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6 08:45:42
中国的档案事业正面临着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正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正逐步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进而走向“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知识经济”的时代①；正回顾着即将过去的20世纪，正接受着新世纪的召唤。档案学的发展需要理性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未来作科学的预测和展望。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令档案界瞩目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对世纪末的档案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回顾与展望。自此，总结和展望学科发展，推进学术进步，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界研究人员的重要课题之一。如，吴宝康同志呼吁建立“国际档案学”，并提出将档案学划分为内容研究、管理研究、保护研究，并各自独立发展的“一分为三”观点②；王德俊同志总结了当前国际档案界的三个学术新动态：即纪念荷兰手册100年、世界记忆项目、电子文件及其管理；和档案记忆、后保管模式、档案事业三大支柱、档案文件保管费用、档案所有权等五个学术新观点③；何振同志指出了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发展契机④；魏莉同志提出了及时更新档案学理论，尽快制订长远学术研究规划、改革管理方式、改进研究方法的改革观点⑤；李财富同志发出了档案学研究的集约化倡议⑥；潘玉民同志做了档案学研究走向21世纪的思考⑦；以及《档案学通讯》1998年第4期编发的“21世纪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态势的预测”之笔谈等等，都很有代表性。
二、学术发展的五大特征
1、深入细化特征
我国的档案学科发展在几十年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初步构建了档案学的框架体系和分支学科，这无疑是令人骄傲的丰硕成果。但总的来讲，它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与挑战，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档案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将呈现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的特征。如在原“档案管理学”的基础上，将分化出档案分类学、档案鉴定学、档案统计学、档案利用学等许多分支学科。同时，在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之外，又分化出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司法档案管理、会计档案管理、金融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在许多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将会有许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论的突破，如档案馆藏结构的优化研究、档案工作的宏观调控管理研究、档案工作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和档案利用与公布的法学研究等等。当然，分支学科的细化、创建不应是“人为制造”，而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应运而生。反对“为学科而学科”，甚至动辄冠之以“×××学”，而没有该学科独立学科内容和体系，相反，一些理论经过不断实践、不断深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富和系统，既便不称为“×××学”，也应该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
2、吸收创新特征
档案部门目前正面临着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大潮与挑战，以及高新技术的应用与渗透，我国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和长期经验式管理、手工操作和科技含量不高等一系列体制、模式、理论与实践方面就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档案学研究作为科技知识的体现，作为活跃的生产力因素，自然应勇于承担知识先行的职责。应采取吸收、引进、消化、渗透、移植等手段，充实与强化档案学科自身的内涵，如合理运用科学学、创造学、成功学、协同学、运筹学以及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成果，解决档案学科的自身建设，解决档案学理论的热点、难点与焦点等新课题。又如，引进先进的科技理论与手段，解决新型档案载体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与利用等问题；解决办公室自动化条件下文书、档案一体化问题；解决电子文件的收集、管理与利用问题；解决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联网、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等问题；同时也将解决电子文件条件下的档案定义、全宗理论、原始凭证、法律凭证诸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3、求实应用特征
近些年，档案学理论界开展了“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讨论，求同存异，取得了共识。理论产生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档案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理论对于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将进一步得到重视和体现。档案学这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世纪之交，其正确走向和真正出路在于真正解决档案工作的实际问题，正确解释档案的诸多现象，勇于接受档案实践的挑战。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产权的归属与流向、档案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如何进一步体现、档案工作的立法与执法、档案价值鉴定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文书档案的立卷改革、CAD技术在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各档案馆信息联网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档案部门的实际问题，档案理论界将给予科学的探索与指导。
4、零整结合特征
我国档案学术的真正振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年来，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果。但在研究力量的分布和课题的计划、组织方面，总体来讲，还处在较为分散和自发的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集中研究力量攻关，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显得薄弱和后劲不足，而一些“时髦”课题，往往出现重复现象，或一些课题由于能力所限而挖掘不深，制约和影响了档案学术的水平和质量，对档案学科建设和进一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目前，从研究机构来看，有国家档案局档案学理论研究室设在教育中心内，有中国档案学会，包括地方分会和行业分会，有些省也成立档案科研所，承担着各自的研究任务；从研究力量来看，上述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各高校档案专业的师生队伍等都是档案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据统计，截止1996年我国各级档案部门档案专业技术职务“研究馆员”159人；“副研究馆员”2128人；“馆员”13186人；“助理馆员”14146人，“管理员”4688人⑧，这些都是正在从事和潜在的专、兼职学术研究人才。化零为整，协同合作，既具有现实需求，也具备了人才条件，这点，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从实际情况来看，在目前和今后档案部门的重大科研课题，靠自发、个体的力量已很难完成，如《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九五”计划》中所列的“2110年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我国档案管理现代化”、“我国档案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趋势，档案学科体系与分支学科”、“办公自动化过程中文书处理与立卷问题研究及电子信息技术对档案工作的影响”⑨等等重大研究项目的完成，只有靠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组成若干个课题组，由熟悉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相结合，取长补短发挥各人专长和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课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档案学术研究将呈现个体自发研究和集体攻关相结合发展的态势。
5、百家争鸣特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档案学术观点和档案研究力量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国家档案局的影响较大，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科以及档案人才的摇篮和基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学术的进步，长期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对理论研究是不利的。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档案界积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渐开始有了档案著作评述、档案观点评论，有了不同理论的阐述，有了批评和反批评，有了争议现象，有了争鸣
的气氛。如围绕着“档案的商品属性”、“档案的分类问题”、“文件的生命周期理论”、“中国是否建立文件中心”、“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馆主体论、重点论”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与争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档案学科正逐渐走向成熟，这是档案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改革开放大环境和档案界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没有不同观点的理论不是真正的理论，没有不同流派的学科不成为真正的学科，经不起推敲的观点、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档案事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刻，学科繁荣是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档案学界将更加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将鼓励人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碰撞、批评与争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
三、对策
1、肩负使命感
世纪的交替为我国档案学界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抓住机遇、迎头而上才是时代的骄子。科技知识与人才培养是跨越世纪、谋求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必备条件，面对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感知差距。在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应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是否已掌握了先进的科技知识、理论与技术是否已能够作为专门人才或业务骨干去完成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课题，解决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诸多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一句话，作为跨世纪的人，我们是否充分做好了跨世纪的各种准备清醒地认识自己，清醒地认识现状，清醒地认识未来，把责任感、使命感与时代的脉博联系起来，与档案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学术的繁荣紧密结合起来。
2、倡导学习之风
学习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面，没有专深的业务水平，要想把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引向深入，引向21世纪，是难以实现的，至少要大打折扣。一方面，当今的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核心的知识经济即将到来，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知识没有穷尽，学习永无止境。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我们不能落伍。我们原有的知识结构、知识层面、知识宽度与深度以及我们对新旧事物的理解、认识等等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要不断“充电”，不断补充“能量”，以求适应。如果说，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在建国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了专业和相关的丰富知识与理论，善于总结和升华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那么，近年来档案界一些文章层次不高、深度不够、学术性不强、理论脱离实际、甚至观点偏颇等现象则总能找到其学习不够、功力不足、知识面欠宽的根源。当然，学习的内容和范围是很丰富的，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要不断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不断学习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要不断学习档案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要不断学习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要不断学习现代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理论。同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还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虚心向实践学习。这样，在我们积极倡导的学习之风蔚然兴起之时，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才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与飞跃。
3、加快人才培养
跨世纪的事业需要跨世纪的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事业发展、学术繁荣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首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时代挑战迫在眉睫，高素质档案人才的培养应加快步伐，加大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举措，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其次，适当调整与改革人才培养的理念与模式。在学校教育中应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强调素质教育；而在在职培训中则应强调提高技能、补充知识、更新知识的继续教育。一句话，强调能力的培养，即工作的能力，研究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等。第三，将培养的重点放在中青年档案工作者身上，努力造就一支以中青年为骨干的档案学术研究队伍。同志讲：“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与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针对中青年的特点，各级领导既要爱护和支持他们；又要大胆地给他们交任务、压担子，在工作实践中培养他们；同时，还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较好的条件，以适合中青年的快速成长。而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则要在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言传身教下，虚心学习，继承传统，承上启下，有所创新。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与创造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中，结合工作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档案工作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创造性地完成跨世纪档案学术研究的诸多新课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创造未来，“青年有希望，未来的发展就有希望。”作者系国家档案局教育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知识经济需要知识和人才》，《中国档案》杂志1998年第6期。
②吴宝康：《档案学研究中的一些想法》，《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3期。
③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北京档案》1998年第1期。
④何振：《敢向路在何方棗我国档案学的危机与契机》，《北京档案》1998年第9期。
⑤魏莉：《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变革》，《山西档案》1996年第5期。
⑥李财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刍议》，《档案》1997年第5期。
⑦潘玉民：《档案学若干问题研究》，第6页，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
关键词： 企业职工档案 存在问题 对策
企业职工档案是企业劳动、组织、人事等部门在招用、调配、培训、考核、奖惩、选拔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的有关职工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以及工作变动等情况的重要文字材料，是职工完整的历史记录。它关系到职工职称评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许多方面，是职工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和办理退休手续的主要依据，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因此，有效地管理和利用企业职工档案，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企业职工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完善劳动力市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企业职工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
原劳动部、国家档案行政部门于1992年颁布的《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企业实行改制、破产已进入扫尾阶段，原有的企业职工档案归用人单位或主管单位管理已不再存在，现在企业职工档案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管理机制滞后
