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2 14:51:36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问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问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0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C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权合在一起，以张维达、逢锦聚、程恩富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案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问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问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社会转型”是社会学中的一个专业的术语，而理解“社会转型”主要从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进行。社会体制的转型即指我国的社会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社会结构变动是指社会结构由单一的发展向整体全面的发展转变;最后，社会形态的变迁是我国的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治经济科学理论不但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且我们也用这一理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理论指导。这里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包括马克思最初创建的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包括后来由党的历代领导人和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方法，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经济学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其中所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如果脱离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也没有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许不会这么早就诞生，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基于批判和继承以前的优秀经济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主义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作为根本任务。经济规律指的是各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如同自然界的运动一样，都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规律性相同，她们都具有客观实在性。第一，无论如何，客观的经济状况是经济规律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一旦客观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经济规律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客观经济条件，指的是社会生产力的现状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第二，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既不能制定或创造经济规律，也不能改造已有的经济规律，也不能将现有的经济规律消灭或者是废除。只有在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的基础上，经济规律才会随之变化。第三，经济规律对人们经济活动的支配或制约往往带有强制性。当人们还不认识或没有完全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时，经济规律会作为外在的力量，强制地支配人们的经济活动;一旦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违背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社会经济运动就会受到阻碍和破坏，人们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在17世纪初开始产生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流通领域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产生了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就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575—1622年)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但是，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一种不成熟的经济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由流通过程向生产过程的时候，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才随之开始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产生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虽然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种种美好设想，但由于它是唯心主义的，终归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认识过程中，它既不受以往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私利的局限，又不受阶级偏见的妨碍。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所以，它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马克思写下了《资本论》的科学巨著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未停止，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根据他们所处时期经济建设的具体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和提出了创造性的理论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时期，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理论和具体纲领，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指导下，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并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根据该阶段的时代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发展和需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是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经受过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发挥更好地指导作用。
(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着社会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理论并非是现成的教条，而是经过不断地研究提出来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可能某些个别的论断会随着时间得推移和社会的变化而显得陈旧过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所得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可能会因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过时，但是他提出的观察、分析经济现象的世界观、方法论却不会过时。其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科学真理，而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也要批判地吸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合理成分，以使自身的发展不偏离世界文明的发展，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导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
中国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效，我国的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建立起了全面物质生产体系，各项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性的成就，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我国的经济转型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使得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缩小贫富间的差距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这些宏伟目标具有实现的可能。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的转型提供行动指南。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和发展性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大作用
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存，是因为它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这就是它的时代性和发展性的体现。具体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论述：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就更便于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任务进行科学的指导。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前人优秀的理论成果的基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论，这一学说从根本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根源，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并用其去指导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发挥着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学的主流。在我国的转型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社会的转型期间，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帮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30年。
