为，中华性具有容纳万有的胸怀，其根本就是中华文化圈的建构。中华圈在地域上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华人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概而言之，中华性命题包含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和上层建筑，其时空结构是21世纪中华文化圈。论者建构了一个超越国家政体的中华文化中心。
复次是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失语症论者看来，西方文化的强大使我们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五四”时期中国学习西方是被动的、不得已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西方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边缘化。因此，要去殖民化，去西方中心主义，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要回归本土文化，创造自己的文学理论。在文论失语症论者看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其原因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文论失语症就是这种大破坏的后果。论者认为，返回中国传统文论，界定中国文论的“异质性”，对中国古代文论予以现代转换并具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策略，而“汉语批评”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文论失语症命题在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它表达了文艺学界创造中国文学理论的强烈意愿。
最后是张艺谋电影的后殖民批评。在屈辱的百年文化之后，在新时期开放之时，张艺谋被推到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的焦点上，成为中国文化崛起和融入世界的象征。在对张艺谋的评论中，影响较大的是从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语境看张艺谋及其电影，其主题是从意识形态视角拆解张艺谋的电影神话。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以异国情调主动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论者认为，张艺谋电影是寓言型艺术，其特征是高度空间化，即故事发生在时间流之外的某个静止孤立的空间中。寓言型文本偏好抽象化，偏爱意义的含混性以及表达上的反常态，“在这种寓言性文本中，‘中国’被呈现为无时间的、高度浓缩的、零散的、朦胧的或奇异的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由于从中国历史连续体抽离出来，就能在中西绝对差异中体现某种普遍而相对的同一性，从而能为西方观众理解和欣赏”。张艺谋满足了西方无尽的好奇心和不求甚解的心里，但他向西方观众提供的不是真正地历史化的中国，而只是稗史化的中国，即属于非正统或非正式的逸闻趣事、乡村野史或奇风异俗意义上的中国。西方人欣赏这类稗史，会更加满意自身正史地位的牢不可破；对照中国的愚昧、蛮荒等边缘特征，会更加感到自己中心地位牢固。论者认为，西方奖励张艺谋并不意味着他已走向世界、进入中心或成为世界一流，而恰恰证明他是在边缘，因为颁奖权在西方人手中，西方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颁奖，试图以此去支配中国电影的命运，张艺谋是西方在第三世界显示自己中心权威的战利品。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受到国际化大众文化的商业利益的驱动和胁迫，背离了精英知识界所制定的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批判这一原则：张艺谋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神话，这一神话随着张艺谋走向国际化的大众文化而走向消解。
二、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理论逻辑
对照后殖民理论，中国后殖民批评具有什么样的理论逻辑呢?其阐释局限何在?从当代文化语境看，它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下面分而论之。
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立场不是批判而是与现实和谐的肯定性阐释，其“新新中国”的批评模式，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从中国现代性文化转型的角度阐释中国当代文化现状，它肯定了中国新的政治权威以及新的经济文化现实。在论者看来，批评就是构造新的中国文化强大的想象性图景。在对“人民、和平崛起、脱贫、新中国、新时期”等权威话语的借用中，论者就在不自觉地制造着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文化想象。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弥合主流权威和民间的裂缝，试图制造权威和大众之间的“共识”，而不是开拓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当代知识分子虽然不是明确地为某种权威意识形态辩护，但也并不是站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的立场批评权威话语，而是一方面回避权威，一方面沟通大众，致力于构造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性的和谐图景，并把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敌对指向西方他者。从“第三世界文化、后新时期、新新中国形象、中国梦”等概念的运用可以看出，论者关注的是中国转型期间的文化总体性。在整体文化的构造中，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得以伸张，社会文化差异得以整合，作为批评家的知识分子充当着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其理论所指是中华文化在百年现代性历程中的命运。