1、现行档案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现在企业职工档案由多个部门管理，职责分工交叉重迭。人事部门管理干部身份的职工档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改制、破产和下岗分流人员职工档案，其中内退和退休由养老保险所属经办机构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有悖于企业实行的全员劳动合同制，给企业的职工基础管理工作带来许多麻烦，也不利于维护职工个人利益，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建设科学、规范的劳动力市场。
2、改制、破产企业的职工档案走向不清。改制、破产企业的职工档案归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管理，而有些改制企业的职工档案，最近则归其主管单位市经贸委管理，有的职工档案暂归留守处管理，造成管理混乱，查找困难。企业的职工到退休或落实有关优惠政策时，只知道都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找，时常有找不到的情况发生，给职工带来极大的不便。
3、职工档案管理的利益与责任关系不明。企业改制时，由于接收职工档案有一笔费用，有些主管单位就争着要接收被改制企业的职工档案。待费用用完之后，又觉得这些档案是累赘，想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可技术工人交流中心又是自收自支的单位，不交费用则拒绝免费管理档案。
4、解除劳动关系人员档案转移不明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入，改制、破产企业逐步增多，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的档案后续问题日益呈现，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时，企业给予员工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在得到经济补偿金后，员工的档案能否转移没有明确的政策性文件。
（二）领导管理档案意识淡薄
1、重视程度不够。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经济组织，受习惯定式的影响，有些单位的领导和部分同志认为档案工作不如其他工作重要，没有把档案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档案所需经费短缺、发展后劲不足，导致了档案工作处于被动应付局面，难以高质量地完成职工档案工作。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企业精简人员编制，档案管理体制受到冲击，有的被削弱，有的被精简，档案管理人员身兼数职的现象较为普遍，不能集中精力开展档案工作。
2、档案意识逐渐淡化。由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其中大部分企业改制成非公有制企业，企业人事档案管理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保留在留守处或老厂人员档案虽然名义上有主管单位，但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单位的档案多数被遗忘在角落，甚至丢失；而无留守处的单位，则企业职工提着档案回家，自己拿着档案回家涂改。改制企业中，有的片面地认为，企业经营者与员工是“雇佣关系”，用的是职工现有的劳动力，花功夫、费财力抓职工档案管理没有必要，因而，不能把职工档案管理工作列入工作日程，造成了职工档案收集、整理、转递、利用等环节问题倍出，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开展。甚至有的企业负责人为达到控制职工的目的，扣押档案不给，使职工办不成调动手续。这些问题的出现，影响了档案管理的严肃性，更侵害了职工个人利益。
（三）管理方法落后
职工档案管理的软硬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多数企业档案室设备陈旧，管理手段落后，档案管理“八防”达不到标准。职工档案管理停留在传统的手工管理方式，只满足于不丢失，装进袋子，锁进柜子。在运用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充分利用档案资源，提高队伍素质，促进企业发展方面下功夫不够。
（四）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档案管理是一项政策性、规范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而目前企业的档案管理人员大多素质较低，文化程度和专业素质还不适应新时期开展档案工作的需要。有些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企业职工档案材料的客观性、准确性、完整性差。由于部分企业没有严肃、负责地填写好每一份档案材料，致使有的档案错漏百出，给劳动保障部门办理职工失业、退休等手续增加了困难。如档案年龄与身份证不一致，前后出现多个参加工作时间，个人经历前后记录不完整等。
二、解决企业职工档案工作存在问题的对策
要解决企业职工档案工作存在问题，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创新为动力，以档案信息化建设为手段，以服务为方向，促进企业职工档案工作向科学化、规范化发展。
(一)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管理体制
1、要明确档案的管理机构。当地政府应制定本地《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档案管理者，一是经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定后，具备保管条件的的用人单位，二是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严禁职工个人或他人保管档案，民营中介服务机构也不得保存职工档案。
2、要明确改制、破产企业职工档案的流向和归属。企业合并、重组、破产后，对有单位接收的人员应及时将其档案办理交接；对临时未落实单位人员，归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管理，待落实单位后，办理转递；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其档案归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管理；对下岗人员的档案，应及时转递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保存，以便再就业时使用。
3、管理方式应适应企业经济发展和新型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要，由现在的多级分散管理逐步过渡为集中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档案行政部门指导，独立管理职工档案，小型企业和私营、个体、外资企业的职工档案由当地劳动保障局的技术工人交流中心管理。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个人档案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再就业等一条龙管理体系，这样既能有效地保障职工个人利益，方便企业的职工管理工作，杜绝档案管理中不良现象的发展，又能充分发挥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服务职能，提高办事效率。今后将逐步过渡到对本地区企业职工档案实行由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集中统一保管，由当地档案行政部门统一进行监督和业务指导，将职工的档案划分为在职、失业和劳动事务代理三个部分，实行统一化、规范化的管理，查阅取证制度化、网络化。此举可避免职工档案在企业的随意性和职工流动、再就业等统计查询的不稳定因素，为当前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以及职工办理退休等提供方便。
（二）强化档案意识，提高企业职工档案工作地位
加强宣传，提高企业领导的档案意识。一是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等媒体，加大档案法规及有关劳动保障法规的宣传。采取正反两方面宣传手法，通过法院对有关丢失职工档案处置的案例宣传，转变企业领导不重视职工档案的现状。另外通过依法管档用档事例的正面宣传，使他们把档案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使之在企业发展规划和企业计划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二要通过各种有效的舆论形式及培训形式，使企业职工档案工作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最大限度地被企业领导了解和认识，工作实践中自觉地形成利用档案、关心重视和支持档案工作，加大职工档案工作经费投入，使职工档案工作与企业的管理、生存、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管理，形成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
1、加强宏观指导。劳动和保障行政部门对企业职工档案工作进行领导与指导，档案行政部门对企业职工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2、提高档案工作的规范化程度。为了使档案管理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必须结合职工档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并严格执行制度，检查落实制度，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有章可循。企业应当建立档案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不按规定归档而造成文件材料损失的，或对档案进行涂改、抽换、伪造、盗窃、隐匿和擅自销毁而造成档案丢失或损坏的直接责任者，依法进行处理。
3、做好档案管理的基础工作。档案管理单位应严格执行《劳动法》和《档案法》，健全档案管理制度，认真负责地为每一个职工记录、收集、整理、保管好档案材料，定期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证职工档案的完整、真实、精炼、实用。
4、提高档案管理现代化水平。随着档案现代化管理的深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现代化设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使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档案管理现代化发生了新的变革，正迈向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我国传统的职工档案管理应由控制性、分散性管理转向服务性、集中性管理，网络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要不断强化档案管理人员现代化管理意识，对他们进行现代化微机知识培训，并熟练掌握有关知识。要重视运用现代设备手段，对职工人事档案信息进行筛选、整理、加工，形成人事档案的信息精品，充分发挥现代化工具的作用。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把档案干部培养成学习型、创新型人才是新形势下做好企业职工档案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前提和保证。要从促进事业发展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实施人才工程，努力构造一个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储备人才的良好机制，建立一支业务素质较高的职工档案管理队伍。
1、要严把选人关。档案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根据新形势档案工作的需要，选配档案管理人员时，要注重选拔思想政治素质高，年纪轻、学历高、擅长计算机操作，有一定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的人员从事职工档案工作。
2、要强化培训，优化档案管理队伍素质。注重实用性，以整代训。分期分批集中档案管理人员学习业务知识，围绕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以达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同时积极鼓励档案管理人员在职自学，并加强自学情况检查和督促，从业务能力方面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整体水平。定期召开改制企业职工档案工作座谈会、研讨会，交流改制企业职工档案管理经验，解决疑难问题，研究新的发展思路，提升工作水平。
3、要健全目标管理。把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成绩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并与年终考核相结合，从而促进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
4、要引入竞争，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档案管理的核心就是将人力资源当中蕴藏的一切力量都挖掘和发挥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利用激励机制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重要手段。一是人性激励。注重从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各方面关心爱护档案管理人员，大力调动档案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知识激励。在创造条件对档案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的同时，鼓励他们自学成才和参加各种继续教育活动，对自学成才者重新量才使用。三是目标激励。根据工作任务科学、合理地制定目标及目标完成与否的奖惩制度，从而激励每一位档案工作者为完成这些目标去发挥聪明才智，使一切有利于档案事业发展的有生力量尽情地迸发出来。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反思
0 前言
我国对档案学的研究历经50多年，其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为分析档案与档案管理的规律，是档案学生存发展的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档案学理论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虽然已成为档案工作历时长、体系健全的国家，但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及反思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1 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1.1 档案学基础理论内容丰富
1978年以来，我国档案学相关研究者利用依照国家恢复处理档案领域的规定要求，研究分析档案学相关原理准则、档案全宗、档案学特点、档案人才培养、档案管理制度、档案发展对外等问题。此时出现了很多知名档案学理论研究著作，对档案学特征、地位、出现和发展、档案规律等等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之后的10年中，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和扩大范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涉及到档案分析法、档案学和不同学科的联系、相关法律、档案性质等，尤其此阶段流入了很多先进国家档案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宗理论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内容愈加丰富。
1990年开始，社会市场经济进步突飞猛进，基础理论和商品信息发生关联，且出现了对档案商品性质及价值的分歧，研究者有的提出档案有商品性质，而有的提出档案自身无商品性质，经过开发才具备这一性质。这一时期更加注重档案信息开发利用、档案工作规律、档案领域发展、档案馆建设等方面。
1.2 档案学基础理论深入发展
1980年我国对档案学理论研究集中于问题自身。而自1990年开始，档案学研究发展了知识管理、电子商务、公共管理、电子政务等方面，重点分析涵盖信息知识内容、电子档案含义及影响、相关部门提出的档案工作思想、政府信用档案管理理论等等。
1.3 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实践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比较重视和实践结合。很多知名作品中都重点分析了基础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且很多选此题展开消深入分析并立项。选题中如对公共档案馆和实践结合、家庭档案服务和实践结合、档案和社区管理结合等，全部体现了基础理论和实际工作结合。
1.4 研究方法丰富繁多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需要利用相关方法展开，且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方法的影响。1980年之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方法较少，主要有观察法、调研法、定性法等等。而后，方法逐渐更新和丰富，增加了定量法、统计法、系统论法等。通过这些方法，学者和研究专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
2.1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2.1.1 缺乏对档案学基础理论深层次的分析
即使目前社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内容较为丰富且研究成果繁多，档案学基础理论却仍旧缺乏深层面的分析，几乎存在于表面分析。如档案学文件生命周期论，其最早出现是在20世纪40年代，到了1980年左右逐渐发展完善，但是于20世纪60年代时曾三引出档案自然形成原理，即使生命周期论主要针对文件进行分析，但是自然形成理论则而针对档案进行的分析，两者阐述的观念和观念几乎相同。可是相关专家学者并未对这两个概念理论加以深入分析，并未自理论向整体全方位地明确说明档案自然形成和对档案工作实际要求和限制的影响。
2.1.2 创新性研究成果匮乏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部分本土创新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并不可观，和先进国家的理论比较，作用和意义较小，对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的作用不够明显。所以，我国档案学目前存在的特色理论分析仍旧需要改善和深入，应强化对档案学特色间联系的研究，以显著体现出档案学的特点和符合发展需求。
2.1.3 方法移植现象存在
当今社会让不同学科的专家沟通更具便利性，档案学同样移植了不同领域的基础理论，如经济理论、价值理论等等。即使此种移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创新档案学研究，却仍旧发挥出了消极作用。很多专家把与档案学性质和原则不相关的理论移植来，让档案学理论、规律愈加繁琐，阻碍档案学进步。理论跨越通常涵盖了方法改变，档案学基础理论分析一定要避免轻视方法论改革。在吸取原有研究方法的同时，应加强对方法的创新和更新，既可以为原创方法，还能够使其他有关领域或他国研究方法。
2.2 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建议
2.2.1 加强档案学与有关领域的结合
随着社会进步，不同领域间概念和范围愈加不清晰，交叉学科数量逐渐增多。和档案学有关的如情报学、电子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等，都为档案学扩大范围的研究带来帮助。不同领域间的关联让档案学专家能够吸取其他领域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将其改变一定形式和内容融入到档案学基础理论中，以增加和提高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让档案学更科学有效地与不同学科结合，避免其孤立出现的问题发生，提出在学术领域的地位。
2.2.2 强化研究者原创意识
缺乏理论创新，必然会阻碍档案学发展。档案学基础理论如果要实现深入发展进步，则需要冲破限制，不停擦红心，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档案学理论为自平时应用和操作过程中总结而来。所以，档案学基础理论应和社会发展和用户需求相使用，创新模式方面，相关专家和研究者应加强对我国自身特色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视，联系目前社会档案管理现实状况，推动原创档案基础浏览的发展，提高我国档案工作实力。
2.2.3 加快档案学基础理论和世界接轨的步伐
档案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的为档案学自身性质、规律等，其有宏观的指导作用，不受地点和区域的限制。开发和融合作为目前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即使世界不同区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有一定的不同，却仍旧应加强对共同点的研究和重视。档案学相关研究者应站在世界范围内，以宏观大体的眼光，陆续展开与不同国家理论的对比，积极引进其他国家优秀的理论部门，健全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3 结论
档案学基础理论是档案学发展的基本组成部门，缺少基础理论的档案学是无法进步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优异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只有不断地丰富、创新、借鉴、开放、融合，才能健全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提高我国档案学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1]朱玉媛，曹晖，彭潇敏，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J].图书情报知识，2010，04（12）：22-26.