一、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及课程定位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2006)提供的数字，截至2005年底，全国普通高校开设的经济学类专业16个，专业点1503个(占全部专业布点数的18.33％)，在校本专科生85.78万人(占全部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5.49％)，专任教师5.10万人(占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总数的5.94％)。2005年底，全国设置经济学专业的院校310个(占经济学类的20.63％)，经济学专业专任教师34234人。其中，教授2859人，副教授9854人(占经济学专任教师的37.14％)。
据西南财经大学对全国30所院校经济学专业、南开大学对4所“基地”院校的调查，各院校普遍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大部分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部分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的院校开设“政治经济学(上、下)”。
按照、教育部200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的要求，原来为本科生作为思想政治课开设的“政治经济学”将不再单独开设，并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但作为财经类专业学生单独开设的“政治经济学”继续开设。据对全国30所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调查，“政治经济学”课程最低1.5个学分，最高8个学分；基地院校平均6学分；财经院校平均5.2学分；理工院校平均2.4学分。
当前，《政治经济学》教材选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院校使用的版本繁多：重点大学选用国家推荐的优秀教材、“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基地”院校大多选用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有些院校选用的是国内知名学者编写的教材，如，卫兴华教授等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刘诗白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谷书堂教授、宋则行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魏埙教授、刘波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近年来，各高校教材建设和教材改革的趋势是：教学内容和质量标准趋向国际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网络化、立体化教材；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手段、教学方式改革和“双语教学”相互配合。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的大量引进和课程开设，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形势，需要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定位。
(一)经济学类核心课定位。根据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和推荐，经济学类核心课程一共有8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和统计学。其中，政治经济学列为8门核心课之首。所谓“经济学类”主要包括经济学、金融学(含保险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含税收学)和统计学及近年来细化或衍生的一些新的专业(如金融工程、信息管理、网络经济学、国际文化贸易、海洋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
(二)经济学科基础理论课定位。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分类，“经济学”学科可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划分为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分为10个二级学科。从更宽泛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应是经济学16个二级学科中的基础理论课。
(三)经济学专业的“入门课”定位。在我国，尽管在高中阶段就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但仅限于一些基本概念、名词解释。只有到大学本科阶段，学生才真正开始系统学习和把握这门课程的完整知识，而且通常是在新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就开设的课程，足见该门课程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因此，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门课程不是“政治课”，而是专业“入门课”。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这一点是西方经济学无法比拟的)，为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广阔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成为系统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专业课。
二、如何处理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地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些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进入政府决策的视野，西方经济学课程也随之进入高校的课堂。在这一背景下，政治经济学教学遇到严峻挑战，一些学校甚至主张减少或取消政治经济学课程，代之以西方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根据南开大学2006年对4所“基地”院校经济学专业学生的50份调查问卷，在核心课设置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西方经济学，然后是政治经济学，之后是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第一，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的关系不是绝对排斥的关系。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当然也包括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二，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是并列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教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能否推动或带动整个经济学科的发展，主要看能否继承、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能否继续确立和巩固，主要取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主要取决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解释和说明我国生动活泼的社会主义实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当前，在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问题上，应注意两种倾向：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成为许多经济学家追逐的目标，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标准，似乎获得诺贝尔奖就成为该领域的最高权威。目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人有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化学奖的，但都是美籍华人；在人文社科和经济学领域，真正的大陆学者至今尚未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有人说，中国人可以获“奥奖”(奥林匹克竞赛奖)，但无法获得诺贝尔奖，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并由此推论说，只有学习西方经济学才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对诺贝尔奖的争论就没停止过，批评也没有停止过。对此，不能迷信“诺贝尔奖”，更不能形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迷信”倾向和潮流。从当前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有三大缺陷：一是论资排辈。据不完全统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年龄都在60岁以上，论资排辈的风气较浓。二是性别歧视。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至今还没有一位女性获奖。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男性的运动。事实上，杰出女经济学家不乏其人，如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夫人。但她们最终未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三是意识形态标准。至今为止，不少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美国人最多。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则一个获奖者也没有。转轨国家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是“转”到西方国家做研究也别想获奖。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家高明，而是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学术标准外，还有政治标准。
