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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排挤效应；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面板门限回归；省直管县
中图分类号：D621；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55-07
一、引言
我国行政层级较多，共有五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市区、县级市）―乡、镇（自治乡）。在五个层级中，历史地位最为尴尬的就是地级市，甚至在我国宪法中根本就没有“地级市”的概念，它是由过去的“地区行政公署”演化而来。实际上，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市领导县（市管县）体制的仅有无锡、徐州、兰州三市。为保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城市的蔬菜、副食品供应，1959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领导县体制，并指出实行市管县体制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工农业生产的和农村化，密切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促进工农业的相互支援，便于劳动力的调配”。这一决定将市管县体制推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往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历经几次动荡，但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了全面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指示，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这次市管县的推行主要初衷在于两点：一是通过“地（地区行政公署）市合并”或“撤地（地区行政公署）建市”的方式促进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和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二是通过市管县的方式将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统一划归城市领导，通过以城带乡，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由于分税制改革并未规定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关系，市管县模式下，地级市往往倾向于收紧财权而下放事权，造成“饥饿财政”（孙学玉 等，2004[1]），同时偏向于市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卡县”“市压县”截留县的资源集中投放给市区（王庭槐 等，1995[2]）。它们带来的后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是过程上的，其次是结果上的。张毅（2010）[3]、李建豹 等（2011）[4]、林寿富（2011）[5]等学者的研究均认为县域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考虑到区县争利的严峻性，从21世纪初开始由点及面地在部分省份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这一改革将省-市-县的隔级传导模式变为省-县的直接传导模式，有利于保护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的利益独立性。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6]、李兆友和陈亮（2012）[7]等研究者均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将成为县域经济差异冲高回落的分水岭。在本文看来，这一看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市级政府仍然保留了行政、人事等政治权力，获得了独立的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的管理，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仍然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从这一点来看，省直管县改革非常类似于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的同时却保留了政治集权，地方政府的发展依然要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大局。换言之，省直管县改革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分权改革。
针对省直管县改革对试点县的实效检验也得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结果。如刘佳 等（2011）基于六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提升效应虽然存在，但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同时，省直管县改革对不同县级单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相比之下，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8]。利用同样方法，郑新业 等（2011）对河南省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结果发现，直管县在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没有获得实证支持[9]。贾俊雪 等（2013）利用1997―2005年中国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但却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增长[10]。
以上研究虽然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提出了质疑，但却没有找到解释这种谜题的关键。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过多偏重于财政自给率的过程公平，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公平；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没有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以及区县之间互动效应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在三个方面做了创新：一是构建数理模型，指出县域经济体尤其是区县之间资源非对等竞争的排挤效应发生的内在动因在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对全国县级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以人口为权重进行三阶嵌套分解，衡量了县域经济差异水平在省直管县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利用面板门限回归论证了省直管县改革后区县之间以及县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仍然存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模型讨论并定义市管县体制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并讨论了省直管县改革之后排挤效应的变化；第三部分运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衡量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我国县域经济差异水平是否显著缩小；第四部分运用面板门限分析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县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有效性，论证了市县、县县之间仍然存在排挤效应；最后得出本文结论，认为政治权力下放的有限性是省直管县改革中期失效的根本原因。
三、县域经济差异在省直管县改革后缩小了吗？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省直管县改革做逻辑分析，而缺乏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实证测算，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没有直观的数据来呈现，这本身就是研究的缺位。基于此，我们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这一部分将首先利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来衡量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从根本上研究者对“县域经济差异将随省直管县改革而缩小”的推断，然后在第四部分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验证。
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最早由Theil（1967）[14]提出，相比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工具，它的长处在于能对差异值进行空间分解，Akita（2003）在传统的一阶泰尔指数分解基础上提出了嵌套分解方法，能够满足多个层次的空间分解要求[15]。由于中国经济分层涉及地带、省、市、县四个层级，这一部分拟运用泰尔指数对总体经济差异进行三阶嵌套分解，既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的差异水平的绝对值，还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差异水平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我们假设i、j、k、l，分别为地带、省、市、县的标号，Y为分地区生产总值，y为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最终可以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如下形式：
T=■■log■+■■■log■+■■■■log■+■■■■■log■（6）
这四部分依次为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省内市间差异、市内县间差异。
本文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在1998―2006年阶段的计算数据均引用自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的研究，而在2007―2009年的分解数据则是根据全国除直辖市之外的27个省、自治区合计2716个县级单位人口和生产总值计算得出。与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一致，我们之所以剔除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是因为其行政级别太高，下属区县无法实现统一分解。本文中所有县、区、县级市均认定为县级单位，同时将市内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等常住居民人口与生产总值严重不符的同级单位剔除。所有的地级市包括15个副省级城市均被认定为市级单位，计算简便起见，将中部和西部地带合并处理，即只区分东部沿海地带和中西部内陆地带，其中东部地带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9省，其他均为中西部地带省份。2007―2009年全国县级单位数据均来自各年《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于该资料目前出版更新较慢，只能将数据计算至2009年。
根据计算，1998―2009年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我们计算出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中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水平不断扩大，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相对稳定，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省内市间差异累年增加，2004年以来才有所减少，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最高，是地区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各市内县级单位之间的经济差异水平自1998年开始快速增加，在2002年达到近期最高值，此后出现小幅下降，从2004年开始又进入小幅上升趋势（见图1），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从最初的10.79%上涨到25.06%，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中不可小视的作用力量。
追溯历史的话，2002年是我国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转折点，浙江、湖北等省陆续启动了“强县扩权”改革，尝试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重点县。2005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强调了省直管县的方向，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要“减少行政层级”“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意味着，2002年开始，省直管县改革进度越来越快，也走得越来越远。但对比上文中的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却表现出轻微下降后又轻微反弹的趋势，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有效缩小县域经济差异，其根源就在于，由于政治权力的存在，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区县之争以及县县之争的排挤效应仍然没有被消除。
四、县域经济发展排挤效应的门限分析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推断，“以城带乡”策略的实现缺乏时效性保障，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后，当市区发展出现饱和状态时才能自发达到，而这一点对我国大部分地级市来说尚难成立。而第三部分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也已证实，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显著缩小县域经济差异，相反，县域经济差异在经历了短暂的小幅下降后重新进入上升轨道，这意味着前述研究者关于省直管县赋予县城经济管理权从而消除市县发展不对等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回到本文的论点，经济权力不对等并不是市县发展不对等的根源，唯有从根本性解决政治权力不对等，消除市县发展、县县发展的排挤效应，才能真正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第四部分将运用面板门限回归着重考察两点内容：一是省直管县改革后，是否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二是直管县要实现自身发展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这一部分将使用Hansen（2000）[16]提出的新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该方面有两大优点：一是不需要预先设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限值及其数量完全是内生决定；二是该门限回归方法使用渐进分布理论和“自举法”估计门限值的统计显著性，估计过程更合理。除生产总值、人口、各项财政收支之外，其他的全国县级单位更详尽的数据无法通过资料全面获取，囿于此，本文第四部分只能选取山东省、安徽省共计32个直管县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分析，人均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整理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按照上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思想，首先建立如下以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
LGSit=α0+α1HHIit+α2NEIBit+α3LFAit+β1LGUit・I（LGUit≤γ1）+β2LGUit・I（LGUit>γ2）+……+βn+1LGUit・I（LGUit
其中，GS为县人均生产总值，FA为固定资产投资，GU为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缩小数量级之间的差距并使数据尽量平稳，对它们进行了对数化处理。HHI为根据各县行业生产总值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用以衡量各县支柱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程度。NEIB为虚拟变量，NEIB为1表示该县与市区接邻，为0表示该县与市区不直接相邻。FA、HHI用来描述县自身具备的内部资源，而NEIB则作为工具变量体现县可以获取的外部资源，正如前文所言，一般靠近市区的县常常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更容易进入地级市发展规划中的一级区域中，从而被赋予较大的经济发展权重。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i为无法观察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示函数，γ1，γ2…γn表示n个不同水平的门限值。我们选取的2009年之后的时期也是已经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阶段。