中国第三世界文学批评是中国式的文化批评，它缺乏西方后殖民理论和第三世界理论的性别、阶级、阶层、种族等基本视点和解读策略，文学反映的时代焦虑、现代与传统的矛盾、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权力腐败、专制主义等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都被忽略了。中国后殖民批评者不是从“支配与从属”的角度分析文化霸权与文化支配，而是从文化普遍性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文化。这种批评策略过滤掉各个阶层的文化具体性，文化研究的政治性被消弥了。事实上，不可能存在超越性的文化，总体性的代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很可能只是某个阶层利益的文化表达，是一种掩盖阶级分层、性别差异和边缘人权利的霸权文化。从其对萨伊德的借用看，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提出者把萨伊德误读为东方与西方的对抗，无视萨伊德对民族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的批评，其对于现实的肯定性姿态与后殖民理论的批判性对抗立场相反，与萨伊德所提倡的业余知识分子的角色相背。经济的崛起和政治文化的滞后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对现实，是对现实高唱赞歌还是洞悉盛世背后的危机，这是中国后殖民批评和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差异。从当代文化政治身份的角度看，中国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的提出者秉承的是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徐贲指出，本土主义理论的根本弊病是掩饰了本土环境中的政治，“本土主义理论以国际性的压迫关系来取消本土压迫关系对于第三世界人民实际生存处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仅顺应了第三世界中具有压迫性的官方权力利益，而且还由于这种‘政治’话语效果，成为第三世界中官方民族主义和内政我行我素的文化阐释人。”知识分子需要一个他能够为之代言的群体，民族顺应了这一需要，本土知识分子就在与西方对抗的为弱势群体代言的自我定位中取得了本土文化中的强势身份，他通过把自己与本土官员摆在同一的弱势地位而否认了本土中的中心／边缘关系的实际意义，其后果是掩盖了本土现实中的种种压迫关系。因此，本土批评理论在本土范围内是保守性的。这样，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政治伦理价值、社会改革理想以及涉及敏感的压迫关系和文化暴力形式的具体抗争内容，成为一种纯粹为了标榜差异或特殊性而与某个他者对抗的话语作秀姿态。
中华性命题认为，现代性既然是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或客观的规律，那么现代性就会呈现为各种形态，中国的现代性就有不同于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形式。中华性对多样性、差异性的标举来自后现代思维，但它对本质性的寻求又与后现代思维相背。作为一种激进的对抗性批评理论，后殖民理论反对本质化的民族主义，其激进性表现在对一切导致不平等的霸权话语的批判上，而中华性却抛弃后殖民理论的意旨，变成知识分子保守中华文化，重建华夏中心以对抗西方霸权的元话语。中华性命题的民族主义倾向表现在：秉承中西对立，延续近百年来中华文化返回中心的意图。中华性对民族国家内的权力话语视而不见，对民族内部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漠不关心，这一命题因为一方面在形式上承续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而具有本质主义倾向，从而与西方现代性相对立。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绕过西方，中华性仍然包含西方现代性，这就导致了其理论的矛盾。把西方的历时性理论(从现代到后现代再到后殖民)空间化地移植到中国，以这种理论在西方的批判对象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这种错位导致了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对抗模式，即以西方／中国、现代性，中华性对举。这样，中国后殖民批评变成了反对西方的文化本土主义思潮。
借助后殖民理论审视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所产生的问题，这就导致“失语症”命题的提出。“失语症”牵涉的问题众多，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20世纪的文论建设，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如何看待中西文论在思维方式和阐释限度上的差异，如何认识文学理论与本土经验、借鉴西方与阐释中国、传统文论与中国当代审美体验的关系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失语症论者的诸多论断存在疑问。首 先，文论失语症提出的前提是20世纪中国文论已完全西化，但20世纪中国文论到底在何种程度和什么层面上被西方化是需要讨论的。在我看来，百年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大多停留在知识论和技术操作的层面，文论背后的文化精神还没有融入当代中国，比如，中国20世纪的文论主流是现实主义。在从巴尔扎克到经典思想家再到卢卡契等人那里，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功能是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人性异化，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主张文艺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革命的工具，要求文艺为现实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这样，在西方是边缘的批判性的文学思想在中国却变成一种排他性的权力话语。中西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差异甚大，特别是联系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来看，并不能得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论完全来自西方这一结论。