(二)数学化倾向。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量引进，数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形成了学术研究的数学化导向。同时还听到一些声音，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重视数学，只有西方经济学才重视数学。在这样的导向下，年青人拼命玩数学，一些年龄偏大的教师普遍为缺乏数学功底而感到苦恼。本文认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重视数学方法，而且马克思本人曾经是数理分析的先驱。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地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和两大部类关系等的分析，成功地运用了数学，而且从其运用数学方法的深度和广度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还是马克思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能超过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数学工具，而在于各自的理论基础不同。第二，任何数理分析都有假定条件或前提，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前提假定。前提假定大体有三种：一是为逻辑分析或抽象分析的需要，暂时将一些问题作为前提加以假定。二是以确定的经济关系为前提，如，西方经济学最大的前提假定是私有制，新古典经济学崇尚市场调节，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三是对不宜进行数理分析或数理分析不了的问题进行假定。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很多分析是第一种情况，西方经济学的绝大多数分析属于第二种，但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情况下也有为某种需要而采用第三种(如，美国经济学的权威刊物《美国经济评论》要求所有论文既要有数理模型，又要有计量检验)，这就逼得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不得不硬着头皮这样做，后来慢慢就形成一种学术范式。现在我国国内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数学模型的前提假定越来越多，但离现实越来越远，其分析结论的实用性令人怀疑。第三，数学工具不能滥用。之所以有许多人反映西方经济学难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理分析过多、数学工具比较复杂。其实，不仅中国读者无法全部看懂，就连数理经济学家大师里昂剔夫等人也都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因此，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可以采用适当的数学工具，但不能滥用数学工具。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方向与思路
(一)明确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基本思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坚持改革领先、开拓创新；提高质量、注重内涵；突出特色、争创一流；服务社会、面向未来。
(二)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经济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是多出理论经济学人才，但为学生今后长远发展和就业着想，应兼顾增加培养“适用人才”的教学任务。总体说，要以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高水平人才为目标，明确“丰富知识、培养能力、注意素质”的培养思路，在教学改革方面下更大气力、花更大功夫。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经济学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应采取“引进”和“培养”两种方式，二者不可偏废。对大部分学校来说，主要应以自己培养为主。可采取鼓励“攻读博士学位”和“到外校进修、做访问学者、参加各种培训”等多种方法。同时努力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开阔学术视野，增加社会交往，更新知识结构。对“引进”的人才重在考察其素质，不能只看“牌子”，争取做到既要好看又要中用。
一 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主题的简单划分
1 以经济理论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
作为理论经济学课程的政治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从客观的经济理论和逻辑出发，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地向学生讲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现实的经济现象和解决热点的经济社会问题。事实上目前在各个高校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和完美，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可是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完全感觉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其中的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方经济学旨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而没有提及其他制度的好坏，而政治经济学在阐述剩余价值时通篇提及“资本家剥削”工人，很容易让学生将其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从而无法将其看做是具有现实用处的经济学理论。由此在编排作为经济学教材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是否可以将书中有着明显和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用其他合适的经济学名词代替。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去回避“剥削”这样的字眼，因为即使用中性、温和的词汇去描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学生也很容易领悟其不合理之处。
2 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
作为马克主义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使学生充分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为了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点讲授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产生、商品经济的起源、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过程。让学生理解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着上述事物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命运。让学生理解高中学到的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是如何来的，国家为什么产生，由哪一个阶级统治以及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国体是由什么决定的。比如可以让学生探讨欧洲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哪些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是不是从来就有的，是怎么样产生的，每一个阶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取得国家政权。通过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使学生理解无产阶级并不是马克思或某一个人头脑中的一厢情愿，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决定的。
以社会理想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要立足于当今中国及西方社会的社会现象和矛盾。比如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商品货币关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使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现象比比皆是，医患矛盾、暴力拆迁、见到老人摔倒不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传销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与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密切相关。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为争取物质利益的竞争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否能建立普遍和谐的人际关系。
此外，马克思为追求真理，在艰难环境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坚持领导工人运动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不懈努力的事迹也是优秀的思想教育素材。不论初学者是否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不论其是否可以树立起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论其是否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教师，要让学生理解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的美好动机和初衷。
3 以科学预言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
在政治经济学中，有一系列的结论由马克思得出，并由接下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实践所证实，并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如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演化的结论，论述了作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演化形式，可以让学生思考目前正在使用的货币有什么缺点，并思考未来的货币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此外，价值形式的演化、货币的演化间接地论述了商品交换方式的演化，可以让学生考察现在的商品交换是如何进行，讨论电子商务与网络金融出现的原因并思考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并由此进一步让学生思考如果商品交换方式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那么商品交换方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将会发生什么。
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相对人口过剩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原因，而不是西方学者仅仅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简单地描述这样的事实，并可以预见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第一部类优先增长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以及我国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而两大部类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前苏联社会发展的最终失败以及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果调整，论证国民经济比例协调的重要性，并分析欧美部分国家产业空心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农业绝对地租消失的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国家农业的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可以让学生分析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表明生产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生产资料朝着被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共同占有的方向发展，由过去被历史所证实的发展趋势，让学生分析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