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稳健估计，对面板数据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为此，这里设置了200个网格搜寻点并进行2000次的“自举法”重复。表2中LM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门限变量LGU存在至少3个门限值。在检验中，考虑到我们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长度有限，只有4年，在确定了两个门限之后，各时间序列长度越来越短，因此出于统计势的考虑，不再进行两个及两个以上门限值的检验。
表3列出了针对上述模型求到的门限值位置及其每个区间对应的估计参数。可以看到，HHI和LFA对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县域经济内规模化的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自身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NEIB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接邻市区能为县域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显示了县与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也是存在的。
对于门限变量的研究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市区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二者的发展呈现非线性趋势：当市区经济处于第一门限区间LGU≤9.782内，即市区人均GDP≤17 712元时，它对县经济的作用系数为-0.030，有显著的排挤效应；当市区经济发展到第二门限区间内，即市区人均GDP介于17 712元至45 652元之间，它对县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略微趋弱，系数为-0.015，但系数显著性不足；只有当市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门限区间时，即人均GDP高于45 652元后，它对县经济的排挤效应才消失，变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对应系数为0.011，而纵观我们研究的32个县级单位，仅有山东省青岛的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等少数几个市区能够达到。由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市区经济对县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一是在与之接邻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微弱的带动作用，二是当市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带动县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带动效应的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直管县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市区经济的负面排挤效应，这一结果更加验证了前文的论断。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根源，认为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力的不平等是造成县域经济不对等发展的根本原因。市管县模式下的县要绝对服从市级政府的领导，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动机，却缺乏相对独立的权限空间，在经济发展中一旦碰触到市区利益，就会受到自上而下的排斥。然而，这种排挤效应并没有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消失，究其原因，在于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仅仅局限于财权等经济权的下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区县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行政、人事权力依旧掌握在市级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发展规划，市辖区挤占县城发展空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县域经济差异扩大问题将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但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是中国县域经济差异的绝对值还是其在总体经济差异中的相对贡献率，均没有随省直管县改革缩小，而是持续小幅攀升，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对山东、安徽两省32个县的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区对县城、邻近市区的县城对一般县城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县城要发展自身经济，往往要依赖于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排挤效应并没有随之消失，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是促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现有的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惟有实现包括行政、人事在内的全面性的政治权上移才可能缩小县域经济差异。
本文的研究还显示，只有当地级市的发展规划出现边角解即市区经济发展出现饱和时市区对县的排挤效应才会逐渐消失，这一苛刻条件无疑宣判了“以城带乡”政策的短期失效。市区经济在接近饱和时，市级政府会寻求将周边县“划区入市”继续专注于发展市区经济，原有的周边县与市区的外部矛盾成为内部矛盾，新的周边县与新的市区又开始新一轮的增长竞争。
注释：
①为简化起见，若无特殊说明，文中提到的“县”均包括一般县和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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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县域经济 实践探索 发展视觉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137－02
［DOI］CNKI:22-1010/C.20111011.1333.001
自秦置郡县以来，“县”就是我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基本单元，成为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因此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目前已成为政府和理论界的重要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一、县域经济的提出及其实践探索
（一）县域经济的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使用县域经济这一概念，90年代后半期，县域经济的研究逐渐走热，开始出现许多县域经济的专著。1998年12月，有“中国县域经济研究第一所”之称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成立。1999年《经济日报》开设“县域经济”专版，同时还成立了中国县域经济研究中心。除此之外，2002年7月6日，《经济日报》专门创办《中国县域经济报》，极大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宣传和研究。全国一些地方政府和知名的高校此时也陆续创建了区域经济研究类机构，其中大多涉及到县域经济的研究。从此，研究县域经济步入规范化、应用化的重要阶段。
虽然十六大以前，文件中一直也在使用“县级经济”这一概念，但直到十六大，“县域”和“县域经济”概念才首次被写进党的正式文献中。之后历次人大重要会议，都曾在其报告中提及县域经济发展，这从政策面来说，极大推动了大众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和关注。
（二）县域经济的实践探索
80年代初期中国进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使农村经济获得了短暂的较快发展。中后期开始将城市纳入改革的视野。从1984年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至今，城市改革开放经历了从试点到全面展开，从重点发展到城市集群推进的多层次改革发展步伐，经济能量蓬勃凸显。相对而言，以农村经济为主的县域经济发展却缓慢了，拉大了城乡差距。最近十年，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三大背景：一是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剧；二是政府“服务型功能”强化；三是经济“生态型特征”凸显。
在管理体制上，许多省，如辽宁、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福建均实行了“强县扩权”的改革尝试，主要是将其中原本权属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直接下放给县级政府。同时，一些省份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缓解日益突出的市县矛盾，为县域经济发展突破体制障碍，突破80年代以来的“市管县”体制，实行“直管县”，这意味着“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将逐渐实现转向，县域经济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伴随着2004年9月总书记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号召，以及中央政府做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决策，农村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大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倾斜、资金投入，迎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县域经济的新阶段。
二、县域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点
“县域经济”的内涵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关于县域经济常见提法很多、很乱，不够统一，有诸如农村经济、县经济的提法，也有县区域经济和县级经济的提法。胡福明与孙学文是最早出专著研究县域经济的学者，他们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国家政策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以乡镇私营企业为载体。[1]刘志澄、余汉新（1988）指出县域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这一大系统之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因此认为发展县域经济必须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为前提，遵循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分工规律，重视资源的基础地位，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以提升科技含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使城乡生产要素配置得以优化，同时各系统相互协作，实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2]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后，县域经济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王长远（1993）、王怀岳（2001）把县域经济定位为区域经济，认为县域经济是县域的各个部门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的一系列运行机制所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是国民经济结构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3]谢自奋、凌耀初（1996）从多角度界定了县域经济的涵义：从政治方面看，县在我国行政建制上属于最基本的政治单元；从经济方面看，县域经济存在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系统之中，属于一个囊括县城经济、集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区域性经济子系统，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并依靠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所凝聚的内在张力向外部区域扩展、渗透。[4]张金山（1997）则将县域经济界定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自具特色的、不平衡发展的行政区划经济，并且认为县域经济具有“系统性、中介性、开放性、多样性的特点”。[5]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2000）撰文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基础层次的行政区域经济，且具有综合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6]朱舜（2001）也撰文指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基础经济单元，和其他经济单元区别在于，其运行相对独立，且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的特征。[7]陈锡文（2001）把县域经济界定为一个复合的概念。他认为，从县域经济活动的地域分布情况看，县域经济是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复合体；从县域经济所囊括的产业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互有包含；从县域经济的所有制性质看，既涉及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涉及大量混合所有制经济。[8]刘福刚、孟宪江(2002)认为县域经济是功能比较完备且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区域经济。[9]李小三、徐鸣等（2000）从县域经济的运行范围、运行机制和结构维度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内涵，认为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作为其区域运行范围，独立财政运作，县城、集镇等各层级市场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具有了整体的经济系统。[10]陈清（2004）立足于国民经济大系统，认为县域经济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变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县级行政区域经济，是构成国民经济有机体的一个重要细胞。[11]刘俊杰（2005）从县域经济运行空间角度界定县域经济，认为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县为空间运行场域的空间经济体，它的内涵涵盖“行政区经济”和“市场区经济”，具有复合经济空间的特点。[12]
闫恩虎（2005）从县域经济的特征出发界定县域经济的内涵，认为目前我国县域经济首先要体现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即城市经济、乡镇经济和农村经济三元并存；其次要体现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再次要体现县域经济的核心是“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13]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县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它既有经济结构功能，又有行政结构功能。县级政府在我国行政序列中不仅直接面对治下之民，代表着基层国家威权，而且由于县级政府组织完善，权力完备，对县域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干预”能力，因此，其行为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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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区划 县域经济 规模经济 河北省 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合理的政府规模关系到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决定着行政费用的消耗和行政效能的提高，如何化解县乡财政困境成为中央和省级政府面临的巨大难题。除了调整分税制结构扩大地方税源，改革“市管县 ” 体制等途径外，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改革县级行政区划，以规模效应降低行政成本。本文将对江苏、河北两省的行政区划和财政效率做实证分析。