其次，失语症论者大力批评“以西释中”，认为西方理论隔膜于本土经验，从而否定了西方文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合法性。这就否认了理论的普遍性。同是面对语言艺术，西方文学理论并不隔离于中国文学现象。事实上，当代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解读、原型批评理论对中国神话和文学母题的研究、新批评理论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批评等都取得了有效的实绩。一切理论都有自己的限度，超越其限度则可能产生误读和歪曲，即使西方理论运用于西方文学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不能成为否定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理由。作为对文学奥秘的揭示，多理论意味着多视角，多视角则可能赋予文学多方面的意义。失语症论者所提出的“汉语批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国文论的异质性”等命题均停留在理论本身，而文学理论的创造应根植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和哲学美学观念的创新。文论失语症把后殖民理论的“对抗”即对一切权力话语的批判转化为中西文化的对抗，认为是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了中国文论的失语，这就遮蔽了当代中国文论建设面临的具体困境。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导致了学术生产力的低下，而学术生产力的解放才是文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关于张艺谋电影的后殖民批评存在诸多疑问，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到底为什么认可张艺谋?中国后殖民批评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认定张艺谋是迎合了西方的东方主义?没有西方人自我阐释的第一手证据，仅凭从电影文本中寻找到的所谓“表意策略”就认定张艺谋是“迎合”，这种认定难道不是纯粹的臆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后殖民批评在指认张艺谋的“迎合”时，没有引证一条西方文献，没有一个注释表明他们的认定是有根据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自我阐释权的问题。张艺谋为什么在西方受欢迎。西方为什么奖励张艺谋，我们必须倾听西方人自己的解释。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没有在对话中理解西方，而是肆意地揣测西方，代西方发言。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家类似于萨伊德所批评的西方的东方学家，后者站在西方的立场代东方发言。为了纠正非此即彼的误区，超越东方主义局限，我们需要在多元对话中，在主体间的相互阐释中获得真理。为了证实或证伪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为了尊重西方的阐释权，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看西方是如何看待张艺谋电影的。
查阅互联网和学术期刊网，总结西方对中国电影的接受，普通观众多是从人文观念肯定张艺谋对人性摧残的批判，西方媒体和学界除了肯定张艺谋电影的摄影、造型、音乐等方面外，更多的是文化政治的批评，即结合张艺谋的个人遭遇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把张艺谋的电影看作是对政治的隐喻性批判。对比可见。中西批评的旨趣差异甚大。中国大众以张艺谋走向世界成为一流，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英雄而欢呼：中国后殖民批评家认为张艺谋是按照西方的资本意图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而获得了西方的认可：中国肯定性的批评肯定了张艺谋的艺术手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小心避开其电影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关联。与这些批评不同，西方批评以电影直指现实，从电影分析走向政治批判。西方文化政治的批评好像句句都是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回应与驳斥，证明中国的后殖民批评纯粹是主观的臆想。当代解释学告诉我们，文本的结构制约了解释的主观性。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现实，一是在西方获奖，二是在中国受审查。三是受中西观众所欢迎。中国后殖民批评忽略第二点，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揣测张艺谋在西方获奖的原因，以先在的后殖民理论为视点去寻找张艺谋文本中的东方主义因素，这就过滤掉了张艺谋的现实的政治文化意义。而西方的政治批评把电影文本关联于当代中国政治，最为契合张艺谋的文本现实，因为，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现实不是西方的现实，而是张艺谋本人、文本主题以及文本的生产和传播所处的现实。张艺谋在中国的困境仍然是政治性的，西方的评论就是根据这一现实解读张艺谋的政治文化含义，而这一主题在中国后殖民电影批评中完全阙如。相反，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肆意揣测时常令人惊骇，比如，中国后殖民批评认为，张艺谋以时空凝固化的修辞刻板化中国，其目的是为了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认知。但在西方评论界看来，张艺谋电影中的时间的模糊化和空间的凝固化，是其意图批判当代中国现实而又成功地逃避电影审查机制所运用的有效策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接受张艺谋是在满足自己的东方主义优越感。基于政治文化语境的原因，中国当代批评家不愿意或者看不到张艺谋的文化政治意义，反而指责张艺谋的电影是在迎合西方，他们自觉地去除了后殖民理论的政治性，在自己编织的意识形态中自娱自乐，他们对权力噤若寒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甚至把文本的敌对指向想象性的西方他者，这对于以理性和批判自居的知识分子真是一个讽刺!