1 主题式教学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严整，内涵丰富，上述只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对相关主题的简单提炼，授课教师应该认真研读《资本论》，从中挖掘更多的教学主题以便更好地充实和丰富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
在上述三个主题中只有经济理论主题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其他两个主题则只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因此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点的讲授有所侧重。比如作为“两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讲述第一章，拓展讲述政治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对象，并可以拓展详细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贡献，对其他理论知识的讲授要偏重涉及社会理想主题的知识点。对于作为经济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则侧重于各个理论的讲授，对意识形态的问题采取中立的态度，同时适当涉及社会理想主题。上述三个主题中的预言主题，则可以同时作为“两课”和“经济理论课”的教授重点，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预言，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魅力之所在，也正是这种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对未来社会的天才预见才有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结论。
2 主题式教学条件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
以经济理论为主题的政治经济学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全面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于课程的考核应该以考察基本的概念和理论为主。至于应用型的题型应该与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有关，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对相关问题发表观点。因此在课程考核时可以选定一个主题，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题，重点考察政治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知识点，并让学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和分析经济社会热点问题。
对于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考核，应该让学生在了解相关经济事物过去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能够发表看法。预言主题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可以以预言主题，比如通过对货币的演化历程的理解，让学生谈谈货币未来的发展方向。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成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是西方新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支撑。其之所以迅速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行政)过程，并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说和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对西方的经济困境做了深刻的揭示: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的失灵，这给我们提供了有意的启发。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为世人知道的时间并不久，但是它当今已经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同时，它也被列为当代十大经济学派之一。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应用于研究西方政治过程。这样，它既为人们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应该再继续采用凯恩斯的研究思路。他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将经济分析进行扩大并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过程。同时，他通过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最终找到了其经济处于困境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失败而并非市场制度的失灵。
一、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公共选择理论既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涉及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它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的具体行为特征，同时包括由此引起的政治团体(尤其是政府)的行为特征。因此，学术界常常把公共选择理论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因此有时候又叫“官僚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公共选择问题，而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通过民主决策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把私人的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的一种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机制)，是利用非市场决策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说，公共选择在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过程。公共选择作为一种政治过程，它又有着不同的方面:即要经过立宪、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过程。在第一阶段即立宪阶段，所进行选择是制定根本性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阶段即立法阶段，主要是在现行的规则和法律范围内展开集体活动;而第三阶段即行政和司法阶段则是个执行阶段，它将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具体付诸实施，并且执行各项决策。在这三个阶段中，问题最多的是行政和司法阶段，这个阶段的操作难度也是最大的，因此，通常认为这个阶段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为重要的阶段。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来源: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
公共选择理论来源于维克塞尔的公共财政学。公共财政学的奠基人是维克塞尔，他同时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其绝大部分理论是研究财政方面的，而着重又是研究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所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公共选择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这将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布坎南从维克塞尔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启发。后来，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财政学观点:财政学应该始终以政治过程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公共财政学与政治学有密切的联系，如果研究财政脱离了政治过程，那它还是传统的财政学，这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财政问题;经济学不应该只是被动地提供政策建议，而应该关心经济运行中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布坎南等人继承和发展维克塞尔的观点，提出了政治决策的多种模型假设。他们认为政府的集体活动是盈利的，能够有利可图，而古典经济学不应该主张政府只是从事保护性的或非盈利性行业的业务。同时他们也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并不是把问题交给政府去处理就能弥补市场的缺陷，而经济学应该研究政治的过程才对。因此，与其说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是由于经济制度的失败，那还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应用经济人假设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其基本思想也来源于维克塞尔的观点。维克塞尔认为，社会的总效用是由各个成员的效用加总起来的，而政府官员又总是从增加他们自身的效用出发来制定政策的.，也就是说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不会完全地从只是增加公共福利的愿望出发去制定对全体人员都有好处的福利政策;政府官员们能从政府的经济活动中得到好处，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仁慈君主。布坎南认为，政治官员同样是理性的、自私的，还有，他们也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财政赤字有增无减，财政支出的很大部分都落入了政府官员的私人口袋。