Keywords：Archives science；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Hotspots of research； CSSCI
1 引言
对学科进行知识图谱绘制，便于直观掌握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既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亦可对后人研究学科起到参考作用，同时也可对学科建设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贺颖、祝庆轩以CNKI（1999～2008）中档案学四大基础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连续体理论、整理理论、价值鉴定理论的相关文献，加以统计、分析、绘图， 梳理档案学理论发展的脉络， 并指明档案学理论未来发展趋势[1]。马海群、姜鑫以CSSCI（2002～2010）中档案学研究被引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绘制了中国档案学研究主题的知识图谱[2]。卢小宾、高欢以WOS收录的6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档案学期刊的数据为基础，从地域分布、研究机构、研究内容与热点等方面进行图谱构建并分析[3]。本文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CSSCI收录档案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从关键词、引文、机构、作者、作者合作等角度分析我国档案学学术发展情况。
2 数据来源与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本文采用CSSCI数据库中2000～2014年的数据，文献类型为论文，二级学科分类为档案学，共查检出相关文献共3964篇。目前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主流软件有Ucinet、Pajek、Histcite、VOSviewer、CiteSpace等，本文使用可视化、可分析软件CitespaceIII作为知识图谱绘制与研究工具。数据处理时，均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分别选择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研究机构、作者共被引和作者合作，并进行合适的参数调整，分别得到以下相应的知识图谱。
3 档案学知识图谱绘制及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内容的高度概括，是文献的精髓所在。通过分析关键词，可探索出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本节将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1），以揭示档案学知识演进，同时发现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
图1 2000年～2014年档案学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1中，节点大小与其关键词出现频次（Frequency）成正比。含有深色外环的关键词节点是所在年度的研究热点，深色外环的宽度与突变率成正比，若具有较大突变值（Burst），表示其关键词可能代表学科研究前沿。上图呈现的是出现频次大于20的关键词。由于篇幅有限，表1中只列出了出现频次的前30个关键词，本次研究数据始于2000年，故2000年出现的关键词突变均设为?C。从表1可知，档案管理、档案学、电子文件、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保护和数字档案馆是这15年来国内档案学学者们使用最频繁的关键词。
表1 2000～2014年档案学来源期刊热点关键词
由表1和图1中信息，将我国档案学研究主题归纳为四大领域。需要说明的是，四大领域并不代表档案学学科全部组成，这样划分便于本文归纳、统计及分析。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档案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主要分布在图1的中心位置）。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学、档案法、文件生命周期、档案价值、档案鉴定、文件、电子文件、档案教育，2002年的来源原则、现行文件，2004年的元数据、档案文化，档案学专业，2006年的档案法、学科建设，2008年的高等教育、信息公开，2010年档案学教育、信息伦理，2012年的文献计量，2014年的长期保存、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等。该领域主要针对档案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与范式、学科建设与发展、文献分析方法等基础理论研究。从热点关键词可以看出，基础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促使基础理论研究迈上新的理论高度。同时，从表1看出档案学从2000年开始成为国内档案学学科的研究热点，结合图1中档案学节点各颜色圆环厚度，可知其一直是我国档案学者最为关注的核心领域。
（2）档案工作与管理研究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档案学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基础理论多学科交叉研究持续升温，档案工作与管理也日渐成熟并紧扣时展，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管理、档案工作、档案利用、档案保护、档案服务、档案鉴定、电子文档、电子文件管理、企业档案、科技档案，2002年的档案编研、人事档案，2004年的知识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档案保护技术，2006年的公共档案馆、管理模式、信息资源管理，2008年的档案管理体制、高校，2010年的档案安全、资源整合，2012年的公共文化服务，2014年的顶层设计等。由此可见，档案工作与管理逐渐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和专业化的趋势，档案服务日益趋于多样化和综合化。
（3）档案信息化研究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档案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信息化拓宽了档案的研究领域、转变了工作与管理模式等，档案信息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2000年的档案信息、电子档案、信息技术，2001年的数字档案馆，2002年的档案信息化、信息安全，2004年的档案数字化、档案网站、电子政务，2006年的信息服务、数字档案，2008年的信息化建设、信息公开，2010年的云计算，2012年的数字档案资源、数字遗产，2014年的数字保存等。从发文数量看，近几年稳步增长，可见信息化研究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但高频关键词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这意味着学者对档案信息化研究日益呈现出细微化、多样化和实用化。从表1可以看出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和档案网站的突变值较大，从近年研究情况来看，它们仍是档案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4）历史档案及其保护与开发研究在这15年里也引来学者们不断的关注。我国悠久的历史为各个历史时期积淀了丰富的档案资源。热点关键词从2000年的历史档案、档案文献、档案价值、档案鉴定、档案史料及2002年的民国档案的研究，到学者持续关注历史档案的抢救和保护，如2006年的文化遗产，2008的口述档案，2010年的史料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的社会记忆，2014年的档案文献编纂。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历史档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抢救和保护历史档案的途径和措施。
此外，2010年至2014年未出现高频关键词，但存在突变值较大的关键词，如2010年的云计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安全，2012年的数字档案资源、社会记忆。从这5年档案学研究热点来看，这些突变值较大的关键词可能成为档案学的研究前沿。
3.2 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知识基础是由引用研究前沿术语的科学文献所形成的演化网络的引文和共引轨迹，它能相对稳定地反映某一学科领域前沿的本质，有助于预测动态趋势[4]。本节将绘制文献共被引图谱（图2），以揭示这15年来国内档案学知识基础，及对档案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整理数据时，对参考文献格式、作者姓名等均做了规范化处理，添加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统一同一作者（主要是国外作者）姓名，如特里?库克，在参考文献中出现过库克?特里、T?库克和库克?T.。
图2 2000～2014年档案学文献共被引图谱
结合图2并进一步查证得出，2001年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频次116）、1988年吴宝康的《档案学概论》（频次70）、1994年周雪恒的《中国档案事业史》（频次59）、2006年冯惠玲的《档案学概论》（频次57）、2000年郭莉珠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教程》（频次39）这5篇文献是我国档案学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冯惠玲1998年的《电子文件时代新思维》（频次37）、2006年的《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刍议》（频次18），2005年的《档案学科的“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频次17）、2005年的《论档案馆的“亲民”战略》（频次16）及胡鸿杰2005年的《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频次14），是引用频次最高的5篇学术论文，对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国外学者谢伦伯格，T?R.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频次53）、特里?库克的《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频次36）和《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频次12）、弗朗西斯?布劳因的《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频次12），这4篇文献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见，国内学者在研究本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重视研究和引用国外档案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还发现，在频次大于10的共被引文献中专著所占比例约61%，说明我国档案学的知识基础主要来源于档案学基础理论教程和经典著作。而国外文献中未出现高被引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更多的是档案学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5]。
3.3 研究机构图谱及分析。本节绘制了研究机构图谱（图3），以发现我国档案学具有学术影响力的机构及研究机构分布特征。上世纪末出现了高校合并潮，在数据处理时，将统一为当前高校名称，同时将分支机构名称统一为机构名称。
图3 2000～2014年档案学研究机构图谱
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它是我国档案学科和档案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因此，它的学术影响力无可置疑位居首位。其他具有突出贡献的有武汉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安徽大学、湘潭大学、黑龙江大学、云南大学、国家档案局、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国家档案局掌管全国档案事业，在档案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国家档案局外发文量大于50的机构皆为高校，经查证，这些高校均设有档案学相关专业，汇集了大批全国知名档案学学者，为我国档案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4 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作者共被引是指两个作者的文献同时被第三个作者的文献引用，作者共被引频次越高，说明作者学术相关性越紧密。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图4），以发现对我国档案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同时有助于分析学者研究的学科热点及领域。
图4 2000～2014年档案学作者共被引图谱
从图4可以看出冯惠玲、吴宝康、何嘉荪、胡鸿杰和陈兆?是国内档案学领域最具有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我国档案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国外学者谢伦伯格，T?R.和特里?库克对我国档案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研究发现，高频前几十位作者基本上都是国内外档案学知名专家或学者，他们在学科领域的研究具有学术前瞻性和前沿性，引领我国档案学发展方向。
结合图4并查证这些高被引作者的著作和论文，通过归纳和分析，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四大领域的学术骨干，如表2所示。
表2 档案学四大领域学术骨干
可见，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且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最多，最具影响力的前五位学者主要贡献也集中在基础理论研究。学科各领域之间存在一些交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进一步查证高被引作者机构及文献，发现高被引作者以高校档案相关专业教师为主，而非档案馆工作人员。因而，对档案工作实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探讨较少，更多倾向于理论研究。
3.5 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作者合著是作者科学研究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6]。本节将绘制作者合作图谱（图5），以发现档案学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及学者间科研合作关系及特征。
图5 2000～2014年档案学作者合作图谱
图5中，节点大小与学者发文量成正比，从节点大小来看，张美芳、王萍、马仁杰、蒋卫荣、丁华东等是档案学高产作者。从整个图谱来看，节点较为分散，节点间连线较少且连线较细，表明很多学者没有与其他学者产生较强的科研合作关系。进一步考察发现，图谱中心位置存在两个较大群簇，但群簇内合作也不够紧密（节点间连线均较细）。其中一个群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主要成员包括冯惠玲、黄霄羽、安小米、刘越男、周毅（曾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张宁等，主要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中外档案研究、档案信息化研究。另一个群簇来自武汉大学，主要成员包括朱玉媛、周耀林、王新才、吕元智（曾就读于武汉大学）等，主要研究历史档案及其保护、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管理、政务信息。另外也存在一些较小群簇。这些团体主要来自（或曾经来自）同一研究机构，以师生或同事关系合作较多，机构间科研合作较少，致使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受到限制。但面对日渐增多的复杂问题，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共同合作解决，以发挥科研团体综合优势，提高学科发展水平。因此，建议学术机构应该通过基金项目、学术会议等平台[7]，拓宽学者间合作深度与广度，加强学者间学术交流。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2000-2014年CSSCI数据库中档案学文献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15年来，学者主要围绕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工作与管理、档案信息化、历史档案及其保护与开发四大领域开展档案学研究，研究热点主要包括档案管理、档案学、电子文件、档案工作、档案馆、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档案保护和数字档案馆等。研究主题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趋势，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并紧扣时展。云计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安全、数字档案资源、社会记忆可能成为档案学的研究前沿。（2）国内外学者的高被引学术著作和论文我国档案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档案学基础理论教程和经典著作是我国档案学的知识基础。（3）档案学研究机构主要分布于设置有档案相关专业的高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影响力位居首位。（4）档案学学术骨干主要贡献集中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档案工作与管理次之，其以高校档案相关专业教师为主力军，作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实践性不强。（5）科研合作以同机构的小团体为主，机构间科研合作较松散。
一、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世界档案馆运动兴起，亟须能够胜任具体工作的馆员。因此，“最初的档案学教育就是从职业技术训练中发展而来的”[1]。当时的档案学缺乏以科学为基点的长远规划，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为”。
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以其“实证”信念使自己更像“科学”，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门类的学科竞相效法的目标。诚然，“如果说古典力学是成熟科学的理想形式，那么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则成了社会思想各种主导流派更为直接的灵感”[2]。在此背景下，档案学也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努力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程序来规范自身，并希望最终能够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直到今天，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诉求仍然是学者们追逐的目标[3]。自然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误以为科技即科学
“科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长期被中国学者所误读。余英时指出：“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4]以科技为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也不乏表征。例如，认为“有关档案存贮技术、传递技术方面的分支学科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属性”[5]；又如，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激发了档案科学精神，档案科学精神体现在崇尚科学，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研究与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设备与手段来提高档案工作效率”[6]。
第二，重视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
科学的实质是逻辑实证精神。档案学想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其逻辑框架应该阐述类似自然科学的问题。然而，在现实档案学研究中，科学理性更多地表现为其他具体自然科学在档案学研究中的运用。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系统思维与辩证法结合运用的产物；档案存储环境控制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和修复技术、有关档案变质的各种因素等问题的研究，直接涉及生物学、物理学及天文学领域；而档案缩微复制技术、计算机辅助档案管理研究则与现代光电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的进展有关。
第三，自然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档案学的自然科学化只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一部分，是自然主义方法论在20世纪初强势地位的一种必然反映，其突出意义是解决了档案学的相关“技术”问题。然而，“在档案技术装备不断更新的同时，档案利用率却持续低迷”[7] 。同样，1898年荷兰学者缪勒、斐斯、福罗英《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以来注重科学实证“精神”所带来的学术效力，也没有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这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学科规定性，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不能直接套用于档案学研究。