二、样本方法与数据
本文选择了2011年河北省136个县或县级市、江苏省51个县或县级市（均不包括市辖区）作为样本来验证关于规模经济的和财政效率的假设和对比分析。本文涉及数据来自《河北经济年鉴》以及《江苏省统计年鉴》。本文回归分析通过建立如下三种回归模型，来判断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存在着 U 型或 L 型曲线关系。
直线型：，其中Y是i县的t时间官员比重或者财政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i县市t时间总人口数，表示i县市区域面积。
U型：Y=a+b+c+d+e，若b为负数，c为正数，表示县规模达到某一人口数之前，有规模经济存在，超过这个人口数，则呈现为规模不经济现象。
L型：Y=a+b+c+d，参数 b为大于零可证明规模经济的存在，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
虽则本文采用三种模型 ,但最终会通过比较拟合优度对模型进行取舍。本文选用区域面积作为控制变量。综上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将对数据进行六次回归。
三、分析和讨论
（一）回归分析
江苏省数据回归表
由上可知，在江苏省，人口平方与财政比重呈显著的负相关，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存在，但是GDP与财政比重存在正效应。可以通过合并县级行政区划从而达到减小财政负担的目的，但财政支出的小对于GDP的增加并无好处。我们通过公式算出江苏省最适宜的县级行政区划面积为81.5万，该人口水平基本在县域行政区划人口规模的中位数，说明江苏省的县域行政区划较为合理，基本都围绕在最优县级行政区划的适当范围内，偏离最优行政区划较远的县市不多，行政区划较为合理，发挥了规模经济的效应。
同理，根据F支，各变量的t值以及拟合优度等计量指标来分析河北省的面板数据，可以判断出选择U型曲线作为最后的方程曲线，并得出：财政比重和人口的平方成正比，和人口成反比，与面积呈反比，与人均GDP呈反比。规模经济效应在河北省是存在的，可以通过扩大县级行政区域的规模从而减小政府的规模，进而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根据二次曲线的性质求出河北省县级行政区划的最小行政单位为-b/2c，用本回归中的系数求得为84.57万，大部分县市的人口规模都低于这个水平，可以说在河北省存在着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的情况，县级行政区划存在着极大的合并和扩展的空间，合并县级行政区域有利于河北省减小政府规模，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发展。
（二）比较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进行下对比，并且得出如下结论：
1、河北省的财政比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与人口呈明显负相关，而对于官员比重的回归不明显;江苏省则是官员比和财政比都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与人口明显呈负相关。而对于官员比重的回归拟合程度不够高，并且两个省份对于财政比的两个回归都遵循了U型曲线。我们通过两省的数据发现，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县域行政区划的规模经济都是存在的，各省可以通过减少县级行政区划的数量，增大县级行政区划的人口和规模，从而减少财政负担，提高行政效率，推动经济发展。
2、对比河北和江苏，我们发现，江苏的县级行政区划的财政比和官员比大部分都高于河北省，河北省县市林立，小县，贫困县众多，过多的行政区划明显不利于河北经济的发展。而江苏省显然在行政区划的设置上较为合理，每个县和市的人口和面积规模分配较为合理平均，对财政支出比达到较优的数量起到有效作用。
五、结论
关键词：“省直管县”；政府；文化职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29-02
一、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目前主要表现在“强县扩权”改革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两个方面。1992年开始，中央在浙江、河北、广东、河南、安徽、江西、吉林、湖北等省份推行“强县扩权”。政府赋予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更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力，经过多轮的扩权强县、县级拥有了自，调动了县级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2005年6月，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革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管县’的改革试点。”[1]2006年，中央1号文件：“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的体制的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指出：“减少管理层级，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进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管理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县的体制。”[2]
省直管县可以克服“市管县”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县市的积极性。李春认为，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推行分权模式是我国政府管理的突破口[3]。精简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发展县域经济是财政体制，“强县扩权”的重要目的之一。省直管县体制的确定，对于基层政府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4]。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后，县级政府直接接受省级领导，自扩大，大大提升县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张占斌认为，目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县域经济及产业层次低，劳动力素质不高，财政问题突出，上级对县级的投入不足，各部门之间政策不协调，行政效率低下，绩效下降。实行省直管县体制以后，打破了体制上的限制，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5]。
“省直管县”体制有助于缓解县乡财政压力。“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使县和市在财政拨款上属于一个行政层级，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是对县级地位的一个提升。这样减少了行政层级，规范了财政关系，提高了县级的政治地位，减轻了市级的财政压力[6]。直管县体制改革还有利于缓和解决目前比较突出的三农问题，县域经济的发展，县级财政市里的壮大，使县域政府可以着力解决三农问题。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变革是继农业税之后农民的又一福音[7]。
“省直管县”体制提出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点。这种体制改变了行政机构臃肿复杂的各种问题，实现了行政组织的扁平化，以便加强省级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8]。郑伟充分认识到“省直管县”改革的复杂性，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不能一刀切。我国幅员辽阔，行政层级复杂，“省直管县”改革涉及各个省市及基层政府，行政人员的合理分配等实际情况，因此，必须把握各省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决策，否则在大的行政规划上出现混乱，将会抽空我国中等城市发展成长的血液，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也造成区域分工和合作的不到位[9]。
二、国外关于文化职能的研究探讨
文化职能是政府职能体系中的基本职能。国外的学者对文化职能的研究起步早，基本是从文化政策角度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和管理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国内在政府文化职能的转变过程中引用了不少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思路和做法。
1.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文化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在公共文化中的运用，是在政府和市场调节的相互影响下发挥作用，通过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引入市场调节，政府和社会各司其职，从不同的方面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最早的公共改革起源于英国，英国政府调整了对艺术和文化部门的资助和管理，在保证了政府的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支出外，英国政府也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公共文化部门进行资助，以便更好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法国和美国也开放了市场，在政府的支持外，也希望通过市场经济规律，鼓励私人企业投资文化事业，政府只是无形的手，不直接干预。
2.新公共管理对公共文化管理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关注的重点是政府公共部门内部，通过外部环境的影响调节和改善政府公共组织。在资源合理配置以及注重公共文化部门平等，效率和效益的基础上，将国有公共文化部门的经营权分散给社团，企业或个人，使公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公共文化经营权部门在根本上分离开来，从而改变国家文化行政系统管理与公共文化经营系统之间独立和互补的关系，建立较为合理和适应发展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模式。
3.新公共服务对公共文化管理的影响
公共文化管理中引进新公共服务理论，使得实行过程公民选择再次凸显“平等性”“民主性”成为公共文化行政追求的目标。近几年，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对象的多样化，政府也开始追求平衡与公众的交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公民的思想，明白公民的诉求，设计贴切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同时也鼓励公众参与公共文化事务，表达对工作的建议和观点。新公共服务对政府的提出先服务而非“掌舵”，强调“公民本位”。
三、国内对于文化职能研究现状及主要观点
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的主体来分析。杨建新（2005）认为，党和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把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作为工作的重要考核，并且进入政府文化部门的责任考核制。李少惠（2007）认为，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主体，企业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参与主体，非政府组织是重要主体，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层主体。王大为（2007）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作用，在公共文化事业中应该起领导作用，从宏观层面把握管理和建设方向，制定管理制度，规范发展，从而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王霞（2007）认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应该分开，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和政府兴办的公共文化事业单位的职能应该具体而确定，三者共同经营管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和政策制定，公共文化事业单位是构建的主体。
从政府文化职能概念的界定来分析。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个是夏书章、黄大强代表的“学科派”，他们都是站在行政管理学科的角度来定义政府的文化职能，都把文化职能作为政府或行政主体最基本的职能之一，但是黄大强把文化职能定义为行政功能，夏书章则定义为行政职能[10]。另一个是金太军教授的观念，他明确指出政府文化职能从性质讲是政府职能，但是他将文化职能作为政府职能的二级下属职能[11]。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分析。王钦鸿认为，政府应该改进主导，机构适度调整，职能有进有退，分清职能[12]。徐艳梅认为，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转变发展观念，统筹安排，转换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管理模式，制定新政策，兴办文化产业，引导文化市场，依法规范市场，完善相关机制，做大做强文化产业[13]。黄斌认为，政府在文化产业中的角色和管理方式的转换很重要，政府要从以前的主导转变为服务，要从以前的直接控制，直接经营转变为单位调控为主[14]。
从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方面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财政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下，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也发生了转变，资金是政府开展一切活动的重要基础。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立足国情，采用政府和市场混合提供的方式。齐勇锋提出，转变公共财政的投资机制，强化投资绩效考核和国有文化资产与资源管理，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综合运用多重投资方式和财税优惠政策，引进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15]。张少春认为，公共财政在一定的情况下影响了公共文化体系的发展，并认为公共财政应该重点扶持公益性文化设施的内容建设，功能建设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16]。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理念、意义、目的和具体方法的研究都比较完善，但都停留在基本理念和论证上，在实际的研究和现实的实践方面都缺少调研的基础。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农村公共文化的宏观方向，政府相关的财政支出和文化建设的主题方面研究，以及一些独特视角研究，而从政府主体的职能方向研究缺少。公共文化体系应是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共同参与，政府不应垄断公共文化服务。在“省直管县”体制下，政府行政权力的下放还存在局限性，并没有完全发挥县级政府的职能，还缺乏对农村居民公共文化需求现状和趋势的量化分析，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政府的文化职能的定位和做法缺乏相关政策、有力的科学依据、操作性强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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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省管县”体制改革；县域经济发展；交易成本理论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133-02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具有经济活动内容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的特点。“省管县”的体制改革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初衷，因此，理论界在省直管县体制对县域经济发展方面予以较多的关注。
一、成本收益分析法
成本收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is，CBA)是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它是通过比较各种备选项目的全部预期收益和全部预期成本的价值来评价这些项目，以作为决策参考或依据的一种方法。一个方案项目的成本包括基本成本（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辅助成本（为充分发挥收益而产生的有关成本）、无形成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引起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代价）；一个方案或项目收益相应地也包括基本收益（能直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值）、派生收益（有关派生活动所增加的收入）、无形收益（增进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改善环境等社会收益）。
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收益分析