中国经济的崛起增强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力，张艺谋把中国的丑陋暴露给西方，这自然就伤害了民族文化的尊严。中国后殖民批评是民族主义情感的理论化，它以过度的敏感神经揣测西方，拒绝揭露中国的原始和丑陋，害怕伤及中国文化的强大，其背后是中华文化崛起的华夏中心文化观。中国后殖民批评把张艺谋放置在国际文化语境中，而不是放置在当代中国文化内部来审视，这样。张艺谋的艺术创新和文化政治的积极意义就无法呈现。中国后殖民批评反映的是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微妙心态，他们在中国经济崛起的文化转型时期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是既惧又傲：既想吸收西方文化(因为西方毕竟是强势)又惧怕强势文化的霸权(后殖民理论)；试图抗衡西方文化(中华性、重返世界中心)又对自身信心不足(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在中国后殖民批评家看来，西方对中国的否定是在妖魔化中国，而西方的肯定则是对其妖魔化中国的掩饰，这种自大又自卑的心态在张艺谋电影批评中表露无遗。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解构主义难有文化建设的意义，因为，从中国立场赋予张艺谋电影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以对抗西方才是最好的反击西方的策略，是夺回自我阐释权和文化尊严的最好方案。但是，后殖民批评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中西语境中对张艺谋都持否定态度，这就显示出其虚无主义缺陷。事实上刚好相反，是西方批评界赋予了张艺谋正面的积极的文化意义。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迎合论”纯粹是一种臆测，这种主观臆测与中国大多数对张艺谋持肯定性的看法不同，也背离了张艺谋本人的意愿，更缺乏西方的证据。如果说，伟大的理论都承担着伟大的伦理，那么，中国后殖民批评则只有巧智，相比于 萨伊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对底层的关注和现实的参与精神，中国后殖民批评家的凌空蹈虚令人唏嘘。
三、中国后殖民批评的话语立场
一、民族政策教育
内蒙古的民族团结教育地方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全局性的工作来抓，经常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开展民族政策大检查活动，从总体工作的方向上让民族团结的理念深入指导各项工作.使得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
从1952年底到1953年上半年，内蒙古自治区将周边蒙古族聚居区相继划入，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本着承认历史照顾现实的原则，开展了民族政策大检查，严肃批判了的错误意识和倾向，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错误思想也进行了批评和帮助，维护和加强了民族团结。
1956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成功地完成了三大改造，为了纠正改造中一些左的错误政策，正确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民族问题，按照中央的指示，内蒙古自治区对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着重检查和批评了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的现象，反对了。
在时期民族团结局面受到严重破坏，在九一三事件后，为了稳定边疆局面，改善民族关系，1972年同志说：“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比较大，需要再教育。”1973年进行了民族教育政策大检查。
在1976年结束后，为了全面纠正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左倾错误，自治区党委1977年1978年先后发出民族政策再教育的通知.