二、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自然科学化道路上的迷失，使得档案学努力成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宣称，“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8]。事实上，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化诉求由来已久。早在官僚体制下，档案作为行政管理的附庸，一直与行政学、政治学渊源甚密。英国档案学家詹金逊甚至认为“鉴定原则在于查明档案文件原初的行政目的”[9]。以社会科学化为诉求的档案学研究，根据某些社会因果关系解释档案馆活动——尽管，馆员和用户作为档案活动的主体能够明白自己的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但档案学家仍需揭示出促使我们这样做、而我们又不知道的真正原因。总体上，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和其他具体社会科学门类相结合
在认识到档案和档案工作中隐含着若干类似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某种价值选择之后，档案学开始比过去更多地向社会科学的邻近学科开放。由此出现了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一些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如档案社会学、档案美学、档案馆管理学、档案馆经济学、档案馆哲学、档案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目前，无论是档案学整体的社会科学化还是有关分支学科的社会科学化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超越了以往档案及档案管理“内部”的狭窄领域，拓展了学科视野。
第二，设法使档案学的理论发展和社会理论的原则相结合
在档案学社会科学化研究中，学者们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一方面，以社会理论为原则演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另一方面，在档案学史研究中，努力揭示档案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将档案学史视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发展的一个经典注脚。这固然扩大了方法学手段，但遭到了脱离实际的批评。
第三，社会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应该说，档案学在建立自己的学术谱系时，对于社会科学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但正像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在1997年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所指出的那样，档案馆应在归档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指导和监督由其他参与者采取的措施，这些参与者汇集了文件的责任者、管理员、制定法规和行为准则的领导以及调配资源的负责人。因此，档案和档案工作无可避免地要涉及人的精神和价值问题，档案学必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某些特征。而在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中，其研究对象必须是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研究旨趣是揭示社会规律。档案和档案工作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但该现象和活动时刻涉及人及其价值问题，本质上表明档案学并不完全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定性。所以，通过“社会科学化”使档案学真正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总体上是失败的。
三、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
在18世纪自然科学兴起和19世纪学科制度化完成之前，档案学和几乎所有学科一样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文知识。以“实证”为核心价值的学科制度化，促使了人文与科学的分途，并使得作为一门人文知识的档案学接受了科学的洗礼，它的人文取向得到了及时“纠正”，并出现了上述“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诉求。以文件生命周期为代表的实证理论，甚至成为现代档案学成熟的标志[10]。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档案学研究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关注“人”自身的研究
档案和档案工作中的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在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存和利用中的主体认识和现实感受成为研究的重点，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样，“关注人——档案业务工作者、档案行政管理者、档案教育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档案利用者——的未来行为与整体行为，关注更大时空内的人的社会责任，从而构建现代档案学的新体系”[11]，成为档案学界的学术目标。20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技术在档案理论与实践中实现无限扩容。面对新一轮的档案学“技治主义”，人文性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质是要找回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呼应的人的精神世界。
第二，重视人的价值
在具体研究中强调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应然理想”而不是“知识真理”。以人文信念摒弃科学实证，其动力源自“人的发现”，而“人的特有本性在于其价值性”[12]，由此导致了档案学研究中价值论范式的产生。价值论范式立足于人的主体价值，在研究取向上致力于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意味着人对自我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对自身认识之自觉程度的提高。由此，“一些过去不为档案学关注的问题，比如:档案工作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与档案工作改革问题、档案信息总量飞速增加与档案部门适应问题、信息时代来临与档案工作对策问题、 档案工作国际化问题等等 ， 陆续进入档案学关注的视野”[13]。显然，价值论范式的理论思考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其现实基础则是档案由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第三，人文科学化不是档案学的发展取向
人文科学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围绕“价值”概念建立档案学理论，努力解决现实档案工作中的价值问题，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最终目标或善良愿望。其基本思路是：预设某个理想，然后希望现实档案工作能够达到理论所描绘的那个理想图景。这一研究思路不是基于具体“事实”，而是基于自我的主观“价值”想像，从而将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对立了起来。例如，提倡档案个性化服务的理想是善良的，但人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考虑这部分用户的个性难免会顾此失彼地无视那部分用户的个性；考虑全体用户的个性，则会失去个性。其症结在于：研究者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档案世界，形成了外在评论式的研究，从而既悬置了事实问题，也遮蔽了价值问题，个性化服务的价值弘扬变成社会和档案学者赏赐给用户的恩典。显见，由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使得人文档案学也未能构成关于档案学的完整表述。尽管，作为一种学术视角与价值选择，人文档案学自有其学术意义，但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整体上并不符合人文科学的学科规定性。
四、构建超越学科依附的、具有自主学科地位的档案学
在目前的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三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分别固守客观性和价值性的两端，社会科学以客观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关联而处在二者之间。在这种学科分类框架下，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模糊的。早期的档案学研究混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两者思维方式的互竞与妥协也几乎完整地表现在档案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文”概念的提出，使得档案学增添了视角，并从二元对立的传统学科分类模式中分离了出来。人们发现，档案学与价值、性质等人文科学的范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档案和档案工作中，始终存在无法实证或未经证实的理论而又为人们所相信并信仰。例如，法国《穑月7日档案法令》第37条所规定的“每个公民都有权了解在任一档案库房保存的档案的内容”，就是一个人文价值选择，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论证的。所以，E·希格斯认为，《穑月7日档案法令》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将一切档案向公众开放，只能是革命时期的权宜之策，事实证明任何统治者都难以完全做到”[12]。相反，一些经过“实证”的结论却可能很快被抛弃。例如，某些基于“科学实证”的鉴定方法在现实档案鉴定中反而表现出无能。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和人文都只反映了档案学的某一侧面，而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档案学的全部本质属性，因而未能有效地提升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它们的历史功绩更多地在于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揭示了档案学发展的多种路径。总体上，档案学既然以研究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学自身的有关问题为职志，就必然涉及人和社会，不能仅仅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和逻辑来建立档案学。同样，档案学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不能简单地套用社会、人文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建构档案学科的理论体系。因为，社会科学以“社会”为核心，是“社会”之学；而人文科学以“人”为核心，是“人”学。档案学同时关注“社会”与“人”，档案与社会、档案与人，是档案学的永恒命题。所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学科标准都不能规范与框定档案学的发展。
我们相信，档案学有自身学科的特殊性，档案学科需要建立的是以档案与档案工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独立科学。档案学虽然需要相关学科的加入并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结论，但它的学科独立性不应受相关学科介入的影响。诚如李财富、丁华东指出：“档案学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还是依靠自我发展，鲜明的学科特色只能出自自我创新，真正的动力也只能来源于档案学界内部而非其他学界。”[15]惟其如此，档案学才有希望构建为一门成功整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优势的新的综合性学科。
注 释：
[1]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下)》，《兰台世界》2000年第7期。
[2]［英］吉登斯·安东尼：《为社会学辩护》，周云红、陶传进、徐阳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潘玉民：《档案科学研究需用科学精神》，《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4期。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谭琤培：《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上)》，《兰台世界》2000年第6期。
[6][7]李圭雄、黄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档案工作中的融合与共建》，《湖北档案》2004年第9期。
[8][13]蔡丽娜、张利：《也谈档案学的学科定位》，《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3期。
[9]武文秀：《国外现代档案学思想的总体特点分析》，《湖北档案》2008年第4期。
[10]傅荣校、韩云云、陆加敏：《论档案学研究角度的转变》，《浙江档案》2008年第5期。
[11]王协舟：《基于学术评价视阈的中国档案学阐释与批判》，《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1期。
[12]常江、胡海波：《从实在论走向价值论的当代哲学》，《理论探讨》2007年第1期。
【摘要题】文件理论
【关键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正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倪道善等著：《文档一体化——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何嘉荪、傅荣校著：《21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邹吉辉：《文件生命周期的实质是文件利用价值转化过程》，《兰台内外》1999年第3期。
4.邹吉辉、何永斌：《档案本质属性再研究》，《上海档案》2002年第2期。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档案学研究发展迅猛、成就辉煌,理论论著琳琅满目,研究成果数量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仅“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就出版档案专著30余部,出版档案系列教材2套和单科教材多种。笔者不揣浅陋,仅就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问题谈点个人思考与认识。
关键词：档案学、理论体系、实践问题、意识困境、现实问题
中图分类号：G270 文献标识码：A思考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
[1]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2、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
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2]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3]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思考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1、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在学科本位意识的作用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往往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此来着眼和构思档案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档案工作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4]“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5]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6]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7]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8]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9]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0]参考文献:[1]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2]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3][8]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4][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 联书店1987。[5]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6]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7]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9]陈兆祦:《谈档案学研究面向世界问题》《兰台世界》1998(7)。[10]管先海:《对档案学研究发展特点和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3)。
思考之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由于“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研究者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2]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3]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
笔者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本质规律对档案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问题是档案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它的主流。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 “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逐渐成为自觉不自觉的集体“冲动”而使研究者们趋之若鹜,从而导致“为学科理论体系而学科理论体系、把学科理论体系当作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使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现实渐行渐远。特别是当今“档案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感到疑惑,需要档案学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就难免会令人质疑,学科建设也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档案学学科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对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理解和解决。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很赞赏那种真正的档案学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那种不知“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何物、为思辨而思辨的“书斋式”、“经院式”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笔者分析档案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在探索档案学体系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笔者在此强调我国目前档案学研究应当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向问题意识转变:对档案学这门有待发展的新学科来说,问题意识是这一学科研究取得进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而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对具体档案工作问题的研究进展;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档案学本身就承担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使命。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问题开始,“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 [4]任何一个问题当它提出来之时,在它的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求解方向或解决的途径,甚至包含了提问者准备接受的答案。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我是否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性”何在?这一“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层次上成为问题,是自己提出的“私人问题”还是为他人公认的“公共问题”,在什么角度和多大程度上与前人或传统的问题存在衔接但又与众不同,问题的本身所蕴含的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潜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又在哪里。“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是指是否存在引导人们通向新的档案学领域的可能性,或者问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创造的开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某些档案学研究之所以发展迟缓,原因之一在于研究者问题意识淡薄导致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在“问题性”上有缺失。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该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是与众不同的问题。近年来,人们所讨论的要么是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要么是相关学科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学科的问题。其二,该问题缺少方向性和未来性,它难以指明档案学未来理论的方向和实践的方向,它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然后跟着别人的问题走,没有自己的方向,别人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5]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