（一）市与县：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
在我国，县是承担公共服务的最大载体，但在目前“市管县”模式下，县的财权和职责不相匹配。“省管县”模式有利于县形成更为均衡合理的权责配置，可以提高县域经济的自，避免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1]“市县分治”，解除市对县的领导关系，绝不是要弱化地级市的功能和地位，而是要使市县能够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辖区内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来确定市县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就此而言，对县的放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市的削弱，而是要促使市、县从零和博弈、负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省和市、县的经济合作联系，应以市场为推动，政府协调为辅，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共同体。实现省直领导县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加强跨区域经济合作。
（二）县域生产力的解放
“省管县”体制使县级政府在经济发展行为和管理方式上，摆脱了现有的市级政府的束缚和干预，符合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省管县体制通过减少管理层级和政策传递环节，理顺政府间财权与事权关系，提高政策效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省管县”体制将相关财权和行政管理权由地市或省下放到县，这样可以使县级政府功能完善，成为真正的一级权力主体，其发展经济和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将会大幅度提高。“省管县”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实施区域整合、共同治理的发展模式，在多元一体、共享原则下，实现各县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发展状态，达到省和县域两个层面相互协调、双向互动的区域共治。推行“省管县”体制，将使县拥有更大的自，将会给县的发展输注血液，促进市级政府工作由领导型向自我发展型转变。
三、“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成本分析
（一）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增加导致的昂贵成本
若在全国普遍实行“省管县”改革，前提是缩小省辖范围。在“省管县”之后，因为省所覆盖的半径过大，就会出现 “省管得着但看不见，而地级市看得见又管不着”的问题。解决思路是：变革现有省级行政区划图，增加省的数量。但是问题是：除港澳台外，我国目前有31个省级设置，按每个省管30个县的理想化设计，把省级设置扩大到60个左右很不现实。若在中国设60个省，这就意味着每个省都要增加四套班子官员，增加与中央部委对口的省级机关及人员。这将产生巨大的改革成本。[2]
（二）既得利益方阻力与政策规避
改革，不管是相关部门的改革，还是对人事管理权、财政归属权和行政审批的改革，都会不同程度遭遇既得利益方的阻挠。[3]“省管县”改革面临的主要阻碍，就是地级市是否放权。中国实施“市管县”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将是改革的一大阻碍。省管县将地级市的人事、财政、资金、项目等各项权力剥离出去，就涉及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从省管县的实践来看，一些省把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直管范围，无形中架空了地级市。作为应对策略，一些地级市可能将富裕的县、县级市，重新划定为“区”，而不上交给省。
四、成本收益视角下“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推进路径
由于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任何决策若不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而统一实施，很可能会造成政策失败。
在成本收益分析视角下，对“省管县”的制度绩效进行深入比较，动态地探析制度的成本与收益比。“省管县”在制度绩效上存在以下三种公式：
第一种公式的地区，省管县的潜在收益
第二种公式的地区，省管县的潜在收益>市管县的收益+昂贵的改革成本+利益补偿成本。在第二种公式下，省管县的收益大于改革的总成本，这时改革是有效的，并且由于能得到各方支持，而迅速推进。因此，在条件成熟的地区，特别在珠三角、长三角改革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应适当维持或划小省级设置，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层次，逐步实现财政、行政、人事的省管县，快速推进改革。
第三种公式的地区，省管县的收益=市管县的收益+昂贵的改革成本+利益补偿成本。在第三种公式下，省管县的收益等同于总成本，改革并非“经济的”选择。一方面，在市管县体制下，寻求体制空间的扩展与完善，市应给县更大的权力空间，强化市对县的带动效应，逐渐降低改革成本。另一方面，考察与学习先发地区的改革经验，为本地区的改革作知识积累。随着本地区县域经济成长，以及全国“省管县”知识积累，当改革可能带来更大潜在制度收益时，再推进“省管县”改革。
五、结论
“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推行，对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但同时也面临改革成本过高、推进困难的问题。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别很大，在成本收益分析视角下不同地区会出现不同模式，这就需要“省管县”改革实事求是，通过试点而渐进推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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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部崛起；贫困县域；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2）03-0077-06
一、引言
中部崛起战略是继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之后，中央提出的又一重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就中部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分布而言，约80%的人口在县域，约60%的生产总值由县域经济贡献；中部地区在劳动力、资源和生态等方面的优势，主要也集中在县域。因此，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最终要以县域经济的崛起为重要基础和主要表现。进一步地，江西、山西、安徽、河南、湖北和湖南等中部六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数量分别占各省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数的21.0%、29.4%、21.9%、33.3%、24.3%和16.4%。可见，没有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中部地区的崛起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加快推进中部地区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为重要突破口。江西省201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标志着江西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迎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将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贫困县域能否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大背景下，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将直接关系到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些学者研究了中部崛起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卢珂（2008）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中部大城市群的有力补充和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选择，也是中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李建波（2011）认为县域经济薄弱是制约中部崛起的重要因素，中部与东部的差距主要也是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只有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部塌陷”问题。
现有关于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大多针对贫困县域的扶贫开发问题，例如如何实施差异化扶贫，如何发挥信贷扶贫功能，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财政扶贫资金等。这类研究总体上将贫困县域主体置于经济发展的被动角色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贫困型县域几乎谈不上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探讨贫困县域主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则很少。刘颖琦和王雅坤（2006）通过研究生态脆弱贫困县农业产业特殊性，结合生态脆弱贫困县农业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将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应用于生态脆弱贫困县农业主导产业选择研究中，建立了生态脆弱贫困县农业主导产业选择模型。单纬东（2007）依据战略管理领域的资源理论，探讨了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的获取，分别提出和分析了资源丰富型和缺乏型贫困县域经济竞争优势获取的不同路径，认为资源丰富型县域的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开发和保护现有的资源，如旅游资源、经济作物等，同时，创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
现有关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研究，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理论性研究。段培君（2003）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定位理论，结构优化理论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定向理论，市场运作理论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理论。第二类是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一般性对策研究。郭永萍（2004）认为在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应强调民营经济、特色经济、集群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地位。黄万林（2011）认为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甚至实现后来居上，必须实行拿来主义突破战略、差异化突破战略、以特制胜突破战略、无中生有突破战略和非均衡发展突破战略等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第三类是以特定地区为例进行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针对性对策研究。李文利等（2010）认为唐山市的县域经济应定位在“工业主导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从区域协作、开放带动、园区化战略、环境优化、人才开发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发展路径。㈣刘德华（2011）以通辽市县域经济为个案，对这一地区未来发展战略选择的技术支撑的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提出了限制开发区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遵循的原则。
据上分析，我们认为，一方面，中部地区贫困县域不应将自身固化于被动的接受援助的角色上，应该主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努力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以中部地区特定县域为个案的针对性研究，不仅有助于该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其他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拟通过实地调研，以江西省国家级贫困县广昌为分析个案，对中部地区贫困县域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进行针对性研究。
二、中部地区贫困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基础
中部地区贫困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必须立足县情，对本县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有准确的认识，还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寻找发展机遇，这是中部地区贫困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基础。因此，江西省广昌县的基本县情和面对的发展机遇就是其战略选择的基础。
（一）基本县情
广昌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工业底子薄弱，经济发展落后，人均收入偏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虽然从纵向看，部分经济指标近几年取得较快增长，但与本市其他兄弟县（区）横向比较，则仍显不足，排位相对靠后，差距非常明显。2010年，广昌县生产总值20.2亿元，增长率为15.4%，在全市分别排位第10和第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8亿元，增长率为22.9%，分别排位第10和第7；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35元，增长率为12%，分别排位第10和第11。广昌县生态环境优美，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生态环境有恶化倾向，且广昌地处抚河源头，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比一般兄弟县（区）更高。因此，亟需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此外，随着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热潮的兴起，中西部各地区正纷纷推出各项优惠政策，强化招商引资，试图抓住此轮发展机遇，导致本省周边地区竞争日益激烈；同时，本省众多县域经济结构相似，重复建设项目多，如何打造广昌县域特色品牌，强力拉动经济跨越式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任何一个县域经济发展均要面对自身劣势和挑战，关键是要找准本县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广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1.区位优势。广昌地处江西省东南部，抚州市最南端，因地处省域边缘而往往被认为没有区位优势。但若突破省域局限，在一个更大的空间内重新审视，则会发现广昌有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广昌居赣、粤、闽之交通要冲，历来“道通闽广”，处在东西“产销半径”的最佳位置，具有贴近市场的优势。广昌通往粤、闽、浙、沪三省一市的公路、铁路交通非常便捷，济广高速公路、昌厦一级公路、206国道、鹰汕铁路穿境而过，福银高速公路、向莆铁路擦肩而行，将广昌与周边的经济增长极城市如南昌、厦门、福州、广州、杭州、上海等分别纳入3至5小时经济圈。
2.资源和生态优势。广昌物产丰饶、资源富庶，尤其是农特产资源非常丰富。广昌是全国最大的优质通芯白莲生产、科研、集散和价格形成中心，被称为“中国通芯白莲之乡”。除白莲外，农特产还有茶薪菇、烟叶、泽泻、茶油、大米。广昌县生态环境优美，作为抚河源头，拥有一流的水质，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6%。此外，广昌还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昌甘竹“孟戏”流传五百余年经久不衰，被称为“明代戏曲声腔的活化石”。红军长征前著名的高虎脑战役就发生在广昌。
3.物流人脉和网络优势。物流成本高一直是制约本省制造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几乎抵消了本省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低廉的优势。然而，与省内其他县域比较，广昌的物流业从业群体和企业网络却是广昌的独特优势。2006年广昌被中国物流协会授予“中国物流第一县”称号。目前广昌在外从事物流业的人员近5万人，占全县现有人口近四分之一。由广昌人创办的物流企业分布在全国28个省、市，100多个大中城市。物流企业的网络优势、人脉优势、信息优势、人才优势，在合适的条件下将能转化为招商优势、创业优势、产业承接优势，成为推动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发展的服务优势。