公共选择理论还把交换关系运用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这一观点同样源于维克塞尔。维克塞尔认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个人是按成本——收益原则来进行决策的。布坎南把选票比喻成货币，认为选民用选票“购买”到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官员们正是利用对多数人都有利的政策来换取更多的选票，选票是连接选民与官员关系的纽带。这就好比消费者和厂商之间是用货币联系起来的一样。不过，经济交换和政治交换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经济交换只是一种简单的交换结构，而政治交换的结构则更为复杂。在经济交换市场上，个人在转让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来直接得到另一种私人商品的所有权后，马上就会得到满足。而在政治交换市场，不能保证个人在投出选票后就能获得效用，而只有当个人与其他选民一起集体一致行动才能获得某种公共物品。同时，只有当选票达到一定的数量后，选民才能得到相应的等价物，这一点与市场交换却完全不同。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之所以突然成为经济学的一大派别，是因为“它开创了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政治(即行政)过程，也就是说采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政治生活的内容，包括国家理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选举规则、选民行为等等”。布坎南在分析公共选择理论中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方法论个人主义。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就是指把作为微观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个人视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把个人的选择作为公共(或集体)选择的基础。传统的政治学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完全独立于个人利益的，国家和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唯一决策单位;而布坎南认为，“集体行动被看成是个人在选择通过集体而不是经由个人来实现目的时的个人活动，政治被视为不过是一系列过程，或一种允许上述活动产生的机构”，所以，人类的所有行为，不论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都应从个人角度去寻找原因，因为个体是群体的构成细胞，是决策的基本单位，个体行为的集合构成集体行为。其实，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有相似的地方，在市场中，个人行为通常是经过市场发生相互交换、相互使用行为的，也正是这样产生宏观经济结果的;而在政治过程中也同样是许多个人行动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结果。因此，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运行过程一样，同样可以采用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人假说。所说的经济人假说，就是指把个人看作理性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行为，同时认为个人天生就是追求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的，一直要持续到这种追求受到制约为止。在公共选择理论诞生以前，经济学与政治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是采取两种完全相反的标准，认为市场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只受狭隘的个人利益驱使;而政治活动的主体由于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所以只遵循公共利益行事。公共选择理论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同样的人可能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就由自私自利的利己者而转变成大公无私的利他者吗?如果在经济决策的分析当中，认为他是利己主义者，但是在政治决策分析中，同样的人却又变成了利他主义者，这样，对人的分析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公共选择理论沿用“经济人”假设，将人的自利行为从市场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体现出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点，把政治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
最后，经济学的交换范式。用经济学交换范式来对政治活动进行研究，自然就会导致将政治活动归因于复杂的交换、契约或者协议。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过程看成一种与市场交换过程相类似的活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的政治市场，就是指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同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生相互关系的场所。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相类似，它也是由供求双方决定的。需求的一方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的一方却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不管是选民还是政府官员，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衡量。如果一项集体活动的决策给他个人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需负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投赞成票支持这项决策，否则他就要么弃权，要么投反对票。政治市场交易结构与经济市场的相似性，最终由人的自利本性来决定。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现实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对政府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但在经济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为研究政府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研究途径。同时，它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的一些共同特征，指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限度和政府干预失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我国当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一些启发。
第一，政府必须把握好在干预经济活动中的适度原则，在政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架构起一套激励共容机制。由于市场存在着一定的自发性，注定了会在有的时候失灵，所以政府就有必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但是，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并不一定就能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处，因为政府本身也有职能上的缺点，它也会失败。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限度，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它;但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公共选择理论的结论，因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体制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理论，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第二，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具有相似性，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过程的缺点会对经济过程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初见成效，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与效率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许多理论上与实践上的障碍。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为我们对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为了早日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第三，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将政府的决策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布坎南认为，由于决策者会被自身“经济人”的动机所左右，导致其对公共利益的理解难于切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决策者自利动机的刺激作用，使得他们的决策行为往往不是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所以，政府的决策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所以必须为政府制定政策建立某种规则和程序，以使政策方案趋于合理，避免决策失误。所以说，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逐步优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系统，完善公共决策体制和相关规则，逐步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第四，要正确看待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特征，并且适当考虑政府行为的经济效益。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政府无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但是，政府部门和其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我们不但要加以重视，而且要真确地进行引导，并进一步加以规范。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调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还有，我国政府机关工作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减少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对经济效益的监控。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的绩效。
参考文献
[1] James.Buchanan: The Theory of Publics Choice[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2.
[2] 丹尼尔.缪勒:公共选择[M].上海三联书店，1993.