思考之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
1、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
在学科本位意识的作用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往往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此来着眼和构思档案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档案工作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档案学的研究者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获得灵感、得到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束缚了档案学学科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成为阻碍我国档案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因素。笔者认为,学科的建设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为学科取决于多方面条件,如果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一味地按照已有的学科模式和框架编造出一个学科来,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算学问、才有地位,只能是对学术研究的误解。笔者还认为,学科本身是需要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新的学科在学科的分化与综合中得以产生和建立,但如果认为学科的发展就是学科数量的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应是学科内在水平的提高,而学科内在水平的真正提高必须以问题为基础与前提。因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从而努力走出困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问题”、“问题意识”并“强化问题意识”呢?
“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6]“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7]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8]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笔者这里所指的“问题”,是指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主义”则指档案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那么,如何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呢?具体来说,一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参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理论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应用性的,是来源并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因此,档案学理论只有扎根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从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发现、寻找并解答问题,这样的理论才是充满活力的。二要有档案学理论的敏感性。当前不少从事实际档案工作的研究者,虽然对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很了解,但缺乏理论敏感性,看不到具体问题背后隐含的理论,因而其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是从具体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解答,即停留在“经验档案学”层次。档案学研究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是不可能提高它的学科地位的。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加强理论素养,培养理论敏感性,善于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既要关注宏观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微观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关系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宏观现实问题,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的科技、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档案事业发展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又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面临的、能折射出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量微观层面的现实问题,如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问题,看起来也是档案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但它所折射的却是档案职业精神这样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再如档案信息推送服务、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似乎也是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但它所蕴涵的是全新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是理论工作者不应忽视的。四是要关注热点问题,但不要盲目追逐热点。一方面要关注热点,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的激情,密切关注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并进入这些新的、前沿的学科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热,在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缜密理性的思维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富有创新性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他人的材料和观点。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
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表面形式看,亦即从文本而言,呈现出数量繁荣但少有质量的提升,即档案学研究成果“量”与“质”不相协调的现象。固然,成熟的理论一定是有体系的理论;但反过来,有体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成熟的理论,体系也不一定标志理论的成熟。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学术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学术的影响,在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追求体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论研究时间长短与深浅,动辄就对对象做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表述。由于有其他现成的学科体系框架作参照,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确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这里,所谓学科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学科仅成为外衣,至于内在的实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说,笔者认为,关注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是当代中国档案学重获造血机能、克服华而不实之风的关键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物理学“原始问题”的关注,这里的“原始问题”亦即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 [9]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信息化时代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如果囿于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档案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
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界就颇为流行与国际接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现象,然而就在这种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尊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档案学研究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不仅割断了古代档案人重视档案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档案工作“注脚”的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建设实际上有自身的优势,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档案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档案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挖掘的关键。中国档案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宏大课题”上很难有创新的余地,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档案大国”(指档案数量)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要由“档案大国”成为“档案强国”,档案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一味强调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笔者深信,处于巨大社会转型和档案事业变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问题来源地”,无论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档案事业改革方面,也无论是在理念革新还是理论转型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档案学目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远远达不到西方档案学的境界的话,那么,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丰富“问题”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未完全遇到的,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档案学要做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0]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11]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2]
注释:
[1]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档案学通讯》,2005(4)。
[2]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
[3]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
[4]连成叶:《执著的追求》,《档案学通讯》,2004(2)。
[5][10]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
[6][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
[8]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
[9]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
思考之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由于“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研究者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2]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3]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
笔者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本质规律对档案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问题是档案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它的主流。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 “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逐渐成为自觉不自觉的集体“冲动”而使研究者们趋之若鹜，从而导致“为学科理论体系而学科理论体系、把学科理论体系当作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使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现实渐行渐远。特别是当今“档案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感到疑惑，需要档案学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就难免会令人质疑，学科建设也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档案学学科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对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理解和解决。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很赞赏那种真正的档案学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那种不知“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何物、为思辨而思辨的“书斋式”、“经院式”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笔者分析档案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在探索档案学体系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笔者在此强调我国目前档案学研究应当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向问题意识转变:对档案学这门有待发展的新学科来说，问题意识是这一学科研究取得进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而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对具体档案工作问题的研究进展;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档案学本身就承担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使命。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问题开始，“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 [4]任何一个问题当它提出来之时，在它的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求解方向或解决的途径，甚至包含了提问者准备接受的答案。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我是否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性”何在?这一“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层次上成为问题，是自己提出的“私人问题”还是为他人公认的“公共问题”，在什么角度和多大程度上与前人或传统的问题存在衔接但又与众不同，问题的本身所蕴含的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潜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又在哪里。“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是指是否存在引导人们通向新的档案学领域的可能性，或者问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创造的开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某些档案学研究之所以发展迟缓，原因之一在于研究者问题意识淡薄导致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在“问题性”上有缺失。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该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是与众不同的问题。近年来，人们所讨论的要么是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要么是相关学科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学科的问题。其二，该问题缺少方向性和未来性，它难以指明档案学未来理论的方向和实践的方向，它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然后跟着别人的问题走，没有自己的方向，别人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5]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
思考之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
1、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
在学科本位意识的作用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往往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此来着眼和构思档案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档案工作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档案学的研究者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获得灵感、得到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束缚了档案学学科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成为阻碍我国档案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因素。笔者认为，学科的建设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为学科取决于多方面条件，如果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一味地按照已有的学科模式和框架编造出一个学科来，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算学问、才有地位，只能是对学术研究的误解。笔者还认为，学科本身是需要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新的学科在学科的分化与综合中得以产生和建立，但如果认为学科的发展就是学科数量的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应是学科内在水平的提高，而学科内在水平的真正提高必须以问题为基础与前提。因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从而努力走出困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问题”、“问题意识”并“强化问题意识”呢?