（二）发展机遇
1.国家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兴起。国务院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该规划是江西省第一个国家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揭开了广昌县生态经济发展的新序幕。广昌县虽然不在区划范围之内，但是紧邻该区，处于其直接辐射范围内，为广昌县开启了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为发展生态农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生态旅游业等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提供了新机遇。
2.国家“海西经济区”战略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十二五”期间，随着国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力度的加大，“海西经济区”战略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这将为广昌县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广昌县是江西省向东对接“海西经济区”的桥头堡，具有区位、资源、劳动力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实施建设现代有机农产品市场、“海峡旅游”、绿色食品、原材料基地、生物医药、现代物流业等方面面临较多发展机遇。
3.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的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热潮。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向内陆地区产业转移进一步加速。目前，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速度和规模正在快速提升。广昌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基于本县比较优势，实现与“长珠闽”地区产业对接，打造县域支柱产业面临较多机遇。
4.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随着国内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观念更新，绿色安全食品、生态旅游、生物医药及保健品产业将面临新的机遇。由于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国家对食品安全性监管将更加严格和重视。“广昌白莲”是一张绿色食品名片，自身又具有良好的山水自然资源，广昌在绿色食品加工方面将大有文章可做。在城市环境危机下，人们对绿色消费之一的生态旅游日益感兴趣，为广昌县发展生态旅游创造了新机遇。随着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阶段，生物医药及保健品产业将迎来发展黄金期，广昌拥有传统中草药种植基础，白莲保健功效全国闻名，在促进生物医药及保健品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上具备先天优势。2010年8月，国家出台《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广昌县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现代物流人才及品牌基础，为发展现代物流业提供了机遇。
5.现代农业领域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关注。根据清科数据库的统计，2010年国内农林牧渔及农药、肥料、饲料等农资产品领域披露了VC/PE投资案例数量达到47起，接近2006年以来投资案例数的一半之多，2011年这样的投资热度仍然在延续。除了VC/PE投资以外，以联想为代表的大型企业集团，也表现出了进军现代农业的热情。现代农业领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广昌县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的制约，而在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方面却有很大的潜力。立足农业谋发展应当是一条可行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而忽视农业资源优势不仅会缩小产业选择范围，还会削弱县域经济发展基础，错失新一轮发展机遇。
三、中部地区贫困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具体内容
基于中部地区贫困县域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基本县情和发展机遇，需要针对性地形成本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高度概括的战略目标，并通过明晰的战略定位去实现。针对广昌的基本县情和发展机遇，可以遵循以下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定位。
（一）基本原则
1.生态发展原则。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为前提。位于抚河源头的广昌在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广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应有助于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从而探索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因此，应立足广昌实际，优先发展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经济效益好的产业领域。
2.特色发展原则。县域经济的持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突出产业特色，实现差异化发展。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一定要找准本县的优势，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自己的优势，把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做精，做出知名度和美誉度，形成独特的县域品牌形象。广昌有白莲、油茶、泽泻等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应依托这一优势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生态休闲旅游等产业。应充分利用好遍布全国的庞大从业群体和物流网络优势，着眼长远，发展具本地优势的现代物流业。
3.集群发展原则。其他地区大量的经济发展实践已证明，特定产业如果在某区域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往往能够推动该区域经济较好较快发展。广昌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特别重视那些在本地具有较强资源优势和根植性，具备在本地形成主导产业集群的较大潜力的产业领域。这些主导产业集群的逐渐形成，将使其辐射联动潜力逐渐得以发挥，不断向县域支柱产业转化，提高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4.产业协调发展原则。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合理的产业结构也不相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升级）是三大产业共同发展基础上的高级化，是因发展速度不均衡而形成的高级化，决不是弱化第一大产业发展的高级化。在强调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还要特别强调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只有合理化基础上的高级化，才具有可持续性。“十一五”期间，广昌县三大产业结构从32：29：39调整为19：50：31，变动之剧烈主要是政府主动调整产业政策、加快工业化的结果。广昌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特别重视三大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要为农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尤其需要避免因“结构痴迷”而忽视第一次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二）战略目标和定位
基于广昌县的自身条件，其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可以概括为，积极策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融入海西经济区发展，立足生态资源，发展绿色经济，壮大特色产业，把广昌打造成承接闽台地区产业转移基地、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和生态环境优美的山水宜居城市。具体来看，广昌应将其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于以下五个方面。
1.海西区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中心。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及生态优势，利用优越的生态环境，以抚河为依托，发展别具特色的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产业。依托“白莲”这一产业，以“莲”为媒，充分利用“太空莲”花高荷（叶）低、花多的特点推出别具一格的“莲文化”旅游套餐。让游客不仅能欣赏百里莲花的壮观美景，还能领略到博大精深的莲文化。同时，对现有的旅游景点进行修建，打造红色旅游、文化旅游等线路，力争经过5-10年把广昌打造成海峡西岸生态旅游休闲度假中心。
2.全国现代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广昌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种植有白莲、茶树菇、烟叶、泽泻、茶油等农业特色产品。2010年，广昌种植白莲面积10万亩，产白莲0.85万吨，莲芯250吨，莲藕2.5万吨；种植茶树菇2亿筒，产菇1万吨；种植烟叶6万亩，产烟60万担；种植泽泻2万亩，产泽泻0.21吨；种植茶油林5万亩。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引进、农业产业组织结构创新等措施不断提高上述现代特色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努力把广昌打造成为以白莲、泽泻、茶油为主要特色的全国现代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3.全国白莲系列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绿色食品加工是广昌县最具资源优势、发展潜力和植根性的产业，对上下游（尤其是上游）具备很高的拉动潜力，该产业的较快发展能够对本县第一产业乃至县域经济产生较强带动作用。目前广昌已经有了成启食品、莲香食品等绿色食品加工企业。未来广昌依然要大力引进绿色食品加工企业，同时也要采取措施积极培育壮大现有的食品加工企业。通过把绿色食品加工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纳入县工业园区发展规划，努力把广昌县打造成为全国白莲系列绿色食品加工基地。
4.赣东南生物医药产品生产基地。广昌具有生产泽泻的优越自然气候条件，传统特色农产品白莲荷叶中又能提取能防辐射的花青素（OPC），具有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资源优势。广昌的生物医药产业应以生物（防辐射）保健药及降血脂、护肝等医药产品为重点，通过促进医药资源与科技及资金的紧密结合，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努力把广昌打造成赣东南生物医药产品生产基地。
5.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基地。广昌人创办的物流企业网络遍布全国，物流从业群体庞大。虽然广昌目前并不具备大规模发展第三方物流的需求基础，但可以充分利用物流入脉和网络优势，首先在广昌搭建物流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通过建立区域物流协会进而打造以广昌人为主体的全国物流行业协会及物流企业网络，运用信息技术努力构建辐射全国的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基地。
四、结论
论文摘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告诉我们，社会发展的水平是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和市场化是分不开的，经济发展需要依赖国际贸易。本文针对我国县市级国际贸易的作用进行探索和思考，从而得出了一些国际贸易发展的思考和建议，从而推动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进而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我国县市级国际贸易发展的作用
在当前在我国县市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际贸易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笔者将通过促进商品流通、扩大就业、提高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加强县市级经济发展的联系四个方面对国际贸易的作用进行分析。
1.促进商品流通
县市级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品的流通买卖，同时县市级经济发展中的产品只有通过流通买卖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流通业，保证农副产品及其他工业产品的流通买卖，可以增加人们的收益，从而促进县市级经济的发展。
2.扩大就业缓解社会矛盾
在县市级经济发展中，随着我国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十分突出，我国的农村存在着大t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很多县市又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提供就业机会，因而解决县域中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就只能寄希望千以国际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我国县市级经济发展中要鼓励个人或集体通过发展开店铺、搞运输等投资成本少、风险低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这不仅可以加快商品流通，繁荣社会经济，同时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这样就可以缓解大量失业人口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谐等负面现象的存在。
3.提高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
相对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型城市的城镇化发扎，县市级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特点。大城市的发展是由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和城市建设扩张来进行的，而县市级小城镇的发展不可能依靠大规模的投资建设。目前我国小城镇最主要的两种形式就是工贸型小城镇和商贸型小城镇，其中又以商贸型的小城镇为主，我国商贸型的小城镇正是依托县市级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来发展商贸流通业，从而使使人口聚集形成以商贸业为主的小城镇。
4.加强县市级经济与外界的联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不断加强，这就使得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县域内的农副产品必须通过贸易销往大中城市，同时大中城市的成本较低的工业制成品也要销往县域地区，以实现优势互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发展县市级的国际贸易，可以加强县市级经济与外界的联系，从而通过与外界经济的优势互补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建议
要实现显示及国际贸易的新发展，就要把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长期稳健性和短期灵活特性相结合，加大市场主体反应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新发展。为了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新发展，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新的市场观念
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社会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仍不完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贯性依然存在，企业模式也并没有完全的专为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政府的职能也并没有实现完全的服务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买方市场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县市级经济的发展要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府要引导人们树立新的市场观念。首先是要更新人们的消费观念，使人们从即期消费迅速的走向超前消费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再就是要强化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政府要引导资金高起点、高水平投放从而实现自己投资的高效益回报，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2.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