1980年春节前后在恢复1969年7月以前内蒙古的行政区划以后，自治区党委集中进行民族政策宣传教育。1991年3月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复杂局面，为了落实总书记1990年9月讲话精神，自治区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
二、教师奖励政策
民族团结教育最主要的实行者是民族学校的教师，对于他们工作积极性的调动是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关键。内蒙古在对从事民族教育的教师奖励中充分体现了推动民族团结教育这一特点，对于蒙汉兼通的教师进行专项奖励，对民族学校教师在子女就业、发展党员、家庭生活等方面予以照顾。
1978年9月14日王铎同志在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上指出民族教师要努力做到蒙汉兼通，熟悉和热爱民族教育，在教师级职评定、工资调整、授予荣誉称号、表彰和奖励等工作中，要从民族教师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做出适当安排。用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教学，是民族教师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要求较高，难度较大，但很有优越性。为了鼓励所有在民族学校工作的各族教师都能掌握两种语文，要创造条件，逐步实行两种语文教学津贴。在评定教师职称、荣誉称号、晋级、提拔等方面，要从民族教师的实际和特点出发，适当放宽，不搞一律化，一刀切。
三、地方民族教育课程
内蒙古地区在90年代全国统一编定民族团结教育课程之前 已经编定了自己的民族团结教育教材。1981年7月自治区教育厅将列入初中的教学计划.放在初三下学期讲完法律常识后进行，每周2课时，大体讲八周左右.教学任务是：引导学生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热爱各族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掌握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繁荣，为加速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贡献力量.1986年自治区教育厅规定，在三四年级安排民族团结教育，每学期在课内安排2节，在课外安排1节。
四、特色奖励制度
内蒙古地区对于民族团结教育除了在物质上、制度上进行保障以外，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鼓励方式，促进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全区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
1983年发出，各级单位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9月自治区召开首次表彰大会.这是自治区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区性的民族教育表彰会。通过表彰和交流经验，进一步促进全区民族团结和我区的教育改革。从1984年起，每年9月定为全区民族团结表彰活动月。
2.奖励使用蒙古语文活动
同志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 关键是坚决克服轻视和忽视民族语文的倾向.因为用本民族语言教学，即是民族情感问题，也是涉及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问题。授课用语问题处理不好，直接影响教学质量，也影响政策。1951年1月1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题为《纠正轻视蒙文教育 努力发展民族语文》的社论。
1962年4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颁布中规定集体奖励条件：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重视蒙古语文的学习和使用，在工作中切实执行蒙汉两种语文并行的决定，并在培养民族干部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者.个人奖励条件努力学习蒙古语文，短期内由较低的水平提高到能用蒙文处理一般公文的程度，并在工作中由于积极使用蒙语或蒙文便利了群众，提高了工作效率，完成任务者.汉族和其它民族干部，由于积极学习蒙语蒙文，基本具备条件者，应优先奖励.
在《内教民字（81）7号》中指出在自治区 蒙古语授课的中学生中，要广泛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在此基础上，评选区内蒙文版的中学生读物。1963年出台了《蒙族中小学蒙汉语文升级考试办法》。1964年起在蒙古族中学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加试蒙古语文。
3.学科竞赛和歌舞比赛活动
一、正确把握“课程思政”内涵