“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6]“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7]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8]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笔者这里所指的“问题”，是指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主义”则指档案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那么，如何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呢?具体来说，一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参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理论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应用性的，是来源并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因此，档案学理论只有扎根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从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发现、寻找并解答问题，这样的理论才是充满活力的。二要有档案学理论的敏感性。当前不少从事实际档案工作的研究者，虽然对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很了解，但缺乏理论敏感性，看不到具体问题背后隐含的理论，因而其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是从具体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解答，即停留在“经验档案学”层次。档案学研究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是不可能提高它的学科地位的。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加强理论素养，培养理论敏感性，善于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既要关注宏观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微观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关系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宏观现实问题，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的科技、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档案事业发展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又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面临的、能折射出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量微观层面的现实问题，如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问题，看起来也是档案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但它所折射的却是档案职业精神这样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再如档案信息推送服务、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似乎也是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但它所蕴涵的是全新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是理论工作者不应忽视的。四是要关注热点问题，但不要盲目追逐热点。一方面要关注热点，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的激情，密切关注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并进入这些新的、前沿的学科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热，在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缜密理性的思维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富有创新性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他人的材料和观点。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
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表面形式看，亦即从文本而言，呈现出数量繁荣但少有质量的提升，即档案学研究成果“量”与“质”不相协调的现象。固然，成熟的理论一定是有体系的理论;但反过来，有体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成熟的理论，体系也不一定标志理论的成熟。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学术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学术的影响，在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追求体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论研究时间长短与深浅，动辄就对对象做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表述。由于有其他现成的学科体系框架作参照，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确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这里，所谓学科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学科仅成为外衣，至于内在的实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说，笔者认为，关注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是当代中国档案学重获造血机能、克服华而不实之风的关键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物理学“原始问题”的关注，这里的“原始问题”亦即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 [9]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信息化时代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如果囿于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档案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
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界就颇为流行与国际接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现象，然而就在这种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尊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档案学研究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不仅割断了古代档案人重视档案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档案工作“注脚”的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建设实际上有自身的优势，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档案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档案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挖掘的关键。中国档案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宏大课题”上很难有创新的余地，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档案大国”(指档案数量)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要由“档案大国”成为“档案强国”，档案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一味强调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笔者深信，处于巨大社会转型和档案事业变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问题来源地”，无论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档案事业改革方面，也无论是在理念革新还是理论转型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档案学目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远远达不到西方档案学的境界的话，那么，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丰富“问题”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未完全遇到的，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档案学要做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0]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11]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2]
注释:
[1]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档案学通讯》，2005(4)。
[2]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
[3]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
[4]连成叶:《执著的追求》，《档案学通讯》，2004(2)。
[5][10]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
[6][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
[8]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
[9]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直接形成；探索
《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由刘东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笔者自收到该书的第一时间起，就冒着室外最高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认真拜读并爱不释手。仅仅用三天的时间就浏览了全书，并紧接着进入重点内容的细读。该书是刘东斌先生苦坐冷板凳十余载，遍览相关方面的论述，不畏艰辛深入研究，终于将他对“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观点思考与论证的结果以鸿篇巨制的形式，向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献上了一份厚礼。
认真拜读之余，着实被他那严谨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并明显感受到了这本书的特殊之处。现就对该书的感受写成系列读后感，以表对刘先生的尊敬之情并与他就有关问题展开商讨。此为开篇，主要论述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为其点赞。
1 治学严谨
学术研究是一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特殊工作，从事学术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且还必须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学是否严谨也是研究者人品的试金石。
纵观《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此书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在“参考文献”中分别列出“图书”171条、“期刊”408条、“其他”9条，共计588条。而在504页正文中使用的脚注共有1494条，其中6条以上者就有63页，而没有脚注的则只有52页。当然，由于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所以尽管全书依版权页标注有606千字，但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的论述比例颇少，综观作者本人论述（观点）的篇幅或许难以超过四分之一，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专著之最了。但若要问对书中如此之多的引述阅读之后的感觉如何？就笔者的直觉而言是读来一点也不感到累骜，更不显难以接受，反而觉得此种论述方式很有必要和味道。做学问就是要以广泛浏览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深入细仔的理解、分析和研究为基本要求，并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观点，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刘东斌先生在该书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1.1 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本书的立足点是颠覆“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档案学理论中传统的基本观点，并大胆提出“档案是直接形成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这涉及的是一个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且作者是要对其实施彻底的颠覆，这就不仅需要极为大胆的魄力，更需要拿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有理有据的论述。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需要，刘先生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化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本着“沙里淘金”的精神，认真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论述，经多闻阙疑后，针对各种论述做出了自己的点评，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有理有据。让人读来不仅没有通过剪切加粘贴的办法，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感觉，反而明显感到作者坐破寒毡、磨穿铁砚的治学精神，这种做法也符合了科学研究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为了充分听取反响意见，刘先生早在2008年5月就将其文章贴到了“档案界论坛”上“《论档案形成在前》欢迎拍砖，尤喜冷砖！” [1]广泛听取网友的意见，至当年12月6日，共发帖202个，足见其反响的热烈程度。随后又于2011年5月由刘先生本人将此贴顶起，再次引起新一轮的讨论，至2013年10月7日，帖子增至595个。2014年1月刘先生本人再次顶起，至2016年6月，帖子已经增至947个。足见刘先生对此问题研究的执着。
1.2 符合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凡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发展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合理内核的不断充实、丰富从而达到发展；二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进行扬弃和修正，使其得以沿着科学的正确方向走向新的高度；三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提炼和归纳，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发展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来不得半点的自以为是和凭拍脑袋随意论述，而《档案直接形成论》正符合了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1.3 此种方式对读者大有益处。读罢本书，面对如此特色，不仅不为厌恶，反倒还为其拍案叫绝，另一个原因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从中得到诸多的益处。在我国档案界，真正能够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许为数不多，而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同志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渴望了解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动向的档案工作者却为数众多，而在这为数众多的档案学人中，对于现状的了解则相对有限者居多。该书通过近1500条注释，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内容丰富、高度浓缩的信息库，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方面研究中历史发展信息的阶梯。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其中富含的“营养成分”对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2 自成体系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繁锁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凡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原有档案领域的名言（刘先生在“前言”的开头讲到，“中国档案学理论有句名言：‘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简言之即‘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的颠覆，那势必是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胜任的。但这对于痴心于档案事业，并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拥有高度责任心的刘东斌先生来讲，却注定也是一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工作。记得这个问题在“档案界论坛”上讨论时，刘东斌先生面对大家观点相左的议论曾谈到“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我的水平问题。限于水平，无法用简短的论述来证明我的观点。”[2]是的，这确实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到位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让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说，那怕最终还是认为此观点是不正确的。
2.1 追根溯源。一是从我国档案产生之源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作者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到，“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此为上述引文在《档案直接形成论》中所在页码的序号，由于本文是该书的读后感，所以凡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采用此种精简的标注法）