我国县市级经济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要想促进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就要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现农业促进工业，工业反哺农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我国现实及经济的基本发展模式。在县市级经济的发展中，通过发展生产，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实现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政策，增加人们的收入，从而促进人们的消费。消费水平提高了，商品流通才能真正的实现，国际贸易才能实现正真的发展。政府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充分的就业，同时促进小规模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企业和个体经济、独立服务者、社区服务自我就业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从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拓宽农业增收空间进而推动县市级经济中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是立国之本，要充分重视农业的生产。通过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
3.不断的规范市场活动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也在不断的改制，企业改制进一步激活了县市级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潜力，因此，要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换，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政府要树立为企业发展服务的管你那，不断的开拓市场，促进企业的发展。具体而言，政府要打破垄断，促进良性的市场竞争，推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针对不同行业的经营和发展特点不断加强行业管理，促进不同行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要倡导建立多种形式的行业协会组织，通过民间团体来进一步规范市场，搜集和全方位的市场信息.发挥民间的整体功能和联动效应，实现上档次、上规模高效经营。要进一步加速市场建设，认真贯彻落国家有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县市级经济发展的精神，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接和县市级经济农业经济比重较大的特点。政府要加强引导，引导农民树立市场观念，增强维权意识，通过提高农民的素质实现农产品的市场化流通，加快农业市场化的水平。这样通过多种措施来规范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为企业的经营发展和上平的流通构造一个良好的运作环境，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县市级国际贸易的发展。
年全县宣传思想工作进展顺利，总之。亮点频出，整体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促进全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果的取得，各级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全县宣传思想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勇于创新、努力拼搏的结果，此，代表县委宣传部向各级领导、向长期奋斗在一线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表示高尚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县委决定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年工作，这次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布置今年全县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结束前，县委贺书记将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贯彻执行。下面，根据会议布置我先讲几点意见。
一、年工作回顾
县的宣传思想工作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精心指导下，一年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正面宣传鼓干劲，造势聚力促发展，紧抓主流媒体，拓宽宣传阵地，运用现代网络，为建设“开放、生态、和谐”提供了良好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努力提高学习实效。围绕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一)理论武装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是切实服务县委中心组学习。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年组织了县域经济、生态农业、廉洁从政等多个专题报告，为中心组成员普及了庐陵文化丛书》十七届五中全会辅导读本》等理论书籍；同时，加强了对基层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检查与指导。县委主要领导在理论学习与实践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县委贺祥麟书记撰写的领导干部加强学习贵在自觉、胜在方法、重在运用》一文在江西宣传》当代江西》上发表，大力倡议了领导干部加强学习的良好风尚。二是扩大了理论教育的覆盖面。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充分利用县电视台、今日；新闻网等媒体，大力促进党的政策进基层、进社区、进农家，努力把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布置上来。三是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探索科学发展新路子”主题教育活动。精心制定下发了两大活动的实施方案；县电视台、今日；新闻网等媒体开设了两大活动的专题、专栏、专页；黄坑乡党委、大坑乡党委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活动的典型做法在今日；上刊发；举办“青年话创业”演讲竞赛和“生态；绿色家园”摄影展，创作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探索科学发展新路子”小戏小品，评选了全县十大创业青年”不时推进主题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
省级媒体上台阶，国家级媒体求突破，整体工作争一流”为目标，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用活报纸、电视、电台、网络四大载体，积极拓展外宣渠道，努力形成了以宣传部为主导，相关部门通力协作的工作机制，使我县在中央和省、市主要媒体的重要版面、重要时段刊播量有重大突破。全县在中央三报两台刊稿38篇,
二）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有新起色。一是对外宣传又有新突破。全县新闻宣传工作以“市级媒体抓巩固。国家级对外宣传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稿7篇、文汇报》上稿篇、香港商报》上稿6篇、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上稿9条、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中国》栏目用稿19条；江西日报》刊稿120多篇，列全市第一，江西卫视》上稿36篇，累计在市级以上媒体上稿2200多条。特别是反映我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新闻在年大年初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整点新闻播出；月日，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信息报》专版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报道了县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月日，人民日报》17版头条刊发了县乡镇建设迈向规范化》月日，经济日报》刊发了做精茶叶做强茶业》详细介绍了县茶叶产业发展；年我县在国家级媒体上稿实现历史性突破。月日、月日，江西日报》头版头条分别刊发了敲响绿色崛起铿锵鼓点》工业悄然转型促进绿色崛起》另外，突出抓好了守业服务年活动宣传工作，得到市委检查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二是对内宣传工作上新台阶。努力办好《今日；全年共编印《今日；3期，健全完善了今日；编辑部管理制度，并于年日对《今日；进行了扩版；进一步优化升级了新闻网》三是加大了舆论引导力度。健全了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及时信息，正确引导社会焦点、热点问题，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全县舆论引导工作更趋规范。
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0例》读本的覆盖力度，
三）精神文明创建和未成年人教育工作迈上新台阶。一是加强了思想道德教育。认真开展了主题读书教育活动，积极组织中小学生参与全省网上征文和网上知识竞赛活动；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思潮。二是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大了群众性维护国家利益主义教育力度，认真开展了文明社区、文明小区共建活动，积极组织了迎七一、唱红歌”文艺晚会、全民健身羽毛球竞赛等活动；组织起草了县市民文明公约”切实抓好了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创建工作，全年推荐评选出第十二届省级文明单位7个、年度吉安市文明单位2个、吉安市文明社区1个、年度县级文明单位34个。三是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认真组织了金色童年”文艺活动，县机关保育院选送的节目《中华武术中华魂》参与全市文艺汇演并获得综合特等奖，泉江小学选送节目《戏童》获全市舞蹈类一等奖，中学选送节目《库斯克邮车》获全市声乐类二等奖，瑶厦中学选送节目《江南秋色》获全市器乐类二等奖；通过以学校为单位开展签名活动和以班为单位召开“告别网吧、健康生长”主题班会，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未成年人告别网吧活动；举办了身边不文明交通行为”摄影作品大赛，全县中小学生中开展“文明交通行动计划”活动；与县邮政局共同举办全县中小学生感恩母亲书信竞赛活动，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并在全省推广。
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了我国现行的多级财政体制，在教育领域建立起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供给制度，县级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提供者与责任人。财权上行、事权下移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缺乏承担全部基础教育支出的财政能力，对此我国建立起相对规范的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期实现教育财政的纵向与横向公平。
大量学术研究使用粘蝇纸效应评价转移支付运行机制的合理性――上?政府的转移支付是否会导致下级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是实现“一美元换一美元”的效应，还是下级政府的支出被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挤出”，出现激励不相容的现象。在教育领域，激励不相容表明下级政府即使有财政能力，但是出于自身和辖区利益考虑，不愿在基础教育上多花钱，使其支出行为发生偏离（范丽萍、李祥云，2000）。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县域基础教育供给的影响。文章首先对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然后以河北省县域基础教育供给情况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上级转移支付对县级基础教育供给的影响，着重分析以下两个问题：上级转移支付是否有效增加了县级基础教育的供给数量，上级转移支付与县本级财政收入对县级自有资金投入的影响有何不同。
二、 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财政理论发展起步早，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较为成熟，转移支付对地方教育投入总量的影响多是积极的，多数实证研究表明上级政府的资助会对地方政府产生激励作用或者较强的激励-替代作用。McMahon（1970）使用1955年～1956年美国各州转移支付截面数据，发现转移支付并没有影响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而使用1946年～196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该影响比较显著。Fisher和Papke（2000）在对美国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地方自有收入增加1美元，教育支出增加0.05美元～0.1美元;而转移支付增加1美元，教育支出增加0.25美元～1美元，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较高值。但是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仍需完善的我国，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对地方教育财政的影响，无论是在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是各个地域相比较，都存在明显差异。我国转移支付责任在中央、省两级，省以下的财政安排由各省制定，加之各省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县级政府对待转移支付的财政行为因省而异，笼统研究所有县级政府行为，很难得到一个普适的结论。故国内文献集中于对省内各县财政行为进行研究。从已有文献来看，我国部分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西等地的转移支付明显刺激了县级财政的教育支出，起到了激励作用（曾明等，2008）。但多数研究表明上级转移支付并未能给县级基础教育财政带来足够的激励，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挤出效应（张欢等，2004;陈雪娟，2009）。其原因主要在于专项转移支付配套资金要求不合理、监管不到位，以及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强依赖心理（刘亮等，2008）。
三、 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
以Exp表示地方预算内支出，Tr表示转移支付，Y表示县域自有收入。根据Tseng和Levin（1983）、成刚（2011）论述的下级政府的自有投入对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反应方式：
本文选取了河北省130个县市2001年～2012年共12年的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统计数据和基础教育在校生数作为样本数据，这两项指标由各县财政局与教育局提供。其他统计指标均采自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借鉴张光（2008）、成刚（2011）等对转移支付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方法，将模型设定如下：
因变量为县级财政自有资金的生均教育支出（EXP），表示该县财政的预算内经费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情况。主要解释变量为：人均地方本级财政收入（FIPC），表示当地的财政状况;生均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PCTP），若转移支付对县级政府基础教育投入产生挤出效应，则PCTP前的系数为负，若产生激励效应或激励-替代效应，则系数符号为正。控制变量Zit为以下指标：第一，县级政府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ED），以县级教育经费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表示。第二，总人口（PE）、在校生数（STU）、万人在校生数（WSTU），总人口变量控制县域社会状况，在校生数和万人在校生数作为绝对变量和相对变量，控制了县域学生规模与密度，可以检验本地教育投资的规模报酬状况。第三，人均GDP（PGDP），是否为省级以上贫困县（POV），表示当地的经济因素对转移支付状况的影响。
四、 实证分析
1. 模型选择。本文尝试使用混合OLS、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面板工具变量法对方程进行估计，通过对回归结果和假设检验的分析，选择面板工具变量--两步GMM方法的估计结果作为最终报告结果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模型选择过程如下。