2014年起，上海市在教育综合改革中，强化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率先探索将德育“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逐步形成了“课程思政”理念，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实施德育的课程观、教育观和育人观。从国内研究来看，目前关于“课程思政”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何衡认为，“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融入所有课程的教学体系，也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所有课程(包括校本课程)教学活动全过程的教育实践活动，强调的是思政教育与学科教育的不可分割性，是思政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创新与突破。邱伟光的观点强调的是“课程思政”的内化作用与育人价值，提出“课程思政”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知识、经验或活动过程中，将学科知识内化为德性，转化为精神内涵，转化为素质或能力，使之成为学生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综合而言，所谓“课程思政”，首先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各类课程教学的不可分割性，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面落实。其次，要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各类课程教学的教学目标全面融入各学科教学全过程，构建一种全员、全程、全课程思政育人格局。最后，要实现思政课程与各学科课程内容的协调统一、“同向同行”，形成课程教学的协同效应。因此，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性课程观，是一种多元化育人观，是一种创新性教育观。
二、中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新的英语课程标准指出，“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益于培养世界意识。”并强调“通过英语课程，增强祖国意识，拓展国际视野”。可以看出，英语课程标准中已经明确关注了英语课程思政内容，这也给英语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宏观指导，充分说明中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学英语课程的特殊性
作为语言课程，中学英语课程在其语言特点、内容、形式以及教法上都有着不同于语文的特殊性。首先，不同的语言有其鲜明的地域性和社会性，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英语课程标准也提出要“乐于了解异国文化、习俗”。因此，学习英语将会对学生的文化意识产生现实影响，比如，圣诞节(Christmas)、万圣节(Halloween)等西方传统节日习俗。其次，不同的语言有其不同的结构形式和语法形式，最明显的就是“符号性”的差别，即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符号，比如，中文是表意文字，英文是表音文字。因此，学习英语和学习中文有其书写方式与语法习惯上的差异，表达方式的不同会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最后，英语教材与中文教材的内容与形式不同，教学方式也存在着差异，不同的教法和内容对学生思想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就会不同。
(二)中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第一，社会层面。随着社会信息化不断演进，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使得多种政治思想与文化思潮相互交融、碰撞，这对于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的中学生而言，既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也容易受到一些不良思潮、消极观念的侵蚀，不但会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形成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讲，英语作为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课程思政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第二，学校层面。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学校教育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服务，“德育为先”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也就是说，学校开设的每一门课程都必须以“德育为先”，才能培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才。中学英语课程同样承担着这一时代任务，为此，学校必须消除“重智育、轻德育”以及“应试教育”的传统教育思想，将落实中学英语课程思政作为中学英语课程教学的重要内容，力求达到“双育(德育和智育)合璧”的效果。第三，学生层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许多学生追求自我享受，缺乏远大目标和奋斗精神，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意识和奉献精神。对智能化、信息化设备不能正确利用，而是沉迷于游戏，陷入不健康虚拟环境不能自拔，影响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甚至导致学生误入歧途。中学英语课程可以通过事例文章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育素材，达到“以文化人”的思政教育效果。