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具体论述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展开。
二是从“档案形成在前观”的提出追根溯源。刘先生引用了丁志民发表于《档案工作》1985年第1期上的《档案信息观》一文中的一段话，“人类最早产生的比较完备的记录形式当首推档案了，而其他记录形式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适应社会需要逐步产生的，它们在某些方面取代或发展了档案的功能”，“许多其他记录形式部分地源于或派生于档案。”（146页）由此看来，“档案形成在前观”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而刘先生对此问题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文章和著作，并孜孜不倦地注重对此问题的研究，以致最终将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奉献给了档案界。
2.2 论述全面。《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从分析“文件”和“档案”的定义入手，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的形成观”“档案学逻辑起点”“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档案实体”“档案副本”“收文不是档案”“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档案价值”“档案与现行文件公开”“电子档案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最终还着重论述了“档案直接形成论的理论意义”。全书共设16章，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构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体系。
3 实践性强
本书论述的内容属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大凡基础理论往往会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尤其是对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而言，往往在读完一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感到如同是雾里看花，实在难以看清其真正的面貌。即使是一些属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范畴的专著，如档案价值、档案价值鉴定等，往往读完之后也让读者实在难以能在其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中找到一座联系的桥梁。而《档案直接形成论》尽管论述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但由于其论述通俗易懂，且又是建立在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用、分析和点评的基础之上，所以能让读者了解这一方面的研究现状如何，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新观点的可取之处在哪儿，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整个论述不显高深莫测，更不显虚幻不定，让读者感到好读、可亲，这也许就是刘东斌先生长期在档案局办公室和业务指导科工作的缘故吧。
4 贡献颇大
尽管《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在“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形成在前”说，以及对“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 观点的颠覆等，笔者自有不同看法（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逐一表述），但该书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4.1 做了必要的探索。作者在前言中讲到：“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是否真的“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但笔者还是愿意承认刘先生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既然传统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观点已经受到来自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发展带来的挑战，并面对某些问题已经呈现了无力解释的窘境，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躬身反思。既然随着档案事业的深入发展，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我们去研究、去攻克，那就需要有大胆创新者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勇敢地探索和攀登。毫无疑问，刘东斌先生用具体行动向业界表示：他做到了。
4.2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到底是否正确，或说其正确性占比有多大，自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就本书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的有益贡献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刘先生在前言中还讲到，“诚然，它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哪怕它只要能比‘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多解释一个理论问题，也算为中国档案学理论添砖加瓦了。或许它是个谬误。只要经过论证，它确实是谬误，那也算为后人趟了回路，说明此路不通，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教材。”
【关键词】近十年；幼儿成长档案袋；研究文献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17（2014）07/08-0010-04
【作者简介】张艺玲（1989-），女，广西贵港人，西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中明确指出：“教育评价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教育的适宜性、有效性，调整和改进工作，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指出：“全面了解幼儿的发展状况，防止片面化，尤其要避免只重知识和技能，忽略情感、社会性和实际能力的倾向。”[1]由此可见幼儿发展评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幼儿成长档案评价作为一种新的评价方法，与以往传统的评价方式相比较，具有全面性、真实性和情境性等特点。为了了解我国关于幼儿发展评价的研究状况，笔者以2003年到2013年为期限，在CNKI输入“幼儿成长档案”，获得关于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文章73篇（详见表）。本文试对这73篇文献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分析我国近十年（2003-2013）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研究的基本情况，以期对今后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理论和实践有所帮助。
一、幼儿档案袋评价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档案袋的理念来源于传统的视觉艺术，它主要用来收集艺术家经过精挑细选出来的作品，是一种表现艺术家个人设计风格和领域的作品集。 档案袋的内容包含面很广，通常包括设计师、音乐家、画家或者摄影家以前所做的作品或作品图解等。选出来的作品都是能体现艺术家的创造性和专业水准的杰作，以便向别人展示。
档案袋评价是在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以标准化为特征的测验在以往评价中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理念下，课程与教学要求教师把预先选定的知识一一教给学生，然后通过测验来评定学生的成绩。由于测验受到科技理性的影响，追求的是试题的客观性和成绩的量化，导致这种测验脱离了知识应用的具体情境，忽略了师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在这么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档案袋评价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档案袋评价在美国兴起，随后，档案袋评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在实践工作中也体现出了它特有的优势。近年我国教育工作实践者也开始慢慢关注档案袋评价方法，并在实践工作中和研究理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关注档案袋评价方法，并作为一种新的幼儿发展评价方式在实践中运用。
二、档案袋评价概念界定
概念是构成理论的基本要素，一种成熟的理论依赖于对概念明确无误的界定。纵观近年来我国关于档案袋评价的相关文献分析，我国学者们对档案袋评价的概念界定很多，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为了方便研究，笔者列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东北师范大学的姚伟（2007）在《当前幼儿园档案袋评价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一文中指出：“档案袋评价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与计划，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收集幼儿作品，展示幼儿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进步的历程，以有效促进幼儿在知识、技能与态度、情感、价值观等诸方面协调发展的评价方式。”[3]李风华（2004）在《档案袋评价――关注学生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档案袋评价是有目的地收集有关学生学习表现的一些信息，包括考试成绩、作业、笔记、作品、照片、录音带、录像带等，并附有学生自评、教师评语、同学互评及家长评语，以展现个人学习的历程及意义。”[4]而殷思华（2009）则认为“档案袋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学生某一学科的作品，以便于向教师、学生本人和其他人展示学生在某一学科上的表现、 发展和所取得的成绩。”[5]我国学者钟启泉认为“档案袋评价”一方面是搜集学习者的作业样品以及教师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评价记录，另一方面是将搜集的资料作为对学生进行评价的素材。
从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档案袋评价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学者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档案袋评价的基本内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档案袋评价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的性强。档案袋评价是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与计划，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收集幼儿作品。第二，评价主体多样化。参与评价的主体可以是教师、幼儿或者家长。第三，与传统的评价方法相比，档案袋评价不仅能考察幼儿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发展，而且也可以考察幼儿态度、情感、价值观等诸方面发展。
三、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研究现状分析
（一）我国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文献的基本情况
由表可以看出，在这十年中，我国每年关于幼儿档案袋评价的文章的数量并不十分稳定，但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据笔者收集到的文献来看，2003年没有学者发表关于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相关文章，到2004年发表了5篇，2005年只发表4篇，2006年之后，虽然每年发表的数量不同，但都在5篇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日益重视。
（二）幼儿档案袋评价所依据的理论基础
任何实践都需要以一定的理论为支撑，档案袋评价也不例外。从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幼儿档案袋评价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化智能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特色是：（1）儿童个人世界的关联，学习者拥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心理状态、学习风格与能力、动机、感情等。（2）知识是建构的，所谓的学习，是建构知识、意义和理解的建构式过程。（3）重视合作和沟通的过程，学习是在积极的人与人的交互作用过程中进行的。（4）重视超越了学校的学习活动的价值，学习是情景化认知的连续性和情境依存性。[6]由此可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它不仅要求学习者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性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习者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而档案袋评价强调评价主体的多样性，参与评价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也可以是儿童、家长，也可以是社区人员。这样，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就档案袋评价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多元智能理论支持八种“智能”独立存在：言语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肢体动觉智能、音乐节奏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各种智力的不同组合正是人与人之间智力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评价对象，没有统一标准，更应多维度考虑。[7]如龚欣（2005）在《运用档案袋评价促进幼儿个体发展》一文中强调，多元智能观要求教育评价体现“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发展能力”等现代教育观念，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研究运用档案袋评价促进幼儿个体发展。[8]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对幼儿档案袋评价的理论基础研究比较少，并且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个角度，较少跨角度去研究。从笔者收集到的文献，只有寥寥几篇文章是运用了多种理论为研究基础的。如刘永华（2011）在文献梳理及现象分析的基础上，以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现代人本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运用档案袋法评价小班幼儿绘画的理论构想，形成了基本的评价观；[9]张莉萍（2005）在《运用档案袋法评价小班幼儿发展的行动研究》一文中以多元智力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来探讨运用档案袋评价方法评价幼儿发展。[10]
（三）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理论层面的研究
从收集到的相关文献来看，目前我国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理论层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多。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理论层面的研究涉及到的范围广泛，主要集中在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介绍和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反思这两个方面。一是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介绍方面。此类研究主要集中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类型、作用等方面，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胜楠（2013）在《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价值及建议》一文中明确指出，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作用如下：“真实、全面、动态地描述幼儿发展与成长的过程”，“有利于幼儿主体性的发挥，体验成功感和责任感”， “为教师反思提供条件，有助选择最优教育策略”，“促进家园之间的沟通，形成教育合力”等。[11]姚伟在《当前幼儿园档案袋评价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一文中认为，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符合现代教育评价，强调评价的目的不是为评价而评价，而是为发展而评价的理念，能够充分体现评价作为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的发展。[12]姚玉龙（2004）认为，档案袋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展示型、文件型、评价型、课堂型以及理想型。[13]二是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反思方面。此类文献主要是对大多数幼儿园所沿用的幼儿档案袋评价观念、方法的反思批判，指出目前我国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国内对幼儿档案袋评价的批判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姚伟在《当前幼儿园档案袋评价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一文中明确指出，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存在着“重结果轻过程”，“ 对幼儿作品的选择存在盲目性”，“ 对幼儿作品缺少必要的说明”，“档案袋评价结果的构成不全面”等问题。同时他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对于“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姚伟指出，在运用档案袋评价时， 应避免将之变为单一成果型评价， 而应着重体现过程性。成果型档案袋可以集中体现幼儿在一次活动中获得的成就， 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总结。过程型档案袋则应重点呈现与展示幼儿为达成目标而努力探索与反思的历程。对于“对幼儿作品的选择存在盲目性”的问题，姚伟认为，第一，可以选择幼儿为活动做准备的资料。第二，可以选择体现幼儿阶段性探索成果的作品。第三，可以选择活动结束时幼儿的总结性作品即最终成果。对于“对幼儿作品缺少必要的说明”的问题，姚伟指出只有图文并茂地予以呈现，才能再现活动的情景，对评价来说才是有价值、有说服力的材料。[14]对于“档案袋评价结果的构成不全面”，姚伟在文中引用了瑞吉欧教师的话：“档案袋的评价结果是指在整理档案袋中有关幼儿成长与发展的评价信息后，对幼儿发展所作的整体评定， 通常以模糊等级评估+观察记录+评语的方式呈现。”[15]殷思华（2008）等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存在着的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分析，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每一阶段存在的问题都明确指出。如组织计划阶段存在着“评价的类型单一”，“缺少评价标准”，“与幼儿、家长缺乏沟通合作”等问题。在作品收集阶段存在着“不清楚应该收集和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放入幼儿档案袋”，“不清楚收集和选择作品的渠道和方法”等问题。在成果展示阶段存在着“成果展示流于形式，往往只是幼儿优秀作品、文件夹或作品集的展示，而对作品的真正评价却较少”等问题。[16]