[3] 汪翔、钱南:公共选择理论导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 创新 理论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完全适用的，这在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得比较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我们还是探索了一些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如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对经济学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也走向深入。我国理论界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解决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它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又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不断加强，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理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们进行的伟大革命，它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3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理论是中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贡献。
共同富裕理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言的，但又不同于绝对平均、同步富裕，而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富裕，使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强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成就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解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地走出一条经济发展道路，经济所显示的蓬勃生机为全世界所瞩目。经济发展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理论加以解说。这也就是所讲的，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近些年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解说，人们存在着巨大差异。以西方经济学为出发点的人认为：中国经验至多是一种转型经济学的范例，即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式，没有普遍意义。如果说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那应归功于对于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应用，如发展私有经济、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等。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则是对于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偏离，如过多的国有经济、政府干预经济等。
现代西方经济学，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因此具有一些共性和普遍性，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加以吸收。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又具有特殊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以发达市场经济为基础产生发展起来的，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的行为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的经济体，解说往往失去公允和客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果，世界经济发展亟待新的经济学理论。
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多方面指导。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才避免了犯颠覆性的错误，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指导作用，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体现。二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中国的实践发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形成的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排除对当今世界人类发展的积极理论成果、包括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吸收，使其更具有科学性。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经济理论还不是很系统，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此外，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没有得到系统总结，特别是从理论上加以抽象提炼形成体系化的学说。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高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设置比较
自我国高等院校建立经济学相关专业以来，政治经济学学科经济管理类的专业课程中居于基础地位，对我国髙等院校具体学科的设置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引导作用。随着中国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和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的深入发展滞后于社会实践，对现实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日趋下降，与此同时，国外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的大量引入，政治经济学在高等教育和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地位面临被进一步弱化和边缘化的危险。
自1993年来，根据《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在全国髙等院校逐步实施学分制。多数学校的改革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更多的采用学分制和学年制并存的形式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在表格中空白的表格无法查询到其确切的学时数。河南大学的数据来源于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计划。
在现在多数的高校教学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的学时数和周课时数整体上要少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在现在多数的高校教学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的学分数整体上要少于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甚至有一部分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学分占不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总学分的一半。
总之，在我国高等教育经济管理类的专业教学中，基本上呈现偏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的倾向。在教学计划的学分和学时安排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西方经济学的比重逐步在上升。在具体的教材内容建设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剥削观点和历史方法分析批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有逐步削弱甚至于被取消的趋势;在学科教学实践环节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作用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挥。
二、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内容比较
(一)研究体系
政治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结合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形成了导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四部分的研究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西方经济学则是以马歇尔折中的微观经济体系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为整体研究框架的。西方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
总之，在政治经济学中强调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弱化这一前提，更强调使用经济理论来解决一些切实的问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可能比政治经济学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
(二)研究目的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长期中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剥削的存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者价格的隐蔽形式，不是劳动的价值或者价格。资本主义的商业利润、利息和资本主义地租都是剩余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剥削集团之间对剩余价值的瓜分和分配。
产业资本家(包括工业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是如何对产业工人(工业工人和农业雇佣工人)进行剥削的。西方经济学目的在于缓和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西方经济学在讲到市场均衡时，消费者可以获得消费者剩余，同时生产者也可以获得生产者剩余。
市场价格为均衡点Pe时，消费者可以得到深色三角形面积的消费者剩余，与此同时，生产者可以得到较深色三角形面积的生产者剩余。双方达到了共赢的和谐状态。此外，西方经济学中把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看作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的合理收入，从而掩盖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缓和了阶级矛盾。
(三)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采用历史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来决定的社会具体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所谓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存在和亘古不变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社会演进过程中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替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而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
西方经济学采用唯心主义分析法。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效用论指出：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欲望的能力评价，确切地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的概念强调它是一种主观的心理评价。在宏观经济学中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都是由心理状态造成的。凯恩斯说“我们可以具有很大的信息来使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该规律是在一般情况下，当人们收人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人增加得那样多”，这是凯恩斯关于消费函数的解释。凯恩斯说“信心状态之所以重要,它是觉得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是凯恩斯对于资本边际效率因素的论述。“投机动机取决于人们的心理判断”这是凯恩斯的关于流动偏好的说法。总之，在西方经济学中到处充斥着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四)对现实经济解释的比较
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所以会产生失业是因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其表现为生产资料比使用它的劳动力相对增加了。资本积累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工人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众多的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不断地涌进劳动力要素市场，进而形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口。
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使劳动者有能力支付的需求(凯恩斯所谓的“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不匹配，从而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经济危机就是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所要求的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匹配从而出现了经济的巨大动荡和周期性的波动。