(三)中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第一，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背景。近年来，“中国智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词频频出现在国际视野中，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融入全球化发展与参与全球化治理势在必行，这无疑需要更多具有高素质的外语人才，而且这些高素质外语人才还必须能担负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华文化和促进国际交流的重任。因此，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与传播能力，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与世界意识，成为中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时代需求。第二，英语课程教学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功能。首先，英语教材内容选题广泛，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军事、自然环境、风土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挖掘和提炼就能为课程思政提供丰富的教育素材。其次，英语课程中组织的各类教学活动是实施课程思政的良好载体，比如，通过播放经典原声英文电影进行思想情感教育，通过场景模拟进行交际礼仪、合作意识等人文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实施思政教育的有效方式。最后，英语课程作为一门语言课，可以在听、说、读、写各环节融入思政教育，通过师生互动交流，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三、实施中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策略
课程思政强调的是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与课程教学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更加凸显课程教学全面育人的社会价值。基于此，中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就必须以教材为依据，系统、全面规划课程思政内容;以教学活动为载体，显隐结合落实英语课程思政教育;以课程思政评价为导向，引领英语课程思政常态化实施;以校本教研为抓手，夯实英语课程思政教育基础。从而在内容、方式、实施、教研全方位构建高中英语思政教育生态。
(一)以教材为依据，系统、全面规划课程思政内容
高中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将“立德树人”作为课程目标的灵魂。新编高中英语教材也开始从素材选取和内容整合上全面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追求，着力构建以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与交际能力的人才为目标的英语课程思政内容。因此，教师应以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为依据，挖掘和提炼教材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内容，并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结合英语课程教学的时间、内容、方式等节点，确定英语课程思政教育目标、制定教学计划、设计实施步骤、形成教学方案。例如，选取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以“人与社会”为主题目标，归纳英语教材内容、确定教学方式、落实教育目标，具体规划如表1:
(二)以教学活动为载体，显隐结合落实英语课程思政教育
活动育人是思政教育的有效方式之一。在英语课程教学中，利用英语教学活动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将思政教育融合在一起，在融入过程中要注重“显隐结合”，“显”就是把思政教育内容、方式明确化、具体化，旗帜鲜明地提出学生该做什么、如何做;“隐”就是把思政教育目标隐含在教育教学活动之中，使学生通过活动自我理解、自我觉醒、自我成长，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效果。例如，在教授必修一Unit3Lesson2“Readingandthinking”一课时，首先，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夺冠》片段，明确提出学习“女排精神”与树立“体育强国”的显性思政教育目标，让学生学会“女排精神”和“体育强国”的英文表述:“thefightingspiritoftheChinesewomen'svolleyballteam”“aleadingsportingnation”。其次，可以通过课文中开篇所运用的排比结构句式:“Asaplayer…Asacoach…Asaperson…”的讲解，让学生感受到传奇人物的多重成就与影响，增强情感冲击力。最后，组织学生小组讨论:什么是女排精神?并简要阐述女排精神对自己的影响。通过讨论促进学生对女排精神实质内涵的理解:勤学苦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勇攀高峰。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隐形教育效果。
(三)以课程思政评价为导向，引领英语课程思政常态化实施
1、谈心的艺术。