（四）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实践层面的研究
从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实践层面的研究也比较多。此类文献多注重实证研究，操作性强，一提出问题，随即有相应的实施策略。孙文云（2008）等在《幼儿音乐教育档案袋评价的模式》一文中，用访谈和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如何构建幼儿音乐教育档案袋评价的模式。她在文中指出，幼儿音乐教育档案袋评价模式应该从幼儿音乐教育的目标出发，确定评价的维度。我们首先对幼儿音乐教育的目标重新定位，明确幼儿音乐教育的价值所在；然后确定幼儿音乐教育评价的维度；最后构建幼儿音乐教育档案袋评价模式。[17]张妮妮（2007）在她的硕士论文《幼儿园档案袋评价的实施策略》中，运用观察法、谈话法、作品分析法、轶事记录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得出在组织计划阶段的实施策略应该“根据评价目的选择不同的档案袋”，“多渠道选择档案袋的内容”，“与幼儿共同选择档案袋的形式”并“ 取得家长的配合”。 在作品收集阶段，研究者从收集作品、选择作品、注释作品及管理作品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实施策略，得出“广泛收集作品”，“引导幼儿自主选择作品”，“ 图文并茂注释作品”，“利用‘记录表’管理作品”等实施策略。在成果展示阶段的实施策略这一阶段，研究者得出“鼓励幼儿进行自我评价”，“生动形象撰写评语”，“定期进行成果展示”[18]等是实施策略。肖菊红（2010）在《主题活动中幼儿成长档案袋的构建和运用》一文中提出了“四个聚焦”策略，如“聚焦家长――强调互助”，“聚焦孩子――突出主体”，“ 聚焦观察――体现指导”和“聚焦主题――凸显整合性”等策略。[19]皮军功（2008）等在《幼儿档案记录的核心理念和基本技术》一文中强调：实践操作中，幼儿档案袋记录必须秉持真实记录幼儿发展、嵌入课程全过程、深入研究幼儿等核心理念，并解决如何分类、如何编辑及具体记录什么等基本技术问题。[20]
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实践层面的研究的特点体现在：一是注重实证研究；二是研究范围广泛，操作性强。
（五）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研究方法
据笔者收集到的相关文献来看，目前我国大多数关于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研究都是以总结、推理分析等思辨研究方法，缺乏量化研究。如孙文云等在《幼儿音乐教育档案袋评价的模式》一文中用访谈和文献分析的方法论述了如何构建幼儿音乐教育档案袋评价的模式；张妮妮（2007）的硕士论文《幼儿园档案袋评价的实施策略》运用观察法、谈话法、作品分析法、轶事记录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了幼儿园档案袋评价在各个阶段的实施策略。[21]刘永华（2011）综合运用观察法、访谈法、作品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通过与一线教师的合作，对小班幼儿绘画评价进行了行动研究，旨在探索并初步建立运用档案袋法评价小班幼儿绘画的标准体系和实践操作体系。[22]
四、我国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一）评价的理论基础薄弱
据笔者所搜集的文献中，仅有几篇是从理论视角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提出了建议。据笔者看，我国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理论基础之所以如此薄弱，可能是由于档案袋评价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率先被美国应用到教育评价中，而档案袋评价方面的知识2000年后被我国学者所关注，并首先在我国中小学教育评价中运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才逐渐被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运用到幼儿发展评价中。
（二）评价研究涉及的内容分布不均衡
从笔者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在现有的幼儿成长档案袋研究领域，呈现出研究内容的失调、分布不均情况。譬如，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理论层面的研究设计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介绍和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的反思这两个方面；如涉及幼儿档案袋评价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化智能理论的研究。
（三）评价内容所覆盖的范围集中于微观和中观层面
绝大多数的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研究只是对一些数据和个别现象的归纳与分析，很难上升到理论的层面，限制了对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宏观层面的把握。微观和中观层面研究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就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做出大的贡献，只有在对微观层面把握和分析的基础上，加大对宏观层面研究的重视，幼儿成长档案袋评价研究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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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档案；档案文化；文化价值；述评
档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是人类文化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以来，研究者开始审视档案与文化的关系，不仅提出了“档案文化”的概念，而且，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档案的文化价值，同时探讨了档案文化价值开发利用的途径和方法。笔者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检索到1997年～2012年间题名含“档案文化价值”的期刊文献42篇，本文拟就档案与文化价值的关系、档案文化价值的属性特征、表现形式、实现途径等四方面进行述评。
1 档案与文化价值的关系研究
王英玮《档案文化论》一书将“档案文化价值”定义为：“人类通过各种有效的劳动、智慧、经验等创造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社会存在和发展需要的档案有用性、有益性的总称。”[1]关于“档案”与“文化价值”之关系，研究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论断：
1.1 属性决定论。傅荣校、沈玉认为，档案文化价值是由档案内外两方面的属性特征决定的，档案外在的记录符号载体符合文化表现的基本条件，档案内在的信息内容属性则决定着档案的文化属性。[2]彭韶霜等认为，档案文化价值与档案内容本质紧密相连，档案内容的本质决定着档案文化价值的取舍与体现。[3]李婉月、张煜明认为，档案的内容决定于文化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文化内涵，决定了档案记录着不同的内容。[4]
此类观点说明，档案文化价值是由档案内容本质和外在形式决定的，档案记载的内容取决于文化的发展，而档案内容本质又决定着档案文化价值的体现。
1.2 积累传播论。岳忠福、张秀芹认为，档案的记录、保存、编纂、释读与文化的传承、延续有着“剪不断”的联系。[5]刘东斌认为，档案的长期积累，使人类文化得以绵延发展，而档案文献信息的传播，又使文化得以互相交流。[6]傅虹也认为，档案是历史文化的积累沉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7]杨圆圆甚至还将档案形象地比喻为“人类文化的贮存器”。[8]
此类观点强调了档案的积累、传播与文化传承、发展密不可分，指明了档案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1.3 知识信息论。高全忠认为，档案是人类文化知识的最初载体，称赞它为“精神食粮的仓库”。[9]赵菁菁指出，档案包含的信息不是零散的、转瞬即逝的片段，而是包括知识、科学、艺术、道德、习俗、法律、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意识的复杂整体。[10]吕鸿则进一步指出，档案所包含的技术的和精神的成果信息，大都以语言文字形式记载在载体上，因而构成了档案文化价值与语言的关系。[11]
此类观点强调档案是一种知识性的信息资源，突出了档案文化的“知识含量”。
由于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所有研究者都认定：档案具有与生俱来的文化内涵与品格。笔者也对“档案具有文化价值”这一论断深信不疑，但笔者认为，档案的文化价值，不仅在于档案信息中蕴含的文化智慧，而且还在于档案记录载体、保存手段、传播形式的文化审美、文化精神，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档案文化积累的层面、层次及传播方式、范围不同，档案文化价值也就有所不同。
2 档案文化价值的属性特征研究
在“档案文化价值”的研究文献中，对于“属性特征”这部分内容，有的进行了大篇幅浓墨重彩的“通论”，可谓“面面俱到”，有的则抓住几个方面进行“深论”，颇见“功力”，有的虽只是点到为止，但亦不乏精彩的“高论”。
2.1 本质属性。分析档案文化的价值实质，应当透过表面形式揭示隐藏其后的本质。吕鸿认为，档案各种有用性及有益性的产生根源在于“档案形成过程的原始性、档案承载信息的原始性以及档案载体的原始性”。[12]尹合娣也指出，虽然档案文化所依托的档案史料之素材、背景、线索、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都离不开档案的“真实性”。[13]可见，档案文化价值的本质属性在于档案的原始性，也可称之为“真实性”。
2.2 基本特征。黄小斯认为，档案文化价值具有信息性、社会性，档案以其存储、传递信息的知识功能，在历史进程和文化变迁中刻下了社会文化的足迹，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14]
费云林认为，档案文化价值具有：（1）依附性。档案文化价值依附于载体而存在。（2）隐蔽性。档案文化价值不是显现的，而是隐藏在内。（3）可开发性。开发幅度越大、层次越深，档案文化价值也越大。[15]
方立霏认为，档案文化价值既具有直观性、多元性，又具有衍生性，认为档案的文化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它本身，更体现在它经过利用后能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16]刘银平、王淑范也认为，档案文化具有潜在的创造性。[17]
彭韶霜等认为，档案的文化价值不但具有社会性、直观性，而且具有综合性、永久性。他们指出，档案的文化价值是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取决于档案本身具有综合。[18]
此外，王靖凯、邓建科认为，档案具有“民族性”，包含了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人生价值观、“政教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天人合一”的世界价值观等。[19]
综合上述观点，档案文化价值具有社会性、综合性、直观性、隐蔽性、民族性、衍生性、可开发性、可创造性等特征。
3 档案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研究
由于档案文化价值属性特征的多样性，其价值表现形式必然也丰富多样。笔者根据研究者对档案文化价值表现形式的描述，依次将其概括为“双重价值说”、“三重价值说”、“四重价值说”、“五重价值说”、“六重价值说”。
3.1 “双重价值说”。岳忠福、张秀芹将档案文化价值概括为两方面：（1）档案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历史积淀。构成档案的实物材料本身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也凝结着当时人类的文化取向。（2）档案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档案中包含的信息能在社会中传播和扩展，并被人们识别和释读。[20]
“双重价值说”从档案文化的本质属性出发，强调档案在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两方面的重要作用。
3.2 “三重价值说”。傅荣校、沈玉认为，档案至少衍生出三方面文化价值：（1）伸延记忆；（2）延续历史；（3）延续科学技术与积累知识。[21]
杨圆圆认为，档案文化价值表现在档案文字的文化价值、档案文献的文化价值以及档案管理制度、方法及档案保管地的文化价值三个方面。[22]
杨长虹从简析徽州历史档案文化价值入手，阐述档案在文化传承中的凭证、教育和传播作用。[23]
赵菁菁认为，档案文化价值体现在三方面：历史认识价值；社会利用价值；拓展创新价值。[24]
3.3 “四重价值说”。周琼凤认为，档案文化价值表现在四方面：（1）档案是一种文化财富，具有储存文化的价值；（2）档案是文化的积淀，具有传承文化的价值；（3）档案是一种媒介文化，具有传播文化的价值；（4）档案反映文化变迁，具有发展文化的价值。[25]
李丽认为，档案文化价值体现在民族文化价值、学术文化价值、文化创作价值、文化鉴赏价值。[26]
3.4 “五重价值说”。任汉中根据满足人们需要的类型，将档案文化价值区分为五个方面：（1）认识价值。即求真的价值，是对人从事理性活动的价值。（2）冶情价值。即求美的价值，具有满足人们感情生活的价值。（3）规范价值。即求善的价值，就是档案的伦理价值、道德价值，可以规范人们的动机和行为。（4）组织价值。共同的档案决定着人们共同的价值选择，从观念、感情、行为方式等方面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号召力、结合力、凝聚力。（5）传承价值。就是延续某一群体文化传统的功能，使人类文化自身衍生出独特的历史继承性。[27]
3.5 “六重价值说”。刘东斌借助实例阐明档案文化价值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1）民族文化价值。档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民族文化心理的情感寄托。（2）文化创造价值。档案通过开发可诞生独特、新颖、具有创造性的新文化成果。（3）学术文化价值。档案在印证历史、纠正史籍讹误、更正有意篡改等方面有着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作用。（4）文化教育价值。档案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民族觉悟和文化素质。（5）文艺创作价值。档案不仅为文艺创作提供真实的历史背景材料，而且，其中许多典型的真人真事就是文艺创作的好素材。（6）文化鉴赏价值。档案里留下的名人手迹、照片、邮票、证章、钱币等，具有特殊的鉴赏价值，可从中得到美的享受。[28]
持“三重价值说”、“四重价值说”者，是以档案文化价值的衍生性为基础做了拓展和伸延，而持“五重价值说”者，则从满足人们需要的角度予以概括，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档案文化价值表现形式的描述，当推刘东斌的“六重价值说”概括得最为全面。
4 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途径研究
利用档案文化，升华档案内涵，这是档案工作的根本任务。由于档案文化价值的多重性，客观上要求通过多种多样的渠道来实现档案文化价值。
4.1 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费云林指出，档案文化的基础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参与到社会整体文化的建设中去，应该按照时代的要求与建设社会主义大文化的需要，不断拓展档案文化发展的新领域、新阵地、新空间。[29]汪文珍也强调，档案部门要真正融入社会大众文化洪流，积极融入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不时制造文化热效应。[30]事实也表明，选择适当的宣传契机，“搭文化的台，唱档案的戏”，从多方面形成对社会公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理冲击，有利于凸显档案的文化价值。
4.2 通过编研深挖档案文化价值。档案编研成果是可以传播的文化成果，档案编研是档案馆开发利用档案文化资源的有效方式。
面对包罗万象的档案内容，档案工作者如何选题、如何取舍至关重要。黄小斯认为，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及中心任务、社会热点问题选题，寻找编研工作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新课题和切入点，充分体现时代性，使档案编研工作有深度、有特色。[31]
尹倩也强调要立足于“研”，根据社会需求，通过立项研究或参与社会上其他机构课题研究的方式对档案文化价值进行开发，总结出一定的规律、经验和教训，使编研成果为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为存在的问题找到一些解决对策。[32]可见，档案编研工作做得越透，档案文化价值就体现得越明显。
4.3 加强档案文化价值开发对话。档案文化价值的挖掘与实现，需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需要与社会公众的互动。
王靖凯、邓建科认为，坚持以传统文化资源为支点，以现代文化资源为契机，借助传统与现代互动的平台，使传统文化内容与现代形式进一步融合起来，可以保证档案文化价值的承接性与连续性。[33]王莹也强调，找到档案与当下社会生活的结合点才能再现“历史的光芒”。[34]赵雅琴还指出，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诸如加强档案文化价值的理论研讨、注重国内外档案文化学的比较研究等，都有利于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35]
正如孔德明所言，档案文化作为促进人的素质优化的社会环境因素之一，必须在继承传统档案文化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档案文化价值，为人的素质优化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源泉。[36]因此，费云林认为，需要解决档案文化价值开发与社会公众的互动问题。[37]换言之，档案部门要创新档案文化价值，优化社会公众的素质，进而吸引社会力量来共同推进档案文化建设，让两者在互动中获得新发展。
4.4 档案文化内涵研究与产业构建。赋予档案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不是简单的添加文化问题，它需要在开发利用的任何环节都融入文化的气息和含量，使档案文化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有鉴于此，赵菁菁指出，既要研究档案文化中带有全面性、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又要从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方面进行研究，既重视现实的外向开拓，又重视历史的内向探求，追求多元化的呼应贯通。[38]
石敦良认为，基于档案的文学创作、根据档案摄制影视作品等，都有利于档案价值的有效开发以及档案文化的价值构建。[39]
高全忠还提出了档案文化产业的构想：利用市场机制拓展档案文化价值，走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要培育综合实力强的档案文化产业主体，组建档案文化产业集团，将各种经营性档案文化服务资源进行整合集聚。[40]
综上所述，我国关注档案文化价值的学者在逐年增加，学者们对档案文化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在档案走向大众、档案与“休闲”牵手的趋势中，通过对档案文化价值的研究，可以揭示档案文化的产生根源、档案文化价值的构成等一系列问题，只要树立正确的开发利用观念，档案文化价值就一定能够充分体现并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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