首先对方程进行混合OLS回归作为参照系，结果见表2（1）。同时考虑到每个县的具体差异，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因此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2）。F检验强烈拒绝原假设，故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模型。
其次，考虑到个体效应仍可能以随机效应的形式存在，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方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3）并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Hausman检验认为固定效应模型较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率，这暗示了县域之间社会状况与政府行为差异的系统性和确定性。然而，检验结果显示无论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均有偏，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故对关键解释变量进行内生解释变量检验，χ2（1）统计量显示该变量为内生解释变量。
生均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内生解释变量的原因很可能是：第一，转移支付与被解释变量生均教育支出可能有互为因果的情况存在;第二，模型未观测到的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同时与转移支付相关。因此，本文引入面板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了两个变量：（1）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LIB），表示该县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水平。在河北各县多为“吃饭财政”的现状下，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因此，该指标数值越高说明该区域获得的转移支付水平较高;事实上，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获得转移支付较多的贫困县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数目均处前列。（2）当年该县是否有县委书记职位的更替（POL），根据王贤彬等（2009）、卢洪友等（2011）对官员更替的分析，对于即将离任的旧官员，由于缺乏晋升激励，很可能在最后一年选择不再有所作为，向上级争取转移支付的努力意愿较弱;对于新上任的官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岗位，与上级政府的议价能力不强。因此，存在县委书记职位更替的年份中，该县得到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可能越少。这两个变量均与当地基础教育转移支付直接相关，但又不直接影响生均教育支出。
在过度识别的情况下，对面板数据进行两步GMM估计会更有效率，回归结果见表2（4），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见表2（5）。回归结果通过识别不足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从而可以认为工具变量均与解释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Sargan统计量的P值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工具变量均为外生，与扰动项不相关。
2. 回归结果讨论。根据表2，模型通过F检验，整体拟合情况较好。对照表2（1）（2）（3），分析面板IV-GMM的估计结果（4）（5）。
（1）关键解释变量分析。在引入工具变量后，生均基础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数变为显著，生均基础教育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县级政府生均教育支出增加1.102元。这表明县级政府在转移支付的刺激下提高了对基础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实现了“一美元换一美元”的效应。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资金政策是否会降低回归结果的说服力，根据李祥云（2008）对转移支付类别的经济学分析，专项转移支付降低了教育服务的价格，增加了政府购买力，相较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产生更大的收入效应。然而在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期内，专项转移支付配套资金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小：一方面，河北省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要求配套资金支持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仅占所有转移支付金额的10%左右，总体比例较小;另一方面，由于省级政府在拨付专项转移支付时均等化地规定了所有教育投资项目的财政配套比例，往往超过县域财政承受能力，一些项目的配套资金无法到位，这就削弱了专项转移支付的强制配套资金制度对本文回归结果的影响。从而可以认为，上级转移支付对各县的基础教育财政产生了较好的激励作用。两个工具变量回归系数验证了前文假设――每百人图书馆藏书越多，该县获得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越多，而县委书记的更替则会对当年基础教育转移支付产生负面影响。人均财政收入在使用工具变量后，显示出了对被解释变量的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虽无法确切判断粘蝇纸效应是否真实存在，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相较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转移支付的增加对县级基础教育财政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使用上级拨付资金投资于本地基础教育。
（2）控制变量分析。总人口、?W生数、万人在校生数均对生均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后两项指标对生均教育支出的影响方向相反，这很可能是由于样本期内河北省基础教育正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时期，本级基础教育财政支出总量增加，而生均预算内教育支出逐渐下降。同时，由于在校学生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学生密度逐渐上升，促使基础教育投资的产出效率提高。县级政府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和人均GDP从回归结果看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被解释变量，这很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教育投资的努力程度主要受到地方经济和财政水平的限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投资的来源变得更加多元化，弱化了经济因素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力。是否为贫困县作为虚拟变量出现，但在模型中其回归系数同样不显著，这表明贫困县可能并不是上级政府在进行教育资金转移支付时的重要决策因素。对贫困县的投入力度不明显，可能有违转移支付的横向公平原则。
五、 结论
（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政府由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首先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所谓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就是要将政府的主要职能从原来的过分关注经济建设的建设型政府，调 整为政府职能主要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其区别于管制型政府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公民为本位的政府。 ［17］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各级政府构建坚实的公共财政体系
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有四大体制支撑，即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城乡协调制度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制度。从财政体制来讲，首先要 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变，使其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职能。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目前比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 付的力度，弥合东西部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使其达到公开、公平、公共、民主和法制的要求。从收入分配来讲，必须按照“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的八字方针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 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从而减轻政府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18］
（三）加大县级政府的经济自主权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力保障
有研究认为，中西部地区某些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困难，原因在于其县级财政的现状与公共财政的差距。［19］县级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财 政包袱重，“市管县”的管理体制，进一步加重了县级财政的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县级财政负担过重，财力偏紧使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时有 心无力。由此，近年各省积极实施“强县扩权”制度，目的就是为了加大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中的自主权。强县扩权最重要的就是要强化县级政府的经济大权，可以 有效实现政府机构的精简，降低行政运行成本，促使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并提升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统筹协调水平。［20］
陕西省于2007年起开始实行“强县扩权”试点。2008年一季度，15个扩权县（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 平均增长15.9%、28.7%、28.7%。扩权县直接办理的审批、核准、备案类项目大幅增加，发展环境更加宽松。神木抓住机遇，促进了县域经济快速发 展，顺利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从而改写了陕西省没有全国百强县的历史。
四、总结
西方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的天然责任，而我国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只能将范围缩小至基本公共服务。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 和各地广泛的实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必将越来越成熟。如何实现民生措施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认为只有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公共财政体系和扩大 县级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研究的过程中，本文认为以下问题还应进行继续深入地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如何评价，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和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措施的实行，这一领域必然会引起学者的关注。同时，各地政府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应切实贯彻落实，使这些 惠民举措真正为百姓带来福利，而不是出于各级政府一时的“政绩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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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大县级政府财力培育,发展适合各地实情的县域经济,以经济的发展来促进财政问题的解决,走“经济-财政-经济”的辩证发展道路。本文以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培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境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湖南省县级财力培育的宏观政策。
【关键词】县级政府;财力培育;湖南
近年来,在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连年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县乡财政困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增人增支刚性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滞后等体制性、政策性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乡分割和地区间经济非协调发展在县、乡财政上的集中反映。
一、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主要表现
(一)县级财政收支差额与赤字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国家清费立税改革相继出台,县乡预算外收入急剧下降,县乡财政的包袱大大增加。县乡政府作为一级政权机构,有其必须履行的政府职能,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但由于县乡财政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财政负担,大多数的县乡财政很难支持一级政府的正常运转,影响县乡政府职能的实现。
以长沙市县级政府为例,2003年财政赤字为41502万元,2008年达到166097万元,扩大了4倍。不仅如此,县与县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在同一市内,以长沙县与望城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相差15925万元和19728万元,2008年分别达到37021万元和47953万元。不同市域,差距就更大了。以长沙市长沙县与湘潭市湘潭县为例,2003年财政收入湘潭县为长沙县的37.51%,财政支出则为40.88%,2008年分别为25.97%和51.91%。可见财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相对缩小,故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即财政赤字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文教体卫经费支出严重短缺
目前,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确实使中国逐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对社会环境发展的需求,致使我国大部分城市存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不协调的问题,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加大了我国人口素质、社会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转变政府职能入手,对文、教、体、卫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认识,并将科技和教育支出放到政府财政支出的首位,给予优先考虑。2000年至2008年,湖南省文教体卫财政总支出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但占财政支出比例却呈现出下降趋势,2008年仅为19.69%,是近9年来的最低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水平。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资金需求缺口巨大
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城乡社会保障实施严重不平衡。目前,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内试点实行,社会保障基金调剂范围较小,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费用也较少。以湖南省为例,2001年用于农村的保障资金为912.4万元,仅相当于城市保障资金的3.4%,若加上农村困难户集体补助金487.0万元和农村五保户集体供养金14467.5万元,也只有15866.9万元,仅占湖南社会保障金总额的9.96%。可见,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支援不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比例逐年下降,但不发达地区却是最需要财政公正支持的。