西方经济学的失业，极少从制度层面去发掘原因，而是寻找了很多非制度的原因。在西方经济学中，失业有多种分类，但经济社会允许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对于一个国家需要关注的是周期性的失业。之所以出现这种失业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政策建议从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经济周期通过“乘数——加速数”理论来解释，两种理论相互作用从而在某个阶段会出现经济危机。而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
三、提升政治经济学学科和弱化西方经济学的对策和具体措施
(一)提升高等教育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因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设置的必修课程，所以两者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比较关系。根据各个学校、学科、专业的特点适当增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时和学分，与此同时减少西方经济学学时和学分。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学院的定位，编写适合各个高等院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加强其经济类专业学科基础课的地位。
(二)增强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
从高等院校学生的角度看，为强化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可以采用参与式、提问式、调查式等互动方法，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主动提问。鼓励参加暑期生活和工作实践的同学利用第一手详实的调研材料参与讨论和提问，从互动思维看，教师也可以从学生的有效的调研材料和讨论中形成新的教学案例。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应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方法进行教学。可以引用最新发生的事件来引起学生对政治经济学抽象理论的思考。具体的启发式教学可以采用“逻辑树”的思维方式引导和帮助学生理清和建立基本原理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基本的主要框架结构图。首先，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剖析出马克思分析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然后依据老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准确把握来设置问题。构建符合逻辑思维的“问题树”，引导学生在逐个回答具体问题过程中启发学生，促使掌握该原理形成的逻辑演绎过程，进一步让学生深入总结与探索解决每个问题采用的分析方法从而形成“方法树”。再适当加入历史的调研材料和现实的新闻材料作为案例，启示学生运用已掌握的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逐渐养成按照集成法人“逻辑树”方法分析各个问题,使学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历史和现实的强大的解释力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的潜在的强韧生命力，从心里上逐步接受政治经济学，自然就会被吸引和集中到课堂上。
在讲授西方经济学内容时，应注意将政治经济学与之相比较,从而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魅力。
(三)添加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时，应把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编写进去，体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程和动态性。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已经举办了9届。每年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年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应该把年会的最新理论进行研讨和总结，然后对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进行修订。对于一些待定的新的理论可以放在教材章节的思考部分，拓展学生的思维，增强对政治经济学最新研究理论的敏感度，弱化西方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冲击。
(四)增设实践内容
在经济管理学科建设中，强化政治经济学在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政治经济学应该放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前面，是西方经济学的先修课程，建立学生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课程建设方面，适当增加实践课程的学时数，并继续推进该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思路、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从而让高等院校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有更好的理解和融会贯通。构建新的课程结构,加大研讨式和互动教学教学比例;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发展的关系、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原意与实践新变化的关系、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关系等。在专业建设方面，进行现有专业的创新建设和管理，拓宽领域。
(五)取西方经济学之精华理论来充实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我国已确立的经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001-02
从我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进行经济改革和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仅限于学习表面，更要深入到实践中去。在当代，我们既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对于其发展理论不能照搬照抄，对于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部分要进行改革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大胆经济实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立足于社会现实，从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出发。在我国当代，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经济改革，并且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对于出现的一般性律进行总结，对提炼出来的结论再做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探索，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进行探索，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并且不断实践与发展，形成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邓小平是对这一经济理论的有力实践者。他提出，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之上，有计划地实行市场经经济。这是适应了我国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是邓小平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创新性经济发展理论，这种创新性发展，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改革创新，经实践发展证明，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次成功的实践之后，我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进一步改革，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的调控作用，直到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2]。
在一系列改革与实践过程中，就改革主要讨论的是究竟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还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自动调节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究竟谁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与发挥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看起来似乎是一对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实则不然，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排除政府的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并不排除市场经济的作用。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这么多的实践，我们不难得出，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或者是单纯依靠政府调控，其弊端显露无疑，只有将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性的发展，是经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探索与发展
目前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发展，都是在我国基本国情基础上做出的进一步探索与发展。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科学理性地对待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是根据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与发展。要想做到科学理性的对待，就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哪一部分是必须长期坚持不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时代局限性，在当代哪一部分基本原理不适合新的国情，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哪一部分的论述不能生搬硬套。
三、全面构建小康社会
曾多次提出，在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践与探索，在坚持其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同时，要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丰富和完善理论。在当代，对于其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上，在充分把握当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后，稳中求变，随时应对来自国际或者是国内的经济变化形势，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步的增长。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求发展，在当代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与探索，其根本目标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构建小康社会。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其中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保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地位[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生产率，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辩证统一，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
最后，根据时展的要求，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由过去的“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向发展。扶持新型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方向迈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资源，以寻找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抵御国际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系统完善的体系，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时代，应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基础，与我国经济实际发展特点相结合，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以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丰富马克思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宇.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时代――学习关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论述[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6，（4）：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