谈心是思想政治工作者采用的重要手段。谈心是一项思想性、艺术性、技巧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谈心必须根据不同问题和不同对象恰如其分地运用其艺术,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一是把握好倾听的艺术。倾听别人谈话不仅使对方感受到尊重,而愿意积极合作,同时又是我们了解他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的有效途径。在谈心中,必须放下架子,真诚倾听群众的呼声,摒弃“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恶习。二是把握好说话的艺术。俗话说,“话有三说,巧说为妙。”在说话的艺术上要把握语言的明晰度、中肯度和感情色彩度。同时还要善于创造练好地谈心分为,适当运用幽默语言,穿插连珠妙语、肢体语言等无声交谈的艺术,才能使说话双方在情感、思想方面产生共鸣。三是把握好角色转换的艺术。从听到说、从说到听得角色转换,贯穿谈心的整个过程,要根据需要和情境,有意识的选择倾听和诉说,喋喋不休和沉默不语、似听非听或不闻不问都会使谈话陷入僵局。要使谈心受到良好效果,首先要做好准备。了解谈心对象有何思想问题、情绪如何、产生问题的原因等等,避免言不及物。其次要以诚相见。要交心,不能打官腔;要平等待人,不能居高临下,要信任,不能先入为主,疑神疑鬼;要组织适当的语言,做到“良言一句三冬暖。”再次要选择好时机。时机早了,条件不成熟;晚了,时过境迁,失去谈心的意义。只有掌握好“火候”才能把谈心工作做到家。最后要选择好场合。选择什么样的场合谈心,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办公室谈,可以显示出谈话的严肃性,让对方更重视;在家里谈,可以增进感情,缩短双方的距离,使谈心容易进行下去。有人的时候谈、无人的时候谈,效果都会不一样。对一些外部工地的员工,也可以通过电话、视频聊天、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谈心。
2、表扬的艺术。
表扬是一种正面激励方式,是对职工群众良好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公正的积极肯定、支持、宣传和奖励。重视和运用好表扬的艺术,能充分激励人们的积极性。鲜明的政治性,是表扬的生命线。思想者治工作者在运用表扬的艺术时,要突出政治性,要和党和国家、集团公司和油田、企业和单位的政策、规定以及中心工作相结合。要做到公正合理,体现出严肃性。不可认为拔高,也不可轻描淡写,要做到表扬恰如气氛,使受表扬者身心愉悦,其他群众心悦诚服;要做到时时准确,层次分明,形式多样。要掌握表扬的技巧,注意表扬形式的多样性和个性;表扬气氛的轰动性和广泛性;表扬时间的及时性和适时性;表扬对象的选择性、表扬语言的准确性和丰富性。此外,还要把握好情感。在表扬时,要注意四个问题。一是掌握好量度。表扬的量要适度,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反之会适得其反;如果表扬的面过大,数量过多,职工就不会珍惜得来的荣誉,失去表扬的作用;如果表扬面过小,也会使职工失去创先争优的信心。二是把握准确度。做到准确、公道,使人们心悦诚服。做到实事求是,不能夸大,不能缩小。对一件事、一个人,表扬过了头,就会使人反感。三是选择好时机、场合和形式。表扬的形式多样,如大会表扬、文字表扬、当面表扬、在众人面前口头表扬等等。受表扬对象的要求也不一样,有的希望受到大会表扬,有的不希望在众人面前受到表扬。所以,要根据表扬的事情和受表扬人的感受,运用恰当的时机、场合和方式,使表扬达到理想的效果。四是注意精神鼓励。人是有血有肉的,在表扬中运用物质奖励的同时,运用情感叠加法和荣誉叠加法,增强人的荣誉观和自信心。必须排除“金钱万能”的观念,防止只重物质奖励忽视精神奖励的错误倾向。
3、批评的艺术。
批评是思想政治工作中常用的武器,要认识到这一武器是一种艺术,就要提高选择批评的时机、角度、分寸的综合能力和技巧。批评的艺术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批评的艺术是选择的艺术。在时机选择上,要做到及时、适时和超前;在场合选择上,要注意气氛的选择,少在众人面前批评人;在语言选择上,要避免恶语伤人、以权压人,尽量与人为善,采用精练、形象、生动、幽默的语言;在分寸的选择上,要把握好批评的度,按原则办事,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2、批评的艺术时配合的艺术。首先要体谅对方,互换角色,设身处地从感情、思想、行为等方面理解对方。其次要胡怀真诚,真诚的开展批评,态度缓和,襟怀坦荡,理由充分,以事实为依据,不要乱上纲上线,也要允许别人的反批评。
3、批评的艺术是强化的艺术。从消极因素中发掘积极因素,以灵活的形式针对性格特点和接受能力,创造有利于进行教育的情景。选择正确的批评方式。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批评艺术必须根据不同的事和人,选择好不同的批评方式,这对批评的效果至关重要。直接式批评。一是说理式,针对原则性批评,一定要坚持正面说理,用希望和肯定的方式,使人在接受批评中看到希望,认识到错误。二是指点式,对好学、自尊、进取心强的或因不慎而出现工作错误的人,在批评时采用提示、指点的方法,可以维护自尊,鼓励人自觉完善自己的行为。三是示范式。在带有某种不良倾向的人群中,选择一、两个代表性的人物进行有针对性地、有理有事的批评教育,起到“突破一点、教育一片”的作用。四是警告式,对某些出现重大问题的人,采用猛击一掌,引起高度警觉,对人起到警惕和鞭策的作用。迂回式批评。一种方法是关怀激励式,即一个人做错了事情,不是严厉训斥他,更不是歧视他、疏远他,而是关怀他,以心换心,以情动人,使其改正错误。二是启发式,在当发生错误的人,还不认识、不觉悟的时候,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进行心理引导,启发他觉悟,调动他的积极性。三是与批评与表扬之中式,对爱面子的人进行批评时,善于寻找被批评者的闪光点,批评之前先表扬对方的长处,消除对方的心理紧张,而后进行和颜悦色地批评,甜中带辣,使对方心悦诚服。含蓄式批评。一是暗示式,对有些不宜直接批评的对象,以含蓄的语言批评,作用更大。二是责己正人式,先责己后正人,对各级领导者都适用,这种批评可以缩短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的心理距离,增强批评的说服力。思想政治工作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工作中,围绕中心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结合本单位实际,积累、探索、实践出适合本单位的方法和工作艺术,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