二、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行政机构膨胀,事业管理费高
多年来,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增长过快,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人浮于事的结果直接导致财政支出中用于工资的比例在增加,但行政效率却低下,加大了寻租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增加了财政运作成本。据调查,2001—2008年湖南省政府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9%—10%,并呈现稳步增长趋势;部门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30%;行政事业管理费占比高达55%以上。财政支出绝大部分花费在政府行政机构、部门管理事业费上,造成财政支持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导致财源培育不足,制约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二)县域、农村经济发展不足
当前,县乡财政可用财力增长乏力,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湖南是农业大省,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慢,绿色、优质、高效的农产品基地规模小,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农民增收的步伐缓慢。2008年湖南省农民收入中的73.8%来自农业,其中,农业收入中来自粮、棉、油、糖、烟叶的收入高达80%以上,来自果菜收入比重还不到10%。过去,在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一直比较高,农业只要增产就能带来农民增收。并且,湖南省农业税收年增长幅度,从2000年的33%回落到2005年的9.6%直至近年才稍有回升。种种现象表明,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和财政不增税的问题对县乡财政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经显露出来,并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这是近几年来县乡一级财政困难程度进一步加大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资源占有不均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均等
1.城乡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国建国50多年来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人口总量也是在递增的,到2000年才有快速相对下降的迹象,但至今仍有将近61%的人口聚居在农村,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农业就业结构转换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村聚居大量的人口,必然导致极低的生产效率,这也和我国工业化的程度极不相称。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当属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到现在农民要变成城市居民的主要途径还是升学。因此,打破城乡人口滞留的格局,加快城市化进程,显得尤为必要。
2.产业结构演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确实出现了高增长。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高增长却是由第二、第三产业拉动,而第一产业停滞甚至萎缩,这主要是由农业的禀赋决定的,但还夹杂着人口因素。1997年以后,我国农业产值占到GDP的20%以下。同期,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70%左右,结果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得特别突出。1978年,从三种产业的产值结构来看,我国工业所占比重已达44.8%,具有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来看,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73.3%,是人均GDP200美元以下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这里面的关键因素是人口结构的调整跟不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1999年,我国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就业比重依然高达50.1%。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当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31.4%。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低。
三、培育湖南省县级政府财力的宏观政策研究
(一)精简乡镇行政机构与成员
益阳市作为湖南省改革试点城市,2006年内,全市乡镇从144个精简到96个,1294名乡镇干部精简为705人,乡镇事业编制减少10035人,精简率达63.4%。以益阳市2005年底人口总数460.6万人为基数,几乎每300人中就有一名政府办事人员;年度财政收入总额92377万元,而财政支出达到317808万元。从种种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湖南省县级政府机构臃肿,基层行政机构人员冗杂,财政供养规模过大,使得县级政府财力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无法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必须进一步推行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精简冗员。可以根据“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基本原则,考察各地实际职能需要与财力因素,配备工作人员,避免出现人多反而不办事、办不好的情况。并且,政府的编制也应该考虑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情况,在集中财力求发展的时期可以适当缩减编制,等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时,再适当引进,以达到比一开始人员臃肿时更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推进乡财县管
自从实施税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税等政策后,绝大多数乡镇已经失去其主要的财源。农业税在整个湖南省的财政收入中占了比较大的比重,在绝大多数没有自主产业,仅仅依靠农业税等税费收入取得财政收入的乡镇对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吃饭财政”的现状都难以持续。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逐步撤消乡镇财政,推进“乡财县管”也是必然趋势。采取预算共编、账户共设、集中收付、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逐步取消乡镇财政。
(三)提高农民在土地转让过程中的分享比例
在现行征地制度下,除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公益事业用地、农民宅基地外,所有新增建设用地需要占用农用地的,无论是出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的需要,还是出于房地产开发等私人目的的需要,都借助国家土地征用权来实现农地转用,征地的服务范围超出了公共利益的界限。同时,国家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在征地补偿中对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保障未予足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本来就很低的征地补偿费用,集体经济组织又要截留、分享,因此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更低。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由于缺乏非农就业所必需的专业技能等原因,很难在短时期内找到合适的非农就业岗位,而货币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又很不完善,致使一部分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就业都受到了影响。在土地用途管制下,农民承担了耕地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公共利益的代价,却不能全面分享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得到应有的公共财政上的支持和补贴,农民的土地权益事实上集体性地受到了侵害。
(四)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
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一是要打破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允许集体非农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对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定价;二是明确界定“公共目的”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限和征用范围,提高农民转让土地的分享比例;三是建立能够全面、真实地反映土地资源价格、资源成本和社会保障价格的科学的地价评估体系,对批准入市的土地进行全面的定价评估,为征地补偿提供价格依据;四是在充分考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土地发展补偿、未来收益补偿、社会保障补偿以及劳动力安置等因素的基础上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五是对于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公益性占地,允许农民入股,允许经批准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以租赁形式转化为工商业用地。
四、总结
关键词：县级政府 公共文化服务 提供能力
一、县级政府内涵界定
县政府的内涵是自治旗及林区、旗、市辖区、县级市、县以及自治县人民政府。总体来讲县级政府可分为三部分：首先，将农业作为主要产品的辖区县政府，这是政府的重要的和传统的一部分；其次，将城市视为主要辖区的大中城市的市管区政府和县级市政府；第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旗、自治旗政府[1]以及自治县。其中第一部分是本论文所讲的县级政府，即是一种比较传保守层面上的县级政府，它的主要职能包括：
1.县级政府是一种职能健全、比较独立的基层政权组织，包含和协调、管理、服务等职能以及灵活性、综合性等特点。
2.目前县级政府不但具有加强农村基层的政权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进步、发展其小城镇，而且还有发展县区域经济的主要职责和多样化的职能。县级政府是我国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主要层次，是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地方政府，其意义非凡，具有促进城乡间的交流，统揽农村方面的全面工作、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一，党和国家法律政策的落实和实施，关键依靠于县级政府的工作效率的高低；第二，县级政府直接承担着为城乡之间经济的发展提给予各方面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创造和谐的外部环境的重大任务[2]。
二、县级政府公文化共服务内涵界定
若要真正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义，最初应从公共文化的本质着手，就单一的内涵角度讲，其文化的精神品质是公共文化的具体表现，其公益性、公开性、公共性、一致性、整体性等是它的内在本质特征。公共文化要求人们具有公共观念、群体意识、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社会归属感、群体认同感和，同时要求文化的整合与文化的和谐共同发展。就公共文化定义延伸的角度讲，公共文化拥有共享性、群体性等一些表面的公共性特点，利用公共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资源，以及艺术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以进一步落实群众的参与性、资源的共享性的文化的发展。公共文化定义的延伸具有相对的层次感。黄楠森学者于《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书中讲道，“教育和教育思想、哲学和社会学说、公共文化设施、新闻出版事业、民间文化、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政治法律思想和理论、道德伦理观念、、文学艺术、宗教现象等十二类”[3]即是对文化延伸定义的分类。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前提是拥有公共性特点的设施活动，不但有中深层次文化所反映出来的人文意蕴、精神内涵，更加有表层文化所表现出的物质形态。所以，价值观念层面、制度层面、物质层面这三个层次就是公共文化定义的延伸。从价值观念层面讲，公共文化指的是公共文化精神导向与公共文化意识形态，包含有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习惯传统、伦理道德、团队精神等，体现有人文精神以及人文知识两种形态。公共文化的定义从制度层面讲，是指公共文化意识与公共文化精神的制度体现形式。从物质层面讲，它是指公共文化的物质与物质载体的反映形式，主要包括具体的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设施等。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与性质由公共文化的本质而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方面而言，在政府的带领下，公共文化服务用财政投入以及税收的方法以提供整个社会相关服务和文化产品的过程。在原有定义不变的前提下，对它进行了界定，另添了政府的公开性，可政府宣扬公共管理服务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以导致没有全面反映公民积极参与文化的价值。从公共品和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此种途径视文化为一项将由政府用多种方法提供性质较单一的“产品"，而并不重视文化对于个体、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体制的重要作用。国家的日益发展正延伸至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它折射出的一个事实即是：公共文化服务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其社会结构正渐渐地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家的不断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亦日益严格，在此种氛围中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本文笔者的观点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亦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作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提到，任何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但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等的“硬实力"上，而且体现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意义的“软实力"中。将文化视为软实力的一构成部分，这是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较先提出的一个新定义，其具体体现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以及影响力，它也被视为国家软实力的最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认同。本文笔者认为：据以上内容所了解可知，对公共文化服务准确的诠释就是，以提高文化软实力以及保证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为核心的，由准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合作创造和给予的，不仅要创造良好的适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条件与文化环境的，而且要为国家公民提供最基础的有关享受的精神文化的公共服务与产品的行为。公共文化服务由提供主流文化服务和产品以及基本文化服务和产品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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